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6月3日，美國著名記者、作家埃德加·斯諾作為第一位西方記者啟程奔赴當時頗具神秘色彩的陜北蘇區采訪。
在那里進行了為期三個多月的參觀采訪后，斯諾以報告文學的形式，寫出了震撼世界的歷史篇章——《紅星照耀中國》，即《西行漫記》。
這部巨篇“像焰火一樣，騰空而起，劃破了蒼茫的暮色”，向全世界揭示了一個無可辯駁的事實：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農紅軍的所在地陜北，有著一片全新的天地；中國的未來和希望在這一邊，它如同一顆閃亮的紅星照耀著中國。
有聲有色的一幕。而通過斯諾向中國和世界傳播自己的思想，進而推動歷史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也是毛澤東政治生涯里的杰作。從1936年夏，斯諾與毛澤東第一次會面，到1970年12月，他們共有五次相見。而每一次會面，都是在中國歷史的緊要關頭進行的，其結果都對中國和世界產生了一定程度的影響。
01
心馳神往
埃德加·斯諾，1905年出生于美國中部密蘇里河畔的堪薩斯城，中學畢業后曾在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學習。自1928年斯諾來到中國直到1936年，他先后任美國人在上海辦的《密勒氏評論報》助理編輯、代理主編、美國《芝加哥論壇報》駐遠東記者、燕京大學新聞系講師及美國《紐約太陽報》和英國《每日先驅報》特約記者等職。
在中國的這7年多時間里，斯諾聽到許多關于中國紅軍、蘇維埃和共產主義運動的傳聞，反對派和贊成者、同情者的說法南轅北轍，莫衷一是。他們究竟誰說得對呢？紅軍到底是些什么樣的人呢？南京政府通緝名單上的第一名毛澤東，以及多次報道已經斃命、可是在后來的新聞報道中卻又“死而復生”的紅軍其他將領又是什么樣的人呢？共產黨和紅軍賴以生存的基礎是什么呢？共產黨倡議的民族統一戰線又是什么意思？百聞不如一見，斯諾決心親自深入紅色中國腹地，去采訪、考察。
1936年7月，陜北保安——紅色中國的首都，斯諾在這里和毛澤東第一次相見。當時，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致使東北陷落、熱河失守、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毛澤東領導的中央紅軍，也正處于艱難時期。兩萬五千里長途跋涉的征塵未洗，又面臨著蔣介石驅使下的國民黨各路軍隊的封鎖、“圍剿”。為了粉碎國民黨的重重包圍，為了促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毛澤東進行了種種努力，但都收效不大。
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將中國共產黨號召全民族抗戰的一片赤誠宣之于世、告之于民，就成了一個迫切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毛澤東經過千思百慮，最終認為這需要一個可以信賴的外國人，來記下和發表事實的真相。1936年春，中共中央從陜北密電上海地下黨組織，囑咐邀請一位誠摯的西方記者和一位醫生，到蘇區訪問。這樣，急于探尋中國蘇區奧秘、刻意追求東方魅力的斯諾，便成了這一使命的承擔者。
1936年春，斯諾專程到上海向宋慶齡表達了訪問陜北蘇區的愿望，孫夫人很快做出了妥善安排。6月3日，斯諾登上了一列破舊的、冒著濃煙的火車，踏上了通往神秘的陜北蘇區的旅程。臨行前，他在給美國一家出版商的密信中寫道: “明天，我真正地要去紅色中國了，我要去見毛澤東，我要去紅區旅行，要在那里拍照……如果我能突破封鎖，這將是一個世界頭號新聞。”
