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
“既然西方資本主義在其發展過程中，有一個工場手工業階段，
即尚未采取用蒸汽動力機械、而依靠工場分工、以形成新生產
力階段，則中國的合作化，依靠統一經營形成新生產力，去動
搖私有基礎，也是可行的。”
話說1951年7月15日，朝鮮停戰談判在開城重新開始。
7月15日這一天，毛澤東在給黃炎培的信中，對關于朝鮮停戰談判的情況，他寫道：
“古人說，能戰然后能和。我們也是如此。我方昨天采取了一個步驟，對于剝奪敵方的借口以利會議續開一點，將是有益的。”
李克農在談判期間病情日益惡化，有一次在開會時竟然昏死過去了。毛澤東只好派伍修權去接替他，他卻說“臨陣不換將”，堅決不肯回國。毛澤東只好讓伍修權留下來協助他工作。
7月17日，毛澤東致電李克農并告金日成、彭德懷，他在電文中寫道：
“這幾天來，我們在中立區及新聞記者問題上，在議程中的軍事分界線及監察和停戰的機構問題上，都已做了讓步，有可能使他們發生錯覺，因為在他們繼續拒絕討論的情況下，我們仍會繼續讓步。因此，你們必須在撤退外國軍隊問題上，不要顧慮對方拒絕討論，要繼續駁斥對方拒絕討論之非，而且不要去爭論這是軍事問題或是政治問題，而應著重說明這是保證停戰的必要條件，以免掉入敵人故設的邏輯陷阱。……我們不提議休會，不表示破裂，但也不怕他們破裂。我們提此條是有充分理由的（各國派兵到朝鮮是來作戰的，不是來旅行的，為什么停戰會議有權討論停戰，卻無權討論撤兵呢？顯然這種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因此，我方堅持會議既然有權討論停戰，也就有權討論撤兵）。”
7月19日，李克農在談判會議結束后致電毛澤東、金日成、彭德懷，他寫道：
“南日又根據發言稿精神，就撤軍一事，向對方連續發起進攻，使對方對南日所問為何不同意撤軍及停戰后將軍隊留駐朝鮮的目的何在二問題，局促無詞，窘態畢露。南日今天在會上發問靈活機敏。對方至無法答復時，以抽煙遮掩，并頻頻搔首，作無可奈何狀。會中我名正言順，理直氣壯，對方完全陷于被動。”
7月20日，毛澤東關于撤退外國軍隊問題致電斯大林，他寫道：
菲利波夫同志：
在恢復停止朝鮮軍事行動的談判后，在5次會議期間，我方和敵方代表根據日程安排就3個問題達成協議。
1、為建立非軍事區，確定雙方軍事分界線，以作為減少朝鮮敵對行動的主要條件。
2、在朝鮮實施停火和停戰的具體措施，包括建立監督履行停火和停戰情況的機構，其權力和職責。
3、針對俘虜問題的措施。
關于從朝鮮撤退外國軍隊問題，敵人堅持反對列入議事日程，認為，不應列入停止軍事行動的談判討論的范圍，它在和平談判解決之前應延緩。雖然我們的代表多次駁斥敵人的理由，但是敵人像以前那樣，看不出有讓步的跡象。根據凱南和馬立克的會談、目前談判進程以及與朝鮮和遠東問題有關問題的發展，可以看出，敵人希望停止朝鮮軍事行動，目的在于在戰爭中避免進一步傷亡和拖延時間。關于其它問題，包括外國軍隊撤出朝鮮問題，敵人希望繼續維持目前的緊張局勢，以便更好地在國內強行動員和在國外進行擴張。所謂和平談判，這是一句空話。如果敵人把停止軍事行動之后出現的所有問題都提交聯合國討論，那么我們未必能同意。我們甚至可以假設，和平談判進行時，敵人仍會像以前那樣，在爭論的過程中把從朝鮮撤退外國軍隊和其他問題擱置一旁。如果朝鮮能真正實現停火，敵人可能會經過一段時間后單獨撤軍。但是如果在關于停止軍事行動的協議中通過外國軍隊可以部分撤出朝鮮，那么在執行這一條款時可能會出現新的變化。但是目前遠東持續的緊張局勢中，敵人在政治上已失去重要基礎，因此它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這樣做。那么，看來我們應重新研究從朝鮮撤退外國軍隊的問題。以前為了恢復北、南朝鮮，我們建議和同意在三八線停止軍事行動。主要原因在于目前我們的武裝力量只能把敵人趕出北朝鮮，但還不足以把敵人趕出南朝鮮。如果戰爭拖延下來，敵人可以受到更大的損失，而我們自己在財政上也會受到很大攻擊，并且那時我們也很難進行國防建設。如果時間拖延，例如6—8個月，我們可能會把敵人趕出南朝鮮，但是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仍會付出很大代價。目前這種可能性還不存在。如果談判破裂，我們想再打幾個月。如果關于三八線的問題遭到破壞，那么我們有能力逐步把敵人驅逐到三八線以南。那時我們重新開始停止軍事行動的談判，主動權像過去那樣還會在我們的手中。如果關于從朝鮮撤退外國軍隊的談判破裂，那么在戰爭進行數月之后恢復談判時，敵人可能重新拒絕這一條款。如果那時同意不把此條款列入停止軍事行動的會議議事日程，那么我們會陷入更為不利的狀況。如果新的談判又破裂，那么我們將被迫進行長期的戰爭，以解決從朝鮮撤退外國軍隊問題，即在實際上解決在目前條件下無法完成的將敵人趕出南朝鮮的任務。在做出這樣的分析后，我認為需要表述我本人對解決這一復雜問題的新的想法，即最好是不要提出把外國軍隊撤退問題作為停止軍事行動的必要條件，這樣做要比通過長期軍事行動的手段來解決這一問題為好，而在軍事行動中很難得到所需要的結果。
