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必須重視人民的通信，要給人民來信以恰當的處理，滿足群眾的
正當要求，要把這件事看成是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加強和人民聯系的
一種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輕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義的態度。”
話說1951年4月中，毛澤東抽空陪同程潛、王季范、程星齡驅車前往十三陵游覽，并與他們合影留念。
十三陵位于北京市西北方向的昌平縣境內，離北京市區有百里之遙。所謂十三陵，是指明朝13座皇帝的陵墓，又稱明十三陵或明陵，它們是成祖朱棣的長陵、仁宗朱高熾的獻陵、宣宗朱瞻基的景陵、英宗朱祁鎮的裕陵、憲宗朱見深的茂陵、孝宗朱祐樘的泰陵、武宗朱厚照的康陵、世宗朱厚熜的永陵、穆宗朱載垕的昭陵、神宗朱翊鈞的定陵、光宗朱常洛的慶陵、熹宗朱由校的德陵、思宗朱由檢的思陵。此外，還有幾個埋葬后妃和夭折皇子的墳墓。
這一帶是燕山山脈的一條支脈，以長陵所在的天壽山為主峰，東西均有山峰環抱，形成一個極為理想的山谷盆地，13座陵墓就分布在這片大約40平方公里的范圍內，而且各靠一座山峰。整個陵區大體上坐北朝南，兩側有虎、蟒二山拱衛，而西南方向就是人口稠密的區域。
毛澤東一行由十三陵護林工作者王富有導游，先看長陵。長陵大門內，工作人員郭玉奎正在翻曬藥材。毛澤東看到大殿石階上曬有很多藥材，就問：
“這是從山上采來的？”
王富有說：
“是我們倆在巡陵路上，見到陵旁山坡的藥棵子，順手采來曬干賣給收購站，換來錢改善伙食。我倆都是津貼制，生活不寬裕。”
毛澤東笑著說：
“很好，這是個好主意。”
一行人進入長陵墓隧洞，又走上寶城，觀看矗立在那里的“大明成祖文皇帝之陵”的石碑，再看看周圍山景，還登上丘頂松柏林間，毛澤東說：
“這個成祖永樂皇帝朱棣，敢在北京建都城，敢把自己的陵墓放在這里，不怕蒙古人的鐵騎，是個有膽識的人。這個皇帝長住土木行宮，理政練兵，很少在京城金殿辦公，不忘戎武，這很不容易了。”
出了長陵，毛澤東說：
“我們去看看嘉靖皇帝陵，那叫什么陵？”
王富有說：
“叫永陵。”
毛澤東一行乘車向南走，拐入永陵道口，在永陵村頭的坡下停了，下車順著一條路步入永陵。
這里的大殿已經毀壞殆盡，只剩下寶城上的一通“大明世宗肅皇帝之陵”石碑。陵園內十分荒蕪，松柏樹木極少，村民還在這里攔著一群山羊。
毛澤東走在前面，上寶城繞了一周，登上墓頂土丘，一邊看一邊往下走，他說：
“永陵是朱厚熜皇帝陵。這個皇帝特別迷信，20載不親朝政，偏聽偏信，重用奸臣嚴嵩達20年之久，還將清官海瑞下了大牢。這個皇帝死后，他的兒子隆慶皇帝才放出海瑞。”
走出永陵，毛澤東說：
“去定陵看看吧。”
一行人驅車來到定陵門口，待工作人員打開門鎖，步行進入定陵。定陵的規模僅比長陵小一點，大殿已毀。王富有引著毛澤東游了寶城，這里的碑樓全是由石塊雕琢砌成，碑刻“大明神宗顯皇帝之陵”幾個大字。毛澤東說：
“這個碑樓不怕火燒嘛！”
他繞著巨大的碑樓看了一圈，說：
“定陵葬的是萬歷皇帝，他叫朱翊鈞，就是京劇唱二進宮里的李艷妃抱的小皇帝，他10歲登基。這個人長大了，酒色財氣都好，極度奢侈腐敗，長期荒政，他是明亡的種子，是個無道昏君。他當了48年皇帝。”
毛澤東一行又踏上墓丘，觀賞了松柏林。回到定陵門口，毛澤東問：
“南邊能看到的是哪個陵呀？”
王富有說：
“是慶陵，萬歷是他的父親。慶陵皇帝墓，已經破爛不堪了，您去看看嗎？”
毛澤東說：
“時間太長不去了，耽誤你這么長時間，謝謝你嘍，我們送你到定陵橋上。”
王富有說：
“您剛才在3個陵講的話，我都聽清了，也記住了，對我教育很大，希望您今后再來逛陵。”
毛澤東面帶笑容地握著王富有的手，說：
“再見吧！”
4月15日，志愿軍第3、第19兵團入朝參戰，分別在伊川、鐵原、平康地區和南川店、市邊里、兔山地區完成集結，原在元山地區休整的第9兵團也在平康、洗浦、淮陽地區完成集結。聯合國軍發覺志愿軍后續兵團到達，加上連續作戰部隊損傷嚴重，因此除在鐵原、金化地區繼續發動進攻外，在其他地區基本上停止了進攻。
4月16日，毛澤東致信田家英說：
“此9篇請送陳伯達同志閱后付排改正。其中，和英國記者談話，和中央社記者談話，一個極其重要的政策，全世界革命力量團結起來等4篇，我已照原件修改，請即照此改正，新送來這4件稿子我就不必看了。以上這些及昨付第2次看過的一大批，都可付翻譯——惟其中的一篇，即《井岡山的斗爭》，請送來再看一次。”
4月17日，毛澤東就“注意對付敵可能降落的傘兵”問題致電彭德懷并告高崗：
德懷同志，并告高崗同志：
4月14日電悉。你對于38軍、42軍的部署及開辟中間運輸道路的計劃，均甚好。但尚有一事請注意，即敵人若從中間各地降落傘兵，例如敵冒險以一個傘兵團在熙川、球場、德川區域降落，以一個傘兵團從破邑、谷山、遂安、伊川區域降落，到處亂竄，擾我后方，此種可能性很大，請速籌對策。50軍現在何處休整，是否可以用于這一地區的防衛。
毛澤東 4月17日
接著，毛澤東為轉發西北局關于加強鎮反宣傳工作指示寫了一個批語，他寫道：
各中央局，并轉分局，省委，區黨委，大中市委：
西北局這個指示強有力地指出在鎮反工作中展開宣傳工作的重要性，并規定了5條辦法，一切地方都應當這樣做。凡屬現在仍然小手小腳，不敢大張旗鼓作宣傳，不敢吸引廣大黨外人士共同參加鎮反工作，以致引起許多人對我們不滿的地方，尤其要即刻改變作風，并且愈快愈好。
毛澤東 4月17日
毛澤東又為轉發宿縣地委關于運用農代會布置鎮反工作的報告寫了一個批語：
各中央局，并轉分局，省委，區黨委，大中市委及地委：
皖北宿縣地委運用農民代表會議布置鎮反工作，審查鎮反工作及審查基層干部和黨團員的經驗，一切新區均應照此辦理，打破關門主義和神秘主義。
毛澤東 4月17日
4月19日，毛澤東在羅榮桓、羅瑞卿等人的一份聯名報告上作了一個批示。
原來在4月12日，最高人民檢察署檢察長兼總政治部主任羅榮桓、公安部長羅瑞卿、總政治部副主任傅鐘、公安部副部長楊奇清與總政治部副主任蕭華，就濟南反革命刺殺事件的經過、王聚民的歷史和行兇原因以及應當汲取的教訓，聯名給毛澤東寫了一份報告。
毛澤東在報告上批道：
“茲將羅榮桓、羅瑞卿諸同志關于黃祖炎同志被刺案調查報告發給你們研究。像王聚民這樣的反革命分子很早就有許多罪惡表現，全黨全軍如有類似這樣的人，務須注意及時處理。”
4月21日，歷時87天的第4次戰役結束，中朝部隊戰斗損失共53000人，殲敵78000余人。
