駁張光明：《略論“倒過來的革命” ——關于列寧的<論我國革命>》

　　駁 張光明：《略論“倒過來的革命” ——關于列寧的<論我國革命>》

　　見于 紅歌會網2024-05-31 來源： 保馬推送的  張光明：《略論“倒過來的革命” ——關于列寧的<論我國革命>》。

　　閱后決定駁斥如下。

　　我的駁文在多重括號內，敬請讀者注意。

　　原編者按：

　　保馬今日推送張光明老師兩篇關于“列寧主義”的文章。在第一篇文章《略論“倒過來的革命”》中，作者回到列寧《論我國革命》一文，認為列寧提出“先革命，后建設”的思路，符合當時的革命形勢，將革命的重心由世界革命轉移到國內的建設，有力地反駁了經濟決定論；但也有其無奈和局限之處，革命事業高度依賴“主觀條件”和革命政權，為蘇聯此后的官僚主義問題埋下了隱患。而第二篇文章《關于馬克思主義史上的若干問題》則回應了批評者對上文的質疑，文章進一步思考社會主義革命如何可能的問題，涉及社會民主黨、巴黎公社、階級斗爭學說等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的諸多問題，為我們提供了一條從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對二十世紀社會主義革命進行批評的思。

　　上文曾發表于《社會主義研究》（2009年第5期），下文發表于《當代世界社會主義問題》（2015年第2期）。第二篇文末“閱讀原文”處，附有批評者的文章，讀者可以查閱。感謝張老師授權保馬發布！

　　《《《《《馬克思難道不是主張“先革命，后建設”？不奪取政權，建立和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革命，能搞什么建設？在資產階級統治下能搞社會主義的建設？或者，在資產階級統治下為資本家搞資本主義建設？有先建設，后革命的？奇談怪論。

　　把列寧的《論我國革命》“略論”成“倒過來的革命”，是別有用心。

　　豈止“革命事業高度依賴‘主觀條件’和革命政權”，而是人類社會，都必須“高度依賴‘主觀條件’”，進入文明時代后，到看得見的將來，都必須‘高度依賴’政權。沒有“主觀條件”，就不可能有任何人類社會。沒有政權，就沒有任何國家社會。在看得見的將來，人類只可能是國家社會的人類，包括社會主義社會也只能是國家社會。因此“革命事業高度依賴‘主觀條件’和革命政權”不是什么“無奈和局限之處”，而是必然和理所當然。

　　什么是“官僚主義”？《現代漢語詞典》（第七版）480頁：指脫離實際，脫離群眾，只知發號施令而不進行調查研究的工作作風和領導作風。

　　因此，說輕了。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后比此種說法的官僚主義更嚴重的問題和隱患是，當權派的腐敗、蛻化變質成官僚特權階級，社會主義“和平演變”或通過“顏色革命”變成資本主義，甚至分裂解體。但這恰恰不是“革命事業高度依賴‘主觀條件’和革命政權”“埋下了隱患”，而是相反，“革命事業高度依賴‘主觀條件’和革命政權”不夠，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來反官僚主義、反腐敗、反特權、反資本滲透和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侵蝕、反“和平演變”的整黨治黨不力所必然。》》》》》

　　略論“倒過來的革命”

　　——關于列寧的《論我國革命》

　　張光明

　　1923年1月，病重在床的列寧在翻閱了孟什維克著作家蘇漢諾夫關于俄國革命的札記之后，口授了一篇反駁性的文字，這就是著名的《論我國革命》。這篇短文歷來被視做落后國家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最有力、最完美的論證，并作為批判“唯生產力論”的銳利武器在后來的政治運動中時時被人們引用。然而，在經歷了八十多年的歷史風雨之后，我們的認識理應更前進一步，完全有必要對這篇文章作更深入些的思考和評價。

　　《《《《《豈止是“唯生產力論”必須批判，“生產力決定論”也應當否定。》》》》》

　　一

　　在我看來，此文是對1917年十月革命所做出的事后的機智辯護，但不能說是深刻完整的理論論證。

　　其所以說它是事后的辯護，是因為經過了1917年以來五年多血與火的搏斗，局勢與布爾什維克領導者 們的預期相比發生了重大反差，先前的設想大半落空了。直到今天許多人仍不知道，1917年十月革命并不是以長期以來人們所以為的“一國社會主義勝利論”為指針，而是完全建立在布爾什維克對世界革命（其實際含義主要是指西歐資本主義發達地區的革命）近期到來的堅定信心基礎上的；在布爾什維克看來，這場世界革命是使資本主義發展嚴重不足、經濟文化條件相當落后的俄國的革命成果得以保存下去的唯一客觀保證。但五年過去了，不論人們如何期待和推動，這場對于他們來說等同于生命線的世界革命不但沒有到來，而且看上去在最近的將來也越來越不容易到來了。痛苦的結局逼迫他們不得不對自己的全部戰略作重大調整，客觀現實驅使他們去考慮一件此前并未認真規劃過的工作：在孤立無援的情況下進行自己國內的建設。列寧晚年為此而絞盡腦汁，提出了包括新經濟政策、合作制、工業化、“文化革命”等著名舉措在內的一整套設想，與此同時，當然也就有必要為1917年革命的正當性作新的辯護了。《論我國革命》的目的正是要進行這種辯護。

　　《《《《《早在十月革命前的1915年，列寧重新考查了馬克思、恩格斯的社會主義同時在所有或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才能取得勝利的論斷，認為它不適合于帝國主義時代，認為它可以在數個國家甚至單獨一個國家取得勝利。原話是：“經濟政治發展的不平衡是資本主義的絕對規律。由此就應得出結論：社會主義可能首先在少數國家或者甚至在單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內獲得勝利。（1959年人民出版社《列寧全集》第21卷第321頁）”。

　　只能說布爾什維克領導者們中有些人是如此。

　　張光明先生以上論述，是刻意歪曲。》》》》》

　　《論我國革命》是色彩鮮明的論戰文章，字里行間充滿了列寧式的尖銳和猛烈。它的主要目的是駁斥關于“俄國生產力還沒有發展到足以實現社會主義的水平”的責難。依據經典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在資本主義沒有獲得充分發展、經濟文化落后的國度里是不可能建立起社會主義社會的，而第二國際理論家們也正是從這一基本原理中引申出了對布爾什維克革命的所有批評。如果說布爾什維克在對西歐革命懷有無比信心的時期，對這些批評還可以不屑一顧，但到了1923年卻不能不認真對待了。正是在這樣的需要下，《論我國革命》針對上述批評提出了若干新的觀點。

　　《《《《《“俄國生產力還沒有發展到足以實現社會主義的水平”的生產力決定論是謬論。對此請看我發在紅歌會網的《析何自力先生某文的一段論述》。

　　以“經典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為招牌，來否定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為代表的無產階級性質的共產黨已經搞成事實的社會主義是徒勞——盡管是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盡管蘇聯已經解體。

　　什么是資本主義？作為社會形態的資本主義就是資本主義社會。什么是資本主義社會？政治統治是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的剝削者當道，通過交換關系實現對人民大眾社會地創造的財富，而不是用奴隸制或農奴制或租佃制的方法來實現對人民大眾社會地創造的財富，社會生產也主要是通過生產資料私有者的交換關系和其它契約關系實現。

　　馬克思逝世已141年，我們仍然看不到至少未來的20年內，在馬克思逝世前就已經被認為是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美西方國家有建立起社會主義社會的的明顯跡像。到底要等資本主義“生產力”充分發展到哪種程度，“經濟文化”不落后或發展到哪種程度，才能建立起社會主義社會？

　　解體前的至少上個世紀60年代的蘇聯算不算社會主義社會？早在1925年底，國民生產總值只是接近于“一戰”前最落后的歐洲資本主義大國沙皇俄國1913年的水平，就實現了國營和合作社工業產值占總產值的81%，私營工業產值只占19%，國營商品流轉額占50%，合作社商品流轉額占25%，私營商業商品流轉額占25%。9年后，按人均產值仍落后于美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蘇聯，城市經濟基本國有和國營化，加上1934年又基本實現農業的集體化，消滅了資產階級、地主階級、富農階級和其它剝削階級的蘇聯，算不算社會主義？

　　經濟比沙皇俄國更為落后可能達百年、1956年基本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算不算社會主義社會？

　　至少上個世紀60年代的蘇聯和改開前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社會的當權者是生產資料非私有的無產者，社會基本消滅了生產資料私有制，用國家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取而代之，除了舊社會留下的城鄉和工農差別外——此時蘇聯城鄉差別已大為縮小，不僅消滅了地主階級、資產階級，而且用無產階級專政遏制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的組織或機構的當權派以權牟私蛻化變質成官僚特權階級，從而一般地消滅了剝削階級和遏制了新的壓迫和剝削人民的剝削階級的形成，實現了社會分配初步的按勞分配占主要地位，從而實現了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

　　因此，用至少上個世紀60年代的蘇聯和改開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事實可以證明，“俄國生產力還沒有發展到足以實現社會主義的水平”、“在資本主義沒有獲得充分發展、經濟文化落后的國度里是不可能建立起社會主義社會的”論斷是與事實不符的“”偽命題。

　　經濟和文化是指兩種不同的社會事物。沒有“經濟文化”。

　　《現代漢語詞典（第七版）》685頁，對于社會一個方面的活動的經濟的定義是：經濟學上指社會物質生產和再生產的活動。

　　沒有非物質的社會生產。再生產也是生產。

　　因此經濟是指社會生產活動，我在加上社會生產直接形成的交換、分配和消費。

　　什么是文化？《現代漢語詞典（第七版）》1371頁：人類在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合；特指精神財富，如文學、藝術、教育、科學等。

　　"人類在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是已消失和還存在的各種各樣的，各個具體的統治主權獨立的社會的“歷史發展過程中”的抽像觀念，只能存在于人們的頭腦中。

　　任何存在過和還存在的某個社會，都不可能創造“人類在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合”。一些“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在歷史的長河中已被消費和自然損耗掉了。人類沒有完結，財富的創造沒有停止，“總合”就不會形成。況且，物質財富不僅分散于各個主權獨立的社會，各個主權獨立的社會的物質財富又為該社會的各個個人和各種組織所有而分散于該社會的各個地點，任何人或國家，都不可把“人類在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總合”起來。“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更沒有那個能動性能自己“總合”起來。

　　因此，在人的頭腦外，不存在“人類在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合”，“人類在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合”同樣只是人們頭腦中存在的抽像觀念。

　　精神，只能存在于人的頭腦中。科學，只能屬于知識的范圍，知識屬于思想意識即精神的范圍。這里的“文學、藝術、教育、科學等”，除了科學外，盡管與勞動生產的產物一樣，是人的精神主導其行為的產物，但與勞動生產的產物一樣，只能存在于人的頭腦外，不屬于精神的范圍。

　　財富，是人能以所有權的方式擁有的稀缺的效用事物，只能存在于人的頭腦外。為了表達或傳達自已的精神即思想意識，以他人能感知的語言、文字、公式、圖形等現像在自已頭腦外出現的，是人的精神主導其行為的產物，不是精神。因此沒有精神財富。

　　于是文化就是“人類在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了。這等于說文化與人類社會生產的產品無異。

　　所以，《現代漢語詞典（第七版）》規范的文化的定義，不能成立。

　　文化，狹義的只能是我們頭腦中思想意識或精神的“外化”， 是指這一類頭腦外的現象事物：表示和傳達思想意識及其情感，包括表達、影響和教化人的各種主義、宗教、倫理道德、哲學等意識形態，自然科學、技術、政治、經濟等知識，對人實施思想意識的影響和教化的語言、文字、書籍、報刊、演講、圖畫、音樂、歌唱、舞蹈、戲劇、電影、電視、教育、輿論、宣傳活動等。總之，人的思想意織主導其行為形成或制成的，能被他人感知、領悟和認識其思想意識和情感，從而旨在向他人表示和傳達思想意識和情感，以實現影響和教化他人的現像事物。

　　廣義的文化，還包括人或人的組織、人的社會活動及其形成、制造、修建的，能據此感知和認識人、人的組織、人的社會的現像事物。如人生產制造的各種器物、建筑物及其殘留物等，甚至人、人的組織、人的社會行為、活動的習慣、風俗等，都被認為是文化。

　　一般所說的文化，是狹義的文化，就是表達或傳遞思想意識或情感的語言、文字、書籍、報刊、演講、圖畫、音樂、歌唱、舞蹈、戲劇、電影、電視、教育、輿論、宣傳活動等。

　　當然，無生命更無意識的語言、文字、書籍、報刊、演講、圖畫、音樂、歌唱、舞蹈、戲劇、電影、電視、教育、輿論、宣傳活動等，是談不上什么表達或傳遞的，而是人聽了、看了，能根據感受到的語言、文字、書籍、報刊、演講、圖畫、音樂、歌唱、舞蹈、戲劇、電影、電視、教育、輿論、宣傳活動等現像，感覺、認識到，使用這些文化方式的人表達或傳遞的思想意識或情感。

　　人們所謂的那個“生產力”只不過是根據社會生產的產物得出的一個觀念。人們頭腦中據此得出的這個觀念或人們頭腦中這個觀念不管怎樣發展，或人們這個觀念由以得出的社會生產的產物不管怎樣多、怎樣好、技術怎樣先進，就能決定社會形態是怎樣發展的難道不荒唐么！

　　由政治統治統起來的社會的社會生產和社會生產直接形成的交換、分配和消費，即經濟，就能決定社會形態是怎樣發展的難道不荒唐么！

　　人的思想意織主導其行為形成或制成的，能被他人感知、領悟和認識其思想意識和情感，從而旨在向他人表示和傳達思想意識和情感，以實現影響和教化他人的語言、文字、書籍、報刊、演講、圖畫、音樂、歌唱、舞蹈、戲劇、電影、電視、教育、輿論、宣傳活動等，即狹義的文化，或再加上人生產制造的各種器物、建筑物及其殘留物等，甚至人、人的組織、人的社會行為、活動的習慣、風俗等，即廣義的文化，就能決定社會形態是怎樣發展的難道不荒唐么！》》》》》》

　　文章首先訴之于辯證法和“世界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之外的“特殊性”。列寧痛批以蘇漢諾夫為代表的“一切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分子和第二國際全體英雄”說：“他們都自稱馬克思主義者，但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卻迂腐到無以復加的程度。馬克思主義中有決定意義的東西，即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辯證法，他們一點也不理解。”[①]“他們根本不相信任何這樣的看法：世界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不僅絲毫不排斥個別發展階段在發展的形式或順序上表現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為前提的。他們甚至沒有想到，例如，俄國是個介于文明國家和初次被這場戰爭最終卷入文明之列的整個東方各國即歐洲以外各國之間的國家，所以俄國能夠表現出而且勢必表現出某些特殊性，這些特殊性當然符合世界發展的總的路線，但卻使俄國革命有別于以前西歐各國的革命，而且這些特殊性到了東方國家又會產生某些局部的新東西。”[②]