馬立克同志說：雙方從三八線撤軍是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的第一步，而外國軍隊撤退問題可以在停止軍事行動之后進行討論。如果我們現在不同意，而將來同意不把這個問題列入停止軍事行動談判的議事日程，那么最好現在就同意，而把這個問題留給以后去解決，以便使它成為我們手中的武器，就像外國軍隊撤出臺灣、單獨對日和約及重新武裝日本的問題一樣。
如果您認為我提出的問題和觀點正確，那么在收到您答復之后，經金日成同意，我給我方談判代表下達新的指示。如果您反對，請把您的觀點告訴我們，并給予指示。
致布爾什維克的敬禮！
毛澤東 1951年7月20日
7月20日這一天，美國政府指令其談判代表說：
“聯合國軍代表在不給予對方任何承諾的范圍之內，可以提出能使對方單方面進行議論的廣泛議題。假如對方連這個也不接受的話，聯合國軍代表可以同意在將來的某個時間討論相互縮減軍隊的問題。”
這說明他們也不愿意承擔談判破裂的責任，準備在討論撤軍問題上作出讓步。
7月21日，斯大林關于停戰談判撤軍問題致電毛澤東，他在電文中寫道：
毛澤東同志：
您7月20日來電收悉。我們認為你的觀點是正確的，即不再堅持把撤走外國軍隊一項列入議程。在談判中你們充分利用撤軍一條，一方面顯示出你們熱愛和平，另一方面揭露敵方不想加快和平進程。現在則可以與事無損地把此事向后推而同意不把它列入議程。
菲利波夫
7月26日，停戰談判雙方通過了一個5項內容的談判議程：1、通過議程。2、確定雙方軍事分界線，以建立非軍事地區。3、在朝鮮境內實現停火與休戰的具體安排。4、關于戰俘的安排問題。5、向雙方有關各國政府建議事項。
7月26日這一天，毛澤東致電彭德懷，他在電文中寫道：
德懷同志：
7月24日電收到。敵人是否真想停戰議和，待開城會議再進行若干次就可判明。在停戰協定沒有簽訂，戰爭沒有真正停止以前，我軍積極準備9月的攻勢作戰是完全必要的。
毛澤東 7月26日
7月27日，朝鮮停戰談判雙方終于進入了實質性談判階段。
7月28日，江青在“電影指導委員會”的會議上，介紹了武訓調查團的工作，她還肯定了4月份報刊上對電影《光榮屬于誰》的批判。
7月間，邵力子從淮河流域視察回到北京以后，給毛澤東寫了一份考察報告。沒過幾天，毛澤東親自給邵力子打電話說：
“先生的報告拜讀了，覺得很好，也符合實際。中央已研究決定，先從淮河向水患宣戰。”
7月間的一個星期天下午，毛澤東在羅瑞卿等陪同下來到頤和園散心，想起丁玲和她丈夫陳明借住在頤和園云松巢寫作，就對羅瑞卿說：
“好久沒有見丁玲了，去看看她吧。”
說罷，他便徑自往丁玲住的云松巢走去。警衛員趕緊前去通報。
此時，丁玲擔任著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文聯委員、中宣部文藝處處長、《文藝報》和《人民文學》主編以及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書記、副主席等許多職務，成為新中國文藝界的實際領導人之一和最活躍的人物。警衛員跑上云松巢，向陳明通報說：
“有一位首長要來看望丁玲同志。”
丁玲、陳明夫婦和看望丁玲的甘露，都猜不出是哪一位首長來了，趕忙迎了出去。
7月的北平，天氣正熱。羅瑞卿陪著毛澤東踏著山坡上的臺階拾級而上，毛澤東顯得有點氣喘，上身的襯衫都被汗濕透了。丁玲見了，急忙上前，拉著毛澤東的手在門前廊下的一排椅子上坐下來歇一歇。毛澤東告訴丁玲：
“今天來昆明湖散散心，到這里后想起了你們在這里寫作，就來看看你。”
丁玲聽了，非常歡喜，連忙和甘露等人切西瓜，又招呼羅瑞卿和警衛員等圍著毛澤東坐在一起，一邊吃西瓜，一邊談天說地！毛澤東朝四周望望，只見古松翠柏環繞，環境清幽，笑著說：
“這地方不錯嘛，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吶！畢竟是勝利了，條件也大大不同了。”
他又問丁玲：
“丁玲呀，你又在這里寫什么大作呀？”
丁玲說：
“一天到晚都在忙事務，寫不了什么。這幾天在趕寫一篇批評蕭也牧的作品《我們夫婦之間》的文章。”
毛澤東笑著說：
“哎呀，這些秀才呀，冇得幾天，又是《武訓傳》，又是什么《關連長》、《我們夫婦之間》，弄得好起勁啰！”
他似乎像是在看一出荒誕劇似的。說起這個話題，聯系到現實的文藝思想斗爭，針對小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問題，他語重心長地說：
“急不得，也遷就不得。他們可是我們建設用得上的寶，要耐心、細致地做工作，好好團結他們，關心他們。小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是要經過長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練。”
