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的歷史能被扭曲成什么樣子?閻錫山就是個例子。
作為抗戰期間的三蛋舞王，他到底有沒有投降日偽，在四十年前根本沒有疑問。但現在不同了，有的認為表面沒有、實際有;有的說有想法、沒行動;有人還夸他是“糖衣吃掉、炮彈打回”;當然也有吹建設成績的。總之，都不覺得有實錘。
其實，當年無論是我方、蔣方，甚至日本的史學界，都給出過無數的證據。
只不過網絡輿論場上，有些人出于自己的目的，需要鍥而不舍的吹閻錫山，以至于今天根本就沒人提他當漢奸的事了。好在這幾年公開了不少原始資料，讓我們能來個鐵證如山。
從辛亥革命開始，山西就是閻錫山的私人王國，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直到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后，國軍和我軍先后進入山西，侵華日軍也打了進來，才形成多方博弈的局面。太原淪陷后，山西105個縣，只有20個縣還在閻錫山手上。
1938年，晉軍與中央軍、八路軍召開臨汾會議，商定自太原至同蒲鐵路南端的黃河北岸，以鐵路為界，西方歸晉綏軍、東方歸中央軍、正太路東北歸八路軍。作為實力最弱的一方，閻錫山確實要在三個雞蛋上跳舞，但作為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代表，當這三個蛋不得不打碎一個時，他的首選就是八路軍。
1939年12月，國軍正準備對日軍發起冬季攻勢，晉軍的舊勢力卻丟下日軍不打，反過頭來突然發起了晉西事變，要消滅和吞并我黨影響下的山西新軍，可惜山西舊軍太不經打，出動一個多集團軍，被我軍1個旅打得滿地找牙，反而促使12萬人的新軍全面倒向我軍，可謂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
趙成綬一個集團軍，八路僅358旅，結果……
除了殘殺115師后方醫院1000多傷員泄憤外，別無所獲，這場較量下來，晉軍所剩無幾，根據軍統的報告，戰斗結束后，晉軍號稱有四個集團軍，實數只有四萬多人：
眼看自己兜不住了，閻錫山不得不求助于蔣公。而對于驅虎吞狼的事情，老蔣當然愿意，馬上表態：抽調中央軍過河!
公平的說，老蔣這時候確實不希望老閻直接垮了，一再交代過河的徒子徒孫們：“不得干預地方行政”。
但放狗出籠，干搶錢、搶糧、搶地盤的事情，一道命令哪里管得了?中央軍剛剛過河，立馬就干預地方行政，把老閻的縣長打跑，改派自己的親信上任，一口氣換了22個縣長。對晉軍剩下的軍隊也不放過，原本人家就沒剩下幾個旅，1940年衛立煌還拉走了一個，雙方矛盾因此急劇激化。
93軍軍長為劉戡，中央軍湯恩伯派系
到1940年6月2日，閻錫山公開表示：山西無法執行國府命令;1940年6月13日，晉綏軍各旅、團長公開聲明，表示中央軍 “已成影響我軍存在之極嚴重問題”。
對于“一切為了存在，存在就是一切”的閻錫山來說，這已經是最嚴重警告。
只是搶地盤也就罷了，中央軍到來后，還禁止山西本省鈔在山西的流通，理由是晉鈔濫發，形同廢紙，自己不能吃虧。
可從七七事變到1940年，由山西墊付、國府又沒有補發的軍費，已經高達一億零二百三十五萬元，全靠印錢，咋可能不泛濫?這時候的晉軍，手上全是晉鈔的，中央軍一禁止流通，他們吃飯都成了問題。
對此，閻錫山要求國府每月補助100 萬元，并一次性給6200萬法幣，作為晉鈔整理的準備金——在他看來，不另起爐灶，那總得管飯吧?沒想到孔祥熙表示，給錢可以，但是山西本地銀行以后就不準發晉鈔了，要跟財政部合辦山西興業銀行。
說白了，就是要掌控山西金融大權。飯，是要管滴~但請你交出碗筷。這可要了閻錫山的命，當然不答應了，轉而堅決抵制法幣在山西境內流通。
這下，蔣公也感到問題嚴重了。命令何應欽、孔祥熙無論如何要安撫閻錫山，何應欽倒是也安撫了，同意把晉軍整編為4個集團軍，25個師，每月增發經費271萬元。但前提是執行蔣系的人事、經理法規——孔老爺只是要財權，何老爺連人事權也要搶走，這不是刨老閻的命根子么，哪能談得攏?
