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政府在解決南海爭端時需要占據道德和輿論制高點，建設強大的海上力量，同時注重為發展中國經濟服務，建立制度和法律保障機制，處理好美國在南海地區的利益關切，中國和平發展的戰略目標是有可能實現的。
【內容提要】準確地分析美國的南海政策邏輯對于中國解決南海主權爭端具有重要的意義。美國對南海爭端的介入是由于其在南海地區的經濟利益、安全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傳統所決定的。隨著國際局勢的發展，美國在南海爭端上的干涉主義立場也從“多邊協商體制”走向了“積極干涉主義”的道路。美國學者對美國在南海利益的界定，美國未來在政治、經濟、軍事等各個方面將會增強其在南海爭端上的影響力，具體來說，美國將運用國際法否定中國對于南海的領土訴求，利用經濟實力干涉南海爭端，加強在南海的軍事存在，將與中國海軍實力的差距保持在一個相對安全的范圍內，構建多邊安全機制，提倡運用國際多邊機制解決南海問題，力求將南海問題多邊化和國際化，這些都是中國政府和中國學者重點關注的問題。南海爭端是非常復雜的，解決南海爭端也是非常困難的。中國政府在解決南海爭端時需要占據道德和輿論制高點，建設強大的海上力量，同時注重為發展中國經濟服務，建立制度和法律保障機制，處理好美國在南海地區的利益關切，中國和平發展的戰略目標是有可能實現的。
【關鍵詞】南海爭端;美國利益;干涉主義;中國南海主權
南海爭端指的是南海周邊國家和地區在南中國海各島礁的歸屬以及海域劃分問題上存在的分歧與爭端，涉及中國、越南、菲律賓、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文萊和中國臺灣地區，呈現“六國七方”態勢。九一一事件后，美國將其外交重心放在全球反恐，特別是伊拉克戰爭和阿富汗戰爭之上，美國在東亞地區的注意力不可避免地有所減弱。而自20 世紀90 年代以來，特別是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后，通過經濟與外交的努力中國逐步成為東南亞國家的伙伴。 中國在東南亞鄰國的心中甚至樹立起了“友善的大象”的形象。中國的影響力已經滲透到了南海的方方面面，在該地區對美國形成外交和戰略的挑戰。 對此，奧巴馬政府上臺后，美國高調宣稱重返東南亞，力圖抵消中國在東南亞地區形成的影響力。同時，美國對于南海爭端的干涉立場也從“多邊協商體制”向“積極干涉主義”發展。本文將就美國介入南海爭端的邏輯及政策手段進行探討，提出中國的應對策略。
國內學者對于南海爭端中有關美國因素的學術研究主要集中在對美國南海政策的演變、奧巴馬政府的南海政策及其影響以及中國的應對策略三個方面。對于美國南海政策演變的研究，國內學者一般認為隨著國際局勢的演變，美國對南海爭端的態度幾經轉變，其政策在中立與干涉中變換，冷戰前期是反共為主，冷戰后期是“中立”，冷戰后美國的南海爭端政策是越來越偏向干涉主義。 本文認為，美國對南海爭端的政策從來沒有脫離干涉主義的立場，所謂的“孤立主義”、“中立主義”和“模糊政策”等都是干涉主義前提下的“孤立主義”、“中立主義”和“模糊政策”，只是在不同的歷史背景下，美國干涉主義的具體內容出現了一些變化。對于奧巴馬政府的南海政策及其影響的研究，國內學者一般認為在奧巴馬政府重返亞太的戰略下，美國支持東南亞各南海權益聲索國， 遏制中國日益上升的地區影響力，南海爭端的“多邊化”、“國際化”態勢逐漸轉為現實。 筆者認為，面對“多邊化”和“國際化”的現實，中國在堅守領土爭端談判中實行雙邊談判原則不動搖的同時，對未來南海和平安全機制的構建要“多邊化”和“國際化”。針對奧巴馬政府的南海政策給中國的外交政策帶來嚴重挑戰的局面，當前國內學術界最為重要的任務是分析美國奧巴馬政府在南海爭端具體政策走向及其對中國的影響。對于中國應對南海問題的對策研究，國內學術界提出了區域一體化、共同開發、構建南海安全機制、加強海軍建設等措施。 筆者認為，解決南海爭端要從宏觀大局和歷史長遠的角度看待問題的解決，對于南海爭端的解決需要一個綜合性的應對策略。
