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紅軍秦忠在自己的回憶錄《走出烽火硝煙》里，講過一個真實的故事——在延安，親歷大會批評毛澤東。他說：
1944年，延安整風運動已進入尾聲。我們中央黨校的學員，經常集中學習和討論黨的歷史路線是非問題。
同時，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主要是對黨和軍隊的高層領導提意見。
經過整風，黨內已形成良好的民主風氣。
學員們暢所欲言，批評對象上自黨中央主席下至軍分區司令員，從政治、軍事到生活、作風，大家有啥說啥。
黨中央和軍隊的領導人毛澤東、朱德、彭德懷等，還有八路軍各師首長都聚集在中央黨校大禮堂聽意見。
記得那天開會前，劉伯承師長同我說話后就讓我坐在他的身后。
大禮堂前五排坐的都是黨中央及軍隊領導人，我坐在第六排，毛主席就坐在劉伯承師長前面。大會像前些天一樣開始了。
舞臺上僅設了一個講臺，誰都能上去發言。講臺旁一張桌子，一名干部現場作記錄。
開始有兩人發言，我沒有留意。
丁武選
輪到我們一二九師軍法處丁武選處長上臺發言，我才認真聽起來。
丁武選是安徽阜南人，192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0年參加紅軍，那年他46歲，在我們年輕人眼里，老資格了。他秉性剛直，敢于仗義執言，大家十分敬重他。
丁武選處長談到我們一二九師根據地問題、干部問題，談到八路軍三個師的改編，問題越扯越遠。
他的主要論點是：中央領導對原紅四方面軍的態度不公正、不公平。大禮堂里的學員都是來自八路軍三個師的團以上干部和各抗日根據地的領導干部，再加上中央領導及各部門的主要負責人。
丁處長發言引起了全體與會者注意。他談到許多鮮為人知的事，談的非常具體，越說越激動，批評的對象最后直指毛澤東主席。一些問題甚至追溯到紅軍時期。
八路軍組建時是以紅軍三個方面軍為基礎改編的。一方面軍改編為一一五師，二方面軍改編為一二〇師，我們四方面軍改編為一二九師。
丁武選批評中央和毛澤東不信任四方面軍，說：“你毛澤東在整風中反對宗派主義、山頭主義，可你自己看，在干部任用問題上，你就是偏心。八路軍的副總司令彭德懷是一方面軍的人，原一方面軍的林彪是一一五師的主要領導;原二方面軍的賀龍現在是一二〇師的主要領導;可我們一二九師呢?主要領導劉伯承和鄧小平都是一方面軍的。當然，我們對劉師長、鄧政委沒有意見，可我們四方面軍不是沒有人呀!徐向前總指揮才任副師長，這是對我們四方面軍不公平、不信任。”
丁處長接著說：“在長征途中，張國燾鬧獨立，同中央唱對臺戲，最后發展到分裂紅軍、分裂黨。他犯了嚴重的路線錯誤，我們廣大干部戰士也是反對的，四方面軍后來能夠北上回到中央身邊，就說明了這一點。張國燾的錯誤是他本人的問題，中央批判他是對的。但這個賬不能算在我們四方面軍的干部戰士身上。一、四方面軍的團結問題，主要責任在張國燾，一方面軍也有責任呀!批判張國燾就批判張國燾好了，可四方面軍的干部也跟著倒霉。四方面軍中一些高級干部因為受不了這個氣，才有人準備出走的。”
會場上鴉雀無聲。丁處長說的這些問題還得從幾年前說起。
紅軍時期，一、四方面軍長征途中在川西會師。一方面軍高級干部中知識分子較多，而四方面軍干部多是工農出身。
兩軍會合后，張國燾自恃四方面軍擁兵十萬，人馬比一方面軍多，軍力比一方面軍強，私欲膨脹，向中央要官要權。
他的錯誤思想及路線也傳染并影響了一些干部。一些人對一方面軍撤出江西根據地，由八萬之眾銳減至一萬多人有看法，對一方面軍中的知識分子干部頗有微詞。
而中央和一方面軍中的部分干部，由于受“左”傾路線的影響，認為四方面軍的工農干部沒有知識，沒有文化，粗魯、蠻干、霸道，像“土匪”、“軍閥”。兩個方面軍的團結，以及中央和四方面軍之間確實存在問題。
“出走”是指四方面軍第三次走出草地北上同中央會師后，在陜北，中央“清算國燾路線”并召開了對張國燾的斗爭會，四方面軍的干部被弄得灰溜溜的，好像張國燾的錯誤就是四方面軍干部戰士的錯誤，人們抬不起頭，心情不舒暢。
