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崛起了一個“超級大國”;20世紀，隕落了一個“超級大國”。
這個大國叫蘇聯，這個事件叫“世紀悲劇”。1922年12月30日，是蘇聯誕生的日子;1991年12月25日，是蘇聯消亡的日子。這一天，那面飄揚了半個多世紀的旗幟，從克里姆林宮的上空徐徐落下，近2000萬的蘇共黨員，默默地接受了這一悲劇的落幕。有人用中國古人的一句詩來表達對蘇聯人的惋惜與不爭：“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個是男兒。”然而，中國人的一句古詩又怎能解釋了這幕驚天悲劇的深層論理?
中國與蘇聯有著深厚的淵源，十月革命的炮響，為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也與蘇聯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中國的社會，曾經深深地刻著蘇聯的印記。中蘇曾經以兄弟相稱，中蘇也曾經兄弟失和。中蘇曾經基于對社會主義的理論分歧和道路選擇進行了長期的論戰，打了不知多少筆墨官司。從那些你來我往的歷史的吵鬧聲中，沿著歷史的脈絡，人們不難發現，蘇聯的轟然倒下的病根，原來是早就種下了的。只是，中國的毛澤東雖已對這個病根了然于胸，而蘇聯卻壓根不承認自己的病體，歷史就這樣上演了一幕頗似“扁鵲見蔡桓公”的戲劇，結局也是那么的相似，“桓侯遂死”，蘇聯走到了自己的盡頭。
蘇聯領導人斯大林1953年去世后，繼任的赫魯曉夫掀起了去斯大林化的狂潮。1956年11月15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對蘇聯出現的這一不正常現象指出：“關于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我想講一點。我看有兩把‘刀子’：一把是列寧，一把是斯大林。現在，斯大林這把刀子，俄國人丟了。哥穆爾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這把刀于殺蘇聯，反所謂斯大林主義。歐洲許多國家的共產黨也批評蘇聯，這個領袖就是陶里亞蒂。帝國主義也拿這把刀子殺人，杜勒斯就拿起來耍了一頓。這把刀子不是借出去的，是丟出去的。我們中國沒有丟。我們第一條是保護斯大林，第二條也批評斯大林的錯誤，寫了《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那篇文章。我們不象有些人那樣，丑化斯大林，毀滅斯大林，而是按照實際情況辦事。列寧這把刀子現在是不是也被蘇聯一些領導人丟掉一些呢?我看也丟掉相當多了。十月革命還靈不靈?還可不可以作為各國的模范?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赫魯曉夫的報告說，可以經過議會道路去取得政權，這就是說，各國可以不學十月革命了。這個門一開，列寧主義就基本上丟掉了。……現在蘇聯派到各國去當專家的那些人，十月革命的時候不過幾歲、十幾歲，他們很多人就忘記了。有的國家的同志說，中國的群眾路線不對，很高興學那個恩賜觀點。他要學也沒有辦法，橫直我們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互不干涉內政，互不侵犯。我們不企圖去領導任何別的國家，我們只領導一個地方，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東歐一些國家的基本問題就是階級斗爭沒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沒有搞掉，沒有在階級斗爭中訓練無產階級，分清敵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論和唯物論。現在呢，自食其果，燒到自己頭上來了。你有多少資本呢?無非是一個列寧，一個斯大林。你把斯大林丟了，把列寧也丟得差不多了，列寧的腳沒有了，或者還有一個頭，或者把列寧的兩只手砍掉了一只。我們是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學習十月革命的。馬克思寫了那么多東西，列寧寫了那么多東西嘛!依靠群眾，走群眾路線，是從他們那里學來的。不依靠群眾進行階級斗爭，不分清敵我，這很危險。”
1957年1月，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對蘇共‘二十大’，我們黨內絕大多數干部是不滿意的，認為整斯大林整得太過了。這是一種正常的情緒，正常的反映。但是，也有少數人起了波動。每逢臺風一來，下雨之前，螞蟻就要出洞，它們‘鼻子’很靈，懂得氣象學。蘇共‘二十大’的臺風一刮，中國也有那么一些螞蟻出洞。這是黨內的動搖分子，一有機會他們就要動搖。他們聽了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舒服得很，就搖過去，喊萬歲，說赫魯曉夫一切都對，老子從前就是這個主張。后頭帝國主義幾棍子，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幾棍子，連赫魯曉夫的腔調都不得不有所改變，他們又搖過來了。大勢所趨，不搖過來不行。墻上一南草，風吹兩邊倒。搖過來不是本心，搖過去才是本心。黨內黨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開口波茲南，閉口匈牙利。這一下就露出頭來了，螞蟻出洞了，烏龜王八都出來了。”