　　辯證法確實是馬克思學說中的核心方法，它主張對研究對象作具體的、動態的考察，反對一切從固定不變的抽象原則出發去評判事物。但是也正因此，辯證法要求人們在分析和判斷社會狀況時，必須走出包括一般談論辯證法本身在內的哲學式議論，真正深入到對象的內部，從最詳細而具體的、純粹經驗的研究中得出確鑿可靠的結論。具體說到俄國革命，如果不能用當時當地的實際條件和局勢說明俄國革命的“特殊性”是怎樣來的，而這一特殊性又將如何引向一個新社會的建立，那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列寧畢竟是一名有修養的馬克思主義者，所以他不能像后來的許多半瓶醋馬克思主義者那樣，把幾句簡單的哲學議論拿來當做勝利的論據，而是提出了更為具體的理由，主要可以歸結為如下兩條。

　　《《《《《關于“俄國革命的‘特殊性’是怎樣來的，而這一特殊性又將如何引向一個新社會的建立”等，在十月革命前列寧寫了、在各種會議上說了那么多，已成書的就有20多集，既然要發雜音，就的翻一翻嘛，空口白牙非議，不是無知，就是別有用心。

　　“那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得看哪些人。搞了個推翻資產階級臨時政府的無產階級性質的政黨領導的工、兵、農十月革命，又通過3年的國內戰爭、維護、鞏固和發展了工、兵、農蘇維埃革命政權，不僅俄國社會形態發生根本性質的變化，震動當時的全世界，而且開劈了人類文明的新紀元，給全世界以深遠的影響，不是“那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否認得了的。

　　“列寧畢竟是一名有修養的馬克思主義者”。大大貶低了。

　　列寧是開劈了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實踐的發展了的馬克思主義，即列寧主義的創造者。

　　生產力決定論和經濟決定論是錯誤的。馬克思主義原則上是指出工人階級造反有理，無產階級革命的方向和最根本的方法，列寧主義則是在馬克思主義的感召下，列寧、斯大林沿著馬克思主義指出的方向和最根本的方法，開辟無產階級革命、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實踐的發展了的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主義，歸根結底，或其根本，就是人類資本主義國家社會的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必將導致無產階級性質的政黨領導工人階級造反，暴力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奪取政權，建立和實行無產階級的專政和社會主義革命，革除生產資料私有制，實現生產資料公有制，消滅資產階級和其它壓迫和剝削階級，最終實現沒有階級壓迫和剝削的共產主義的主義。

　　列寧主義是遵循馬克思指出的方向和最根本的方法，基于人類社會首次實踐基礎上創立的，由斯大林繼承、鞏固、發展而基本成型的發展了的馬克思主義。其對馬克思主義發展的最重要的內容是：1、無產階級性質的共產黨必須是行政性民主集中制的；2、無產階級專政必須是無產階級性質的行政性民主集中制的共產黨一黨專治的黨——國家政權大一統體制，蘇維埃必須是這樣的共產黨一黨領導的民主集中制的，只有這樣的政治體制才可能實現政治統治的人民主權或民主，而不能是自由民主主義的巴黎公社式的，工人農民及其它受壓迫和剝削的人民必須通過無產階級性質的共產黨一黨專治的民主集中制的以工農為主體的蘇維埃政權才可能嬴得自己的解放；3、工農聯盟，農民這個同盟者只能在蘇式政治模式下實現，不能在自由民主主義或競選政治下實現，那怕是只有工人階級和下層農民階級擁有選舉權的競選政治；4、一國，而且是資本主義經濟十分落后、農民和其它小資產階級在人口中占絕大多數的俄國也能單獨搞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這4點是馬克思主義設有的，有的甚至是與其相違背的。

　　“列寧畢竟是一名有修養的馬克思主義者”如此貶低的目的，是要發展了的馬克思主義的列寧主義符合馬克思主義，實際上是拋去列寧主義，抹煞馬克思主義的最根本的東西，抹煞馬克思主義的靈魂，反對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從而達到反對搞社會主義的目的。》》》》》

　　第一，世界大戰使人民已經無法正常生存下去，因此必須革命。列寧反駁“第二國際的一切英雄們”說：“可是他們誰也沒有想到問一問自己：面對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所造成的那種革命形勢的人民，在毫無出路的處境逼迫下，難道他們就不能奮起斗爭，以求至少獲得某種機會去為自己爭得進一步發展文明的并不十分尋常的條件嗎？”[③]

　　換一種我們都熟悉的說法，就是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這個主張是合理的，從革命家的立場看甚至是十分雄辯的。的確，如果人民陷入絕境，沒有理由否認他們使用革命手段奮起反抗的權利。在俄國這樣的工業化落后、專制主義統治嚴苛的國度里，人民所受的壓迫十分沉重，特別是世界大戰對工農的壓迫遠比西歐更甚。在戰爭失敗、物資匱乏、物價飛漲的摧殘下，他們已經無法忍受下去了。各個階層的民眾在1917年二月起來推翻了沙皇政府并建立起共和國；同樣的原因使下層人民在八個月之后信從熱烈反戰的布爾什維克，再一次起義趕走了堅持要把戰爭繼續打下去的臨時政府。如果沒有他們的大力支持和參加，布爾什維克是不可能取得十月的勝利的。換句話說，這場革命既是布爾什維克大膽行動的結果，同時也是工農大眾對“毫無出路的處境”的激烈反應。所以在這里應該承認他們的反抗活動的合理性和正當性，除非我們拒絕對歷史上的一切“弱勢群體”給予同情，甘愿對他們的命運持漠然不顧的態度。[④]從這個角度看，列寧所提出的理由自有其道義上的正當性。

　　然而僅僅這些似乎還不夠。因為，被壓迫者反抗的正當性固然應當尊重，卻還不足以證明社會主義革命的成熟性和必然性。在歷史上的各個時期，“毫無出路的處境”一向能夠“十倍地增強”作為受害者的下層民眾的力量，但這還只是一種作用于舊制度的破壞性力量，本身并不導向新的社會。也就是說，它的歷史合理性雖然不能忽視，可對于建立一個新社會來說畢竟還是消極的。建立新的社會需要以新的思想為先導，而新的思想只能源于新的、基于自己切身利益追求之上的愿望，而產生出這樣的愿望的階級載體，又不能不以一定的物質生產力和與此相適應的文化水平為基礎。由此可見，上述論證并沒有真正解決問題，反而曲折迂回地又把人們引回到那一老的問題，即俄國社會是否發展到了足夠實現社會主義的物質和文化水平？

　　《《《《《不管張光明先生“在這里應該承認他們的反抗活動的合理性和正當性”是多么真誠，不管張光明先生對“拒絕對歷史上的一切‘弱勢群體’給予同情，甘愿對他們的命運持漠然不顧的態度”的反感有多么真切，不管“從這個角度看，列寧所提出的理由自有其道義上的正當性”令張光明先生信服得五體投地，“然而僅僅這些似乎還不夠。因為，被壓迫者反抗的正當性固然應當尊重，卻還不足以證明社會主義革命的成熟性和必然性”，一切由此都等于零。

　　“正當性固然應當尊重”，“證明社會主義革命的成熟性和必然性”才是決定性的。那么要怎樣才能“足以證明社會主義革命的成熟性和必然性”呢？

　　列寧主導的布爾什維克領導人民搞的十月革命，推翻資產階級臨時政府，當然可以說，“但這還只是一種作用于舊制度的破壞性力量，本身并不導向新的社會。”那么用建立了工、農、兵蘇維埃政權，實行了無產階級專政，繼而在其繼承者斯大林主導的蘇共領導下，蘇聯人民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創立了迄今為止最新形態的人類文明——社會主義——的事實，能不能用來“足以證明社會主義革命的成熟性和必然性”？

　　經濟、文化比蘇聯更為落后，1956年基本完成社會主義改造以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事實，能不能用來“足以證明社會主義革命的成熟性和必然性”？

　　都不能！否則就不會有此先生的非議。

　　“建立新的社會需要以新的思想為先導，而新的思想只能源于新的、基于自己切身利益追求之上的愿望，而產生出這樣的愿望的階級載體，又不能不以一定的物質生產力和與此相適應的文化水平為基礎。”

　　即那個“只能源于新的、基于自己切身利益追求之上的愿望”，在革命實踐上一點都沒有成就出事實來的“新的思想”，莫明奇妙地居然能“為先導”，就能“足以證明社會主義革命的成熟性和必然性”？

　　言下之意是列寧主導的、和其繼承者斯大林主導的蘇共，因為沒有張光明先生的“以新的思想為先導”，哪怕領導俄國人民在實踐上成就的無產階級革命事實是人類文明史上空前未有的，也決不能“足以證明社會主義革命的成熟性和必然性”。反到是張光明先生的、在實踐上沒有成就任何無產階級革命事實的“新的思想”，能莫明其妙地“為先導”，居然能被此先生拿來“足以證明社會主義革命的成熟性和必然性”？

　　再者，莫明其妙起“先導”作用的，“只能源于新的、基于自己切身利益追求之上的愿望”的“新的思想”，當然就是沒有正確認識到作為要改造的社會對象的必然、一定條件下的規律和形勢的知識的應然的“新的思想”，以應然的“新的思想為先導”地實踐，怎么可能能動地遵從、順從要改造的社會對象的必然、一定條件下的規律，結果豈不是輕則雞飛蛋打，重則葬送整個應然事業。

　　更為荒唐的是，“而產生出這樣的愿望的階級載體，又不能不以一定的物質生產力和與此相適應的文化水平為基礎。”

　　“物質生產力”只能是社會的“物質生產力”，它只能是社會的人生產活動產生和決定的結果。階級只能由社會的人構成。社會的人生產活動產生和決定的結果的“物質生產力”，怎么反到會成為生產活動有以形成的社會的人的“載體”？

　　何況，人們所謂的那個“物質生產力”只不過是人們根據社會生產的產物得出的一個觀念。對此，請看我在紅歌會網的《析何自力先生某文的一段論述》，不再贅述。人們根據社會生產的產物得出的一個觀念，會成為生產活動由以形成的社會的人的“載體”，更是匪夷所思。

　　什么是文化，如前所述。總之，人的思想意織主導其行為形成或制成的，能被他人感知、領悟和認識其思想意識和情感，從而旨在向他人表示和傳達思想意識和情感，以實現影響和教化他人的現像事物。

　　不管狹義的還是廣義的，文化，都是社會的人的思想意織主導其行為形成或制成的東西。社會的人思想意織主導其行為形成或制成的東西，怎么反到會成為社會的人的“載體”？

　　真是奇談怪論！

　　人和人的思想意識或精神就是“物質”的。對此，我在紅歌會網的多篇文章已發復道明，不在贅述。豈止是“實現社會主義的物質”，一切社會的主體因素就是而且只能是由思想意識主導其行為的人所構成。因此不僅“實現社會主義的物質”，而且一切社會的“物質”，就是思想意識主導其行為的人及人與人的社會關系和人的社會行為。作為人的社會行為的結果的東西，都不是社會，從而不是社會的構成部分，即不是社會的“物質”。不能把社會的“物質”等同于社會的人的行為或活動產生的結果的“物質”。“社會主義的物質”的主體，就是而且只能是實現了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社會的人。

　　社會主義的“文化水平”只能是社會主義社會的人的產物。

　　因此，“社會是否發展到了足夠實現社會主義的物質和文化水平”是謬論。因為，不是“社會主義的物質和文化水平”決定社會主義能否實現，而是相反，實現了社會主義就必然有“社會主義的物質和文化水平”，是實現了的社會主義社會決定社會主義的“文化水平”。

　　這里的“俄國社會”就是沙皇君主專制的地主、資產階級統治的社會。居然以問話的方式論道沙皇君主專制的地主、資產階級統治的社會的發展“是否發展到了足夠實現社會主義的物質和文化水平”更是荒唐透頂。

　　“由此可見，上述論證并沒有真正解決問題，反而曲折迂回地又把人們引回到那一老的問題，即俄國社會是否發展到了足夠實現社會主義的物質和文化水平？”是胡言亂語。》》》》》

　　其實，列寧并非不懂得僅僅靠“毫無出路的”人民的反抗是不能產生社會主義社會的。他的真實意思是說，這種對舊制度的反抗能夠幫助我們這些社會主義者奪取政權，而一旦取得政權就可以為我們實現自己的理想目標創造最重要的“前提”。關于這一點，本文馬上就來談。

　　第二，提出了“先革命，后建設”的思路。列寧說：“既然建立社會主義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雖然誰也說不出這個一定“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樣的，因為這在各個西歐國家都是不同的），我們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達到這個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農政權和蘇維埃制度的基礎上趕上別國人民呢？”[⑤]

　　可以說，這里才是真正觸及到了事情的實質，而列寧此處的回答，與以前布爾什維克的解釋相比有不小的區別。以前是虔信西歐發達資本主義地區社會主義革命的潛能會被俄國革命的“導火索”點燃起來，那時從西歐到俄國大家一起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因此也就無所謂俄國“文化水平”落后不落后的問題了。而現在，列寧在坦然承認了俄國并不具備建設社會主義的物質文化條件之后，沒有重講世界革命的老話題，而是提出了一條新的出路：我們可以先用革命把政權拿到手，“驅逐地主，驅逐俄國資本家，然后開始走向社會主義”[⑥]。原來被看做歷史發展的結果的，現在一改而為“前提”了。

　　如果說馬克思確認社會主義革命為資本主義充分發展之后的“自然史過程”的結果，那么，列寧在此處提出的便是一種“倒過來的革命”模式，這一模式，套用我們中國人熟悉的語式可以表述為：條件是人創造出來的，沒有條件不要緊，創造條件也可以上！關于生產力決定性作用的歷史觀命題被轉變為一個可以顛倒過來的技術性問題。列寧尖銳地反詰道：“你們在哪些書本上讀到過，通常的歷史順序是不容有或不可能有這類改變呢？”[⑦]

　　在以后的篇幅里，本文將對上述主張進行分析和評價。讓我們先從馬克思的觀點講起。

　　《《《《《這里再重述一遍，馬克思難道不是主張“先革命，后建設”？不奪取政權，建立和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革命，能搞社會主義建設？決不可能在資產階級統治下搞社會主義建設。更不能在資產階級統治的壓迫和剝削下為資產階級搞資本主義建設。

　　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力和經濟不發達的國家搞社會主義革命不能取得成功，要生產力和經濟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而且是多個主要的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先后一起都發生無產階級革命，在這種情況下，搞社會主義革命才可能取得成功，不能將此歪曲成馬克思是“先建設、后革命”。馬克思主張的是：無產階級只能先革命，然后才能搞社會主義建設。

　　張光明先生這里引述的列寧這個論斷，正好表明列寧決不信“一定的文化水平”決定論這個邪。當包括階級斗爭在內的政治矛盾斗爭形勢發展到已經為無產階級性質的共產黨——當時叫布爾什維克——提供了領導工、兵、農為主體的人民奪取政權的不僅是可能，而且是大好機會的時候，決不能受生產力決定論、經濟決定論，還有什么“一定的文化水平”決定論等理論的束縛，必須解放思想，用無產階級性質的列寧式政黨領導人民革命來首先創造統治社會、改造社會，發展社會主義的前提。

