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義會議毛澤東杰出的政治智慧--不提政治問題 歷史只在提出能夠解決的問題中前行

歷史只在提出能夠解決的問題中前行

遵義會議毛澤東杰出的政治智慧——不提政治問題

　　1935年1月，中國共產(chǎn)黨第一次在沒有共產(chǎn)國際的干預下，召開了挽救中國革命的遵義會議。1982年，伍修權在回憶文章中寫道：“遵義會議的成功，表現(xiàn)出毛澤東同志杰出的領導才能與智慧。他在會議上，只批臨時中央在軍事問題上的錯誤，沒有提政治問題上的錯誤……正是這樣，才團結(jié)了更多的同志，全力以赴地解決了當時最為緊迫的軍事問題。”擦亮歷史，照亮未來!

　　一、遵義會議只解決錯誤領導和錯誤軍事路線

　　1935年1月15日晚上7點，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黔軍師長柏輝章府第召開，史稱“遵義會議”，這次會議集中解決了兩個問題。

　　1、“一把手”的報告被反報告。博古在會上做的關于五次反圍剿的報告，接下來周恩來作副報告說：“這次戰(zhàn)爭，我們之所以沒有取勝，有各種客觀原因，不容否認。但軍事上，我們犯了錯誤。”接著，周恩來指出了“最高三人團”軍事指揮上的錯誤，主動地承擔了責任。

　　博古作為中共 “一把手”的報告，被周恩來否定了，沒有得到認同。張聞天從口袋里取出準備好的報告提綱，批評了“三人團”在指揮紅軍反對敵人第五次“圍剿”中錯誤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原則。張聞天的反報告，更讓會議劍拔弩張。

　　2、毛澤東嚴厲批判了錯誤領導和錯誤軍事路線。第二天晚上的會議，毛澤東第一個要求發(fā)言，他一針見血地指出：“三人團”在指揮紅軍對付敵人的第五次進攻時，犯了軍事路線上的錯誤。這個錯誤，表現(xiàn)在第一階段是進攻中的冒險主義，第二階段是防御中的保守主義，第三個階段則是退卻中的逃跑主義。毛澤東的發(fā)言矛頭直指李德，談出了問題的實質(zhì)，為總結(jié)第五次反“圍剿”戰(zhàn)役擬就了一個提綱。大部分與會人員對毛澤東的發(fā)言點頭贊同。但毛澤東的發(fā)言只限于批判“三人團”，所犯的軍事路線上錯誤?其一、批判錯誤領導是為了改變錯誤的領導;其二、批判錯誤軍事路線是為了改變軍事路線錯誤。 

　　3、改變了錯誤的領導和錯誤的軍事路線。第三天的會議，周恩來同意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和朱德等同志，批評了“三人團”所犯軍事路線的錯誤，并主動承認錯誤承擔責任。支持毛澤東對“左”傾軍事錯誤的批判，全力推舉毛澤東參加軍事指揮，得到大多與會者的熱烈鼓掌贊同。

　　遵義會議閉幕，做出四項決定：(一)毛澤東同志選為政治局常委。(二)指定張聞天同志起草決議，委托常委審查后，發(fā)到各黨支部討論。(三)常委中再進行適當?shù)姆止ぁ?四)取消“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而周恩來同志是黨內(nèi)委托的對于指揮軍事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

　　毛澤東一生中為革命舊址題詞，唯有“遵義會議會址”。毛澤東說過一句話：“我們認識中國，真正懂得獨立自主，是從遵義會議開始的。”1982年，伍修權在回憶文章中寫道：遵義會議的成功，表現(xiàn)出毛澤東同志杰出的領導才能與智慧。他在會議上，只批臨時中央在軍事問題上的錯誤，沒有提政治問題上的錯誤……正是這樣，才團結(jié)了更多的同志，全力以赴地解決了當時最為緊迫的軍事問題。

　　二、遵義會議毛澤東為啥只批判“兩錯”

　　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到了如此山窮水盡的地步，需要查找和總結(jié)的教訓太多了，檢討政治路線的錯誤，無疑應首當其沖，可遵義會議上毛澤東為什么只限于批判了“三人團”在第五次反圍剿所犯的軍事路線錯誤，對其他政治問題一概不涉及?

