20世紀二三十年代，方志敏涉獵了許多進步報刊，他經常給《新江西》（季刊）、《民國日報》的副刊《覺悟》等報刊投稿，此后他又創辦了《新江西半月刊》《先驅》《寸鐵》《鋤頭》《工農報》等紅色刊物，這些成為了方志敏革命思想誕生與發展的重要陣地。《新江西》是方志敏走上革命道路的“領路人”；南昌文化書社和《新江西半月刊》是方志敏大革命時期在江西點燃革命之火的陣地；《覺悟》是方志敏早期革命文學的主渠道；《工農報》等蘇區報刊則成為方志敏探索土地革命和蘇維埃政權建設的主要平臺。可以說，方志敏是閩浙贛蘇區紅色報刊的奠基人之一，為我黨早期馬克思主義傳播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新江西》：方志敏走上革命道路的“領路人”
1899年8月21日，方志敏生于江西省弋陽縣漆工鎮湖塘村。1919年，他從江西弋陽高小畢業，赴省城南昌求學，考入省立甲種工業學校。在南昌，他與黃道、袁玉冰等8人志同道合，常結伴東湖之畔、贛江之濱議論國是、抨擊時政。他們醞釀成立了一個團體，定名為“鄱陽湖社”，1921年元旦更名為“改造社”。1921年春，方志敏在省立甲種工業學校組織學生開展進步活動，發起了名震一時的驅逐腐敗校長趙寶鴻的“驅趙風潮”，最終被學校開除。通過這次斗爭，方志敏在南昌進步學生中聲名鵲起，不僅成為南昌公認的學生領袖之一，也成為江西先進青年的一面旗幟。
通過創辦報刊介紹馬克思主義，是早期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一條重要渠道，《新江西》便是改造社主辦的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刊物。方志敏在《新江西》上發表了《私塾》《哭聲》《血肉》等作品，揭露社會黑暗。《私塾》是方志敏寫的第一篇白話文小說，通過對私塾課堂教學的一個場景的描述，生動地刻畫了塾師頑固的形象。這篇處女作顯示了方志敏在文學創作上的才華。之后，方志敏又寫了一首白話詩《快樂之神》，發表在《新江西》第1卷第3號上。《新江西》出版不久，就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視，把剛出版的黨團刊物和進步書籍如《新青年》等，源源不斷地寄給改造社和《新江西》雜志社。袁玉冰、方志敏、黃道等人每次接到這些刊物，總是如饑似渴地閱讀、學習，并展開熱烈討論。
“改造社”正式出版的《新江西》季刊
1921年秋，方志敏考入九江南偉烈學校中學部，插入該校舊制中學二年級就讀。他學習成績優異，作文尤其突出，得到老師的高度評價，稱其“筆如流水游龍，活躍異致，布局整肅，幾如天衣無縫”。南偉烈學校是美國教會開辦的學校，校方對學生的思想禁錮很嚴。方志敏等革命青年因積極追求進步，很快被反動當局和校方視為難以管束的“不安分”學生，欲將其除名。1922年7月初，方志敏未等校方除名，便自動退學了。他在給同學的信中寫道：“讀書不成，只因家貧。”“我也不愿再讀那些毫無意義的書，我要實際的（地）去做革命工作了。”
不久，方志敏離開九江，漂泊上海，走上了職業革命家的道路。之后，他深入贛南農村調查，并將調查情況以書信形式在《新江西》發表。在南偉烈讀書時，方志敏接觸到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的機關報《先驅》，“非常佩服它的政治主張”，決心要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1922年8月，方志敏經趙醒儂介紹，在上海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他感到身上的擔子更重了，對自己的要求也更嚴了，考慮到此時革命思想在江西傳播不廣，他便要求回江西。1922年9月初，方志敏回到南昌。這時，改造社負責人袁玉冰等先后到北京讀大學，他們主辦的《新江西》也隨之遷往北京發行。
