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強調：“斯大林支持王明路線，使我們的革命力量損失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當革命處在關鍵的時候，他不讓我們革命，反對我們革命。革命勝利后，他又不信任我們。”同時，主席也實事求是的講了要對斯大林辯證評價，沒有和蘇聯“步調一致。主席講：“斯大林后來也很好了，中蘇訂了條約，幫助了朝鮮戰爭，搞了一百四十一項。當然，這不都是他個人的功績，是整個蘇共中央的功績。因此，我們不強調斯大林的錯誤。”本來主席說的這些關于斯大林的結論是完全正確，斯大林自己也做過自我批評——這已經是上個世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上的基本歷史常識。但是筆者真沒想到，在歷史虛無主義的思潮影響下，有相當一部分人要給斯大林在指導中國革命時的嚴重錯誤翻案，污蔑毛主席批評斯大林是“迫于赫魯曉夫壓力”。最簡單的常識是——迫于壓力的話，那還有必要在后面說 “斯大林后來也很好了”這句話嗎？！主席顯然是根據自己真實感受實事求是的講的。
一些精蘇分子引用了一些蘇聯解密檔案，想借此來詆毀主席、洗白他們的神像斯大林（他們甚至拙劣到拿斯大林1936年的話否定毛主席對斯大林1938年——1952年忽視社會主義社會矛盾的錯誤的批評）。可是實際上，正是這些蘇聯的解密檔案，給我們提供了批判斯大林錯誤思想的重要文件依據。
第一，斯大林提出了城市中心論，這是王明路線的理論源頭，給革命帶來了災難性的損失。
某些大人物別給我扣“不會閱讀理解”的帽子，因為這些斯大林、共產國際錯話的字面含義就足以打倒斯大林關于中國問題錯誤路線了！
蘇聯檔案明確顯示，早在1927年，斯大林就提出了“左”傾關門主義的“三個階段論”。斯大林認為：“第一階段是全民族聯合戰線的革命,即廣州時期,當時革命的鋒芒主要是指向外國帝國主義，而民族資產階級是支持革命運動的;第二階段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即國民革命軍進抵長江以后，當時民族資產階級離開了革命，而土地運動則發展成為數千萬農民的強大革命……;第三階段是蘇維埃革命……”這就把民族資產階級排除在外，和王明路線在福建事變之后的錯誤密切相關。
還沒有王明路線的時候，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大做出了一個決議案（經過共產國際直接領導通過的），這個決議案還是堅持了斯大林的這個錯誤觀點。《決議案》強調：“中國民族資產階級背叛革命，走到帝國主義地主豪紳的反革命營壘，他以前是能削弱帝國主義并動搖軍閥制度的一種動力（一九二七年春天以前），現在卻變成鞏固并團結帝國主義與軍閥制度的一種動力，因此，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之中的動力，現在只是中國的無產階級和農民…… 中國之反對帝國主義的、徹的變更土地制度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只有反對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方才能夠進行到的，因為民族資產階級是阻礙革命勝利的最危險的敵人之一。”
有的學者不長眼，認為六大決議案堅持重點轉移到農村，簡直是為了給共產國際翻案不擇手段。六大《決議案》強調：“這里，城市領導作用的重要，和無產階級群眾的高潮，都將要表顯它的決定勝負的力量，將要決定‘一切政權歸工農兵代表會議’的口號，會如何由宣傳口號變成直接行動的口號。”可見，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直接指導下的六大還沒把工作重心轉移到農村，還把城市放在決定地位——但是城市不可能決定的（只有農村力量發展的比城市規模還大才能起革命的決定作用）。
六大《決議案》強調，1928年之后，黨內任務方面，“黨在失敗之后，受著損喪而減低了戰斗力，黨的主要任務就是加強自己的戰斗力及黨的無產階級化……恢復被破壞的支部以及各級黨部，特別注意大生產大工廠中黨的支部的建設和發展，因為這里是工人階級主要群眾集中的地方。”可見，雖然六大報告不認為城市暴動是主要矛盾了，但是還沒有把主要矛盾放在農村里發展黨員，而是放在大城市特別是大工廠。而毛主席早就大力在農村發展黨員了。
