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9—1966年是新中國醫學科學事業的建立與初步探索階段。為了發展新中國的醫學科學事業，黨和國家建立了全國性的醫學科學領導與研究機構，為新中國醫學科學事業發展提供了制度保障與科研力量支持；制定了一系列醫學科學研究計劃與發展規劃，明確了新中國醫學科學研究的重點任務；開展了醫學科學領域的國際交流與合作，促進了與世界各國醫學科學研究的交流互鑒。1949—1966 年，新中國醫學科學事業取得了一系列成就，奠定了新中國醫學科學事業發展格局，推動了藥物研制與疾病防治工作取得突破，為控制和消滅重大疾病提供了科學支撐。
［關鍵詞］新中國；醫學科學事業；人民醫學
［作者簡介］郭榮浩，博士研究生，蘭州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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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科學泛指醫藥衛生科學技術研究，是為防治疾病服務的，其在認識疾病、掌握疾病發生發展過程的基礎上，揭示健康與疾病的轉化規律，從而提出有效的防治措施，讓醫學科學服務社會、改造社會，進而增進人民健康，造福于全人類。新中國成立后，如何發展醫學科學事業、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醫學科學研究體系，研究解決危害人民健康一系列疾病中的醫學科學問題，是黨和國家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目前，學界關于新中國醫學科學事業的研究成果主要從微觀視角切入，對新中國醫學科學事業某一方面的具體實踐進行考察，但醫學科學作為一門綜合性很強的應用科學，具有高度專業性和復雜性，而學界從宏觀視角進行的研究則較為缺乏。鑒于此，本文通過對1949—1966年新中國醫學科學事業的緣起、發展、采取的主要舉措、取得的主要成就進行梳理分析，以期為進一步深化對新中國醫學科學事業的相關研究提供有益參考。
一、新中國醫學科學事業的起步
新中國成立初期，國家貧弱、疫病叢生，醫療衛生資源極為有限，人民健康水平低下。一方面，各類疾病嚴重危害人民健康。據統計，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國全人口的發病數累計每年約一億四千萬人，死亡率在千分之三十以上，其中半數以上是死于可以預防的傳染病上”。另一方面，醫學科學研究的開展舉步維艱。舊中國的醫學科學事業發展十分落后，由國家舉辦的醫學科研機構僅有南京的中央衛生實驗院、蘭州的西北衛生實驗院及江蘇的寄生蟲病研究所，科技人員為數甚少。據 1949 年統計，全國中西醫衛生技術人員僅有約 50 萬人，其中高級技術人員（即高等醫學院校畢業的醫藥人員）僅 38875 人，尚不足 4 萬人。新中國成立之初，舊中國遺留下的醫藥衛生科研機構寥寥無幾，雖然政府接管了一些教會辦的醫學科學研究機構，如上海的巴斯德研究所、福建的東南鼠疫防治處以及一些大型的教會醫院或醫學院校中的實驗室。但是，全國專職醫藥衛生科技人員不足 300 人，國家醫學科學研究幾乎一片空白。這些現實困境嚴重制約著新中國醫學科學事業的發展。
為了改變新中國醫學科學事業發展的困境，1950 年 4 月，中央人民政府衛生部召開全國衛生科學研究工作會議，明確了我國醫學科學研究的方針：“科學研究工作是為了人民的”。8 月，第一屆全國衛生工作會議召開，會議除了明確“面向工農兵”“預防為主”“團結中西醫”作為新中國衛生工作的三大原則外，還提出針對危害群眾健康最大的疾病，“要馬上組織普遍的預防，定期予以全部或大部的消滅”。由此可見，醫學科學研究總方針的確立明確了新中國衛生工作的基本方向；全國衛生科學研究工作會議、全國衛生工作會議為新中國醫學科學事業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環境。新中國醫學科學事業在此背景下展開了初步探索。
二、新中國發展醫學科學事業的主要舉措
為控制和消滅危害人民健康的各類疾病，黨和國家在建立醫學科學領導與研究機構、制定研究計劃與發展規劃、開展國際交流與合作等方面推出了一系列舉措。
（一）建立醫學科學領導與研究機構
新中國成立后，為使我國醫學科學事業盡快走上正軌，黨和國家高度重視健全機構對發展醫學科學事業的重要作用，并從制度上進行全面規劃與組織協調。