從南昌文化書社到《新江西半月刊》：方志敏點燃江西革命之火
方志敏離開上海時，趙醒儂委托他盡快辦一個“文化書社”，宣傳馬克思主義，打破南昌的沉寂局面。方志敏回到南昌后，邀請了幾個篤誠信仰馬克思主義的朋友和改造社成員，研究如何開展工作。大家認為，首先要發動學生運動，然后通過他們進一步宣傳和組織民眾。為此，方志敏以私立心遠大學旁聽生的身份做掩護，籌劃創辦“南昌文化書社”。
為使南昌文化書社盡早開張營業，方志敏煞費苦心。從籌措經費、租賃社址，到起草宣言，他在其中出力頗多。經過一個多月的積極籌辦，1922年1月初，南昌文化書社在南昌百花洲席公祠附近正式開業，由方志敏擔任經理。南昌文化書社專售革命書報，廣泛宣傳馬克思主義，這是江西第一個從事無產階級革命活動的據點。書社門面不大，但陳列的書籍卻名目繁多，大都是新出版的社會科學書籍和報刊。一些普通書店不敢銷售的書刊，如《共產黨宣言》《資本論入門》《唯物論淺說》《共產主義ABC》以及《解放與改造》《向導》《先驅》等報刊，在這里都有出售，不過不公開陳列，而是放在后廳秘密銷售。這個后廳實際上是一個學習室，它吸引了許多進步青年。每天光顧書社的人，大部分是南昌大中學師生、社會青年、店員和徒工。他們求知欲旺盛，渴望追求真理，新出版的書刊一到，立即爭相購買。方志敏不顧生活艱難、工作勞累，將全部精力都投入辦書社。由于過度操勞引起肺病復發，方志敏3個月間吐血3次，最后病倒了，不得不住進醫院。
1923年1月20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江西地方組織在南昌文化書社建立，發起人為方志敏、趙醒儂、劉拜農等7人。團組織創立之后，方志敏在文化書社繼續出售馬克思主義書籍，廣泛接觸進步青年，同時，還積極籌辦周報《青年聲》。當時，團組織決定把改造社的《新江西》及《青年聲》作為機關刊物，方志敏擔任了《新江西》及《青年聲》負責人。
由于南昌文化書社有明顯進步傾向，遭到反動軍閥的干涉和鎮壓。1923年3月8日，袁玉冰在南昌被軍閥逮捕入獄。3月中旬，江西督理蔡成勛查封了“南昌文化書社”，并揚言要逮捕“馬克思經理”（指方志敏）。由于方志敏因病住在美國人辦的南昌醫院，幸得身免，不久，他離開南昌前往南京。南昌文化書社雖然只存在半年左右，但以它為據點，為江西革命運動點燃了星星之火。1923年8月，趙醒儂出席在南京召開的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前，他與正在南京東南大學旁聽的方志敏商量，組織旅居上海、南京等地的20余名江西進步青年，重新恢復《新江西》，改為半月刊，定刊名為《新江西半月刊》，宣傳馬克思主義，繼續指導江西的革命斗爭。1923年8月，《新江西半月刊》創刊號在上海發行。1924年3月，方志敏在南昌經趙醒儂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方志敏說，從此“我的一切，直至我的生命都交給黨去了”。
《新江西》半月刊封面
《覺悟》：方志敏早期革命文學的主渠道
學生時代的方志敏，已意識到宣傳陣地的重要，辦刊物成為他主要工作內容之一，編輯成為方志敏的一種重要“寫作”形式。除了《新江西》外，這一時期發表方志敏文章的另一個重要刊物是上海《民國日報》副刊《覺悟》，刊有方志敏小說《謀事》、詩歌《嘔血》《我的心》《同情心》等多篇。