在蘇聯解密檔案之中，斯大林和瞿秋白、周總理的談話的時候，說了一系列嚴重錯誤的觀點。斯大林的這些錯誤指導觀點就是王明路線的理論基礎，為中國革命帶來了災難性的影響。他說這么多，無非是想說明在農村不能長久扎根、長久扎根的話會被腐蝕、當時是革命的低潮（因為他認為農村土地革命不會促進高潮到來而且農民在農村的土地革命本身規模再大也不是高潮）、廣州暴動打大城市沒有錯誤、在農村吸引完幾萬軍隊之后應該先打大城市而不是先占領敵人的薄弱環節——農村。這些都是他的謬論。
斯大林認為：“農民游擊戰爭并非暴動（檔案原文就是如此——引者注。）有些地方取得政權，組織紅軍，但不能持久。”可見，他這里否定了農村根據地政權可以持久存在、長期發展，意思無非是要讓我們中共抓緊往大城市趕。這無疑是荒唐的。在敵我力量如此懸殊的情況下，不強調應該以敵人薄弱的農村為中心長期扎根發展，卻口口聲聲講農村呆不久，錯誤顯而易見。
從井岡山到抗戰，1927—1945，持續十八年，我們長期在毛主席領導下扎根農村發展自己的力量。實踐證明，斯大林1928年講的是錯的，我們的農村革命根據地可以持久存在！說“不能持久”不僅是不對的，而且是在誘導我們往敵人力量強大的城市里面趕——顯然是在引導我們去送死！十八年都不算持久，一萬年才叫持久嗎？解放戰爭初期，我們的華東、華北、西北、晉冀魯豫野戰軍，也都是扎根農村的，東北野戰軍主要也在農村——這樣算就比十八年還久了。
斯大林還說：“如我們有些地方可作游擊戰爭，實行土地革命，便可卷入戰爭。但農民有一缺點:有小部軍隊，有了土地，便不想進取了。此便是工農間的矛盾。”這里又否定工人階級可以在農村根據地持久扎根、逐漸以發展農村根據地為中心。他的意思——在農村呆久了，就會被農民腐蝕，不想進大城市去了。但是他的這個觀點是錯誤的！
農民的“進取”之心可以用無產階級的革命教育來促成。無產階級可以用思想建黨、思想建軍、思想建政的方式在農村發展革命先鋒隊力量、革命軍隊力量、革命政治干部力量，從古田會議到延安整風——十多年的實踐證明是可以培養農民的革命進取心、培養出大量農民出身的無產階級干部的！
斯大林更是荒唐的認為：“假使我們(掌)握住主要城市，此時才可說高漲。現在(我)不能同意你們的主張:革命高潮快要來了。”這更是荒唐的。高潮快要到來與否，判斷標準不是對大城市掌握與否，而是階級矛盾的激化程度。在這里，斯大林否定了農村根據地可以推動高潮快要到來，竟然認為只有占領大城市才算革命高漲。
高潮，指的是敵人的統治受到威脅，革命力量有了比較大的發展空間。農村包圍城市全面形成，就是高潮到來；即使是沒有占領城市，農村包圍城市正在逐漸發展，農村力量規模發展的比城市還大，就是高潮來了。高潮快來，也包括敵人之間矛盾的激化、階級敵人和一切被壓迫者矛盾的激化、被壓迫階級的革命需求提高。高潮來不來的標準，不是無產階級掌握沒掌握大城市。無產階級還沒掌握大城市，但是城市和鄉村內部階級矛盾激化，敵人的階級統治受到威脅，也是革命高潮的快要到來。
正如主席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所說：“伴隨著帝國主義的商品侵略、中國商業資本的剝蝕和政府的賦稅加重等項情況，便使地主階級和農民的矛盾更加深刻化，即地租和高利貸的剝削更加重了，農民則更加仇恨地主。因為外貨的壓迫、廣大工農群眾購買力的枯竭和政府賦稅的加重，使得國貨商人和獨立生產者日益走上破產的道路。因為反動政府在糧餉不足的條件之下無限制地增加軍隊，并因此而使戰爭一天多于一天，使得士兵群眾經常處在困苦的環境之中。因為國家的賦稅加重，地主的租息加重和戰禍的日廣一日，造成了普遍于全國的災荒和匪禍，使得廣大的農民和城市貧民走上求生不得的道路。因為無錢開學，許多在學學生有失學之憂；因為生產落后，許多畢業學生無就業之望。如果我們認識了以上這些矛盾，就知道中國是處在怎樣一種皇皇不可終日的局面之下，處在怎樣一種混亂狀態之下。就知道反帝反軍閥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樣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會要到來。”
斯大林說：“農民的游擊戰爭如沒有得到重要城市的援助，決沒有改變社會制度的性質。即使有(取得)勝利也不能鞏固。故城鄉的關系不能建立則勝利無望。假使我們視為潮流高漲了，則我們應即能抓住重要城市以為中心。簡單地(說)，為什么資產階級還能坐在城中，因為他們有力量(的緣)故。”這段講的非常荒唐。他否定了農村革命根據地也可以改變社會性質，否定了井岡山和蘇區以及之后的陜甘寧邊區的新民主主義性質。而且，潮流高漲了就是抓大城市作為“中心”了嗎？不是！即使資產階級還坐在城市里，只要我們把農村革命根據地規模發展的比城市規模還大、力量比城市力量還大，照樣可以是革命高潮的到來！