1957年10月9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三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做革命的促進派》中指出：“這里順便說一點我們同蘇聯的不同意見。首先，在斯大林問題上，我們同赫魯曉夫有矛盾。他把斯大林搞得那么不象樣子，我們不贊成。因為搞得那么丑嘛!這就不是你一國的事，這是各國的事。我們天安門前掛斯大林像，是符合全世界勞動人民愿望的，表示了我們同赫魯曉夫的基本分歧。斯大林本身，你也要給他三七開嘛!斯大林的成績算它七分，錯誤算它三分。這也未必見得準確，錯誤也許只有兩分，也許只有一分，也許還稍微多一點。總而言之，斯大林的成績是主要的，缺點、錯誤是次要的。這一點，我們同赫魯曉夫有不同意見。還有和平過渡的問題，我們同赫魯曉夫他們有不同的意見。我們認為，無論那個國家的無產階級政黨，要有兩條：第一條，和平;第二條，戰爭。……你說一定是和平過渡，那跟社會黨就沒有差別。日本社會黨就是這樣，它只有一條，就是永遠不搞暴力。全世界的社會黨都是這樣。無產階級政黨一般地還是要有兩條：君子動口不動手，第一條;第二條，小人要動手，老子也動手。這樣的提法，就沒有弊病，都管到了。不然，就不行。現在有些國家的黨，比如英國共產黨，就是只提和平過渡的口號。我們跟英國黨的領導人談，老是談不通。他們當然驕傲了，他說和平過渡怎么是你赫魯曉夫提的?我早已經提了!此外，對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個方針，蘇聯同志不理解。我們講的是社會主義范圍的、人民內部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反革命不在內。當然，人民內部可以分化，一部分變為敵人。比如右派，過去是人民，現在這些人，我看是三分之一的人民，三分之二的反革命。是不是剝奪他們的選舉權?除開個別的要法辦、勞改，那要剝奪選舉權外，一般的以不剝奪為好。有的人還可以讓他當政協委員，橫直政協搞個千把人都可以。右派，形式上還在人民內部，但實際上是敵人。我們公開宣布，他們是敵人，我們同他們的矛盾是敵我矛盾，因為他們反對社會主義，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總之，不合乎六條標準嘛!這是毒草。人民內部不管那一天總要出一點毒草的。”
1958年3月20日，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不能光講團結一致，不講斗爭、矛盾。蘇聯就不講領導與被領導之間的矛盾。沒有矛盾斗爭，就沒有世界，就沒有發展，就沒有生命，就沒有一切。老講團結，就是‘一潭死水’，就會冷冷清清。要打破舊的團結基礎，經過斗爭，在新的基礎上團結。一潭死水好，還是‘不盡長江滾滾來’好?黨是這樣，人民、階級都是這樣。……量變轉化為質變，質變轉化為量變，歐洲教條主義濃厚，蘇聯有些缺點，總要轉化的，而我們如果搞不好，又會硬化的。”
1958年7月22日，毛澤東在同蘇聯駐華大使尤金談話中指出：“去慶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這是我們共同的事業。當時我說過，什么兄弟黨，只不過是口頭上說說，實際上是父子黨，是貓鼠黨。這一點，我在小范圍內同赫魯曉夫等同志談過。他們承認。這種父子關系，不是歐洲式的，是亞洲式的。……我對米高揚在我們八大上的祝詞不滿意，那天我故意未出席，表示抗議。很多代表都不滿意，你們不知道。他擺出父親的樣子，講中國是俄國的兒子。
中國有它自己的革命傳統，但中國革命沒有十月革命也不能勝利，沒有馬克思列寧主義也不能勝利。蘇聯的經驗要學。……要學習所有的經驗，正確的經驗要學，錯誤的經驗也要學。錯誤的經驗是：斯大林的形而上學、教條主義。他不完全是形而上學，有一部分辯證法，但大部分是形而上學。你們叫做個人崇拜，是一個東西。斯大林很愛擺架子。我們支持蘇聯，但錯誤的東西不支持。關于和平過渡問題，我們沒有公開談，報上沒有講。我們很謹慎，也未公開批評你們，采取了內部交談的辦法。我去莫斯科以前，和你談過。在莫斯科期間，由鄧小平同志談了五條。今后，我們也不準備公開談，因為這對赫魯曉夫同志不利，應該鞏固他的領導。我們不談，并不是因為我們這些意見不是真理。”
1958年11月，毛澤東在武昌會議上指出：“消滅階級問題，值得考慮。按蘇聯的說法，是一九三六年宣布的十六年消滅，我們十六年也許可能，今年九年，還有七年，但不要說死，消滅階級有兩種，一種是作為經濟剝削的階級容易消滅，現在我們可以說已消滅了，另一種是政治思想上的階級〔地主、富農、資產階級，包括他們的知識分子〕，不容易消滅，還沒有消滅，這是去年整風才發現的。……蘇聯的知識分子里面，階級消滅的那樣干凈?我看不一定。最近蘇聯一個作家，寫了一本小說。造成世界小反蘇運動，香港報紙大肆宣傳，艾森豪威爾說：‘這個作家來了我接見。’他們作家中還有資產階級，大學畢業生中還有那么人信宗教，當牧師。恐怕他們以前沒有經驗，我們有經驗，謹慎一些。……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一定要保護。資產階級法權只能破除一部分，例如三風五氣，等級過分懸殊，老爺態度，貓鼠關系，一定要破除，而且破得越徹底越好。另一部分，例如工資等級，上下級關系，國家一定的強制，還不能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有一部分在社會主義時代是有用的，必須保護，使之為社會主義服務。把它打得體無完膚，會有一天我們要陷于被動，要承認錯誤，向有用的資產階級法權道歉。因此要有分析，分清哪些有用，哪些要破除。鑒于蘇聯對于資產階級法權應破者沒有破，秩序相當凝固，我們應當應破者破，有用的部分保護。”
1959年10月1日，來中國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10周年國慶的赫魯曉夫通知毛澤東中止幫助中國搞原子彈的協定。在國慶期間，赫魯曉夫妄稱社會主義國家不要試圖用武力去碰觸資本主義國家的穩固性。
1959年11月12日，毛澤東在杭州第一次對美國前國務卿杜勒斯“和平演變”社會主義國家的言論作出評論：“他在今年1月28日在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作證時說‘基本上我們希望鼓勵蘇聯世界內部起變化。……在這方面極為重要的，是要認識到，在這種情況下放棄使用武力并不意味著維持現狀，而是意味著和平的轉變。’對于這樣一個問題，我們必須要有所警惕。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在中國歷史上，老子打下的江山被兒子斷送掉的，例子很多嘛。歷史的教訓必須引起我們的高度注意，我們的黨將來會不會變質?杜勒斯的預言會不會在不久的哪一天在中國實現?這是很難預料的。建國10年了，我們從現在起就要講這個問題，要引起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極大警惕。”