一 干涉主義與美國南海政策的演變
在國際關系中，干涉有狹義、廣義兩種解釋。狹義解釋專指暴力性軍事干預，廣義解釋是指干涉別國主權的各種行為，包括從發表言論、經濟制裁到采取軍事行動等各種不同程度的行為。 實際上，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干涉也有著不同的含義。在19 世紀時，干涉通常是“武力干涉”(armed intervention) 的含義，而在今天的國際社會，干涉則更多的是指“人道主義干涉”(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這種“人道主義干涉”，在中國是指“新干涉主義”，也就是在當前的國際環境下出現的一種以人道主義和捍衛西方共同的價值觀為借口、以武力干涉別國內政為手段、以推行霸權主義和構筑有利于西方的國際關系新秩序為目的的思潮和模式。而在國際上，這種“人道主義干涉”大體上可分為兩類： 一是由聯合國組織或由聯合國授權某個國家或某些國家進行的干涉，這類干涉通常被認為是合法的;二是未得到聯合國批準，繞過聯合國進行的干涉，這類干涉是不合法的。自近兩個世紀前美國總統門羅開啟干涉主義之后，干涉主義的內涵不斷發展演變，尤其是冷戰結束后，克林頓總統發動了科索沃戰爭，干涉主義向“人道主義干涉”發展，在小布什和奧巴馬總統任內，干涉主義得到了新的發展。“時代發生了變化，美國干涉主義的內涵從地區干涉到全球干涉，從保障地緣利益到聲稱保護人道，已發生重大變化。” 本文對干涉主義采用廣義解釋，除了軍事和人道主義干涉之外，還包括經濟、外交壓力等方面，因為對主權的干涉事實上有各種形式，并非只有暴力性的軍事行動。
人道主義干涉是干涉主義的一個新發展，但不管干涉主義的內涵如何變化，自冷戰以來，美國對南海爭端的政策從來沒有脫離干涉主義的基本立場，除了軍事行動，其干涉方式還包括更廣泛的經濟制裁、發表言論等多種形式。其干涉戰略除了直接出面，更包括“離岸平衡”戰略，即美國在保持“亞太地區和平與繁榮”的大旗號下有意識地利用東亞國家之間的矛盾，鼓動他國對抗中國，從而確保其在本地區的影響力。
在冷戰時期，美國對南海爭端的政策從傳統“干涉主義”向“干涉主義”下的“中立主義”和“模糊政策”發展。美國干涉南海爭端源于《舊金山和約》，這是當時東亞地區冷戰的副產品。隨著國際冷戰的逐步升級，為遏制共產主義在東南亞的“多米諾骨牌”效應，美英不愿中國取得南海這塊“要地”。盡管美英在草擬和約時都清楚，中國對西沙和南沙群島的聲索在法理上占有優勢，但在排除中國與會的情況下，和約僅指出日本放棄對西沙群島和南沙群島的一切權利，而沒有明確指出將其歸還中國，這就為以后的南海主權爭端埋下了禍根。朝鮮戰爭爆發后，美國在南海地區簽署了大量的雙邊和多邊的軍事同盟協議，謀求構建一個東南亞地區的集體安全體系來遏制共產主義在東亞、東南亞地區的擴散。 1954 年9 月8日， 美國、英國、法國、澳大利亞、新西蘭、泰國、巴基斯坦、菲律賓八國外長在馬尼拉簽訂《東南亞集體防務條約》，正式把南海納入美國的防御圈。在遏制共產主義中國的戰略下，美國不僅試圖否認中國對南海島嶼的主權，還反對中國在南海的任何行動。在這一時期，美國在南海上無所顧忌地自由航行，無視中國的抗議，美國認為不存在哪一個國家對南海擁有主權的說法。直至20 世紀70 年代，考慮到美中蘇大三角關系，美國在南海爭端的干涉才改為基本上采取“中立”的立場。1974 年，中國與美國的盟友南越在西沙群島發生一場小規模的沖突， 盡管南越政權一再請求美國干預，美國都無動于衷。這一時期，總體上來說，美國雖然不愿意看到南海主權歸屬中國，但對南海爭端采取的是機會主義態度。南海爭端的真正凸顯是在冷戰以后，尤其是1995 年“美濟礁事件”以后，美國逐漸開始采取積極的干涉政策。
在冷戰后的歷史時期中，美國對南海爭端的干涉主義有兩種主要形式：“多邊協商體制”和“積極干涉主義”。
