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3章
“對于新四軍的勝利表示痛恨的，只有兩種人，就是日本侵略者與中國
蔣介石。日本人的痛恨我們，不必說了。至于蔣介石，他有兩件事最受
日本侵略者歡迎：一件是反共活動，一件是《中國之命運》。”
話說1944年10月1日，《解放日報》發表社論：《新四軍的勝利出擊與中國的救國事業》。
此前，毛澤東在審閱社論稿時，在上面加寫和改寫了幾段話：
“對于新四軍的勝利表示痛恨的，只有兩種人，就是日本侵略者與中國蔣介石。日本人的痛恨我們，不必說了。至于蔣介石，他有兩件事最受日本侵略者歡迎：一件是反共活動，一件是《中國之命運》。蔣介石的千萬件反共活動中，尤以陰謀襲擊新四軍，逮捕葉挺將軍與宣布新四軍為‘叛軍’，最受日本人歡迎。當1941年春，蔣介石干出此種破壞抗戰、危害國家、背叛民族的罪惡事件時，日本同盟通訊社曾嘉獎說：‘蔣介石幾年來未作什么好事，但解散新四軍一事算是做得好。’”
“不管日、蔣如何合謀危害新四軍，但是新四軍依然在發展壯大，依然在打勝仗。”
“時至今日，蔣介石及國民黨反動派還在師其故智，天天在強調其所謂‘軍令政令之統一’。而這所謂‘統一’者，不是別的，就是要把八路軍、新四軍‘限期取消’五分之四，和‘限期集中使用’。誰也明白，這樣的‘統一’，也并非‘統一’到蔣介石手里，而是實實在在地‘統一’到日本人手里。因為五分之四的八路軍、新四軍‘限期取消’了，其余五分之一又‘集中使用’起來了，五分之四以上已解放的中國國土，不就‘統一’到了日本人手里嗎？真是替日本人幫忙的好計策！天皇陛下之傳令嘉獎是毫無疑義的了。”
“但是中國人民是決不準許這樣的叛賣陰謀的，八路軍、新四軍也決不準許這樣的陰謀。單拿新四軍來說吧，它現在已經成了華中人民的長城，成了華中人民血肉不可分離的一部分。要把它消滅，要把它趕走，日本人辦不到，任何什么反動派也是辦不到的。”
10月11日，毛澤東為新華社撰寫了一篇評論：《評蔣介石在雙十節的演說》（請參看《毛澤東選集》），他寫道：
“空洞無物，沒有答復人民所關心的任何一個問題，是蔣介石雙十演說的特色之一。”“他又反復說不要‘喪失我們的自信’，就是在國民黨隊伍中，在國民黨統治區的社會人士中，已有很多人喪失了信心的反映。”
“蔣介石的演說在積極方面空洞無物，他沒有替中國人民所熱望的改善抗日陣線找出任何答案。在消極方面，這篇演說卻充滿了危險性。蔣介石的態度越變越反常了，他堅決反對人民改革政治的要求，強烈地仇視中國共產黨，暗示了他所準備的反共內戰的借口。但是，蔣介石的這一切企圖是不能成功的。如果他不愿意改變他自己的做法的話，他將搬起石頭打他自己的腳。”
10月11日這一天，西北局和邊區政府召開邊區文教大會。會場兩邊貼著兩幅巨大的標語，一邊寫的是：要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必須要武裝部隊與文化部隊相結合。另一邊寫的是：文教工作與生產結合起來。
參加這次大會的有450余人，其中有工、農、兵中的文教工作者；有學者、詩人和熱心文化建設的士紳、國際友人等。
毛澤東對文教大會非常重視，在會議籌備過程中曾多次過問。
10月中旬的一天，陳先瑞接到一個通知，說是要他到毛澤東那里去一趟。陳先瑞立即風風火火地趕到了毛澤東住處，一進門，就看到385旅770團團長張才千也來了。毛澤東向陳先瑞招招手，讓他坐下，然后笑著對二人說：
“你們不是早就想到前方去嗎？這次就答應你們的要求。中央決定，盡快在豫西開辟抗日根據地，決心把警1旅2團（陳先瑞帶過的部隊——筆者注）和770團放出去。這兩個團都是紅軍老部隊，在西北搞了七八年，這回要老虎出山顯顯威風了。”
接著，毛澤東向陳先瑞、張才千分析了河南的形勢。他說，1944年4月以來，日本侵略軍發動了河南會戰，大舉進攻河南，國民黨在河南的40萬大軍不戰而逃，使鄭州、洛陽、許昌、南陽等30余座城鎮淪入敵手。為了驅逐日軍，開辟中原根據地，從戰略上將華中、華北、陜北聯系起來，中央在7月間發出了向河南進軍的命令。9月，由太行軍區抽調兩個團組成豫西抗日第1支隊，渡過黃河，從新安以西進入日軍占領的箕山、嵩山地區；爾后，又從太岳軍區抽調兩個團進入隴海路、新安、澠池地區。中原李先念部也派部隊向西進入嵖岈山地區。這次中央決定由王樹聲、戴季英組成河南軍區，進軍豫西，創建豫西抗日根據地。
毛澤東還強調說：