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期間，毛澤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指出：“他們現在強調的是個人、暫時、局部的利益，不強調集體、長遠和全局的利益。我們要教育人民，不是為了個人，而是為了集體，為了后代，為了社會前途而努力奮斗。要使人民有這樣的覺悟。教科書對于為前途、為后代總不強調，只強調個人物質利益。常常把物質利益的原則，一下子變成個人物質利益的原則，有一點偷天換日的味道。他們不講全體人民的利益解決了，個人的利益也就解決了;他們所強調的個人物質利益，實際上是最近視的個人主義。這種傾向，是資本主義時期無產階級隊伍中的經濟主義、工團主義在社會主義時期的表現。歷史上許多資產階級革命家英勇犧牲，他們也不是為個人的眼前利益，而是為他們這個階級的利益，為這個階級的后代的利益。……關于產品分配，蘇聯教科書寫得最不好，要重新另寫，換一種寫法。應當強調艱苦奮斗，強調擴大再生產，強調共產主義前途、遠景，要用共產主義理想教育人民。要強調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局部利益服從整體利益，眼前利益服從長遠利益。要講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把國家利益、集體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像他們那樣強調個人物質利益，不能把人引向‘一個愛人，一座別墅，一輛汽車，一架鋼琴，一臺電視機’那樣為個人不為社會的道路上去。‘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如果只看到足下，不想到前途，不想到遠景，那還有什么千里旅行的興趣和熱情呢?”
1960年7月16日，蘇聯通知中國自8月開始撤回全部在華技術專家。
1960年7月28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我們中國人是有骨氣的，天不怕，地不怕，鬼不怕，帝國主義不要怕，修正主義我們也不怕……現在，赫魯曉夫要我們服從他們的戰略利益，要我們圍著他的指揮棒轉，指責我們炮擊金門、馬祖給蘇美關系造成了困難，要求我們放棄以武力解放臺灣的主張，指責我們平定西藏叛亂，單方面撕毀兩國間簽訂的新國防技術協定，在中印邊界問題上袒護印度，以老子黨自居，動不動就指責我們，粗暴地干涉我國的內政，要在我國建什么無線電長波電臺，還要建什么聯合艦隊，這一切，統統被我們頂回去了。他惱羞成怒，在國際上攻擊我們，謾罵我們，現在又脅迫我們，妄想讓我們屈服，中國人是那么好欺負的嗎?難道要我們放棄總路線?放棄大躍進?放棄人民公社?向帝國主義，向現代修正主義者卑躬屈膝，乞求施舍嗎?不，老子就是不信邪，現在不信，將來也不信，永遠不信。……人民公社全世界很多人反對，說是不行，說是強迫勞動，說是拆散家庭，首先反對的是美國的杜勒斯，然后是鐵托，還有社會主義國家的某些朋友，他們說人民公社不行，世界上無此先例，無先例的事多得很，巴黎公社有先例嗎?十月革命有先例嗎?為什么人民公社就不好?我說好得很。”
1961年6月12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總結經驗，教育干部》中指出：“民主革命是二十八年，如果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搞二十二年，比民主革命減少六年，也還要十一年。是不是能夠縮短?蘇聯的經驗是蘇聯的經驗，他們碰了釘子是他們碰了釘子，我們自己還要碰。好比人害病一樣，有些病他害過就有了免疫力，我還沒有害過就沒有免疫力。”
1961年10月17日，在蘇共22大的會議上，赫魯曉夫在報告中對斯大林進行了前所未有的猛烈批評，對斯大林進行了令人發指的人身攻擊。會議決定將斯大林遺體從列寧墓中移出。蘇共在會議上提出與資本主義國家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并期望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和平過渡。蘇共還宣稱蘇聯已是全民國家，蘇共已是全民黨。10月23日，周恩來提前回國，以示對蘇共的抗議。毛澤東對周恩來此舉進行了高度贊揚，他說：“在原則問題上，我歷來的態度就是完全、徹底、干凈地沒有調和的余地。”
1962年1月30日，中共中央召開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毛澤東在會上指出：“蘇聯是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共產黨是列寧創造的黨。雖然，蘇聯的黨和國家的領導現在被修正主義者篡奪了，但是，我勸同志們堅決相信，蘇聯廣大的人民、廣大的黨員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義的統治是不會長久的。無論什么時候，現在，將來，我們這一輩子，我們的子孫，都要向蘇聯學習，學習蘇聯的經驗。不學習蘇聯，要犯錯誤。人們會問：蘇聯被修正主義者統治了，還要學嗎?我們學習的是蘇聯的好人好事，蘇聯黨的好經驗，蘇聯工人、農民和聯系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的好經驗。至于蘇聯的壞人壞事，蘇聯的修正主義者，我們應當看作反面教員，從他們那里吸取教訓。”
1962年7月28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就國際國內形勢指出：“對我們這些國家來說，就是究竟要無產階級專政，還是要資產階級專政?赫魯曉夫說我們是獨特路線。同志們，不獨特不行啊，不與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劃清界限不行。”
