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國人民熱烈歡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一周年的1950年秋天，中央邀請全國各少數民族代表和200多名各民族文工團員參加國慶大典。10月3日晚，毛澤東在中南海懷仁堂接受了各民族代表的獻禮，并觀看了文工團的聯合演出，步柳亞子《浣溪沙》之韻，以“一唱雄雞天下白，萬方樂奏有于闐”的贊頌之詞，述說了祖國統一、民族團結的空前盛況。作為詩意形象的“于闐”，把人們的思緒帶到了歷史悠久、遼闊壯美的新疆。
一
中華民族的起源和發展如同璀璨星辰，照耀著歷史的長空。先秦時期的西北居民，我國古籍中統稱為“西戎”。秦漢以來，大約有30多個民族先后在新疆大地上繁衍生息。1935年召開的第二次全疆人民代表大會，確定新疆有維吾爾、漢、哈薩克、蒙古、回、滿、錫伯、索倫、塔塔爾、烏孜別克、塔吉克、塔蘭其、歸化族等14個民族。新中國成立后，將南疆的維吾爾人塔蘭其歸入維吾爾族，稱歸化族為俄羅斯族，稱索倫為達斡爾族，成為人們常說的新疆13個世居民族。千百年來，他們為守衛祖國西北邊疆和開發建設新疆做出了永不磨滅的歷史貢獻。其中塔吉克族在這里生活的歷史較為悠久，族源可上溯到公元前分布于蔥嶺—帕米爾地區操印歐語系的塞人，漢族在新疆民族史上則是自漢代以來千古一系的構成要素。
今天的“維吾爾”與古代的“回紇”、“回鶻”都是原蒙古草原上一個部落的突厥語名稱的不同音譯。回紇的先世可以追溯到春秋以前的狄和漢代的丁零，以及北魏時的敕勒(高車)之袁紇，隋時開始反抗突厥的統治，正式宣布其族名為回紇。公元627年(唐貞觀元年)，回紇打敗東突厥前來討伐的10萬騎兵，此后在唐朝的幫助下逐步稱雄漠北，于公元745年(唐天寶四年)攻殺后突厥的最后一個汗王，建立回紇汗國，統一于唐朝。后向唐朝呈文，取“回旋輕捷如鶻”之意，改稱為回鶻。公元840年(唐開成五年)，處于內亂的回鶻汗國遭遇瘟疫和雪災，在西北黠戛斯(今柯爾克孜族的前身)十萬大軍的進攻下滅亡。其向西南遷徙的部眾，分別在安西(今新疆庫車)一帶建了高昌回鶻王朝，在蔥嶺(今帕米爾高原)西北建立了黑汗王朝(西方近代歷史著作稱之為喀喇汗王朝)，與位于二者南部的原于闐王朝共處于唐安西大都護府和北庭大都護府轄地。在此后500多年的時間里，他們融合當地不同民族的原有居民，以及漢代以后進入西域的不同來源的居民，形成了元代的畏兀兒，即今維吾爾族的前身。
這些西域政權始終認為自己是中國的一部分，其首腦頭銜中往往冠以“桃花石汗”，有的則直接冠以“東方和中國王”或“東方與中國之素(蘇)丹”，甚至在其錢幣上也鑄有這樣的文字。鮮卑拓跋氏自認為是黃帝后代，以統一中國為己任，其北魏王朝聲威遠播，唐宋時的中亞人普遍以其諧音“桃花石”稱謂中國人。11世紀黑汗王朝時期問世的百科全書《突厥語大詞典》，釋“桃花石”為“秦”(即中國)，并說秦又分作三部分：上秦稱桃花石，中秦稱契丹，下秦是喀什噶爾(即黑汗王朝)。此前10世紀的波斯文名著《世界境域志》，亦將于闐、喀什噶爾(簡稱喀什)、龜茲等列為中國屬地。于闐王朝認為自己原本屬于唐，后來又受遼、宋的冊封。公元969年，于闐王派使者到宋朝覲獻方物，聲稱當地發現一塊重237斤的大玉，要獻給皇帝，但運輸之事不久因其與喀喇汗王朝爆發戰爭被耽擱下來。公元1009年，黑汗王朝征服于闐，當年遣使“以方物來貢”，那塊大玉也被運到宋都汴梁(見《宋史·于闐傳》)。在1988年開始的“中日共同尼雅遺址調查”中，出土了具有“五星出東方利中國”字樣和當地民族藝術特點的漢代織錦。