“河南地處中原，是古今兵家必爭之地，戰略地位十分重要。能否開辟豫西抗日根據地，關系到能否把華中、華北和陜北聯系起來的戰略全局。因此，你們肩負的任務很重要。你們這兩個團改編為兩個支隊，你們各率一支，迅速進入伊川、登封、汝陽地區，戰略目標是三點（開封、鄭州、洛陽）一線（隴海線）。這兩個支隊雖然人數不多，但紅軍骨干多，部隊素質好，戰斗力強。到達預定地區后，要迅速擴大力量，緊緊依靠人民群眾，站穩腳跟。腳跟站穩了，就有了開展工作的根基，就能打開局面。”
陳先瑞和張才千進入河南就要歸王樹聲、戴季英為首的河南軍區領導，毛澤東擔心他倆對曾經在陜北犯過錯誤的戴季英信心不足，又語重心長地囑咐他們說：
“有的同志過去犯過錯誤，中央的方針還是團結教育他們，給他們在斗爭實踐中改正的機會。犯錯誤并不可怕，改了就是好同志。中央相信他們會改正錯誤的。你們去后，要尊重、服從河南軍區的領導，主動工作，注意團結，依靠集體的力量完成好這一任務。”
毛澤東還告訴他們說，你們以后可以直接向中央匯報工作，使中央及時了解和掌握河南的斗爭情況。
10月14日，毛澤東起草了中央關于鞏固太岳、豫西等根據地的指示，他寫道：
北局、平原、太岳：
皮徐（指皮定均、徐子榮——筆者注）申陷電，你們酉冬轉來于酉文閱悉。
甲、已決定戴季英、王樹聲、劉子久、韓鈞等率河南干部約百人及770團、警2團約千六百人，11月初由延起程，照來電經太岳往河南。
乙、太岳派兩個團入豫西，我們意見：A、鐵道與伊河間之河水深，兩岸淤泥亦深，不易隨便徒涉，如遇敵頑進攻，不大便于機動，在凍冰前似不宜用大兵，在不妨害中條山發展與鞏固情形下，派政治軍事較強的干部，率一個小團進入該區，與地方黨密切聯系，鞏固已有同情武裝，先求站穩腳，部隊小給養亦易籌。B、太岳區目前極應鞏固中條山已得陣地，積極發展汾河以東（三角地區）沁河以西廣大地區，特別豫北之沁、濟、溫、孟4縣，山西之垣、平、芮3縣，以及黃河與鐵道間，估計有被敵控制之地區應廣泛利用合法形式及建立隱蔽根據地，使華北與中原密切銜接。
丙、太行、太岳、平原區，今冬整軍期間，盡可能充實小團，并每區補充兩個大團（共60團），根據目前發展情形，似有必要與可能。
丁、解決河南新區軍隊給養問題，在根據地未具規模以前，可采取以下臨時過渡辦法：A、按每畝產量抽5%至7%，未減租以前，由地主出，減租以后，農民確實得到減租利益時，東佃各半。B、或者照國黨田賦征實辦法，每兩糧銀應征公糧若干，但無論那項辦法，均須比以前國黨及現在敵偽統治民眾的負擔要輕與合理些，并保障每年只征一次，請當地士紳及富、中、貧農代表商討上述辦法或其他更適當的辦法。總之力求與地主不要過早搞破臉，使自己站穩腳，如與地主過早搞破了臉，基本群眾又未發動起來，將增加我們許多困難。C、在根據地建立有初步頭緒時，即應籌辦征收出入口稅，以保障根據地物資與幫助部分解決財政問題。其征稅原則：1、對敵利大，對我利小，則抽重稅甚至禁止出入口。2、對敵利小，對我利大，則抽輕稅，甚至免稅。3、對敵我均有利，則按我需要緩急，定出適當稅率。D、為避免混亂保障安定社會秩序，便利于自己站穩腳，須禁止亂打漢奸亂罰款，軍隊須由最高司令部統一發給臨時糧票，給糧戶作為收據，對部隊內部須按人數給以應得糧票，以免重復過去浪費。以上意見提供你們及皮徐同志參考，并望將你們意見電告。（北局轉皮徐）。
中央酉寒
接著，毛澤東為中央軍委起草了關于開辟河南根據地問題給鄭位三、李先念、任質彬、陳少敏的指示電，他寫道：
鄭、李、任、陳：
申艷電悉。
一、八路軍第一批南下部隊兩個團，在皮定均（司令）、徐子榮（政委）率領下，已于一個月前在新安以北渡過黃河，申陷進至登封、臨汝、禹縣地區大峪店東西疾山一帶。現正從事建立根據地，并分向各地活動中。尚有后續部隊，正從新安以北渡河南下。洛陽、伊川、宜陽一帶已有地方黨員所組織的游擊隊進行活動，群眾對我軍進入河南極為歡迎。敵情與頑情亦不十分嚴重。
二、中央已決定派戴季英、王樹聲、劉子久、陳先瑞等從陜北率兩個老團并大批干部進入河南活動，建立河南人民解放軍，為解放河南而斗爭。王、戴、劉、陳等在一個月內可從延安起身。中央派到5師的部隊及大批干部，亦可同時起身。
三、你們派到豫南的部隊，應堅持進行活動，建立據點，發展地方武裝，并設法與皮、徐部隊取得聯系。
軍委酉寒
毛澤東在這個電文中首次使用了“人民解放軍”這一稱號。此后不久，警1旅2團改稱為豫西第3支隊（又稱第3分區），由陳先瑞任司令員兼政委，并擔任地委書記。陳先瑞率3支隊進入豫西后，很快在登封、汝陽一帶站穩了腳跟；不久又進軍伏牛山，在伏牛山東南地區，成立了魯山、南召兩個縣級政權和5個區的區政府，使兩萬多人口獲得解放；并與占據南召的國民黨11戰區副司令兼新8軍軍長高樹勛達成了雙方之間停火、互不侵犯、互通情況的協定。
10月18日，毛澤東起草了中央關于四師工作給華中局的指示電，他寫道：
