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要獲得財政經濟情況的根本好轉，需要3個條件，即：1、土地改革的
完成；2、現有工商業的合理調整；3、國家機構所需經費的大量節減。要
爭取這3個條件，需要相當的時間，大約需要3年時間，或者還要多一點。
全黨和全國人民均應為創造這3個條件而努力奮斗。”
話說1950年5月中旬的一天，一名衛士抱著一些禮品和信件走進毛澤東的辦公室，把東西小心地放在桌子上，高興地說：
“主席，你看這是什么？”
毛澤東打量著桌子上的禮品和信件，小聲數著：
“兩只火腿，兩只板鴨，一大包海米……”
他嚴肅地交代說：
“信，我收下，這些禮品交給楊尚昆主任處理。”
衛士說：
“不行，這是楊主任交給我的任務……”
就在這時，另一個衛士也提了一個袋子走進來，說：
“主席，這是楊主任剛才要我轉交給你的。”
毛澤東生氣了，說道：
“今天，你們這個楊主任怎么啦？是不是有意讓我違犯黨的紀律啊！”
“楊主任不是這個意思，這個口袋非你處理不行，請你先看信，后做處理。”
“不看！一并退給楊主任。”
“主席，這封信你不能不看。”一腳踏進門來的楊尚昆說著走近毛澤東，又說：“否則，我們怎么向這位吃了一輩子苦的婦女交代啊！”
“怎么回事？”
毛澤東疑惑地問。楊尚昆從那個袋子里取出一條毛圍巾，一雙毛手套，還有一封信。他把信放在毛澤東面前，說：
“主席，你看了她寫給你的信，就明白了。”
說罷，他轉身出去了。毛澤東打開信，只見上面寫著：
“我出身河北省薊縣一個貧農家庭，家中無地，租種地主的地，一年到頭除去交租所剩無幾。父親得了肺病，還得下地，做小販，不夠吃，我每天都得去挖野菜，一過年節，父親只有外出躲債。一家11口人，病死饑死了9口，只剩下我和母親。以后，我娘兒倆來到北平，給人養兔子，紡線，過著受剝削的生活。日本鬼子的侵略，國民黨反動派的統治，殺人放火，無惡不作，米價一天3漲，生活沒有保證，日子實在難熬啊！
毛主席、共產黨領導人民鬧革命，北京解放了。人民的領袖毛主席1949年春進了北京，10月1日在天安門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我的心里高興極了，那一天我代表著街道居民參加了慶祝游行，幸福地第一次看到了毛主席，幸福得流下了眼淚。天氣漸漸冷了，我想著毛主席冷，就動手剪下自己養的兔子毛和以前收著的一些紡成線，織成一條圍巾和一雙手套。要把這一自己的勞動成果作為禮物獻給毛主席。”
毛澤東看罷署名為張秀清的來信，站了起來，捧起那條毛圍巾和毛手套有些激動了，看著看著，兩眼漸漸濕潤了，感嘆道：
“這是老百姓一針一線織成的啊，這是老百姓熱愛共產黨的一顆心啊！”
他穩定了一下情緒，指著先前那些火腿等禮品，問衛士：
“這包東西是誰轉來的？”
衛士說：
“楊主任告訴我，這是文物局副局長王冶秋同志轉來的。”
“信收下，圍巾和手套也收下。”毛澤東用低沉的聲音交代說：“請你把火腿、板鴨、海米交給楊主任，說這些東西作為禮品回贈給張秀清這位女工。由王冶秋或鄭振鐸去辦這件事。”
衛士按照他的吩咐，包好東西，準備往外走。毛澤東叫住他，又說：
“不要走，我要給這位女工回封感謝信呀！”
他隨手提起筆寫道：
張秀清女士：
去年冬承惠珍品，極為感謝。茲有薄物數件奉上，尚祈哂納為幸。
毛澤東
后來在5月21日，文化部文物局局長鄭振鐸在北海團城接見了張秀清，握著她的手說：
“你送給毛主席的禮物，毛主席收到了，主席很高興，并讓我問候你身體好！”
他又指著桌子上的東西說：
“這是毛主席送給你的，還有這封親筆信。”
張秀清捧著信，看看桌子上放著的禮品，激動得流下了眼淚，她說：
“請您轉達我祝毛主席身體健康。”
鄭振鐸說：
“主席的信讓我們收藏吧！”
張秀清說：
“不給，我舍不得！你們分享毛主席送的東西吧。”
5月16日，毛澤東給周自娛的第3個兒子周起鶚回了一封信。
周起鶚，1907年出生于長沙，他在國民革命軍第6軍參加過北伐戰爭，蔣介石政變后解甲歸田。湖南和平解放后，他進入西南軍政大學學習，后來畢業后，被分配到湖南農業廳工作。他在信中打聽1940年從長沙去延安的姑母周文楠的下落，并要求調動自己的工作。毛澤東在回信中寫道：
起鶚先生：
去年10月來信收到，甚為感謝，菊年現名周文楠，在沈陽人民法院工作。先生仍以在現地工作為好，雖不過意，猶勝于失職者，尚以安心從事，然后徐圖改進。
此復即祝康吉
毛澤東
5月18日，毛澤東為中央軍委起草關于“海南島及沿海諸島占領后的處置方法”給廣東軍區等的指示電，他寫道：
廣東軍區，15兵團，并告中南軍區：
據粟裕同志5月16日致7兵團關于占領舟山群島后的處置稱：“所有各島敵之機場、碼頭、倉庫、軍營及各種交通、各種建筑設備，應妥為全部看管。特別敵海岸前沿陣地工事，副防御設備，及縱深要點工事，應指派專門部隊警備看管，不準破壞。發現群眾乘隙拆毀破壞各種建筑設備，應予以防范制止，并動員說服服從我軍各項規定。至匪軍侵犯群眾利益，搬用木料磚石，修筑工事等，亦需說服他們，暫時忍耐，待秩序恢復，經我軍許可后，再作處理”等語，我們認為這一處置是正確的。海南島、廣東臨海中的各島及沿海岸線亦應照此處置。過去你們是如何處理的，望告。
