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年，有這樣一些高干，他們逢會必講“堅定捍衛‘兩個確立’、堅決做到‘兩個維護’、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但是，你問他什么是“兩個確立”？他結結巴巴；你問他什么是“兩個維護”，他吞吞吐吐；你問他什么是“四個意識”和“四個自信”，他答不上來。
但是，你私下里跟他們講市場、資本和金融，他們聊起來帶勁得很，看到滿地的韭菜，那個餓狠狠啊！你給他們聊女人、喝酒、打牌，他們兩眼放光，看到無窮的欲望，那個爽歪歪啊！
這些個領導干部，骨子里就根本不信馬列主義，從根本上是反對“一元論”，只不過是時機未到，于是喊口號、做樣子、表忠心，表演得何其好啊，可以拿“奧斯卡獎”。
這種現象不得不警惕，因為堡壘往往容易從內部被攻破，內鬼比外敵更可怕！
比如，蘇聯亡黨亡國前有“三個征兆”——
一、領導裝模作樣地堅信馬列
戈爾巴喬夫在1952年入黨時，對著黨旗宣誓，口號喊得震天響，表態要永遠忠于共產主義，并愿意為共產主義犧牲一切。
到了1971年，他當選為蘇共中央委員，他高唱要沿著十月革命的道路繼續前進，并對下屬反復提要求：要用勃列日涅夫主義武裝頭腦，做到內化于心，外化于行，做勃主義的堅定信念者和忠實實踐者。
然而，這一些都是作秀！
1999年，68歲的戈爾巴喬夫訪問土耳其。在著名的安卡拉大學（相當于中國的北大），做了一場演講，戈爾巴喬夫慷慨激昂地說：
“我早在1953年時（22歲），就對蘇聯的正確性產生了懷疑。我的生活目的就是消滅共產主義！我妻子在這方面堅定了我的信心，她有這種觀點（推翻蘇聯體制）比我還早。為了實現這個目標，只有身居高位，才有更大的作為。妻子讓我要堅持往上爬。”
根據相關資料解密，美國中情局很早就掌握了戈爾巴喬夫的情況，包括他的性格、愛好、家庭和政治傾向。
在戈爾巴喬夫還是個處級干部時，美國中情局就開始扶植他了，通過各種人脈打招呼、資金利益輸送幫助戈爾巴喬夫升職。
從大學畢業，僅僅16年，戈爾巴喬夫就成長為蘇共中央委員。
1980年，49歲的戈爾巴喬夫當選為最年輕的中央政治局委員，隨后躋身蘇聯第二號人物。
1985年，戈爾巴喬夫竟然通過合法程序當選為蘇共最高領導人。
事情就是這么偶然和滑稽，這樣一個對蘇聯體制嚴重不滿人，竟然一步步往上爬，被蘇聯體制推舉到權力的頂峰。
殊不知，提拔他的前蘇共最高領導人勃列日涅夫竟然也是個對共產主義毫無信念的家伙。
勃烈日涅夫曾私下對其弟弟說：
“什么共產主義，這都是哄哄老百姓的空話。”
許多官員關心的不是人民，而首先是自己的官運、自己的地位、自己的物質享受和獎賞、自己的特權。他們提升職務主要靠熟人、靠對個人的忠誠和靠親屬關系，而不是憑借政治品質和業務能力。
在這樣的從政環境下，蘇聯官場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人才逆淘汰現象——小人淘汰君子，庸才淘汰人才，狗熊淘汰英雄。
隨著“劣幣驅逐良幣”愈演愈烈，一個有2000萬黨員的蘇聯一夜之間轟然倒塌，看似偶然實則必然！
二、群眾裝模作樣地擁護領導
十月革命前，列寧曾設想要建立世界上最民主的政體，實行最民主的選舉制，一切官員都經普選產生，但這些過于理想化的設計并沒有變成現實。
蘇聯憲法雖然規定權力屬于人民，規定公民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自由，但因為沒有相應的形式做保障，民眾實際上處于無權的狀態。
按照黨章，黨的代表大會是黨的最高權力機關，理應決定黨的方針政策，但蘇共的代表大會越來越變成通過政治局會議決議、為最高領導人唱贊歌的集會。
1934年，蘇共第十七次代表大會以后，代表們發言的內容實際只有兩條：一是匯報自己的工作；二是頌揚黨的領袖。參加會議的代表越來越多，使討論問題成為不可能。
好大喜功的赫魯曉夫把黨代會變成了大聚會，1961年的二十二大出席大會的有4394名有表決權和405名有發言權的代表，1976年的二十五大取消了沒有表決權的代表，出席大會的代表有4998名。
