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新片《魔幻月光》(Magic in the Moonlight)的開場戲中，一個身著清裝、留著長須、倒掛眉毛、名叫Wei Ling Soo 的中國魔術師在舞臺上演出，舞臺布景也頗多“東方”元素，引起臺下觀眾一片驚嘆。等他回到后臺，卸下頭套和化妝之后，我們發現他其實是一個西方人、是由英國演員柯林·菲爾斯飾演的男主角。
這個假冒的中國魔術師在生活中是有原型的，他就是美國魔術師威廉·羅賓遜，二十世紀初他以中國魔術師Chung Ling Soo(程連蘇)的身份在歐洲各地巡回演出，身著清裝，不說英語，交流必須通過翻譯，聲稱自己在中國做過官，還受過慈禧太后封賞云云，總之功夫做足，直至在一次演出中失手喪生。羅賓遜采取這個策略是因為那個時代的觀眾把遙遠的中國看作是一個神奇詭異、愚昧落后卻又可能暗藏魔力的國度，正好可以給他的表演添加神秘色彩。
羅賓遜假扮中國人，以奇異取悅觀眾，在當時流行的雜耍劇場和滑稽演出中，已算十分溫和。在其它許多演出中，對中國人的丑化、夸張、嘲笑更加過分。雜耍劇場是英國19世紀后半葉到20世紀初之間十分流行的娛樂形式，演出中常常把喜劇演唱、歌舞、笑話、雜耍、魔術混在一起，迎合大眾的娛樂口味和價值觀，從中也能看出當時英國公眾對中國的觀感的變化。
在新書《黃禍》(The Yellow Per-il)中，作者克里斯托弗·弗雷林(Christopher Frayling)對英國的雜耍劇場進行了大量研究，指出從當時的演出內容來看，從19世紀開始，英國公眾對中國的態度，已經從過去的驚奇景仰轉變為一種居高臨下的驚嘆，到了19世紀末，已發展為公然的輕蔑鄙視。
弗雷林是一位多才的文化歷史學家，著述頗豐，題材甚廣，從吸血鬼到西部片都有涉及，他不僅從事寫作，還主持電視文化節目，曾經擔任英格蘭文化委員會主席，管理英國政府用于資助文化活動的基金。在本書前言中，他回顧說這本書的寫作動機是來自與巴勒斯坦裔美國學者愛德華·薩義德在巴黎的一段對話。薩義德在《東方主義》(Orientalism)一書中宣稱這一“研究東方的學科”實質上體現了西方中心主義者對東方文化的藐視，徹底改變了人們對這個詞的理解。弗雷林在與薩義德的對話中，指出《東方主義》有兩個缺陷，一個是缺少對大眾文化如何傳播甚至制造東方主義偏見的分析，另一個是缺少和中國相關的論述。薩義德不僅完全同意弗雷林的意見，而且鼓勵他去做這方面的研究。于是在《黃禍》中，弗雷林就是以雜耍劇場、流行小說、電影等作為代表，研究在大眾文化中對中國、華人的偏見，特別是集所有“黃禍”特征為一身的傅滿洲這個角色是如何產生的。
在19世紀之前，英國人對中國的認識，來自從中國出口的瓷器、茶葉等等，這些都是精致而奇異的東西，在歐洲極受歡迎。但是他們對中國人的認識卻非常有限，多半來自于對馬可波羅游記的再詮釋，加上在中國的西方傳教士、商人的書信和回憶錄等，這些人在中國時一般都生活在自己的圈子里，對中國人的生活與文化了解及其有限，在他們的眼中，中國人要么極其貧困、蒙昧、野蠻、勤勞，要么極其高雅、奢侈、深不可測。自從東印度公司向中國大量輸出鴉片，特別是鴉片戰爭爆發之后，英國公眾心目中的中國人的看法變成了野蠻、骯臟、猥瑣卻同時可能身懷絕技、暗藏殺機。當時倫敦等地已有少量的中國移民，雖然他們大都從事的是海運和洗衣店的工作，但是燈光昏暗、煙霧繚繞的鴉片館中萎靡不振的男男女女卻成了媒體和文藝作品里中國人的典型形象。在狄更斯未完成的小說《艾德溫·德魯德之謎》(The Mystery of Edwin Drood)中，就曾出現過倫敦的鴉片館和老板娘“大煙公主”這個角色，在他的筆下，倫敦東區華人聚居區內似乎遍地都是大煙館，個個陰森恐怖，暗藏著不可告人的活動，他將之形容為鴉片“巢穴”(den)，這個說法馬上流行開來。