華中局并轉淮北區黨委及韋、吳（指韋國清、吳芝圃——筆者注）：
一、4師西進部隊已獲得極大戰果，目前應以鞏固已占地區為主要任務，應即迅速建立與加強地方武裝，可以吳信元及其他投誠的部隊與地方發展的部隊為基礎建立若干獨立團，除派干部外并可由主力部隊抽出若干連編入地方部隊，使其擔負地方守備任務，以便主力能迅速進行新的任務。
二、4師在豫皖蘇時代的武裝政策中有一些是錯誤的，如并吞過多的部隊，處理胡曉初部隊的失當等。應切實研究過去的經驗，凡來投我之部隊其領袖及其干部愿意進步者，均應切實忍耐的幫助其進步，不得隨便撤換及調動。我們派去幫助工作的干部，應誠懇在其領袖的領導下工作，不得有盛氣逼人，鋒芒畢露的態度。
三、路西應即成立地委，由區黨委配備得力干部，應利用秋收立即發動群眾進行減租，并立即召集士紳座談會、縣參議會等，以便迅速組織與團結人民，鞏固我軍的社會地位。
四、如果能利用偽軍關系在商丘、寧陵、柘城之間派一個小部隊去活動，建立一處跳板以與水東打通聯系，那是有戰略作用的。如有可能，應設法求其實現。
五、最近頑軍一部已由渦河北進尋求你們作戰，應準備集中必要兵力將其擊破，并殲滅之。
中央
10月22日，美國《時代》與《生活》雜志的記者西奧多·懷特（又叫白修德）來到了延安，他通過同毛澤東和其他中國共產黨人的交往，發出了同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同行們相似的報道，給后世留下了一份人們難得一見的更有說服力的關于此次延安之行的珍貴歷史資料，本傳不忍舍棄，特摘錄于此：
“1944年10月21日，周六下午，臨近傍晚時分，在重慶泥濘的跑道上，我揮手送別了史迪威。我知道我必須趕緊行動起來了。史迪威一走，短則一周，多則10天，新的美國駐華指揮官就將抵達中國了。美國大使館正處于混亂中，毫無實權。國民黨政府因為一時蠻勇逼走了史迪威，還在震驚中，不會馬上處罰我，或禁止我自由行動，但很快，等他們回過神來，是一定會這樣做的。當夜，美軍總部還在史迪威下屬的掌控中，他們都是我的朋友。我知道明天會有一架美國貨運飛機起飛，飛往共產黨黨中央所在地延安；如果我去拜托他們，他們還能想法子把我送上飛機。第二天下午，小雨依舊淅淅瀝瀝地下著，我已登上了去延安的飛機。”
“我和戴維斯是在那個周日下午搭乘同一班飛機前往延安的。我此行的目的是找新聞。而他的目的，他并沒有告訴我；盡管我們私交甚篤，但在那些年，像戴維斯這樣的外交官是不能將秘密告知我這樣的媒體朋友的；我也不會硬逼他。我們在延安機場分別，他將入住美國軍事觀察團‘迪克西使團’的參謀處，我則會住在一英里外的民用招待所。延安是座山城，到今天，已經成為傳奇之地。當時，他在延安只待兩周，我們各自有不同的目的，但其間經常碰面，因為彼此欣賞，碰面的氣氛總是歡樂的；不過，直到多年后，所有文件公開出版，他寫下精彩絕倫的回憶錄《抓住龍尾》（Dragon by the Tail），我才知道他當時在做什么，或者說才完全明白當時發生了什么。
中國有句老話可描述當時的情況：‘天高皇帝遠。’那一周，天確實高，但并沒有皇帝。約翰·戴維斯沒有上級，因為無論是在華盛頓，還是在重慶，并沒有人負責統轄美國與中國革命的關系。嚴格來說，戴維斯是美國國務院的政治官員，國務院派他來華是為了給軍事指揮官史迪威提供政治建議。只是在他抵達的那個周末，史迪威已經走了，美國軍事指揮部已經沒了。因此，戴維斯開始自己探索：中國共產黨在美國抗日戰爭中能派上用場嗎？他們對我們來說有什么價值？
戴維斯在剛到延安的那天晚上就忙碌起來了，與毛澤東、周恩來、朱德開了一場深夜會議。如果我們的部隊要乘飛機在中國沿海降落，共產黨會有能力提供支援、切斷鐵路線、動員農民嗎？這是一個合乎邏輯的問題。但提問當時的局勢并不明朗。共產黨已完全掌握了蔣介石與美國因史迪威關系破裂之事，對國民黨軍隊的墮落與崩潰更是知道得一清二楚，他們正在準備組建一個獨立政府。所有偉大的中共軍事領袖都在趕赴延安，準備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時隔16年后的第一次！他們有的已經回到延安，有的正在從開展地下工作或抗日游擊的地區徒步返回。”
“當時，戴維斯的任務是探索與中共開展軍事合作，即聯盟的可能性！戴維斯出現的時機再好不過。我也一樣。在這幾周里，我們將見證一場革命從胚胎到成型的過程；我是當時唯一的新聞記者，加上我與周恩來是舊識，與葉劍英相熟，又機緣巧合地與約翰·戴維斯共同抵達，讓旁人誤以為我身份顯要，因此獲準參與了為實現美國與中國共產黨結盟而展開的探索之旅。