早在五四運動期間，邵力子創辦了《覺悟》，由著名活動家陳望道、施存統等擔任編輯。《覺悟》宣傳新文化運動，在全國影響很大，很受青年歡迎。在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影響下，《覺悟》具有了初步的社會主義傾向。從1920年起，《覺悟》開辟“隨感錄”“詩”“小說”“劇本”專欄，發表了大量文藝著譯，成為五四時期新文藝的主要陣地之一。1920年，尚在江西省立甲種工業學校讀書的方志敏致信《民國日報》，就《覺悟》發表的一篇題為《捉賊》的小說談了自己的看法。他在信中寫道：“《覺悟》上有一篇《捉賊》的白話小說，描寫學生痛打小偷的情景，在青年中引起強烈反響。”他在信中詰問：“小偷算不算最壞的？比他壞的觸目皆是，軍閥、政客、資本家、地主，哪一個不是操戈矛的大盜？為什么大盜逍遙自在、受人敬禮，而小偷卻在此地被吊起敲打？”
《民國日報》副刊《覺悟》
邵力子非常賞識方志敏深刻的見解和辛辣的文筆，于是給方志敏回信，稱贊他的看法一針見血，指出了社會的本質和病根，還約他以后給報社寫稿。這樣，方志敏開始給《覺悟》投稿，他的第一首散文詩《哭聲》就發表在《覺悟》上。后來，他又給邵力子寄去了另一首詩歌《嘔血》，也刊登在《覺悟》上。此后，方志敏常給《覺悟》投稿。在方志敏早期的文學作品中，幾乎有一半是發表于《覺悟》上的。
1922年7月，方志敏退學來到上海，拜訪了《覺悟》編輯。邵力子發現20歲出頭的方志敏不僅才華橫溢，而且對社會和政治有相當洞察力。見方志敏生活困窘，邵力子便伸出援助之手，他熱情地說：“一個大學生想在上海謀個小學教員的位置都很難，我看你暫留在我們報館打雜吧！”邵力子還推薦方志敏到上海大學旁聽。于是，方志敏白天在校學習，晚上到報館做校對。一天，他看到一個青年因沒有找到工作在上海街頭行乞，觸景生情，寫了一篇白話小說。邵力子看了以后，覺得內容很像方志敏初來上海時的寫照，就給小說起了個名字叫《謀事》，發表在《覺悟》上。在上海，方志敏還結識了惲代英、張太雷等著名共產黨人，在他們的影響下，走上了職業革命的道路。
從《寸鐵》《鋤頭》到《紅旗》：方志敏武裝斗爭思想從萌芽到成熟
1925年夏，方志敏在江西弋陽創建了中國共產黨漆工鎮小組，組織“弋陽青年社”，出版旬刊《寸鐵》，領導農民運動。《寸鐵》的出版，是方志敏重視武裝斗爭思想的萌芽。他認為，要和敵人斗爭，光有文的還不夠，還要有武的，哪怕是一寸鐵，也是戰斗的武器，故將刊名定為“寸鐵”。1924年夏季，方志敏回老家弋陽湖塘村創辦旭光義務小學和貧民夜校，在《寸鐵》上發表揭露張念誠（操縱選舉的土豪劣紳）的文章——《豬仔議員》。
1927年5月，根據方志敏的提議，江西省農民協會機關刊物《鋤頭》創刊。方志敏為這個刊物撰寫了發刊詞：“碰著一身透濕，讓風雨去淋頭，不管一身的大汗，讓太陽去煎曬。總之，不管它肚饑身寒，我們只知道低頭成天弄我們的鋤頭！因此，人們老是看不起我們這些粗莽的鋤頭！十幾年來，軍閥的猖狂，帝國主義的橫暴，以至于為民眾犧牲的烈士，頭顱的空拋，鮮血的枉流，而今日仍是這樣的惡毒的世界。歸根結底，還是不曾注意到我們的鋤頭！”令人嘆服的是，只用短短百余字，方志敏就把“鋤頭”與革命事業的成敗巧妙地聯系在一起。
1927年南昌起義后，方志敏建立了中國共產黨弋陽區委、橫峰區委、信江特委和信江蘇維埃政府，先后任中共弋陽區委書記、中共橫峰區委書記、信江蘇維埃政府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等職，在贛東北開展轟轟烈烈的革命斗爭。1934年1月，毛澤東在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上曾稱贊閩浙贛革命根據地（1932年由贛東北革命根據地擴建而成）是“蘇維埃模范省”。