中央批判張國燾的分裂行為和錯誤路線的決定是非常有必要的，但后來波及面太寬了。某些人竟錯誤地將張國燾和四方面軍的干部戰士捆在了一起，使一些人感受到了不公平和受到傷害。
四方面軍的人心里不光流淚，還在暗暗流血。這些問題在四方面軍干部中引起強烈不滿，一些人認為在延安呆不下去，要回鄂豫皖或川陜根據地打游擊。
丁處長滿臉是淚地說，許世友、洪學智、詹才芳、王建安等十多位軍師級干部被關押，罪名是“組織反革命集團”、“叛變革命”、“拖槍帶隊逃跑”。
他們為什么要出走?沒有前因就沒有后果呀!這些干部分別被判了徒刑，關押了幾個月至一年。這是一起冤案吶!
舊話重提，引起了中央黨校原四方面軍學員的共鳴。
丁處長接著說：出走的事中央雖然解決了，過去了好幾年，這事也就算了。可你毛澤東怎么在前年又發出一個電報，說什么對原四方面軍干部的任用與工作分配，應當和其他部隊的干部“有所不同”。
什么“有所不同”?分明是對我們四方面軍干部不信任!這么多年了，直到現在，你毛澤東還不相信我們!就因為這份電報，攪得我一二九師軍心不穩，這不，又有了“出走”之事。
我師一位軍分區司令員和兩位團級干部因不滿中央的不公平、不信任，才拉人出走的。
人都抓回來了，因為你這份電報，這幾位流血流汗，南征北戰，跟黨干革命多年的好同志差點就被殺了。
丁處長激動不已，聲淚俱下。這一席話，使整個會場深感震驚。
黨校學員中一二九師的干部都知道這件事。這些原四方面軍的老戰士們隨著丁處長的敘述，唏噓不已，會場上有人失聲痛哭。
原一、二方面軍的干部因不了解這一情況，也急切地想知道事情真相，會場氣氛驟然緊張起來。
毛澤東滿臉漲紅，不知如何解釋。就連平時最不拘小節、隨便慣了的陳賡，此時也安分起來。
平時開大會，毛主席在臺上講話，陳賡在臺下聽講，他口渴時可以毫無顧忌地走上主席臺，拿起毛主席的茶缸，咕咚咕咚喝上幾口再下臺來。
可此時，陳賡旅長深深低頭，一言不發。會場上除了哭聲，出現了一些騷動。
原來，抗戰爆發后，紅軍分別改編為八路軍三個師開赴抗日前線，并創建了各自的抗日根據地。由于各根據地的敵情、地域地理條件、人員情況各不相同，所以各師干部任用和每個人情況也有差異。
這本是很正常的事，但由于幾年前“批判張國燾”擴大化，原四方面軍的一些干部心中的陰影總也抹不去，尤其是在“抗大”和中央黨校中，各師干部都集中在一起，一些人一比較，總覺得“己不如人”，即認為中央還是有偏見，對原四方面軍干部仍然不信任。
這些想法和怨言在干部中流傳，引起了黨中央的注意。黨中央從團結大局出發，于1942年7月2日對一二九師發出了電報指示，即《中央關于對待原四方面軍干部態度問題的指示》。
然而，一二九師當時收到中央的電文時，該指示中的第三條中有句話為“對原四方面軍的干部的信任與工作分配應與其他干部不同，但不應有歧視……”這句話，在當時一二九師的干部中引起軒然大波。
一石激起千層浪，有些干部思想偏激，認為黨中央至今還不信任我們，在干部的任用和分配問題上與其他部隊的干部還要有所區別。
一二九師冀南第四軍分區司令員余倫勝，當時在師輪訓隊學習。
這位從烽火硝煙中打出來的旅級干部，性情耿直，脾氣急躁，一聽完傳達黨中央指示就跳了起來：“什么'有所不同'?明明是瞧不起我們四方面軍，任用干部還要分個子丑寅卯，區別對待。我們就是后娘養的?……革命了這多年，老子到哪里也是革命，到哪里也是抗日打鬼子!不行，走了去毬，回我們大別山拉隊伍打游擊去……”
余倫勝這一咋呼，有許多人響應。不幾天，這位分區司令員果然拉了些人離隊出走了。
出走的人里有兩位姓黃的團級干部，還有各自的警衛員等一干人。他們身著八路軍軍裝，騎馬挎槍，離隊后直奔鄂豫皖方向而去。
由于日軍對我根據地嚴密封鎖，他們這樣的著裝和身份在沒有我地方交通的掩護下是很難穿過封鎖線的。
他們在敵我結合部轉悠了兩天，被當地民兵發現，因懷疑他們身份而將他們扣留了，經與一二九師聯絡后將人押解回了太行。
旅團級干部出走，在一二九師非同小可，劉伯承師長震怒了：革命了這些年，在我們部隊還有分區司令員帶隊開小差!這件事要嚴肅處理!