成立衛生部直屬的醫學科學工作管理協調機構 1949 年 11 月，中央人民政府衛生部成立后，即在其下設立了全國衛生科學研究委員會，由副部長賀誠任主任委員。此時，全國衛生科學研究委員會的主要工作是籌建國家主要醫學科學研究機構。1955 年 2 月，為了進一步發揮全國衛生科學研究委員會在全國醫學科學工作中的全面領導與統籌協調作用，加強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以下簡稱衛生部）對研究工作的組織領導，第一屆全國衛生科學研究委員會第四次會議將“全國衛生科學研究委員會”更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醫學科學研究委員會”。4 月，該委員會與中央衛生研究院合署辦公，其主要任務包括：審定全國醫學科學研究計劃、分配全國醫學科學研究工作、審核并綜合各種醫學科學研究報告及結果、聯系各地區的醫學衛生科學研究工作、對各醫藥衛生研究機構之技術指導工作、其他有關醫藥衛生科學研究工作。據統計，1963 年 7 月時，衛生部醫學科學研究委員會共有委員 181 人，其中常務委員 36 人，主任委員為錢信忠，副會長兼秘書長為白希清，委員會共設 41 個專題委員會，合計有專題委員會成員 1005 人。
成立國家綜合性的醫學科學研究機構 為了貫徹落實全國衛生科學研究工作會議和第一屆全國衛生會議關于加強醫學科學研究工作的決定，1950 年 10 月，衛生部將南京中央衛生實驗院的大部分研究單位遷至北京，與中央衛生實驗院北京分院合并，改建為中央衛生研究院。11 月起，留在南京的部門轉設為中央衛生研究院華東分院。1956 年 8 月，中央衛生研究院更名為中國醫學科學院。1957 年 11 月，中國醫學科學院與原協和醫學院合并，初步組建了一個全國性醫學科學研究機構，保留中國醫學科學院之名。中國醫學科學院在成立之初，全院分為 10 個系、2 個醫學科學研究所、1 個附屬醫院，共有職工 2900 余人。作為國家醫學科學高級學術機構與綜合研究中心，中國醫學科學院的總方針是：密切結合防病治病的實際需要，發展醫學科學，為增進人民健康，為開展計劃生育，為國民經濟建設服務。其基本任務包括：辦好所屬研究所，提供有實用或理論價值的科研成果；培養德才兼備的科研、教學、醫療、管理方面的優秀人才，辦好中國首都醫科大學，培養研究生和進修生，搞好中專教育和在職干部教育；辦好所屬醫院，重點提高對專科疾病與疑難病癥的診治水平；在國家醫學科學政策制定方面發揮參謀、咨詢作用；提供醫學科學情報，開展國內、國際學術交流與科技合作。可見，中國醫學科學院在成立之時就確立了集臨床、科研、教學于一體的定位。與此同時，1959 年 9 月，為培養高質量的醫學科學人才， 經國務院批準，8 年制的中國醫科大學成立。各省、市和部分醫學院校也相繼成立了獨立的或附屬在有關單位的醫學科學研究機構，初步形成一支既有基礎研究、又有應用研究的科研力量。
成立全國性的中醫藥研究機構 1954 年 6 月，毛澤東在與北京醫院院長周澤昭等談發展中醫問題時指出：中醫問題“是文化遺產問題”，“要建立研究機構。不尊重、不學習就談不上研究。不研究，就不能提高”。為加強中醫藥研究工作，10 月，中央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員會（以下簡稱中央文委）黨組在向中共中央提交的關于改進中醫工作問題的報告中提出：“建立和辦好中醫研究院，對發揚祖國醫學遺產，豐富醫學科學，團結和提高中西醫，是一項關鍵性的措施。”11 月，中共中央在批轉中央文委黨組報告的批示中指出：“團結中西醫，正確地發揮中醫的力量為人民保健事業服務，是中央早已明確指示的一項重要的衛生工作方針”，并責成“中央衛生部應就關于成立中醫研究院、擴大中醫業務、出版中醫書籍、成立中藥管理委員會等問題擬定具體方案，報請國務院批準實行”。1954 年 10 月到 1955 年，中醫研究院籌備處“先后接收了原衛生部針灸療法實驗所、中央衛生部北京中醫進修學校”等單位，調整人力物力，一邊因陋就簡地開展工作，一邊籌備建立中醫研究院。經過一年多的籌備，1955 年 12 月 19 日，中醫研究院正式成立。次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加強中醫研究工作的重要步驟》，再次強調：“組織西醫同中醫合作，從事中醫中藥知識的學習和研究，搜集和整理民間的秘方、單方，吸收其中一切合理的有效用的部分并加以提高，更好地為人民保健事業服務，豐富現代的醫學科學，這是中醫研究院的根本任務。”