軍委 5月18日
5月19日，人民解放軍第3野戰軍由孫繼先等指揮第7兵團解放了舟山群島，殲敵1.2萬人。
舟山群島戰役發起于1949年8月，人民解放軍逐步攻占了渤海灣的長山列島和閩南的東山島，最后攻占了舟山群島。至此，除臺灣和澎湖、金門、馬祖島嶼外，華東地區全部為人民解放軍占領。爾后，人民解放軍第3野戰軍成立了以粟裕為總指揮的前線指揮部，投入了3個兵團、12個軍，共50萬人的兵力，并一部分海軍、空軍，開始了渡海作戰的全面準備工作，計劃在1951年春夏之交實施渡海作戰，解放臺灣。
5月20日下午，田家英將一份公文放在毛澤東的寫字臺上，說是沈陽市政府報來的一份文件。毛澤東放下手中的筆問道：
“沈陽市政府有什么大事啊，為什么一定要報給我呢？”
田家英說：
“是這樣的，沈陽市5月11日各界人民代表會議決定：為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在市中心修建一座紀念塔。”
毛澤東說：
“像這樣的事，他們自己就可決定嘛！大不了，再報給東北局書記高崗同志就解決了嘛。”
田家英說：
“主席，您還不知道，他們要在這座紀念塔上，鑄上一座主席您的銅像。”
“什么？他們要在紀念塔上鑄上我的銅像？”
“對！他們在報告上提出：請攝影家代攝主席的八寸站像四幅，寄給他們。”
毛澤東有些生氣地說：
“一幅也不給！”
說著，他打開這份公文報告，一邊看一邊用毛筆批示，在“修建開國紀念塔”旁批道：“這是可以的”；在“鑄毛主席像”旁批道：“只有諷刺意義”；在報告的上端大筆一揮，寫下：“鑄銅像影響不好，故不應鑄。”
毛澤東寫罷，嚴肅地說道：
“原件退回！告訴有關部門，這是違反七屆二中全會精神的，今后，誰再做這類事情，要通報批評！”
5月20日晚，毛澤東致電饒漱石并告鄧子恢等人，他在電文中寫道：
饒漱石同志并告子恢，小平，德懷，高崗：
一、你托廖魯言帶回的口頭意見已收到，都是對的。其中說中央及中財委的政策方案都是正確的，但中央的業務機關分配給地方的具體任務與工作布置有很多太重行不通，是指一些什么事，請列舉具體內容電告以便糾正。（二、文選編輯者略去——筆者注）
三、嗣后凡有中央業務機關規定任務方案在地方上窒礙難行者，請各區負責同志一經發現立即電告以便改正。
四、各中央局主要負責同志必須親自抓緊財政、金融、經濟工作，各中央局會議必須經常討論財經工作，不得以為只是財經業務機關的工作而稍有放松，各分局、大市委、省委、區黨委亦是如此。中央政治局現在幾乎每次會議都要討論財經工作。
五、此電請轉分局，各大市委、省委、區黨委。
毛澤東 5月20日
5月21日，毛澤東為中央起草《關于發展和鞏固黨的組織的指示》，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分局、各軍區黨委并轉各級黨委：
一、隨著革命戰爭的勝利發展，一年來黨的組織也有很大的發展。據1949年年終統計，全國黨員總數已達450萬人以上，去年一年內即發展新黨員140萬人左右。在黨的發展中，一般都注意了工人成份，注意了公開發展，有的并且注意了在各種斗爭中吸收優秀的分子，所以獲得了一定的成績。
二、但一年來黨的發展工作是有嚴重缺點的。一般地說，當條件不成熟或不完全成熟時，即開始了實際上是大量發展的行動，因而沒有保證新發展黨員一定的質量。有的則不適當地實行“自報公議黨批準”的建黨方法，放棄了黨的領導。有的則因為黨與群眾的關系上存在著關門主義，而錯誤地認為在黨員的發展工作上也存在著關門主義，并強調提出反對關門主義，其結果是將一些不夠黨員起碼條件或不完全具備黨員條件的人吸收到黨內來，把黨員降低到一般群眾的水平。
三、由于中國革命已經在基本上獲得了勝利，我黨已成為全國人民所公認的領導政黨，由于5年來黨的發展已增加了黨員330萬人，其中很多人的思想作風極為不純，還沒有來得及給以有計劃的教育訓練，這就使目前黨的發展工作，必須采取嚴格審查的方針和穩步前進的辦法。
四、今后發展黨的重點，應放在城市中，首先是工人階級，在3年到5年內要從產業工人中接收三分之一的人入黨。這一任務，在今天全國勝利的條件下，是可能與必要完成的。但必須有一定的步驟，而且要作許多工作。首先要加強職工會及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的組織與教育工作，待工人群眾的政治覺悟提高到一定的程度，才能大量的、但同時又是經過個別審查的進行發展黨的工作。在這以前，應該是也只能是審慎的、負責的個別接收。