斯大林認為：“現在僅僅是農民暴動，說他(它)破壞封建軍閥和帝國主義的基礎(是)對的，但對全國卻不能說高漲。”這更是錯誤的。農村根據地政權的擴大是中國革命的中心任務，不僅破壞了敵人的經濟基礎，而且能帶來全國革命的高潮。農村包圍城市的發展，對于全國來說就是有高漲的意義。農村發展的力量比城市還大，就可以說高漲了！
斯大林竟然還說：“廣州暴動是否是盲動主義?不是!盲動主義是幻想出人工造成的軍事陰謀，廣州暴動則不是。廣州暴動的結論是，中國黨和工人階級想鞏固革命地位的英勇的企圖。他們向國內外作一次公開的反抗。一方面是想鞏固自己的革命勢力，另外開展了一個新的革命斗爭的局面 。”他這段謬論，使有的人想給他洗白也洗不白了！廣州暴動就是瞿秋白的“左”傾盲動主義路線的失敗！不否定廣州暴動所體現的攻打大城市的“左”傾盲動主義錯誤，就無法把工作重心轉移到農村。
南昌起義失敗一次還不吸取教訓？不否定廣州暴動打大城市，就無法實現農村包圍城市！他在這里鼓吹廣州暴動的盲動主義錯誤，顯然是沒有意識到工人階級力量極度薄弱的情況下攻打大城市的盲動主義性質，否定工作中心應該在農村。
最后，斯大林給我們提出了送死的建議：“游擊戰爭能從為土地革命(作)斗爭(的)分子中集中軍隊的力量，其意義在為工人用。假使我們能從農運中吸收幾萬軍隊，集中到一個或幾個城市，其意義將更重大。”吸收幾萬軍隊之后也應該先打敵人薄弱的農村，而不是城市。第三次反“圍剿”以來，紅軍總數發展到七萬，依舊是在贛州戰役損失慘重！吸收幾萬軍隊之后不能打大城市，要根據實際情況先打弱的地方，先攻占敵人的薄弱環節！有幾萬軍隊也打不起城市，只能先占領敵人力量薄弱的農村！
博古和王明按著斯大林說的做了，拿著我們吸收了的幾萬軍隊盲目的去打大城市了，結果失敗了！打贛州損失慘重，守黎川損失慘重，然后在第五次反“圍剿”還搞得90%的革命力量都沒了！
綜上所述，斯大林這里主要有三個觀點，相互聯系，一看就錯，怎么也洗不白。
第一，“如我們有些地方可作游擊戰爭，實行土地革命，便可卷入戰爭。但農民有一缺點:有小部軍隊，有了土地，便不想進取了。此便是工農間的矛盾。”他否定了農村可以建立持久的革命根據地，否定了在農村斗爭、先在農村發展力量的持久意義。這種說法在應該以農村為中心持久的逐漸發展革命力量的發展階段是很不妥的。
第二，“廣州暴動是否是盲動主義?不是!盲動主義是幻想出人工造成的軍事陰謀，廣州暴動則不是。”他鼓吹嚴重錯誤的、攻打大城市的“左”傾盲動主義，而不是反省廣東暴動軍事空想主義、盲動主義帶來的嚴重失誤。對這個嚴重錯誤絲毫不反思，還歌頌，鼓勵無產階級去送死是嗎？！這就給之后不顧敵我實力的“吸引完幾萬軍隊還是要集中攻打去打大城市”的王明路線提供了“精神支撐”。不否定打大城市的錯誤路線，這也是王明路線的重要依據。
第三，：“游擊戰爭能從為土地革命(作)斗爭(的)分子中集中軍隊的力量，其意義在為工人用。假使我們能從農運中吸收幾萬軍隊，集中到一個或幾個城市，其意義將更重大。”聯系上文，他否定農村建立根據地的持久性，還鼓吹盲動主義的廣州大城市暴動，而且這里又鼓動我們吸引幾萬軍隊就去大城市送死，明顯是王明路線的理論依據！怎樣也洗不白的。吸收了幾萬軍隊，集中到一個或幾個城市，也難以打下來。我們最終吸收了幾百萬軍隊，才實現的農村包圍城市的勝利。
直到周總理赴莫斯科向斯大林反映情況、共產國際糾正李立三路線的《十月來信》送來的時候，共產國際才逐漸初步表現出糾正他們關于堅持城市中心論的認識。
共產國際的瞎指揮、李立三的火上澆油，使中國革命出現了嚴重曲折。《周恩來年譜》記載，當時周總理親赴莫斯科，向斯大林講：“因為全國政治經濟的不統一,使得中國革命的發展也表現出不平衡的特點,農民游擊戰和土地革命是今日中國革命的主要特征,中國工農革命的紅軍是游擊戰爭與土地革命的發展過程中、半殖民地的中國革命的特殊產物。”這里，周總理明確提出“農民游擊戰和土地革命是今日中國革命的主要特征”。
共產國際發來了“十月來信”，希望糾正立三路線的錯誤。但是之后的日子，共產國際還是站在了王明這一邊、博古這一邊、“左”的錯誤這一邊，遠遠落后于毛主席的規劃！
毛主席主張集中力量先進行鄉村工作、擴大鄉村武裝割據政權、以鄉村工作為中心、反對打大城市，但是，王明路線執行者們堅決要打大城市。打贛州，就是執行了斯大林“假使我們能從農運中吸收幾萬軍隊，集中到一個或幾個城市，其意義將更重大”的觀點，結果損失慘重！紅軍已經發展道路數萬，反對以農村為工作中心的斯大林當然支持“一步一步有力地向外發展,爭取中心城市。”的路線了！
毛主席極盡所能減少損失，堅決主張先打敵人弱的地方、先打農村，反對中央進攻大城市的路線。最終，在寧都會議被徹底剝奪了一切軍事指揮的參與權。這個決定被送到了斯大林為首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和蘇共中央之后，在發給臨時中央的電報指示中，共產國際執委會開門見山地表明了他們的態度——“總體上同意”臨時中央的處理意見。也就是否定了毛主席先打農村、先打敵人薄弱環節的正確意見！這些都是真實的歷史！