1956 年，根據中央的指示，中醫研究院結合自身實際情況確立了基本任務，即“繼承發揚祖國醫學文化遺產，豐富現代醫學科學，團結和提高中醫，更好地為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亦即為人民保健事業服務。”同年，中醫研究院根據工作任務的需要將原有的機構和人員進行了適當調整與配備：在中醫研究院院部成立了行政和學術領導機構；在內科、外科、針灸和中藥等研究所分別設立了若干研究組與研究室；在附屬醫院根據“普遍治療、重點研究”的原則設立了 8 個科室和 1 個藥房；根據醫學科學研究與教育的需要，開辦了醫學史高級師資進修班。
總體而言，上述醫學科學領導與研究機構的建立及初步運行，發揮了對全國醫學科學工作的統籌協調與業務指導作用。此后，從中央到地方，獨立的和附設的醫學科學研究機構、綜合的和專科的醫學研究所相繼成立，加速了新中國醫學科學事業的發展。
（二）制定醫學科學研究計劃與發展規劃
黨和國家十分重視科學規劃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重要作用。新中國成立后，為了加強國家對醫學科學事業的統籌規劃，黨和國家制定了一系列醫學科學研究計劃與發展規劃，將我國醫學科學事業納入到有計劃、有組織的軌道中，為我國醫學科學事業的發展找準了目標、明確了方向。
制定全國性醫學科學研究計劃是新中國醫學科學事業發展的首要任務。1950 年4 月，全國衛生科學研究工作會議確定了《一九五〇年研究計劃大綱》，提出圍繞傳染病、地方病和職業病的治療與預防開展研究，對環境衛生、臨床研究、中西藥品、生命統計等，也都確定了研究重點。1955 年 2 月，第一屆全國衛生科學研究委員會第四次會議討論并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醫學科學研究委員會一九五五年度醫學科學研究計劃大綱》，其中包括全國性的中醫藥發展與傳染病防治相關的研究項目共計 19 項。新中國成立初期兩次醫學科學研究計劃的制定與實施，充分反映出黨和國家對醫學科學發展方向的明確計劃與政策支持，為此后國家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中醫學科學技術部分的制定提供了重要指導。
1956 年 1 月，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明確指出：“我國人民應該有一個遠大的規劃，要在幾十年內，努力改變我國在經濟上和科學文化上的落后狀況，迅速達到世界上的先進水平。”2 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成立國家科學規劃委員會。在周恩來和國家科學規劃委員會負責人陳毅、李富春、聶榮臻等的組織領導下，數百名科學家經過半年多的努力，于 10 月成功編制出新中國第一個科學技術發展規劃——《1956—1967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綱要》（以下簡稱“十二年科技規劃”）。“十二年科技規劃”中有關醫藥衛生的部分包括五個重要科學技術任務及一系列中心問題與課題。其中五個重要科學技術任務涵蓋了防治我國人民主要疾病的綜合措施的研究；掌握生產現有的和研究新的抗生素、藥物和醫學器材；總結和發揚中醫的理論和經驗；勞動衛生、勞動保護的綜合措施及防治主要職業病和職業中毒的研究；環境衛生、人民營養和體育活動的研究等方面。此外，“十二年科技規劃”中還列出了醫學科學技術發展的 53 個中心問題等，涵蓋了對危害人民健康一系列重大疾病的流行病學、發病機制、診斷方法與防治措施的研究。由此可見，“十二年科技規劃”中關于醫學科學技術部分的重點在于針對危害人民健康的主要疾病開展多角度、全方位的研究，既涵蓋了疾病的預防、診斷與治療等基本方面，也包括對發病機制、流行趨勢與致病因素的研究。“十二年科技規劃”的實施推動了新中國醫學科學事業迅速發展。