在10至11月的那幾周里，延安留下了我們許多的歡聲笑語，友誼的美酒在流淌；朱德和周恩來會在散步時，以朋友的身份突然拜訪美軍的前哨基地，與美軍一聊就是好幾個小時，聊天的內容不過是消磨時光的閑談，無關軍政大事。他們自己的同志——地下黨、身經百戰的老兵、游擊隊指揮官都在為參會而陸續抵達延安。當時的游擊隊正在無形中不斷壯大，且以武力不斷地取得勝利。在那幾周里，共產黨與美方充滿著善意——溫暖、開放、彼此信任。20年后卻成了相互殘殺的異己，在當時，他們對彼此的信任，他們渴望與我們交朋友的心是真實的。我無法想象在圣彼得堡斯莫爾尼宮（Smolny）內為爭權而斗爭的蘇聯共產黨人是什么樣子，但他們至少是不會歡迎美國人的，約翰·里德（John Reed）當然是為數不多的例外。而在當時那個過渡時期，延安視我們為盟友、為朋友，是歡迎我們的。
每天早上，我都會在招待所的小房間內被軍號聲叫醒，號聲悠悠，朝山巒之外傳去。早餐是棕色的小麥饅頭一一切片，烘烤，然后和蛋一起端上桌來。我會走出房間，到窗臺邊俯視這個山谷，只見一隊隊駱駝從北方沙漠而來，脖子上掛著的駝鈴叮當作響。下面的市集十分熱鬧，有騾子，有騎馬的人，有揮鞭趕牲畜的人，以及普通老百姓。百姓們看上去很健康，穿著棕褐色的毛料衣服或有厚厚棉花夾層的藍色外套。共產黨相信，士兵、軍官、學生都應該有東西吃，且能吃飽，吃飽了他們才能工作，才能以雄健有力的步伐大步向前，光憑這一點，他們就與國民黨內怠惰的軍官、虛弱的士兵不同。
他們都是健康的；但我注意到，這種絕對的平等并不存在于奢侈品上，比如說，牛奶就優先供應給醫院中的傷病員。之后若有剩余，則會供應給高官的家人和子女。我咄咄逼人地問道：哪些人的孩子能喝到牛奶？這個問題令他們尷尬不已。因此，我沒有再進一步逼問什么，畢竟他們是主，我是客。我可以一個人四處轉悠：去皮革市場，那里的氣味難聞得就像制革廠，去賣水果和蔬菜的貨攤，爬坡下坎，暢通無阻。”“相比政治會談，我更能理解軍事會談，因為我的中文水平可以理解簡單、平實、專業的戰爭用語，但無法理解他們政治用語中的微妙之處，那些說法都太新，太具有革命性，西方語言都還沒發明出與它們對應的術語。不過，這座山城中說過的話，在未來的某一天，會變成全世界革命者的通用語，就連20世紀60年代美國街頭上的動蕩制造者（Changemaker）都逃不過其影響。那時似乎一切都充滿了歡聲笑語，直到今天，我也無法認為一切都是假裝，一切都是虛偽。”
“在《毛澤東選集》中，收錄了毛澤東1944年10月30日在延安的重要講話，它有一個令人生畏的名字‘文化工作中的統一戰線’。如今看到這篇經過修飾后收錄到國家文件中的講話，已經完全看不到講話當日毛澤東的風采了。當天下午，毛主席走進大會堂，在當地官員與受邀者間走來走去，就像美國政客與威斯康星州基諾沙縣醫療與公共衛生工作人員。他邊走邊與人握手；他穿著黃呢子中山裝，扣子扣到了脖子上，很快走上講臺開始了他的演講。他先說了一些無關緊要的話才進入主題。他從口袋中掏出幾頁筆記，先從解答聽眾的質疑開始，在給出答案的過程中再拋出他的問題，讓臺下的當地衛生官員參與到他的演講中去，待大家都投入了，他才開始進入嚴肅的部分。在這里，他就像個老師一樣，這次講課的主題是使用巫醫、草藥醫生、針灸師以及一切中國本土醫藥資源救助人民及軍隊的必要性，之所以選擇這個主題是因為，他的人民與軍隊缺乏西醫資源。
對于這堂課，我記住了兩點：一是，他精彩卓絕、平易近人、極富表現力的臺風；在我聽過的所有美國政治演說中，只有休伯特·漢弗萊（Hubert Humphrey）的表現能與之媲美。在臺上，毛澤東會模仿，會配合手勢，會四處走動，說話時會氣沉丹田，壓低聲音。他所說的，我有半數理解不了，但是作為一個拿出最佳狀態的演講者，他會扣動你心弦，讓你移不開目光。另一個是周恩來。在這場關于醫療的勸誡式講話中，周恩來與其他領導人一同坐在第一排。他隨身帶著本子和筆；他也許是在展示自己對毛澤東的忠誠，也許是為其他人樹立個好榜樣，讓他們注意聽講。不過，他坐在毛澤東前面的第一排，把自己的小本子高舉空中，動作幅度似乎有點夸張，明顯在一邊聽主席這次偉大的講課，一邊記筆記，向其他人展示他對這位老師的尊敬。”