人交給軍法處，開小差在軍中是要受到嚴厲制裁的，主要組織者余倫勝和兩位姓黃的團長將被槍斃。
余倫勝從紅軍時期到抗日前線都是一名能打硬仗惡仗的戰將，他曾是紅四方面軍中“夜摸老虎團”的團長，戰功卓著，如今卻因“開小差”要被槍斃，而“開小差”的原因竟是對黨中央的電報指示不滿。
一二九師許多干部都想不通，可軍法無情，“揮淚斬馬謖”的事，歷史上不是沒有呀!
這件事報到劉伯承師長那里，劉師長認為：過去我們“肅反”時犯的錯誤無法挽回，人死不能再生，再說這“開小差”原因特殊，槍斃一個旅級干部一定要報中央批準。
黨中央立即回電：槍下留人，一根汗毛也不要動，速送延安。
這就是丁武選處長講的“出走事件”。后來得知余倫勝等人被押送延安，送到“抗大”去學習。
余倫勝在槍口下揀了條命。解放后，余倫勝曾任湖北省外貿局副局長。那兩位姓黃的團長在解放廣東海南的戰斗中犧牲了，他們為新中國的誕生奉獻了自己的一腔熱血。
大會講臺上，丁武選處長發言還在繼續，鋒芒直指毛澤東。原來黨中央指示的那份電報是毛主席親手起草的。
會場上氣氛緊張，丁處長在臺上啜泣著發言，下面是一片嗡嗡的議論聲，那聲音仿佛是雷暴雨前的低氣壓，氣氛緊張得讓人喘不過氣來。
我看見前兩排坐著的毛澤東，后脖頸上流汗。他側身回頭壓低了聲音問劉伯承師長：“伯承呀，部隊的情緒這么大，問題嚴重，你怎么不告訴我呀?”
劉伯承心里也窩火，將手中的筆記本丟在旁邊：“電報是你拍的，叫我說啥子?”其實，為了維護黨中央的威信，以大局為重，他已經在一二九師做了大量解釋說服工作。
毛澤東嘆息道：“唉，冤枉呀，我電報的原意不是那樣的，怎么就搞出這么大的問題!”
丁武選的矛頭直指毛澤東，希望能得到他對這件事情的解釋。
毛澤東心情沉重地站了起來，臺下幾百雙眼睛盯著他。會場上一片寂靜，空氣凝固了。
毛澤東深沉地說：“同志們，這件事是個誤會。中央對待原四方面軍干部態度問題的指示，這電報是我起草的，可指示中的電文應該是'一視同仁'，而不是'有所不同'。”
“可我們傳達的指示中的確是'有所不同'呀!”臺下有人說道。
“同志們，我現在就是有一百張嘴也說不清這個問題。中央發出電報都有存底，請原四方面軍的同志派代表去電報局查實。如果我的電稿是'有所不同'，我任同志們如何處置都行;如果電稿中是'一視同仁'，那就請同志們諒解。”
一二九師原四方面軍的干部真的選派了五位代表去電報局查實，這天的大會暫告一段落。
會后，劉師長問我：“小秦呀，余倫勝的事當時發生在你們輪訓隊，問題是處理了，部隊干部這么大的情緒，你怎么不向我匯報呢?”