到 20 世紀 60 年代初，“十二年科技規劃”中的主要任務已基本完成，根據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國家科委、國防科委提出要制定一個新的規劃，即《1963—1972年科學技術發展規劃綱要》（以下簡稱“十年科技規劃”）。1963 年 10 月，中央科學小組、國家科委黨組在給中央的報告中指出：“我國科學技術的現有水平，同我國農業、工業和國防現代化的需要相比，同國際上六十年代的水平相比，差距仍然較大”。在醫學科學技術方面，“基礎醫學的研究工作，以及各種新藥物、器械等的研究、試制工作，還比較薄弱”。因此，要“大力充實中國醫學科學院和中醫研究院兩個研究中心，以便在掌握與發展現代醫學科學技術上面，在整理、發揚祖國傳統醫學上面，作出顯著成績”。基于此，“十年科技規劃”明確了醫學科學發展的若干重點任務，包括加強對嚴重危害人民健康傳染病防治問題的研究；加強對工農業生產中勞動保護、營養衛生等重大衛生學問題研究；加強對中醫藥的科學整理與研究，并用現代科學方法進一步研究中醫藥的治療機制；加強對基礎醫學特別是其前沿發展的研究；加強對藥物和醫療器械生產的新技術、新工藝的研究，并在生產中推廣應用；等等。
總體來看，“十年科技規劃”中的醫學科學技術研究課題相較于“十二年科技規劃”更為具體，研究涉及的范圍也更加廣泛，更強調醫學科學技術發展的獨立性與自主性。但是，正當新中國醫學科學事業穩步前進之時，受到“文化大革命”影響，自 1966 年開始，一些醫學科學研究機構被“撤、并、停、散”，醫學科技人員被迫轉行，醫學科學研究計劃與發展規劃遭到擱置，醫學科學工作被停滯、中斷。“這是我國醫學科學事業發展中的一個慘痛教訓”。
（三）開展醫學科學領域國際交流與合作
科學技術是人類共同的財富，醫學科學也不例外。為進一步發展醫學科學事業，在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前提下，我國積極開展醫學科學領域的國際交流與合作，為國家醫學科學事業發展提供了新動力。
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醫學事業合作交流的主要對象是蘇聯。1949 年 11 月 3 日，蘇聯醫學專家應邀參加中央防疫委員會第二次會議，協助我國消滅在察北等地發現的鼠疫，并帶來了 30 萬份生菌疫苗，為我國鼠疫疫苗的研制提供了重要支持。1955 年 10 月，由蘇聯醫學科學院副院長克洛特科夫教授率領的蘇聯醫學科學代表團來華講學并訪問。代表團成員專業涵蓋了衛生學、外科學、寄生蟲學、兒科學、病理生理學、傳染病學、免疫學等學科。1958 年 1 月，中蘇兩國簽訂《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與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政府關于共同進行和蘇聯幫助中國進行重大科學技術研究的議定書》，規定中蘇兩國在1958—1962年共同進行 122 項有重大意義的科學技術項目的研究工作，進一步加強兩國科學機構之間的直接聯系。這 122 項重大科學技術合作中涉及醫學科學領域的有自然疫源性疾病、藥用植物、抗生素等項目，合作方式主要是互相考察、派遣專家、交換技術資料等，兩國合作領域持續拓展，協作方式也日益增多。隨著中蘇兩國醫學科學領域合作的不斷深入，11月，蘇聯醫學科學院成立專門委員會，在莫斯科和列寧格勒各設有一個實驗室，開展對中國傳統的針灸療法和其他療法的醫學科學研究工作。為了進一步加強中蘇兩國在醫學科學領域的合作，1960 年 6 月，《中國醫學科學院和蘇聯醫學科學院在重大醫學問題方面的科學合作協定》簽訂，將兩國的合作范圍擴展至醫學教育、研究等領域。
由此可見，這一時期中蘇兩國醫學科學交流與合作特點是互派醫學科學專家交流學術經驗，中國聘請蘇聯醫學科學專家來華工作，并進行技術指導與技術援助，中國選派中醫專家去蘇聯講學、舉辦中醫培訓班與傳授中醫技術。但是，隨著中蘇關系遇冷，特別是 1961 年中蘇科技合作中斷后，我國在醫藥衛生方面加強了與部分發達國家以及發展中國家的交往，舉辦并參加一些大型國際醫藥衛生學術會議，與發達國家偏重于友好往來，與發展中國家側重于援外醫療。
20 世紀 60 年代后，為加強國際間的醫學科學交流，提升我國在醫學科學領域的國際影響力，我國舉辦的醫學科學相關學術活動也積極邀請外國醫學科學工作者參與。1963 年 9 月，中華醫學會第八屆全國外科學術會議在北京召開，這次會議不僅有來自全國的 350 名外科工作者與會，主辦方還邀請了來自朝鮮、日本、蒙古、越南、阿富汗、巴基斯坦等 10 個國家的著名外科專家參加。中外專家圍繞著腹部外科、創傷外科、心血管外科與泌尿外科等領域深入交流了經驗，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中外專家提出在醫學科學研究過程中要重視實驗研究，過去實驗研究與臨床研究相比，做得較少，今后應將這方面的工作重視起來。