二
中原王朝與這些西域政權的政治聯系和統屬關系，遠非自此所始。當秦朝統一我國中南部的農業地區的時候，自認為是中華“夏后氏之后”的匈奴統一了我國北部游牧地區。公元前176年(漢文帝前元四年)，匈奴曾派使者向漢朝通報已將西域二十六國“并為一家”的情況，并表示“北州已定，愿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以應始古，使少者得成其長，老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漢文帝也寫信給匈奴單于說：“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令于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史記·匈奴列傳》)在中國南北兩個政權并存的情況下，匈奴對于西域的統一得到了中原王朝的認可。公元前60年(漢宣帝神爵二年)，控制西域的匈奴日逐王先賢撣歸順，次年漢朝設立西域都護府(治所在今新疆輪臺縣內烏壘城)，統管整個西域地區的軍政事務，這比回鶻進入西域早了900年。
中央政府對于所屬西域地區的治理得到了當地部族的認同和擁護。公元75年(東漢永平十八年)，漢章帝命班超自西域回朝，疏勒都尉黎鼻因“誠不忍見漢使去”而自殺，于闐王侯以下抱班超馬腿挽留使之不得行(《后漢書·班超傳》)。公元630年(唐貞觀四年)，一些民族的首領到長安懇請唐太宗李世民稱“天可汗”或“天至尊”(《資治通鑒》卷一九三)。公元647年(唐貞觀二十一年)，西域各少數民族首領以“唐民”身份要求開辟“參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驛，各有馬及酒肉以供過使”，在中國歷史上出現了“四夷大小君長爭遣使入獻見，道路不絕，每元正朝賀，常數百千人”的壯觀景象(《資治通鑒》卷一九八)。朝廷聚集著各民族的文官武將，郡縣制、均田制、租庸調制、府兵制等中央政府的統一政令，都在西域得到貫徹執行，這從吐魯番出土文書中可以得到充分印證。
唐朝邊塞詩人岑參詩云：“軍中置酒夜撾鼓，錦筵紅燭月未午。花門將軍善胡歌，葉河蕃王能漢語。”這不僅是各族軍民親密關系的生動寫照，也是對當時這一地區文化融合和語言交流狀況的證明。漢朝時匈奴單于致皇帝的書信均用漢字，精絕王室曾經用《蒼頡篇》作為識字課本學習漢語文。西域國王及其國家皆用漢姓，龜茲姓白，疏勒姓裴，焉耆姓龍，于闐姓尉遲(唐朝時改姓李)。《梁書·西北諸戎傳》記載，高昌“國人言語與中國略同，有五經、歷代史、諸子集。”公元1333年(元順帝元統元年)，用漢語文開科取士，共取進士百人，其中屬于西域少數民族的進士就有10人。元代出現了一批精通漢文化的西域官員和學者。高車人不忽木曾任昭文館大學士、御史中丞等要職，并有樂府行于世。在畏兀兒官員和學者中，廉惠山海牙是《宋史》、《遼史》和《金史》的纂修官;魯明善“出監壽郡”(今安徽壽縣一帶)，根據對當地農事的調查研究寫出了中國農業科學史上第一部按月令記述農事活動的科學著作《農桑衣食撮要》。也是在元朝那個民族文化融合與中外文化交流的高潮中，蒙古人統治的察合臺汗國形成了一種接受阿拉伯語和波斯語影響的察合臺文，成為現代維吾爾文的源頭。而作為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漢語文，自漢代開始一直是西域各民族相互溝通與聯系的最重要的紐帶和橋梁。