第一，“多邊協商體制”理論下美國對南海爭端的干涉。“多邊協商體制”理論的代表人物美國東西方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馬克·J. 瓦倫西亞(Mark J.Valencia)在其代表作《地區海事機制建設：東北亞和東南亞前瞻》中提出，針對南海問題爭端不斷的情況要建立一個“多邊協商體制”。 其實質是要將南海問題國際化與多邊化，使越來越多國家的利益牽涉其中，從而增強美國在南海爭端中的話語權和領導權。雖然美國認識到組織多邊談判容易使中國感覺美國正在將南海問題國際化，進而使得中美關系更加緊張， 但是美國認為在雙邊談判下，東南亞單個國家的力量過于弱小。而通過多邊談判，中國不但疲于應付東盟龐大的談判團體與談判事務，美國的參與又使中國不能輕易地以武力相威脅，中國在南海爭端談判中將處于劣勢地位。因此，在克林頓政府時期，美國政府對于南海爭端的態度是保持中立，但認為各國提出的領土要求必須符合國際法。 也就是說美國在爭端中不會偏向任何一方，扮演的是調停者和裁決者的角色。在奧巴馬時期，“多邊協商體制”理論又有了新的發展，其在強調應該把中國納入多邊協商體制的同時，更強調美國在南海爭端中所起的“維護南海地區的和平與穩定”的作用。邁卡·斯普林特(Micah Springut)寫于2009年的《管理中國在南中國海日益增長的自信》一文就是其中的代表。作者除了認為美國干涉南海爭端將有效地“維護南海地區的和平”，還認為應該邀請中國加入南海事務，這樣才有利于建立一個合作安全機制。 在美國學者看來，中國在南海問題上越來越強硬和自信， 堅定了美國將自身參與視為南海和平穩定重要因素的想法。
第二，“積極干涉主義”理論下美國對南海爭端的干涉。1995 年美濟礁事件后，越來越多的美國學者認為美國在南海有重大利益，提倡美國應以軍事干預來制止中國對南海的領土訴求，甚至否定中國對于南海領土主權的合法性。美國華盛頓智庫傳統基金會亞洲研究中心主任沃爾特·洛曼(Walter Lohman)的《南沙群島：對美國領導權在南中國海的挑戰》是典型代表。作者認為，中國對于南海的領土要求是不符合國際法的，而菲律賓對于南海部分島嶼宣示主權是合法的。中國對于菲律賓的抗議是其擴張野心的表現，美國以及南海地區主導性的國家必須積極采取措施阻止中國在南海地區的“擴張”，否則最終美國很有可能連在南海的航道自由與安全都沒有辦法保障。 沃爾特·洛曼建議美國應明確支持菲律賓在南海的主權聲稱， 并指出中國在該地區的領土聲索具有“侵略”性是不合理的。 他還認為南沙群島的爭議對美國和所有依賴美國在亞太為領導的國家來說，是更大的問題。這種理論在美國興起的原因是：美國學者認為，目前各種對于南海的主權宣示的證據都很薄弱，甚至很多歷史記錄都是相互矛盾的，沒有一個國家能夠提出無可爭議的歷史或法律證據。并且中國對于南海地區主權的劃定范圍過于模糊與寬泛，其在南海主張的海域甚至包括一些周邊國家的傳統專屬經濟區，包括了差不多80% 的南海面積。 由于國際法庭在裁決領土歸屬時，還要考慮實際占有的情況，因此中國的部分領土要求與國際規則有矛盾，而中國又把自己的地位擺得高于國際法， 這就違背了美國一直強調的各國按照國際法與國際條例解決南海爭端的原則。同時美國認為中國采取薩拉米策略 來挑釁測試東南亞各國的主權底線， 當遇到激烈的反抗時，中國就會退后。美國認為中國的這種做法是拖延談判的手段，其根本目的就是要等到中國有足夠的軍事實力來在南海得到他想要的東西。而中國近年來海軍力量的發展與海軍基地的建設進一步加深了美國的這種想法。中國的潛艇數量自1995 年以來增加了38 艘，相比之下，在同一段時間美國減少了其潛艇部隊約25 艘， 加上中國航空母艦的試航，這些發展都給曾經在南海地區有絕對軍事優勢的美國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美國甚至認為，只有冷戰前的海軍軍備擴張能與中國如今的海軍軍事力量增長相比。 同時，由于美國對于防御計劃的縮減，美國在該地區的優勢受到很大的威脅，而這些縮減又主要集中在對于美國保持在亞洲的存在中非常重要的高科技武器系統和力量投送平臺方面。美國學者認為，近期中國偏向于“進攻性”的行為是因為中國認為美國沒有以武力保護南海的決心，而且，美國方面對于中國的“挑釁”行動回應太少。 東南亞一些國家也對于美國能否在亞洲長期保持與中國增長相匹配的力量優勢表示懷疑。 因此，美國必須做出干涉的承諾才可能使中國不會選擇以武力方式解決南海問題。