是役，聯合國軍主動出擊，步步進逼；中朝軍隊與主動出擊的前3次戰役不同的是，且戰且退，進行所謂的“主動防御”，全線防御，結果，雙方打成了一個消耗戰。戰至3月底4月初，中朝軍隊全線轉移至三八線以北附近地區，聯合國軍則再次越過三八線。4月21日，聯合國軍被阻止在開城、長湍、高浪浦里、文惠里、華川、楊口、元通里、桿城一線，第4次戰役因中朝軍隊準備反擊遂告結束。
4月22日，為了粉碎美軍在中朝軍隊側后登陸、實行南北夾擊的陰謀，中朝兩軍發動了反擊作戰的第5次戰役。
4月22日傍晚，阿沛·阿旺晉美為首席代表和土登列門、桑頗·登增頓珠3人，在第18軍聯絡部長樂于泓和平措旺階的陪同下，從陸路抵達北京。
4月下旬，毛澤東特意邀請他在湖南一師的國文老師袁吉六先生的夫人戴常珍到北京參加“五一”節觀禮。他還為袁先生書寫了碑文：“袁吉六先生之墓”。
4月26日，在亞東的藏軍總司令凱墨·索安旺堆和僧官土丹旦達2人由印度乘飛機經香港到京。
4月27日，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等官員一行14人到達北京。
西藏地方政府的談判代表，在北京車站和飛機場均受到了周恩來總理、朱德總司令、中央各部委負責人及各界代表上千人的歡迎。他們被安排在豪華的北京飯店。
4月27日這一天，毛澤東給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司徒美堂先生寫了一封回信。
早在4月上旬，經毛澤東、周恩來批準，司徒美堂南下廣東僑鄉鶴山視察土改，他以所見所聞在《光明日報》發表了《粵中僑鄉的土改》專欄文章。4月14日，司徒美堂上書毛澤東，報告土改情況，還說他要在廣東農村再參觀一段時間，并將農民獻給毛澤東的禮物一并委托致公黨的黃鼎臣帶往北京。毛澤東接到司徒美堂的報告和禮物，立即復信給司徒美堂，他在復信中寫道：
美堂先生：
4月14日來信收到，甚慰。鶴山農民同志們送來的禮物也收到了，請先生轉告他們，并致謝意。先生在南方暫留一時期很好，希望先生能于6月上旬返京，面聆教益。
敬祝健康！
毛澤東 4月27日
后來，這封復信由粵中報制版刊出，僑鄉農民也十分高興。
4月28日，毛澤東在中央軍委關于同意志愿軍第5次戰役作戰方針的電報上加寫了一段話，他寫的是：
“請注意在此次戰役中，對偽1師、美3師、25師、24師、土耳其旅及英28旅給以盡可能大的打擊，目前這幾天似乎還有此種可能，如能在此戰中殲滅敵軍15000至20000人，則于今后作戰很有利。”
4月28日晚，周恩來身穿深灰色呢制中山裝，和李濟深副主席、陳云副總理、黃炎培副總理一起，宴請了西藏和談代表。
周恩來宣布了中央人民政府參加和談的代表名單，首席代表：中共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部長、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委員李維漢；代表：中央軍委辦公廳主任張經武，中共西藏工作委員會書記、中國人民解放軍第18軍軍長張國華，西南軍政委員會秘書長孫志遠。
周恩來說：這次中央人民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的和平談判，要以‘十條’為準，‘十條公約’規定的內容是談判的基礎。
此后，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領導人又先后接見了西藏地方政府的談判代表，向他們耐心解釋和宣傳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民族政策。
4月29日，中央人民政府首席代表李維漢，代表張經武、孫志遠（張國華尚未趕到），與西藏地方政府首席代表阿沛·阿旺晉美及其他4位全權代表，在北京軍管會交際廳進行第一次談判。
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根據中央人民政府提出的和談10項條件和西藏的實際情況，主動提出了一系列建議，并盡量聽取和采納了西藏地方政府的建設性意見。談判過程，實際上是一個根據黨和國家的民族政策，制定一系列合乎西藏實際的方針、政策的過程。
4月30日，毛澤東為轉發西南局關于鎮反問題給川北區黨委的指示寫了一個批語：
各中央局，并即轉分局，省委，大中市委：
殺人不能太多，太多則喪失社會同情，也損失勞動力。
在農村，殺反革命，一般不應超過人口比例千分之一，有特殊情況者可以超過這個比例，但須得中央局批準，并報告中央備案。在城市一般應少于千分之一。例如北京人口200萬，已捕及將捕人犯10000，已殺700，擬再殺700左右，共殺1400左右就夠了。其原則是凡有血債或其他重大罪行非殺不能平民憤者，應堅決殺掉，以平民憤而利生產。凡無血債或其他引起民憤的重大罪行，但有應殺之罪者，例如有些特務或間諜分子，有些教育界及經濟界中的反革命等，可判死刑，但緩期一年或二年執行，強迫他們勞動，以觀后效，如他們在勞動中能改造，則第二步可改判無期徒刑，第三步可改判有期徒刑。（凡判徒刑一年以上者，一般都應組織他們勞動，不能吃閑飯。）這樣，主動權抓在我們手里，爾后要怎樣辦都可以。
這個問題，即將提到5月10日在北京開會的公安人員會議上討論，并做出決定。你們有何意見，可告你們那里來京開會的公安人員帶來，或打電報來。
下面是西南局給川北區黨委胡耀邦同志的指示，這個指示是合于上述原則精神的，特轉發以供參考。
毛澤東 4月30日
1951年5月1日，春光明媚，陽光燦爛。天安門廣場人山人海，彩旗如林，歌聲如潮。各族人民滿懷勝利的喜悅，慶祝勞動人民自己的節日。
城樓上紅燈高掛，紅旗飛舞，許多領導人早早地來到城樓上，興高采烈地看著沸騰的廣場。他們當中有人民解放軍高級指揮員，有各民主黨派的負責人，有各行各業的英模代表，有志愿軍歸國代表，有專程來京參加觀禮的各少數民族代表，還有一些兄弟國家的領導人。
在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中央人民政府首席談判代表李維漢和全權代表張國華等人陪同下，西藏代表團的班禪和阿沛·阿旺晉美等也早早地來了，在城樓休息室里等候著毛澤東接見。
上午10時，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宋慶齡、張瀾、李濟深、沈鈞儒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在熱烈的歡呼聲中登上城樓。彭真宣布大會開始。