所以，國府原本期望通過軍政、金融整理而控制山西，卻使閻錫山離心離德。閻錫山呢?本來是希望通過國府的力量對抗八路軍，結果中央軍來了更要命。山西籍的國府高官徐永昌就在日記里感嘆：“敬之越替中央打算，國家越吃虧;閻先生越替自身打算，山西越吃虧”——一句話，兩邊的水平都太次了，搞不了這種高端操作。
所以，從1940年底開始，隨著晉綏軍生存環境的惡化，閻錫山開始突破民族底線，找上了日本人。根據趙承綬的回憶：1940 年底開始，閻錫山開始與日本秘密聯絡，試圖獲取軍事經濟援助。
日方對他的困境也很清楚，畢竟從1939年10月后，晉軍就不再對日軍積極作戰了，晉西事變后更“灰色化”了。1940年4月，日本外交部門就報告，晉軍內部不斷有人暗中投敵，于是，侵華日軍著名的“對伯工作”也正式展開。
1941 年3月31日，經過前期接觸準備，日、閻雙方進行了第二次白壁關會談，閻方正式提出了自己的要價：第一，由閻軍控制山西;第二，由日方提供經費和裝備，協助晉軍擴充到30萬。
如果滿足這個前提，閻錫山就考慮到到北平當官。半個月后，恰逢《日蘇中立條約》簽訂，閻錫山的抗戰信心進一步動搖，在晉軍內部大放空氣，說“第二戰區半年內要突變”，蔣公也判斷老閻可能要“降敵求生”：
趕緊提醒胡宗南做好準備，要預防日軍突然接管晉軍防區。
更嚴重的是，中央軍自己不爭氣，5月還在中條山搞出一場大敗，被日寇驅逐到黃河以南，再無法包圍、威脅晉軍，讓閻錫山的投敵環境更加安全，從此放飛了自我，逢人就說：“以后局勢，國黨、共黨與汪偽三方面之成敗，共黨為六分之三，汪偽為六分之二，國黨僅有六分之一的希望”。
考慮到老閻已經跟我軍撕破了臉，蔣公認為他說這話的意思，就是暗示自己即將投降偽軍。徐永昌也同意蔣公的判斷，認為閻錫山在“看定中央無辦法、無前途;或西安陷敵之時”就要發動部下投敵。
因此，中條山戰役之后，閻日加快了勾結，6月30日，美國截獲了閻、日雙方白璧關會議的內容，趕緊私下通報給了宋子文。
1941年8月7日，日軍把孝義讓給晉軍，把誘降工作上升到“總軍”層級，以求盡快落實。恰好日美談判似乎有所進展，更讓閻錫山覺得，早點找出路是對的。1941年9月，趙承綏代表閻錫山，與日軍簽訂了遺臭萬年的《晉綏軍、日本軍基本協定》：
對于晉鈔整理、擴軍、補充武器等問題，日軍來者不拒，全部承諾解決，光現金就給一億多，步槍要提供10萬支。而晉軍除了要公開宣布投敵，還不能進入山西鐵路沿線五公里內，同意日軍在境內長期駐扎、一起剿共，說白了，就是徹底座實自己二狗子的地位。
其實，早在1940年12月，中統已經搞到了日、閻會談的詳細內容，可蔣公不太相信，沒有及時采取措施。直到1941年4月21日，發現閻錫山開始向部下部署投降準備，才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在日記里破口大罵。不過這時候采取行動已經晚了，只能安撫為主，況且徐永昌就明白的說，晉軍之所以有二心，首要原因就是被中央軍欺壓，跟我軍的沖突尚在其次。
所以，為了給老閻出氣，蔣公連續處理劉勘等不懂事的中央軍將領，又一次把胡宗南罵了個狗血淋頭，連手下匯報晉軍投敵的情報，也被當成破壞蔣閻愛情的反面典型。
可沒想到的是，臉皮厚的遇上了不要臉的。老閻看破了蔣公這種不敢說破的心態，干脆在電報里沒話找話，反復、多次、連續搞一些莫名其妙的發言，暗示自己投敵，是執行蔣公的命令：“我無時不以黨國福利為前提，無時不以委座意旨為意旨，以身許國……對于華北赤化之深較委座了解，感覺亦切，我的處理表面上無論如何，骨子里絕不會離開國家，離開委座”：
——漢奸嘛，當年投日本鬼子說自己是為國為民，今天投美國鬼子也說自己為國為民，只不過他們那個“國”，不是你我這個國，他們那個“民”，更不是你我這種民罷了。
但蔣公自己就是耍流氓的高手，能讓你栽贓么?