后來周恩來回憶：“但一九四○年我到共產國際去，共產國際的領導同志都還擔心我們離開工人階級太遠了。我說我們在農村里經過長期斗爭的鍛煉，有毛澤東同志的領導，完全可以無產階級化。共產國際的一些同志聽了之后大嘩，不以為然。”可見，斯大林為首的這個共產國際是長期堅持城市中心論的。
可見，十月來信不僅沒有根本糾正共產國際在思想上路線上的一系列嚴重問題，反而為贛州戰役戰敗、福建事變錯失良機、第五次反“圍剿”最終失敗等等災難性危害埋下了隱。
第二，詆毀楊虎城、張學良正義的西安事變，為王明過于注意和蔣介石保持一致提供了“精神武器”
西安事變發生之后，毛主席強調，西安事變是“站在抗日和反對‘剿匪’的立場上”，是正義的，“是抗日反賣國賊的，它的行動，它的綱領，都有積極的意義”，“我們對這次事變，應明白表示擁護”。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楊虎城、張學良出于愛國之心，為共同抗日，發動“兵諫”，本是革命正義之舉，何來配合日本之心？！！
斯大林給了王明“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尚方寶劍。在蘇聯解密檔案中，我們雖然看到他也告訴王明要注意中共的獨立自主，但是斯大林竟然荒唐的認為“張學良的行動不論他的意圖如何，客觀上只能損害把中國人民的力量團結在抗日統一戰線中，并會鼓勵日本對中國的侵略。”他否定了具有革命意義、進步意義的西安事變，在蔣介石和張楊之間選擇了蔣介石，客觀上給王明為代表的“共產國際至上派”制造了對蔣介石極度的好感以及對“統一戰線”的過度側重，給王明的“一切經過統一戰線”提供了“尚方寶劍”。
沒有西安事變，能有蔣介石妥協嗎？不能的！
誰和斯大林的觀點一樣？蔣介石！主席在《關于蔣介石聲明的聲明》強調：“但是西安事變的發動，確系受下列數種勢力的影響：（一）張楊部隊及西北革命人民的抗日怒潮的高漲；（二）全國人民的抗日怒潮的高漲；（三）國民黨左派勢力的發展；（四）各省實力派的抗日救國的要求；（五）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六）世界和平陣線的發展。這些都是無可諱言的事實。蔣氏所說的‘反動派’，不是別的，就是這些勢力，不過人們叫作革命派，蔣氏則叫作‘反動派’罷了。”把張楊將軍打為反動派，把蔣介石劃為革命派的不僅有斯大林，還有蔣介石。以及蔣介石的舔狗——王明！
解密檔案專門整理了一個斯大林關于中國革命的著作檔案，注釋等等字里行間充斥著想給斯大林翻案的情緒，但是他們卻恰恰給我們提供了批判斯大林錯誤的彈藥。感謝！
第三，不準革命，認為打解放戰爭就會有讓中華民族“滅亡”的危險。
《毛澤東年譜》是目前最權威的毛澤東研究文獻。不看注釋就看原文，也都是可信的鐵的事實。有偏差的記載、有不充分的描述的地方，也會標明出處——例如“兩件大事”論只有葉帥回憶講過，所以年譜標注了出來。據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生平研究最權威文獻——《毛澤東年譜》記載：“在這以前，接到斯大林來電說，日本投降，國共應言歸于好，共商建國大事。如果繼續打內戰，中華民族有毀滅的危險。”
胡喬木回憶說：“與我黨這一重大決定有關的一個事情是斯大林在抗戰結束局來電。電報的底稿現在沒有了,收到的具體時間也搞不太清費于這件事,1960年7月31日,在北戴河會議上,恩來同志回憶:8月22日或23日,那個電報來了。現在不存在了,那時常委們看了,大概燒了。電報沒有使用蘇共名義,而是蘇維埃俄羅斯共和國中央委員會致中共中央。電報說,中國一定不能打內戰,如果打內戰中華民族就要毀滅。少奇同志隨即補充說:他們說我們的路線是錯誤的路線,要重新考慮我們的路線。毛主席在《論十大關系》中也曾提到這件事。他說:‘斯大林對中國作了一些錯事。解放戰爭時期,先是不準革命,說是如果打內戰,中華民族有毀滅的危險。仗打起來,對我們半信半疑。仗打勝了,又懷疑我們是鐵托式的勝利。’”
可見，當時我們中國共產黨胸襟寬廣，為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團結大局，后來自己燒了斯大林的這封錯誤電報。
師哲回憶錄記載：“這時，斯大林通過蘇軍駐延安情報組轉來一份電報，內容主要是:中國不能再打內戰，要再打內戰，就可能把民族引向滅亡的危險地步等等。這電文引起了毛主席的極大不快，甚至是很生氣。他這樣說:‘我就不信，人民為了翻身搞斗爭，民族就會滅亡?!’”