　　“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達到這個一定水平的前提”，就是首先用革命手段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然后用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治統治改造社會，建立社會主義，用社會主義社會來發展社會生產或經濟，還有發展社會主義的文化。

　　發展社會生產或經濟，蘇聯和中國的事實表明，社會主義社會能比資本主義社會更具優越性。

　　社會生產的產品，是稀缺的效用事物或財富，本身沒有階級性。但文化就不同了，因為文化是用來表示和傳達思想意識及其情感，影響和教化人的思想意識的，有些是有階級性的。所以不是發展文化，而是革除剝削階級的文化，發展無產階級性質的社會主義文化。

　　至少上世紀60年代，以比所有美西方資本主義更快的速度，蘇聯的經濟發展程度已經大大超過了一戰前的美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更是大大超過了馬克思逝世前的美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即經濟發展程度已經符合馬克思的那個建立社會主義必須的“生產力”和經濟發展水平的理論了。因此，列寧的“我們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達到這個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農政權和蘇維埃制度的基礎上趕上別國人民呢？”的論斷無可指責。

　　張光明先生緊接著的論述是對歷史事實的再度刻意歪曲。如前所述，這里再重述一遍，早在十月革命前，列寧重新考查了馬克思、恩格斯的社會主義同時在所有或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才能取得勝利的論斷，認為它不適合于帝國主義時代，認為它可以在數個國家甚至單獨一個國家取得勝利。原話是：“經濟政治發展的不平衡是資本主義的絕對規律。由此就應得出結論：社會主義可能首先在少數國家或者甚至在單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內獲得勝利。（1959年人民出版社《列寧全集》第21卷第321頁）”。

　　只能說布爾什維克領導者們中有些人是如此。

　　縱使是如張光明先生所描述的，列寧主導的蘇共領導的革命人民，事實上做到了“我們可以先用革命把政權拿到手，‘驅逐地主，驅逐俄國資本家，然后開始走向社會主義’”，用事實證明的也只能是列寧的符合實際。指責列寧不是愚蠢，就是別有用心。

　　“原來被看做歷史發展的結果的”的那套理論，必須糾正為“現在一改而為‘前提’了”的列寧的主張。因為“生產力”決定論、經濟決定論，還有什么文化決定論，全都是錯誤的理論。列寧逝世后，美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又發展了100年，我們仍然看不到這些國家有“歷史發展的結果”而成為社會主義的任何跡像。不管資本主義的“生產力”、經濟、文化怎樣發展，不按照列寧“提出了一條新的出路：我們可以先用革命把政權拿到手，‘驅逐地主，驅逐俄國資本家，然后開始走向社會主義’”去做，就絕對不可有“歷史發展的結果”的社會主義。

　　搞社會主義的前提，只能是用暴力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奪取政權，建立和實行無產階級的專政。不用暴力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奪取政權，建立和實行無產階級的專政，讓受壓迫和剝削的人民去等待那個“歷史發展的結果”，是反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反社會主義，維護資本主義的煞費苦心。

　　馬克思主義，歸根結底，或其根本，就是人類資本主義國家社會的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必將導致無產階級性質的政黨領導工人階級造反，武力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奪取政權，建立和實行無產階級的專政和社會主義革命，革除生產資料私有制，實現生產資料公有制，消滅資產階級和其它壓迫和剝削階級，最終實現沒有階級壓迫和剝削的共產主義的主義。這個過程，決不是什么“自然史過程”，只能是無產階級性質的共產黨領導人民高度發揮無產階級首創精神的革命開拓過程。

　　加上遵循對象事物的必然性和一定條件下的規律這個前提，“條件是人創造出來的，沒有條件不要緊，創造條件也可以上”，這句話沒有錯！

　　“關于生產力決定性作用的歷史觀命題被轉變為一個可以顛倒過來的技術性問題”的“生產力決定性作用的歷史觀命題”，只不過是個命題，決不是“被轉變為一個可以顛倒過來的技術性問題”，而是一個與社會這個對象事物的本質根本不符的偽命題。因此被糾正只是時間問題，是必然的。》》》》》

　　二

　　依照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思想，社會主義社會的誕生有賴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所醞釀出來的物質條件、文化條件和階級條件，缺少了這些條件，則任何強有力的革命政權都制造不出社會主義的實際關系來。正因此，馬克思和恩格斯才會在1848年革命失敗之后反對冒險革命家沙佩爾、維利希們“馬上奪取政權”的主張，甚至說出“我們獻身的黨，幸運的恰恰是還不能取得政權”[⑧]這樣驚人的話來。列寧這一“倒過來的革命”主張，顯然與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頗有差別。列寧自己也并不否認這一點，例證之一，就是他在口授《論我國革命》的幾乎同一時間說過“我們沒有從理論（只是此處輕蔑地用括號加了一個補充：“一切書呆子的理論”——引者注）所規定的那一端開始”[⑨]這樣的話。

　　《《《《《那個“生產方式”，是作為對象事物的社會根本就沒有的東西。

　　“世間不存在任何系統由以形成的內在關系與這個系統的活動形成的力量組合成什么活動方式。何況生產關系只是社會內在關系的一種。社會的一種活動——社會生產——產生的、離開社會生產活動就不能存在的社會生產力，哪里來的能動的意織和本事，會專門與社會由以形成的社會內在關系的一種——社會生產關系——進行組合，構成什么生產方式。

　　任何系統的活動如果有什么活動方式，也只能由該系統的活動形成，決不可能由系統活動產生的力，來與系統由以形成的內在關系，而且還只是系統由以形成的內在關系的其中的一種關系，進行組合構成。

　　從而社會生產關系與作為社會生產的力的社會“生產力”進行組合，構成社會生產關系與作為社會生產的力的社會生產力之統一體的社會生產方式的論斷，不能成立。

　　統一體只能是政治統治規制的社會。【見我在紅歌會網和烏有之鄉的《評360百科的生產力論》】”

　　而且，“社會生產力”或“生產力”也是作為對象事物的社會根本就沒有的東西。

　　“我們對勞動者勞動生產的考查，看得見、摸得著、感受得到、撿測得到，從而找得出，勞動者肢體，或其使用的牛、馬，或其使用的機器，發出的力。但，人們說的勞動者的勞動‘生產力’，是大是小，顯然不是指勞動生產者的力氣或其使用的牛、馬或其使用的機器發出的力，或其它的什么力的大小，而是指勞動者勞動生產產品質量的好壞、數量的多少。勞動者勞動生產的所謂‘生產力’，其實是根據勞動者勞動生產的產品質量的好壞、數量的多少，認為的“生產力”，而不是勞動者勞動生產果真有能考查、撿測到的什么‘生產力’。

　　何況，這里說的是‘人類的物質資料生產活動’的‘生產力’，只能是‘社會生產力’，不能是勞動者勞動的‘生產力’。但，不管是‘社會生產力’，還是勞動者勞動的‘生產力’，都是指社會生產或勞動者勞動的產物。

　　‘我們對社會生產的考查，看得見、摸得著、感受得到、撿測得到，從而找得出，勞動者肢體，或其使用的牛、馬，或其使用的機器，發出的力。但，人們說的‘社會生產力’，是大是小，不是依勞動生產者的力氣或其使用的牛、馬或其使用的機器發出的力，或其它的什么力的大小來衡量，而是只能以社會生產的產物的品種、質量、數量，技術先進程度等為準。但這些東西不是社會生產產生的力，而是社會生產的產物。

　　人們說的‘社會生產力’，只能以社會生產的產物來衡量，社會生產的包括品種、質量、數量，技術先進程度等的產物更多，人們說社會的‘社會生產力’更大，而不是指社會生產中勞動生產者的力氣或其使用的牛、馬或其使用的機器，或其它的什么東西發出的力。即所謂‘社會生產力’，不是我們考查社會生產看得見、摸得著、感受得到、撿測得到，從而找得出的各種力，而是根據社會生產出來的產物被人們認為的‘社會生產力’的觀念。【見我在紅歌會網和烏有之鄉的《“代表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析》】’【見我我在紅歌會網的《析何自力先生某文的一段論述》】”

　　因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所醞釀出來的物質條件、文化條件和階級條件”不能成立。從而“依照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思想，社會主義社會的誕生有賴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所醞釀出來的物質條件、文化條件和階級條件，缺少了這些條件，則任何強有力的革命政權都制造不出社會主義的實際關系來”的整個論斷都不能成立。

　　“1848年革命失敗之后”，是1848年革命已經被鎮壓下去以后，就如俄國1905年十二月武裝起義被鎮壓下去以后，還要“馬上奪取政權”，那就是腦子有毛病。因為這只能使革命力量遭到更徹底的鎮壓。所以“馬克思和恩格斯才會在1848年革命失敗之后反對冒險革命家沙佩爾、維利希們‘馬上奪取政權’的主張，甚至說出‘我們獻身的黨，幸運的恰恰是還不能取得政權’這樣驚人的話來”，一點也不奇怪。但是，在1917年發動十月革命的大好形勢已形成的時候，作為俄國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人如果向黨發出類似的指示，就是讓垂死的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喘過氣來，無異于挽救垂死的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就是讓列寧主導的共產黨——當時叫布爾什維克——領導的人民革命可以創造的人類文明新形態，化為泡影。

　　拿一百幾十年以前本來就是錯誤的“生產方式”決定論，和1848年革命已經被鎮壓下去以后馬克思和恩格斯反對“馬上奪取政權”的主張所說的話，來發駁列寧1923年1月的《論我國革命》，豈止是無知妄為和牛頭不對馬嘴，而是力圖不僅否定列寧主導的共產黨領導俄國人民開創的人類前所未有的社會主義革命事業，繼而否定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領導中國人命開創的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事業。如前所述，這里再重述一遍，馬克思主義，歸根結底，或其根本，就是人類資本主義國家社會的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必將導致無產階級性質的政黨領導工人階級造反，暴力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奪取政權，建立和實行無產階級的專政和社會主義革命，革除生產資料私有制，實現生產資料公有制，消滅資產階級和其它壓迫和剝削階級，最終實現沒有階級壓迫和剝削的共產主義的主義。列寧主義是遵循馬克思指出的方向和最根本的方法，開劈出人類社會首次實踐基礎上創立的，由斯大林繼承、鞏固、發展而基本成型的，發展了的馬克思主義。這等于是用馬克思的錯誤理論來否定馬克思主義最根本的東西。》》》》》

　　當然，僅僅與馬克思恩格斯的已有主張不符，并不能證明就一定錯了，否則我們便會成為只知固守、不求創新的最糟糕的教條主義者。所以這里評價的尺度不應該建立在違章不違章上，而應該建立在以歷史實際為參照對理論主張所作的細心比較和分析上。讓我們先來看一看，為什么馬克思和恩格斯要如此強調社會主義物質文化前提的不可缺少性？

　　關鍵在于，馬克思恩格斯所闡發的社會主義，對我們今人所熟悉的“現實社會主義”來說，不折不扣是一種“高標準的”社會主義。其所以“高”，是因為它是一種以工人階級自治為核心的社會主義。在馬克思恩格斯的心目中，社會主義的核心是社會所有制（后人常稱之為公有制），但這一社會所有制是以工人階級大眾自己集體掌握和管理生產資料為本質的，惟其如此它才可能成為“自由人的聯合體”。但既然是這樣，這種社會主義就不可能在任何條件下都產生出來，而只能是在工人階級的數量和質量都獲得充分發展的水平上產生出來，而這樣的發展顯然又只能建立在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高度發展之上。沒有這一發展所造成的經濟需要及其反映在工人階級心理中的社會主義意識，就不會有馬克思恩格斯所主張的社會主義。從這個意義上說，社會主義與它所依賴的物質文化前提，亦即建設社會主義所需要的“文化水平”之間的關系，不但不是可有可無的，而且也決不是“誰也說不出”的。恰好相反，這個“文化水平”有著雖不能用數字指標劃定、但仍然可以明確衡量的尺度，那就是只有在極高的物質生產力條件下才能造就的工人階級大眾對社會主義的自覺意識和管理能力。[⑩]

　　如果從這個高度著眼，“倒過來的革命”模式便不可避免地顯現出自己的弱點和將要遇到的困難了。

　　《《《《《不管是什么社會，都必須有統治，否則就必然是四分五裂，天下大亂。這是人類社會出現以來的鐵律。還沒有出現的“不折不扣是一種‘高標準的’社會主義”，只要它是社會，就必須有統治。

　　“因為它是一種以工人階級自治為核心的社會主義”，所以“不折不扣是一種‘高標準的’社會主義”，只不過是持這種看法和主張的人頭腦中的邏緝和觀念，不是事實。因為在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時代，還沒有社會主義社會，更不要說“不折不扣是一種‘高標準的’社會主義”了。甚至在張光明先生看來，直到今天，也不存在“‘高標準的’社會主義”。沒有事實作為根據的邏緝和觀念，無助于張光明的謬論成為真理。而且也與馬克思認為的以無產階級的政黨為核心或為領導的無產階級專政統治的社會主義不符。沒有無產階級的政黨為領導的無產階級專政，即沒有統治。沒有統治，人類社會出現以來的鐵律就是天下大亂，四分五裂，絕對不可能有任何社會。“工人階級自治為核心的社會主義”的“不折不扣是一種‘高標準的’社會主義”，只能是張光明先生設下的勢必導致社會主義走向死亡的陷井。

　　才說了“工人階級自治為核心的社會主義”，緊接著又來了個“社會主義的核心是社會所有制（后人常稱之為公有制）”。至少有兩個核心了，哪里還能有社會主義的什么核心？

　　既然是“在馬克思恩格斯的心目中”的“社會所有制”，就不是存在著的社會制度。縱使以后有，也只不過是社會的一種制度。不管是什么社會的什么制度，都絕對不可能成為任何社會的核心。社會制度是什么東西？依統治者制定的規矩，以暴力和暴力為威懾，并配以意識形態文化的敎化，經統治規制成人的行為和人之間社會關系的規范。社會統治規制的任何一種社會制度，只不過是統治的產物，任何統治的產物都絕對不能成為任何社會的核心。“社會主義的核心是社會所有制（后人常稱之為公有制）”，荒唐！

　　根本就不可能有“社會所有制”。社會就是由許多的人所構成。一個企業，一個縣、市、省和國家的每件生產資料，決不能由社會所有的人，人人都擁有所有權來占有、使用、享用和處置。生產資料要成為社會的公有，只能是代表人民當家作主或人民主權的將社會統起來的國家來所有，決不能是離開代表人民當家作主或人民主權的國家所有的社會所有的人，人人都來擁有所有權的“社會所有制”的所有。“社會所有制”只能是幻想。