我說：“師長，我匯報了呀。你忘了?余倫勝是一隊的。我和昌義專門向你匯報了我隊情況。那天在你房里，你坐在桌邊，參謀長坐在那兒……”
“啊，是啰是啰，你說過，我想起來了。我真沒想到過了這長時間還這樣喲……”劉師長背著手踱著步子。
第二天，會議繼續進行。一二九師派出的代表將電報原稿帶來在大會上宣讀，并出示給全體與會者。電文稿上清清楚楚寫著“一視同仁”。
原來,中央這一指示因譯電收發出了許多錯誤，甚至與原意相反，將“一視同仁”錯發為“有所不同”。所以，這不是毛澤東的錯。
會場上又是一片寂靜，許多人眼中噙著淚水。臺下忽然有人高呼：“毛主席萬歲!”會場上像暴風驟雨般響起了熱烈的掌聲和“毛主席萬歲”的歡呼聲。
毛澤東激動地站了起來，揮手了好半天，人們才靜了下來。
“同志們，由于譯電錯誤造成了誤會，我向大家道歉。中央后來也發現了這一錯誤，在北方局《黨的生活》上作了更正。出走的同志已送到延安來學習了，這件事過去了，我們更應團結一致，消除一切因歷史關系而發生的任何隔閡……”
會場上又是一片歡呼聲。
毛澤東繼續著他的發言：……一個政黨和人一樣，在成長過程中也會犯這樣或那樣的錯誤，只有不斷地糾正自己的錯誤，才能從幼稚走向成熟。我們黨也是如此。
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我們的領導人犯過“左”傾或右傾的錯誤，有些錯誤甚至將革命引向災難。
紅軍時期，我們內部“肅反”擴大化和“左”傾機會主義，造成重大的損失，許多好同志被冤枉，被錯殺，許多干部被撤銷黨籍。
我們的許多干部都是工農出身，由下層工作逐漸提升上來的，在國內戰爭中表示了對革命對黨的堅定與忠誠，在民族戰爭中也表示了他們的英勇與忠誠。
中央也作出決定，紅軍時期在“肅反”中無確鑿證據證明其背叛革命而錯殺的干部戰士，一律追認為革命烈士;因各種原因撤銷黨籍的，只要沒有確鑿證據證明是反革命或背叛革命的，全部恢復黨籍，黨籍仍從原來入黨日期算起……
毛澤東的講話又引起會場上一片嗚咽，有人竟嚎啕大哭起來。尤其是原二方面軍同志哭得最厲害。
后來才知道，長征時期，黨的“左”傾機會主義及肅反運動，在原二方面軍中上演甚烈，軍中沒有了基層黨組織，許多干部戰士被撤銷了黨籍。
毛澤東主席代表中央發出的這一指示，徹底糾正了我黨在十年內戰時期所產生的“左”傾機會主義錯誤。
人們的冤屈伴著淚水宣泄了出來，那是孩子回到了母親身邊，得到了母親認同和親撫的感覺。
在場的人沒有哪個不流淚，那哭聲驚天動地，哭聲伴著哽咽，人們高呼“毛主席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
“有所不同”與“一視同仁”的誤會解除了，我黨歷史上這段小插曲也許不曾記載于史書，但作為一名普通共產黨員在延安所經歷的那一刻，讓我一生都難以忘懷。中央黨校大禮堂里的哭聲和歡呼聲，總在我心中回響。
“來時路”故事組選自秦忠回憶錄《走出烽火硝煙》
秦忠，原名秦懋書，1917年出生于湖北黃安(今紅安)。1930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193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紅四方面軍第31軍第93師交通隊隊長、湘鄂贛軍區供給部部長兼政治委員、鄂西北軍區第三軍分區政治部主任等職。解放后轉業在湖北省政府工作，1993年離休。
老紅軍秦忠(右1)和夫人謝建華(右2)與戰友合影，攝于1946年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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