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劉少奇傳》引用的檔案資料中，劉少奇親筆記錄的他和斯大林的會談記錄之中，記載斯大林親口承認了當年他的錯誤：
斯大林:“在你們進行斗爭中，我們是不是干擾過或者妨礙過你們?”
劉少奇:“沒有!但是當時毛澤東確實不打算去重慶，因為周恩來作為談判代表就足夠了。然而毛澤東到重慶后，結果是好的。”
斯大林:“去重慶對毛澤東來說曾是很危險的，他可能被殺害。”
斯大林:“勝利者是不受審判的，凡屬勝利了的都是正確的。我們不應該指責你們。你們中國同志太講禮貌，總是責備自己。我們覺得我們是妨礙你們的。你們也有意見，不過不肯說出來就是了。你們無論如何都應當注意我們講的話正確與否，因為我們常常是不夠了解你們事情的實質，可能向你們提出錯誤的建議。不過，如果我們犯了錯誤，你們還是說出來好，我們會注意和改正的。”
1948年2月，斯大林會見南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南斯拉夫聯邦政府副主席卡德爾。據卡德爾回憶，斯大林自己親口說：“我已經在一件這樣的事情上做錯了，這就是中國。當時我不相信中國共產黨會取勝。我那時認為美國人會全力以赴撲滅中國的起義。我曾勸說毛澤東，最好是與蔣介石和解，與蔣介石建立某種聯合政府。我甚至把中國代表團召到莫斯科來。代表團來了，聽取了我對他們講的一切。照中國的習慣，他們都面帶笑容，直點頭，然后走了。他們回去后，毛便開始發動一場革命大攻勢，最后取得了勝利。你們看，我也會犯錯誤。”
另一位南斯拉夫中央政治局委員吉拉斯也回憶，斯大林說：“對日戰爭結束時，我們曾要求中國同志就如何尋找與蔣介石達成臨時協定問題取得一致意見。他們在口頭上表示贊同但實際上，當他們回去后，以他們自己的方式行事:他們聚集力量，并進行出擊。事實表明，他們對了，而我們錯了。”
蘇聯解密檔案之中，斯大林對蔣介石、蔣經國大規模的吹捧、奉迎，都是和這些史料相互佐證的鐵證。有的人竟然還給斯大林洗白，說這是“斡旋”、“策略”，還說有些要“秘密進行”。胡扯！請不要假設——真的“秘密進行”的話拿出證據來！但是這種人拿不出證據。
證據是什么？就是斯大林吹捧蔣介石、支持蔣氏父子。
蘇聯解密檔案之中記載：
“斯大林同志答道:蘇聯曾有3名代表駐共產黨人所在地延安，而美國在那里曾有30-32名代表。蘇聯政府已從延安召回了所有的代表，因為他們不同意中國共產黨人的行動。蘇聯政府不明白，重慶談判為何中斷了。”
“俄國共產黨人很難進行調停，因為他們不想提出最終會被拒絕的建議。況且中國共產黨人并未請求提供建議。”
“斯大林同志答道，蘇聯政府并不了解中國共產黨人的情況如何。他們目前并未請求提供任何建議。以前，蘇軍剛剛進入東北并且蘇聯政府尚有3名代表駐延安時，中國共產黨人曾經通過這些代表請求向蘇聯他們提出建議，于是他們得到了答復:俄共中央認為，中共代表應當時該去重慶談判。中國共產黨人沒有料到會提出這一建議，于是在共產黨人中引起大亂。他(斯大林同志)并不知道中國共產黨是帶著何種計劃赴重慶的，只知道談判已遭到失敗。”
注意，這里所講的“于是他們得到了答復:俄共中央認為，中共代表應當時該去重慶談判。”就是斯大林阻止解放戰爭的重要證據！
看看斯大林如何支持蔣介石吧！
斯大林對蔣介石的支持，蘇聯解密檔案都有。斯大林和蔣經國的談話記錄檔案記載：
“至于國民黨，在他(斯大林同志)看來，蔣介石是正確的。在個國家內不能有兩個政府和兩支軍隊，在這一點上他是正確的。如果蔣介石有意讓共產黨人管理幾個省份，在他(斯大林同志)看來，這是可行的，當然，這是蔣介石的事。”
主席講：“斯大林在最緊要的關頭，不讓我們革命，反對我們革命。在這一點上，他犯了很大的錯誤，與季諾維也夫是一樣的。”這是完全正確的！
綜上所述，斯大林挺蔣如是，就別給他在這件事的問題上洗白了！
小插曲：別拿這件事給主席潑臟水
這里先補充一個小插曲——總有人認為，主席認為建國后應該搞一黨制，是在斯大林建議下才搞了政協制。引用證據就是蘇聯解密檔案的那兩個電報，實際上胡扯。用不著他斯大林“糾正”。解密檔案故意在整理上不加其他文獻，給人制造了假印象、用來丑化主席而已。