“他們比任何人都清楚蔣介石所制造的戰爭災難在華東的破壞程度。國民黨軍隊正在分裂；日本人正在一個省一個省地大口吞噬中國領土，共產黨緊跟在日軍身后組織抗日。無論日軍搶占了什么，共產黨人都覺得自己有責任暗中破壞并組織力量反抗——而這一組織的移動速度甚至超過了共產黨自己原本的期望。短短6個月，蔣介石百萬之眾的國民黨部隊就折損了四分之一；而共產黨招募的新兵數量每周都在成倍增長。如今，他們在日軍后方組織了不少于16個地區軍政根據地，這些根據地被稱為‘解放區’。在其中某些根據地，共產黨控制地區面積甚至達到了100乘200平方英里，且日軍和國民黨都無膽進入，當地唯一的政府就是共產黨政府。他們所考慮的唯一政治問題就是，如何將所有這些‘解放區’聯合成一個‘人民政府’，一個真正的政府，一個有能力管轄并保護9000萬群眾的政府。在他們的考慮中，所謂的蔣介石政府已經隨著其華東部隊消失不見了；它目前在中國西部，只是美國特許權的所有者而已。不過，你快看哪，就連美國人（戴維斯和巴雷特）都開始試探共產黨對瓜分該特許權的意愿了。因此，當這些地方政府領導人齊聚一堂，且更重要的是，軍方指揮官也與他們一起，考慮16年后首次全國代表大會的號召，以及建立共產黨政府的可能性，史迪威被撤事件也刺激他們開始思考，這一正在孕育中的新政府是否要與美國同呼吸共命運。身處如此事態中對一個記者來說是再高興不過的了。當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有13人，個個個性鮮明，思想開放，友好親切，且熱切渴望接受美國的擁抱。”
“在探索歷史的過程中，我在延安直接學習到了許多東西，其中之一是：革命都是知識分子發起的。并非所有知識分子都是革命者。不過，知識分子若能將自己的如何團結普通群眾的想法結合起來，就可以誘使他們走到一起，緊密配合起來。如果他們足夠精明，能夠向工人和普通家庭講清楚時局，就能夠讓這些單純的人民意識到是什么在束縛他們或摧毀他們——這樣一來，他們就可以調動這些老百姓來改變現狀，調動他們去殺敵、去抓捕、去犧牲，讓他們變得堅忍不拔。
政治局中的高級將領都很愿意與我聊天。他們（除周恩來和毛澤東外）顯然都相信我服務于美國政府，是個半官方的友好記者。
政治局中的這些將領承認自己對使用現代大炮一竅不通，對航空一竅不通，他們的人員管理方式還非常原始，他們的通信網絡還很基礎，依靠的都是從日本線路上剪下的電線，或者是用從占領城市中偷運出的零件組裝而成的無線電設備。但他們的情報系統強大得令人嘆為觀止：他們準確知道日軍師部的戰斗命令，敵人的通信線路，敵占區的范圍。他們的情報會深入到對日軍各在野指揮官的性格研究，會按照能力、背景、卑劣程度、合作程度對蔣介石的將領分門別類。在各軍事談話中所傳遞出的最終信息都是：我們可以幫助你，但蔣介石不行。與這些將領的談話都驚人相似，沒有任何相互矛盾之處，而他們對自己在戰時的軍事部署、計劃、移動的毫無保留也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對毛澤東的崇拜在延安時就已經開始，他是‘主席’，但就像耶穌一樣，他會布道，而他布道時，其他人會仔細聆聽。人們對他的這種崇敬是經年累月的積累：來自戰場——在戰場上，他時而要順河漂流，時而要翻山越嶺，時而要指揮步兵作戰；來自令他痛苦的不幸——他的第一任妻子和他的妹妹都喪命于國民黨之手，后來，兩個弟弟也被敵人殺害，其中毛澤民是1943年被新疆軍閥活活絞死的，1943年正是我見到毛澤東的前一年；來自他的以身作則——他是個老煙槍，自己耕耘了一塊煙葉田。不過，這種崇敬最主要的來源還是他革命導師的權威。他是在所有人犯錯時，還能保持正確的人：1927年，他率先與蘇聯共產黨決裂，當時，周恩來等人都沒有認真思考斯大林關于無產階級武裝攻打城市的想法，后來，當事實證明這些人都錯了，他重新歡迎并原諒了他們。毛澤東就像面前舉著本史書一樣，書中是只有他可以破譯的神秘符號，然后用這本書給黨內同志及其領導人上課，告訴他們中國將走向何方，他將如何帶領他們走到那里，抵達之后他們必須做些什么。沒人反對毛澤東的意見，他的頭腦具有神性的力量。他做過圖書管理員，他的閱讀是很龐雜的；但他的意志，他的個人意志，以及他對見到這一意志得到執行的堅持，很可能是除了列寧意志外，20世紀最令人敬畏的個人意志了。
有一天，早上7點我就被叫醒了，來人告訴我，如果我想見一見主席，就得馬上準備一下，去和他共進早餐。他接見我的地點并不是辦公室，而是在他個人的窯洞里——里面很干凈，泥土地面被打掃得干干凈凈，桌面一塵不染。他年輕時是個不修邊幅的人，30年前，他在湖南第一師范上學時所住的學生宿舍房間是會臟亂得嚇到同班同學的，這些同學后來還講過他的故事。不過后來他養成了愛整潔的習慣，且有點強迫癥的程度，該習慣后來也成了新中國所有大街小巷都必須遵守的原則——干凈整潔。
