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時期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格局的形成為新中國成立之初“五朵金花”的盛開奠定堅實基礎。
首先，延安時期大批馬克思主義史家融入抗戰，充分發揮史學的經世功能，為中國革命尋求正確方向。他們對中國歷史各階段性質展開熱烈討論，特別是殷商、西周的社會性質，封建土地所有制問題和資本主義萌芽問題也在其中引申而出。這些問題蘊含著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根據。只有了解中國古代社會性質，認清中國近代社會性質，才能找到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才能取得抗日戰爭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最后勝利。
其次，通過批判各種唯心主義史觀和錯誤觀點，鞭笞妥協投降的反動言論，激發民眾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聲援抗戰。針對日本法西斯侵略史家散布的中國歷史“停滯論”、“循環論”和“倒退論”，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家紛紛撰文予以嚴厲駁斥，并對歷史發展動力等史學理論問題進行深入探討。當時的馬克思主義史家對生產關系特別是階級關系尤為重視，階級斗爭是歷史發展的動力這一觀點被史學界普遍接受。范文瀾曾指出，農民的階級斗爭在中國社會的前進道路上起著火車頭作用。毛澤東也強調，中國自秦以來兩千多年的歷史中，推動社會發展的主要是農民戰爭。這些論述不僅表明史學界對農民戰爭的重視，還極大提高了中國人民抗戰勝利的信心。
最后，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立足于民族解放和國家統一的發展大局，十分重視擴大黨的階級基礎和群眾基礎。因此，這一階段的民族史研究以團結少數民族共同抗日、共建統一國家為宗旨，不僅專門成立民族問題研究室，還撰寫了大量民族史論著，漢民族形成問題的討論在此背景下逐漸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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