02
一見如故
1936年7月至10月，斯諾作為訪問紅色中國的第一位外國記者，在陜北革命根據地進行了為期4個月的考察、訪問。
7月15日，毛澤東首次會見斯諾。斯諾驚奇地發現，這位被蔣介石懸賞25萬銀元，不論死活都要緝拿到手的紅軍首領，頗有些像美國歷史上的林肯總統。斯諾在筆記中寫道：“他是個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個子高出一般的中國人，背有些駝，一頭濃密的黑發留得很長，雙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顴骨突出。……是一個非常精明的知識分子的面孔。”毛澤東坦率幽默的談吐、堅毅豪邁的性格、高瞻遠矚的分析，使斯諾強烈地感到，在這個身材高大的中國革命領袖的身上，有一種掌握命運的力量。
斯諾在陜北期間，除去7月下旬至9月中旬斯諾去前線采訪不在保安外，毛澤東幾乎每天都同斯諾會面，談話的次數非常頻繁，所涉及的問題極為廣泛。據斯諾所著《毛施會見記》記載：7月15日，毛澤東第一次和他談話，主要談外交問題；7月16日，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7月18日，談內政問題；7月19日，繼續談內政問題；7月23日，談特殊問題(即中國共產黨與第三國際及蘇聯的關系)；9月23日，論聯合戰線；9月底至10月初，談個人生平和紅軍的長征史。
在這些談話中，許多問題都是毛澤東第一次闡述或提出的。例如：毛澤東作為中華蘇維埃政府主席，第一次公開地、詳盡地論述了中華蘇維埃政府的外交政策，這是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以前關于外交問題的一次最為重要的論述；毛澤東第一次正式公開中國共產黨對即將爆發的中日戰爭前途的預見，首次提出了持久戰的思想，并使之成為中國人民抗擊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強大思想武器；毛澤東第一次正面論述了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及蘇聯的關系，鄭重地申明了中國共產黨的獨立立場；毛澤東第一次完整敘述了近10年間中國紅軍的發展和農村革命根據地創建的經過，詳細地介紹了紅軍長征的艱苦歷程；毛澤東第一次完整地向別人講述自己的生平，這是后人看到的唯一的毛澤東自傳；毛澤東第一次聲明，歡迎蔣介石參加反日的抗戰，這是7月18日提出來的，比中國共產黨9月1日發布的《關于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早一個多月；毛澤東第一次表示，在蔣介石愿意抵抗日本的那一天，“把我們的軍隊放在他的指揮之下。”……總之，毛澤東通過斯諾向中國、全世界表明了中國共產黨團結抗日的誠意，傳播了他關于中國必勝、日本必敗的預言，批駁了國內外反動派對中共和蘇區以及紅軍的種種誣蔑。
03
開誠布公
毛澤東對同斯諾的談話非常重視。他常常擱下大堆報告和電話，取消一些會議，同斯諾徹夜長談。因為他知道，這絕不是他個人同斯諾一般朋友式的交談。正如斯諾后來所寫的那樣：“畢竟我是一種媒介，他通過我，第一次得到了向世界發表談話，更重要的是，向全中國發表談話的機會。他被剝奪了合法地向中國報界發表意見的可能，但是，他知道，他的看法一旦用英語發表出去，盡管國民黨實行新聞檢查，也會傳回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的耳朵里。”毛澤東對斯諾也非常信任，批準他在蘇區和紅軍前線可以隨便采訪和拍照，對他的筆記和照片不加任何限制和檢查。他們像兩個神交很久的老朋友，開誠布公，無話不談，常常徹夜交談，經常忘記時間。