1962年8月6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究竟有沒有階級?階級還存不存在?社會主義國家究竟還存不存在階級?外國有些人講，沒有階級了。共產黨也就是叫做‘全民的黨’了，不是階級的工具了，不是無產階級的黨了。無產階級專政也不存在了，叫做‘全民專政’，‘全民的政府’。對什么人專政呢?在國內就沒有對象了，就是對外有矛盾。這樣的說法，在我們這樣的國家是不是也適用?社會主義國家，有沒有階級這是個基本問題。”在小組會議上，毛澤東對“單干風”指出：“單干勢必引起兩極分化，兩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赫魯曉夫還不敢公開解散集體農莊呢!這幾年的一些做法，打擊集體，有利單干，這次無論如何得解決這個問題。”8月8日，毛澤東繼續在中心小組會議上說：“要花幾年工夫，對干部進行教育，把干部輪訓搞好，辦高級黨校、中級黨校，不然搞一輩子革命，卻搞了資本主義，搞了修正主義，這怎么行?……黨員的成分，有大量小資產階級，有一部分富裕農民及其子弟，再有一批知識分子。還有一批未改造過的壞人，實際上不是共產黨。‘共產’，‘共產’，顧名思義，就是要搞共產主義，要搞集體主義。我們黨內的有些人，名為共產黨，實為國民黨。……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全國把帽子摘掉?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陽過來，陰過去，陰魂未散，要做分析。……資本主義思想，幾十年，幾百年都存在，社會主義才幾十年，就搞得那么干凈?歷史都是如此。蘇聯到現在幾十年，還有修正主義，為國際資本主義服務，實際是反革命。……蘇聯經過兩次大戰的大考驗，走了許多曲折的道路，現在還出修正主義。我們的困難比蘇聯的困難更多。全世界合作化，我們搞得最好。因為從全國說，土改比較徹底，但也有和平土改的地方。政權中混進了不少壞分子與馬步芳分子。改變了生產資料所有制，不等于解決了意識的反映。社會主義改造消滅了剝削階級的所有制，不等于政治上、思想上的斗爭沒有了。思想意識方面的影響是長期的。高級合作化、一九五六年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了消滅資產階級的所有制，一九五七年提出思想政治革命，補充了不足。資產階級是可以新生的，蘇聯就是這個情況。蘇聯從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八年單干了近十年，沒有出路，斯大林才提出搞集體化。”8月12日，毛澤東在會上說：“在中國一定不出修正主義?這也難說，兒子不出，孫子出。不過也不要緊，孫子出了修正主 義，孫子的孫子就又要出馬列主義了。按照辯證法，事物總要走向反面的。……現在有人主張搞單干，刮單干風，從根本上講是路線問題。分田到隊可以，分田到組也可以試一試，但分田到戶不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畢竟是集體所有，單干絕對不行。我們現在還沒有完全實現農業集體化，生產工具落后，如果分田到戶，困難戶怎么辦?勞力不足怎么辦?時間長了怎么辦?如果那樣，不要多少年，一年就可以見分曉，窮的窮，富的富，我們共產黨人革命幾十年，難道還要學洪秀全?還要退回去?難道還要像過去的地主那樣向農民收地租?”
1962年8月9日，毛澤東在北戴河工作會議上說：“，
1962年9月24日，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召開。毛澤東在會議上指出：“一九六○年一月與赫打仗。你看社會主義國家，馬列主義中出現這樣的問題，其實根子很遠，事情很早就發生了，就是不許中國革命。那是一九四五年，斯大林就阻止中國革命，說不能打內戰，要與蔣介石合作，否則中華民族就要滅亡。當時我們沒有執行，革命勝利了。革命勝利后，又怕中國是南斯拉夫，我就變成鐵托。以后到莫斯科簽訂了中蘇同盟互助條約，也是經過一場斗爭的。他不愿意簽，經過兩個月的談判簽了。斯大林相信我們是從什么時候起的呢?是從抗美援朝起，一九五○年冬季，相信我們不是鐵托、不是南斯拉夫了。但是，現在我們又變成‘左傾冒險主義’、‘民族主義’、‘教條主義’、‘宗派主義’者了。而南斯拉夫倒成為‘馬列主義’者了。現在南斯拉夫很行呵，他可吃得開了，聽說變成了‘社會主義’。所以社會主義陣營內部也是復雜的，其實也是簡單的。道理就是一條，就是階級斗爭問題。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斗爭問題，馬列主義與反馬列主義斗爭的問題，馬列主義與修正主義之間的斗爭問題。……在歐洲，封建階級被資產階級推翻以后，比如英國、法國，經過幾次復辟。讀過英國革命史、法國革命史的就知道。社會主義國家也可能出現復辟的情況。……我們這個國家要好好掌握，要好好認識這個問題，承認階級同階級斗爭的存在。要好好研究，要提高警惕。……在我們中國，也有跟中國的修正主義的矛盾。我們過去叫右傾機會主義，現在恐怕改一個名字為好，叫中國的修正主義。……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社會主義這個歷史階段中，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我們從現在起，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搞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無論革命也好，反革命也好，他先要搞意識形態。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
1963年1月，蘇聯《真理報》發表長文對中共進行指責：“一些人只是片面地強調反對修正主義的斗爭，并且時時詆毀創造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為修正主義。”毛澤東開始針對《真理報》的文章寫駁論。
1963年2月28日，中央工作會議決定在幾年內在全國城鄉開展一次普遍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3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了以反貪污盜竊、反投機倒把、反鋪張浪費、反分散主義、反官僚主義為內容的新“五反”運動的指示。