中共閩浙贛省委機關舊址
在方志敏的領導下，閩浙贛革命根據地的新聞出版業如火如荼地發展起來，僅省級報刊就有十多種，如省蘇維埃政府機關報《工農報》和《紅色東北》、省委機關刊物《紅旗》和《突擊》、省軍區的《紅星報》和《前線》、省工會的《工人特刊》、共青團省委的《列寧青年》和《青年實話》、省互濟會的《互濟生活》、信江特委的《紅旗報》、省委的黨內刊物《黨的建設》、共青團省委內部刊物《團的建設》等。
1929年春，方志敏領導創辦信江特委機關刊物《紅旗》。《紅旗》每期有8至10個版不等，發行2500份，后增至3000份，主要轉載中國共產黨關于中國革命問題的理論文章，刊登中央與江西省委的指示文件并加以評論，闡明信江特委對蘇區各項工作的指示、方針政策和斗爭策略，傳播各種文化知識。1930年7月，中共信江特委向中央報告說：“此《紅旗》在信江群眾中已得到了很大反映的成績，收效最著。”同年7月，信江特委改為贛東北特委，特委宣傳部長黃道擔任《紅旗》主編。1932年底，《紅旗》改為中國共產黨閩浙贛省委機關報。
《工農報》：方志敏探索土地革命和蘇維埃政權建設的主要平臺
在方志敏創辦的報刊中，《工農報》是閩浙贛省出版時間最長、發行最多、影響最大的報紙。1930年8月，方志敏在江西省弋陽縣芳家墩創辦了《工農報》。1932年11月，該報成為閩浙贛省蘇維埃政府機關報，社址遷至江西省橫峰縣葛源。報紙幾乎每期都有社論，由報社干部自寫或由省負責人撰寫。在該報1933年1月10日第65期及3月17日第72期上，分別發表方志敏撰寫的題為《慶祝消滅林炮臺的勝利》和《為全部實現省蘇農業生產計劃而斗爭》的社論。此外，還設“專載”“工農通訊”“蘇維埃文件”“突擊隊”等欄目。“突擊隊”是一個批評性欄目，刊發了如《不做工作的黃塢鄉蘇》《德興十一區塌臺的責任》等小文章，反映區鄉工作中的缺點和問題，在當時令人耳目一新。
《工農報》號外
方志敏經常為《工農報》撰寫評論文章，對采編工作提出意見，幫助解決工作中的難題。報社缺少專業人才，他就從上海、南昌、景德鎮等城市請來技術人員；印刷機器缺乏，他設法通過白區黨組織或自己的朋友在城市購買；紙張質量不過關，他便來到生產毛邊紙的蘇維埃紙廠，同工人師傅反復試驗，終于生產出質量過關的印刷用紙。在方志敏的幫助下，《工農報》的質量不斷提高，成為贛東北蘇區最出色的報紙之一。
與中央蘇區的《紅色中華》《紅星報》和《青年實話》經常在相關專欄中公開報道貪腐案件一樣，方志敏也支持《工農報》在閩浙贛蘇區反腐敗運動中揭露腐敗現象。1932年11月30日，《工農報》發表了一條批評性新聞報道說，葛源泉有個紅色旅館主任名叫何坤生，他利用紅色旅館的地位收買群眾的金子，低價買進，借用旅館的名義，要對外貿易局替他高價賣出。這事被工農檢查部揭發出來后，當事人被撤職查辦，其非法所得全部被沒收，還在報上被點名批評。1933年4月30日，《工農報》公布了一大串貪污腐化分子的“黑名單”。編者還為長名單配了如下按語：“最近各地突擊隊檢舉出的貪污分子很不少，如果一個一個的（地）、都有頭有腦的（地）把他們登載出來，實在太費筆墨。因此，只好收集他們的尊姓大名，在這兒開一個貪污分子展覽會，請看啊!”這則報道充分發揮了輿論監督的作用，展現了方志敏的反腐決心。
方志敏畫像
1933年3月，閩浙贛省第二次工農兵代表大會決議指出：“《工農報》在群眾中已取得相當的信仰，今后更應用更大的力量改善該報的內容，使該報成為蘇維埃與工農群眾政治斗爭的工具，尤其是反帝國主義、民族革命戰爭與國內階級革命戰爭的鼓動者與指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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