毛澤東講得很親切，那份對知識分子的誠懇，令在座的人都很感動。此時，警衛員上來說：
“主席，游船準備好了。”
毛澤東便起身告辭，還鼓勵丁玲多出好作品。眾人依依不舍地送毛澤東到昆明湖劃船去。
就在這年夏季的一天，天氣十分悶熱。中午剛過，毛澤東上穿細紗織成的背心，外面罩著一件白色的長袖襯衣，領口松散著，兩只袖子卷到肘彎處；下著一條淺灰色的寬大而長的單褲，坐在院子南邊樹下的一張藤椅上乘涼。他那高而寬闊的前額上，布滿了細細的小汗珠。他把雙臂放在藤圈椅的扶手上，線裝的書卷握在下垂的左手里，右手夾著一個插著半截香煙的煙嘴，蒼白色的煙灰已經有1厘米多長了。
王鶴濱來到毛澤東身邊，毛澤東用右手朝右前側的藤椅伸了伸，示意他坐在自己的身旁。王鶴濱怕打擾毛澤東的思緒，輕輕地坐下來，陪著毛澤東靜靜地坐著。
就在這時候，毛澤東的兩個女兒在菊香書屋的通道中因討論蔣介石而爭執了起來，李敏說：
“蔣介石是中國人。”
李訥則說：
“蔣介石不是中國人，因為他太壞。”
“他是中國人。”
“他不是中國人。”
“他壞，他壞也是中國人呀！”
“他是壞人，壞人就不是中國人！”
姊妹倆爭執不下，就想起了爸爸。她們認為爸爸學識淵博，世界上沒有爸爸解答不了的問題。李訥說：
“咱們找爸爸去，讓爸爸評評理，看誰說的對。”
說著，她就向院里跑去，李敏也緊緊跟在后面。李訥束著兩條小而短的辮子，并排在腦后。李敏也束著兩條辮子，濃黑而粗長，辮梢搭在雙肩，用藍色的錦緞帶打著蝴蝶結。姊妹倆在白色襯衣的翻領下都系著紅領巾，妹妹穿著剛剛過膝的小裙子，姐姐的裙子較長，裙邊的下擺拖到了腳面。跑在前面的李訥，白皙透紅的鴨蛋型臉龐上，嵌著兩只大而發亮的眼睛。跑在后面的李敏，皮膚略黑于妹妹，瓜子型的臉，黑黑的大眼睛，有兩道比妹妹濃黑的雙眉。李訥跑到毛澤東跟前，喘著氣，蹲下身子，雙手扶著爸爸的雙膝。李敏來到爸爸的身后，雙手搭在藤椅靠背圈上，從爸爸的右肩伸過頭去，望著爸爸笑笑。
“爸爸，你說，蔣介石是不是中國人？姐姐說他是中國人！”
急性子的李訥一邊問，一邊用兩只小手掌使勁地搖晃著爸爸的雙膝，急切盼望得到爸爸的回答。毛澤東俯視著膝下的小女兒，面帶微笑地說：
“蔣介石是中國人！”
李敏聽毛澤東如此一說，高興得撐著藤椅背圈，用力向上挺挺身子，有意讓妹妹看看她得意的神態。李訥急了，把小嘴撅了起來，不服氣地又問：
“蔣介石那么壞！他還是中國人？”
毛澤東認真而耐心地說：
“蔣介石確實很壞，但他還是中國人。現在他跑了，跑到我們中國的臺灣省去啰！”
毛澤東深深地吸了口煙，又輕輕地吐出來。李敏就怕聞到煙味，用手把飄到她面前的煙左右拂開。毛澤東帶著沉思，像是對女兒、又像是自言自語地說：
“蔣介石這個人很壞，外國人想要他，我們還不給哩。”
李訥問：
“那為什么不給外國？”
“因為，他是中國人！”
毛澤東說完，樂呵呵地笑了。李訥這才明白了，中國人里也有壞人。姊妹倆得到了答案，心滿意足了，又一前一后地跑開了。
關于蔣介石的這個話題，引起了毛澤東沉痛的回憶，他以低沉的語調對王鶴濱說：
“蔣介石殺死了我的夫人楊開慧，殺死了我的兄弟毛澤民、毛澤覃，還殺死了我的妹妹毛澤建和我們毛家的毛楚雄。蔣介石殺害了我們成千上萬的優秀的中華兒女、革命志士！蔣介石也曾懸賞要我的頭！”
他說著，將手中的煙嘴用食指彈了幾下，使煙頭上的灰落入煙缸中，將煙嘴放入嘴中，慢慢地用力吸了一口，繼續說：
“西安事變，捉住了蔣介石，為了民族的利益，我們沒有殺他，還是把他放了。”
毛澤東凝視著前方，沉思著，從他口中吐出來的煙，在眼前形成了層層上升的薄薄的煙幕。他說：
“我在青年時代，有著一個抱負，覺得中國這樣衰落下去是不行的；但我那個時候尚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我曾在程潛的部隊里當過兵，站過崗，放過哨，受過軍事訓練，在部隊里的時間很短，就離開了，我發現那個時候當兵，并不是拯救中華民族的道路。”
他停頓了一下，吸了兩口煙，接著講：
“我到了北平，臨時在北大紅樓當了一名圖書管理員，圖書館的工作給了我很大便利，使我能閱讀到很多書籍，在這里我才找到了馬克思主義。第1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形勢是非常好的喲，革命勝利的客觀條件都已經具備了。那個時候，如果黨內有個好的領導者，情況就會大不相同了。革命取得勝利就會比現在要早好多年，少犧牲多少革命的同志啊！”
毛澤東吸了一口煙，又輕輕地吐出，一縷青煙向上裊裊的飄起。他非常痛惜地接著說：