斯諾在保安期間，幾乎每天都去毛澤東的窯洞坐坐，毛澤東也經常邀斯諾去他那里吃飯。有一次，斯諾提出要給毛澤東照相，毛澤東欣然應允。他們走出窯洞，斯諾選擇好攝影角度，發現毛澤東的頭發很長，沒有戴帽子。“戴上帽子才更像紅軍領袖。”斯諾想。他堅持毛澤東戴上綴有紅五星的軍帽，可是軍帽一時找不到，于是斯諾就把自己頭上戴的那頂簇新的綴有紅五星的軍帽取下，戴在毛澤東的頭上。就這樣，一張毛澤東身穿深藍色軍裝、頭戴灰色八角紅星帽的珍貴照片——《毛澤東在保安》誕生了。這個歷史性的鏡頭，于當年11月14日首次見諸于《密勒氏評論報》，從而流傳于海外。此后幾十年間，斯諾把這頂軍帽視為家珍，從紅區帶到白區，又從白區帶到美國、瑞士。斯諾去世后，他的夫人將這頂軍帽贈送給中國政府，陳列在中國革命博物館。
04
一生知己
史沫特萊后來說過：毛澤東是孤獨而內向的，“在他的意識深處，有一扇門，一直沒有向其他人打開。”斯諾也有同感，他覺得毛澤東的“個人自尊心極強”，他不愿向別人袒露自己的心跡，在孤獨和寂寞中禁錮自己的心靈。然而，“精誠所至，金石為開。”斯諾正是以他的真誠、正直、敏銳和淵博的知識，以及他對中國深深的愛，對中國革命和革命者的理解，成為極少數有幸能走進這扇難以開啟的心靈之門中的一個人。在保安的窯洞里，毛澤東向斯諾講述自己身世的時候，他的妻子賀子珍感動得直流眼淚，因為這些連她都沒有聽說過。
在后來那“史無前例”的年月里，毛澤東已經很難同什么人促膝談心了，他曾不無凄愴地告訴斯諾：他只是這個世界上打著漏傘的獨行僧。只有同斯諾談話時，他才流露出自己對“四個偉大”（即偉大領袖、偉大導師、偉大統帥、偉大舵手）的厭惡、同劉少奇之間關系的隱秘。因此人們贊譽斯諾為“最了解中國和毛澤東的美國人”，他也當之無愧地成為毛澤東的海外知己。
1936年10月12日，斯諾帶著毛澤東的信任，惜別保安，踏上了去西安的公路。不久，《紅星照耀中國》等歷史巨著問世了。“《西行漫記》就像焰火一樣，騰空而起，劃破了蒼茫的暮色。”紅色中國的真相公布于世了。人們驚奇地發現：“原來還有另外一個中國啊!”
你見到什么，都可以報道
1936年春，中國工農紅軍已經勝利完成二萬五千里長征的偉大壯舉，革命形勢轉危為安。為了打破國民黨反動派長達9年的嚴密新聞封鎖，向國內外宣傳自己的綱領和政治主張，黨中央決定歡迎并協助西方記者到蘇區考察。宋慶齡與黨取得聯系后，舉薦對中國人民有著深厚感情的斯諾作為第一位西方記者去陜北考察。
斯諾的行裝極其簡單：一只小皮箱里有一封用隱色墨水書寫的地下黨組織給毛澤東的介紹信，兩架照相機，24個膠卷，藥品，足夠的筆記本和一條毛毯。在啟程的前一天（6月2日）他在給美國的出版商的信中這樣寫道：“我真正要去紅色中國了，要去那里會見毛澤東、旅行、拍照，如果我能突破，那將是一個頭號新聞。”歷史證實了斯諾的預言。
斯諾一行不畏艱辛，曉行夜宿，終于來到了前敵指揮部駐地——安塞縣白家坪。在這里，周恩來接見了斯諾，并對他說：“你見到什么，都可以報道，我們要給你一切幫助來考察蘇區。”
周恩來為斯諾安排了住處，替他草擬了共需92天的旅程表。在明亮的燈光下，他們促膝長談，直至深夜。斯諾詳細地記錄了周恩來這位“書生出身的造反者”的傳奇般的經歷，并被周恩來的那種無可比擬的吃苦耐勞的能力，無私地忠于一種思想和從不承認失敗的不屈不撓精神所感動。按照周恩來的安排，第三天清晨，斯諾和馬海德便騎著馬，直奔陜北蘇區臨時首府——保安。
斯諾到保安后，紅軍專門給他配備了一匹馬、一支自動步槍，送給他一套棉布的紅軍制服，還為他的采訪提供方便。在保安的日子里，常常可以看到斯諾頭戴紅星軍帽，身著灰布制服，在明朗的藍天白云下，與紅軍指戰員和老鄉們親切談話，不時傳出歡快笑聲的情景。被他采訪的從前線的紅軍指揮員到被人們稱為“小鬼”的司號兵或小勤務員，有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在采訪中，斯諾圍繞著蘇區的人們為什么如此富有獻身精神的問題，請他們解答，然后詳細記錄了他們的談話，還為他們拍攝了許多富有生活氣息的照片。