其實當時倫敦東區的“鴉片館”僅有幾家，不過是俱樂部或是客棧這些可以讓人聚眾賭博和抽煙的地方而已。當1890年英國作家王爾德發表小說《道林·格雷的畫像》(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時，鴉片“巢穴”這個說法已深入人心，書中只需暗示“倫敦東區”、“中國盒子”即可讓讀者知道這是在說鴉片。
The Yellow Peril（《黃禍》）
Christopher Frayling/著
Thames & Hudson/出版
2014年10月
20世紀初英國的華人僅限于倫敦、利物浦、卡迪夫等港口城市，多為商船海員，也有一些人“上岸”開了洗衣店。根據英國人口統計資料，1911年英格蘭和威爾士的華人總數不過1319人，在倫敦東區的中國商戶不到20家，遠遠低于周圍東歐和北歐移民的數量。但是在報紙和公眾心目中，有“成千上萬”的華人來和英國水手搶工作，這些人還在倫敦東區開鴉片館、誘騙白人婦女，或是經營著其它罪惡勾當，甚至連“堂”(tong)也進入了英語詞匯，用來形容華人中的黑幫。在倫敦還發生過當地水手聚眾阻擋華人海員登船的事件。
傅滿洲就是在這樣的氣氛中出現的，作者薩克斯·羅默原名阿瑟·沃德，中學畢業后進入倫敦的匯豐銀行工作，同事中有后來成為作家的伍德豪斯。羅默對銀行工作沒有興趣，業余開始為雜耍劇場寫歌詞、劇本，當時的演出中就有許多針對包括華人在內的外國人進行諷刺嘲笑的段子。他同時還為小報寫稿，其中包括當時非常受歡迎的《點滴》(Tit-Bits)。這些報紙迎合大眾口味，以社會新聞、小道消息為主，標題往往聳人聽聞，偶爾也會報道嚴肅新聞，但都將其戲劇化以滿足讀者的獵奇胃口。1896年孫中山在倫敦清使館被困，曾被英國報紙廣為報道，1911年孫中山再度來到倫敦時，還接受了《點滴》的獨家訪問。《黃禍》作者指出，這些報道確實傳達了辛亥革命的理念，幫助了孫中山的革命工作，但是雖然革命黨人揭露的是滿清政權的愚昧殘暴，英國報章卻歪曲地將此與社會上的反華情緒糾纏在一起，加深了對中國人的偏見。雖然我們現在已無法知道羅默寫了哪些段子、發了哪些稿件，但是他深受流行文化對中國人偏見的影響，甚至在其中推波助瀾，是毫無疑問的。
1912年羅默出版了第一部以傅滿洲為大反派的小說《傅滿洲博士之謎》(The Mystery of Dr. Fu-Manchu)，除了用上在雜耍劇場和大眾報紙上學到的東西外，他還借用了流行偵探小說的許多技巧，傅滿洲可以說在許多方面像是福爾摩斯的死對頭莫里亞蒂。傅滿洲“又高又瘦、如貓一般、有莎士比亞似的圓鼓鼓的額頭、臉似撒旦、攝人目光中閃爍著貓眼般綠色的光芒;他集東方民族的殘忍狡詐于一身、懷有東方祖傳神技;又有權力調動一個富有的政府的所有資源，當然這個政府矢口否認此人的存在。”《黃禍》作者弗雷林對傅滿洲的形象做了詳細的分析：“又高又瘦”是當時流行小說中“超級反角”的形象;“如貓一般”暗示其身懷魔力又非常狡猾;“圓鼓鼓的額頭”說明其才智過人;“撒旦”用來形容黃種人，取自當時對但丁《煉獄》中，撒旦的“三張臉”之一是黃色，即代表亞洲人的理解;“綠色的目光”顯示傅滿洲身上帶有東方韃靼人的殘忍與國際犯罪組織的冷酷;“東方民族的殘忍狡詐”是當時流行的對中國人的偏見;“東方祖傳神技”說明英國人認為古代中國曾經有過不為外人所知的高超神秘能力。傅滿洲還精通多國語言，有“邪惡博士”之稱，總之是一個“集黃禍于一身”的角色。