　　1、急迫改變“兩個錯誤”直接涉及黨和紅軍生死存亡。第五次反圍剿失敗，讓中央紅軍損失慘重，并丟掉了整個中央蘇區(qū)。長征第一場湘江惡仗，讓中央紅軍由8萬6千人，銳減到3萬。為主力紅軍斷后的紅34師師長陳樹湘腹部中彈被俘，當他從昏迷中清醒過來，硬是斷腸取義。劉伯承回憶道：“廣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圍剿’以來，迭次失利，現(xiàn)在又幾乎瀕于絕境，與反四次‘圍剿’以前的情況對比之下，逐漸覺悟到這是排斥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正確路線，貫徹執(zhí)行了錯誤的路線所致，部隊中明顯地增長了懷疑、不滿和積極要求改變領導的情緒。這種情緒，隨著我軍的失利日益顯著，湘江戰(zhàn)役達到了頂點。”

　　面對蔣介石覺察到中央紅軍要和紅二、六軍團會合的意圖，設四道防堵線阻止，博古、李德仍堅持原定計劃，率紅軍往蔣介石布置好的包圍圈里鉆。在這危急關頭，毛澤東向中央政治局提出，部隊應改變戰(zhàn)略方向，向西轉(zhuǎn)到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去。12月12日，中共中央負責人博古、周恩來、張聞天、毛澤東、王稼祥和李德等在通道城舉行臨時緊急會議。會上毛澤東說明紅軍主力北上湘西，將會陷入敵軍重圍。他又根據(jù)破譯敵臺的電報指出：國民黨軍隊正以五六倍于紅軍的兵力，構筑起四道防御碉堡線“請君入甕”!他建議西進貴州。得到王稼祥、張聞天、周恩來等贊同，會議通過了西進貴州。

　　為此，急迫改變錯誤的領導和錯誤的軍事路線，直接涉及黨和紅軍生死存亡的當務之急!

　　2、短暫的遵義會議根本無法解決更多的政治問題。中央紅軍攻占遵義，把敵人的幾十萬追兵拋在烏江以東、以南地區(qū)，取得短期休整的機會，也為中央召開遵義會議提供了必要條件。可中央紅軍突破烏江，進占遵義城，令蔣介石大為震驚，急調(diào)其嫡系部隊和川黔滇四省的兵力及廣西軍隊一部，共約150余個團，從四面八方向遵義地區(qū)進逼包圍。而且，遵義會議最后一天，國民黨黔軍25軍第2師于1月17日晚，已經(jīng)逼近遵義城。

　　由此可見，遵義絕非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的久留之地，歷史也沒給中共中央在遵義會議留出太多的時間，去解決更多的政治問題。

　　3、解決長期存在的左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等問題條件不成熟。要系統(tǒng)清理王明“左”傾統(tǒng)治全黨4年之久，給黨和紅軍造成了極其嚴重損失的錯誤，包括中共建黨以來的左右傾機會主義的路線錯誤，即使遵義會議能有充足的時間，但解決的條件也不成熟。

　　其一、至少遵義會議期間，毛澤東僅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主席，還不是全黨的領袖和全軍的統(tǒng)帥，提出解決其它政治問題顯然不太合適。而且，提出的問題過多，反會沖擊集中解決黨和中央紅軍面臨的，最急迫解決的改變“兩錯”。

　　其二、提出解決其它政治問題，這需要理論、思想、組織等的充分準備，而當時這些的準備都遠遠不夠。即使提出解決有關政治路線等問題，也不能得到很好的解決，或許造成更大的思想和組織混亂。

　　其三、如果提出解決有關政治路線等問題，因涉及面太寬，也不利于團結(jié)更多同志共度時艱。即使遵義會議前，王稼祥提出“應該撤換博古和李德，改由毛澤東同志來領導”，并獲張聞天支持。遵義會議上，由毛澤東接替博古的呼聲很高，但毛澤東推辭不就。遵義會議做出決議：常委適當分工。可國民黨黔軍25軍第2師逼近遵義，由誰來接替博古負總責的問題暫時擱置。后來，中央紅軍一渡赤水到達“雞鳴三省”的村子，才決定改組中央主要負責人。毛澤東力主由張聞天負總責，這正是從維護黨的團結(jié)這個大局出發(fā)。

　　其四、解決政治路線等問題牽扯到共產(chǎn)國際。就在遵義會議召開期間，中央蘇區(qū)和共產(chǎn)國際的電訊聯(lián)系中斷。遠在蘇聯(lián)的共產(chǎn)國際，只能從零星得到的情報中，得知那支他們一直遠程控制的紅軍消失在了莽莽大山中，這次聯(lián)系中斷卻醞釀著我黨歷史上的一次大變革。根據(jù)俄羅斯公布的中國檔案資料，僅1923年至1927年間，聯(lián)共中央政治局就為中國革命問題召開了122次會議，做出了738個決定，甚至規(guī)定了連領導人選都必須經(jīng)過他們的同意或指定。“大革命失敗后，我們常講的三次‘左傾’錯誤，都跟共產(chǎn)國際有關系。”