五、為了保證無產階級成份在黨內有一定的比例，今后對農民黨員的發展，應加以限制。在老區，黨的發展一般地已達到了人口的3%至5%，還有若干縣份甚至到7%至10%，因此，今后的任務不是繼續發展，而是如何加強黨的教育和調整黨的組織問題。即是說，在長期的教育工作中逐漸地把目前覺悟程度不夠的黨員提高到共產黨員的水平，而對于那些毛病很大、經過教育又不愿改正的黨員，應逐漸地采取一種適當的方法，勸告其退黨或開除其黨籍。然后，對于群眾中真正的優秀分子，并經長期工作考驗證明其確已具備了黨員的條件時，應個別地、慎重地吸收入黨。在新區農村中，目前暫不發展黨的組織，應集中力量在各種斗爭中組織和教育廣大的農民，發現與培養真正的積極分子，俟土改完成后，再來進行發展黨的工作。在今后三五年之內，農民黨員以不超過人口的1%為標準。
六、關于“自報公議黨批準”的建黨方法，是有缺點的，這很容易被誤解為尾巴主義，也很容易在實際工作上使黨陷于被動。這種方法以后不應繼續提倡和采用，而以公開建黨的口號來代替它。所謂公開建黨，是指黨在勞動人民中間應公開地進行關于黨綱和黨章的宣傳教育，普遍提高他們的覺悟；在考察一切要求入黨的人時，不僅聽取介紹人的報告、本人的意見及黨內的反映，而且還要采取各種方式征求群眾的意見，使黨的領導與群眾的意見相結合，才能對被考察者有較全面的認識。因此，公開建黨就必須防止不重視群眾意見（或形式地征求群眾意見）和放棄黨的領導這兩種偏向的發生。公開建黨的目的，是為了更密切黨與群眾的聯系，把黨放在群眾的切實幫助與監督之下，建設一個有戰斗力的純潔的布爾什維克式的黨。
中 央
5月23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關于保衛世界和平運動的指示，他寫道：
各中央局、分局、各省、市委，各野戰軍軍區黨委：
一、世界擁護和平大會常設委員會決在全世界發動簽名，要求禁用原子武器，此項運動已在歐洲各國及中國若干大城市展開。我們應當支持這一運動，利用這個方法來廣泛進行反對帝國主義和團結國際友人的宣傳，爭取有幾千萬人在和大宣言上簽名。
二、反對侵略戰爭，擁護世界和平，這是全世界當前的主要斗爭任務。但由于中國現仍處于解放戰爭中，由于中國人民對于國際事情不熟悉，而蔣匪特務關于世界三次大戰的欺騙宣傳亦因此尚有若干市場，所以我們在進行反對新戰爭、反對原子武器的宣傳運動時，必須注意以下各點：1、不要簡單地講反對戰爭擁護和平，要講反對侵略戰爭擁護世界和平。中國人民解放戰爭是反對侵略戰爭擁護世界和平的偉大貢獻。2、戰爭的危險是存在的，但是戰爭是可以避免的。全世界人民反對戰爭，但是并不害怕戰爭，帝國主義以全世界戰爭嚇人，但是戰爭真的打起來，帝國主義必然滅亡。這是我們關于戰爭和平問題的全部觀點，必須完全說明。以蘇聯、中國為中堅的世界和平勢力，已經超過帝國主義侵略勢力，但帝國主義冒險家是不自量力的，各國人民必須團結奮斗，保持警惕，揭露陰謀，方能破壞敵人的計劃。3、原子彈是一種大規模殺人的武器，因此必須禁用。但原子彈并不能決定戰爭勝負，且蘇聯亦已有原子彈，因此并不可怕。4、簽名運動是有用的，表示全世界的和平勢力大，造成侵略分子孤立，長自己志氣，滅敵人威風。
三、簽名運動的領導，在已設和大分會地方由分會負責，應設而未設者迅速設立，無分會地方即由工農青婦團體與中蘇友協負責。簽名運動的時間暫定6、7、8三個月，人數暫以3000萬為目標，步驟是由大城市而中小城市而鄉村，由有組織群眾（工廠、部隊、學校、農協）而無組織群眾。方式由各地按具體情況自行選擇，但必須在事前事后研究群眾的思想動向，決定宣傳內容，防止特務造謠，嚴禁強迫命令。
四、北京和大委員會決派蕭三、艾青、趙仲池等同志去滬、杭、寧、漢、長沙、廣州、西安各地作旅行講演，并巡視工作（除保衛世界和平的工作外兼及各地中蘇友協工作與文藝工作），望予協助。
中央
5月間，中央軍委遵照毛澤東“人民解放軍應在1950年復員一部分，保存主力”的指示，在北京召開了有總部、軍兵種領導人和軍區參謀長以及部分軍、師參謀長參加的全軍參謀長會議，會議由聶榮臻主持，朱德講了話。
此時，人民解放軍的總兵力已經達到了550萬人，而解放戰爭已經接近尾聲，恢復國民經濟，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好轉，已經成為全國人民的中心任務。
會議經過充分討論，經中央軍委、毛澤東批準，確定分期分批復員或轉業百余萬人，支援國家經濟建設。
全國陸軍統編為國防軍和公安部隊。中央軍委成立公安指揮部，統一指揮全國軍事系統中的公安部隊和屬于政府系統的人民警察。
參謀長會議還明確了各級司令機關的地位、職責和編制，制定了《司令部工作條例》，加強了參謀人員的培訓，使司令部工作逐步實現正規化。
就是在這種形勢下，李銀橋從報上看到中直機關干部文化補習學校招生的啟事，他對毛澤東說：
“主席，我想上學去。”
“嗯”毛澤東抬頭看了他一眼，問道：“到哪里去上學呀？”
“中直機關干部文化補習學校。”
“上學是件好事。不過，你非要現在去嗎？”
聽得出來，毛澤東有點不愿意。可李銀橋堅持說：
“我今年都23歲了，再不上就沒有機會了。”
“噢，23，嗯，是不小了。”毛澤東沉吟了一會兒，終于說：“那好，你去吧。”
李銀橋多年來與毛澤東朝夕相處，可真的要離開了又有一股說不出來的滋味兒。他低聲說：
“主席，我去學完了再回來。”
“好啊，隨時歡迎你回來。”