玉門至蔥嶺是中西文化的交匯之地，也是多種宗教的共生之地。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在天山南北蓬勃發展，隋唐達到鼎盛，高昌、焉耆、龜茲、疏勒、于闐和鄯善的佛教文化均自成體系，元代高昌的畏兀兒依然信奉佛教。近百年來在新疆各地發現的大量佛教文物，堪稱祖國文化的瑰寶。南北朝時祆教(基督教誕生之前中東西亞最有影響的宗教)也曾盛行于塔里木盆地，元朝時天主教和景教(統稱也里可溫教)在當地的信徒多達數萬。畏吾兒人中信仰道教的亦為數不少。僅就回鶻而言，早在漠北時就已皈依包容了祆教、基督教、佛教教義的摩尼教，后來佛教又成為其主要信仰與文化核心。公元9世紀末，中亞薩曼王朝發動了對信奉佛教的黑汗王朝的“圣戰”，其納斯爾王子因內訌逃到喀什噶爾避難，請求賜給一塊牛皮大的土地用于“祈禱自己的主”，得到本來禁止伊斯蘭教的黑汗王朝的允許，建立了新疆第一座清真寺。后來王室成員布格拉借助伊斯蘭教的力量發動宮廷政變登上汗位，其長子穆薩即位后對另外兩個佛教王朝——于闐和高昌展開了幾十年的“圣戰”，強力推行伊斯蘭教，但終因“水土不服”而衰落。直到16世紀初，曾因內部紛爭流亡中亞的蒙古察合臺后王賽義德汗率舊部進入南疆，建立自己的政權(據其首府所在地稱葉爾羌汗國)，確立伊斯蘭教為國教，使之成為蒙古黃金家族成員及其部眾與回鶻和其它居民的共同信仰，并且在塔里木盆地傳播開來。為與現實政治制度相適應，中國伊斯蘭教的教義家們開辟了“以儒釋經”的本土化道路，把對安拉的“一元忠誠”改造為包括君主在內的“二元忠誠”，并且認為伊斯蘭教的“五功”( 念禮齋課朝)是儒家“五德”(仁義禮智信)的外在表現，二者相輔相成。黑汗王朝時期問世的維吾爾族古典文學杰出代表作《福樂智慧》既贊頌至尊至大的真主，更贊頌偉大的布格拉汗，其中亦不乏儒家思想，所體現的宗教文化傳統與西亞和中亞具有根本不同。
蔥嶺及巴爾喀什湖以東地區屬于中國西北部的傳統疆域，西遼和元朝直接管轄的地區則更為遼遠。自漢代開始實行的屯田戍邊和財政支持，有力促進了這一地區的穩定和發展。漢朝將先進的犁耕技術、井渠技術和農作物品種帶入西域，促進了西域農業的發展。唐朝時天山南北許多地區得到開墾，在高昌地區建設了比較完備的天山雪水灌溉系統，這套水利灌溉系統高昌回鶻汗國時還在利用。清朝時新疆得到大規模開發，北疆興起了許多城市，南疆畏兀兒地區也得到較大的發展。漢朝每年在西域的財政支出達7480萬錢，唐朝每年在西域的財政支出90萬匹緞，清朝中央政府和有關省份給予新疆的財政撥解高達近4億兩白銀。西域經濟社會幾個發展較好的重要時期，都是與中央政府的有效管理和有力支持是分不開的。
