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舉世聞名的長征途中，紅軍三大主力先后經過了川、滇、康、甘、青等省藏族居住區。這些藏區的存在，在紅軍的長途行軍中起著重要的作用。
藏區位置偏遠，地形復雜，為紅軍提供了重要的戰略緩沖地帶
長征前期，紅軍一直處于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中，處境十分被動。遵義會議后，毛澤東重回軍事領導崗位。在毛澤東實事求是思想的指引下，紅軍渡過金沙江，把國民黨數十萬“追剿”軍甩在金沙江以南，從而取得了戰略轉移的決定性勝利。
1935年6月13日，紅一方面軍先頭部隊從寶興縣的蹺磧藏區翻越夾金山后，與紅四方面軍勝利會師于懋功藏區的達維鎮，從此正式進入川西北的藏區，獲得了難得的喘息機會。自紅軍突圍以來，所經地區不管是江西、湖南還是貴州，都是國民黨統治力量比較強大的地區，有的還被視為“中樞重地”，而川康藏區則地處邊陲，敵人統治力量相對薄弱。另外，川軍內部矛盾重重，軍閥之間混戰連連，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川軍對紅軍的“圍剿”力度。所以，紅軍在川康藏區的停留時間較長，駐扎的地區也非常廣泛，有20多萬平方公里。更為重要的是，川康地區的地理位置非常獨特，它位于青藏高原邊緣，橫斷山脈縱貫南北，大江大河并列其中，“關山險阻，羊腸百轉”，“地險路狹，馬不能行”。從行軍角度來說，這樣的地理條件是非常不利的，但對急需休整的紅軍來說，高山大河無疑構成了一道天然的“防御工事”，迫使國民黨軍隊不得不“望山皺眉，臨河嘆息”。因此，從1935年6月中央紅軍進入藏區至9月走出草地，期間3個多月未遭受國民黨軍隊的大規模“圍剿”。
事物都有兩面性，這里雖然為紅軍提供了暫時的棲息地，但惡劣的自然條件也制約著紅軍的長遠發展，這也就決定了藏區不可能成為紅軍長征最終的落腳地。遵義會議后，北上抗日正式成為紅軍的重要戰略目標，黨和紅軍把是否利于抗日作為尋找合適落腳點的重要考量因素。黨中央曾一度提出過“與四方面軍會合，在川西北”建立大塊蘇區的設想，但很快就基于現實的考量和長遠的打算，而代之以“為著把蘇維埃運動之發展放在更鞏固更有力的基礎之上，今后我一、四方面軍總的方針應是占領川陜甘三省，建立三省蘇維埃政權，并于適當期間以一部組織遠征軍占領新疆”的新方針。
而要北上建立川陜甘革命根據地，有兩條道路可供選擇，“一即由松潘直入隴南，一即由川西北之純粹番地入甘”。第一條道路由于松潘戰役計劃執行不力，被國民黨搶先部署200多個團于松潘通道之上，紅軍先機盡失，只能選擇第二條道路，而這條道路因為要經過青藏高原和四川盆地連接段的松潘草地，自然條件極為惡劣，被世人視為絕路。但這樣的條件恰恰給了紅軍以“出其不意攻其無備”的機會。1935年8月17日，毛澤東在給紅一軍二師四團團長楊成武布置先頭團過草地的任務時強調：“敵人判斷我們東出四川，不敢冒險橫跨草地，走北出陜甘這一著棋，我們偏要走敵人認為不敢走的路。”雖然紅軍過草地時付出了極大的代價，造成了很大的損失，但紅軍正是從草地中打通了北上抗日的戰略通道，使胡宗南幾十萬大軍把守的松潘通道成為名副其實的“馬其諾防線”，以致于他們驚聞紅軍走出草地時頻頻嘆息，連蔣介石都無可奈何地哀嘆“六載含辛茹苦，未竟全功”。
總之，川康藏區特殊的地形地貌客觀上幫了紅軍的大忙，如果不是藏區的高山峽谷阻擋了國民黨軍隊的“圍剿”，而是任由他們像在江西、湖南那樣對紅軍圍追堵截，那么中國革命的最后一點火種是否還能保存都將成為歷史的未知;如果不是松潘大草地的惡劣自然環境使敵人麻痹大意，紅軍北上抗日的戰略計劃可能會遭受更多的挫折。
藏區大量的物資、兵力補充，奠定了紅軍長征勝利的物質基礎如何解決兵員和糧食問題，是自古以來人們進行軍事活動時必須面臨的兩大難題。同樣，這兩個問題也是紅軍最為頭痛的。所幸紅軍長征經過的川、滇、康、甘、青五省藏族聚居區，雖然人口不多，物產稀少，但廣大少數民族同胞絲毫沒有吝嗇對紅軍的幫助，反而以有限的人力、物力將這片土地打造成為紅軍長征途中重要的物資補給站和兵員補充基地。