　　“工人階級大眾”包括其家屬，在世界中等人口規模以上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馬克思逝世又發展了近一個半世紀，也沒有占這些國家社會人口的多數，相反是緩慢的愈趨地占少數。甚至中等發展成度的中等人口規模以上的國家，現實和社會發展的趨勢也是第二產業的比重越來越小。因此，“工人階級大眾自己集體掌握和管理生產資料”，就更不可能是什么“社會所有制”。何況“集體掌握和管理生產資料”，是工人的集體所有制，不是“社會所有制”，工人的集體所有制，在代表人民主權的國家社會，只能是初級的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所有制，決不是“不折不扣是一種‘高標準的’社會主義”的所有制。

　　沒有自由人。

　　“‘自由’這個詞的本來意思是不受約束、限制。

　　而人的主導自已趨利避害的行為的思想意識，和思想意識主導的趨利避害的行為，都是不‘自由’的。

　　因為人的思想意識根本上就是用來主導自已的行為實現趨利避害，人的思想意識主導的行為只能適應、順從，不能改變、抗拒對象具有的必然性、規律和目前還不能改變和抗拒的情勢、力量等，從而主體的思想意識必須通過對對象的認識客觀地反映外在對象，根據對外在對象的正確的認識作為主導自已趨利避害的行為的思想意識的根據，使主導行為的思想意識能與外在對象的必然性、規律、目前還不能改變和抗拒的情勢、力量等相符合。 既然如此，人的主導其趨利避害的行為的思想意識就是不自由的。人的包括認識、知識在內的指導自已行為的思想意識是必須這樣地愛到‘外在原因的決定’或規定，否則人的行為遭致的就是趨利避害的反面。‘基督教從先驗預設的神出發，雖然開啟了自由意志維度’的所謂‘開啟了自由意志維度’只不過是宗教神說。‘不受外在因素的決定，僅憑自身的因果性而獨立自足地發揮作用’的意志，則是康德的臆想。

　　人是作為普遍聯系，相互作用、影響、制約、限制和規定的自然或物質世界的無數事物之一種的人，從而，人不能是不受自然或物質世界中的其它與其相關的事物和其自身內在關系的作用、影響、制約、限制和規定的自由的人。如，人的最起碼的行為----爬、走、跑、跳，就受著包括地球的引力和人的生理特性及其狀況在內的人的內外在關系和相關事物的作用、影響、制約、限制和規定。人出生后的幼年成長過程就得用兩、三年甚至更多時間來適應這種作用、影響、制約、限制和規定，在這種作用、影響、制約、限制和規定中習得初步的爬、走、跑、跳的能力，在適應、順從、符合和駕馭內外在關系及其的必然性、規律的情況下學會和尋找利用、改變內外在關系和對象事物的方法、力量，不斷增強能動的自主力。四、五歲后，身體和大腦發育正常的人，爬、走、跑跳的能動的自主力才能達到自我感覺自如的成程。但，自如不是“自由”，因為包括地球的引力和人的生理特性及其狀況在內的人內外在關系和與相關事物相互作用、影響、制約、限制和規定不以人所處的時空為轉移無所不在。人的能動的自主力及其帶來的自如行為的程度不管有多大，都是自身內外在關系和與相關事物的相互作用、影響、制約、限制和規定中的行為活動，不存在自由。自然或物質世界中的人必須老老實實地，不能任由自已意志和行為自由的根據對對象世界的認識而獲得的符合實際的思想意識來指導自已努力地改變或改造對象世界，才能在自已力所能及的范圍和程度獲得不自由中的趨利避害的自主力和相對更大的行為或生活的自如度。即人只能是不能自由的必須遵循和服從對象世界的必然性、規律和目前不能改變和抗拒的情況、力量等，并只能依托于社會的條件和力量，獲得不自由中的相對更大的趨利避害的自主力和自如度。不自由中的自主和自如的趨利避害的行為或生活不是不受約束、限制的自由狀態，而且是無時無刻不在作用、影響、制約、限制和規定中的狀態。

　　所以人的主導其行為的思想意識和思想意識主導的行為都是不自由的。

　　人還是社會的人。人在社會關系中也不是人能‘自由’的。

　　康德的‘當公民狀態純然被看作是權利狀態時’的‘自由’，只能是人與人之間在權力、權利關系上的自由權利。所謂自由權利，是一種社會權力、權利關系，是政治統治在治下之民守法的前提下，確認、賦予和維護的治下之民----在近代之前只是部份治下之民----相互擁有自主權，就是確認、賦予和維護治下之民相互對自已的生命、人身和行為擁有所有權，從而相互不能對擁有這樣權利的人進行權力支配，更不能以暴力或暴力相威脅來使其同意和服從。有自主權的人依法擁有不受他人支配、不受他人暴力和暴力威脅的強迫、驅使、阻撓和干涉的自主行為的自由權利。即然是以服從政治統治的法的規制，由政治統治的法的規制確認、賦予和維護的人與人之間的權力和權利關系，自由權利，當然就不是不受政治統治約束、限制的‘自由’，從而是不自由的。

　　現代國家社會，政治統治的法律規制延伸、發展到社會領域的各個方面，而且越來越深入細致，覆蓋幾乎一切社會中的人與人的關系，包括言論、私密的私人家庭成員生活中的夫與妻和父母與子女之間的關系，更不要說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輿論宣傳等重要的社會方面的行為或活動了。大凡涉及到他人或組織、機構的，處處都要受到法律的規制。比如言論、出版、宣傳上，不能對他人造謠、誣蔑和侮辱等;行為上，不能對他人的合法行為和生活造成不良形響，更不能阻礙和損害;末經所有者的許可，不能動用、使用，更不能享用、占有和處置他人擁有所有權的財富;人們相互之間的契約、集會、結社等必須合法，依法進行;等等，是如此這般的受到政治統治的法的規制。在有政治統治的有序的社會中，不存在不受政治統治約束、限制的‘自由’，只存在尊守法律的前提下的由政治統治以法律規制的方式確認、賦予和維護的在與他人和組織機構發生社會關系時的相對于他人和組織機構的自主權和由此而享有的自由權利。

　　文明社會，不管是過去、現在和一萬年后的將來，沒有政治統治，必是天下大亂。天下大亂了，就更無從談起人在社會關系中的什么‘自由’了。人類永遠不會出現‘自由’的社會。

　　只有以暴力和以其為支撐為后盾形成的政治統治的社會，才能避免無統治的社會的相互掠奪和殺戮的天下大亂的狀態，才可能使人與人之間擁有自主權和享有自由的權利。但可能不是一定。國家社會的早期和中期，多數人是沒有自主權和自由權利的，如奴隸、農奴。君主的隸民相對于一般的他人的自主權和自由的權利是免強有保障的，但在貴族面前自主權和自由權就難有保障了。只是在近現代以后，經過斗爭、革命和變革，國家社會才開始不同程度上一般地使人與人之間相互擁有自主權和自由權利，并通過矛盾斗爭鞏固和發展。但這是以服從政治統治及其法律規制為前提。自主權和自由權利，只是在服從統治和法律規制的前提下不受他人的暴力或暴力威脅的強迫、阻繞和權力支配對人的行為形成的限制、約束、干涉和支配，而不是除此之外不受包括政治統治及其法律規制在內的人的內外在的各種自然和社會的關系對人形成的作用、影響、制約、限制和規定，因此，不是‘自由’。

　　現代社會，自主權意義上的‘自由發展’，是在遵守法律的前提下，不受他人和任何組織、機構權力支配的發展，僅此而已。出賣自已的勞動使用權而被老板在生產勞動過程中進行權力支配，正是擁有自主權的人不受他人權力支配的主權行為的結果，即他用自已勞動的使用權來換取工資收入而訂立契約的主權行為的結果。國家社會日常生活和經濟領域中的契約關系之所以得以形成和成立，其前提就是契約各方相互之間都是擁有自主權的彼此不能擁有支配對方權力的人。這只能是政治統治的規制才可能形成的。在服從政治統治和尊守其規制的法律的前提下，人才能擁有相對于他人的自主權和自由權利，擁有自主權和自由權利的人的自主行為，只是不受他人權力支配而不是自由行為。不管是指導行為的思想意識還是思想意識指導的行為，都不是自由的，而是作用、影響、制約、限制和規定中的。在現代社會，在守法的前提下，只是擁有不受任何組織、機構和他人權力支配的自由權利，而不是擁有自由。所以不存‘自由發展’，‘自由發展’只是人們的幻想。【見我在紅歌會網的《對“自由”的批判》】”

　　因此，“自由人的聯合體”同樣只能是人們的幻想。

　　“關鍵在于，......而這樣的發展顯然又只能建立在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高度發展之上”

　　沒有“經濟關系”。這里說到的“關系”，只能是指社會關系。經濟是指社會生產和社會生產直接形成的交換、分配和消費。即社會生產活動和社會生產活動中直接形成的交換活動、分配活動和消費活動。不是社會生產活動和社會生產活動中直接形成的交換活動、分配活動和消費活動能有社會關系，即不是這些活動的社會關系，從而不是經濟活動或經濟關系，而是社會生產活動中和社會生產活動中直接形成的交換、分配和消費活動中的人與人的社會關系。

　　“關鍵在于，......而這樣的發展顯然又只能建立在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高度發展之上”的論斷，不能成立。

　　經濟是指社會以上的某些活動，這些活動是社會的人的活動。只有人才能有“需要”，沒有人的活動能有“需要”，從而沒有“經濟需要”。任何發展過程都絕對不能造成“經濟需要及其反映在工人階級心理中的社會主義意識”。

　　除了人以外，一切對象事物都沒有反映自身的功能。一切對象事物，包括人在內，更沒有將自身反映到它物的功能。

　　更何況，“這一發展所造成的經濟需要”居然會“反映在工人階級心理中”，成為“社會主義意識”。

　　經濟有需要和“經濟需要及其反映在工人階級心理中的社會主義意識”，都是奇談怪論。

　　因此，“沒有這一發展所造成的經濟需要及其反映在工人階級心理中的社會主義意識，就不會有馬克思恩格斯所主張的社會主義”的論斷是又一個胡編亂造。

　　沒有非物質的文化，“物質文化”就是文化。不管資本主義社會發展到哪種程度，如前所述，人的思想意織主導其行為形成或制成的，能被他人感知、領悟和認識其思想意識和情感，從而旨在向他人表示和傳達思想意識和情感，以實現影響和教化他人的語言、文字、書籍、報刊、演講、圖畫、音樂、歌唱、舞蹈、戲劇、電影、電視、教育、輿論、宣傳活動等，即狹義的文化，或再加上人生產制造的各種器物、建筑物及其殘留物等，甚至人、人的組織、人的社會行為、活動的習慣、風俗等，即廣義的文化，就能決定社會形態是怎樣發展的難道不荒唐么！何況，不管資本主義社會發展到哪種成度，資本主義社會的文化只能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占統治地位的文化。社會主義的建立，必須進行文化革命，革除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文化。此先生卻反而主張使社會主義的建立，照他的說法是從他以上所論述的那些謬論的意義上說，就居然得依賴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的文化，而且還得以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的文化為前提，真是荒謬絕倫!

　　包括社會在內，事物的運動或活動產生的力，絕對決定不了產生它的事物。何況根本就不存在人們說的那個“生產力”。所謂“生產力”，只不過是社會的生產活動生產的產物。“在極高的物質生產力條件下”，就是“在極高的”社會生產活動生產的產物的“條件下”，就是高到九天之上，也只不過是被人社會地“造就”出來的，沒有思想意識主導其行為能力的，而且不經社會的人使用就統同只能是廢物，社會生產的產物，竟然“才能造就的工人階級大眾對社會主義的自覺意識和管理能力”，是騙瓜娃子的彌天大謊！

　　因此，此先生的“如果從這個高度著眼”，就是從此先生以上理論的荒謬絕倫的高度著眼，把列寧的《論我國革命》“略論”成“倒過來的革命”，同樣是荒謬絕倫、不自量力。》》》》》

　　首先，這一模式的中心是革命者政權。因為既然建設社會主義的“前提”已經由實際生活中的物質文化條件轉移到了政權身上，它必須代替本來的條件來自己充當“前提”進行歷史創造，所以我們必須假定這一政權能夠創造出發展社會主義所需要的一切社會關系和社會組織。但是這一假定一旦接觸到實際將會遇到怎樣的情況呢？回答這個問題，不由讓人聯想到普列漢諾夫1883年關于革命者過早地奪取政權之結局的頗為有趣的預測。他預言那結局不外兩種。一種是革命政權自己出面來組織社會化的生產，但由于在實際經濟關系和人民心理中都缺少足夠有利的準備，于是終將采取強制命令的手段，那時它將不得不“求助于家長制和獨裁制的共產主義理想，只是對這些理想作一點修改，使得國民生產不是由秘魯的‘太陽之子’及其官吏們而是由社會主義者等級來管理”[11]；另一種是革命政權對人民的經濟生活不加干涉，而寬容地聽任他們去作出自己的選擇，那時在客觀條件的作用下商品關系只會或快或慢地恢復起來，而這樣一來在實際生活面前政權就變成了一個“荒謬可笑的社會主義政府”[12]。普列漢諾夫的這一預測是在與民粹派論戰時提出的，但對于我們這里正在討論的話題是不是也有啟發呢？本文認為：是的，只要是在人民雖有反抗舊政權的情緒甚至行動但仍缺少建設新生活的意愿和實際能力的情況下，事情的邏輯結果就總會是這樣的。我們接著往下看。

　　《《《《《不是“這一模式的中心是革命者政權”，而是無產階級性質的政黨要領導人民搞社會主義，不是首先用暴力打碎舊的國家機器，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建立自己的政權，對一切敢于反抗“革命者政權”的勢力進行鎮壓，對社會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有效統治，而是以“實際生活中的物質文化條件”為“前提”,就絕對搞不成社會主義。

　　“物質文化”只不過是社會的人思想意織主導其行為形成或制成的，沒有思想意識主導其行為能力的社會的產物，它哪里來的決定社會形態是怎樣發展的那個偉力。而且——這里再重述一遍，不管資本主義社會發展到哪種成度，不管資本主義的文化發展到多高的水平，資本主義社會的文化只能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占統治地位的文化。社會主義的建立，必須以革除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在文化的統治的文化革命為條件。把資本主義社會發展出來的“物質文化”，作為“建設社會主義的‘前提’”條件，只能是荒謬絕倫!而革除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在文化的統治的文化革命，必須以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為前提。

　　不管什么社會，都必須有統治，否則決不可能有“社會化的生產”。社會主義的“社會化的生產”，必須發動、領導和組織群眾，革除舊的生產關系及其制度，鎮壓維護舊的生產關系及其制度的惡勢力，通過政治統治的規制才可能形成。不管資本主義社會及其所謂的“生產力”、經濟，還有什么“物質文化”，發產到怎樣高的水平，靠“工人階級自治”絕對不可能辦到。這些，只有民主集中制的，還得加上行政性的無產階級性質的政黨——共產黨，領導人民，用革命的方法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建立和掌握了政權，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才可能辦到。