“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把革命的大好形勢斷送了。他不要農民，不要武裝，當蔣介石向我們殺來時，毫無抵抗力量，許多革命志士死在了蔣介石的屠刀之下，代價是巨大的啊！大革命的失敗，使革命的勝利推遲了20多年。那時的革命者尚很幼稚，對當時黨內的大人物陳獨秀，未能阻止他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雖然有很好的革命成功的客觀條件，革命還是失敗了。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使第1次國內革命戰爭的勝利果實斷送了，他本人也被蔣介石抓進了監獄。陳獨秀出獄后，曾向黨中央寫過信要求回到中央來……”
王鶴濱第一次聽說這件事，忍不住問：
“主席，中央答應他回來嗎？”
毛澤東又吸了兩口煙，說：
“中央接到陳獨秀的信后，給他回了信，告訴他，要回來是可以的，但他必須公開承認錯誤。”
王鶴濱又問了一句：
“主席，他承認錯誤了嗎？”
毛澤東說：
“陳獨秀沒有公開承認錯誤，他也未能回到中央來。”
1951年8月1日，毛澤東為“9月戰役兵力部署和糧彈儲備”致電彭德懷和高崗：
德懷同志并告高：
一、以20兵團替換9兵團1個軍或兩個軍的部署甚好，但9兵團的主力仍以作9月戰役的第二線兵力（第二梯隊）為宜，不要調遠了。
二、13兵團的38軍、39軍、40軍應在8月上旬調至第一線積極準備9月戰役，而從3兵團及19兵團中抽出3至4個軍接替海防兵力。
三、在最前線修建多數糧彈儲備庫，為9月戰役儲備充分的糧彈，使作戰時能隨缺隨補，此點極關重要。聞你已在籌備，未知情形怎樣。
四、以上各點盼復。
毛澤東 8月1日
8月4日，《人民日報》發表郭沫若撰寫的《讀〈武訓歷史調查記〉》一文。他這篇讀后感，一是稱贊《調查記》，二是再次檢討自己的錯誤。他稱贊《調查記》是“用科學的歷史觀點，研究和解釋歷史”的一篇“實事求是的記載”，“這在澄清文化界和教育界的思想混亂上是有很大的貢獻的”。他檢討說，武訓原來是“大流氓、大債主、大地主”，在讀了《調查記》后深感“瞠然自失”的心情下，他對自己曾“附和過”歌頌武訓的錯誤，“重新再檢討一次”。
8月8日，文化部副部長周揚迫于輿論壓力，在《人民日報》發表了長篇論文《反人民反歷史的思想和反現實主義的藝術——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這是他在批判《武訓傳》已經接近尾聲的時候，為批判運動作了肯定性的結論。
8月間，毛澤東召見劉少奇、薄一波和劉瀾濤談話，解決他們和山西省委及省委副書記兼宣傳部長陶魯笳之間持續了將近半年的爭論問題。
原來早在1951年3月間，山西省委在晉東南老區試辦了10個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之后，于4月17日給華北局和中央寫了一份報告，報告中說：“隨著農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農民自發力量是發展了的，它不是向著我們所要求的現代化和集體化的方向發展，而是向著富農的方向發展。這就是互助組發生渙散現象的最根本的原因。”“老區互助組的發展，已經達到了一個轉折點，使得互助組必須提高，否則就要后退。”“必須在互助組內部，扶植與增強新的因素，以逐步戰勝農民自發的趨勢，積極地穩健地提高農業生產互助組織，引導它走向更高級一些的形式，以徹底扭轉渙散的趨勢。”“雖然沒有根本改變了私有基礎，但對私有基礎是一個否定的因素。對于私有基礎，不應該是鞏固的方針，而應該是逐步地動搖它、削弱它，直至否定它。”
山西省委的這一正確意見，遭到了華北局和劉少奇的反對。5月4日，華北局在給山西省委的批復中寫道：“用積累公積金和按勞分配辦法來逐步動搖、消弱私有基礎，直至否定私有基礎，是和黨的新民主主義時期的政策及共同綱領的精神不相符合的，因而是錯誤的。”5月7日，劉少奇在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批評山西省委提出的要組織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做法說，用合作社的辦法使中國農業“直接走到社會主義化是不可能的，那是一種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是實現不了的。”6月3日，劉少奇在同華北局負責人薄一波、劉瀾濤和山西省委副書記兼宣傳部長陶魯笳等人的談話中，又說：“在農業生產上，不能發動農民搞生產合作社，只能搞互助組。”“現在農村階級分化，正是將來搞社會主義的基礎，將來我們依靠政權，下個命令就能剝奪它。”“農業集體化要等機器，不要機器不妥當。農業集體化必須以國家工業化使農業能用機器耕種和土地國有為條件。”