1963年5月9日，毛澤東在浙江省關于干部參加勞動等材料上批示：“階級斗爭、生產斗爭和科學試驗，是建設社會主義強大國家的三項偉大革命運動，是使共產黨人免除官僚主義、避免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永遠立于不敗之地的確實保證，是使無產階級能夠和廣大勞動群眾聯合起來，實行民主專政的可靠保證。不然的話……那就不要很多時間，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復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請同志們想一想，這是一種多么危險的情景啊。”
1963年5月22日，毛澤東在同新西蘭共產黨總書記威爾科克斯談話時指出：“我們黨內有些人主張三和一少，對帝國主義和氣一點，對反動派和氣一點，對修正主義和氣一點，對亞非拉人民斗爭的援助少一些。這就是修正主義的路線。”
1963年5月30日，毛澤東在同朝鮮領導人金日成談話時指出：“我們這些國家如果不進行階級教育和階級斗爭，不同右派和修正主義劃清界限，那么再過10年、20年也會出赫魯曉夫。”
1963年6月14日，《人民日報》發表由毛澤東主持起草的對蘇共來信的復信《關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中蘇之間開始了歷時兩年、影響廣泛的“大論戰”，這些大 論戰是毛澤東組織和主持的。這封信對赫魯曉夫修正主義路線進行了嚴厲的批判，其中指出：“如果在半路上宣布無產階級專政已經是不必要的，那就會引出極嚴重的后果，更談不上什么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問題。……把社會主義國家叫做‘全民國家’，這是不是要用資產階級的國家學說代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國家學說呢?是不是要用具有另一種性質的國家來代替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呢?……在進入共產主義社會的高級階段以前的時期，如果半路上宣布無產階級的政黨已經成為什么‘全民的黨’，否認黨的無產階級性質，那豈不是在組織上、精神上解除無產階級和一切勞動人民的武裝，等于為資本主義復辟效勞?……提出所謂‘反對個人迷信’，實際上是把領袖與群眾對立起來，破壞黨的民主集中制的統一領導，渙散黨的戰斗力，瓦解黨的隊伍。有些人大肆進行所謂‘反對個人迷信’，而在實際上竭力丑化無產階級政黨，丑化無產階級專政;同時，卻大肆渲染某些個人的作用，把一切錯誤推給別人，把一切功績歸于自己。……如果不是無產階級的革命黨而是資產階級的改良黨，如果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黨而是修正主義的黨，如果不是自己能夠思索，而只是人云亦云，不加分析地照抄外國經驗，跟著外國某些人的指揮棒團團打轉，那就是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樣樣都有，成為一個大雜燴，而單單沒有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性的黨，這樣的黨，就絕不可能領導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進行革命斗爭。”這封復信號召：“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全世界無產者同被壓迫人民、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反對我們的共同敵人。”
1963年9月13日，中共中央發表《關于斯大林問題——二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其中指出：“蘇共領導人嚴重地脫離了群眾。他們時時刻刻感覺到斯大林的陰魂不散，在威脅著他們，其實是廣大人民群眾對于全盤否定斯大林表示非常不滿意。赫魯曉夫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所作的全盤否定斯大林的秘密報告，至今不敢拿出來同蘇聯人民和整個社會主義陣營各國人民見面，其原因就在于這個報告是一個見不得人的報告，是一個嚴重脫離群眾的報告。特別值得人們注意的是，蘇共領導人在百般咒罵斯大林的同時，卻對艾森豪威爾、肯尼迪之流‘表示尊重和信任’!咒罵斯大林是‘伊凡雷帝式的暴君’、‘俄國歷史上最大的獨裁者’，卻恭維艾森豪威爾和肯尼迪都‘得到絕大多數美國人民的支持’!咒罵斯大林是‘白癡’，卻歌頌艾森豪威爾和肯尼迪‘明智’!…… 無產階級政黨的領袖，不論是中央委員會委員，還是地方委員會委員，是在階級斗爭中、在群眾的革命運動中產生的，是對群眾忠心耿耿，同群眾有血肉聯系的，是善于把群眾的意見正確地集中起來和堅持下去的。這樣的領袖，是無產階級的真正代表。這樣的領袖，是群眾公認的。我們勸告赫魯曉夫同志一句誠懇的話，希望你迷途知返，從完全錯誤的道路，回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道路上來。”
1964年1月1日，毛澤東在中央統戰部一文件上批示：“如果我們和我們的后代不能時刻提高警惕，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眾的覺悟，社會主義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各級領導權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手里，而被修正主義者所篡奪，則我國還可能要走一段資本主義復辟的道路。”
1964年1月5日，毛澤東在會見日本共產黨政治局委員聽濤克已時說：“人是會變化的，革命者也會發生變化。沒有群眾監督和揭露，他們可能進行貪污、盜竊，做投機生意，脫離群眾。……修正主義要在中國占統治地位是困難的。是否能夠防止，要過幾十年后再看。修正主義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是舊社會母胎中的產物。就算沒有赫魯曉夫，難道蘇聯就不會出修正主義?我看很有可能。這不是個別人的問題，而是一定的社會階層的反應。”
1964年1月30日，毛澤東在同法國議員代表團談話時指出：“現在我們說有兩個大紙老虎，就是美國和蘇聯。我說得靈不靈將來瞧。請你們記住，我同法國議員代表團說過，它們是大紙老虎，但是不包括廣大的蘇聯人民、廣大的蘇聯黨員和干部，他們對我們是友好的，美國人民有一部分人受了欺騙，總有一天他們要同我們友好的。所謂紙老虎，就是說美國、蘇聯脫離了群眾。”