毛澤東立刻高興起來。李銀橋拿出一個本子，說是請毛澤東題個詞留念。毛澤東提起筆，想了想，寫道：“努力學習，學好后再做工作，為人民服務。”
李銀橋帶著毛澤東的期待，滿心歡喜地去上學，可他到那兒一看，大失所望，這哪里是什么學校呀，只有一個大院子，既沒有課堂，也亂哄哄的。他在那里呆了一個星期便回到了毛澤東身邊。毛澤東高興地說：
“回來好啊，回來繼續工作。”
自此以后，毛澤東便常常把衛士們和警衛部隊戰士們的學習掛在心上了。
5月24日，毛澤東在章士釗向他推薦曾任國民政府財政部次長李儻的信中批示道：
“請周（即周恩來——筆者注）酌辦。章士釗只薦此一人，似宜用之。”
他又在李儻的自傳上寫了一段批語：
“李自謂已66歲，有妻室之累，無兒可依，覺悟前非，力圖晚蓋，精力尚能做事，希望給予一工作。”
5月27日，毛澤東給在湘鄉縣剛剛上任3個月的縣長劉亞南寫了一封信。
原來，毛澤東在不久前接到文運昌、文澗泉、文梅清、文南松4個表兄一封聯名信，他們在信中說，鄉下的土改有問題，干部執行政策出現“左”的偏差和工作過粗的現象，對地主的批斗態度厲害了一點；把一些不夠劃地主成份的人也劃成了地主。再就是打人，違反了土改法。這些做法不妥，要及時糾正。另外，他們還在信中提出文家生活困難，請表弟幫助解決生活所需，或指示當地政府給予救濟。
毛澤東反復看了這封信，心里很清楚，鄉下土改工作是有一些問題的。但是，有沒有文家兄弟所說的那么嚴重呢？文家兄弟都是貧農出身，卻如此同情地富，為地富開脫，這是立場、原則問題，應當批評教育。不過，事情還未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還得先寫封信給湘鄉縣長，了解一下情況再說。于是，他就在給劉亞南的信中寫道：
亞南同志：
茲有湘鄉四都文氏兄弟4人來信，附上請你看一下。他們對當地區、鄉政府的工作有些不滿意的話，未知實際情況究竟如何。假如可能的話，請你派一個同志去調查一下，以其結果告我。文氏兄弟都是貧農，信上則替地富說話，是何原因？亦請查明告我。至于文家（我的舅家）生活困難要求救濟一節，只能從減租和土改中照一般農民那樣去解決，不能給以特殊救濟，以免引起一般人民的不滿。此祝
健康
毛澤東 1950年5月27日
劉亞南在1950年6月初接到了這封指示信，他捧讀再三，仔細揣摩信中的意思。他又抽出文家兄弟聯名寫的那封信，看了半晌。他心想，在湘鄉縣有不少來自北方的南下干部，把北方土改中一些做法帶到南方來，以至于在工作中出現一些偏差，雖然已經糾正了一些“左”的做法，可還有一些干部為了盡快掌握基層政權，有點急于求成，給各個鄉、村、保規定指標，要劃出一定數量的地主。但不管怎么說，土改的成績還是主要的吧，何況文家兄弟都是貧農，他們怎么會“替地富說話”呢？于是，劉亞南按照毛澤東的指示，派了兩名機關干部到唐家圫所在的石城鄉調查土改情況。他自己也親自下到基層進行調查研究。
原來，石城鄉的自然條件屬于窮山惡水，土地貧瘠，很少有什么大戶富戶。而在唐家圫蹲點的石城鄉土改中心組組長，是湘鄉四區區政府的劉秘書，此人系地主家庭出身，解放前當過鄉長，為了掩蓋他的歷史，表現其革命性，就偽裝積極。他以為越“左”越好，越“左”越革命，就在劃成份時，把一些不夠條件的人也劃成了地主。除了曾經當過國民黨師長的賀瑞亭被劃為地主外，家境稍好的農民鐘瑞南、劉國坤等人，也被錯劃為地主、富農。
鐘瑞南、劉國坤等人找到文家兄弟，連連叫屈，請求為他們說話。文運昌對本地的情況是清楚的，他知道劉國坤雖然當過偽保長，但財產很少，家境并不寬裕；尤其是鐘瑞南，家里很窮，僅僅是人懶一點，不大做工夫，也被劃成了地主。文運昌和許多舊知識分子一樣，性情憨直，心地善良。在親朋的懇請下，他幾次出面為錯劃的地富說情，甚至干預當地政府的工作，因而與基層干部產生了嚴重對立。
此時，距唐家圫不遠的另一個區，有位姓蕭的地主，在當地有許多劣跡，鎮反時被人民政府判處死刑，關在縣城死囚房里等待執行。蕭家因過去與文家有些交往，也知道文運昌與毛澤東的關系甚為親密，便送來一些酒、肉、雞之類的禮物，還抬來一頂布轎，請文運昌去說情。文運昌開始還說些推辭話，但他經不住蕭家人的阿諛奉承和軟泡硬磨，耳朵軟了，就坐著那頂轎子去了區公所。
常言說國法大如天，無論文運昌怎樣說情，區公所硬是不肯放人。文運昌面子上過不去，就在區公所說了些出格的話，引來許多人圍觀。區里的干部看他年紀大了，再三勸阻，文運昌卻是越說越起勁，越說越火大，竟開口罵起人來。區干部一時性起，管你是什么“皇親國戚”，擾亂公務，就把你抓起來。于是，不由分說就把文運昌關進谷倉里禁閉起來。
有一位女副區長擔心把事情鬧大，便去和文運昌談話，對他的言行進行了批評教育，好說歹說，直到把文運昌說得低頭認錯為止，方才把他放了出來。
那個被關押的姓蕭的地主，身懷絕技，掌握了不少祖傳秘方，看病很有一套。這時候，有一位干部得了重病，縣醫院雖然全力搶救，也是回天乏力，眼睜睜地看著他就要撒手西去。有位干部提出，不妨讓姓蕭的死囚犯看看，病急亂投醫嘛。于是，蕭某被帶到病房，給病人把了脈，開了處方，其中有蜈蚣之類的劇毒藥。許多人認為這個階級敵人是有意報復，他開的方子吃不得。唯有那奄奄一息的病人表示，管它是什么藥，都要吃。沒想到一劑藥下肚，果然奇跡出現，病情大為緩解；三劑藥服完，病幾乎好了。人們無不驚嘆。
