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單回應一下這個質疑。
1958年，毛主席在河南路經停留、實地考察、召開會議，加起來有三次：
第一次是1958年1月初毛主席到南方開會路過鄭州，聽取了時任河南省委第二書記吳芝圃關于農業生產規劃的匯報;
第二次是1958年8月6日-8日，毛主席到河南新鄉七里營人民公社、長葛縣宗寨農業社、商丘縣道口鄉黃樓村等地實地考察;
第三次是1958年11月，在毛主席倡導下召開的第一次鄭州會議。
那么，1958年這三次到河南，毛主席究竟說了什么?這要結合當時的歷史背景。
1958年春的農田水利建設高潮中，為解決“社小、勞力少”，不便于大興農田水利的問題，河南一些地方開始突破原有農業社的規模，興起“小社并大社”熱潮。遂平縣和平輿縣各辦了一個6000戶左右的大社。1958年7月，河南正式建立了全省第一個人民公社——遂平縣嵖岈山衛星人民公社，毛主席關于把工、農、商、學、兵組成一個大公社，從而構成我國社會的基本單位的偉大構想，首先在河南變為現實。
人民公社化運動在河南究竟開展的怎么樣?存在哪些問題?這是毛主席1958年8月6日-8日到河南實地考察的主要原因。
首先，對于群眾的熱情，對于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大方向，毛主席是完全支持的。
然而，對于運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毛主席也是時刻保持警惕的。
1958年1月初，毛主席在聽取吳芝圃匯報時，對于吳芝圃制訂的河南省糧食增產數字和一年實現“四化”(綠化、水利化、機械化等)的指標就提出過疑問;
1958年3月8日至26日的成都會議上，吳芝圃正式提出河南一年就能夠實現四化，四年可變集體所有制為全民所有制，這比1月份河南省委制訂的目標大大提前。吳后來在檢討書中透露，毛主席曾半開玩笑地跟他講：“你是馬列主義，我是右傾機會主義”，“河南一年實現四化，不惟不可能，即使實現了，其后果也不堪設想”。而在會場上，毛主席為了不打擊干部的積極性，加之自己已經退居二線，只是很謹慎地指出：
河南提出一年實現四、五、八(黃河以北糧食畝產四百斤，以南畝產五百斤，淮河長江以南八百斤)，水利化，除四害，消滅文盲，可能有些能做到……可以讓河南試驗一年。如果河南靈了，明年各省再來一個運動、大躍進，豈不更好。
對于一年內實現四化的目標，毛主席有很大的懷疑：“可能缺點很大，起碼是工作粗糙，群眾過分緊張……”
原人民日報總編吳冷西在他晚年的回憶錄《憶毛主席》中披露，毛主席當時還專門找吳冷西談話說：
河南提出苦戰一年，實現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和消滅文盲。遼寧要實現三自給(即糧、菜、肉自給)。我懷疑是錯誤的，河南提出今年辦四件大事，有些可能做到，有些可能做不到。就算都做到，也不要登報。《人民日報》硬是要卡住。否則這個省登，那個省登，大家搶先，搞得天下大亂。一年完成不登報，兩年完成恐怕也不要登報。各省提口號恐怕時間長一點比較好。我就有點機會主義，要留有余地……現在報紙報導要調整一下，不要盡唱高調，要壓縮空氣，這不是潑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實際的高指標，要大家按實際條件辦事。提口號，定指標要留有余地。
毛主席嚴肅地告誡吳冷西：“你到人民日報工作，要有充分思想準備，要準備遇到最壞情況，要有‘五不怕’的精神準備。”
然而，吳冷西最終還是沒有能夠頂住來自一線領導的壓力，讓自己分管的陣地成了浮夸風的重災區，6月份河南帶頭在農業生產放了“衛星”，接著是鋼鐵“衛星”、煤炭“衛星，辜負了毛主席的期望。在回憶錄中，吳冷西曾作出過深刻的檢討。