山西省委在農村夏收以后，將10個農業生產合作社豐產增收、吸引農民走集體化道路的事實材料，上報給華北局和中央。7月3日，劉少奇背著毛澤東，擅自以中央的名義在轉發山西省委報告的批語中寫道：“在土地改革以后的農村中，在經濟發展中，農民的自發勢力和階級分化已開始表現出來了。黨內已經有一些同志對這種自發勢力和階級分化表示害怕，并且企圖去加以阻止或避免。他們幻想用勞動互助和供銷合作社的辦法去達到阻止或避免此種趨勢的目的。已有人提出了這樣的意見：應該逐步地動搖、消弱直至否定私有制，把農村生產互助組織提高到農業生產合作社，以此作為新因素，去‘戰勝農民的自發因素’。這是一種錯誤的危險的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山西省委的這個文件，就是表現這種思想的一個例子，特印發給各負責同志一閱。”7月5日，劉少奇在中南海春藕齋給馬列學院第一期學員作報告時又說：“將來實行社會主義，不是先從農村，而是先從城市，即先工業國有化，然后才是農業集體化。”“農業集體化要經過一個大的運動來達到，而不是零散地慢慢地建立，十幾年后，就發動一個運動，經過兩三年搞起來。”“農業集體化不是逐步進行的，不是單純依靠農村條件，而是依靠城市，依靠強大的工業。”“將來富農要以階級姿態出現的，甚至有些村支部、村政權會被富農操縱。沒關系。這就是‘養肥豬’政策。養肥了將來更容易剝奪他。現在富農固然有剝削，但也有好處，能穩定中農，有利社會生產。現在農村階級分化，正是將來搞社會主義的基礎。”“在新民主主義階段，不可輕易動搖、削弱和否定農民的個體所有制。”
山西省委和華北局及劉少奇之間的這一場爭論，一直是背著毛澤東的，在毛澤東發現問題之后，馬上把劉少奇和薄一波、劉瀾濤叫去談話，明確表示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見，批評了劉少奇提出的現階段不能動搖私有制和“先有機械化，后有合作化”的錯誤觀點。據薄一波后來回憶說：
“毛主席批評了互助組不能生長為農業合作社的觀點和現階段不能動搖私有基礎的觀點。他說：既然西方資本主義在其發展過程中有一個工場手工業階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動力機械、而依靠工場分工以形成新生產力的階段，則中國的合作化，依靠統一經營形成的新生產力，去動搖私有基礎，也是可行的。他講的道理把我們說服了。”
劉少奇、薄一波、劉瀾濤馬上表示，接受毛澤東的意見。至此，圍繞著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這一重大原則問題的爭論，終于結束了。陶魯笳等人在這場爭論中始終能夠堅持原則，不唯上、不讓步，實在令人欽敬。
正是：直道為良謀，精鋼不做鉤。為民謀幸福，哪怕風雨稠。
浩然有正氣，高壓難低頭。斯人留亮節，千古說風流。
后來，陶魯笳從1953年7月起開始擔任山西省委第一書記，1958年5月當選為中共中央八屆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1960年10月任華北局書記，1965年9月任國家經濟委員會第一副主任兼中央工業交通工作部政治部主任，1973年7月任國防科學技術委員會主任、政委，同年8月當選為中共中央第十屆中央委員。
再說在開城實質性談判中，美方反對中朝方面提出的以“三八線”為軍事分界線的提議，他們要求將軍事分界線劃在志愿軍和朝鮮人民軍的陣地后方，企圖不戰而攫取12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作為對它的“海空軍優勢的補償”。中朝方面代表立即反駁說：
“如果你們沒有海空軍優勢的話，早就被趕到海里去了。”
美方代表惱羞成怒，他們叫囂說：
“那就讓炸彈、大炮和機關槍去辯論吧。”
8月18日，“聯合國軍”果然在東線發動了所謂的“夏季攻勢”。
與此同時，“聯合國軍”為配合其夏季攻勢，依仗其空中優勢，對朝鮮北方的工廠、礦山、農田、水庫以及運輸補給線，實行了大規模的狂轟濫炸，這就是他們的所謂“絞殺戰”。
8月21日，毛澤東致電彭德懷并告高崗，他在電文中寫道：
德懷同志并告高：
你對鄧華同志8月18日電丙項作戰方案的意見如何？鄧華說“在軍事上我應有所準備，縱目前不進行戰役反擊，也當盡可能作戰術的反擊，收復些地方，推前接觸線，更好地了解敵人陣地及其堅固程度”。我認為這個意見值得認真考慮，請你計劃一下，9月份能否進行此種戰術反擊，如何進行法，須用多少兵力，勝利把握如何，敵人的反應將會如何，請就這幾點考慮電告。
毛澤東 8月21日
8月25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第18軍向拉薩進發。
另外，還有新疆軍區入藏騎兵支隊、西北軍區獨立支隊在18軍之前，云南入藏部隊在18軍之后，分別向西藏進發。
后來，中國人民解放軍在西藏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克服無數困難，翻越10余座雪山峻嶺，穿過茂密的原始森林和一望無際的草原、沼澤地帶，克服了高寒缺氧、斷糧疾病的襲擾，先遣部隊于9月9日到達拉薩。
8月26日，毛澤東為中央軍委起草給彭德懷并告高崗的指示電，他寫道：
彭并告高：