二 美國“干涉主義”政策的邏輯 ：政治形態、經濟考量、安全利益與文化傳統
任何一項重大政策的制定出臺，背后都有其深刻的歷史背景與現實動因。就美國在南海區域的“干涉主義”政策來說，其政策背后的邏輯主要由政治形態、經濟考量、安全利益與文化傳統這四個因素決定。具體而言，它是由國際、地區、美國政治格局變化，美國在南海地區巨大的經濟利益和重要的軍事安全利益，美國“干涉主義”文化傳統決定的。
(一)政治形態：國際、地區、美國政治格局變化的現實需要
冷戰結束后，美國的全球戰略是防止在歐亞大陸出現一個挑戰美國霸主地位的地區大國。而蘇聯解體后，在東亞最有潛力挑戰美國霸權的就是崛起中的中國。從某種程度上說，南海爭端中的中美關系，就是中國的大國崛起和美國維護霸權國地位的斗爭關系。同時，由于小布什政府的反恐政策，美國在亞洲的影響力有所下降。中國不懈的經濟、政治、外交的努力使中國獲得了友善的鄰國和相互信任的官方形象，中國正在逐步化解美國在東南亞的影響力。更值得美國憂慮的是，中國與東盟日益密切的經濟聯系，很有可能使得東南亞國家的政治選擇受制于它們的經濟利益。 自從經歷了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導致的經濟衰退之后，中國被東南亞國家視為一個重要的、樂于助人的、有同情心的和慷慨的經濟伙伴。 甚至，美國保守派代表——傳統基金會的有關專家也承認，由于中國不懈的經濟、政治努力，特別是在1997 年金融風暴期間，中國頂住壓力不貶值人民幣的行為，使中國獲得了友善和可以信任的鄰國形象。 新加坡著名外交官許通美(Tommy Koh)提醒美國：“美國正在輸掉東南亞地區影響力的這場比賽，勝利者，至少目前來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2012 年，中國與東盟貿易額突破4 000 億美元，中國已連續三年成為東盟的第一大貿易伙伴。而曾經在2006 年作為東盟最大貿易伙伴的美國則跌落為第四位。2010 年，中國- 東盟自由貿易區建立，中國- 東盟自由貿易區涵蓋18 億人口，GDP 接近6 萬億美元，貿易額達4.5 萬億美元，是世界上由發展中國家組成的最大的自由貿易區。同時，中國也是馬來西亞、越南的最大貿易伙伴，菲律賓、泰國、新加坡和緬甸的第二大貿易伙伴。 特別是近來美國明顯感覺地緣優勢向中國轉移：其一，東南亞國家的經濟發展需要中國參與;其二，中國在朝核六方會談中發揮重要作用。 而且中國對東南亞有著清晰的戰略，而美國則沒有。 為了重新在東南亞地區獲得絕對優勢，美國要將在東南亞的關注點由人權轉到安全問題，如南海問題。 通過南海問題，既避免了人權這個雷區，又迎合了東南亞國家借助美國平衡中國影響力的心理，有效地提升美國曾經失落的政治影響力。因此，美國關注與參與南海問題，是其重新獲得在東南亞絕對政治優勢的重要渠道。
( 二) 經濟考量：美國在南海地區有著巨大的經濟利益
美國在南海的經濟利益主要有三個部分： 一是貿易利益，二是自然資源利益，三是航道自由的利益。在貿易利益方面，美國經濟分析署的統計顯示：2011 年，美國與東盟的貿易額達到1 940 億美元，比上年增長9.2%。美國繼續位居東盟第四大貿易伙伴，東盟則成為美國的第五大貿易伙伴;投資方面，美國是東盟第三大投資來源國。 美國認為，美國與東盟之間的牢固關系將有助于東南亞地區的穩定和發展。自由貿易將創造經濟機會并帶動經濟增長，從而幫助減輕貧困，遏制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的蔓延。