不久，典禮司司長余心清來到休息室，通知李維漢、張國華，毛澤東會見班禪和阿沛·阿旺晉美的時間到了，他說：
“請客人去吧！”
班禪穿了身桔黃色的緞子藏袍，顯得莊重、瀟灑。阿沛·阿旺晉美是噶夏政府的噶倫，穿了身藏袍，頭戴禮帽。他倆的這身裝束，在整個天安門城樓上十分顯眼。當他們走向毛澤東時，很多人投以友好而好奇的目光。班禪莊重而又十分恭敬地向毛澤東獻上哈達，然后雙手合十，虔誠地為毛澤東祈禱祝福。毛澤東慈祥地握著年僅13歲的班禪的手，對他說：
“很久以來中國的歷史，西藏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過去清朝政府和國民黨政府對國內各少數民族實行羈縻壓迫的政策，這是反動的，不好的。但是，清朝政府和國民黨政府，維護了我們國家的統一，使西藏沒有被帝國主義霸占去。這一點還是應該肯定。”
他勉勵班禪要擁護中國共產黨，擁護中央人民政府，擁護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軍西藏，為西藏和平解放作出貢獻。他還親切地說：
“要搞好團結。國內各民族要團結，西藏內部也要團結。要與達賴喇嘛搞好團結。你可以給達賴發電報，宣傳共產黨的政策。共產黨主張和平解放西藏，保護寺廟，保護宗教信仰自由。”
阿沛·阿旺晉美也向毛澤東敬獻哈達。毛澤東高興地接過哈達，舉起來，輕輕地揮動，滿臉笑容地讓周圍的其他領導人看。他親切地緊握著阿沛·阿旺晉美的手說：
“謝謝你們啊，歡迎你們到北京來！你們從遠道來，一路風塵，一定很辛苦了！”
阿沛·阿旺晉美說：
“我們在來京的路上，受到各地負責人的熱情歡迎和照顧，看到各族人民空前團結的盛況。路過重慶時，劉伯承、鄧小平等西南軍政委員會首長接見了我們，還轉達了毛主席對西藏人民的關懷和對我們的問候。一到北京，周總理代表毛主席親自到車站迎接，這使我們深受教育。”
毛澤東笑著說：
“為了祖國團結統一，你們跋山涉水，不遠萬里來到祖國首都，你們是應當受到歡迎的。”
他又對阿沛·阿旺晉美和李維漢、張國華說：
“你們要好好談，有什么問題都擺在桌子上。可以爭論，可以吵架，但不要分手，都是一家人。家里的事情，大家要商量著辦，就能辦好。要談出團結，談出進步。祝你們談判順利，取得成功。祝你們在北京生活得愉快。有什么困難就找李維漢同志解決。”
5月2日，毛澤東為中央起草了《關于克服目前學校教育工作中偏向的指示》：
各中央局、分局并轉省委、區黨委、大市委：
據2月間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召集的第一次全國中等教育會議中反映，現在各地學校教育工作中，存在著以下幾個值得注意的問題：
一、若干地區的黨、政、軍機關及人民團體，往往為了眼前某些需要，不顧國家長期培養人才的計劃，不遵照中央的規定，隨便抽調學生參加工作，致使學生情緒時常波動，學校無法按照一定計劃進行工作。
二、在中等學校中，動員全體師生參加中心工作，常常停課數日以至數周，甚至有達兩三個月之久者，極大地影響了學校教學計劃的完成。
三、專署以下政府中教育行政干部常常全體被派去參加中心工作，根本不管教育，以致學校教育工作陷于長期無人管的現象。我們應該認識在土改完成后，生產和教育是兩件最重大的工作。各地對于上述妨礙國家教育順利進行的情形，應即迅速加以制止和糾正。西南局于3月19日已發下關于學校教育改革工作的指示和決定，對上述一、二兩點，已作了明白的規定，現轉發你們供參考。對專署以下教育行政機構及其經常工作的建立與健全，亦望予以注意。
中央 5月2日
5月初的一天下午，中央3大新聞單位《人民日報》社、新華社和中央廣播事業局的負責人到中南海中宣部常務副部長胡喬木的辦公室去看文件。
原來在建國最初的兩年里，中央文件是不下發的，每隔兩個星期，他們這些人都要去看一次。這一天去的人有《人民日報》總編輯鄧拓、副總編輯安崗，新華社社長陳克寒、總編輯吳冷西，中央廣播事業局局長梅益、副局長徐邁進和溫濟澤。
溫濟澤在《緬懷毛澤東》一書中記載了他們這天下午的活動，他寫道：下午2點去了中南海，4點左右，胡喬木說毛主席要和你們見見面。我們一聽當然很高興，那時文件不多，不到4點半，我們就看完了。我們跟著胡喬木來到毛主席辦公和居住的菊香書屋。主席站在辦公室的門口，胡喬木一個個介紹，主席與大家一一握手。寒暄了幾句，毛主席就轉臉向大家說：
“請你們來，是想了解各方面人士和人民群眾對我們黨、對黨的政策有什么反映，有什么意見。”
安崗記得毛主席辦公室陳設簡單，幾個舊沙發圍成一圈，靠窗的辦公桌上有一方硯臺，幾支毛筆，一個招呼人用的圓形按鈴，一只茶杯，一盤點心。
毛主席說這是進城以后第一次同新聞單位的人見面。有些人毛主席在延安時就認識。毛主席是第一次見安崗，就問：
“你叫什么名字？”
安崗說：
“我姓安。”
毛主席開玩笑說：
“你是我們的安公子。”
大家聽了都笑了。接著毛主席又問：
“十三妹在干什么？”
安崗說：
“十三妹在抱小孩。”
毛主席鼓著掌，連說好。（當時安崗夫人樊亢剛生孩子不久。安公子、十三妹是《兒女英雄傳》中的男女主人公）。氣氛一下子輕松起來，安崗的心也放松了。毛主席聽完鄧拓匯報后，說：
“你們對那些全國有影響的知識分子，像張申府、焦菊隱等人，要多向他們請教。”
毛主席說了一大串知識分子的姓名，最后提到呂叔湘、朱德熙兩位語言大師時說：
“要請他們多為報紙寫點文章。”
毛主席還說：
“一張報紙要辦得讓人喜歡看。這是辦報人應該研究的一門學問。《中央日報》連蔣介石都不愛看，老百姓不喜歡，我們的報紙不要辦成《中央日報》，要辦成老百姓喜歡的報紙。”
此時正值春耕時節，許多農民到小城鎮開辟肥源，如果當年在根據地辦報，開展積肥運動早登上報紙頭版頭條了。進了城，這個問題怎么辦？安崗向毛主席請教：
“進城后，城市與農村是不是要并重，不能進了城，就忘了農村，也不能因為農村報道多，不去開辟城市報道。”
毛主席聽了表示贊同，他說：
“進城后，不要忘了農民。要利用城市更好幫助農村解決問題，如肥料、農村人口就業等問題。”
說到肥料問題，毛主席建議在田間地頭搞個養肥的處所，把找到的肥料積攢在里面，用的時候很方便，不用從家里拿了。當時農民剛分了土地，毛主席認為光分了地還不夠，還應該讓農民富起來。
大家談得很隨便。毛主席問得很仔細，從工人、農民、市民、學生、教育界、科技界、文化界、工商界、民主黨派，到國民黨起義人員，都問到了。毛主席正說著話，一位年輕同志撩起門簾走進來，說：
“主席，大軍區的司令員都在等您呢！”
安崗以為毛主席的談話就要結束了，很有些依依不舍，不料毛主席對那位年輕同志說：
“讓他們自己先談吧！”