傅滿洲小說在當時非常受歡迎，羅默生前一共寫了13部傅滿洲小說，最后一部在1959年出版。比小說更有影響力的是電影，第一部正式的傅滿洲電影1923年在倫敦公映，據羅默遺孀伊麗莎白回憶，電影首映時，倫敦地鐵站巨大的廣告牌上都能看到“邪惡博士兇惡的臉龐和緊握的雙手”。電影中并未直接提到倫敦東區中國人聚居區，但觀眾們都想當然地認為那就是傅滿洲出沒的地方。丑化華人的“黃禍”主題電影早在1900年就已經出現，但是傅滿洲系列達到了頂峰。1929年第一部由好萊塢拍攝的傅滿洲電影有聲片公映，和過去英國的默片一樣，傅滿洲以及片中的其他東方角色全部都由西方演員飾演，這是當時西方電影中的種族主義特色之一，甚至到了已有合適的華人演員可以擔綱時，電影公司依然會選擇西方演員，原因是這些華人長得“不符合觀眾對東方人的想象”。《黃禍》作者弗雷林指出，1932年公映的《傅滿洲的面具》(The Mask of Fu Manchu)是體現美國仇華心理的最好例子：片中的傅滿洲身穿絲袍、手上留著長長的指甲、施展酷刑，里面的東方種族既毫無頭腦又洶涌可怕，他們要的是殺光白人男子，搶走白種女人。
這一情況到1930年代末40年代初開始好轉，因為中國漸漸成為二戰時期美國的盟友，丑化華人的傅滿洲電影也就暫時消失了，形象較為正面的陳查理成了美國人心目中的中國人，日本人成為“黃禍”的代表。然而到了1960年代，傅滿洲電影又有卷土重來之勢，一位英國制片人買下了傅滿洲的姓名使用權，照例找了西方演員來演傅滿洲，這次是英國演員克里斯多夫·李，演傅滿洲女兒的是周信芳的女兒周采芹，她是第一位在英國皇家戲劇學院學習的中國人，在她的回憶錄《上海的女兒》中，她寫道：“影片的主題依然十分種族主義，我內心非常矛盾……作為一個少數民族的演員，在英國沒有很多演出機會”。那幾部片子是最后的傅滿洲電影。
弗雷林對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的英國流行文化做了細致的研究，找到了許多反映當時對中國和華人的偏見的作品，特別是對《傅滿洲》系列的分析十分詳盡，他還曾在1970年代拜訪過羅默的遺孀。可惜的是弗雷林似乎關于關注《傅滿洲》，雖然其它作品的資料也很豐富，但是缺乏一個清晰的框架。所以在看完《黃禍》之后，我還是不能肯定我對當時流行文化中的仇華心理有了一個全面的認識。
另一個不足之處是《黃禍》還是沒能很好地回答作者自己提出的問題：為什么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內亂頻繁，國力孱弱，根本不可能對西方造成任何威脅的時候，也正是對中國人的偏見最深的時刻，甚至把華人想象成一股無所不在的黑暗勢力，正在圖謀推翻西方世界?弗雷林認為，對中國的丑化，實際上反映了當時英國人對大英帝國衰敗的焦慮和恐懼，拿破侖所謂中國是“沉睡的巨人”的說法，在那時就成了一種擔憂，害怕這個神秘龐大的國家會超過自己，改變世界。有趣的是，這種擔憂在今天也很流行，只不過19世紀的英國人換成了21世紀的美國人。
如果弗雷林能在《黃禍》中對這個問題上做更多的分析那就更好了。不管怎么樣，這本書是為數不多的分析西方流行文化對華人偏見與歧視的作品，對幫助我們認識這段歷史、甚至理解今天西方看待中國的視角都是很有幫助的。
附文：從“黃禍論”到“中國威脅論” ：“傅滿洲”歸去來兮，實為恐懼與臆想
“黃禍來了，黃禍來了，亞細亞的勇士們張大了吃人的血口……”
這句話隱含了部分西方人對“黃禍”的恐懼、對中國威脅的臆想。
2014年10月，英國學者克里斯托弗·弗雷林出版了《黃禍：傅滿洲博士與恐華癥之源起》一書，隨后英國《衛報》和《金融時報》網站對此發表了書評。《衛報》指出，“《黃禍》一書充分地記述了一段應當讓人覺得羞恥的、種族主義的歷史，并警告我們：別以為種族主義已不復存在。”《金融時報》的書評認為，弗雷林的這本新著在一定程度上批評了西方對中國的敵視以及對中國人的偏見。