人民政府對于那些有悔改表現、又掌握有造福人類的某些技能的犯罪分子，總是給予重新做人的機會，予以寬大處理的。蕭某正是這樣一個幸運者。由此，他被改判死緩，又因服刑表現好，改判為有期，以至減刑提前釋放。文運昌兄弟不了解共產黨的政策，因之對此事在認識上產生了誤差，以為是文運昌闖入公堂的結果。自此，文運昌又把女副區長的批評當成了耳旁風，常常為人鳴不平，時有“包打天下”的驚人之舉。
正當文運昌有些自鳴得意的時候，石城鄉副鄉長毛提臣找到他說，石城鄉的土改比較“左”，但自己不敢向南下干部反映。文運昌覺得，再向當地政府說什么也是白說，不如直接上書北京，向潤之表弟告“御狀”。于是，他找來文澗泉、文南松、文梅清3人商議，3人公推文運昌執筆，聯名給毛澤東寫了信。
劉亞南通過調查研究，掌握了土改工作中的第一手材料，遵照毛澤東的囑托，立即將土改的成績和問題，以及整改的措施，寫了一個詳細匯報材料，寄給了毛澤東。
5月29日，毛澤東為中央起草對西南局《關于與西藏地方政府談判的條件》的批復。
西南局在5月27日報告中央的《關于與西藏地方政府談判的條件》中是這樣寫的：
中央：
接中央17日電后，我們即著手研究，現提談判條件如下：
一、西藏人民團結起來，驅逐英美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祖國的大家庭來。
二、實行西藏民族區域自治。
三、西藏現行各種政治制度，維持原狀，概不變更。達賴活佛之地位及職權，不予變更，各級官員照常供職。
四、實行宗教自由，保護喇嘛寺廟，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
五、維持西藏現行軍事制度，不予變更。西藏現有軍隊，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武裝之一部分。
六、發展西藏民族的語言、文字和學校教育。
七、發展西藏的農牧工商業，改善人民生活。
八、有關西藏的各項改革事宜，完全根據西藏人民的意志，由西藏人民采取協商方式加以解決。
九、對于過去親英美和親國民黨的官員，只要他們脫離與英美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的關系，不進行破壞和反抗，一律繼續任職，不究既往。
十、中國人民解放軍進入西藏，鞏固國防。人民解放軍遵守上列各項政策。人民解放軍的經費，完全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給。人民解放軍買賣公平。
以上10條請審查。我們意見，這10條全文作為秘密談判，不宜全文公布，以免帝國主義搗鬼。但可將這些內容分別地在廣播中解釋。如果談判不成，需要戰斗進軍，只要在三、五兩條文字上略加修改（精神不變），就可作為公開宣布的約法10條。
毛澤東在給西南局的批復中寫道：
西南局并告西北局：
西南局5月27日發來的與西藏地方政府的談判條件，除第8條末句“由西藏人民采取協商方式加以解決”應改為“由西藏人民及西藏領導人員采取協商方式解決”外，余均同意。所提此項條件暫不公開發表，但可將其內容分別地在廣播中作適當解釋的辦法，亦可同意。
中 央
1950年6月3日，宋慶齡在上海因病不能到北京開會，致信毛澤東，她寫道：
毛主席：
在京暢聆讜論，深感萬分愉快。告別以來，倏忽二旬，想您最近身體健康，甚盼及時珍重，作充分休息。
我返滬后即著手籌備救濟總會宣傳部工作，因事屬創舉，不得不周詳計劃，昕夕從事，刻無暇晷，致最近舊疾復發，正在診治之中，故本月恐未克來京開會，尚希見諒。
茲附上由美國轉來之斯諾先生函一封，即請查收。我對渠最近之思想是否正確一時無法偵知，因久未閱其著作，故不易臆測。如有復函，我可代為轉寄。
此致敬禮！
宋慶齡
毛澤東得知宋慶齡身體有病，叮囑上海市委領導前去探望。
6月6日，中國共產黨在北京召開了建國后第一次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七屆三中全會。毛澤東在會議上作了題為《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斗爭》的書面報告。他在報告中實事求是、全面而科學地分析了建國以來的國內外形勢。關于國際形勢問題，他說：
“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新的中蘇條約，鞏固了兩國的友好關系，一方面使我們能夠放手地和較快地進行國內的建設工作，一方面又正在推動著全世界人民爭取和平和民主反對戰爭和壓迫的偉大斗爭。”“只要全世界共產黨能夠繼續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和平民主力量，并使之獲得更大的發展，新的世界大戰是能夠制止的。”