　　不管什么社會，都必須有行政體系，非常狹小的原始氏族共產主義社會，也必須有行政體系的雛型，否則決不可能有“社會化的生產”。沒有統治，沒有行政體系，“自由人的聯合體”的社會，只能是幻想。

　　沒有成金字塔等級結構的行政體系的各級首長因工作而必須有的對下級的行政權力支配，即普列漢諾夫所說的“強制命令的手段”，行政體系就無法運轉 。車間、企業等，就無法生產，政府就無法對社會進行統治，社會就會分裂解體，天下大亂，那里來的“社會化的生產”。

　　因此任何國家社會的政府，成金字塔結構的行政體系必須有，專職的各級掌權者或“官僚”必須有。無產階級性質的國家的政治統治也必須如此。但必須反對官僚主義，反以權牟私的特權、腐敗，否則就會演變成壓迫和剝削人民大眾的特權階級或官僚階級的政治統治，甚至更為惡劣的官僚地主和官僚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

　　人類任何國家社會的政治統治的行政體系都得有個頭，不同的只是產生的方式，當權者屬于什么階級或代表什么階級，這個頭執掌權力行政的規矩及其規范它的制度機制。社會主義社會也必須和只能如此。普列漢諾夫逝世于1918年5月，沒有看見過社會主義社會，他的社會主義只不過是他理想中的社會主義。照張光明先生描述的他預言，“一種是革命政權自己出面來組織社會化的生產，但由于在實際經濟關系和人民心理中都缺少足夠有利的準備，于是終將采取強制命令的手段，那時它將不得不‘求助于家長制和獨裁制的共產主義理想，......’；另一種是革命政權對人民的經濟生活不加干涉，而寬容地聽任他們去作出自己的選擇......，那時在客觀條件的作用下商品關系只會或快或慢地恢復起來，而這樣一來在實際生活面前政權就變成了一個‘荒謬可笑的社會主義政府’。”如是這樣，是他對社會主義的無知。因為任何國家社會的“社會化的生產”都必須“政權自己出面來組織”，即都必須有政權的統治，否則就沒有任何的社會生產。這里的“組織”，就是政府依自己制定的規矩，通過政治統治來規制社會生產活動中的人的活動和人與人（包括非政府的人的組織）之間的社會關系的規范或制度，使“社會化的生產”必須是政權統治的“社會化的生產”，決不能是“革命政權對人民的經濟生活不加干涉，而寬容地聽任他們去作出自己的選擇”。因此，“另一種”情況根本不可能發生。于是就只剩“革命政權自己出面來組織社會化的生產”，就是“家長制和獨裁制的共產主義理想”。這是普列漢諾夫根據他頭腦中的“生產力”、經濟，還有什么“物質文化”決定論的社會主義理論，異想天開地好心犯謬誤。但張光明先生則不同，是借普列漢諾的謬誤來攻擊列寧主導的布爾什維克領導俄國人民開創的人類社會主義不是社會主義，而是“家長制和獨裁制”。 》》》》》

　　由此，這一“倒過來的革命”模式必然地賦予政權以整個社會主義事業中的至高無上的、無可替代的意義，從而使得全部事業的希望由“客觀條件”轉移到“主觀條件”上來。原因很簡單，現實生活中既然缺少其他可以利用的條件，于是不論當初懷抱怎樣的“讓所有社會成員參加管理”的想法，新的政權命定地要讓自己負起全部“主人”的責任來，它要對整個社會變革的性質、方向、范圍和速度作出設計；它要對社會的生產、流通和分配過程實行全面的管理；進而還要對全部政治和社會生活以及思想領域實行統一的安排和控制……要把如此廣泛而復雜的社會管理好，人們就必須假設這一政權永不犯重大錯誤，它的政策應該永遠英明正確，它的管理者們應該素質超群，具備古往今來的思想家們所憧憬、所設想過的一切智慧、經驗、勇氣和無私，好似柏拉圖心目中的睿智的治國者。但是人們難免產生疑問：如果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著名原理是正確的，那么，在一個文化水平落后的國度里，如果不是期待天外來客，這樣的奇跡到哪里去找呢？而既然很難找到這樣一批智者、“哲學王”，又如何達到整個國家的“文化水平”的提高呢？還不止如此。這些管理者彼此間還必須意見一致、思想統一，團結成一個名副其實的高度統一、鐵板一塊的領導者集團，如果達不到這樣的要求，一旦他們內部發生重大分歧，則整個國家和社會的命運必將陷入危險之中。列寧晚年對于布爾什維克領導層中的人際矛盾憂心忡忡，視之為對黨和國家的極大威脅，而這樣的威脅果然在列寧去世后成為事實，就是一個明證。

　　《《《《《不只是“這一‘倒過來的革命’模式必然地賦予政權以整個社會主義事業中的至高無上的、無可替代的意義”，而是統治和圍繞統治展開的活動和斗爭的政治，從而通過政治斗爭形成的統治社會的政權，對一切國家社會都具有“至高無上的、無可替代的意義”。

　　不以主體的主觀為轉移的一切感受和認識的對象，包括人及其思想意識，都是客觀的。政權被定為是“主觀條件”就是謬論。

　　憑什么通過政治斗爭由人構成的統治社會的政權，會被人們斷定為得由他們斷定的“客觀條件”決定的“主觀條件”。社會的人生產活動生產的產物而被人們認為的“生產力”，社會的人的生產活動及其在生產活動中形成的交換、分配和消費活動形成的經濟，還有由社會的人的行為形成或制成的，能被他人感知、領悟和認識其思想意識和情感，從而旨在向他人表示和傳達思想意識和情感，以實現影響和教化他人的文化，根據什么會被人們斷定為是決定他們所謂“主觀條件”——政權——的“客觀條件”。其中的“生產力”是社會的人生產活動生產的產物而被人們認為的“生產力”觀念，經濟和文化是社會的人行為或活動的結果或產物，全都是無思想意識主導其行為的無能動功能的東西，離開社會的人或社會的人的行為活動或社會的人的使用就不能存在，或者只能成為廢物，人們竟然會斷定這些“客觀條件”能決定社會的思想意識主導其行為而有創造力的人、通過政治斗爭構成的統治社會的政權。社會就是由人構成的，照人們的如此邏緝，社會也是“主觀條件”了。怪不得會有社會的無思想意識主導其行為的無能動功能的，離開社會的人或社會的人的行為活動或社會的人的使用就不能存在，或者成為廢物的產物——“生產力”、經濟，還有什么“物質文化”，能決定社會。

　　把作為認識對象的社會事物分為“客觀條件”和“主觀條件”，“客觀條件”具有決定“主觀條件”的功能，是又一個胡言亂語。凡是不以我們的主觀為轉移的感受和認識的對象都是客觀的，包括作為我們感受和認識對象的人及其思想意識。作為我們感受和認識的社會事物，根本就沒有主觀的和客觀的區別，全都是客觀的。對此請看我在紅歌會網的《就美是什么與<美學原理>主編蔡儀同志商榷》、《<“唯心”的歷史唯物主義？>批評》、《主體意識與社會規律》等文，不再贅述。

　　無視作為物質世界中具有特殊能動因素的社會的人和作為社會主體的人的精神在包括社會在內的物質世界中的特殊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對由精神的動物為主體因素構成的社會來說，主體及其精神不能不是社會本質、規律由以規定的具有特殊意義的方面，相形之下，其它任何方面都是黯然失色的，更不要說無思想意識主導其行為的無能動功能的，離開社會的人或社會的人的行為活動或社會的人的使用就不能存在，或者成為廢物的產物——“生產力”、經濟，還有什么“物質文化”了。

　　不管資本主義社會及其所謂的“生產力”、經濟，還有“物質文化”發展到哪種程度，現實生活中都決不可能有“讓所有社會成員參加管理”的條件。這些無思想意識主導其行為的無能動功能的，離開社會的人或社會的人的行為活動或社會的人的使用就不能存在，或者成為廢物的東西，絕對不可能有使社會生成“讓所有社會成員參加管理”的條件的功能。

　　不管社會發展到哪種程度，至少有幾十萬人口以上的社會，“‘讓所有社會成員參加管理’的想法”永遠都只能是幻想。

　　因為，幾十萬人口以上的社會，不可能“讓所有社會成員參加管理”來形成統治，只能用人事權力由中央統一的，中央設立至少數個以上專門的分工分權的的管理部門，縱向至少有三個層級以上的，包括暴力組織在內的，以暴力和暴力為后盾、為威懾的，主權獨立的專門的行政組織體系來統治才能成為社會，即只能是國家社會。

　　有的國家社會，在這樣的強制性統治社會的體系下，有依憲法成立的專門的、人事權力統一的，統治中心設立數個以上分工分權的的管理部門，縱向有三個層級以上的，包括暴力組織在內的，強制性統治其管轄范圍的專門的行政組織，但只能是在這樣的強制性統治社會的體系依憲法的統治之下的自治，盡管其系統的人事權力是獨立的，但不是政治統治的主權獨立的國家。

　　共產主義必須消滅階級，但以為共產主義社會必須消滅國家則是幻想。更不要說共產主義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了。

　　任何國家社會的政治統治的行政體系都必須是專門的。行政體系是依規矩規制，上級支配下級、下級服從上級，各級服從最高級，各級職位權、責、利明確、聯系，形成金字塔結構的權力支配與服從的等級制度，使系統眾多的人服從最高領導者地統一起來行動的組織。這樣的專門的行政體系，不可能“讓所有社會成員參加管理”來形成。

　　不是“新的政權命定地要讓自己負起全部‘主人’的責任來，......。”而是任何國家社會的政權“命定地要讓自己負起全部‘主人’的責任來”。

　　“人們就必須假設這一政權永不犯重大錯誤，......。”，不過是無聊的借此假設來進行無端攻擊。就像人永不犯重大錯誤的可能不能排，就非得加以取締其做人的資格一樣是荒謬的，決不會因為“這一政權永不犯重大錯誤”的可能不能排除，就非得取締“這一政權”的存在。

　　正是“如果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著名原理是正確的”就是錯誤的。不僅沒有“社會意識”，只有社會的人頭腦中的意識，關鍵是，社會存在，就是、也只能是思想意識主導其行為的人為主體要素和基本要素的存在。豈有社會存在決定社會存由以成為社會存在的人的意識的。

　　加上“文化水平”決定論的荒謬。

　　因此，作者由此的邏緝追問和論斷全都是荒謬的。

　　掌握革命政權的“布爾什維克領導層中的人際矛盾”，是其與國內外的各種敵對勢力的殊死斗爭能否生存和發展的決定性方面。“列寧晚年對于布爾什維克領導層中的人際矛盾憂心忡忡，視之為對黨和國家的極大威脅，而這樣的威脅果然在列寧去世后成為事實，就是一個明證”，難道要用來證明列寧主導的布爾什維克領導和掌握革命政權，通過無產階級專政開劈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就是非正義的、或者不該搞的？莫明其妙！》》》》》

　　合乎邏輯地，政權既然在全部社會生活中居于如此重要的地位，那它就無可避免地成為一個強政府， 最終凌駕于社會之上，官僚主義不可避免。列寧晚年自己對此是十分清楚的，所以他才會把蘇維埃政權看做只是“通過無產階級先進階層來為勞動者實行管理而不是通過勞動群眾來實行管理的機關”[13]。而對于這一機關所產生的官僚主義，他是深惡痛絕之至的，以至說出“在改善我們的國家機關方面，我們已經瞎忙了五年，但只不過是瞎忙而已，五年來已經證明這是無用的，甚至是有害的”[14]這樣的憤激之語來。列寧在晚年不遺余力地與官僚主義作斗爭，但他仍然將其原因歸結為“根源于舊事物”，即出于不得已而把舊官吏引進機關以及舊文化“遺跡”在人們頭腦中的影響，便是僅僅看到了表面現象。

　　《《《《《政權是用來統治社會的。規制社會關系及其制度，規制意識形態文化，規制和實現“社會化的生產”等，總之規制整個社會，使之維護統治者的根本利益，只能用政權來進行。因此，沒有哪個國家的政權在全部社會生活中會居于非重要的地位。

　　美國政府就是“一個強政府”，因為美國政府是統治美國的。不僅統治美國，而且霸道世界。只不過實力不濟，否則勢必統治世界。以為共產黨掌握的政權必須是一個弱政府，不是無知，就是別有用心。

　　“通過無產階級先進階層來為勞動者實行管理而不是通過勞動群眾來實行管理的機關”，只能而且必須如此。這還不夠明確。必須將“無產階級先進階層”組織成為不僅是民主集中制的，而且是行政性的政黨。必須是這樣的政黨一黨領導的黨——國家政權大一統體制的政治統治，是列寧主導的蘇共領導的人民革命在實踐上必須搞成的政治模式。對此，請參看我在烏有之鄉的《迄今為止最新形態的人類文明是怎樣創造出來的》。

　　豈止是官僚主義，腐敗、特權趨向、資產階級或資本的腐蝕滲透、“活平演變”，只能靠整黨治黨來不斷地克制。

　　“在改善我們的國家機關方面，我們已經瞎忙了五年，但只不過是瞎忙而已，五年來已經證明這是無用的，甚至是有害的”。原因何在？

　　盡管列寧創建的布爾什維克與所有其他打著馬克斯旗號的社會民主黨不同，在組織上是有民主集中制的有嚴格組織紀律的非開放的，在列寧逝世前后，特別是布黨是在自由民主主義的“大民主”政治革命“二月革命”中得以大發展而奪取政權的，黨內和蘇維埃政權內，馬克思主義的工人階級自由民主主義的政治思想十分嚴重。中央不僅缺乏領導地方黨組織的行政支配權，有時遭到地方黨組織的扺制甚至反對。自由民主主義必然導致的派斗、渙散,使官僚化、特權化，腐化墮落勢必快速發展，使黨領導的國家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的斗爭，革命、改革和建設，難以搞好，甚至搞不好，搞壞。列寧主導的黨中央對黨和國家強化行政性民主集中統一的實踐，包括列寧在內，認為是戰時不得已的舉措。國內戰爭結束后，恢復和踐行所謂“自由民主”爭論和“自由民主”選舉的要求及形成的派別斗爭嚴重起來，由此造成的危害有可能導致黨和國家分裂和動亂。

　　1921年1月12日中央全會居然決定：必須進行完全自由的爭論，十大代表的選舉“可以按不同綱領”進行。“大民主”的工會問題的爭論由此在全黨展開，出現了八大派別，出版各自的宣傳品，開展各自有綱領、有組織的爭取黨內群眾和“選票”的活動，各派在黨內都有一大批追隨者。盡管國內戰爭基本結束，布黨“自由民主”的派斗使得工人、農民等群眾性的反對勢力興起，使其領導的國家的政治局勢急速惡化，各地出現動亂甚至暴亂。

　　1921年2月21日，嚴重饑荒、到處罷工、暴動的情況下，彼得格勒發生了曾經在十月革命中扮演了重要 角色的喀瑯施塔得水兵暴動，參與的有2.7萬名蘇維埃軍隊的士兵和1.5萬名工人，波及到彼得格勒，其中不乏布黨的黨員，要求言論自由、“沒有布爾什維克的蘇維埃”。黨內“大民主”勢必的大派斗，必然使事情蔓延開來，顛覆蘇維埃政權。