1935年11月，紅二、六軍團在完成了策應中央紅軍戰略轉移的任務后，從湖南桑植出發長征。1936年4月30日，越過雪山進入藏族聚居的中旬縣，由于紅軍制定和執行了正確的民族宗教政策，很快取得了沿途宗教領袖的信任，在他們的支持和幫助下，紅軍籌糧工作收獲頗大。“喇嘛寺見到紅軍尊重少數民族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紀律嚴明，非常感動，幫助紅軍解決了許多糧食，并破格舉行‘跳神'盛會歡迎紅軍代表。”在中甸地區，康藏“十三林”之一的噶丹·松贊林寺向紅軍出售青稞2000多斗(約2萬余公斤)和牦牛、豬肉、紅糖等食品，其他僧俗商家、富戶也陸續向紅軍出售糧、鹽等，共計為紅軍籌糧10多萬公斤。1936年5月中旬，紅二軍團占領西康省德榮縣城，全城不過十幾戶人家，并在紅軍到達前已逃走，導致無糧可籌。當地最大寺院龍絨寺在了解相關情況后，決定贈送紅軍青稞1.5萬斤，并派人到附近農村動員群眾出售糧食4.6萬多斤以及大量肉類紅軍走過的水草地和酥油，幫助紅軍克服了閑難。6月中旬，紅二軍團抵達白玉縣，當地白玉寺支援了紅軍一批糧食和3匹好馬。在向甘孜進發途中，紅二軍團還得到了呷拖寺在物資方面的支持。
在張國燾錯誤指揮下，南下紅軍遭受嚴重挫折，紅四方面軍到達康北后，部隊已由8萬余人銳減到4萬。此時，如果得不到一定的兵力補充，紅軍的處境將更加危急。在紅軍開展的擴編過程中，廣大藏區同胞積極參加。據不完全統計，1935年5月至1936年8月，在今阿壩州境域內參加紅軍的人數就達5000人以上。金川縣約有2000人隨紅軍北上：茂縣近千人(茂縣第一高等小學就有100余人);理番縣380人(其中藏族185人、羌族157人);汶川縣135人;小金縣300人;馬爾康100余人(其中黨壩一帶就有72人);黑水瓦缽梁子、維古一帶50人;松潘縣南部地區近100人。而紅一、二、四方面軍在川期間，全省至少有4.5萬人參加了紅軍，成為紅軍的重要生力軍。藏區民眾還主動為紅軍磨面、熬鹽、運糧、充當向導、照顧傷病員，充分體現了“兵民是勝利之本”這一重要思想的正確性。
藏區地域廣闊，民族關系復雜，為中共推進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中國化提供了重要的實踐平臺
紅軍長征過程中，三大主力經過的地區，是少數民族聚居地區，包括苗、瑤、壯、侗、水、土家、布依、白、納西、彝、羌、藏、回、裕固、東鄉等10多個少數民族。據統計，紅一方面軍行軍371天，其中經過少數民族地區132天，約占1/3時間;紅二方面軍長征走了18640公里，其中少數民族地區就走了5660公里，約占1/3里程;紅四方面軍長征經歷19個月，在少數民族地區的時間競達15個月，約占3/4的時間。而在紅軍長征所經過的少數民族地區中，又以在藏族區域活動時間最長。具體來說，紅軍在漢族區域為264天，占66.3%;藏族區域92天，占24.8%;苗族區域21天，占5.66%;彝族區域5天，占1.35%;回族區域4天，占1.08%;瑤族區域2天，占0.54%;侗族區域1天，占0.27%。可以看出，紅軍在少數民族地區的活動主要集中在藏族地區，在藏區民族工作的實踐是紅軍長征的重要組成部分。
中國共產黨歷來主張民族平等、民族團結。不過長征前，黨主要在漢族地區進行革命活動，對少數民族的歷史與現狀、經濟與文化、風俗與宗教還缺乏了解，也鮮有實踐的機會。紅軍長征中如此長期、廣泛地與少數民族接觸，這在中共歷史上還是第一次。
紅軍在進入藏區之前，就在全體戰士中大力宣傳民族平等的思想，要求大家從思想上反對大漢族主義，反對民族歧視。他們通過漫畫、石刻、歌謠、標語、傳單等形式宣傳黨的民族平等團結政策，如“共產黨是主張民族平等、民族自治、解放弱小民族的!”“實現各民族當家作主的權利!”“彝、藏、回、番一致起來抗匪抗日!”等。這些口號不僅成為紅軍戰士的行為規范，也成為消解少數民族群眾疑懼心理的重要途徑。紅二、四方面軍進入云南、西康藏區后，曾發表聲明：境內藏、漢、回各民族一律享有平等權利，禁止民族壓迫和民族歧視，任何人不準稱呼藏族同胞為“蠻子”。為了尊重少數民族的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紅軍總政治部發布了《關于爭取少數民族工作的訓令》，要求全體戰士必須“絕對的遵從少數民族群眾的宗教、風俗、習慣”。除此之外，紅軍還嚴格保護群眾的物資財產。1936年春，朱德率紅四方面軍到達西康境內的藏胞居住區爐霍縣。由于國民黨反動派的謠言煽動，群眾躲進了深山，卻把牛羊留在了家里。為保護藏胞利益不受損失，朱德向部隊宣布了4條規定：尊重當地的風俗習慣;愛護藏胞的一草一木;在藏胞沒有回家之前，不準進他們的屋;看管并喂好藏胞留在家中的牛羊。紅軍進入甘南藏區后，明確要求紅軍戰士尊重、愛護與宗教活動相關的物品，尊重藏民的宗教信仰，念經敬佛當喇嘛聽其自愿;部隊不得進入喇嘛寺院，不動藏民供奉的神像、神龕、香爐等，不準撕毀藏民貼在門上封門的“神符”和插在房頂、山上的經幡。