他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不是他的外表，而是他那種自然而然的強大氣場。毛澤東的發際線有些后移，唇上留著幾不可見的胡須，下巴上長著顆小痣，雖然身材高大雄壯，但絕對算不上英俊。他平時說話的聲音輕柔，沒有什么變化，與站在臺上發言時不同，而且也感覺不到想要說服你的意圖。他說話實事求是，而他所說的都會被認可為真實。他是指導他人的圣賢。他走路時喜歡拖著腳慢慢走，身子輕微擺動，從容悠閑，因為身材魁梧，會有點像熊走路的感覺。不過，絕大多數時候，他都是坐著不動的，他的思想會通過嘴從那懶散的身體中傳遞出來。
我首先拿出了采訪國家元首的一套例行問題：美國的目標是讓中國各派系統一起來與我們聯合抗日，那么國民黨是否有進行內部改革的希望，是否有‘解開這個結’的可能性？他的回答很直接：‘這個結沒法子解。’談判會不會有？希望非常渺茫，他說。談判是國民黨一直以來欺騙美國人的手段：‘國民黨希望美國能打敗日本，這樣他們就能調轉槍頭，集中火力，消滅中國共產黨。’我們繼續聊了很多。他說他目前不會攻打蔣介石，但若蔣介石先動手，他一定反擊。毛澤東說，蔣介石指控共產黨是‘蘇聯赤黨走狗’，追求土地共享，以及共產共妻。過去4年里，蔣介石發動了3次反共高潮，共產黨都挺過來了。只要蔣介石仍舊堅持前線抗日，‘我們就不會提出推翻國民黨政府的口號’。是的，他們此刻確實在考慮建立新的‘國民參政會’，以此將所有游擊根據地和解放區聯結起來；強烈要求開展此項工作的壓力來自在前方作戰的將領，不過他們‘尚未做出任何決定’。至于美國，他并不反對其向蔣介石軍隊提供數量有限的軍需補給，但是，美國若給蔣介石軍隊的10個或20個師裝備上現代武器，蔣介石就會利用它們來對付共產黨。因此，比起只供應蔣介石，不如雙方都別提供；如果美國非要提供，那么他的要求是，美國要按照國共雙方抗日的成效給他們分配補給物資。
這次正式采訪只持續了一小時左右，我們就談了這么多。我承諾會將寫好的新聞稿提交給他，以獲取刊發的官方許可，畢竟他是代表共產黨發言的；不過，在我拿到他返給我的稿子時，我發現里面改動太大，已經沒有發表的價值了。
正式采訪后，我們隨意地聊了起來。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的泰然自若；之前蔣介石在面對我的某些問題時，思路雖然清晰，但會無意識地抖動膝蓋，這一肢體語言也將他的緊張暴露無遺，毛澤東則完全沒有出現這種情況。與在蔣介石辦公室和白宮總統辦公室中不同的是，毛澤東說話時沒有任何人拿著電話留言走進來，或者拿著記下的要事打斷他。這里是共產主義中國思想誕生之地。毛澤東顯然不掌管行政，他是個圣賢，思考時是不得打斷的。閑聊中，他會想到什么便說什么。這不是一場對話；我是他的學生，他在教導我。他很威嚴，不容他人反駁或質疑。他有著令人生畏的氣場。在正式提問結束后，我問他，他們一旦獲勝，會在大城市中推行什么政策。他之前組織的是農村抗日，但大城市與農村有很大不同；大城市中有報紙雜志。他會允許支持敵對勢力的報紙隨心所欲地刊發文章，哪怕是對共產黨懷有敵意的？當然，毛澤東回答道。在共產黨建立的新中國中，會有言論自由、權利自由、新聞自由。在他未來將建立的這個中國中，任何人都可以在任何報紙上發表自己想要發表的任何內容——除了‘人民的敵人’。我當時忘了問一個問題：人民的敵人由誰來界定？
從與他的對話中能看出他是個自學者，所讀都是興之所至，口味使然。他可用馬克思主義者的嚴謹來探討西歐的土地私有與封建制度，以及在法國大革命中將土地重新交還給農民后法國資產階級的突然轉變。緊接著，他轉換‘上課’主題，對比了現在外國記者在延安看到的中國，以及過去外國記者在喬治·華盛頓司令部所在地福吉谷看到的美國獨立戰爭。他說，外國人現在也許只看到了延安簡陋的條件，這很像過去外國人看到華盛頓位于福吉谷的總部時，只看到了簡陋，卻沒有意識到華盛頓的思想會帶領他成為戰爭最終的贏家。喬治·華盛頓當時有機器設備嗎？喬治·華盛頓當時有電嗎？沒有。這些東西英國全都有，華盛頓沒有，但華盛頓贏了，因為得道者多助，人民站在他那一邊。我意識到，他在閱讀馬克思原著時，并沒有將工業時代和電氣化時代放到它們對應的世紀中。不過，這一點無關緊要：這個人了解他的國家。這個人知道能讓人民拿起槍的是思想，槍桿子下才出政權。他發明了現代游擊戰爭的原則，在游擊戰中軍裝是毫無意義的，在游擊戰中是沒有中立者的，男女老少，無論是否情愿，無論是否身著軍裝，都必定會被卷入戰火中，都必須奮起反抗。這是一場無休止的革命，他是這場革命的原則制定者，他比我所采訪過的任何領導者都要了解自己的人民。
我是來與他共進早餐的，原以為這場采訪會很快結束。但他似乎很享受這種像老師在指導學生一樣的非正式對話，加上我的引見者說了很多好話，他就打開了話匣子。在他說該吃午飯時，我嚇了一跳。他還問我是否要留下用餐。當然要啊。為我們上菜的是他的（第三任）妻子江青。參加革命前，她是上海的電影演員。當天她穿著厚厚的棕色呢絨長褲，但仍掩蓋不了她令人驚艷的身材。午餐很簡單，上好菜后，她就落座，與我們一同用餐，餐桌上的她也充滿了魅力。當時的她32歲，比毛澤東小了差不多20歲，我當時那種養眼的感覺，毛澤東一定也曾有過。”