但是，要加強與東盟國家的交往，增加雙邊貿易并獲利，就必須使南海地區維持和平穩定，而動蕩將毀掉這一切。未來一旦南海爭端爆發，東南亞國家難免不會由于內外矛盾而陷于混亂，美國的經濟利益也就難以保障。另外，美國擔心中國與東盟之間的自由貿易區把美國排擠出南海地區，使美國的利益受損。因此，美國需要在南海強有力的軍事、經濟和外交存在，制衡中國的力量，維持東南亞的力量均衡。 在自然資源利益方面，中國國土資源部地質普查數據顯示，南海大陸架已知的主要含油盆地有十余個，面積約85.24萬平方千米，幾乎占到南海大陸架總面積的一半。南海石油儲量至少230 億-300億噸，樂觀估計達550 億噸，天然氣20 萬億立方米，堪稱第二個“波斯灣”。另據2011 年1 月3 日《東方早報》報道，南海發現194 億立方米的可燃冰，南海可燃冰勘探露出“冰山一角”。 同時，南海還有其他豐富的海洋礦產資源與漁業資源。這些資源在美國看來，都是美國未來要爭取獲取的重要利益，決不能讓中國把美國公司排擠出南海的開發。在航道自由方面，南海是運輸中東和南亞的商品去往東亞各國的重要戰略通道。 據統計，50% 的全球貿易與1/3 的石油供應都在這條航線上進行。 南海也是通往馬六甲海峽的重要通道，全球1/4 的海上貿易和一半的石油運輸都要從馬六甲海峽通過。 在美國看來，全球繁榮的基礎是商品在海上和空中的自由流動以及通過海底光纜快速傳送的信息。保證南海自由航行對于亞洲地區的繁榮有至關重要的作用，而亞洲地區的繁榮與美國的繁榮息息相關。也就是說保證南海這條重要戰略通道的通暢性對于美國的經濟有重要影響，保持南海航行的自由是美國在南海最基本的利益。
(三)安全利益：美國在南海爭端中有重要的軍事安全利益
南海作為美國連接亞洲軍事基地與中東地區、印度洋地區的中轉站，對美國具有重大軍事利益。 1986 年，美國海軍宣布必須控制16 個世界海洋中的航道咽喉點，其中的馬六甲海峽、巽他海峽、望加錫海峽就在南海周圍。南海航道的暢通對于美國軍事力量自由進入亞洲也有著重要意義。總的來說，南海是美國在各海外基地投送物資兵力的重要中轉站與航道，對于美國全球戰略布局有著重要的影響。同時，美國在該地區的安全利益除了保持阻止任意國家采取軍事方式解決爭端的能力和意愿之外， 還包括確保南海問題中各當事國嚴格遵照國際法和國際條例行事的能力。 美國通過在該地區重要戰略地點的軍事存在，構建“防衛鏈”來實現對中國的戰略包圍圈。這樣，美國不僅可以隨時關注朝鮮半島和臺灣海峽局勢，而且可以在必要時插手南海爭端，給中國的周邊安全構成直接威脅，爭取與中國外交博弈上的籌碼。因此，南海的區域安全必將在美國的亞太安全乃至世界安全戰略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美國的和平研究會認為：“美國在南海的利益包括維持地區穩定的能力，即保證美國作為維持亞太地區穩定和平衡的力量的可靠性。” 要維護該地區的穩定，美軍就必須在該地區保持優勢力量以保證南海爭端和平解決。美國學者卜大年(Dan Blumenthal)認為：隨著中國海軍軍事力量的上升，中國海軍在南海活動范圍的擴展，美國日益發現自己與中國海軍在同一范圍活動;而且中國的導彈、潛艇的數量與技術發展迅速，潛艇更是以每年2.9 艘的速度增長，是世界上潛艇數目增長最快的國家。 美國感覺自己在南海的軍事壟斷被打破，美國在南海安全利益出現了潛在的威脅。
(四)文化傳統：美國制定和實施“干涉主義”政策的思想根源