與此同時，黨在民族實踐中也深刻認識到，少數民族地區社會歷史條件比較復雜，要想真正實現民族平等團結，促進少數民族的解放，就必須充分發揮藏族同胞的主體作用，幫助少數民族成立相應的革命組織和政權機構。1935年6月，中共中央于懋功發布了《告康藏西番民眾書--進行康藏民族革命運動的斗爭綱領(草案)》，提出：“康藏民族解放運動的勝利，必須獲得中國蘇維埃運動的幫助，而且中國蘇維埃的勝利，將直接影響著、幫助著康藏民族的解放運動。因此，康藏的民眾要得到徹底的解放，必須與全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和中國蘇維埃聯合起來。”8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沙窩召開會議討論紅一、四方面軍會合后的形勢與任務，其中在關于少數民族中黨的基本方針問題上，會議明確強調：“中國共產黨于(與)中國蘇維埃政府在少數民族中的基本方針，是在(當時特定歷史條件下)無條件的承認他們有民族自決權，即在政治上有隨意脫離壓迫民族即漢族而獨立的自由權，中國共產黨與中國蘇維埃政府，應實際上幫助他們的民族獨立與解放運動。”這樣一來，就把少數民族的解放與中國的蘇維埃運動緊密結合了起來。在此思想指導之下，1936年春，紅四方面軍長征到達川邊甘孜藏區時，幫助建立了藏族歷史上第一個人民政權——博巴自治政府(“博巴”或“波巴”，為藏語音譯，意指藏族或藏人)，后又在懋功、黑水、綏靖、崇化等地成立了藏民蘇維埃。《紅四方面軍告川西北藏彝民族書》也明確提出，紅軍擁護藏、彝民族的解放，擁護各民族自己的“聯合會”“自治區”和蘇維埃政權。
而要實現少數民族的解放，僅靠黨的支持與幫助是遠遠不夠的，還必須爭取和動員一切少數民族同胞共同努力。因此，《中共大金省委第一次全省黨代表大會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金川黨的任務決議》明確指出：“一切為自己民族獨立自由平等，堅決反賣國漢官軍閥國民黨統治，及堅決反日反英反帝國主義的分子，不論階級、不論部落，不論土司、頭人、活佛、喇嘛，不論夷馬模(伊瑪目)、阿訇，不論什么軍隊，不論什么派別，不論什么宗教民族，都可以聯合共同奮斗。”黨還將統一戰線策略成功運用于民族問題的解決中，爭取和團結了一大批民族、宗教界上層人士的支持，為實現少數民族解放與革命事業的共同發展奠定了基礎。在這個過程中，培養、使用少數民族干部也被放在了突出的位置。1935年6月28日，中共中央兩河口會議強調，必須挑選一部分優良的番民給以階級的與民族的教育，以造成他們自己的干部。1936年2月14日，中共金川第一次全省黨代表大會作出《關于民族工作的決議》在總結過去民族工作的經驗教訓時強調：“在提拔培養民族干部方面，雖也提拔了一些番民干部，但還缺少更廣泛有系統的去提拔更多的民族干部。特別表現著只在個別部門注意了提拔培養民族干部。對番民干部不相信還嚴重存在著，對民族獨立即格勒得沙政府威信的提高等宣傳解釋工作是非常不夠的。”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天寶、楊東生、扎喜旺徐等一大批民族干部迅速成長，為促進民族團結做出了重要貢獻。
總之，在藏區的民族工作實踐，極大地緩和了長期存在的藏漢矛盾，為各民族和諧相處，團結互助做了全新的詮釋，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為中國共產黨積累了正確處理民族關系的豐富經驗，從而推動了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中國化的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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