胡喬木悄聲告訴安崗，那位年輕的同志是毛主席的秘書葉子龍同志。
5點多鐘時，毛主席興致還很高，這時有同志說要準備上晚班，還有人要去參加羅馬尼亞大使館的國慶招待會，就站起來向毛主席告別。毛主席也站起來說：
“你們還有晚上沒事的吧，留下幾個，我們再談一談。”
最后留下了鄧拓、安崗和溫濟澤。毛主席叫來勤務員，說：
“小鬼，你告訴廚房加3個客人的飯。”
公務員提來一個四屜飯盒，其中3個菜，一個湯，一個炒雞蛋似乎專門加的。又拿來一盆飯，一瓶紅葡萄酒。毛主席給每人斟了一杯酒，他說他只能喝一杯，要大家隨便喝。大家舉杯祝毛主席健康，不過都沒有喝干。
安崗記得端上來兩盤紅燒肉，但毛主席沒吃紅燒肉，大家也都沒好意思吃。毛主席吃的是義利甜面包，用手掰著吃，也吃點小菜。
大家邊吃邊談，毛主席問起大家過去的經歷，溫濟澤和鄧拓30年代初期在上海做過地下工作，談起那時在王明“左傾”路線下工作的一些情況。毛主席說當時我們的黨脫離實際，脫離群眾。他從歷史談到教訓說：
“我們現在一定要注意實際，一定要密切聯系群眾。我們進城了，今后要更加注意各方面的人對我們的意見，不僅要注意贊揚我們的意見，擁護我們的意見，更要多聽反面的意見，批評我們的意見，多注意把這些意見，及時反映給中央。”
臨走的時候，毛主席站起來，一一跟大家握手。安崗清楚地記得：“他的手很重，我被他握得很疼，但感覺很好。”
5月5日，毛澤東特派江青持親筆函到張治中家中慰問。
原來張治中和邵力子同是治淮視察團的負責人，他在即將動身前卻病倒了。毛澤東在親筆函中寫道：
文白先生：
來信讀悉。聞病甚念。視察團有邵先生領導也就可以了，您可以安心休養，以期早愈。
即頌痊安！
毛澤東 5月5日
5月7日，毛澤東在譚震林5月1日《關于杭州市逮捕反革命分子情況給華東局轉報毛主席的報告》上作了6個批注：
一、在報告概述杭州市逮捕各類反革命分子情況部分，他在“漢奸75人”后面批道：“有血債及其他引起群眾痛恨的漢奸分子，應當在此次鎮反中解決。”
二、在報告到由于事前準備充分，審批手續嚴格，各方面力量組織得好，逮捕秩序很好，均未抓錯這一段末尾，他批道：“應當這樣慎重地做，有些地方草率從事是錯誤的。”
三、在報告逮捕前后的宣傳動員工作的末尾，他批道：“不做好宣傳工作，不要殺人。”
四、報告談到雖然逮捕和槍決了一批反革命分子，但反革命的堅決分子還在頑強地反抗，已經發生向公安分局打槍、書寫反動標語、制造謠言轉移群眾反特斗爭視線等。對潛伏的反動組織只是開始發現，有了一點線索，還不知是怎么一回事。他批道：“我公安機關對于隱藏的反革命分子的偵察工作，在許多城市都很差，應當在此次鎮反中認真建立這個工作。”
五、在報告吸收黨外人士參加鎮壓反革命工作，審查案卷，核實材料，討論量刑問題這一段末尾，他批道：“各城市均應當這樣做，不要怕麻煩。”
六、報告還談到杭州市確定5月份以鎮壓反革命為中心工作，以工廠工人、學生、居民、農民為發動群眾的主要對象，以小型的控訴會、公審大會作為發動群眾的方式。對文化教育界、宗教界、各民主黨派、工商界有意識地放后一步，而依靠其自己的力量，進行一定的工作。他批道：“這樣做很好。”
接著，毛澤東為轉發譚震林的報告寫了一個批語，他寫道：
各中央局，分局，并轉省委區黨委，大中市委：
譚震林的報告很好，杭州的經驗可在一切尚未這樣做的城市應用。特別是吸收黨外人士參加審查反革命案卷一事，各地必須認真地做，堅決地打破在我們黨內存在著的關門主義和神秘主義。
毛澤東 5月7日
毛澤東又為中共中央轉發華北局關于鎮反問題的指示寫了一個批語，他寫道：
各中央局，分局，并轉省市區黨委，地委：
茲將華北局5月6日關于鎮反問題的指示電轉給你們。中央認為華北局這個指示是完全正確的，各地均應照此施行。茲定于6月1日起全國除現行犯外捕人批準權一律收回到地專一級，殺人批準權一律收回到省級，離省遠者由省級派代表前往辦理。各地一律照此執行。清理積案是目前幾個月內的一個極其艱巨的工作，各地必須調集大批干部，在幾個月內將積案基本處理清楚，整理監獄，組織勞動改造工作。在清理期內，各地除現行犯及由各中央局決定的少數地方外，一律停止捕人，待積案清理完畢后再捕應捕之人。茲定6月1日至9月30日計4個月為清理積案時間，亦即停止捕人時間。在此4個月內，“中層”及“內層”重點審查必須認真進行，有少數要犯須逮捕者須報請中央局批準。
中央 5月7日
5月8日，毛澤東起草了《中央關于對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應大部采取判處死刑緩期執行政策的決定》，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并轉分局，省市區黨委，各大軍區并轉各省軍區，各兵團及志司，并告中央及軍委直屬各部門，各特種兵司，中央政府各黨組：
中央已決定，在共產黨內，在人民解放軍內，在人民政府系統內，在教育界，在工商界，在宗教界，在各民主黨派和各人民團體內清出的反革命分子，除罪不至死應判有期或無期徒刑、或予管制監視者外，凡應殺分子，只殺有血債者，有引起群眾憤恨的其它重大罪行，例如強奸許多婦女、掠奪許多財產者，以及最嚴重地損害國家利益者；其余，一律采取判處死刑、緩期2年執行、在緩刑期內強制勞動、以觀后效的政策。這個政策是一個慎重的政策，可以避免犯錯誤。這個政策可以獲得廣大社會人士的同情。這個政策可以分化反革命勢力，利于徹底消滅反革命。這個政策又保存了大批的勞動力，利于國家的建設事業。因此，這是一個正確的政策。估計在上述黨政軍教經團各界清出來的應殺的反革命分子中，有血債或有其他引起群眾憤恨的罪行或最嚴重的損害國家利益的人只占極少數，大約不過十分之一二，而判處死刑緩期執行的人可能占十分之八九，即可保全十分之八九的死罪分子不殺。他們和農村中的匪首、慣匪、惡霸不同，也和城市的惡霸、匪首、慣匪、大流氓頭及會道門大首領不同，也和某些最嚴重地損害國家利益的特務不同，即沒有引起群眾痛恨的血債或其他重大罪行。他們損害國家利益的程度是嚴重的，但還不是最嚴重的。他們犯有死罪，但群眾未直接受害。如果我們把這些人殺了，群眾是不容易了解的，社會人士是不會十分同情的，又損失了大批的勞動力，又不能起分化敵人的作用，而且我們可能在這個問題上犯錯誤。因此，中央決定對于這樣的一些人，采取判處死刑緩期執行強制勞動以觀后效的政策。如果這些人中有若干人不能改造，繼續為惡，將來仍可以殺，主動權操在我們手里。下面是東北軍區保衛部在軍區系統逮捕第一批204名反革命分子的報告，發給你們閱看，請東北軍區即照上述原則處理。各地黨、政、軍、教、經、團中清出來的反革命分子，請各地均照上述原則處理。其應執行死刑的極少數人（大約占死罪分子的十分之一二），為慎重起見，一律要報請大行政區或大軍區批準。有關統一戰線的重要分子，須報請中央批準。此外，對于農村中的反革命亦只殺那些非殺不能平民憤者，凡人民不要殺的人一律不要殺。其中有些人亦應采取判死緩刑的政策。人民要求殺的人則必須殺掉，以平民憤而利生產。