宗教信仰和政治文化傳統深刻影響著人們的價值取向，而價值觀的差異又可以引起人們行為方式的不一致，進而帶來國家在社會秩序和外交行為的差異和變更。因此，國家的政治和外交取向會受到這個社會具有普遍性的文化傳統的影響和制約。美國在南海爭端的行為實際上同樣受到其文化傳統的深刻影響。筆者認為，美國傳統文化中的“天賦使命觀”和實用主義這兩個基本特征對美國在南海爭端中行為也有較明顯的影響。“天賦使命觀”是指美國作為上帝選擇的特殊國度，對人類的發展和命運承擔一種特殊的責任，作為上帝選民的美國人負有把世界從“苦海”拯救出來的“使命”。換言之，大多數美國人通常在心理上認為：美國清白無罪、美國樂善好施、美國例外論。在這種文化觀念的影響下，南海地區各國是美國拯救的對象，美國不但有責任對南海爭端中的弱小國家給予道義上的支持，而且美國需要借著南海爭端給予美國的機會，在南海地區各國推廣民主自由價值觀、拯救南海地區各國于“苦海”。因此，“天賦使命觀”為美國南海爭端政策提供了“道義”上的合法性，是其南海爭端政策制定和實施的思想根源。雖然美國文化具有濃厚的使命觀色彩，但是美國文化“在根性上向來注重實際，講究功利，骨子里滲透著濃厚的商業氣息”。 務實的文化傳統賦予美國外交以功利主義色彩，美國時常會根據時間、條件的變化和國家利益重要性的程度，靈活地對自己的外交政策做出調整。美國的南海政策也體現了美國政治文化中的實用主義的精神原則。20 世紀70 年代以后，出于聯中抗蘇的現實要求，美國對意識形態不同的中國在南海中的行為視而不見，甚至在中國與其盟國南越和菲律賓的沖突中都沒有過多指責中國。冷戰結束后，隨著蘇聯的解體，中國國力的不斷強大，美國為防范和遏制中國在南海地區對美國霸權提出的挑戰，利用南海爭端形成對中國崛起的制約，在爭端中甚至支持與其意識形態完全不一致的越南。
三 美國在南海爭端中可能采取的干涉措施
“干涉主義”的政策邏輯決定了美國政府將在政治、經濟、軍事等各個方面增強在南海爭端上的影響力。美國如何運用國際法否定中國對于南海的領土訴求?如何利用經濟實力干涉南海爭端?如何加強在南海的軍事存在，將與中國海軍實力的差距保持在一個相對安全的范圍內?如何構建多邊安全機制，提倡運用國際多邊機制解決南海問題，力求將南海問題多邊化和國際化?這些問題都是中國政府和中國學者重點關注的問題。
(一)運用國際法否定中國對于南海的領土訴求
其政策基本邏輯在于：第一，雖然明知《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無法解決南海爭端，但促進南海周邊各國加深對海洋法的認同卻有助于南海爭端的“化解”。國際法對于團結東盟國家，引導國際社會的輿論起著根本性的作用，中國政府無法忽視國際法的存在。第二，以《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為基礎，支持以近海大陸架地理條件作為劃分南海水域的主要依據，否認歷史權利的主張效力。第三，由于各國關于南海主權的證據都不完整，且中國在南海“模糊的領土要求”，其海洋主權要求沒有陸地主權作為基礎， 從而在法律層面否定中國對于南海主權的宣示，使中國缺乏在南海區域行動的合法性。因此，美國采取的措施主要有：第一，繼續支持菲律賓尋求以仲裁的方式解決南海領土爭端。這方面，美國國務卿克里已經明確表示美國將全力支持菲律賓解決爭端的途徑。第二，支持和鼓動其他國家也通過國際法的手段解決南海領土爭端，這方面最有可能性的國家是越南。第三，以中國對南海的主權宣稱模糊不清、不符合國際法為由，美國要求中國把“九段線”說清楚。第四，推動東盟與中國盡快達成《南海各方行為準則》。第五，推動美國國會批準美國加入修訂后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其原因在于，“如果美國不在已被南海周邊各國批準的法律文件上簽字，美國將無法在維護區域內航行自由等問題的過程中發揮其領導作用”。 美國遵守《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象征意義非常明顯。
(二)利用經濟實力干涉南海爭端