覺得事情無可挽回后，立刻發出了最后的警告，然而讓人大跌眼鏡的是，蔣公大概是覺得自己軟硬兼施的招數都沒啥效果，最后拿出來威脅閻老西的終極武器居然是……八路。從蔣公日記來看，他確定的“對閻警告之最后原則”是：第一，要投你自己投，別扯到我蔣某人身上;第二，晉軍投敵，中央軍一定討伐;第三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警告閻錫山，如果你借倭兵“剿共”，無論借來多少，必定被共軍消滅，自己沒有任何好處不說，反而是“幫共軍成功”、成“千古之罪人”……
這就讓人很尷尬了。
當然了，電報威脅雖然有點作用，但是不大。閻、日雙方還是基本確定，在1941年11月內必須要公開做點表示，這時候的閻錫山，已經站到了懸崖邊上。可惜，命運還是比較眷顧老閻的。
很顯然，侵華日軍根本就養不起這種大型犬。答應給十萬條新槍，后來降到一萬條舊槍，最后實際交付數還不足五千;答應給1億多元的經費補助，后來變成“最高限額三千萬”：
還誰也不愿意掏腰包，在正金銀行、汪偽政權、華北方面軍之間推來推去，還要汪偽拿海關收入做抵押，到美日開戰后，還在變更債權人，大大拖延了時間。
結果拖到11月23日，美、日談判及時破裂：
讓閻錫山認識到，自己對國際局勢的判斷完全錯誤，立馬焉了： 23日，美、日拉爆;24日，閻錫山就向蔣公高速滑跪，說自己“受敵共兩面之夾擊”、“又一片誠心幫助鈞座規復華北”，所以被詐騙了：
“期在無害于國家、有利于戰區之方法下，達到剪除異軍、收復失地之目的，其心確屬無他”。現在由于蔣公人格偉大，我老閻恍然大悟，知道錯了，從現在開始，“決以鈞座之意旨為意旨，追隨鈞座抗戰到底，決不為國家惹是非”。
瞧瞧，要是算上時差，這堪稱光速的反應，還真不愧“三蛋舞王”的大名。
對侵華日軍來說，珍珠港事件一爆發，拉閻錫山投日的“對伯工作”，就不可能有成功希望，但太平洋戰爭初期，日軍進展神速，閻錫山又開始和日軍勾勾搭搭，希望營造一個隨時可能投降的形象，把日軍打擊的目標轉移到我軍身上，上梁不正下梁歪，1942年后，晉綏雖然和日軍偶爾發生小規模沖突，但雙方將領經常一起吃飯喝酒，給日軍節約了大量兵力，1942年5月，閻錫山還跑到吉縣安平村和日軍開會，被記者拍下了這張世界名畫：
左邊的是閻錫山，右邊的是巖松義雄
由于很多人想要照片永久消失，所以還請大家多多轉發，讓它重新經典永流傳。
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大潮中，恢復獨立自主，是全體中國人最強烈的愿望。因此，在日寇侵略的狂風暴雨中，誰堅持抗戰，誰就得到全國人民擁護;誰要投敵，必然萬劫不復。在1929年那種各派勢力混戰的局面下，閻錫山可以隨意的縱橫捭闔、投機取巧;而抗戰中再把派系的生存置于國家民族存亡之上，那就是蠢得不堪入目了。
正因為他的舉動，從1940年代開始，晉系的地位也迅速邊緣化。
相比之下，1939年，日方對李宗仁、白崇禧、龍云也進行過同樣的誘降，同樣是地方實力派，這三位的回答如出一轍：第一，要談可以，請日本主動求和;第二，談判的前提是無條件恢復戰前狀態。高下之分，堪比云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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