在廣泛采訪的基礎上，斯諾緊緊抓住了外界所關心的熱點問題，即從廣度和深度上能夠反映蘇區本質的、具有典型意義的人和事，進行重點采訪。如：共產黨和紅軍的領導人是些什么樣的人物，他們的綱領是什么？他們是否是對于一種理想、一種意識形態、一種學說抱著熱烈信仰的受過教育的人？……重點集中在采訪報道被國民黨懸重賞緝捕的“赤匪頭目”的生平和被國民黨中央軍“多次擊潰”的中國工農紅軍的二萬五千里長征。為此，他采訪了毛澤東、彭德懷、徐海東、林伯渠、徐特立等領袖人物和一些紅軍的高級指揮員。
大家讀了你說的話，就想知道你是怎樣一個人
1936年7月16日，在一座樸素的、燭光搖曳的窯洞里，斯諾見到了毛澤東。此后有十多個夜晚，毛澤東派人把斯諾請上山作徹夜長談，直至第二天旭日東升。斯諾將多年來積累的一連串問題寫在紙上，請毛澤東解答。毛澤東詳細地向他介紹了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波瀾壯闊的斗爭史和紅軍的英勇長征。
斯諾在采訪毛澤東生平時遇到了一個難題，即毛澤東不愿意談自己的生平。為此，斯諾想方設法說服毛澤東。他對毛澤東說：“大家讀了你說的話，就想知道你是怎樣一個人。”應該“讓中國人民以及國外人民知道你是怎樣的人，是什么力量在推動你工作，這將是有好處的”。正是由于斯諾下大力去采訪毛澤東及其他領袖人物的生平，并作栩栩如生的報道，才使《西行漫記》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斯諾是位忠于事實、作風嚴謹的記者。他在采訪毛澤東生平時，談話經常是跳躍的，有時還會引出各種各樣的補敘。這就給整理記錄帶來了難度。斯諾則耐心地予以重新整理，而后交給翻譯吳亮平，請他把全部草稿譯成中文交給毛澤東審閱。經過毛澤東的校訂、調整、擴充或壓縮，他和吳亮平又把稿子譯成英文。他經過整理后再譯成中文。請毛澤東再次審閱，然后拿出一個第二次修訂稿。經過多次反復，才譯成英文的最后定稿。斯諾說：“由于這樣小心，我認為報道上的錯誤是很少的。”
斯諾曾在窯洞前為毛澤東拍攝了一張頭戴綴有紅五角星八角紅軍帽的歷史性照片。照片里的毛澤東那么年輕、瀟灑、沉著、睿智，眉宇間充滿了革命必勝的堅定信念。這張照片首次刊登在1936年11月14日的《密勒氏評論報》上，以后大量發行，斯諾夫人認為這張照片“可能是攝影史上印數最多的一張照片”。在中國，這張照片一直為人民群眾所喜愛。
讀后你們必將與我同感
斯諾的陜北之行，使他掌握了大量的豐富的史料，從而了解了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革命斗爭和蘇維埃運動發展史，了解了工農紅軍及其英勇奮戰的光輝業績。
斯諾結束陜北之行回到北平后，用了幾個月的時間撰寫了約30萬字的長篇報告文學《紅星照耀中國》。該書第一次向全世界揭示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運動的現實性、合理性和歷史的必然性。這部巨著一問世，就廣泛流傳。1937年10月，《紅星照耀中國》在英國倫敦首次出版后，幾個星期就售出l0多萬冊，一個月內連續出了五版；1938年1月在美國出版后，立即成為有關遠東的非小說著作的最暢銷書。1938年2月，為了避開國民黨的新聞檢查，該書的中文版改名為《西行漫記》出版后，幾個月就印刷了五版，至今發現的中文版本就有30多種。該書的外文版本有十多種，譯本之多，實為罕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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