　　列寧下令鎮壓水兵暴動。

　　列寧號召代表大會立即徹底根除派別活動，禁止黨內組織派別和集團。代表大會責令立即毫無例外地解散按這種和那種綱領組成的一切派別集團，并責成所有的組織密切注意，禁止任何派別話動。凡不執行代表大會這項決議的人，應立即無條件地開除出黨。

　　但列寧逝世以后的的相當長的時期，蘇共不僅在中央有派斗，中央下面，黨委領導者之間，黨委領導者與黨的蘇維埃的頭頭、黨委和黨組織在蘇維埃的領導人或黨團之間的爭斗是常態。結果黨的上層的相當大一部分人分為不同的派別和集團。派斗和渙散必然加速執掌國家權力的當權派官僚主義，腐敗、特權趨向的發展，加速資產階級或資本的腐蝕滲透。這種趨勢，只有以組織上強化黨的民主集中制和行政性為前提，通過反官僚主義、腐敗、特權，反資產階級或資本的腐蝕滲透的整黨治黨來克制，而且也能夠克制，盡管不能根本上消滅。

　　官僚主義盡管是體制性問題，但借列寧深惡痛絕，借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政權存在官僚主義，來否定列寧主義的革命道路，是煞費苦心。》》》》》

　　今天我們清楚地知道，官僚主義幾乎是與蘇聯社會的演變相始終的。在列寧時代，它已經開始萌芽并且到處蔓延，只是由于那一時距離革命歲月相去不遠，理想主義的強大影響還在發揮其自律作用，才暫時沒有全面泛濫起來。到了斯大林時代，隨著國家戰略對世界革命目標的離棄（當然，口頭上仍不時提及），隨著工業化和全盤農業集體化的推行，“干部決定一切”的政策的強調、反復無時的權力斗爭和政治清洗……當初對革命的純真追求愈益成為昔日的過時回憶，一批身居特殊地位的大小干部逐漸轉變成特權握有者，他們越來越把自己的存在當做目的，迷戀和崇拜權力，越來越自覺地維護自己的既有利益，共同的地位和共同的意識使他們形成了一個獨特的、層級分明的集團。不論你遺憾地稱它為“官僚主義現象”，溫和地稱它為官僚特權階層”，還是像吉拉斯那樣一針見血地稱之為“新階級”，情況都是一樣；不論你把這一集團的形成確定為斯大林時期或是后移到赫魯曉夫時期甚至更晚——例如，勃列日涅夫時期，事情也沒有什么兩樣。問題的實質只是在于，這一龐大官僚主義現實的形成，絕非某種外來的或舊有的思想文化的影響即“社會意識”所能解釋，而是只能到特定的“社會存在”中去尋找根源。遵循馬克思主義思維方式的人將不得不按如下途徑去求得答案：其直接原因是缺乏民主所導致的國家與社會脫節和凌駕于社會之上；進一步的根源則在于從革命中產生出來的新政權在它所要代表的階級還不具備管理國家能力的情況下，就獨斷地擔承起對一切國家事務的“代管”職責來；至于為什么這一階級沒有具備管理國家的能力，那就只能用為資本主義生產力發展不足的客觀條件所制約的工人階級發展不足來解釋了。

　　《《《《《官僚主義是一切國家社會的政府都存在的問題。盡管是無產階級性質的，列寧——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官僚主義的存在也不可避免，不加整治就勢必發展，蛻變成壓迫和剝削人民大眾的官僚特權階級，但不是不能克制的問題。不至于因存在官僚主義，列寧——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就必須加以否定。而且其人根據的事實帶有根本性的偏見，根據的理論都是謬論。

　　“在列寧時代，它已經開始萌芽并且到處蔓延，......”，縱使到蘇聯解體前的時代的蘇聯官僚主義最嚴重時期，與美國的代表資產階級的官僚主義和蘇聯解體后與暴發起來的資產階級連在一起的官僚主義只不過是小巫見大巫。

　　“大衛·科茲深刻分析道：‘蘇聯精英分子的物質利益雖然是大大增加了，但是，如果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精英相比，他們在物質上所享受的特權也就相形見絀了’；‘在蘇聯體制下，社會上層和底層之間的收入差別，比在資本主義體制下的差別要小得多’，‘在蘇聯體制下，最高領導人的工資比一般產業工人高出8倍’，‘大企業的總經理的報酬大約是一般產業工人的4倍’，而美國高層精英的收入是普通工人的150～400多倍；‘在蘇聯社會主義制度下，通過合法的途徑積累物質財富幾乎是不可能的。’【紅歌會網22-10-24 李慎明 等：《 蘇聯亡黨亡國的根本原因、教訓與啟示（上）》】。”

　　“蘇聯特權階級的真正好日子，其實是蘇聯解體后。蘇聯解體后，黨內的高官們把國有資產一瓜分，一個個都成了寡頭資本家，給自己發別墅，發豪車，發游艇，發礦山，發國企，發能源，發什么都可以，他們都成了竊國大盜，把公有變成私有，把國家和人民的，變成了自己的。【紅歌會網2021-01-05 申鵬：《蘇聯解體后，人民過得更好嗎？》】”

　　沒有“反復無時的權力斗爭和政治清洗……”，蘇聯早就完蛋了，對此情看我在烏有之鄉的《迄今為止最新形態的人類文明是怎樣創造出來的》。

　　對此處此先生說到的蘇聯的官僚主義，還有“反復無時的權力斗爭和政治清洗……”，給出的理論解釋是“......而是只能到特定的‘社會存在’中去尋找根源。遵循馬克思主義思維方式的人將不得不按如下途徑去求得答案：其直接原因是缺乏民主所導致的國家與社會脫節和凌駕于社會之上；進一步的根源則在于從革命中產生出來的新政權在它所要代表的階級還不具備管理國家能力的情況下，就獨斷地擔承起對一切國家事務的‘代管’職責來；至于為什么這一階級沒有具備管理國家的能力，那就只能用為資本主義生產力發展不足的客觀條件所制約的工人階級發展不足來解釋了”。

　　比之在性質上更甚的美國和蘇聯解體后的俄國的官僚主義，用同樣的理論來解釋就是理所當然的存在了！

　　對此人的“‘社會存在’中去尋找根源”論，其本源：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論，我在紅歌會網的《<“唯心”的歷史唯物主義？>批評》等文已有駁斥；對此人的“其直接原因是缺乏民主所導致的國家與社會脫節”論，我在烏有之鄉的《迄今為止最新形態的人類文明是怎樣創造出來的》已有駁斥；對此人的“資本主義生產力發展不足”論，其本源：“生產力”決定論，我在紅歌會網的多篇文章、特別是最近的一篇文章《析何自力先生某文的一段論述》已有駁斥，感興趣者可參閱，為避我的批駁文字過長，不再贅述。》》》》》

　　所有這一切，都不是文字的推理和臆斷，而是20世紀歷史進程展示給人們的活生生的事實，現在所需要的只是以無私的誠實去正視它們并予以歷史唯物主義的分析。總之，結論順理成章地應該是：“倒過來的革命”模式隱含著當事人并沒有想到的內在問題與困難，它們并不像所斷定的那樣僅僅是在“通常的歷史順序”中作了一點小小的“變化”，而是出乎預料地改變了“世界歷史發展的總路線”，即使得歷史演進不是指向馬克思恩格斯的“生產者自由平等的聯合體”，而是拐向了行政權力高高凌駕于社會之上的中央集權制，在這一體制下，名義上已經解決了的生產資料的歸屬問題繼續成為遠未真正解決的、無法回避的問題。

　　可見，生產力對社會關系的決定作用并不像當代的許多論者所想象的那樣無足輕重，“通常的歷史順序”也絕不是能夠隨意顛倒而不改變“世界歷史發展的總路線”。馬克思的至理名言至今仍有警示作用：“一個社會即使探索到了本身運動的自然規律，它還是既不能跳過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發展階段。”[15]對于這一至關重要的“原理”，歷史的經驗已經無數次地做出了證明，今人切不可忘記。

　　《《《《《正是此先生的《略論“倒過來的革命”》,不僅是歪曲事實，而且是根據錯誤理論或謬論進行的推理和臆斷。

　　什么“是20世紀歷史進程展示給人們的活生生的事實”？

　　列寧主導的蘇共領導俄國人民經過殘酷的革命斗爭創建的人類文明社會以來從未沒有的無產階級性質的政治統治模式——盡管是雛型，但是根本上的；由斯大林根據馬克思主義指出的方向和列寧主義在實踐上創造的無產階級性質的政治統治模式的根本性雛形，主導蘇共領導蘇聯人民，維護、鞏固和發展了這一無產階級性質的政治統治模式，并創建出社會主義經濟模式，從而創造了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模式，不僅開啟了人類自文明社會以來消滅階級剝削的進程，而且以事實證明了列寧——斯大林社會主義政治經濟模式的社會相對資本主義政治經濟模式的社會的巨大優越性。斯大林逝前蘇聯經濟的快速發展，特別是工業的高速度發展，是包括美西方歷史學界和經濟學界都不否認、也否認不了的基本事實。在蘇聯這個國家社會基本上消滅了生產資料私有制及以私有制形成的剝削階級，建立了國家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為基本的所有制，實現了社會財富分配兩極分化至少是最小的先例，這些人類文明以來空前的革命性創舉，也是基本事實。盡管這些都很不完善，還有官僚主義和特權趨向的存在甚至以后的嚴重發展，并犯過嚴重的錯誤，但必竟不是主流和本質。

　　作為研究世界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史的專家，有意顛倒“是20世紀歷史進程展示給人們的活生生的事實”的主流和本質與非主流和本質的東西，只能用別有用心來解釋。

　　“‘倒過來的革命’模式”明明是此先生的不僅刻意歪曲、顛倒歷史基本事實，而且理論根據統統都是謬論編造的模式，怎么能“隱含著當事人并沒有想到的內在問題與困難，......”？這是赤裸裸的誣蔑！

　　“世界歷史發展的總路線”是“生產力”決定論、經濟決定論，甚至還有什么“物質文化”決定論等偽命題的伸延版，仍然是偽命題。

　　“生產者自由平等的聯合體”，如前所述，只能是幻想。

　　所有統治社會的政府都必須是“行政權力高高凌駕于社會之上”。統治社會的政府是底底地處于社會之下，是自由民主主義者粉飾資產階級性質的競選政治或憲政的騙述。

　　“現代國家社會都是‘集權制’，整個社會都根據一個憲法來統治實現根本上的一統。所謂自治，只能是政治統治依一個大法規制形成的根本一統下的自治，不得違反。西方的政治體制是三權分離制衡地實現政治統治根本上的一統，不是政治統治的根本上的分散或分離。現代國家社會，不存在政治統治的分散制。任何分散制如封建制一樣，導制的結果都會是戰亂并最終還得集權統一。只不過中國早在2000年前就形成了集權統一，西方十五世紀才開始形成集權統一。文明社會的集權統一是文明社會發展的必然，只是集權統一的方式不同罷了。【見我在紅歌會網的《駁易中天的<槍桿子出政權，卻永遠出不了人權>》】”

　　“所有國家都必須是‘中央集權制、’。對社會的統治，必須、只能是一元統治，從而必須、只能是集權統治。只不過集權有不同的方式。中國的君主專治是政治統治的權力不分立法、行政和司法地集中在君主一人手上，即立法、行政和司法權力集于君主一身，由君主集權統治，而美國式的所謂三權分離制衡的政治統治則是將政治統治的權力分成立法、行政和司法的三種不同的部分，由掌握這三種不同權力的人或人組成的機構或部門，依法相互制衡地實現一統的集權統治。【引自我在紅歌會網的《 剝開美國“多元主義”畫皮》】

　　因此，所有這些都是對列寧的無理攻擊。

　　“生產力對社會關系的決定作用”是謬論。包括社會在內的任何事物產生的力，都絕對不可能決定產生力的事物。“生產力”只不個是社會生產活動產生的力，它憑什么能有那個法力決定產生它的社會。更為奇怪的是“生產力”會決定社會關系。因為社會關系只能是統治者依其制定的規矩經統治規制的規范或制度的人與人的權力、權利與義務的關系，它怎么能由社會生產活動產生的力——“生產力”——來決定。何況人們說的那個“生產力”，不是社會的勞動者的體力、或使用的牛馬、機器或其它的什么設備發出的力，只不過是根據社會生產活動生產的產物而認為的只能存在于他們頭腦中的“生產力”觀念。對此請看我在紅歌會網的《析何自力先生某文的一段論述》。“對于這一至關重要的‘原理’，歷史的經驗已經無數次地做出了證明”是無中生有的臆造。》》》》》

　　三

　　有了以上的分析，現在我們可以轉到如何評價的問題上來了。

　　《論我國革命》的內在精神，是強調革命政權、革命觀念和革命家主體在創建社會主義社會中的決定 性作用，這與高度重視物質文化條件“前提”的傳統馬克思主義理論意趣頗異。其所以有這種差別，一方面源于當時政治上的需要，另方面與列寧的一貫思想有關。我們先從后者說起。

　　在這里，不能不追溯到20世紀初列寧的一整套理論和政治主張。大致從1902年到1905年革命期間，列寧在《怎么辦？》、《進一步，退兩步》、《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等著作中提出了一整套新穎獨特的主張。其主要思想脈絡可歸納如下：工人階級單憑自己的經驗決不能達到“社會民主主義的意識”（即科學社會主義）的高度，這一意識只能是由社會主義知識分子從頭腦中創造出來并從外部灌輸給工人階級，舍此，工人階級就始終只能停留在資產階級的思想影響之下。這樣一來，工人階級的革命理論成為與工人階級成員的日常經驗無涉的獨立自在的東西，而革命社會主義知識分子的作用被提升到全部事業的原動力和核心地位。沿著這一思想，列寧強調一個以少數領導人為核心、組織紀律高度嚴密、步調高度一致的職業革命家的集團的意義，視之為能夠“翻轉”俄國的“杠桿”。有了對理論灌輸和革命組織的如此高度重視和準備，一旦革命發生，列寧便順理成章地提出了他的大膽的革命轉變策略，即利用理論綱領的自覺性和政黨組織的嚴密性，把資產階級革命迅速地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所有這些理論政治主張，使得布爾什維克黨具備了成為一個以高度張揚革命家主體意識和大膽行動為特色的半軍事化政黨的潛質，從而也使自己大不同于其他一切馬克思學派旗幟下的社會主義派別。以這樣的建黨思想為墊底，當著取得政權之后一旦發現國內發展社會主義的物質文化“前提”十分薄弱時，列寧自不會像“第二國際全體英雄們”那樣徘徊無計，而是必然地訴之于政權這個新的“前提”，從而形成自己的“倒過來的革命”模式。這是對自己的理論、信念、綱領及其載體——組織和自覺行動——充滿自信的自然而然的結果。

