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俄羅斯《遠東問題》雜志連載了俄羅斯科學院遠東問題研究所高級研究員А.М.列多夫斯基的文章：《1949年1—2月米高揚在中國的秘密使命》。文中發表了米高揚1960年9月22日向蘇共中央主席團遞交的關于這次使命的書面報告。米高揚在報告中的結論是：眾所周知，由于蘇共的這個建議，中共改變了對資產階級政黨的政策。
這是米高揚對我們中國共產黨和我們的領袖毛澤東主席的詆毀、污蔑！
經過詳細的史料考證，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毛主席一直堅持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建立人民民主專政，從來沒有反對民族資產階級參加民主聯合政府；第二，民盟解散之后，毛主席根據新的實際情況，提出了符合新的實際的政策，同時并沒有違反解放軍宣言關于吸收民族資產階級參政的觀點；第三，民盟恢復之后，中共獨立自主的第一時間就提出愿意和他們繼續合作。總之，1947年10月—1948年3月，毛主席從來沒有放棄人民民主專政，也從來不需要蘇聯的“建議”來“糾正”自己的想法。
1947年10月10日，毛主席親自起草了解放軍宣言，宣布：“聯合工農兵學商各被壓迫階級、各人民團體、各民主黨派、各少數民族、各地華僑和其他愛國分子，組成民族統一戰線，打倒蔣介石獨裁政府，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可見，毛主席早就堅持和民族資產階級民主黨派團結的政策。
1947年10月27日，國民黨政府宣布民主同盟為“非法團體”。11月3日，主席親自修改新華社的社論稿《蔣介石解散民盟》。主席寫道：“民盟方面現在應該得到教訓:任何對美國侵略者及蔣介石統治集團(或其中的某些派別)的幻想，都是無益于自己與人民的，應當清除這種幻想，而堅決地站到真正的人民民主革命方面來，中間的道路是沒有的。如果民盟能夠這樣做，則民盟之被蔣介石宣布為非法并不能損害民盟,卻反而給了民盟以走向較之過去更為光明的道路的可能性。”（《毛澤東年譜（1893~1949）》1947年，五十四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可見，毛主席這時對民盟還是團結、聯合、幫助的態度。
11月6日，民主同盟總部被迫發表解散公告。從此，支持中共、反對國民黨、擁護民主聯合政府的民族資產階級政黨已經不復存在，其余的政黨只是買辦資產階級附庸黨——這些是反共反人民的，與國民黨是一致的。所以，1947年11月30日，主席在給蘇聯的電報中才會說：“隨著中國民主同盟的解散，中國的中小資產階級民主黨派也不存在了。……中國革命取得最終勝利之后，要像蘇聯和南斯拉夫那樣，除中國共產黨之外，所有政黨都要離開政治舞臺，這樣就會極大地鞏固中國革命。”（А.М.列多夫斯基：《1949年1—2月米高揚在中國的秘密使命》）主席這樣講是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的。民盟自己都不在了，我們去哪里聯合這一“黨派”呢？我們找不到可以聯合的別的黨。
而且，這也不等于毛主席不要人民民主專政了，更不等于毛主席不聯合解散之后的民盟成員了。因為民族資產階級黨派沒了，但是無黨派的民族資產階級代表照樣可以參政呀！毛主席說的很清楚。這樣，在人民民主專政條件下，客觀上確實也加強了對民族資產階級的管控，確實也是有利于鞏固革命成果的。這是根據中國當時民盟解散的實際情況做出的科學、理性、穩健的結論。1947年12月，主席講：“中國還有廣泛的統一戰線，民盟解散了。不等于解散統一戰線。”“中國無自由，無多黨，但并非無團體和個人，如我們占領大城市，就都出來了，我們仍遵守解放軍宣言（宣言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反帝反封各階級建立起無產階級領導下的統一戰線政權。——引者注。），凡參加斗爭者皆團結，在農村中除地主富農外，要團結中農，爭取農村中人口百分之九十，城市則爭取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口號是‘民族統一戰線’”“因工農政府是聯合政府，黨與非黨聯盟是聯合政府。”（《毛澤東思想萬歲》（1968年武漢版）：《在中央會議上的談話——陳毅同志傳達（1947年12月）》。）
為貫徹建立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的方針，1948年1月26日，毛主席說：“像晉冀魯豫這樣大范圍的政權機關不應只是代表農民的，它是應當代表一切勞動群眾(工人、農民、獨立工商業者、自由職業者及腦力勞動的知識分子)及中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中等資產階級、開明紳士)的，而以勞動群眾為主體。因此，邊區最高政權機關是邊區人民代表大會（也就是政權中參政代表要包括小資產階級、中等資產階級、中農、獨立工商業者、自由職業者、腦力勞動的知識分子。——引者注。）及其選出的政府，而不是農民代表大會及其選出的政府。盡管現在各解放區是農民占絕大多數，但是必須顧到工人及其他各階層民眾，在農民中則必須顧到中農。”（《毛澤東文集》：《邊區政權機關不應只代表農民》）這也是毛主席早就知道要實行反帝反封建的人民民主專政、不能直接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鐵證——用不著任何人的“提醒”和“糾錯”。
民盟恢復之后，經毛主席指示，1947年3月6日，中共中央發言人公開發表講話,表示歡迎民盟領導機關重建,歡迎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成立,并希望與他們“為著共同目的而攜手前進”（《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48)》第17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可見毛主席當時對重新恢復的民盟仍然采取歡迎和聯合態度，愿意與其組建反帝反封的民主革命政府。1948年3月15 日，毛澤東又給蘇聯發去第二封電報,根據實際情況，提出吸收自由資產階級代表參加政府。斯大林在4月20日回電表示：“我們認為，毛澤東同志關于建立中國中央政府及吸收自由資產階級的代表參加政府的考慮是完全正確的。”（А.М.列多夫斯基：《1949年1—2月米高揚在中國的秘密使命》）
綜上所述，早在1947年12月、1948年1月26日、1948年3月6日，毛主席就一直堅持吸收資產階級代表參加新民主主義政權、堅持人民民主專政，絲毫不需要蘇聯在4月20日的提醒。至于斯大林回電中對毛主席在1947年11月30日來電的質疑，則是因為他當時對中國實際情況缺乏了解，所以不相信毛主席關于其他反動黨派不是民族資產階級政黨的論斷、不確信其他黨派本質上并不是民族資產階級黨派、而是國民黨反動派的附庸、不知它們并不支持共產黨的領導和人民民主專政政權的建立。
沈志華曾針對這三封電報做了分析，他在自己的研究中認為“中共此時對蘇政策的目標十分清楚：中國革命越是接近勝利的時候，毛澤東就越感到需要蘇聯這個盟友。然而，面對中蘇兩黨關系的現狀，毛澤東的處境十分微妙……所以，毛澤東既要實行統一戰線和聯合政府的政策，又要同莫斯科保持一致，避免引起斯大林的疑慮，就必須知道蘇共對中共這一政策的態度。”（《動機判斷與史料考證——對毛澤東與斯大林三封往來電報的解析》）筆者并不完全贊同他的看法。
為了粉碎美帝的殖民鏈，毛主席無疑需要蘇聯這一重要的盟友對美國的制約。和蘇聯注意“保持一致”，固然是毛主席在這件事上要考慮的重要因素。但是筆者通過比較系統的史料研究可以證明——毛主席，作為實事求是第一人，他先后提出兩個并不相同的建政方針，最主要原因還是他堅持從中國實際情況出發，在特殊的時間條件下做出了當時最正確、最符合實際情況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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