“在延安的那幾周我見了毛澤東好幾面，一年后，在重慶又見到了他。只是那些都是正式會面。真正令我難忘的還是我們初見時他給我留下的印象——有思想，能拿槍，而且可以迫使歷史朝他思想所指的方向前進。”
后來，懷特的真實報道，卻遭到了美國新任駐華大使赫爾利的反對，赫爾利說：
“像懷特這樣的記者，是成功推行美國對外政策的障礙，他們那些不利于國民黨的評論，將危及美國政府支持國民黨政府的政策。”
再說10月24日，毛澤東為中央軍委起草了關于向蘇浙豫皖發展給華中局的指示：
華中局：
梗電悉。
一、同意粟裕率兩個團南下發展蘇浙，必要時還應從1、2兩師再調一部去。所有蘇南及浙江歸粟統一指揮，葉飛留蘇中主持。
二、新四軍（除5師外）在最近的任務，是向南（蘇、浙）向西（豫東、皖北）發展，除現在派出之部隊外，將來仍須派遣部隊南進、西進，并須有主要負責人同去，望你們加以考慮并預作準備。中央為了協助新四軍完成任務，準備在明年春季派遣數百個干部到新四軍（長江下游）工作。
三、發展河南是已經確定的方針，但現在只能逐步發展。首先建立鞏固陣地，然后向前推進。你們在津浦路兩部隊，已有冀魯豫區南下水東之3個團，可以配合作戰。
四、美軍有在杭州灣登陸可能，十分注意發展寧波、杭州、上海三角區工作，以便配合美軍作戰，時間可能很快。
軍委 酉敬
10月25日，毛澤東在中央黨校作報告，講到了干部要提高原則性和警惕性，要善于識別叛徒、自首變節分子問題。他還講了一個故事，他說：
“關羽過五關、斬六將，護送劉備的夫人來到古城，當他叫張飛出來迎接時，張飛卻圓睜環眼，倒豎虎須，吼聲如雷，揮矛向關羽便打，直叫道：‘我今與你拼個死活。’張飛與關羽在古城相會時，懷疑關羽，是有很高的原則性。關羽形式上是投降了曹操了，封了壽亭侯，幫曹操殺了顏良、文丑，你又回來究竟是干什么來了？我們一定要學張飛的原則性、嚴肅性。當然過火是要不得的，所以去年搶救運動，十幾天，我們馬上就停下來了。”
10月30日，陜甘寧邊區文教工作者會議舉行閉幕式。毛澤東來了，他走上主席臺，等熱烈的掌聲停下來，便開始作《文化工作中的統一戰線》（請參看《毛澤東選集》）的講演。他說：
“我們的一切工作都是為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日本帝國主義和希特勒一樣，快要滅亡了。但是還須我們繼續努力，才能最后消滅它。我們的工作首先是戰爭，其次是生產，其次是文化。沒有文化的軍隊是愚蠢的軍隊，而愚蠢的軍隊是不能戰勝敵人的。”
“我們必須告訴群眾，自己起來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衛生的習慣作斗爭。為了進行這個斗爭，不能不有廣泛的統一戰線。”“在教育工作方面，不但要有集中的正規的小學，中學，而且要有分散的不正規的村學、讀報組和識字組。不但要有新式學校，而且要利用舊的村塾，加以改造。在藝術工作方面，不但要有話劇，而且要有秦腔和秧歌。不但要有新秦腔、新秧歌，而且要利用舊戲班，利用在秧歌隊總數中占90%的舊秧歌隊，逐步地加以改造。在醫藥方面，更是如此。”“我們的任務是聯系一切可用的舊知識分子、舊藝人、舊醫生，而幫助、感化和改造他們。為了改造，先要團結。只要我們做得恰當，他們是會歡迎我們的幫助的。”
“我們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文化工作者必須有為人民服務的高度熱忱，必須聯系群眾，而不要脫離群眾。要聯系群眾，就要按照群眾的需要和自愿。一切為群眾的工作都要從群眾的需要出發，而不是從任何良好的個人愿望出發。”
文教大會根據毛澤東的講話精神，通過了《關于培養知識分子與普及群眾教育的決議》。剛從重慶回到延安的林伯渠也參加了閉幕式，他興奮地說：
“這是陜甘寧邊區第一次文教大會，是新民主主義建設中的一件大事。在全國來說，這樣的大會，從來也沒有開過，現在，也只能在邊區開。有這樣一個邊區，中國便有希望。”
1944年11月1日，天氣分外晴朗。延安新機場上紅旗飄揚，鼓聲震天。八路軍總部在這里召開八路軍第一游擊支隊第一梯隊南下誓師大會。
第一游擊支隊司令員王震、政委王首道、副政委王恩茂、參謀長朱早觀遵照毛澤東和中央的部署，率領359旅主力7個大隊4000余人，黨政軍民干部900余人，配備了最先進的武器和全新的衣服被褥，組成南下支隊第一梯隊，整裝列隊在新飛機場上。