這種敵視和偏見穿越數百年的時空，一直延伸到當下，在前不久阿里巴巴公司赴美上市時，西方媒體就有文章以成吉思汗西征帶來的黃禍和威脅為隱喻，發出了這樣的感嘆：“當成吉思汗踏平亞洲草原時，老歐洲的宮廷幾乎未有察覺。面對著電商巨頭阿里巴巴在東方的崛起，主宰互聯網的美國豪強也是差不多的反應。”隨著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的崛起，部分西方人認為，“傅滿洲”又回來了，并開始炒作新一輪的“黃禍論”、“中國威脅論”。
誰是“傅滿洲”？
“傅滿洲”是100多年前西方作家薩克斯·羅默創作出來的形象，也是弗雷林這部新著的重要落筆點。“傅滿洲”是一個充滿中國元素的人物，他陰險殘忍、面目猙獰、狡黠多智，在西方社會中實施各種犯罪行為，被稱為“惡魔博士”、“東方歹徒”，被視為“黃禍”的化身。在此后的百年中，“傅滿洲”在西方的小說、漫畫、雜志中層出不窮，并被好萊塢搬上熒屏，甚至出現了“傅滿洲”系列電影，深刻影響了西方人對中國的認知。
“傅滿洲”代表著一種恐懼。成吉思汗的大軍曾經揮舞著“上帝之鞭”，從蒙古草原開啟征途，一路攻城略地、一路血雨腥風，直抵歐洲的多瑙河畔。此后，黃種人的刀劍和鐵蹄就成為西方揮之不去的陰影，“黃禍”一說由此發端。梁啟超認為，西人眼中的“黃禍”源自生活在東亞、北亞、中亞的游牧部落，但后來轉化為對黃種族群的普遍憂慮。當黃種族群人數眾多、日益強盛時，這種憂慮就會深化為恐懼。
“傅滿洲”代表著一種“異視”。在部分西方人看來，黃種中國人既是身體生理上的他者，還是文明文化的他者，更是現實利益的他者。西方憑借先進的物質文明和工業形態，秉持被社會達爾文主義和民族主義所裹持的種族主義看待他者、看待中國，并生發出以自我為中心的“異視”，進而歧視、排斥其他的落后種族。“傅滿洲”就是伴隨著這種“異視”而出現的形象。
“黃禍”還是“白禍”？
基于中國廣袤的土地、豐富的資源和巨大的人口數量，俄國思想家巴枯寧在19世紀70年代將中國稱為“來自東方的危險”。“保持種族純潔”也是美國排華運動興起和發展的重要理論基礎，白人種族主義者斯陶特認為，目前在美國處于支配地位的白種人是最高貴、最智慧的人種，他將黃色中國人視為劣等人種和“蝗蟲”，而“允許一個劣等種族進來，就是自取滅亡”，會嚴重損害白人的生活和就業。
在現代“黃禍”論者中，影響最大的是德國皇帝威廉二世，他的相關思想和行動標志著現代“黃禍論”在西方的正式出現。
1895年問世的《黃禍圖》在西方流傳甚廣，在圖中，各個白種國家的代表在天神長米迦勒的帶領下，持劍佇立在海邊，目光注視著東方的佛像和巨龍。威廉二世曾滿懷斗志地為該圖題詞，“歐洲各民族聯合起來，保衛你們的信仰和家園!”他期望白種人聯合起來，對抗佛像和巨龍所代表的黃種人。威廉二世曾提出著名的“德國德國，高于一切”口號，這個口號的種族學表達可以理解為，“白人白人，高于一切”。
后殖民主義思想家弗朗茲•法儂認為，白人在殖民秩序里表現出強烈的侵略心和高傲感。在歷史實踐中，這種侵略心和高傲感給有色人種帶來了不能忘卻的災難和屈辱，在某種程度上可稱之為“白禍”，可謂“白人日益驕，黃人禍益亟”。這種災難和屈辱之于中國，就是堅船利炮恐嚇下的不平等條約、就是列強在華爭相劃分的勢力范圍、就是半殖民體系下畸形發展的民族工業、就是“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公園警示牌，等等。
“黃禍”還是“黃福”？