1964年2月4日，中共中央發表《蘇共領導是當代最大的分裂主義者—七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其中指出：“蘇共領導的修正主義和分裂主義，是國內資產階級因素泛濫和增長起來的產物，也是帝國主義政策的產物，特別是美帝國主義的核訛詐政策和‘和平演變’政策的產物。”
1964年2月29日，毛澤東會見金日成時說：“如果中國變成修正主義，天就黑暗了，你們怎么辦?要作思想準備，要高舉馬列主義的旗幟反對中國的修正主義，這樣中國人民是會感謝你們的。假如中國出現了修正主義，也是搞不久的，最多也不過是幾年。中國地方大，人多，解放軍覺悟高，就是他們掌握了一部分軍隊，也不要緊……什么樣的情況都有可能發生，但我不希望中國變得像蘇聯那樣出現資本主義復辟;如果真的那樣，我們這么多革命烈士的血就白流了——現在我還沒有死，在我們黨的中央內部就有人敢公開提出來搞‘三自一包’，提倡‘三和一少’，如果我死了，這些人還在，他們還不鬧翻天?……為了防止中國出現資本主義復辟，所以我們才講念念不忘階級斗爭，念念不忘堅持無產階級專政。”
1964年3月31日，《人民日報》、《紅旗》聯名發表《無產階級革命和赫魯曉夫修正主義——八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文章認為赫魯曉夫是“繼承托洛茨基——歷史上最大的投降主義者的衣缽”，使蘇聯倒退到資本主義。文章奉勸蘇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把赫魯曉夫扔進“歷史的垃圾堆。”
1964年4月4日，毛澤東在武漢指出：“我們這一代人要好好地教育下一代，不要將老子打下來的江山給斷送了。……一代、兩代，到第三代、第四代又會是個什么樣子啊?現在還很難講。帝國主義的預言家們把和平演變的希望寄托在我們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我很擔心……我是曾經講過的，霸主孤身取二江，子孫多以百城降，這是王安石的詩，古時候的人是很注重后繼有人無人的問題的。我們共產黨人為人民打天下，也要考慮江山將來變不變色的問題，現在蘇聯已經改變顏色了，我們黨內也有修正主義……中國的老百姓受苦受難深重，一旦過上好日子，也會忘乎所以。我們搞社會主義，搞經濟建設，沒有多少經驗，很容易走彎路。從現在起，對于反修防修，防止倒退，就要提高警惕。這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斗爭，對于這個問題，我們要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
1964年6月8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我看我們這個國家有1/3的學校不掌握在我們手里，掌握在敵人手里。一分為二是辯證法，合二為一恐怕是修正主義，講階級調和吧。傳下去，傳到縣，如果出了赫魯曉夫怎么辦?中國出了修正主我的中央，各省要頂住。”“我們對赫魯曉夫開始沒有準備他會叛變。現在世界上有兩種共產黨。一種是真的，一種是假的。十月革命，我們知道修正主義出在蘇聯有偉大意義。南斯拉夫出修正主義不行，蘇聯是搞了四十多年，列寧領導的，南斯拉夫是偶然的，蘇聯不是偶然的了。”6月16日，毛澤東在會議上提出培養接班人5條標準，他說：“要準備后事，接班人問題，帝國主義說我們第一代沒問題，第二代也變不了，第三代第四代就有希望了。帝國主義這個希望能不能實現呢?帝國主義這話靈不靈?希望講得不靈，但也可能靈，蘇聯就是第三代出了蘇聯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我們也可能出修正主義。如何防止出修正主義，怎樣培養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第一條，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馬列主義，懂得多一些更好。就是說，要搞馬列主義，不搞修正主義;第二條要為大多數人民謀利益，為中國人民大多數謀利益，為世界人民大多數謀利益，不是為少數人，不是為剝削階級，不是為資產階級，不是為地、富、反、壞、右。沒有這一條，不能當支部書記，更不能當中央委員。赫魯曉夫是為少數人的利益，我們是為大多數人的利益;…………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總是要在大風大浪中成長的。帝國主義說，對于我們的第一代、第二代沒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樣，有希望。帝國主義的話講得靈不靈?我不希望它靈，但也可能靈。”
1964年6月21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對人民日報社長吳冷西說：“沒有不犯錯誤的人，也沒有不犯錯誤的報紙。《真理報》現在正走向反面，不是不犯錯誤，而是犯最大的錯誤。《人民日報》不要怕犯錯誤，犯了錯誤就改，改了就好。”
1964年7月14日，中共中央發表文章《關于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九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文章對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進行了猛烈的批判：“赫魯曉夫破壞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實行資本主義的利潤原則，發展資本主義的自由競爭，瓦解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宣揚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宣揚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博愛和人性論，向蘇聯人民灌輸資產階級的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以及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人道主義、和平主義的反動思想，敗壞社會主義的道德風氣，腐朽的西方資產階級文化成了時髦，社會主義文化受到排斥和打擊。