1964 年 8 月，北京科學討論會在京舉行，來自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大洋洲等 44 個國家和地區的 367 位科學家參加。其中，在醫學科學研究方面，各國醫學科學家除了交流創傷外科、腹部外科、心臟與血管等外科手術方面的學術經驗外，還對控制和消滅各種傳染病進行了大量的交流討論，對血吸蟲病、瘧疾、沙眼和麻疹等疾病的預防與根治提出了一系列方法。如越南醫學科學家介紹了從本國藥用植物中提取出來的抗菌素——氯化拍麻丁對治療沙眼效果很好，越南已經用它代替了進口藥物。中國醫學家介紹了中國在預防麻疹方面的科學研究成果，中國兒科學專家與病毒學專家對麻疹疫苗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1960 年以來已經研發出 6 種用雞胚細胞制成的減毒活疫苗，90% 以上的兒童在接種后都產生了對麻疹的免疫力。
這一階段，我國醫學科學領域通過加強國際交流與合作，增進了各國醫學工作者之間的相互了解，對新中國醫學科學事業的發展產生了促進作用。然而，自 20 世紀 60 年代中期起，受國內外政治環境變化的影響，我國醫學科學領域的國際交流與合作基本處于中斷狀態，國際交往大為減少。
三、新中國醫學科學事業的主要成就
1949—1966年是新中國醫學科學事業的建立和初步探索時期。這一時期，我國醫學科學事業圍繞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中心任務，以保障人民健康為根本宗旨，以防治危害人民健康的各種傳染病、寄生蟲病和地方病作為研究重點，加強對藥品的科研與試制，有針對性地加強醫學基礎學科的建設，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
（一）奠定了新中國醫學科學事業發展格局
1949—1966 年的醫學科學工作在新中國衛生健康事業發展史上具有重要意義。這一時期的醫學科學工作始終遵循“科學研究工作是為了人民的”原則，極大地保障了人民健康，為我國的醫療、教學及管理體制等奠定了基礎，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構建起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有計劃、有組織的醫學科學研究體系，并在理論研究與臨床實踐上取得一系列突破性進展。自 1955 年起，全國部分大中城市相繼建立了中成藥加工廠和飲片切制廠，將中醫藥理論研究成果與現代科學技術手段有機結合起來，形成了中藥工業的雛形，使中成藥和飲片生產從手工作坊開始走上工業生產的道路。1957 年，全國 80% 以上藥品可以實現自給。其中，青霉素、合霉素、金霉素 1957 年的總產量，較 1952 年增長了 891 倍。第二，從中央到地方先后成立了醫學科學研究機構，制定了醫學科學研究計劃，填補和加強了醫學科學研究的空白與薄弱環節，擴大了現代醫學科學研究范圍。據統計，截至 1963 年，全國醫學科學研究機構已從 1957 年的 26 所增加到 100 多所，并且新建了寄生蟲病、心血管病、放射醫學、實驗醫學、醫學生物學、勞動衛生等現代醫學研究機構。第三，壯大了醫學科學人才隊伍，并在基礎醫學研究、傳染病防治和藥物研制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進展，縮小了我國與世界先進水平之間的差距。1963 年全國醫學科學研究專業人員相較于 1956 年增加了 3 倍以上。許多省市先后成立了中醫藥研究所，吸收了廣大中醫和一些西醫參與工作，初步建立了一支整理研究祖國醫學遺產的專業隊伍。
（二）推動藥物研制與疾病防治工作取得突破
新中國醫學科學事業發展推動了藥物研制取得突破性進展。在我國醫藥科學研究基礎十分薄弱的情況下，廣大醫藥工作者集中力量、克服困難，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以藥物研制為例。1950 年 9 月，我國試制成功第一批結晶青霉素樣品，后又試驗成功以棉籽餅粉、花生餅粉代替國內當時不能生產的玉米漿，為青霉素的生產創造了條件。1951 年 4 月，上海青霉素試驗所成功試制第一支國產青霉素針劑，結束了中國不能生產抗生素的歷史。1955 年，我國成功研制出人工合成牛黃，緩解了牛黃長期緊缺的問題。1956 年，我國在世界范圍內首次發現沙眼的病原體是沙眼衣原體，找到了治療沙眼的敏感抗生素。1965 年，我國在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了結晶牛胰島素，在解決醫學難題、提升糖尿病患者生活質量方面邁出了重要一步。可見，我國在藥物研制、病原體發現和藥物合成等方面取得的一系列重大突破，為國家醫學科學事業和人民健康事業做出了重要貢獻。