孫中山先生曾言，所謂的“黃禍”是西方人一種無謂的憂心。西人認為，中國人覺醒后學習西方的物質文明和制度體系將對西方世界造成威脅，而孫中山認為，中國自古以來是溫和的而非好戰的民族，中國的進步對世界發展來講是積極因素，因為“有一個窮苦愚昧的鄰居還能比有一個富裕聰明的鄰居合算嗎?”所以，白人擔心的“黃禍”是不存在的，“傅滿洲”也從未存在，中國富強后將給世界帶來“黃福”。
這種“黃福”并不會帶來中國的極端民族主義、種族主義的抬頭，更不會轉化為新的“黃禍”。民族主義、種族主義普遍被認作是以本民族、本種族為中心，認為自我優于其他民族、種族，進而可以掠奪壓迫其他族群的理論。而“黃福”所傳達的政治觀念卻不是這樣，它是正義的吶喊，是對黃種奮起的呼喚，是激勵落后民族復興的號角。
確如孫中山先生的預言，隨著中國的日益強盛和開放，中國成為世界發展的新“福音”。中國遠離了國強必霸的“修昔底德陷阱”，逐步成為拉動世界經貿的火車頭、穩定世界秩序的平衡器、消除世界貧困的壓艙石。特別是在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世界經濟危機中，中國為世界提供了難以估量的發展正能量。鑒于中國對拯救世界危機的巨大貢獻，《德國金融時報》發表評論，稱贊“中國人是救星而非黃禍”。
“中國威脅論”——“黃禍論”的現代變種
2014年11月14日，習近平主席赴澳大利亞參加G20峰會，之后對澳大利亞、新西蘭、斐濟進行了國事訪問，并同太平洋建交島國領導人舉行會晤。一方面，國際主流輿論對此普遍給予高度評價;另一方面，叫嚷多時的“中國威脅論”又沉渣泛起。澳大利亞學者格雷姆·史密斯稱：“在習近平訪問斐濟之際，‘中國威脅論’的幽靈在南太平洋游蕩。”
但“中國威脅論”確實只是一種虛幻的幽靈，正如西方虛構出來的“傅滿洲”一樣。中國學者周寧認為，西方人在近代種族主義意識形態中，將中國塑造成一個專制的、停滯的、野蠻的帝國，這個帝國是基于西方中心主義的自由秩序、進步秩序和文明秩序的他者。而這個他者一旦發展進步、一旦具有挑戰西方中心的實力，那么它就演變成所謂的“黃禍”和“威脅”。
近些年來，隨著國家主義的興盛和種族主義的相對低潮，“中國威脅論”的影響逐漸超過“黃禍論”，成為當前海外反華勢力攻擊中國、丑化中國、威脅中國的重要言論思潮。“中國威脅論”產生的理論基礎和現實背景比“黃禍論”更為復雜，但這兩者的本質是相通的，歷史沿革也有一脈相承之處，我們不時也能聽到有關“黃禍”的聲音，只是現在的“黃禍論”往往被包裹在“中國威脅論”之中。
從“黃禍論”到“中國威脅論”，部分西方人應對這段歷史有所反思。因為它并不能反映真實的中國，而更多的是一種西方扭曲心理的映像，“中國是一個巨大的屏幕，外人在這個屏幕上放映著他們的希望和恐懼”。盡管中國曾為西方帶去了希望，但“黃禍論”、“中國威脅論”還是表明了部分西方人對中國的恐懼，事實上，“黃禍之事，自必烏有;若果有之，則歐洲文明，自必退步”。
西方有一部電影叫做《傅滿洲歸來》，臆想了“傅滿洲”對西方世界的新一輪破壞，在現實中，“傅滿洲”從未存在，更談不上“歸來”。無論是“黃禍論”還是“中國威脅論”，都是一種無端的猜忌、一種無謂的敵視，它源自部分西方人的無知和虛妄，正如創作傅滿洲形象的西方作家羅默在其晚年所說：“我對中國一無所知，這使我出名”;它更植根于部分西方人對自我發展、自我超越的信心缺乏，這在另一方面造就了“傅滿洲博士與恐華癥之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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