　　其五、當時的軍事路線在一定程度上，集中體現(xiàn)了政治路線。改變錯誤軍事路線的本身，就是堅持正確的政治路線。

　　4、遵義會議后最為需要的也是擺脫被圍堵的困境。遵義會議之后，毛澤東指揮紅軍四渡赤水，取得了戰(zhàn)略轉(zhuǎn)移中具有決定意義的勝利，變被動為主動，但黨中央和中央紅軍最為急迫的還是如何擺脫極度危險的境地。1935年5月上旬，中央紅軍巧渡金沙江后，準備渡過大渡河進入川西北，蔣介石調(diào)集重兵合擊，企圖憑借大渡河天險，圍殲中央紅軍于大渡河以南，讓中央紅軍成石達開第二。強渡大渡河就成紅軍最驚險的一仗，如果渡不過去，就全軍覆沒。紅一軍團紅一師一團一營營長孫繼先，共18勇士從安順場強渡大渡河。紅二師四團晝夜兼程240里，22勇士攀著13根鐵索在滬定橋上殺出一條血路。

　　為此，就是改變了錯誤的領導和錯誤的軍事路線后，如何擺脫黨和紅軍所處的極度危險境地，仍是長征的頭等重要任務!

　　三、遵義會議和延安整風是上下篇

　　遵義會議毛澤東只字未提解決政治路線、思想路線等問題，并非這些問題不需要解決，不需要徹底改變。對此，毛澤東采取了兩步走：

　　1、第一步：確立并堅持正確的政治路線。遵義會議改變了錯誤的領導和錯誤的軍事路線后，毛澤東雖未提出清理左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政治路線，但卻確立了正確的政治路線，并絕不向任何錯誤路線妥協(xié)。特別一四方面軍會師后，這個政治路線的斗爭，集中體現(xiàn)在是否堅持北上抗日建立川陜根據(jù)地。毛澤東堅定不移、旗幟鮮明、身體力行地堅持正確的政治路線，同張國燾的錯誤路線進行了堅決的斗爭。

　　中共中央結(jié)束長征到達陜北后不到兩個月，就在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軍事戰(zhàn)略問題、全國政治形式問題和黨的策略路線問題!會議通過張聞天起草的《中央關于目前政治形勢和黨的任務決議》，毛澤東會議上作了題為《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瓦瓦窯堡會議決議和毛澤東的報告，分析了日本侵略者打進中國之后社會各階級之間相互關系的變化，明確提出黨的基本策略任務是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

　　從此，中共正確的政治路線得到了確立，沿著毛澤東確立的政治路線，中共從勝利走向勝利!

　　2、第二步：延安整風徹底清算了左右傾的錯誤路線。如何全面清理左右傾錯誤路線，毛澤東一直在做理論和思想等方面的準備，一直在等待一個恰當?shù)臅r機，一直在尋找一種恰當?shù)姆绞剑@就是延安整風。如果說，遵義會議解決了錯誤的領導和錯誤的軍事路線，那么，延安整風則是遵義會議的下篇。毛澤東創(chuàng)造的延安整風，采取“懲前毖后，治病救人”，對大革命失敗后黨內(nèi)重大歷史問題做出系統(tǒng)總結(jié)

　　1941年5月，以毛澤東同志在延安高級干部會議上作的報告《改造我們的學習》為標志，開始的延安整風運動，到1945年4月20日六屆七中全會通過《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為止。延安整風運動在中國共產(chǎn)黨歷史上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它是黨的建設史上的一個偉大創(chuàng)舉。

　　通過整風運動，全黨確立了一條實事求是的辯證唯物主義的思想路線，使干部在思想上大大地提高一步，提高了黨員的馬列主義理論水平，全黨達到空前的團結(jié)和統(tǒng)一，為奪取抗日戰(zhàn)爭和民主革命的勝利奠定了思想基礎。

　　總之，歷史只在提出能夠解決的問題中前行，遵義會議只提出改變錯誤的領導和錯誤的軍事路線，這是毛澤東極大地政治智慧，這一個政治智慧，仍能照亮今天和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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