關于國內問題，毛澤東說：
“要獲得財政經濟情況的根本好轉，需要3個條件，即：1、土地改革的完成；2、現有工商業的合理調整；3、國家機構所需經費的大量節減。要爭取這3個條件，需要相當的時間，大約需要3年時間，或者還要多一點。全黨和全國人民均應為創造這3個條件而努力奮斗。我和大家都相信，這些條件是完全有把握能夠在3年左右的時間內爭取其實現的。到了那時，我們就可以看見我們國家整個財政經濟狀況的根本好轉了。
為此目的，全黨和全國人民必須一致團結起來，做好下列各項工作：
1、有步驟有秩序地進行土地改革工作。”“2、鞏固財政經濟工作的統一管理和統一領導，鞏固財政收支的平衡和物價的穩定。”“3、在保障有足夠力量用于解放臺灣、西藏，鞏固國防和鎮壓反革命的條件之下，人民解放軍應在1950年復員一部分，保存主力。”“4、有步驟地謹慎地進行舊有學校教育事業和舊有社會文化事業的改革工作，爭取一切愛國的知識分子為人民服務。”“5、必須認真地進行對于失業工人和失業知識分子的救濟工作，有步驟地幫助失業者就業。必須繼續認真地進行對于災民的救濟工作。6、必須認真地團結各界民主人士，幫助他們解決工作問題和學習問題，克服統一戰線工作中的關門主義傾向和遷就主義傾向。必須認真地開好足以團結各界人民共同進行工作的各界人民代表會議。”“7、必須堅決地肅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特務、惡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首惡者必辦，脅從者不問，立功者受獎。”“8、堅決地執行中央關于鞏固和發展黨組織的指示，關于加強黨和人民群眾聯系的指示，關于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指示，關于全黨整風的指示。”
這一天，毛澤東還發表了重要講話，其中一部分內容是對他的書面報告作了說明，提出了《不要四面出擊》的戰略策略主張，全文如下：
七屆二中全會以來，我們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范圍內取得了勝利，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是一個偉大的勝利，是中國從古未有的大勝利，也是十月革命以后一個帶世界性的大勝利。斯大林同志和許多外國同志，都感覺中國革命的勝利是極其偉大的。我們有許多同志，因為在這個斗爭中搞慣了，反而不那樣感覺。關于中國革命勝利的偉大意義，我們還要在黨內和群眾中間，做廣泛的宣傳。
在偉大勝利的形勢下，我們面前還有很復雜的斗爭，還有許多困難。
我們已經在北方約有1億6千萬人口的地區完成了土地改革，要肯定這個偉大的成績。我們的解放戰爭，主要就是靠這1億6千萬人民打勝的。有了土地改革這個勝利，才有了打倒蔣介石的勝利。今年秋季，我們就要在約有3億1千萬人口這樣廣大的地區開始土地改革，推翻整個地主階級。在土地改革中，我們的敵人是夠大夠多的。第一，帝國主義反對我們。第二，臺灣、西藏的反動派反對我們。第三，國民黨殘余、特務、土匪反對我們。第四，地主階級反對我們。第五，帝國主義在我國設立的，教會學校和宗教界中的反動勢力，以及我們接收的國民黨的文化教育機構中的反動勢力，反對我們。這些都是我們的敵人。我們要同這些敵人作斗爭，在比過去廣大得多的地區完成土地改革，這場斗爭是很激烈的，是歷史上沒有過的。
同時，革命勝利引起了社會經濟改組。這種改組是必要的，但暫時也給我們帶來很重的負擔。由于社會經濟改組和戰爭帶來的工商業的某些破壞，許多人對我們不滿。現在我們跟民族資產階級的關系搞得很緊張，他們惶惶不可終日，很不滿。失業的知識分子和失業的工人不滿意我們，還有一批小手工業者也不滿意我們。在大部分農村，由于還沒有實行土地改革，又要收公糧，農民也有意見。
我們當前總的方針是什么呢？就是肅清國民黨殘余、特務、土匪，推翻地主階級，解放臺灣、西藏，跟帝國主義斗爭到底。為了孤立和打擊當前的敵人，就要把人民中間不滿意我們的人變成擁護我們。這件事雖然現在有困難，但是我們總要想各種辦法來解決。
我們要合理地調整工商業，使工廠開工，解決失業問題，并只拿出20億斤糧食解決失業工人的吃飯問題，使失業工人擁護我們。我們實行減租減息、剿匪反霸、土地改革，廣大農民就會擁護我們。我們也要給小手工業者找出路，維持他們的生活。對民族資產階級，我們要通過合理調整工商業，調整稅收，改善同他們的關系，不要搞得太緊張了。對知識分子，要辦各種訓練班，辦軍政大學、革命大學，要使用他們，同時對他們進行教育和改造。要讓他們學社會發展史、歷史唯物論等幾門課程。就是那些唯心論者，我們也有辦法使他們不反對我們。他們講上帝造人，我們講從猿到人。有些知識分子老了，七十幾歲了，只要他們擁護黨和人民政府，就把他們養起來。