我軍已決定9月不作大規模反攻戰斗，敵人又有企圖在鎮南浦登陸的消息，因此，38軍、39軍及40軍均應位于原駐地，加強訓練，并準備對付鎮南浦方面的可能登陸。
軍委 8月26日
8月27日，毛澤東關于敵人在中立區進行破壞問題致電斯大林，他寫道：
菲利波夫同志：
因為敵人在軍事分界線問題上沒能走出在談判過程中陷入的僵局，他們采取了一系列挑釁活動。8月19日，敵人換上偽裝，襲擊了我在開城中立地區的軍事警察部隊，造成1人死亡，1人受傷。在雙方代表調查之后，敵人宣稱他們無罪，這是我南朝鮮游擊隊所為，因此，他們對此不承擔責任。
在這之后的8月22日夜，敵機對開城中立地區投擲了9枚炸彈，向我代表團居住的房屋射擊。雖然那天晚上來了一些美軍聯絡軍官進行調查，但是敵人厚顏無恥拒絕承認自己的行為，而堅持認為在那里找到的碎片和形成的彈坑不是空投炸彈所致。之后敵人一反常態，宣稱襲擊是來路不明的飛機所造成的。
敵人膽敢進行厚顏無恥的挑釁，是因為他們認為，我方不敢因此而使談判破裂，所以他們想利用這一措施對我施加壓力。……我們宣布暫時停止談判，直至對方對發生的行為承擔責任。在我們得到滿意的答復以前，不恢復談判。同時我們還要打掉敵人的囂張氣焰。但是我們不想主動宣布談判破裂。我們認為敵人不敢公開承認他們的挑釁行為。拖延談判可能會出現兩種情況。
第一種情況，拖延導致談判破裂。我們在加緊準備反擊敵人在正面戰場上可能的進攻。同時嚴密防守北朝鮮東、西海岸的港口，以免敵陸戰隊登陸。在近幾天敵機侵入沿海城市青島、上海、福州，這是有挑釁目的的。與此同時，敵人想偵察我沿岸地區的防空情況。針對這一問題，我們想加強我們在朝鮮的指揮和沿海地區的防空。在下一次電報中通知您為在朝志愿軍工作的軍事顧問的派遣方案，同時請您提供需補充的炮兵裝備。
第二種情況，談判拖延的結果，敵人可能找到走出僵局的辦法，在軍事分界線問題上達成協議。現在我們想利用談判的間隙，進行冷戰，以揭露敵人厚顏無恥的挑釁行為。但是我認為敵人不會公開承認自己的挑釁行為。……
您如何看待這個問題？您是否認為有必要或者有什么更好的方法？請您根據以上情況給予指示。
毛澤東 1951年8月27日
8月29日，斯大林關于同意中方談判立場致電毛澤東，全文如下：
北京
克拉索夫斯基轉毛澤東
“毛澤東同志！
您8月27日的電報收到了。我們同意您對目前開城談判情況的評價和你們的立場，對美國人為壓制中朝方面的挑釁事件需要得到一個滿意答復。像以前一樣，我們的根據是美國人更愿意繼續拖延談判。您建議邀請中立國代表作為在目前談判階段的監督員和觀察員參加談判，我們認為這沒有益處。此建議的不利方面是，美國人將認為中朝方面比美國人更需要盡快簽訂停戰協議。對此問題如果您堅持這個觀點，那么應向金日成通報此情況。
菲利波夫 1951年8月29日”
8月30日，毛澤東致電斯大林，他在電文中寫道：
菲利波夫同志：
您1951年8月29日的電報收到了。我同意關于我們在邀請中立國代表作為現階段談判的監督員和觀察員問題上表現出主動性是不適宜的。此情況我已通知金日成同志。
毛澤東 1951年8月30日
1951年9月3日晚，毛澤東約梁漱溟到菊香書屋談話。
原來在1951年春，中央組織赴西南土改考察團。梁漱溟至此悟出，毛澤東去年要他到南方看看的用意，便主動向中央統戰部報名參加。梁漱溟所在的分團有20余人，由章乃器任團長，自5月初出發，到四川考察土改情況，于8月30日返回到北京。
梁漱溟來到菊香書屋時，章乃器剛剛告退。毛澤東親切地握著梁漱溟的手說：
“土改團的情況，章乃器先生剛才來講過了，我們不用多談，先開飯吧。”
他知道梁漱溟吃素，就一個人陪他吃飯。飯后，毛澤東問道：
“對土改，對四川，你的印象如何？隨便聊聊吧。”
梁漱溟說：
“對土改，我看到貧苦農民對土地的渴望與要求，土改是深得民心之舉，也很必要，很及時。但是，毛病也不是沒有，有些政策執行得不好。比如政策規定不許可打地主，但我親眼看到斗爭會上打得很兇，有一對地主夫婦因為受到體罰，一塊兒跳河自殺。這個問題應引起注意，不然地主感到沒有活路，不是反抗，就是自殺，后果不好。”
毛澤東說：
“你說的情況別的地方也有發生的，但我們總的政策是斗倒地主，分田分財，給他出路。大多數地主不會自殺，也不至于反抗。問題是貧雇農受苦受壓多少年了，怒火一點著，就難于控制，于是對地主非打即罵。我們應該認真貫徹執行政策，努力說服教育農民，關鍵是土改工作隊的干部。只要他們能執行好土改政策，就出不了大的偏差。”
“但愿如此。”梁漱溟把話題一轉，又說：“解放不過兩年，四川就出現了安定的情勢。解放前我在四川若干年，那是一個很亂很復雜的地方，變化那么快，是我沒有料想到的。”
此后不久，梁漱溟在10月間寫出了《兩年來我有了哪些轉變？》和《何以我終于落歸改良主義》等文章，他寫道：
“若干年來，我堅決不相信的事情，竟然出現在我眼前。這不是旁的事，就是一個全國統一穩定的政權，竟從階級斗爭中而建立，而屹立在世界的東方。我曾經估計，它一定要陷于亂斗混戰而沒有結果，居然有了結果，而且，結果顯赫，分明不虛。”
梁漱溟的自我檢討與反省，說明他在事實面前，終于承認在延安與毛澤東的爭論，毛澤東是正確的，他自己是錯誤的。