中央 5月8日
筆者在此需要說明的是，“死緩”這一重要刑名，是毛澤東的首創，在古今中外的法典中前所未有。后來這一刑名被列入了新中國的刑法之中。
5月10日，毛澤東起草了《中央對土地改革業已完成地區的地主參加勞動生產及就業問題的指示》，他寫道：
華東局、西北局、西南局并告中南局：
茲將中南局4月23日關于地主參加勞動問題的電報發給你們，望你們注意處理這個問題。在土地改革業已完成、對地主的斗爭已經相當徹底的地區，領導上應該說服農民主動的向那些表示服從的地主和緩一下，以便爭取多數地主參加勞動，耕種自己所分得的土地，維持自己的生活。對于地主階級中的知識分子或有其它技能，可以從事教書或其它職業者，應允許他們從事其它職業，或分配教書工作給他們。對于確實沒有農業勞動力，而能作生意者，可以允許他們作生意。但對于有勞動力，能從事農業勞動，又無其他職業者，則應強制他們勞動，不允許他們游手好閑以討飯為生。在他們從事農業勞動時，如有實際困難，亦應幫助他們解決。他們的底財，可以允許他們挖出來，投資生產，不再沒收。他們以后生產所得，不論多少，均不再沒收。但他們不論從事什么職業，不論到什么地方，均應加以監視，使其出處明白，行蹤清楚，不得改名換姓，改變成份籍貫，到處鬼混。對于那些狡猾的至今不表示服從而表示頑抗的地主，則應繼續加以斗爭，使他們服從，并在可能時，亦可把他們編成勞役隊強迫他們勞動。在土地改革后，適當地處理地主，是一個很重要的社會問題，望各地加以注意，并將經驗報告中央。
中央 5月10日
接著，毛澤東為轉發廣東軍區黨委關于執行中央鎮反指示的檢討報告寫了一個批語：
各大軍區黨委會，并轉各省軍區及各行署軍區黨委會：
直到今天為止，關于各省軍區和各行署軍區黨委會向軍委作鎮反工作的報告的還很少。我們要求每個區省級軍區（包括各行署軍區）黨委會必須一律向軍委作此項報告一次，限于7月1日以前交齊，由各大軍區政治部主任負責督促。屆時不交報告者，將受到通令批評。下面是廣東軍區黨委會的報告。這個報告揭發了很多極端嚴重的現象，認真負責地處理了自己的問題，特發你們參考，并予通令表揚。
毛澤東 5月10日
5月11日，毛澤東為中央起草《關于在新區組織和建立供銷合作社問題的指示》：
各中央局并轉分局、省委、大中市委、區黨委：
茲將中南局4月4日關于新區組織合作社問題的電報發給你們參考。中南局在這個電報中提出了新區一個迫切的問題，就是鄉村受土改影響，地主富農已不敢也無力經營土產運銷，私營下層商業倒閉，有很大破壞，而國營貿易也無力全部解決土產運銷的問題，因此，農民土產品銷不出。農民在貿易上第一個要求是把土產賣出去，甚至不大注意出賣土產的價錢。在此情形下，唯一可想的辦法，就是由黨和政府及農民協會領導群眾組織起來，自己想辦法來推銷土產，并換回農民所需要的物品。這就是領導農民組織合作社以推銷土產的辦法。目前在新區除盡力建立國營貿易并組織私商來推銷土產外，組織農民群眾的合作社來推銷土產，已成為迫不及待的一個辦法。應放手地普遍地在推銷土產的基本要求之下來組織新區農村合作社，而不必過分小心，束手束腳，使農民的困難不能解決。為此，中南局4月4日電報中所提出的辦法，基本上是正確的。但其中有些說法是不妥當的，例如：“三分社會七分資本”等。望各地加以考慮，并立即試辦。如可普遍推廣，應立即予以推廣，以便能及時地解決農民的問題。同時，為了使新區合作社組織不致太亂，并避免過多的失敗起見，特提出以下各項原則，望各地注意掌握：
一、農村合作社在黨的區委領導下以集鎮為基點建立基層社，在較遠鄉村設立分店。
二、合作社以推銷土產為主要任務，在土產推銷之后，再購回社員所需要的物品賣給社員，而不要將資金和人力用在其他經營上，忽視土產的推銷。并須特別注意為那些滯銷的土產品打開銷路。即使經銷這些土產品沒有多的利潤，亦應盡力經營，而不要只注意在那些行銷的土產品上去與人競銷。為了使這個目的明朗起見，合作社的名稱在最初甚至可定為土產推銷合作社，而不要定為供銷合作社。
三、合作社股金，由需要推銷土產者自愿交納，并可用土產品交納，要推銷的土產品多者多交，少者少交，無土產品可銷只購買消費品者可更少交，可分數等，由社員民主決定每等最低限額，但愿多交股金者，可以不加限制。
四、合作社盈余分配，暫時亦可只分兩部分：即公積金和股金分紅。其余社員福利基金、文化教育費等暫時可不要，以后再說。如此，股金分紅亦可提高到盈余的40%至50%，公積金占50%至60%。
五、土產品在本地推銷，基層合作社可以自辦，但遠地推銷必須依靠省縣合作社或國營貿易機關。因此，必須建立省縣合作社才能為土產打開遠地銷路。為此，基層合作社的股金和公積金必須提一部分交省縣合作社作為遠地經營土產的資金，交多少可由下級社民主決定。同時，為了經營土產品的大批遠地推銷，上級與下級合作社的資金和國營土產公司的資金可以互相調配統一使用。
六、為了補助資金缺少的困難，對土產品應多作代銷、賒銷、定銷，少作現銷。特別對滯銷的土產品應該如此。賒銷與現銷比例，由合作社和社員自由議定。
七、合作社在掌握土產品后，出賣土產品應依照下列原則：1、國家及合作社需要的、在市場上缺少的物資，應優先賣給國家及合作社，并須降低利潤若干賣給國家及合作社（無利潤或利潤太少者不降低），不得高抬價格，優先賣給私商。2、國家及合作社不需要或要不了的物資，可以向市場推銷并賣給私商。并可設立批發的及零售的銷售店進行廣泛的推銷。為了便利推銷，減低成本，伸長銷路，可以有計劃地開設加工工廠，并可用租賃、合營、代加工等辦法利用私人的工廠、工具和技術。
八、合作社不要兼辦信貸業務，農村信貸將來應由銀行領導辦理。中央已另有通知。又為了使合作社業務不脫離群眾起見，應堅決反對合作社去經營那些與推銷土產和供給社員必需品毫無關系的而只是單純的以賺取利潤為目的的市場交易。
掌握以上各項原則去經營合作社的業務，同時又注意合作社組織上的民主生活（每個社員一個表決權），就不會使合作社走到錯誤的路上去，而且也不能把這些辦法看作是資本主義路線。因為資本主義的商業經營的唯一目的，是追逐利潤。而這種合作社商業經營的目的，則是為了推銷土產并換回社縣的必需品，它雖然也有利潤，但追逐利潤并不是它的目的，就是說，它對于那些利潤不高甚至沒有利潤但社員迫切需要的土產推銷，它也要去經營，而對于那些雖有高的利潤但對社員土產推銷和必需品供給無關的交易，也不要化費資金和人力去經營。這就已經脫離了資本主義經營的路線。因為它在根本上不以追逐紅利為主要目的，股金分紅的比例稍大一些，也不改變合作社的根本性質。望各地根據以上各項試辦，并將意見和經驗報告我們。