1947年，民盟解散，所以確實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政黨已經不復存在，你想讓這種支持我們的“民族資產階級政黨”參政，但是這種支持我們的“民族資產階級政黨”自己都解散了，我們怎么讓這種“民族資產階級政黨”參政？其余沒解散的都是挺蔣的買辦資產階級附庸黨了，不是1947剛解散的民盟那樣的真正意義上的民族資產階級政黨，我們也不可能爭取得到的。所以主席電報里面講：“在中國革命取得徹底勝利的時期，要像蘇聯和南斯拉夫那樣，所有政黨，除中共之外，都應離開政治舞臺，這樣做會大大鞏固中國革命。”這是符合中國當時實際情況的——當時由于民盟解散，已經沒有民族資產階級政黨了，只有服從國民黨的買辦資產階級附庸政黨。而且在人民民主專政條件下加強了對民族資產階級的管控，確實有利于鞏固革命的。這是根據中國當時民盟解散的實際情況做出的科學、理性、穩健的結論。
民盟自己都不在了，我們去哪里聯合這一“黨派”呢？我們找不到可以聯合的別的黨，但是也不等于毛主席不要人民民主專政了，更不等于毛主席不聯合解散之后的民盟成員了——民族資產階級黨派沒了，但是民族資產階級代表照樣可以參政呀！毛主席說的很清楚。
民盟解散也不等于不搞人民民主專政了，也不等于不幫助他們其中的成員了。所以，民盟剛剛解散，1947年11月7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新華社時事評論《蔣介石解散民盟》。毛主席在修改這篇文章時加寫了一段話：“民盟方面，現在應該得到教訓，任何對美國侵略者及蔣介石統治集團（或其中的某些派別）的幻想，都是無益于自己與人民的，應當清除這種幻想，而堅決地站到真正的人民民主革命方面來，中間的道路是沒有的。如果民盟能夠這樣做，則民盟之被蔣介石宣布為非法并不能損害民盟，卻反而給了民盟以走向較之過去更為光明的道路的可能性。”毛主席看得很清楚——即使民盟解散了，也不影響我們團結民盟具體的個人成員。
1947年12月，毛主席在他的談話中講：“資產階級也有分大中小，一定要爭取中等資產階級及小資本家，打大資產階級，對中小資產階級要放在保護之列。”1947年12月，毛主席就強調，聯合政府這個提法，當時可以不叫了，“因工農政府是聯合政府，黨與非黨聯盟是聯合政府。”主席說的很清楚——因為我們共產黨和非黨——其他無黨的資產階級代表照樣可以組建人民民主專政的新民主主義性質的政府。看，我們那時早就知道對資產階級黨派（在他們存在的情況下)和一些資產階級代表持團結態度，毛主席早就知道！用不著他斯大林“糾正”。
后來1948年1月，民盟自己又重建了，所以我們又有了可以聯合的民族資產階級黨派，所以當時中共中央發言人對民革的成立和民盟恢復活動表示歡迎，并指出，這“表示反對美國帝國主義與蔣介石反動統治集團的民族民主運動的統一戰線，是何等廣闊”。我們早就在1948年1月就知道聯合資產階級民主黨派，用不著他斯大林在4月那么晚的“糾正”。毛主席一直在獨立自主的根據中國實際情況來決定實行什么體制而已，他根據民盟的解散和重建兩個事實清晰的做著符合當時中國實際情況的決定，用不到他斯大林“指導”和“糾正”。
1948年3月15日，毛主席給斯大林致電，提出成立中國中央政府和吸收資產階級的代表參加政府的想法。斯大林于1948年4月20日回電，把民盟解散之后沒有資產階級政黨參加政府誤認為“沒有資產階級黨派可以參政”就是“沒有資產階級代表可以參政”，他還自以為就他知道一樣的說：“也許，必須要吸收這些黨派的一些代表進入中華人民民主政府。這一政府應宣布為聯合政府，以便以此擴大這一政府在民眾中的基礎并孤立帝國主義分子及其國民黨走狗。”這用他教嗎？不用！我們早就知道，不用他教！
1947年12月，毛主席在中央會議講：“中國還有廣泛的統一戰線，民盟解散了。不等于解散統一戰線……中國無自由，無多黨，但并非無團體和個人，如我們占領大城市，就都出來了，我們仍遵守解放軍宣言，凡參加斗爭者皆團結……城市則爭取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口號是‘民族統一戰線’……民主同盟一類在國民黨區，不能說沒有作用，這類團體對我們有很大作用與幫助，將來還準備幫助它。”毛主席說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即使不存在民族資產階級黨派了，我們照樣可以團結無黨派的資產階級分子參政。另一方面，斯大林在那封電報也表示贊成毛主席在3月15日想法。