　　但是僅僅這樣解釋還未免簡單化了。列寧畢竟是一個有修養的馬克思主義者而不是唯心主義觀念論者，他不是不知道物質生產力以及與之相適應的文化水平匱乏對于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的致命危害。此所以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列寧以及幾乎所有布爾什維克領導人都反復強調必須把新生的蘇維埃國家的命運與世界革命的勝利聯系起來的原因。這一思想，當時甚至是用非常極端的語言表達出來的：“要么是資本主義比較發達的其他國家立刻爆發或至少很快爆發革命，要么是我們滅亡。”[16]但是很不幸，如前所說，布爾什維克世界革命戰略的推行極不成功，[17]以致到20年代初就延續不下去了。立足于實際形勢，除了把戰略的重心由外向內轉移，的確再沒有別的辦法可想；與其把自己的生死存亡寄托在西歐革命身上，不如自己沿著這條雖然艱難但畢竟更實際一些的路途，摸索著獨立地搞自己的國內建設。而既然歷史沒有預先給這一新的道路鋪設客觀的“實現社會主義的經濟前提”，惟一可充替代的新“前提”也就只能落在“我們”以及我們的政權身上了，“先革命，后建設”的思路因此成為政治上的惟一需要。本文開頭說《論我國革命》是機智的辯護，原因就在這里。

　　《《《《《在物質以外，不存在與物質不同的精神。精神只能是物質的。對此請看我在紅歌會網的《就美是什么與<美學原理>主編蔡儀同志商榷》、《<“唯心”的歷史唯物主義？>批評》、《 主體意識與社會規律》等文，不再贅述。“革命政權、革命觀念和革命家主體”統同都是物質的。“我們大可不必對作為物質世界中具有特殊能動因素的人和作為社會主體的人的精神在包括社會在內的物質世界中的特殊的重要作用妄自菲薄，尤其是對由精神的動物為主體因素構成的社會來說，主體及其精神不能不是社會本質、規律由以規定的具有特殊意義的方面，相形之下，其它任何方面都是黯然失色的。【見我在紅歌會網的《 主體意識與社會規律》】”。

　　“高度重視物質文化條件‘前提’的傳統馬克思主義理論”，就是發端于第二國際的修正主義。

　　“其主要思想脈絡可歸納如下：......。”難道在根本上不是事實？

　　“工人階級成員的日常經驗”是使其生出反對資本家壓榨的思想。科學社會主義理論決不是“工人階級成員的日常經驗”能形成的，就是真理。離開基于社會實踐對社會的認識，“這一意識只能是由社會主義知識分子從頭腦中創造出來”是對列寧原意的歪曲。“工人階級成員的日常經驗”是“從外部灌輸給工人階級”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生活基礎。“工人階級的革命理論成為與工人階級成員的日常經驗無涉的獨立自在的東西”也是對列寧原意的歪曲。離開發動、組織、領導和依靠工人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而革命社會主義知識分子的作用被提升到全部事業的原動力和核心地位”，更是對列寧主義的肆意誣蔑。

　　“沿著這一思想，列寧強調一個以少數領導人為核心、組織紀律高度嚴密、步調高度一致的職業革命家的集團的意義，視之為能夠‘翻轉’俄國的‘杠桿’。有了對理論灌輸和革命組織的如此高度重視和準備，一旦革命發生，列寧便順理成章地提出了他的大膽的革命轉變策略，即利用理論綱領的自覺性和政黨組織的嚴密性，把資產階級革命迅速地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正是列寧開劈無產階級革命，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偉大理論創新之一。

　　“發展社會主義的物質文化‘前提’”，與“生產力”決定論和經濟決定論一樣，是謬論。“訴之于政權這個新的‘前提’”，不是列寧的發明。

　　“馬克思主義，歸根結底，或其根本，就是人類資本主義國家社會的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必將導致無產階級性質的政黨領導工人階級造反，武力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奪取政權，建立和實行無產階級的專政和社會主義革命，革除生產資料私有制，實現生產資料公有制，消滅資產階級和其它壓迫和剝削階級，最終實現沒有階級壓迫和剝削的共產主義的主義。

　　早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恩格斯就提出工人階級要奪取政權，建立自己的統治。經過1848年歐洲革命，馬克思、恩格斯指出，無產階級革命必須摧毀資產階級舊的國家機器，第一次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

　　總結1871年的巴黎公社經驗，馬克思指出：

　　通過暴力革命，打碎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用無產階級專政對反動派的反抗實行嚴厲的鎮壓，對社會實現統治；無產階級的國家政權‘不應當是議會式的，而應當是同時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機關’，一切重大問題都在公社委員會會議上經過民主討論，作出決議，然后由它所屬的工作委員會去貫徹執行；‘無產階級專政的首要條件就是無產階級的軍隊’ ；無產階級革命必須由工人階級的政黨領導才可能取得勝利。【見我在烏有之鄉的《迄今為止最新形態的人類文明是怎樣創造出來的》】”

　　馬克思不“訴之于政權這個新的‘前提’”，就不是革命的社會主義？就不是無產階級革命的馬克思主義？作為研究世界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史的專家，居然無知馬克思最根本的東西，真是咄咄怪事。

　　列寧的偉大之處在于他沒有囿于“生產力”決定論、經濟決定論的敎條，在實踐上抓住了時機，運用了這個馬克思總結1871年巴黎公社經驗得到的發明，并大大發展了這個發明。

　　“要么是資本主義比較發達的其他國家立刻爆發或至少很快爆發革命，要么是我們滅亡。”結果“資本主義比較發達的其他國家立刻爆發或至少很快爆發革命”直到100年后的今天也沒有發生，而且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至少在今后20年的時間內都沒有爆發無產階級革命的跡像。結果是“生產力”、經濟，還有什么“物質文化”的發展，早已超過美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20世紀20年代水平的蘇聯，卻解體滅亡了。

　　不僅“‘實現社會主義的經濟前提”，惟一可充替代的新‘前提’也就只能落在‘我們’以及我們的政權身上了”，而且任何國家社會實現經濟的惟一前提，都“只能落在‘我們’以及我們的政權身上了”。

　　馬克思主義搞社會主義社會，必須而且只能是“先革命，后建設”，絕對不可能先建設、后革命。先建設、后革命是對馬克思主義的誣蔑。》》》》》

　　然而，政治上的合理性并不等同于理論上的徹底性。當初那種把俄國革命的最終命運托付于西歐革命勝利的做法，雖然在經濟學依據上和政治戰略取向上都是不正確的，但在思想邏輯上卻有某種徹底性：它承認經濟文化落后之于社會主義的障礙并因此而求助于國際聯系，它用把自己與西歐先進工業化地區的命運聯接在一起的方式多少滿足了關于社會主義必須依賴于發達的經濟文化水平的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要求。而一旦循著“倒過來的革命”模式棄絕世界革命觀點并把國內的獨立建設提高到首位，也就意味著切斷了落后狀態下的社會主義革命與本來必不可少的發達物質文化前提之間的最后聯系，并使得自己的行動與客觀條件脫鉤而轉到主觀意識上來。列寧對此中艱難是有所體會的，所以即使當他在《論我國革命》中提出“先革命，后建設”的思路時，他也并沒有完全放棄世界革命戰略，而是心懷疑慮地采取了十分審慎的態度——在他此一時期的其他文章中明顯地表現出了這種猶疑的心情。例如一方面，他提出：“國家支配著一切大的生產資料，無產階級掌握著國家政權，這種無產階級和千百萬小農及極小農結成了聯盟，這種無產階級對農民的領導得到了保證等等”，就已經是“建成社會主義社會所必需而且足夠的一切”[18]；但另一方面，他又承認，“我們的文明程度也還夠不上直接向社會主義過渡”，而因此所能做的只是“支持到西歐資本主義國家發展到社會主義的那一天”[19]。可以說，這種猶疑態度決定了列寧終其一生都沒有最后放棄對世界革命的期望。只是到了列寧去世之后斯大林在與托洛茨基的爭論中提出“一國社會主義單獨勝利”論并最終壓倒托洛茨基一派，取得黨內的絕對統治地位時，“一國社會主義”理論才把關于世界革命的記憶最終送進了被歷史塵封的角落。

　　《《《《《任何專家用任何科技手段永遠都不可能發現政治上有“合理性”這種東西的存在。“政治上的合理性”，胡言。

　　對人類社會系統這個對象事物的認識永遠都沒有完，那里來的“理論上的徹底性”，是相對于“政治上的合理性”的謬論而言緊接著的又一個胡言。

　　什么“思想邏輯上卻有某種徹底性”？“它承認經濟文化落后之于社會主義的障礙并因此而求助于國際聯系，它用把自己與西歐先進工業化地區的命運聯接在一起的方式多少滿足了關于社會主義必須依賴于發達的經濟文化水平的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要求”的“思想邏輯”本來就是錯誤的。

　　先建設、后革命是對馬克思主義的誣蔑。“倒過來的革命”是對列寧主義的誣蔑。

　　早在十月革命前的1915年，列寧就有俄國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棄絕世界革命觀點”的思想、理論準備。列寧指出：“經濟政治發展的不平衡是資本主義的絕對規律。由此就應得出結論：社會主義可能首先在少數國家或者甚至在單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內獲得勝利。（1959年人民出版社《列寧全集》第21卷第321頁）”

　　不是“切斷了落后狀態下的社會主義革命與本來必不可少的發達物質文化前提之間的最后聯系，并使得自己的行動與客觀條件脫鉤而轉到主觀意識上來”，而是社會主義革命本來就與“發達物質文化前提”沒有那種決定性的聯系，更沒有什么“最后聯系”。“主觀意識”不僅是社會主義革命最重要的“客觀條件”，而且是一切人類社會最重要的“客觀條件”。

　　“列寧終其一生都沒有最后放棄對世界革命的期望”，但也早就作了在俄國這個落后國家一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思想準備。對此，列寧決沒有“心懷疑慮”。盡管“但另一方面，他又承認，‘我們的文明程度也還夠不上直接向社會主義過渡’”，沒有發達資本主義多國的世界革命，列寧在俄國這個落后國家一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決心決沒有動搖。“列寧終其一生”都在為俄國這個落后國家一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而奮斗是不爭的事實，是任何人都歪曲不了的。

　　“斯大林在與托洛茨基的爭論中提出“一國社會主義單獨勝利”論并最終壓倒托洛茨基一派，取得黨內的絕對統治地位時，‘一國社會主義’理論才把關于世界革命的記憶最終送進了被歷史塵封的角落”，好得很！否則，中國革命不僅得破“思想邏輯上”也占不住腳的障礙，還得革 “生產力”決定論、經濟決定論，還有“物質文化”決定論大忌的命。》》》》》

　　可見，《論我國革命》一文是歷史特定時期的產物。它初步提出了通過革命取得政權并在一個落后國家里獨立建設社會主義的設想，但并沒有對這一設想予以最后的確認。它適應當時的政治需要試圖把發展的方向由世界革命改變到“一國社會主義”上來，但并沒有從理論上完全意識到這一新的方向上將來可能遇到的種種困難。它提出了一條新的發展社會主義之路，但這一道路在蘇聯自始至終的歷程中都證明無法 超出低水平的“現實社會主義”。它有其政治上的很大現實感和合理性，但也有其理論的和歷史的重大局限性。

　　在經歷了歷史的曲折反復之后的今天，我們不應該再停留在當年的水平上，以膚淺的自我滿足心態簡單地重復過去的解釋，把適應特定條件下需要的政治主張說成是對理論的巨大發展。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20世紀這一道路的固有特點（包括弱點）并立足于現實來解決困難，以便向前發展。今天，如果社會主義者還想追求高水平的社會主義，那就不能再一味地寄望于當年所矚望的那一主觀“前提”，而是要把通過市場發展生產力和發展人民大眾的普遍民主同時放到首位，唯有二者的相互促進才可能逐漸造就獨立的和具有國家治理才能的人民力量，而這，才是真正的以社會成員自我管理為核心的社會主義前提之所在。

　　《《《《《“《論我國革命》一文是歷史特定時期的產物”，難道重大歷史人物指導政務的重要文章能不是“歷史特定時期的產物”？廢話。

　　“它初步提出了通過革命取得政權并在一個落后國家里獨立建設社會主義的設想”是向全黨公示的。向全黨公示不是確認，要怎樣才是“對這一設想予以最后的確認”？

　　列寧決不可能有那么蠢，居然相信他的一篇文章就能“適應當時的政治需要試圖把發展的方向由世界革命改變到‘一國社會主義’上來”。關鍵是， 一百多年過去了，哪里來的發展方向是這里說的那個“世界革命”。簡直是肆意胡說。

　　“但并沒有從理論上完全意識到這一新的方向上將來可能遇到的種種困難”是此專家無知妄為的對列寧的詆毀。

　　鬧了一通，到頭來還是得承認“低水平的‘現實社會主義’”。盡管是“低水平的”，但仍然算得上是“現實社會主義”，不是現實的非社會主義。開創人類文明新形態的事業，沒有低水平哪里來的一步蹬天的高水平。

　　鬧了一通，到頭來還是承認了“它有其政治上的很大現實感和合理性”，不過“但也有其理論的和歷史的重大局限性”。“生產力”決定論、經濟決定論，還有“物質文化”決定論本來就是謬論。歷史就是已經成為過去的社會發生、發展的過程。諒此研究世界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史的專家和其他任何專家用任何科技手段，都找不出已經成為過去的某社會發生、發展的過程存在著“局限性”這種東西來，而且還是“重大局限性”。

　　最后一段論述，充分暴露了此專家否定列寧主義，否定列寧——斯大林為核心的蘇共領導蘇聯人民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社會主義——的用心。

　　“生產力”決定論、經濟決定論，還有“物質文化”決定論，才真是“我們不應該再停留在當年的水平上，以膚淺的自我滿足心態簡單地重復過去的解釋”。

　　政治主張不適應“特定條件下需要”，未必得非適應于“特定條件下需要”？豈止是“把適應特定條件下需要的政治主張說成是對理論的巨大發展”的理論上的，還有比理論更重要得多的前述所說的實踐上的：列寧主導的蘇共領導俄國人民經過殘酷的革命斗爭創建的人類文明社會以來從未沒有的無產階級性質的政治統治模式——盡管是雛型，但是根本上的；由斯大林根據馬克思主義指出的方向和列寧主義在實踐上創造的無產階級性質的政治統治模式的根本雛形，主導蘇共領導蘇聯人民，維護、鞏固和發展了這一無產階級性質的政治統治模式，并創建出社會主義經濟模式，從而創造了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模式，不僅開啟了人類自文明社會以來消滅階級剝削的進程，而且以事實證明了列寧——斯大林社會主義政治經濟模式的社會相對資本主義政治經濟模式的社會的巨大優越性。斯大林時期到斯大林逝前蘇聯經濟的快速發展，甚至斯大林逝世后到20世紀60年代蘇聯經濟的快速發展，特別是工業的高速度發展，是包括美西方歷史學界和經濟學界都不否認、也否認不了的基本事實。在蘇聯這個國家社會基本上消滅了生產資料私有制及以私有制形成的剝削階級，建立了國家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為基本的所有制，實現了社會財富分配兩極分化至少是最小的先例，這些人類文明社會以來空前的革命性創舉，是基本事實。盡管這些都很不完善，還有官僚主義和特權趨向的存在甚至以后的發展，并犯過嚴重的錯誤，但必竟不是主流和本質。