9月4日，在朝鮮西線戰場上，志愿軍部署了42軍、47軍、64軍3個軍。47軍在中間，防守斯琴里到退溪院里一線。47的左翼是42軍，42軍126師正好與防守斯琴里的47軍139師銜接。47軍的右翼是64軍，64軍190師正好與防守退溪院里的47軍141師銜接。
這一天，第47軍防守中部驕陽一線的140師，正準備與正面的美軍騎兵1師鏖戰。
9月5日清晨，美軍的進攻打響了，騎兵1師向志愿軍第47軍140師發起了進攻，這驕陽一線正是3個軍防線的中心。
美軍和以前一樣，用火炮、坦克和飛機猛轟140師的陣地，隨后又用坦克和裝甲車開路，騎兵跟進攻擊。戰斗打得異常慘烈，騎兵一師發起的3次大規模進攻，均被打退，140師也付出了較大的代價，傷亡上千人。
曹里懷面對美軍的猛烈進攻，判斷其主攻方向就是驕陽。當晚戰斗結束后，他命令139師和141師分別放棄斯琴里和退溪院里，向驕陽一線靠攏。
然而李奇微此次的作戰意圖，卻是以騎兵1師的進攻牽制志愿軍第47軍，在佯攻的同時，集中美、英、加、土等幾個國家的聯軍，在9月5日這一天乘坐第3艦隊的船只，繞道金浦登陸，登陸后立即向川谷里進發，到6日清晨，突然出現在志愿軍第47軍的后方，離47軍已經不遠了。
此時，曹里懷正在為防御騎兵1師的進攻做準備，后方突然出現了混亂，敵軍已經對47軍形成了合圍之勢。曹里懷頓時嚇壞了，不但47軍陷入危機，兩側的42軍和64軍也同樣陷入危機，只要有一個點被敵人突破，整個防線就有崩潰的危險，這對3個軍5萬多人而言，簡直是滅頂之災。他趕緊向彭德懷發報求助：
“47軍即將陷入重圍。”
彭德懷收到電報，也不知所措，一邊捶桌子：“這個曹里懷。”一邊喊：“快發報，向毛主席求助。”
毛澤東此時正在開會，他立即宣布散會，一個人陷入了沉思。前線的彭德懷和曹里懷是如坐針氈，苦苦地等了一個小時，終于收到了毛澤東的回電。毛澤東在電報中說：
“敵軍雖要合圍我軍，但我軍有生力量并未受損，即令47軍運動起來，破除心理上的故步自封。敵軍主力出現在后方，正面戰場上部隊數量應該不多，應立即放棄正面作戰，聯合兩翼的42軍和64軍將計就計，從3面反圍剿敵軍登陸部隊。”
彭德懷看完電報，如撥云見日，心中豁然開朗。他當即命令曹里懷，留下140師斷后，其他兩個師立刻向北進軍。同時，他又電令42軍軍長吳瑞林、64軍軍長曾思玉，立即向中部移動，配合47軍一起，圍殲美英等軍登陸部隊。
9月6日晚，當美英等聯軍還在計劃著合圍志愿軍時，志愿軍卻搶先打響了反圍剿作戰，李奇微的計劃再一次破產了。
再說9月初，江青在中共中央宣傳部會議上點了副部長周揚和胡喬木的名，批評他們“抗拒”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
9月6日這一天，江青在“電影指導委員會”第10次會議上，對拍攝電影《南征北戰》發表了意見，她表示支持。
此后，中直機關從各部委抽調一批干部參加土改工作，方法是自己報名，組織批準，組成一個新解放區土改工作團，到新解放區去貫徹黨的土改政策。
一天傍晚，毛澤東和江青一起出去散步，江青問道：
“聽說機關要抽調人參加土改？”
毛澤東邊走邊說
“你想去嗎？”
“我也想下去鍛煉鍛煉。”
“你身體能行嗎？到農村是很艱苦的，要與農民三同，而且斗爭也很復雜。你要慎重考慮。”
“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我還是去吧。我會注意的。”
9月7日，原華北軍區第23兵團司令員董其武、政委高克林率第36軍、第37軍主力入朝參戰。
第36軍軍長王建業（代）、政治委員康健民轄第106師、第107師，第37軍軍長張世珍、政治委員帥榮轄第109師、第110師，由遼寧安東、長甸河口入朝。
第36軍、37軍主力參加抗美援朝，原任務是負責機場的搶修、維護和警戒，可由于美軍空襲頻繁，志愿軍司令部便改變原計劃，上報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將這4個師整編為新69軍，以董其武為軍長，負責板門店以西陣地的防御。
9月8日，毛澤東關于請蘇聯派遣軍事顧問問題致電斯大林，他寫道：
致菲利波夫同志：
我在今年8月27日給您的電報中曾通知您，我們想請蘇聯政府派遣軍事顧問到駐朝鮮的中國志愿軍部隊工作。在我們對這一問題進行研究并同軍事總顧問克拉索夫斯基同志協商后，我們認為必須派出83名顧問：
1、志愿軍司令部顧問共10人，其中包括：總顧問1人、參謀長顧問1人、作戰顧問1人、偵察顧問1人、通信顧問1人、后勤顧問1人、軍事交通顧問1人，炮兵顧問1人，坦克和自行火炮顧問1人、工程兵顧問1人。
2、5個兵團顧問共10人：每個兵團2名顧問，即兵團司令兼兵團參謀長顧問1人、作戰顧問1人。
3、21個軍的顧問共63人：每個軍3名顧問，即軍長兼軍參謀長顧問1人、炮兵顧問1人、坦克和自行火炮顧問1人。
上述顧問最好于1951年9—10月取道北京前往朝鮮。
請對上述問題進行研究并將您的決定通知我們。
此致敬禮!