中央 5月11日
5月15日，第3次全國公安會議通過了一個經毛澤東審閱修改的關于鎮反工作的決議。
此前，公安部為貫徹落實毛澤東5月7日批示和5月8日起草的《決定》，于5月10日在北京召開第3次全國公安會議，5月15日通過了會議決議草案，并報請毛澤東審批。
毛澤東在《決議》草案中加寫了幾段話，主要有：
“全國各地已經實行的有效的工作路線，是黨的群眾路線。這就是：黨委領導，全黨動員，群眾動員，吸收各民主黨派及各界人士參加，統一計劃，統一行動，嚴格地審查捕人和殺人的名單，注意各個時期的斗爭策略，廣泛進行宣傳教育工作（召開各種代表會，干部會，座談會，群眾會，在會上舉行苦主控訴，展覽罪證，利用電影、幻燈、戲曲、報紙、小冊子和傳單作宣傳，做到家喻戶曉，人人明白），打破關門主義和神秘主義，堅決反對草率從事的偏向。”
“關于殺反革命的數字，必須控制在一定比例以內。……凡介在可捕可不捕之間的人一定不要捕，如果捕了就是犯錯誤；凡介在可殺可不殺之間的人一定不要殺，如果殺了就是犯錯誤。”
“決定從6月1日起，全國一切地方，包括那些至今仍然殺人甚少的地方在內，將捕人批準權一律收回到地委專署一級，將殺人批準權一律收回到省一級，離省遠者由省級派代表前往處理。任何地方不得要求改變此項決定。”
接著，毛澤東為轉發察哈爾省萬全縣鎮壓反革命經驗報告寫了一個批語，他寫道：
各中央局，并即轉分局，省委，區黨委，大中市委，地委，并請各地委將此件一直轉發到縣委和小城市的市委：
茲將萬全縣的經驗通報給你們，請你們仿照辦理。
全國各縣市的鎮壓反革命工作是如何進行的，是否向群眾大張旗鼓地做了宣傳，是否舉行了群眾的控訴會，群眾的反映如何，請每個縣委書記和市委書記（除已寫的市）都向我寫一個報告，交地委和省委轉送給我。我希望全國二千余縣委和市委的書記同志都和我直接通信一次。這些通信收齊后將發一通報，其中最好的經驗將如萬全縣一樣轉發各地作參考。
毛澤東 5月15日
毛澤東又為轉發中南局關于糾正鎮反中關門主義傾向的指示寫了一個批語：
各中央局，并轉分局，省委，區黨委，大中市委及地委：
茲將中南局5月12日的指示電發給你們，請仿照辦理。中央公安部正在組織15個視察組，每組3人，分赴華東、中南、西南、西北、東北各省區檢查鎮反工作，定于6月16日由北京出發。請你們即派若干視察組先去各縣市實行檢查，迅速糾正已經存在的缺點和錯誤。特別是中南方面殺人最多，宣傳最少，極不相稱，存在著很大的關門主義傾向，必須立即糾正。從中南局5月12日的電報看來，中央和中南局歷次指示在漢口這樣的地方并未實行，等于說空話，必須立即派人下去檢查，問明責任，糾正錯誤，不可一刻延緩。
此電請你們一直轉發至地委，并請迅速轉去。
毛澤東 5月15日
毛澤東還為轉發4軍黨委關于鎮反工作總結報告寫了一個批語，他寫道：
各大軍區首長并告志司首長：
茲將4軍黨委對于鎮反工作的總結報告轉發給你們參考，請你們責成你們的政治部負責督促所屬各軍，除已作總結報告者外，一律作一次總結報告。拖延不報者應去電催促。
毛澤東 5月15日
5月15日這一天，邵力子率領各民主黨派及中央有關各部委負責人共32人，組成“中央治淮視察團”，分赴皖北、河南、蘇北3省工地和南京、上海、海寧等地視察。
此前，毛澤東為了支持邵力子的工作，特意親筆題寫了“一定要把淮河治好”幾個大字，邵力子命人把毛澤東的題詞標在4面錦旗上，準備把這4面錦旗分別贈送給豫皖蘇3省及治淮委員會。邵力子說，我們走到哪里，就讓它飄到哪里。
當邵力子來到淮河岸邊的時候，眼前依然是疏落的荒村，歪歪斜斜的泥搭茅屋，解放的歡欣并不能沖洗淮河兩岸鄉親們臉上的菜色，穿著襤褸衣服的老人和孩子們，在陽光下曝曬著嶙峋瘦骨，婦女們黑色的眼珠中，也缺少那本來應有的閃亮的神采，勞動熱情高漲的千千萬萬民工們，吃的是野菜粗糧，喝的是稀湯。望著這一切，邵力子的心也像淮河的水一樣翻滾了起來，他深感人民太苦了，建國的任務繁重啊！他的耳邊又響起了毛澤東在1950年深秋對他和傅作義所說的話。是啊，一定要把淮河治好！主席提出要根治淮河，太及時啦！
邵力子在安徽的治淮工地上，恭恭敬敬地把毛澤東題寫的錦旗，獻給了那些勇敢的治淮英雄們。他廣泛地接觸群眾，慰問民工，聽取意見，勉勵大家，盡力幫助解決困難。就這樣，這位70多歲的老人，奉毛澤東之命，行程6783公里，歷時52天，踏遍了淮河兩岸的山山水水、大小城鄉。
且說5月15日晚，一道紅色電波劃過長空，從北京傳到了韶山。只見電報中寫道：
王淑蘭同志：
5月9日來信收悉，歡迎文澗泉、文運昌兩兄弟來京一敘，請持此電去湖南省委統一戰線部見劉道衡同志，請他為兩位文先生購買兩張快車頭等火車票，并請給路上用費，即可來京。
毛澤東 5月15日
第2天上午，王淑蘭派人前往唐家圫告知文澗泉、文運昌。唐家圫的親友們欣喜若狂，文澗泉、文運昌立即整裝出發，趕往韶山招待所。
5月16日，美國總統杜魯門因在朝鮮戰場上用軍事手段解決問題無望，便和國務卿艾奇遜作出了“通過停戰談判結束敵對行為”的決策，準備與中朝兩國進行停戰談判。
艾奇遜找到蘇聯問題專家喬治·凱南，讓他通過蘇聯駐聯合國代表馬立克傳信給中朝方面：美國準備以任何方式與中國共產黨人會面，討論結束朝鮮戰爭問題。
5月16日下午，毛澤東看了戚本禹起草的秘書室工作報告，就必須重視人民來信問題在給各級黨委和各級政府的指示中寫道：
各中央局，并轉分局、省委、區黨委、市委、地委、縣委；各大行政區、各省市區、各專區、各縣人民政府的黨組，并告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門的黨組：
必須重視人民的通信，要給人民來信以恰當的處理，滿足群眾的正當要求，要把這件事看成是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加強和人民聯系的一種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輕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義的態度。如果人民來信很多，本人處理困難，應設立適當人數的專門機關或專門的人，處理這些信件。如果來信不多，本人或秘書能夠處理，則不要另設專人。下面是專門處理人民給我來信的秘書室關于處理今年頭3個月信件工作的報告，發給你們參考，我認為這個報告的觀點是正確的。
毛澤東 5月16日
接著，毛澤東起草關于將捕人殺人的批準權一律提高一級給鄧子恢等人的指示電：
子恢同志，并告饒、鄧、習：