美國目前正致力于消除中國近年來在經濟上贏得的地區影響力。為了對抗中國- 東盟自由貿易區，美國大力呼吁建立美國- 東盟自由貿易區以擴大美國對東盟的經濟影響力。2009 年，美國提出擴大跨太平洋伙伴關系計劃，以阻止東亞地區形成獨立的經濟集團，維護美國在亞洲經濟上的主導地位。在南海問題上，美國希望最大程度削弱中國對東南亞國家的經濟影響力，使東南亞國家做出有利于自己的政治選擇。其措施與邏輯是：第一，盡快促成泛太平洋經濟合作。在日本安倍政府的支持下，《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有較大可能取得實質性的進展。在這一過程中，“美國對《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的高度關注可以向南海周邊各國表明，美國有決心恪守承諾促進地區繁榮”， 這可以改善美國和南海周邊國家的雙邊關系。第二，改變東盟國家發展不平衡的局面，加強東盟國家的內部團結，使其成為一個可以對抗中國的整體。具體來講，美國可以通過建立一系列經濟激勵機制，如2012 年秋天美國發起的“美國- 東盟擴大經濟合作”(E3)或專門針對湄公河流域國家的經濟合作協定，以加強柬埔寨、老撾、緬甸和越南等國的經濟實力。“通過類似的努力，美國可以使這些國家逐步接近比較發達的東盟國家，如新加坡和印尼等國的經濟水平，進而使東盟經濟共同體在2015 年以前成為現實。” 第三，默許美國公司在南海進行油氣開發。南海地區蘊藏著豐富的油氣資源，雖然美國也愿意和中國合作開發石油，但不愿意因此放棄和其他國家開發石油的機會，對其石油公司在南海的勘探業務持默許態度。比如，菲律賓能源部長維森特·佩雷在2003 年10 月宣稱，有46 個勘探區將被公開招標，不僅在馬蘭帕亞氣田，而且在巴拉望的西北、東南和東部。美國能源部長斯潘塞·亞伯拉罕也應邀到菲律賓探索美國參與菲律賓聲稱區內油氣勘探的前景。 2008 年7 月20 日，越南又與美國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達成一項油氣初步勘探合作協議，其勘探地點就位于南沙中越爭議的海域。美國這樣做是有其考慮的。一旦南海沖突危及其公司利益，美國便能夠以保護其海外商業利益為由出面干涉。2009 年7 月15日，美國國務院主管東亞事務的副助理國務卿斯科特·馬歇爾在有關南海問題的聽證會上，對中國和越南在南海問題上的緊張局勢表示關切，并承諾將保護在南海活動的美國石油公司的利益。 從中可以看出美國默許其石油公司進行南海油氣開發的政治考慮。
(三)加強美國在南海的軍事存在
其政策主要邏輯在于美國相信，中國在南海地區“擴張”行為的出現是因為中國認為美國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實力不足以維持亞太地區的穩定。為了遏制中國的“挑釁”行為，美國要拉大與中國在南海軍事實力的差距，保持維護南海地區穩定的能力。因此，其主要措施是：第一，在東南亞尋找軍事立足點。目前，美國的軍事基地有374 個，分布在全球140 多個國家和地區，控制了全球戰略要地，遏制了海上咽喉。美軍在夏威夷、關島、韓國、日本都有駐軍，而近年來在新加坡使用樟宜海軍基地，并且積極與馬來西亞、菲律賓、文萊、泰國等東南亞國家協商，爭取使美艦艇可進入這些國家的港口補給與維護。2002 年 4 月，美軍太平洋總部司令丹尼斯·布萊爾正式出面，向越南政府提出有償使用金蘭灣港口和機場的請求，但未獲得越南的同意。 不排除美國再次向越南提出此項要求。最值得關注的是美國重返菲律賓蘇比克灣海軍基地，雖然美國太平洋司令部司令羅伯特·威拉德在2012 年1 月曾否認美軍將重返菲律賓蘇比克灣海軍基地，但也承認“美軍更青睞在澳大利亞及新加坡的軍力部署模式，即無需自行修建供美軍全年使用的大型基地，而是依賴所在國支持，向合作性安全設施輪流派駐軍力”。 因此，美國有可能以此模式重返菲律賓。第二，頻繁與南海周邊國家進行軍演，使東南亞國家對美國建立起一套信任機制。九一一事件后，美軍通過聯合軍事演習、人道主義援助、抗災搶險、打擊海盜等經常性的臨時活動，維持在南海的軍事存在。對于美國來說，這些演習的目的除檢驗其領導全球地位、打擊恐怖主義與海盜活動外，牽制中國在主權爭端中的動向是一個重要考慮。2004 年，美菲“肩并肩04”軍演，演習地點首次定在南海爭議海域。總體來說，近年來美軍與南海周邊國家的軍事演習呈現出數量多、規模大、項目多的特點，并試圖在南海地區實現多層次、寬海域、大縱深的“占據”狀態，以便在有需要時可以隨時介入南海爭端。第三，進一步提升其亞洲盟友“對入侵保持最小可靠防御”的能力。“美國認識到了中國保護領土主權的權利，但是強調中國也應該認識到其周邊國家享有建立對抗性軍事力量的權利。美國將關注其亞洲盟友防御性軍事實力的提升，最起碼要確保這些國家的海上安全。” 具體措施如下：進一步加大其在南海海域內情報、監視和偵察領域的優勢;美國海軍和海岸警衛隊對其東南亞國家的海軍力量提供訓練;對于越南這種缺乏海下作戰經驗的國家，有可能提供潛艇方面的軍事技術培訓。