毛澤東 1951年9月8日
9月10日，斯大林關于派遣軍事顧問問題致電毛澤東，全文如下：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同志轉毛澤東同志
“毛澤東同志！
您9月8日的電報收到了。我們同意派遣一名首席軍事顧問和軍事專家小組作為在朝鮮志愿軍司令部的軍事顧問。關于向軍或兵團派遣軍事顧問的問題，我們認為，在首席軍事顧問進入實地熟悉情況，并根據這一問題提出自己的觀點后，合理地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將派遣陸軍大將扎哈羅夫作為在朝鮮志愿軍司令部的首席軍事顧問。如果您同意我們的決定，那么陸軍大將扎哈羅夫近日前往北京，爾后到達在朝志愿軍司令部所在地區。
菲利波夫 1951年9月10日”
9月中旬的一天，江青對衛士李家驥說：
“主席已同意我下去搞土改，你愿不愿意隨我去？”
李家驥說：
“我聽組織安排。”
江青說：
“我已決定去參加土改，如果你愿意隨我去，要有個思想準備。”
第二天，汪東興對李家驥說：
“主席安排江青同志下去搞土改，我們準備抽3名同志跟去，有你，有李黑丑（即李德華——作者注），賈士興，你有什么意見嗎？”
李家驥回答說：
“我服從組織安排，走前還要做什么準備嗎？”
汪東興說：
“這次到農村搞土改，是與地主階級大較量，斗爭一定很激烈，你們去的工作主要是做好保衛、生活、后勤工作，同時也是去鍛煉鍛煉。”
9月12日，斯大林關于派遣軍事顧問問題致電毛澤東，全文如下：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同志轉毛澤東同志
“毛澤東同志!
您在9月8日關于指揮人員軍事顧問的電報已收到了。我們同意為在朝鮮的志愿軍總部派遣軍事顧問，對此我們認為，有5名軍事顧問就足夠了。關于向軍和兵團派遣軍事顧問的問題，我們認為，按照朝鮮的實際看是不適宜的，我們不同意向軍和兵團派遣軍事顧問。在您同意的情況下，我們能在最短的時間內派遣指定的軍事顧問前往北京，爾后到達指定位置。在得到您答復后，我們將通知軍事顧問的名字。
菲利波夫 1951年9月12日”
欲知斯大林向志愿軍軍級和兵團級派遣顧問如何決定？請看下一章內容。
東方翁曰：毛澤東在7月17日致李克農并告金日成、彭德懷電中說：在美國“繼續拒絕討論的情況下，我們仍會繼續讓步。因此，你們必須在撤退外國軍隊問題上，不要顧慮對方拒絕討論，要繼續駁斥對方拒絕討論之非，而且不要去爭論這是軍事問題或是政治問題，而應著重說明這是保證停戰的必要條件，以免掉入敵人故設的邏輯陷阱。”當他7月19日從李克農的報告中得知南日“就撤軍一事，向對方連續發起進攻，使對方”“局促無詞，窘態畢露”、“以抽煙遮掩，并頻頻搔首，作無可奈何狀”之后，便在 7月20日致斯大林電中說：“在三八線停止軍事行動”“主要原因在于目前我們的武裝力量只能把敵人趕出北朝鮮，但還不足以把敵人趕出南朝鮮。”“我本人對解決這一復雜問題的新的想法，即最好是不要提出把外國軍隊撤退問題作為停止軍事行動的必要條件。”這就是他一貫強調要堅持的“有理，有利，有節”原則的一個典型事例：在敵方“繼續拒絕討論”、我方“繼續讓步”的情況下，一定要“繼續駁斥對方拒絕討論之非”，爭得個“有理”，在對方理屈詞窮的時候，我方就不能不考慮如何有利而且有節地解決問題，即不把“外國軍隊撤退問題作為停止軍事行動的必要條件”。這就叫見好就收！因為他明白，不這樣做，“我們仍會付出很大代價”，“這樣做要比通過長期軍事行動的手段來解決這一問題為好，而在軍事行動中很難得到所需要的結果。”多么清醒的軍事統帥啊！堪為后世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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