5月11日電收到。為了不使步驟混亂難于掌握（目前中南、西南兩區已有難于掌握的形勢，必須嚴重注意），捕人殺人的批準權必須一律提高一級，不許有例外。在土改區可由省派代表至專區，由專區派代表至縣，掌握材料，用電話向專區請示批準捕人，向省請示批準殺人，這樣對于捕殺少數人仍是便利的。
毛澤東 5月16日
5月15日、16日，《人民日報》按照毛澤東的指示，連續轉載了《文藝報》5月10日刊登的一篇批判電影《武訓傳》的文章——楊耳所撰寫的《陶行知先生表揚“武訓精神”有積極作用么?》；《人民日報》并加了編者按，號召文藝界對《武訓傳》進行深入討論。
原來早在4月下旬，文藝界出現的有關電影《武訓傳》的爭論，已經引起了毛澤東的嚴重注意。他觀看了這部影片，感覺《武訓傳》的上映以及對武訓的大肆渲染，說明在舊知識分子的頭腦中仍然殘存著封建主義思想流毒。他便問江青：
“這部影片的腳本，你看過嗎？”
江青回答說：
“沒有，他們拍什么片子是從來不讓我參加會議審查的。周揚、夏衍、田漢這些人霸道得很呢！對武訓這個人，我小的時候聽說過，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他們夸大了。”
毛澤東說：
“提倡什么‘武訓精神’，難道他比共產黨還要高明嗎？這部電影提出的問題是帶有根本性質的問題，要注意了。我看你還是研究一下這部影片，然后準備寫文章。”
江青遵照毛澤東的指示，對《武訓傳》劇本和影片進行了認真研究。她找到周揚說：
“《武訓傳》是一部宣傳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影片，應該進行批判。”
江青并沒有說明這是毛澤東的意思。周揚聽罷，不以為然，他以為是江青在挑刺，便說：
“你這個人啊！有點改良主義也沒有什么了不起的嘛！”
毛澤東聽了江青的匯報，這才不得不指示《人民日報》轉載楊耳的文章并加上編者按。
《武訓傳》究竟是一部什么樣的影片呢？說來話長，這部電影是由孫瑜根據歷史人物武訓行乞興學的事跡編導、由趙丹主演的一部傳記片。影片的主人公武訓，是山東堂邑人，排行老七，故名武七，綽號“豆沫”，生于1838年，卒于1896年。后來，他名字中的“訓”字，是清政府在其死后為表彰他“行乞興學”而賜給的，意在“為天下后世訓”。
武訓出身于貧苦農民家庭，幼年喪父，隨母流浪乞討。稍長，他曾給地主扛活，后一直行乞。年青的武訓在扛活和行乞的困苦生活中，十分羨慕富家子弟進學堂念書，有時到私塾學堂附近逗留、觀望，往往招來欺凌、侮辱和被驅逐。由此他以為沒文化是受苦受難的根由，便決心行乞興學，好讓窮人孩子們都能上學讀書，免受富人的欺壓。他為了攢錢“興義學”，討得富人的施舍，便裝出笑臉，任人拳打腳踢，豎蜻蜓逗人樂，學狗爬任人騎，表演喝臟水、吃屎尿、吞蛇蝎，以博富人的圍觀、取樂。只要能討到錢，什么屈辱都能忍受。這樣積蓄下來的錢，一分也舍不得花，全部委托地主給他放高利貸，購置土地，租給農民。30年的行乞生活和放債、收租，終于攢下了一筆錢，辦起了3所義學。他的“行乞興學”，受到封建統治者的嘉獎，死后被稱為“義乞”、“乞圣”。
導演孫瑜在談到編導電影《武訓傳》起因時說：“遠在1944年的夏天，陶行知先生在重慶北溫泉送給我一本《武訓先生畫傳》，武訓行乞興學的故事深深地感動了我，于是就改編成了和現在大致相同的《武訓傳》電影劇本。”
這部影片自1948年夏開機拍攝，后因淮海戰役正酣，南京岌岌可危，制片廠經費困難，被迫停機。1949年2月，上海昆侖公司買來了《武訓傳》的拍攝權和部分膠片。全國解放后，上海市文化局和藝術界認為《武訓傳》仍有拍攝價值，腳本由編導者作了部分修改，在1950年12月由昆侖公司完成拍攝，1951年初先后在上海、南京、北京、天津和全國各城市放映。僅兩三個月間，北京各界觀眾就多達13萬人次左右，絕大部分人都為武訓“行乞興學”的“奇行”所癡迷。在此期間，各種報刊上發表了許多評介文章，大都肯定了武訓和影片《武訓傳》，說電影《武訓傳》是一部富有教育意義的好電影。這些文章還頌揚說，武訓是中國歷史上偉大的勞動人民企圖使本階級從文化上翻身的一面旗幟，是為人民服務的革命者，是人民的戰斗英雄和勞動模范；武訓堅韌不拔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崇高精神和行為，是永垂不朽的，是值得學習的榜樣；武訓興學之革命意義，和太平天國那樣的革命有某種相同之處——都是為了勞動人民的解放，只不過是一個重在革命武裝，一個重在普及文化教育而已；武訓是一個勞動人民的偉大典型；武訓這種忘我精神，為廣大貧苦階級服務的精神，任何人都會深深地受到感動。
據不完全統計，從1950年12月30日至1951年3月下旬，上海的《大公報》、《文匯報》、《新聞日報》、《新民晚報》，北京的《光明日報》、《工人日報》、《大眾電影》、《北京文藝》，天津的《天津日報》、《進步日報》等報刊，發表贊揚或者肯定武訓和電影《武訓傳》的文章，有30余篇。《大眾電影》還把《武訓傳》列為1950年10部最佳國產影片之一。與《武訓傳》放映的同時，1951年還出版了3本關于武訓的書，一本是孫瑜的電影小說《武訓傳》；一本是由李士釗編寫、孫之雋繪畫的《武訓畫傳》；一本是由柏水撰寫的章回小說《千古奇丐》。這些書同樣受到了贊揚。郭沫若也曾為《武訓畫傳》題了封面，作了序言。
直到1951年3月底，文壇上才開始出現了對《武訓傳》的不同意見。而對《武訓傳》的嚴肅批判，則是賈霽在4月下旬打響的第一炮。
文藝界對文藝作品的討論和批判，并非自此始。早在1951年1月，以陸定一為部長、周揚為副部長的中宣部就開始抓批判工作：1月10日，《文藝報》載文批判了3部作品，即《憤怒的火箭》、《驢大夫》和《不拿槍的敵人》。2月10日，《文藝報》刊載陳企霞的文章，批判碧野的長篇小說《我們的力量是無敵的》。4月間，各種報刊對電影《榮譽屬于誰》，展開了批判。
4月25日《文藝報》第4卷第1期發表的賈霽的文章——《不足為訓的武訓》，說武訓和《武訓傳》對于歷史以至于今天，沒有任何意義和價值，武訓的行為是不值得贊揚歌頌的。
5月10日，《文藝報》又在第4卷第2期發表了鄧友梅的《關于武訓的一些材料》和楊耳的《陶行知先生表揚“武訓精神”有積極作用么?》一文。楊耳在文章中說：陶行知先生在蔣介石反動統治下表揚“武訓精神”，沒有什么“積極作用”，“在某種意義上說，在反動統治下宣揚‘武訓精神’，比起今天人民取得了政權之后宣揚‘武訓精神’，它的危害決不可能更小些。相反，倒不如說是可能更大些。因為，在反動統治下面宣揚‘武訓精神’，就會更直接的‘降低和腐蝕群眾的文化和政治上的戰斗力’，那不更加是不應該的嗎?”