我們再來看毛主席1958年8月到河南實地考察時的情形，以下內容的對話細節來自河南日報客戶端2023年4月8日刊登的河南省委黨史和地方史志研究室百卉同志的文章。由于官方已經對大躍進作出過定性，所以這里也不存在“為毛主席諱”的問題，真實性不必懷疑。
1958年8月7日，毛主席來到長葛宗寨村視察深翻改土的玉米田，向宗寨村黨支部書記趙獻章詳細詢問玉米地翻多深、分層施了多少肥?澆沒澆塌地水?犁耙幾遍?啥時間下種?搞幾次間苗?澆了幾次水?計劃量多少斤，等等。當趙獻章匯報到玉米計劃畝產兩萬斤時，毛主席并沒有急于肯定或否定，而是耐心細致地科學計算每畝棵數、每棵棒子數，每棒粒數、重量，啟發人們把沖天的干勁和科學的態度結合起來，認真樹立實事求是的作風。
接近宗寨村時，毛主席問道：“這是什么村?”長葛縣委副書記王連安同志邊答邊用手指在地上寫出“宗寨”二字請主席看，毛主席問：“有多少戶?”王連安回道：“二百多戶，一個高級農業社。”又問趙獻章：“生產隊的規模大了好?小了好?”趙憲章答：“大了好。”毛主席只是說：“適當大一點好。”
與趙獻章交談之后，毛主席又問長葛縣委書記呂炳光同志今年全縣玉米的單產，呂炳光回答說：“保證一千五百斤，爭取兩千斤。”毛主席只是笑了笑，繼續往前走去。返程時，毛主席再次聽到呂炳光向他匯報全縣玉米單產保證一千五百斤，爭取兩千斤時，笑著問呂炳光：“能達到嗎?”呂回答說：“一定達到!保證秋后到北京給主席報喜。”毛主席仍然只是笑著說：“拿到手，才算數。”
1958年8月8日，毛主席視察了商丘縣道口鄉黃樓村。毛主席來到一塊架起秧子的只有3分地的紅芋地邊，看到這片長勢很好的試驗田非常高興，便問大家：“這是誰搞的?”徐家林說：“這是我搞的。”毛主席點了點頭表示滿意，接著徐家林又介紹了種植情況，并補充說：“施肥30萬斤，計劃畝產13900斤。”毛主席似有疑惑地說：“畝產13000多斤，秋后我再來看。”
我們注意看上面加粗的內容，從中我們不難看出，毛主席在河南的實地考察中，對人民公社的道路總體是肯定的，從而有了“人民公社好”的說法;但對于運動過程中出現的“左”的苗頭，毛主席已經有了很高的警惕，對畝產萬斤的口號也是內心苦笑不已。
面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已經出現的嚴重問題，毛主席于1958年11月召集了第一次鄭州會議，開始力主糾“左”。第一次鄭州會議，毛主席在聽取匯報過程中，感到一些問題涉及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認識，關系非常重大，于是將會議的范圍先后擴大了三次，這才有了次年2月底開始的第二次鄭州會議，力糾“共產風”、浮夸風、高指標和瞎指揮。
其實，我們真要把歷史舊賬認認真真地翻一遍，難堪的絕不是毛主席!例如是哪些人在宣傳陣地上施壓吳冷西讓他違背毛主席指示的?又如，吳芝圃在河南打倒了反對浮夸風的第一書記潘復生，是受到了哪些人的支持?
真實的歷史與陰謀論者想象和編造的歷史完全不同：毛主席不屑于也從來不會搞“一言堂”，而是充分發揚黨內民主，何況毛主席當時已經退居二線，所以對一線決策的高級干部，以及對吳芝圃這樣的在地方主持工作的干部，毛主席是抱著尊重、建議的態度，苦口婆心地勸告，直到觸及根本原則問題，毛主席才不得不拍案而起、與錯誤路線斗爭到底。
而在河南實地考察的現場，聽到干部們對黨的政策的不同看法，對人民群眾不同的說法，毛主席從不直接給予批評、直接給基層干部群眾潑冷水，而是以幽默的語言一笑了之，在平等、輕松的氛圍中擺事實、講道理，這才是毛主席一貫的作風，并不能據此認為毛主席在河南支持過浮夸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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