新中國醫學科學事業的發展有效降低了我國重大疾病、傳染疾病的發生率，從整體上提升了人民的健康水平。例如，1959 年 3 月，面對脊髓灰質炎大流行的嚴峻形勢，中國醫學科學院病毒系脊髓灰質炎研究室顧方舟率科研小組赴蘇聯考察脊髓灰質炎滅活疫苗的生產工藝。10 月，在中國醫學科學院病毒系、衛生部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和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等單位的共同努力下，我國自行研制的疫苗開始試生產。1960 年 3 月，制出了我國第一批脊髓灰質炎減毒活疫苗。隨著對疫苗試劑的改進，1962 年，糖丸減毒活疫苗試制成功。以上海市為例，1962 年市區以及 1963 年全市 90% 以上的 5 歲以下兒童服用 3 個型糖丸疫苗后，上海市脊髓灰質炎發病率相較于 1959 年下降 96.4%。糖丸疫苗為保護千萬兒童的身體健康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新中國醫學科學事業的發展使傳染病、地方病嚴重流行趨勢得到有效遏制，重大疾病預防控制成效顯著，有力地提高了人民的健康水平。
（三）為控制和消滅重大疾病提供科學支撐
新中國成立之初，鼠疫波及全國 20 個省、自治區的 549 個縣；血吸蟲病的流行范圍達 200 多萬平方公里，患病人數在 1100 萬以上；黑熱病患病人數在 53 萬人以上；絲蟲病患病人數在 3000 萬人以上。為此，新中國醫學科學工作聚焦控制和消滅重大疾病，開展了大量調查研究工作，通過統計、報告、登記制度完善重大疾病的調研與治療工作。
以腫瘤防治工作為例，自 1959 年以來，我國不僅在城市中開展各類腫瘤防治工作，并且在一些農村和山區開展了大規模普查。上海、北京、福建先后建立了腫瘤病例報告制度，全國有 26 個省級行政區進行了有關腫瘤預防、治療和發病原因等方面的理論研究，并在相關醫院開展了腫瘤預防普查，建立了防癌門診，使不少腫瘤患者得到及時治療。此外，醫學科學工作者通過開展防癌普查和腦瘤病例登記等工作，初步了解了我國某些多發性腫瘤的地理分布情況，為腫瘤防治工作提供了第一手資料。又如，為加強對五大寄生蟲病（血吸蟲病、黑熱病、絲蟲病、鉤蟲病和瘧疾）的防治與科研工作，1956 年，中國醫學科學院寄生蟲病研究所成立，該所以五大寄生蟲病防治工作中的核心醫學科學問題為研究重點，培訓專業人員，提供防治科研情報。經過我國醫學科學工作者的大規模調查研究，查明長江兩岸及其以南地區為我國血吸蟲病主要流行區；黑熱病主要在長江中、下游以北地區流行；絲蟲病、鉤蟲病、瘧疾在長江南北廣大地區流行。在防治瘧疾方面，廣大醫學科學工作者對蚊子的生態習性、分類分布做了大量調查研究，為防治瘧疾提供了重要科學資料。這些調查也為此后繼續開展五大寄生蟲病的防治與科研工作奠定了基礎。
新中國醫學科學工作通過創新統計與普查方法，加強防治與科研工作，為更加有效控制和消滅重大疾病、保障人民健康提供了科學支撐。
醫學科學既是醫學問題，也是政治問題。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確立后，發展醫學科學事業是鞏固中國共產黨執政基礎、推動國家現代化的重要內容。發展醫學科學事業在有效提升人民衛生健康水平和國家衛生健康綜合實力的基礎上進一步彰顯了人民的主體地位。對人民群眾而言，一方面，醫學科學事業的發展有助于科學知識特別是醫學科學知識的傳播，以幫助人民群眾了解疾病，形成理性看待疾病的科學態度，破除對疾病的迷信觀念。另一方面，醫學科學事業的發展推動了醫學與衛生知識在人民群眾中的宣傳和普及，促進了廣大人民群眾衛生觀念的轉變。也正是在此過程中，新中國構建起以國家為主導的醫學科學研究體系，探索出了一條后發國家根據自身國情而確立的發展道路。可以說，1949—1966 年，新中國醫學科學事業的建立與初步探索為推進衛生健康現代化與國家現代化做出了重要貢獻，為社會主義建設提供了強大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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