全黨都要認真地、謹慎地做好統一戰線工作。要在工人階級領導下，以工農聯盟為基礎，把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團結起來。民族資產階級將來是要消滅的，但是現在要把他們團結在我們身邊，不要把他們推開。我們一方面要同他們作斗爭，另一方面要團結他們。要向干部講明這個道理，并且拿事實證明，團結民族資產階級、民主黨派、民主人士和知識分子是對的，是必要的。這些人中間有許多人過去是我們的敵人，現在他們從敵人方面分化出來，到我們這邊來了，對這種多少有點可能團結的人，我們也要團結。團結他們，有利于勞動人民。現在我們需要采取這個策略。
團結少數民族很重要。全國少數民族大約有3千萬人。少數民族地區的社會改革，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必須謹慎對待。我們無論如何不能急躁，急了會出毛病。條件不成熟，不能進行改革，一個條件成熟了，其他條件不成熟，也不要進行重大的改革。當然，這并不是說不要改革。按照共同綱領的規定，少數民族地區的風俗習慣是可以改革的。但是，這種改革必須由少數民族自己來解決。沒有群眾條件，沒有人民武裝，沒有少數民族自己的干部，就不要進行任何帶群眾性的改革工作。我們一定要幫助少數民族訓練他們自己的干部，團結少數民族的廣大群眾。
總之，我們不要四面出擊。四面出擊，全國緊張，很不好。我們絕不可樹敵太多，必須在一個方面有所讓步，有所緩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進攻。我們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農民、小手工業者都擁護我們，便民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中的絕大多數人不反對我們。這樣一來，國民黨殘余、特務、土匪就孤立了，地主階級就孤立了，臺灣、西藏的反動派就孤立了，帝國主義在我國人民中間就孤立了。我們的政策就是這樣，我們的戰略策略方針就是這樣，三中全會的路線就是這樣。
劉少奇、陳云、周恩來、聶榮臻也分別在全會上作了關于土地改革、財政經濟、外交與統一戰線和軍隊整編問題的報告。
在會議期間，毛澤東在中南海住地約見了盧漢。宋任窮作為云南省委書記陪同會見，這是他與毛澤東分別14年后，重新見到了自己的領袖。
毛澤東和盧漢寒暄后，高度評價他毅然率部起義，脫離國民黨反動政府；稱贊他此舉減少了因戰爭帶來的損失，為人民解放軍進入云南創造了條件，為提前結束西南戰役做出了積極貢獻，為國家和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
毛澤東還對盧漢和宋任窮說：
“云南地處西南邊陲，位置很重要，你們雙方要搞好團結，密切合作，有事多商量，共同把云南建設好。”
談話結束后，宋任窮送走盧漢，去找毛澤東的秘書葉子龍聊天。不一會兒，毛澤東派人來把他叫了去。毛澤東說：
“10多年不見了，我們也聊聊嘛。”
接下來，毛澤東在談話中說：
“云南是我國少數民族最多的一個省，上層知名人士也不少，有當過內閣總理的李根源，有龍云，有同我們打過仗的楊池生、金漢鼎，還有一批著名的工商界人士和少數民族頭人，你們在云南一定要注意掌握好政策，特別是民族政策和統戰政策，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
會議期間，毛澤東又召集粟裕、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彭德懷，研究解放臺灣的問題。粟裕匯報說：
“據最新敵情通報，臺灣守軍兵力增加到40萬人。我解放臺灣兵力亦應相應調整。我們原計劃集中3野全軍攻臺，以第9、第7兵團為第一梯隊，其余部隊為第二梯隊。目前3野全軍約50萬人，其中戰斗部隊30萬至38萬人，和敵人相比不占優勢。建議軍委從其他野戰軍抽調3至4個軍投入，使攻臺作戰更有把握。”
毛澤東問：
“蔣介石這些兵是從哪里跑過去的？”
粟裕說：
“4野解放海南島，駐海南島7萬蔣軍逃到臺灣，舟山群島12萬蔣軍也撤到了臺灣。50萬大軍攻臺，基本上都是陸軍，‘過得去’是個大問題，單靠海軍艦船運送是不夠的。我算了一筆細賬，每人在船上占的面積約0.6平方米，加上武器裝備和物資，約需船只76萬噸，也就是千噸以上的船只575艘。第一梯隊以6萬人計算，每艇載25至30人，需要登陸艦2000艘。目前征集到的船只還不到一半，第二梯隊及預備隊都還無船可乘。建議中央統籌建造足夠的渡海運輸艦船，并把華東、華南、華北、東北沿海船只統一編成幾支運輸船隊。”
毛澤東點點頭，說：
“你這賬算得很細，很具體。海上運兵確實是個大問題。”
他轉對周恩來說：
“這個問題要很好重視。”
粟裕又說：
“鑒于解放臺灣之戰已不僅是3野部隊參加，建議中央派劉伯承同志或林彪同志主持攻臺。鑒于我國目前的經濟狀況，短期內難以解決渡海艦船，建議攻臺作戰推遲一些時間，確有把握再行動。”