新疆地區各族人民也為當地和祖國的經濟文化社會發展，為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貢獻。小麥和棉花等農作物最早從西域傳入內地，構成了各族人民不可或缺的生活條件。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等通過絲綢之路傳入西方，對世界歷史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于闐樂舞和雜技從漢代開始傳入內地，隋唐時期龜茲樂律的五旦七聲演變為隋唐燕樂的二十八調。唐太宗定“十部樂”用于朝會大典，龜茲、疏勒、于闐、高昌等西域樂舞盡在其中。白居易曾經發出“中原自有胡旋者，斗妙爭能爾不如”的由衷感慨。西域民族還在哲學、史學、文學、農學、醫學等方面創造了偉大的成就。新疆地區出現的柯爾克孜族的《瑪納斯》和蒙古族的《江格爾》，都是世界聞名的英雄史詩。維吾爾族的《十二木卡姆》，在中國音樂舞蹈發展史上閃爍著璀璨的光彩。
新疆地區各民族在國家統一與民族融合的歷史上，以其卓越貢獻確立了自己的重要地位，同時形成了維護統一、報效祖國的偉大情懷，更有無數杰出人物彪炳史冊。僅就元朝而言，回回人賽典赤曾任中書平章政事，后主政云南6年，改革政體、撫綏為本，興辦教育、教授禮儀，鑄劍為犁、內外相安，逝于任上時人稱“慈父慈母”，百姓巷哭，屬國往祭使者亦“號泣震野”。畏兀兒人廉希憲19歲入侍忽必烈府邸，助其推行漢法、平叛四方，受命治理京兆、四川、荊湖等地成績斐然，秉政中書6年，被譽為“宰相中真宰相，男子中真男子。”與之具有相同經歷的葉仙鼎，為西道都元帥，任宣慰使24年，長期主政吐蕃(西藏)、云南等邊疆地區，“各地皆悅服”。窩闊臺嫡孫海都為爭奪權力、反對漢化而發動叛亂、另立汗國時，高昌王火赤哈兒的斤堅定地為中央政府平叛而戰，直至血灑疆場。這些不勝枚舉的人物及其事跡記錄在中國歷史中，他們對民族和國家前途命運的歷史選擇與卓越貢獻，應當得到子孫后代的真誠敬重。
三
分裂與統一是千百年來新疆問題的核心，而據有和殖民新疆則是近代以來帝國主義列強的一再圖謀。公元1865年(清同治四年)初，中亞浩罕國在英國和沙俄的支持下派遣阿古柏攻入新疆，建立殖民政權，廢除了清朝政府的法令法規和制度，破壞中國的伊斯蘭教傳統，以暴力推行“原教旨主義”和伊斯蘭教法，對不愿接受伊斯蘭教者橫加殺戮。阿古柏本人擁有3000多個奴隸，還擄掠各族少女600余人充做后宮。各族勞動人民衣不蔽體，食不果腹，許多兒童被作為奴隸販賣到中亞。侵略者一開始就遭到柯爾克孜6000多人在喀什的有力反擊，吐魯番各族軍民的英勇抗擊使阿古柏付出3萬多人的代價，和闐(即今之和田與古之于闐)軍民與侵略軍堅持斗爭一個月之久，5萬余名維吾爾族軍民為保衛城池獻出了生命。后來清軍在各族人民的支持下收復失地，阿古柏絕望自殺。此后沙俄吞并浩罕汗國，直接侵入我帕米爾地區，當地柯爾克孜和塔吉克人民進行了有組織的抵抗，協助清軍修筑工事，守衛卡倫。為維護祖國統一和捍衛領土完整，新疆各族人民進行了英勇戰斗，也付出了很大犧牲。
帝國主義列強軍事占領新疆的圖謀失敗之后，新疆分裂勢力便成為其別動隊和代理人。他們在進行政治和武力策動的同時，尤其注重通過捏造歷史、編造謊言和曲解有關概念原意的手法進行輿論準備。阿富汗人賽義德在19世紀中期提出“泛伊斯蘭主義”，主張信仰伊斯蘭教的各個國家創建統一的政治實體。后來俄國人伽思普林斯基以泛斯拉夫主義為藍本，提出俄羅斯的穆斯林應該把所有操突厥語的民族合并成為一個新的“民族共同體”，并幻想“建立一個從亞德里亞海直到中國的大帝國”。作為地理概念的“突厥斯坦”一詞，是在中世紀的阿拉伯地理著作中提出的，意為“突厥人的地域”，特指中亞錫爾河以北及附近的東部地區。沙皇俄國入侵中亞后，在河中地區設立“突厥斯坦總督區”，并把中國新疆地區稱為“東突厥斯坦”。也正是在外強的策劃和扶植下，喀什“東突厥斯坦共和國”和伊犁“東突厥斯坦共和國”，分別于1933年和1944年的11月先后出籠，但都因其不得人心而以短暫壽命告終。正如后來成為伊犁等三區臨時政府首腦，主持作出取消“東突厥斯坦共和國”名稱決定的維吾爾族杰出人士阿合買提江所說：中國是我的祖國，我的故鄉。