此后蘇共代表大會的人數相對固定到近5000名。代表們來莫斯科開會，更像是來過節，外地代表可以買些緊俏商品帶回去。
何止蘇聯開大會代表們表面上擁護領導。上級領導下去調研，基層群眾也不得不裝出一副擁戴的樣子。
領導出行，一般是“座談一排排、出行一串串、吃飯一桌桌”，“坐在車上轉、隔著玻璃看、順著彩排走、對著稿子念、拿上材料撤”……從蘇聯群眾編排出來的順口溜中，我們深切感受到基層干部群眾對官僚主義現象的深惡痛絕，但是當領導下車時，群眾還是要裝出一副熱烈歡迎是姿態，前倨后恭，一點也不敢怠慢。
三、領導又裝模作樣地做出接受擁護狀
群眾的夾道歡迎，領導也要裝腔作勢地表演一番，握個手、講個話、合個影、提個詞，整體氛圍看起來是那么的“和諧”，那么的“喜大普奔”。
為了表示自己很受群眾擁護，蘇聯領導人喜歡自己給自己發獎狀。
據資料統計，勃列日涅夫一生至少獲得過114枚勛章，其中還不包括其他國家授予的榮譽勛章。
我們知道“蘇聯英雄”勛章是蘇聯的最高榮譽，此前只有朱可夫元帥獲得過4次該勛章。可在勃列日涅夫生日70歲那天，他獲得了第四枚“蘇聯英雄”勛章和“蘇聯元帥”勛章。
一則笑話說：如果鱷魚吞下了勃列日涅夫，那么它需要幾個星期的時間來消化那些金屬獎章。另一則笑話說：最近勃列日涅夫要做擴胸手術，為什么呢？因為他的胸部不夠掛獎章了。
還有的人說，有一次莫斯科發生了地震，人民詢問地震原因，原來是勃列日涅夫掛滿勛章的外衣掉地上了。
【最喜歡收集勛章的蘇聯最高領導人勃列日涅夫，網友送外號“蘇勛宗”。】
而勃列日涅夫是個什么人呢？他的一切講話、報告、甚至簡單的致辭，都要別人起草。晚年，即便是念稿子，他也經常出錯。
蘇聯《真理報》主編阿法納西耶夫在《〈真理報〉總編輯沉浮錄》一書中回憶說：為勃列日涅夫起草文件，并不要求有什么“新思想”，更不要說有什么“獨到的思想”了。只要你善于把那些早已陳舊、無人感興趣的思想換上新的形式，找到新的表達方式，應當說就已經體現出十分的“創造性”了。我們就這樣一天一天地、一周一周地、一月一月地寫作、炮制。“這樣工作好像十分光榮”，但是“當你看到、感到美好的理想、崇高的言詞和信誓旦旦的許諾與事實不符，你就會對自己的所作所為感到痛苦”。
據查閱過勃列日涅夫檔案的歷史學家沃爾科戈夫說，勃列日涅夫留下的個人檔案，主要是他生前寫下的大量記事的便條，每張便條上寫一二行至五六行字不等，一般都沒有標點符號，甚至有些人名都拼寫錯誤。在這些便條中，從來就沒有發現勃列日涅夫對哪個問題有什么主意或創見，更不用說出現過“思想火花”了。
這就是蘇聯解體前的征兆，值得我們深思啊！
蘇聯亡黨亡國，怪人不如怪己。毛主席在《矛盾論》中有這么一段話：
“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雞蛋因得適當的溫度而變化為雞子，但溫度不能使石頭變為雞子。”
美國人再陰險，根子還是蘇聯內部出了問題。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外債高起、貪污腐化······這些都是蘇聯屁股上自己拉的“屎”，沒有這些“屎”，美國再厲害，也挑動不起來。
此時，我想起了陳云同志的告誡：
“要警惕‘抬轎子、吹喇叭’的人。黨的任何一級組織，允許不同意見存在，我看這不是壞事。有不同意見，大家可以謹慎一些，把事情辦得更合理一些。允許有不同意見的辯論，這樣可以少犯錯誤。一個人講了算，一言堂，一邊倒，我認為不好。”
改革開放以后，陳云再次強調：
“目前在我們的黨風中，以至在整個社會風氣中，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是非不分。有些同志在是非面前不敢堅持原則，和稀泥，做老好人，而堅持原則的人受孤立。在黨內不怕有人說錯話，就怕大家不說話。有些‘聰明人’，見面就是‘今天天氣哈哈哈’，看到了缺點、錯誤也不提。如果這樣下去，我們的革命事業就不能成功，肯定是要失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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