毛澤東、朱德、任弼時、賀龍、葉劍英都在大會上講了話。毛澤東說：
“一個共產黨員要像柳樹一樣，插到哪里就在哪里活起來。但是柳樹也有弱點，就是隨風倒，軟得很，所以還要學松樹。松樹的勁大得很，到冬天也不落葉子。松樹有原則性，柳樹有靈活性。斯大林說過，共產黨員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什么是特殊材料呢？就是松樹和柳樹結合起來，像柳樹那樣可親，人人喜歡，像松樹那樣堅定，穩當可靠。這樣人民群眾就會成群結隊地圍繞在我們身邊。”
毛澤東握著王震的手說：
“我們走了10年了，那里的人民在想著我們，盼著我們，你們回去后一定要站穩腳跟，再打出一個蘇維埃政權來，中央等著你們的好消息。”
王震非常激動，他向毛澤東立正敬禮，說：
“請毛主席和中央領導放心，我們堅決完成任務，不辱使命。”
11月7日，美國總統羅斯福再次當選為總統。
這天下午，羅斯福的私人代表赫爾利飛抵延安。赫爾利到達延安的一幕頗具戲劇性。包瑞德這樣描述了當時的情景：
“周恩來，我，和一大群中國人和美國人到飛機場接機。飛機著陸后，門一打開，梯子上赫然出現一位身材高大、頭發灰白、軍人模樣、非常英俊的人物，他穿的是我歷來所見剪裁最漂亮的制服，胸前佩著的綬帶在我看來足以代表美國參加過的每一場戰爭。他就是美國總統特使巴特立克·赫爾利少將。他訪問延安，顯然事前沒有人通知我們。過了一會兒我才明白，他此行目的是要在國民政府和中共之間擔任調停工作。
周恩來一看這位軍人氣派十足、服裝異常漂亮的人物，顯然吃了一驚，立刻問我，這位貴賓是誰？我告訴他，這就是赫爾利將軍。好幾年前他是陸軍部長，我曾在紐約和他有過一面之緣。周說：‘你留他在這兒，我去請毛主席來。’接著就在滾滾沙塵中揚長而去。
一會兒，比我所料想的還快，毛和周坐著中共在延安唯一的汽車來了。這輛司機室關閉著的破舊卡車至少是我在延安所僅見的一輛汽車。緊跟著他們而來的是一連步兵，顯然是在飛機場附近兵營臨時匆匆召集的。毛以正式的禮節歡迎赫爾利將軍，一連步兵排列成為儀仗隊，接受赫爾利將軍的檢閱。赫爾利將軍回敬步兵連長的敬禮，然后挺直他的高昂的身軀，像中毒的小狗一般鼓足氣，發出一聲印第安人的長嘯。毛和周看見這位貴賓的怪異行為后的臉上表情是我畢生難忘的。
檢閱儀仗隊之后，毛澤東和赫爾利將軍爬進破舊卡車的司機室內，我也跟著擠進去做翻譯。赫爾利將軍語言潑辣，說話奇特，因此翻譯相當困難。此外，他的談話缺乏條理分明的思路。他看到路上的鄉下人，就回憶往事，聯想俄克拉荷馬州的老朋友——這些對毛都是沒有意思的。他看見一個老農夫使勁扯著一只被我們的卡車驚嚇逡巡不前的騾子，大聲叫嚷：‘差利！打它的另一邊。’我必須有敏捷的思想，才能把這種自然流露出來的談話大意翻譯出來，使毛主席和周恩來了解他的說話的一些內容。”
中共中央為赫爾利的到來，舉行了隆重的歡迎宴會。毛澤東在宴會上把江青介紹給包瑞德，他指著江青說：
“包瑞德上校，這是江青。”
包瑞德后來這樣描述了江青：“她的舉止體態優雅端莊，儼然一個傳統女明星形象；像其她所有中國女演員一樣，她的普通話說得也十分可以。我記得她在其他中共領袖們的夫人中間，是最為出眾、最為漂亮別致的。”
毛澤東歡迎了赫爾利以后對朱德說：
“這家伙是個小丑。”
從此，‘小丑’就成了赫爾利在延安的綽號。
欲知赫爾利還有什么拙劣表演，請繼續往下看。
東方翁曰：本章摘錄的美國記者懷特關于在延安訪問的歷史資料，的確是非常難得、非常珍貴的。他說延安的“百姓們看上去很健康，穿著棕褐色的毛料衣服或有厚厚棉花夾層的藍色外套”，“那時似乎一切都充滿了歡聲笑語，直到今天，我也無法認為一切都是假裝，一切都是虛偽。”“光憑這一點，他們就與國民黨內怠惰的軍官、虛弱的士兵不同。”懷特還說：毛澤東“是在所有人犯錯時，還能保持正確的人”，“他說話實事求是，而他所說的都會被認可為真實。他是指導他人的圣賢。”“他比我所采訪過的任何領導者都要了解自己的人民。”幾十年后，在一些國粉蠢蠢欲動、企圖篡改歷史的時候，這個美國人的話，應該是擊破他們那些謊言的利器。關于中美關系，懷特是這樣說的：“共產黨與美方充滿著善意——溫暖、開放、彼此信任。”“延安視我們為盟友、為朋友，是歡迎我們的。”“他們渴望與我們交朋友的心是真實的。”這些話，對于批駁污蔑毛澤東搞閉關鎖國和在外交上采取“一邊倒”政策，也是一個有力的旁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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