綜上所述：第一，無論民盟解散前還是解散后，團結民族資產階級代表、允許民族資產階級代表參政，是我們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一直堅持的政策。第二，地主階級中的“開明紳士”也沒用他們自己的“黨派”，但是不影響我們在抗日戰爭時期的“三三制”政權吸收他們參政。第三，民盟解散的時候我們接受的是資產階級民族黨派不存在、只有買辦資產階級國民黨集團和買辦資產階級附庸黨的現實，但是民盟解散之后我們依然堅持團結民族資產階級代表和吸收民族資產階級代表參政，民盟恢復之后我們照樣對他們持肯定和團結的態度，一直遵守十月解放軍宣言（1947年11月7日毛主席寫的話、1947年12月毛主席的談話、1948年1月中央發言人對民盟恢復的認可性發聲、1948年3月毛主席的電報，鐵證如山）
第四，斯大林的“建議”客觀上在延誤我們渡江的戰機
蘇聯解密檔案披露，蘇聯得知我軍要過長江的時候，提出了這樣的錯誤建議——希望中共和國民黨談判——并錯誤的為我們提出了四項條件內容建議。
1949年，蘇聯認為，國共不談判的話，就“把和平旗幟這一重要武器交到了國民黨分子的手中”、“讓他們誣蔑共產黨是繼續內戰的擁護者，而稱頌國民黨是和平的捍衛者”、“你們給了美國在歐洲和美洲大造社會輿論的可能性，說無法與共產黨進行和談，因為它不想要和平，說在中國實現和平的唯一手段是組織大國的武裝干涉”。（蘇聯人真的幼稚至極！不管你談不談，即使你談了，條件不可能讓他們接受，他們照樣可以拿這個為理由大力宣傳他們的“寬容”、“忍讓”和我們的“蠻橫”，以此制造社會輿論、說我們是繼續內戰擁護者。不管你打不打，只要你根本上推翻美帝的殖民利益，美帝一定會干涉解放戰爭的。即使你打下了南京，如果你不沒收美帝在華利益，美帝也會轉而支持你而不干涉戰爭的，他們會先觀察你一段時間）蘇聯的這段話術簡直和傳銷一樣具有“說服力”，容易讓我們上當受騙。但是實際上斯大林這三個觀點是錯誤的、幼稚至極，沒有一個站得住腳。
重慶談判之后，國民黨已經背信棄義一次了，暴露了他們的失信——他們第二次要求和談，只能說明他們虛偽，繼續打的話，和平旗幟也不會歸他們了。毛主席在《將革命進行到底》說：“以蔣介石等人為首的中國反動派，自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反革命政變至現在的二十多年的漫長歲月中，難道還沒有證明他們是一伙滿身鮮血的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嗎？難道還沒有證明他們是一伙職業的帝國主義走狗和賣國賊嗎？”已經把蔣介石老底揭露了出來。
毛主席針對國民黨“求和”的虛偽面目，也發表了揭露國民黨假和平真備戰陰謀的文章《評戰犯求和》，針對這個國民黨甩鍋的問題，輿論上，主席寫的文章發表出來的就很清楚，我們已經駁斥這個觀點了。毛主席在《評戰犯求和》說：“須知由第一號戰犯國民黨匪首出面求和，并且發表這樣的聲明，對于中國人民認識國民黨匪幫和美國帝國主義的陰謀計劃，有一種顯然的利益。中國人民可以由此知道：原來現在喧嚷著的所謂‘和平’，就是蔣介石這一伙殺人兇犯及其美國主子所迫切地需要的東西。”
毛主席看的很準：美帝國主義和蔣介石也不是鐵板一塊，他們看蔣介石無法維系他們的統治，他們就會找別的新的代理人。
不管你談不談，只要你要根本上推翻美帝國主義在華的殖民統治，人家一定會干涉你的解放戰爭，你談了的話，人家照樣會以你的談判條件不可能接受為理由說你是戰爭販子、把發動戰爭的鍋甩給你、制造輿論，而且你談了的話還給了人家戰爭準備的時間。條件不可能讓他們接受，讓他們接受的話，中國人民就站不起來。所以毛澤東定了敵人不可能接受的八項條件（而不采取蘇聯所建議的敵人肯定接受的四項條件），并一絲不茍地、一分一秒不耽誤的準備渡江戰役。
不管你打不打，即使你打過來了，打到了南京，人家美帝國主義還要試探你，希望你倒在他那一邊，從而維護他的在華利益。所以我軍攻占南京之后，司徒雷登沒有撤到廣州，而是希望和我們中共取得聯系，想讓毛主席做第二個蔣介石或者第二個李宗仁，但是毛主席沒有同意，拒絕了美帝國主義。談判的建議是蘇聯人提的，我們走這形式實際上僅僅是給蘇聯面子而已。如果真完全按著蘇聯人的建議做的話，就真的可能被劃江而治了。
斯大林在建議中還“幫”我們提出了“四個條件”：“第一，表示愿意在中國實現和平:第二，國共雙方應在沒有外國調停人參與的情況下進行談判，因為中國是個獨立的國家，不需要外國調停人;第三，談判應當在共產黨與國民黨之間進行，而不是與挑起內戰并因此而失去民心的南京政府進行談判;第四，一旦雙方就和平與中國的領導權問題達成協議，軍事行動就應當立即停止。”