清政府在18世紀中葉平定衛拉特蒙古準噶爾部的大規模叛亂，取“故土新歸”之意，把版圖之內的西域地區命名為“新疆”。1884年新疆建省，其政治制度和管理體制與內地取得一致。辛亥革命后，1934年4月召開的第一次全疆人民代表大會，發表以“實行民族平等”為首的“八項宣言”，以反對帝國主義、確保新疆永屬中國領土為宗旨的“新疆民眾反帝聯合會”宣告成立。此后新疆連續6年舉行了全省范圍的各族人民代表大會，還分別召開了哈薩克、柯爾克孜、蒙古族等不同民族的人民代表大會及其聯合代表大會。主張“東突”分裂主義的伊敏、麥斯武德等人在新疆無法立足，便到重慶活動。1944年秋，他們乘國民參政會憲政征求憲法草案起草意見之機，拋出《新疆同鄉會對憲法草案之意見》，強調新疆歷來是具有單一宗教信仰的“單一民族的故鄉”，宣揚確定新疆民族為突厥族、改新疆為突厥斯坦的政治主張。其有悖基本常識和毫無歷史根據的分裂言論立刻遭到社會輿論的猛烈抨擊。曾在新疆生活、畢業于法國巴黎大學的黎東方博士依據確鑿的史料指出，維吾爾、柯爾克孜、塔塔爾、塔吉克、哈薩克、烏孜別克等西北民族都不是突厥族。大量的考古發掘提供的人類學資料表明，原本住在外貝加爾湖一帶的突厥人屬于蒙古人種。按照當代土耳其學者的闡述，古代的突厥人是蒙古種——黃色人種的一支，他們從中國北部進入小亞細亞和歐洲以后吸收了高加索人種的特征，直到成了有著黑頭發、黑眼睛、膚色介于黃白之間的白色人種。
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我國各族人民密切交往、互相依存、休戚與共，共同推動著國家發展和社會進步。維吾爾族在歷史上有“畏兀兒”等各種不同的漢譯名，民國時期，為消除民族隔閡，體現民族平等，新疆省政府批準“新疆民眾反帝聯合會”的建議，于1934年下半年將其名稱改為“維吾爾”。時任教育部長徐廉解釋說，它表示維護(維)我們(吾)和你們(爾)，不僅包括民族大家庭和睦相處的關系，還標志著各民族團結一致，共同建設新疆，保衛新疆。省政府也在更名公告中指出：“此名稱狹義言之，為保護自己民族之意，廣義言之，為保護國家之意……顧名思義當生愛國家愛種族之觀念。”“維吾爾”這個美好的名字不僅體現了維吾爾族人民的民族觀念、國家觀念及其共同理想，而且包含著新疆乃至全國各族人民對于民族大家庭和諧美滿的深情祝愿。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新疆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古老的西域文明得到了跨時代的現代化提升。在社會主義祖國的懷抱中，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中，“萬方樂奏有于闐”的悠久歷史，必將并且正在融入光輝燦爛的中國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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