……廣大的蘇聯工人、集體農民和知識分子，對于特權階層的壓迫和剝削是十分不滿的。”文章就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問題總結了中國無產階級專政的實踐經驗：“第一，必須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對立統一的規律來觀察社會主義社會。……第二，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很長的歷史階段。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著階級和階級斗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的斗爭。……第三，無產階級專政，是工人階級領導的，是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第四，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必須堅持群眾路線，放手發動群眾，大搞群眾運動。……第六，必須在城市和鄉村中普遍地、反復地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第七，無產階級專政的基本任務之一，就是努力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第八，全民所有制經濟，同集體所有制經濟的兩種形式。……第九，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是促進藝術發展和科學進步的方針，是促進社會主義文化繁榮的方針。……第十，必須堅持干部參加集體生產勞動的制度。……第十一，絕不要實行對少數人的高薪制度。……”文章指出：“帝國主義的預言家們根據蘇聯發生的變化，也把‘和平演變’的希望，寄托在中國黨的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我們一定要使帝國主義的這種預言徹底破產。我們一定要從上到下地、普遍地、經常不斷地注意培養和造就革命事業的接班人。……他們必須是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而不是像赫魯曉無那樣的掛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招牌的修正主義者。他們必須是全心全意為中國和世界的絕大多數人服務的革命者，而不是像赫魯曉夫那樣，在國內為一小撮資產階級特權階層的利益服務，在國際為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的利益服務。……要特別警惕像赫魯曉夫那樣的個人野心家和陰謀家，防止這樣的壞人篡奪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他們必須是黨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執行者，必須學會‘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領導方法，必須養成善于聽取群眾意見的民主作風。而不像赫魯曉夫那樣，破壞黨的民主集中制，專橫跋扈，對同志搞突然襲擊，不講道理，實行個人獨裁。他們必須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富于自我批評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的缺點和錯誤。而絕不能像赫魯曉夫那樣，文過飾非，把一切功勞歸于自己，把一切錯誤歸于別人。”文章還指出：“蘇聯特權階層控制蘇聯黨政和其他重要部門。這個特權階層，把為人民服務的職權變為統治人民群眾的特權，利用他們支配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權力來謀取自己小集團的私利。這個特權階層，侵吞蘇聯人民的勞動成果，占有遠比蘇聯一般工人和農民高幾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們不僅通過高工資、高獎金、高稿酬以及花樣繁多的個人附加津貼，得到高額收入，而且利用他們的特權地位，營私舞弊，貪污受賄，化公為私。他們在生活上完全脫離了蘇聯勞動人民，過著寄生的腐爛的資產階級生活。這個特權階層，思想上已經完全蛻化，完全背離了布爾什維克黨的革命傳統，拋棄了蘇聯工人階級的遠大理想。他們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反對社會主義。他們自己背叛革命，還不準別人革命。他們唯一的考慮，是如何鞏固自己的經濟地位和政治統治。”
1964年7月28日，中共中央在寫給蘇共中央的信中指出：“親愛的同志們，我們愿意再一次誠懇地勸告你們，還是懸崖勒馬的好，不要愛惜那種虛偽的無用的所謂‘面子’。如果你們不聽，一定要走絕路，那就請便吧。”
1964年10月14日，赫魯曉夫下臺，勃列日涅夫繼任蘇共第一書記。但仍然奉行沒有赫魯曉夫的赫魯曉夫路線。
1965年2月10日，毛澤東在同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談話時指出中蘇之間：“要爭論一萬年。”
1965年3月4日，約2000名中國、越南等國留學生在美國駐蘇聯大使館舉行抗議美國侵略越南的游行示威，遭到蘇聯警察、士兵的暴力鎮壓。毛澤東憤怒地說：“這就是蘇聯的所作所為呢!什么人才鎮壓學生?只有帝國主義和反動政府才會這么干!還派了騎兵和士兵，這和舊中國的北洋軍閥政府有什么兩樣?和段祺瑞、馮國璋、蔣介石有什么兩樣?修正主義當權，就是這個樣子。……古今中外，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人，都絕對不會有好下場!”
