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禁錮的民國“學術自由”

　　近年來，社會上出現了一種扭曲的懷舊傾向，有的人一味美化、推崇民國時期的“學術自由”，而對這一時期的進步文化遭受壓制的事實卻視而不見或刻意回避，更有甚者通過刻意炒作以表達對現實學術狀態的不滿，從而混淆視聽、顛倒黑白。那么，民國時期的學術真的自由嗎?

　　首先，國民黨政權的性質從根本上決定了民國時期的學術研究僅僅是一種被禁錮的“自由”。眾所周知，學術不是孤立存在的文化領域，而是受到具體社會環境的影響和制約，這在民國時期也不例外。1927年4月，國民黨背叛革命，建立起維護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的南京國民政府，其政權性質正如宋慶齡等發表的《對中國及世界革命民眾宣言》所揭露的：“南京派叛徒，實為新軍閥及土豪紳士地主及剝削農工分子的集團。”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強化了對各類出版物的審查和限制。比如1929年公布的《宣傳品審查條例》規定，凡“宣傳共產主義及階級斗爭者”、“反對或違背本黨主義政綱政策及決議案者”等，即認定為“反動宣傳品”、“謬誤宣傳品”，加以查禁查封和懲辦。又比如1930年公布的《出版法》第19條規定“意圖破壞中國國民黨或破壞三民主義者”、“意圖顛覆國民政府或損害中華民國利益者”，都需嚴加取締、懲處。此外，據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中央取締社會科學反動書刊一覽》，以“宣傳共產主義”、“宣傳赤化”、“鼓吹階級革命”、“煽惑軍隊”、“言論荒謬”、“譏評政府”等各種理由，僅1929年至1936年就查禁或查扣了676種“社會科學反動書刊”。其中甚至包括那些沒有任何政治色彩的語言學教材，如《拉丁化課本》、《拉丁化概論》、《拉丁化的方案檢字》等，也被冠以“宣傳漢文拉丁化”而難逃禁毀的厄運。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南京國民政府為了壓制全國人民的抗日救亡運動，出臺了《宣傳品審查標準》，把批評國民黨的不抵抗政策和要求抗日的相關刊物，一概視作“危害中華民國”、“替共產黨張目”而加以懲處。

　　其次，民國時期的政治環境使很多進步文化人的基本人權都無法保障，更談不上所謂的“學術自由”。眾所周知，民國時期發生了多起軍、警、憲、特搗毀查封報刊、學校、科研機構和文化團體，監視、搜查甚至暗殺進步文化人的事件。比如，1933年5月國民黨特務在上海綁架著名文化人潘梓年和丁玲。又如，文學翻譯家、復旦大學教授馬宗融曾在教室內被“三青團”檢查其私人信件。再如，著名經濟學家馬寅初在抗戰期間任重慶大學商學院院長、教授，但由于抨擊國民黨官僚資本特別是孔祥熙等人發國難財，因而為國民黨當局所不容，被秘密逮捕關入息烽集中營關押達四年之久。之后，國民黨雖然迫于輿論壓力釋放馬寅初，但是并沒有就此罷休。據經濟學家許滌新回憶，馬寅初出獄后，國民政府教育部長陳立夫立即通知重慶大學，要求不能聘任馬寅初為教授。不僅如此，國民黨在1946年發動全面內戰之時，還公然對國統區的進步文化人進行暗殺活動。同年7月，著名學者、愛國民主人士李公樸、聞一多先后被國民黨特務暗殺，由此讓人們進一步看清了民國“學術自由”的假象。愛國民主人士馮玉祥先生在《我所認識的蔣介石》一書中專門撰寫了題為“殺大學教授的蔣介石”的一章，并悲憤地指出：“這兩位大學教授都受過完全教育的，都是為了和平民主來呼吁，手里并沒有槍和刀，況且蔣介石說過的許人們言論自由，為什么說了幾句話就要特務把他們暗殺了呢?這不是太卑劣嗎?”

　　最后，民國時期的“黨化教育”嚴重束縛和限制了廣大師生的思想和學術自由的空間。1927年8月，國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員會制定《學校施行黨化教育辦法草案》，通過重新改組學校課程、審查教學用書以強制推行黨化教育。后來為進一步加強對思想的嚴密控制，又制定了各級學校“黨義”教師、訓育主任條例以及剝奪講學自由的公開條例等，企圖把教師變成思想的“囚犯”。這種限制教師學術研究自由的文化政策，遭到了一大批知名教授的厭惡和抨擊。不妨看看當時的社會輿論：著名化學家、西南聯合大學化學系教授曾昭掄公開發表文章說：“實質上從各方面看來，對于目前教育的不滿，是很顯然的……各學校的教職員，凡是有見解，有抱負的——或者可以說，愿以教育為事業的——無時不是感覺煩悶、苦惱和無聊。”也有人直接控訴，國民黨“處處用特務方式來偵察與訓斥，于是素來是天高皇帝遠的教授們，也弄得度日維艱說話難，除非投入特務機關的懷抱，否則動輒得咎，不但保不住雞肋的飯碗，同時還帶上各種各樣的帽子，最輕的是紅帽子，否則便是灰帽子，更重當然請進集中營。如此大學教育，不僅是自由講學的末日，簡直是大學教授的死刑判決”。許多重視個人氣節和學術研究自由的教授，比如四川大學的朱光潛等10多位教授、中央大學教育學院院長艾偉教授等，或因看不慣國民黨對學術自由的干涉，或因不愿追隨國民黨當局“以黨治校”，都紛紛被迫離職。難怪當時社會輿論發出這樣無奈的感嘆：“‘學術研究自由’，這決不是某些教授和學生的無病呻吟，這乃是當前大學教育中的一個嚴重問題啊!”

　　盡管在民國時期不少學者潛心篤志于學問，取得了一些對后世有較大影響的學術成果，但這并不能代表民國學術環境的全貌。以上史實足以說明，民國時期不是知識分子進行學術研究的“天堂”。當今某些人所熱捧的民國“學術自由”不過是思想禁錮下的“自由”虛影。在當代中國，只有堅持為人民、為祖國服務的價值導向，才能為學術自由創造沃土和陽光，才能真正迎來學術的春天。

　　(作者系福建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院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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