　　“20世紀這一道路的固有特點（包括弱點）并立足于現實來解決困難，以便向前發展”的“這一道路”、“固有特點（包括弱點）”、“立足于現實”都是些什沒道路、固有特點（包括弱點），立足的是哪個階級、主義搞的現實，向哪個方向發展？看來就是否定列寧主義，否定列寧——斯大林社會主義政治經濟模式，企圖在中國搞歐洲社會民主黨打著民主社會主義招牌的資本主義。

　　任何一個人類社會的最重要前提就是此人說的“主觀‘前提’”。因為正是“主觀‘前提’”形成的社會的生產活動產生的結果，才有那個所謂的“生產力”、形成的社會生產活動及在生產活動中形成的交換、分配和消費活動，才有那個經濟，和形成和制成的能被他人感知、領悟和認識形成和制成者的思想意識和情感，從而旨在向他人表示和傳達思想意識和情感，以實現影響和教化他人的現像事物，才有那個“物質文化”。這些社會“主觀‘前提’”的產物或結果，都是些無思想意識主導其行為的無能動能力的東西，離開了“主觀‘前提’”要么就不能存在，要么只能是廢物。何況，人們所謂的那個“生產力”只不過是人們根據社會生產的產物得出的一個觀念。無思想意識主導其行為的無能動能力的社會“主觀‘前提’”的產物或結果的“生產力”、經濟，還有“物質文化”，近一個半世紀過去了，居然還被弄成決定社會、決定社會革命、決定任何一個人類社會的最重要前提——“主觀‘前提’”，不只是愚腐，其實是別有用心，就是要否定社會主義國家的決定性前提：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無產階級性質的共產黨對國家政權的領導，否定這種領導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

　　不是通過市場發展那個沒有的“生產力”，而是通過鞏固和發展社會來發展社會生產或經濟。關鍵是加強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無產階級性質的共產黨對國家的領導，決定性的就是要保證共產黨不蛻化變質，緊緊抓住反腐敗、反官僚主義、反特權、反資產階級或資本的滲透、反“和平演變”的整黨治黨的斗爭。

　　市場就是各方有競爭的交換。通過市場或各方有競爭的交換實現的社會生產就是市場經濟。市場經濟是實現社會生產的一種方式。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經濟占主要地位的市場經濟，就是剝削人民大眾、兩極分化的資本主義經濟。“追求高水平的社會主義”就決不能搞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經濟占主要地位的剝削人民大眾、兩極分化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通篇決口不提加強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無產階級性質的共產黨對國家的領導，其實就是要否定這一最重要的“主觀‘前提’”，不分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的“通過市場發展生產力”，決不是研究世界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史的此專家的愚蠢。

　　特別要警惕那些打著馬克思主義旗號，離開加強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無產階級性質的共產黨對國家的領導，不離開保證共產黨不蛻化變質，離開緊緊抓住反腐敗、反官僚主義、反特權、反資產階級或資本的滲透、反“和平演變”的整黨治黨的斗爭，高唱“通過市場發展生產力和發展人民大眾的普遍民主同時放到首位”的專家。

　　“自由、民主是具有巨大欺騙性和煸動力的兩個字眼。對自由，我在紅歌會網和烏有之鄉的《對‘自由’的批判》、《駁易中天的‘槍桿子出政權，卻永遠出不了人權’》， 紅歌會網的《評 郝貴生：‘把資本看作‘物’是歷史的倒退’》等文已有批判。對于自由民主主義的所謂民主，我在紅歌會網和烏有之鄉的《‘對當代西方意識形態化的自由民主話語體系的批判’的再批判》、《駁易中天的‘槍桿子出政權，卻永遠出不了人權’》，和紅歌會網的《 剝開美國‘多元主義’畫皮》等文也有涉及。看來，有必要進一步弄明白，什么是民主，和自由民主主義的所謂民主的實質。

　　一些人所謂的民主，其實是現代西方自由民主主義的競選制度的所謂民主。現代西方自由民主主義的競選制度，按規矩，包括人民大眾在內的所有成年國民，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按規矩，人民大眾的任何人，都被認為能自由自在的由各自自主和自由的形成派別或政黨，依照多數決定原則的游戲規則，相互競爭地爭取其所屬組織或政黨或國家執掌權力的職位。在他們看來，組織、政黨和國家，必須實行這樣的普選權的競選制度，才有民主，才是民主，否則就沒有民主或不是民主，就是專制。

　　競選制度的組織、國家，不是近、現代西方國家的新東西，在人類國家社會開始時就存在了。只不過，近代以來，西方國家又將古希臘、古羅馬的競選制度加以復活和發展，最終搞成了現代西方各國自由民主主義的普選權的競選制度，或所謂的憲政制度。

　　古希臘和古羅馬國家搞的競選制度，是直接選舉的競選，照現代自由民主主義者看來，就是直接民主。不過，國家社會的人分成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公民，無選舉權的自由民，非自由民和不能算是人的奴隸。古希臘那些城邦國家的公民及其家屬，一般不足人口的一半，古羅馬共和國的公民更只是其人口的極少數。就是公民，其中絕大多數是貧苦的平民，相當數量還是無產者。更不要說非公民的自由民、連自由民都不是的非自由民和連人都不是的奴隸了。明白無誤，而且眾所周知，實現的是貴族奴隸主階級性質的政治統治，決不是政治統治上的人民大眾當家作主或民主。

　　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無種族、信仰、財產、教育、姓別等限制的普選權的競選制度，是經過人民大眾長期的斗爭，到了20世紀20年代以后才大體形成、實行。人民大眾基本上人人都有了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后，事情怎樣呢？正如我以上在紅歌會網的文章所指出，只能是資產階級性質的政治統治，而不是政治統治上的人民當家作主或民主。包括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社會主義東歐劇變的國家、蘇聯解體后獨立的國家在內的所有歐洲國家，幾乎所有拉美國家，當然還有那個北美的墨西哥，亞洲現在大多數國家，非洲現在的一些國家，都是實行人民大眾人人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普選權的競選制度的政治。所有實行普選權競選制度政治的國家，除了合計起來人口占世界總人口百分之一都不到的北歐的幾個小國被有些人認為是民主社會主義國家有待爭議外，都是資產階級性質的政治統治，而不是政治統治的人民大眾當家作主或民主。

　　自國家社會以來，凡是競選制度，包括20世紀20年代以后西方實行的人民大眾人人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普選權的競選制度，凡是自由民主主義的所謂憲政民主，除了現在并不具有代表世界上所有普選權競選制度政治或憲政政治的國家基本面的那幾個北歐的小國有待辯明外，都是剝削階級性質或資產階級性質的政治統治，都是與政治統治的人民大眾當家作主或民主根本相反。

　　美國的民主、共和兩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以后，已經改革發展成為實行充分開放、充分競選，參加國家政治職權角逐的候選人都可以不是由政黨的代表大會產生，而是由充分開放、可自由進出的各黨群眾各自自主自由的競選決出，自詡為擁有充分自由民主的黨。所有這些政黨上臺執政，不僅都沒有能改變政治統治的資產階級性質，而且越是開放、越是充分競選的政黨，即越是自由民主主義的政黨，越有利于資本的滲透，越是有利于通過競選政治，維護資產階級性質的政治統治。

　　大凡是自由民主主義競選制度的政黨和政治，在至少人口兩、三千萬以上的中小型國家實現的，都不是政治統治上的人民大眾當家作主，從而，與它們形式上的自由民主相反，都不是代表人民大眾實現政治統治的民主的政黨。而且，越是充分開放、充分競選，越是形式上自由民主的政黨，越是有利于競選政治實現資產階級性質的政治統治，因為它越是有利于資本滲透，越是有利于欺騙人民大眾。所以，西方那些主張社會民主，主張人民大眾人人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普選權的競選政治的社會民主黨，由于實現的是資產階級性質的政治統治，盡管口口聲聲為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爭取權利，實現社會主義的民主，卻只能是維護資產階級性質的政治統治，代表資產階級，而不是代表人民大眾，只能是實質上的反人民大眾，反民主，維護資本主義的黨，而不是社會主義的黨。其它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主義的黨，就更是其自由民主主義主張的民主的反面，是代表資產級階級對人民大眾實行政治統治的黨。

　　歷史和現實的基本事實表明，根據是否是自由民主主義的競選制度，那怕是人民大眾人人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自由自在地由各自組織派別和政黨進行競選的制度實現的國家政治，來判斷一個國家或其政黨是否是民主，不是無知，就是騙人。因為，這種競選制度的政治和政黨，恰恰在實質上是反政治統治的人民大眾的當家作主，反民主。

　　民主，在根本上，只能是政治統治的人民大眾當家作主。沒有政治統治的人民大眾當家作主，其它的一切所謂民主就都是騙人。

　　但人民不可能直接執政，所有文明史的事實表明，由非馬列主義的無產階級性質的、而且必須是行政性民主集中制的共產黨以外的，由人民在斗爭中形成的頭頭、集團或政黨執政，只能走到反人民政治統治主權、反民主的方面去。

　　通觀古今中外自有國家社會以來的歷史，沒有人民大眾自己造反能實現國家社會的政治統治是人民大眾當家作主的。古今中外任何一次人民大眾起來反壓迫和剝削的造反斗爭，要么被鎮壓、失敗，要么走到邪路上去，成為改朝換代的工具。有幸實現政治統治的，無一例外，頭頭們變成新統治者后，就與舊統治者一樣，仍然是壓迫和剝削人民大眾。近、現代國家社會，沒有共產黨的領導，人民大眾的造反，只能為資產階級所利用，或者遭到資產階級政權的鎮壓。

　　迄今為止，受壓迫和剝削的人民大眾，唯有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無產階級性質的，實行行政性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有鐵的紀律的共產黨領導下，通過革命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才能實現政治統治的人民主權或民主。那是在十九世紀中葉出現的馬克思主義的感召下，由以列寧為首的布爾什維克黨——后來改稱蘇聯共產黨——領導的“十月革命”以后開創的。自有國家社會以來古今中外的歷史事實是，沒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無產階級性質的行政性民主集中制的共產黨領導，人民大眾不可能實現政治統治的當家作主，或民主。當然，共產黨不依靠人民大眾，脫離人民大眾，不僅一事無成，連發展壯大起來都不可能，那是另一回事。因此，只有這樣的共產黨，才是政治統治人民大眾當家作主或民主的開創者。

　　共產黨，必須在根本上與傳統的統治階級和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決裂，與資產階級或維護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決裂，共產黨必須在根本上與一切私人所有的生產資料的所有權關系徹底決裂。否則共產黨不可能進行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指出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革命，為解放人民大眾而奮斗，在奪取政權以后，代表人民大眾進行統治，共產黨就不可能為人民大眾服務，必然會象中國歷史上領導人民大眾造反有幸奪得政權的頭頭們那樣，脫變成為壓迫和剝削人民大眾的反人民大眾，反民主的階級。

　　共產黨要真正代表人民，起碼，必須從根本上切斷黨與生產資料私有制的財產關系的聯系，以防止資本或資產階級的滲透。不能侈想，共產黨允許以生產資料的私有權牟取私利的有產者，特別是讓追逐利潤、剝削工人的資本家，成為其黨員，共主產黨還能是無產階級性質的黨，還能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資本主義命的黨，還能代表人民實施政治統治的人民當家作主、人民主權或民主。

　　共產黨不容許自由進出，不容許拉邦結派的進行競選活動，有鐵的組織紀律，只能以行政性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和方式形成黨的領導和決議。‘民主基礎上的集中’的‘民主’，必須有集中的領導，‘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只能是集中領導下的‘民主基礎上的集中’。

　　集中，是在革命斗爭中配以有領導的民主來形成，而不能由自由民主主義的競選來形成。人民大眾進入黨內成為黨內群眾，必須在歷史斗爭形成的共產黨的集中領導并在鐵的黨綱和組織紀律的約束下進行，黨員的自主性，只能是維護黨章黨的組織紀律，為著黨的事業奮斗的自主性，黨員自主性支配的行為，不能違反民主集中制形成的黨的領導，不能違反黨綱和黨的組織紀律，不能違反民主集中制形成的黨的決議，不能容許搞自由民主主義那一套。無障程和組織紀律約束的任由黨員群眾或黨員代表自主自由的‘民主’只能把共產黨搞垮。

　　只有這樣，才能利于使共產黨從根本上切斷與私人生產資料的所有權的關系，才能有利于共產黨防堵由人事關系的自由進出而將有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和擁有私人資本追逐利潤的人帶入黨內，才能有利于杜絕一些人利用自由民主主義的競選制度改變黨的無產階級先進分子的成分，搞得共產黨派別組織叢生，才能有利于自上而下的展開反腐敗、官僚主義、特權主義的斗爭，才能有利于反制資本的滲透、資產階級的腐蝕、國內外資本主義對共產黨的“和平演變”，才有利于消除內斗，治理渙散，才能有利于使共產黨與人民大眾緊密聯系在一起，集中統一的領導人民大眾進行革命斗爭和建設，才能有利于加強政治統治的無產階級性質的專政，鎮壓被打倒的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反抗，粉碎國際資本帝國主義侵略、顛覆和遏制。【見我在烏有之鄉的《 迄今為止最新形態的人類文明是怎樣創造出來的》】”

　　離開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無產階級性質的民主集中制的行政性的共產黨對國家的領導，大談“發展人民大眾的普遍民主”的、披著馬克思主義外依的專家，就是一批力圖在中國搞資本主義的反馬克思主義的、代表資產階級，反人民大眾在政治統治上當家作主的分子。

　　民主如前所述。“生產力”只能是根據社會生產的產物得出的觀念。就是社會生產的產物也是無思想意識主導其行為的無能動能力的東西，“通過市場發展生產力和發展人民大眾的普遍民主”，這前后二者怎么個“相互促進”法。

　　與物質世界沒有“自由”的事物一樣，物質世界沒有“獨立”的事物。必須有統治才能形成社會，社會中更不可能有“獨立”的人。“人民力量”就是人民的力量，人民是由社會的絕大多數的人所構成。因此絕對不可能有“獨立”的人民、從而“獨立”的人民力量。

　　如前所述，沒有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無產階級性質的，實行行政性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有鐵的紀律的共產黨的領導，通過革命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就不可能實現政治統治的人民主權或民主。

　　“......唯有二者的相互促進才可能逐漸造就獨立的和具有國家治理才能的人民力量”，是具有誘惑力和煽動力的，妄圖改變社會主義國家政治統治性質的資產階級自由民主主義、但卻披著馬克思主義專家外依的騙人的鬼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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