周恩來說：
“海上作戰和陸上作戰大不一樣，受氣候、風浪、潮汐影響很大。我們在這個方面缺乏經驗，金門之戰有深刻教訓，沒有足夠船只，不能急于求成。”
粟裕聽他提到金門之戰，激動得站了起來，說：
“金門作戰的教訓在于沒有充分準備，根子在于驕傲輕敵。由于輕敵，對蔣介石垂死掙扎的頑固性認識不足；由于輕敵，對敵情偵察不細；由于輕敵，對海戰特點沒有很好研究；由于輕敵，在運兵船只明顯不足的情況下便發起進攻。金門之戰教育了我們，攻臺之戰沒有充分準備，不應輕易發起。”
毛澤東示意粟裕坐下來，他說：
“粟裕同志提出的攻臺指導思想‘充分準備確有把握后再行動’很好，所提3條建議，2條很好，增加攻臺兵力和統籌建造船只，中央和軍委要專門研究部署。”
毛澤東轉向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彭德懷，問道：
“你們覺得怎么樣？”
他見大家沒有異議，接著說：
“第3條建議，派伯承或林彪主持臺灣戰役，中央不采納，解放臺灣之戰還是由你粟裕來指揮，中央和軍委信任你。”
劉、周、朱、彭都同意毛澤東的意見，毛澤東就說：
“好，我正式宣布：解放臺灣之戰仍由粟裕指揮。現在要加緊準備，沒有絕對把握不發兵。”
6月9日，毛澤東在七屆三中全會上作了總結報告。
七屆三中全會鑒于王明遲遲不寫檢查，通過了《關于王明同志的決定》，決定中寫道：
“全會認為，王明同志至此時為止，對于他過去所犯的錯誤是拒絕反省的，對黨中央所采取的態度是不誠懇的，對不遵守二中全會決定向政治局寫聲明書的行為是無紀律的行為。因此，三中全會決定，王明同志仍應執行二中全會的決定，對于他在內戰時期及抗日時期所寫的各種文章、小冊子和其他文件中所犯的原則錯誤，作一次深刻的反省，借以證明他自己是深刻地認識了并承認了自己所犯的錯誤，而在思想上行動上真正有所改正。”
王明因在天津視察工作沒有參加七屆三中全會。7月30日，中央辦公廳把全會文件轉給他后，他才看到了這一決定。8月17日，王明給毛澤東和中央書記處寫了一封信，表示準備在病情允許和工作安排好之后寫聲明書，要求中央給他提供相關資料，并征求完成時限。他強調，由于各種原因，寫好聲明書“需要相當久的時間”。8月18日，毛澤東在王明的信上批示道：
劉、周、朱、任、尚昆閱。
王明的聲明書應在11月上旬七屆四中全會開會以前寫好，并送交政治局。王明的筆記本及武漢時期的報紙，請尚昆清查是否有保存。以上兩點，由尚昆口頭通知王明。
毛澤東 8月18日
后來在9月上旬，王明突然向中央提出了要去蘇聯治病的請求。黨中央和毛澤東考慮到他確實有病，在同蘇聯方面交涉獲準后，同意了他的請求。1950年10月25日，王明和他的夫人孟慶樹、兩個孩子王丹芝和王丹丁以及中央派遣的保健醫生陳鋒禹、保姆陳啟珍一行6人，在警衛秘書田書元的護送下，由北京乘火車出發，經東北去蘇聯。他在蘇聯一呆就是3年多，于1953年12月9日回到國內，繼續在法制委員會工作，仍然不提寫檢查的事。1954年4月，他的舊病復發，住進了北京醫院，此后一直在靜心養病，再沒有工作過。1954年9月，第一屆全國人大決定將政務院改名為國務院，并精簡調整撤銷了一些部委，法制委員會也在撤銷之列。自此，王明在政府中再沒有擔任任何職務。1955年10月，王明在七屆六中全會召開前，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請他轉交中央，稱自己因病不能出席，并主動提出因長久不能工作，請求中央解除他中央委員的職務。中央批了他的假，但并未撤銷他中央委員的職務。王明再次提出去蘇聯治病的請求。經中央同意，他和夫人、孩子、保健護士、警衛員、保姆一行在1956年1月30日從北京乘飛機出發，于2月1日抵達莫斯科。中央后來還專門派了兩名針灸大夫赴蘇達半年之久，協助蘇聯方面給王明治病。
欲知七屆三中全會后毛澤東有何重要活動，且看下一章介紹。
東方翁曰：從“四面八方”思想的產生到“不要四面出擊”戰略、策略的提出，可以說毛澤東在革命勝利后保持了最清醒的頭腦。相比之下，黨內那些高級領導人的右的思想和“左”的傾向，無疑是不可同日而語的。正是在毛澤東思想指導下，全國的工商業得到了合理調整，有力地促進了國民經濟的全面恢復。據統計：1950年工農業總產值比1949年增長了23.4%。其中，工業增長36.4%，農業增長17.8%。糧食增長16.9%。國家財政入不敷出的狀況有了很大改善。即使在這一年又出現了在極端困難條件下出兵抗美援朝的重大戰事，國家的財政從1951年起也依然做到了收支平衡，且略有節余。到1952年，依然是在戰爭的條件下，全國工農業總產值達到810億元，比1949年增長了77.5%，比歷史最高水平的1936年還高出了20%。在3年內恢復國民經濟的目標終于勝利地實現了，這的確是一個了不起的偉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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