斯大林認為：“國民黨是否會接受這些條件呢?我們認為不會。一旦國民黨不接受這些條件，那么人民就會明白，繼續打內戰的罪魁禍首是國民黨而不是共產黨。這樣和平的旗幟就落在了共產黨手里。這一局面目前尤為重要，因為中國出現了為數眾多的厭惡內戰的人，他們愿意支持那些主張實現和平的人。”但是他顯然說錯了！
蘇聯的這個和平和停戰條件，階級敵人求之不得——蔣匪軍就是希望以此來緩和戰局、準備戰爭。而且這里如果空談所謂的領導權的話，人家形式上也可以“宣誓”自己歸屬你的領導，名義上宣誓“效忠”聯合政府，但是實質上照樣可以利用這些國民黨軍隊備戰，這種宣誓，起不了實質的領導作用。蘇聯還認為：“也向國民黨軍隊發布命令，要求軍隊宣誓效忠聯合政府，并保證立即停止對那些已宣誓效忠的軍隊采取軍事行動，而對拒不宣誓的軍隊繼續采取軍事行動。”這真是空想！人家宣誓聽你的，之后人家再來個“412”、“715”，再來個“撕毀雙十協定”，你能有什么辦法？不得不說蘇聯這種想法太幼稚——宣誓之后，走個形式，過段時間人家又在美帝支持下發動內戰，這樣的“條件”真對國民黨來說是“天賜良機”。這簡直就是給了階級敵人在形式上服從、實質上劃江而治的機會！說他們企圖讓我們劃江而治是有根據的——他們不敢直接說，但是解密檔案的太多內容表面——按著他們的做，肯定幫助階級敵人實現了“劃江而治”陰謀！
蘇聯的條件最要命的一點就是不提改編軍隊，而單純提讓那些國民黨軍隊宣誓效忠“聯合政府”。你不把那些國民黨軍隊組織改編為黨指揮的軍隊，人家發動二次戰爭很容易！關于兩黨談而不讓老蔣出面，老蔣照樣可以藏在背后操縱國民黨全局呀。不讓外國協調，美帝國主義也可以在背后躲著，而不直接出面，背地支援國民黨呀。可見蘇聯的這些條件，國民黨是都可以接受的，而且還有利于國民黨趁機實現劃江而治、名義上服從、暗中休養生息、進行備戰。
綜上所述，不用再給斯大林洗白了！他在指導中國革命的時候犯了一系列災難性的嚴重錯誤，他的錯誤思想是王明路線的理論基礎、給中國革命帶來了災難性的損失，他確確實實錯誤指導過我們很多次。我們中國共產黨和蘇聯在世界公開論戰的時候，主席帶領我黨理論工作者們寫的“九評”第二篇已經做出了最公正的結論：
“對于斯大林的一些錯誤，中國共產黨人是早有切身體會的。中國共產黨在歷史上曾經犯過‘左’傾和右傾機會主義的路線錯誤。這些錯誤，從國際方面的原因來說，有幾次就是在斯大林的某些錯誤的影響下產生的。早在二十年代末期和整個三十年代，隨后又在四十年代的初期和中期，以毛澤東同志和劉少奇同志為代表的中國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就在抵制斯大林的某些錯誤的影響，并且逐步克服了‘左’傾和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路線，終于把中國革命引導到勝利。”
“但是，由于斯大林的一些錯誤主張，是被某些中國同志所接受和實行的，中國人自己應當負責，所以我們黨進行的反對‘左’傾和右傾機會主義的斗爭，從來只限于批評我們自己的犯了錯誤的那些同志，而沒有把責任推到斯大林身上。我們進行批評的目的，是為了分清是非，接受教訓，推進革命事業。對于犯錯誤的同志，只要改了就好了。如果他們不改，也可以等待他們在實踐經驗中逐步覺悟過來，只要他們不組織秘密集團，暗中進行破壞活動。我們采取的方法是黨內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正常方法，是從團結的愿望出發，經過批評或斗爭，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因而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我們認為，這是人民內部的矛盾，不是敵我矛盾，所以應當采取這樣的方法來處理。”
“斯大林做錯了事，是能夠做自我批評的。例如，他對中國革命曾經出過一些錯誤的主意，在中國革命勝利以后，他承認了自己的錯誤。”
我黨已經對斯大林在中國革命中的嚴重錯誤定了調子，斯大林的這幾個案，誰也別想翻！黨的結論，雷打不動！撼山易，撼共產黨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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