但總的來看，此時的文藝界對電影《武訓傳》還是一片贊美和歌頌之聲，持否定意見的文章只是少數。這便是毛澤東指示《人民日報》轉載楊耳文章的另一個重要原因。
5月20日，經過毛澤東審閱修改的《人民日報》社論《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刊登在《人民日報》頭版顯著的位置上。
《人民日報》為批判一部電影而發表社論，這還是頭一遭。毛澤東在社論中加寫了許多重要內容，構成了這篇社論的主題。他寫道：
“《武訓傳》所提出的問題帶有根本的性質。像武訓那樣的人，處在清朝末年中國人民反對外國侵略者和反對國內的反動封建統治者的偉大斗爭的時代，根本不去觸動封建經濟基礎及其上層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熱地宣傳封建文化，并為了取得自己所沒有的宣傳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對反動的封建統治者竭盡奴顏婢膝的能事，這種丑惡的行為，難道是我們所應當歌頌的嗎？向著人民群眾歌頌這種丑惡的行為，甚至打出‘為人民服務’的革命旗號來歌頌，甚至用革命的農民斗爭的失敗作為反襯來歌頌，這難道是我們所能夠容忍的嗎？承認或者容忍這種歌頌，就是承認或者容忍污蔑農民革命斗爭，污蔑中國歷史，污蔑中國民族的反動宣傳為正當的宣傳。
電影《武訓傳》的出現，特別是對于武訓和電影《武訓傳》的歌頌竟至如此之多，說明了我國文化界的思想混亂達到了何等的程度！
在許多作者看來，歷史的發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舊事物，而是以種種努力去保持舊事物使它得以免于死亡；不是以階級斗爭去推翻應當推翻的反動的封建統治者，而是像武訓那樣否定被壓迫人民的階級斗爭，向反動的封建統治者投降。我們的作者們不去研究過去歷史中壓迫中國人民的敵人是些什么人，向這些敵人投降并為他們服務的人是否有值得稱贊的地方。我們的作者們也不去研究自從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的一百多年中，中國發生了一些什么向著舊的社會經濟形態及其上層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爭的新的社會經濟形態，新的階級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決定什么東西是應當稱贊或歌頌的，什么東西是不應當稱贊或歌頌的，什么東西是應當反對的。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號稱學得了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員。他們學得了社會發展史——歷史唯物論，但是一遇到具體的歷史事件，具體的歷史人物（如像武訓），具體的反歷史的思想（如像電影《武訓傳》及其它關于武訓的著作），就喪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則竟至向這種反動思想投降。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侵入了戰斗的共產黨，這難道不是事實嗎？一些共產黨員自稱已經學得的馬克思主義，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為了上述種種緣故，應當開展關于電影《武訓傳》及其它有關武訓的著作和論文的討論，求得徹底地澄清在這個問題上的混亂思想。”
毛澤東在這篇社論中還開列了一個長長的名單，點出了43篇贊揚武訓和《武訓傳》的文章及其48位作者，為開展大批判樹立了箭靶。
毛澤東這一尖銳地批評，同他在1942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所闡述的文藝方針是完全一致的，即要求革命作家用歷史唯物主義和階級分析方法去描寫人和社會矛盾，要求革命文藝必須隨著時代的前進而前進，革命作家必須和新的時代相結合寫出新人物，新世界。
毛澤東在這篇社論中的措辭激烈，批評尖銳，對電影《武訓傳》的編導、演員和頌揚武訓及《武訓傳》的人們是一個巨大的震動，使人們感到事態的嚴重性。
這一天，《人民日報》還在“黨的生活”專欄上刊發了《共產黨員應當參加關于<武訓傳>的批判》的短評。短評中說：
“每個看過這部電影或看過歌頌武訓的論文的共產黨員，都不應對這樣重要的思想政治問題保持沉默，都應當積極起來自覺的同錯誤思想進行斗爭。如果自己犯過歌頌武訓的錯誤，就應當作嚴肅的公開的自我批評。擔任文藝工作、教育工作和宣傳工作的黨員干部，特別是與武訓和《武訓傳》及其評論有關的北京、上海、天津、山東、平原等地文化界的干部，尤其應當自覺地熱烈地參加這一場原則性的思想斗爭，并按照具體情況作出適當的結論。”
此后，中央文化部、教育部，中共上海市委，紛紛發出通知，號召批判《武訓傳》。昆侖影業公司立即通電全國，停止放映《武訓傳》。全國掀起了一場對武訓和電影《武訓傳》的群眾性的討論和批判運動。這次討論和批判，集中在3個問題上：
一、武訓是什么樣的人物？二、《武訓傳》是什么樣的影片？三、歌頌武訓和《武訓傳》是什么思想？
批判者認為，武訓不是什么“勞動人民的典型代表”，他是封建統治的維護者，封建制度的崇拜者，封建道德的支持者。歷代反動派表彰武訓，是想老百姓都像武訓那樣服服貼貼當“順民”，不惹是生非，不犯上作亂。這樣的歷史人物是不值得人民歌頌和學習的。
于是，原本為《武訓傳》叫過好的《大眾電影》編輯部以及戴白韜、梅朵等人，紛紛登報公開檢討。電影《武訓傳》的編導孫瑜、主演趙丹，也作了檢討。郭沫若也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聯系著武訓批判的自我檢查》一文。
然而，此時的周揚卻依然說：“武訓這個人，究竟有沒有進步意義，不能武斷地下結論，要聽聽群眾的意見，要請示少奇同志，要做調查研究，不能急躁魯莽。”
胡喬木也說：“《武訓傳》本質上是好的，革命的，不能采取一棍子打死的態度。真理究竟在誰手里，現在下結論還為時尚早。”
毛澤東沒有想到批判《武訓傳》的阻力竟然會有這么大，他說：
“看到了吧，有人還想秋后算賬呢。那好，通知有關部門，進行調查研究，現在就把這個問題來一個徹底解決，看看到底武訓是一個什么樣的人？到底值不值得如此歌頌？”
欲知批判《武訓傳》的問題能否徹底解決？請慢慢往下看。
東方翁曰：一提到“文化革命”，人們就會聯想到毛澤東在上個世紀中期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其實，有很多人不知道，“文化革命”是毛澤東一生都在不斷地追求的一個革命目標。由于種種原因，他在“文化革命”方面的活動不得不時斷時續。本傳前面講到的他在年輕時創辦《湘江評論》等報刊及其發表的有關方面的重要文章，便是他“文化革命”的初期活動，而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及其前前后后的活動，以及這次批判《武訓傳》，后來在1954年又批判電影《清宮秘史》等等活動，又何嘗不是“文化革命”呢？！遺憾的是，在毛澤東逝世后，封資修文化又借尸還魂、死灰復燃，其泛濫程度比起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都有過之而無不及，這正說明了新舊文化之間的斗爭尚未有窮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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