1965年3月23日，經毛澤東審閱的《評莫斯科三月會議》發表，文章寫道：“像赫魯曉夫那樣的花崗石腦筋，頑固地堅持修正主義道路，決心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只不過是一小撮人，只不過是極少數。有些人在一個時期之內，可能認識不清楚，也可能被蒙蔽，也可能犯些錯誤，但是，只要他們要革命，在他們知道事實的真相，認識了修正主義的真面目以后，在革命實踐的過程中，最后總是會同修正主義決裂，站到馬克思列寧主義方面來的。占全世界人口90%以上的人民群眾和革命干部，是一定能夠團結起來的。”
1965年5月，毛澤東在井岡山跟江西省委副書記王卓超等人說：“魯迅有句名言，世界上本來沒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其為路。井岡山的道路是這樣，社會主義的道路也是這樣。不過，走這條路比井岡時期還要難。搞不好，就會走到邪路上去，蘇聯不就是這樣嗎?蘇聯修正主義集團已失去人民的擁護，將來帝國主義一打壓，搞不好甚至會亡黨亡國。……一想到建立紅色政權犧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擔心今天的政權。蘇聯的政權變了顏色，蘇聯黨內有個特權集團、官僚集團，他們掌握了國家要害部門，為個人撈取了大量的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一般黨員和普通老百姓是沒有什么權利的。你提意見他們不聽，還要打擊迫害。我們國家也有危險，官僚主義作風反了多次，還是存在，甚至比較嚴重，官僚主義思想也比較嚴重。打擊迫害、假公濟私的事有沒有?這樣的事情，你們知道得比我多。但報喜不報憂，這也是官僚和封建東西。做官有特權、有政治需要、有人情關系。縣官不如現管，假話滿天飛，忽左忽右，形左實右，這些很容易造成干部的腐化、蛻化和變質，蘇聯就是教訓。我很擔心高級干部出現修正主義，中央出現修正主義怎么辦?有沒有制度管住他們?當然像”二十三條“講的，這里絕大多數干部包括黨的高級干部還是個認識問題、教育提高的問題。怎樣教育提高?現在高干子女特殊化成了正常化。我侄子毛遠新在哈軍工讀書，他們那個學校高干子弟比較多，有些還是保送的。毛遠新高中畢業時也被保送到哈軍工，我不贊成，才又去考。考上了清華，第二年轉過去。陳賡那時還活著，當校長。他們放假回家，黑龍江省委還請哈軍工高干子弟吃飯，工農子弟就不請嘛!這說明了什么問題?這和我們井岡山時期提倡的東西不一樣。”
1965年5月25日，毛澤東在井岡山講道：“現在工廠的工會真的可以監督廠長、書記嗎?誰又來監督我們的市委書記、省委書記?誰來監督中央的領導，中央出修正主義怎么辦?我們的制度，我們的政治思想教育都有些不完善的地方，特別是在上層建筑領域。……絕不要實行對少數人的高薪制度。應該合理地逐步縮小而不應當擴大黨、國家、企業、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員同人民群眾之間的個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員利用職權享受任何特權。蘇聯修正主義正是有了一個特權階層，把列寧的黨變成了修正主義的黨，國家也變了顏色。我們不能像他們。”
1965年8月3日，毛澤東在與法國總統特使馬爾羅談話時，針對馬爾羅說“我感到赫魯曉夫和柯西金使人想到的似乎不是過去所理解的蘇聯了”一句話，指出：“它是代表一個階層的利益，不是代表廣大人民的利益。……中國也有兩個前途，一種是堅決走馬列主義的道路、社會主義的道路，一種是走修正主義的道路。我們有要走修正主義道路的社會階層。我們采取了一些措施，避免走修正主義道路。但誰也不能擔保，幾十年后會走什么道路。”
1965年10月10日，毛澤東在同各大區第一書記談話時指出：“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應該造反。……如果中央搞得不對，所謂不對，不是講小不對，而是講大的不對。如果出了赫魯曉夫，那有小三線就好造反。另人好造反，我們這些人還不是造反?跟宋江差不多。……現在也要提倡破除迷信，不管是中央的、中央局的、省的都要看對不對，小的迷信要破，大的更要破，比如修正主義。”
1965年10月12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我快要去見馬克思了，怎么交代?你給我留個修正主義尾巴，我不干。”
1965年11月11日，《人民日報》發表《駁蘇共新領導的所謂“聯合行動”》，文章指出：“蘇共新領導同赫魯曉夫一樣，是蘇聯資產階級特權階層的政治代表。”
1965年11月17日，毛澤東對蘇聯《真理報》評論文章說：“筆墨官司，你來我往，各執一詞，永無休止。對于蘇聯的新老修正主義分子，只能是不斷揭露，不斷批判，讓蘇聯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都知道他們究竟是些什么貨色。”
1966年12月26日，毛澤東在中南海與一些中央領導人談話時指出：“社會主義革命發展到新的階段，蘇聯復辟了，十月革命的策源地不行了。蘇聯的教訓說明，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后能不能保持住政權，能不能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這是新的中心課題。問題出在黨內，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階級斗爭沒有完結，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同資產階級、特別是小資產階級在黨內代理人的全面較量。”
1975年1月13日，周恩來總理在四屆全國人大會議上所作的報告中指出“蘇聯領導集團背叛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我們同他們的原則爭論是要長期進行下去的。”然而，由于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國革命領導人的相繼逝世，與蘇聯的原則爭論就此嘎然而止了，社會主義的革命理想逐漸熄滅在二十世紀末期的星空里，人們在“蘇東巨變”中驚詫地看到一個龐大的帝國象流星一樣劃落進無邊無盡的歷史的云煙。在毛澤東離去的15年后，沒有了中蘇論戰的振聾發聵，蘇聯悄無聲息地應驗了毛澤東預言的亡黨亡國，留下了紛亂、迷茫、分崩離析的一地雞毛。
1994年，曾經參與開啟中美大門的基辛格博士對蘇聯解體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說：“他(赫魯曉夫)在啟動改革過程這方面，可謂是戈爾巴喬夫的祖師;改革的影響他并不了解，改革的方向卻叫他追悔莫及。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甚至可以說共產主義覆亡始于赫魯曉夫。”蘇聯沒有象毛澤東呼吁的那樣將赫魯曉夫“扔進歷史的垃圾堆”，歷史卻毫不留情地將蘇聯扔進了垃圾堆。俄羅斯共產主義工人黨成員B.M.顧恩科在關于“毛澤東以及修正主義在中國和俄國”問題的系列討論中說：“毛澤東在他最后的20年里與資本主義勢力進行無情的斗爭，延緩了中國資本主義復辟進程。當時他警告說，蘇聯正在走資本主義道路，這將導致它滅亡。……今天，我們知道毛澤東是正確的。”
毛澤東是正確的，這是一個遲到的認識。歷史無法改寫，歷史卻可以讓人思索。
相關文章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