(四)構建多邊安全機制，將南海問題多邊化和國際化
美國的南海政策邏輯是：如果南海問題采取雙邊解決的模式，則中國將會在談判中占據較大的優勢，東南亞各國無法在雙邊談判中對抗中國。而對于東南亞國家來說，為了應對東盟因內部利益分歧而給中國加強南海存在的機會，也贊同引入美國因素進行“大國平衡”。因此，美國為了保持自己在南海的優勢局面，必然要求將南海爭端國際化與多邊化，必然進一步強化東盟在決定南海命運過程中的角色，并在背后提供強大的物質與軍事支持。2011 年5 月16 日，美國駐東盟大使戴維. 卡登說，在南海聲稱擁有島礁主權的國家，需要成立強大的地區機制以解決爭議。 具體來說，美國的主要措施有：第一，參加東盟和東盟國家舉辦的各類峰會。美國可以通過這些峰會強化美國與東盟國家的雙邊關系，進而增強東盟在與中國對抗過程中所需的內部凝聚力。第二，美國將強化其與東盟峰會主席國的關系，防止再次出現柬埔寨在擔任2012 年東盟峰會主席國過程中出現的問題。第三，加強與東盟核心國的雙邊關系，尤其是與印度尼西亞的關系，力求使其成為南海地區的平衡力量。“在美國方面看來，民主化的印尼已經成為東盟最為重要的角色之一，特別是在2008 年成為美國全面的合作伙伴以來。作為一個沒有對南海宣稱主權的國家，印尼完全可以在柬埔寨失去威信之后扮演一個可信賴的制衡者的角色。”
四 中國的對策
南海爭端是非常復雜的，解決南海爭端是非常困難的。如果中國政府在解決南海爭端時能夠占據道德和輿論制高點，建設強大的海上力量，在解決南海爭端的同時注重為發展中國經濟服務，建立制度和法律保障機制，處理好美國在南海地區的利益關切，中國實現和平與發展的戰略目標是有可能實現的。
(一)解決南海爭端要占據道德和輿論制高點
21 世紀的中國應順應和平與發展成為主流的國際趨勢，堅持和平發展的外交方略，堅持“睦鄰、安鄰和富鄰”的周邊外交政策，建設“中國- 東盟命運共同體”，使中國外交占據道德和輿論的制高點，這是中國的戰略選擇，也是中國未來發展的必然和結果。其具體做法是：第一，針對“中國違反《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指責，中國應該堅守中國在南海歷史性水域的歷史性權利; 堅持《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賦予中國從日本侵略者手中收回被占領土的權利;堅持1994 年生效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不能否定兩千多年間形成的中國對南海諸島礁及相關海域由歷史形成的主權權利和管轄權;堅持“主權屬我，擱置爭議，共同開發”和進行雙邊談判解決紛爭的南海爭端解決原則。第二，在國際場合揭露和批判美國在南海爭端中的虛偽性。這種虛偽性體現在美國至今未能加入《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但是卻以《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為由，指責他國;更體現在為自己雙重標準歪曲事實中傷潛在對手國，如越南反華暴動造成大面積的損害，出了人命，美國卻輕描淡寫;西沙對峙越南傾翻了一只船，美國人卻故意大驚小怪地表態所謂的嚴重關注。第三，改變中國在國際輿論陣線上總是處于被動挨打的境地。要多在類似香格里拉對話中，逐一回應和反擊美國的強詞奪理，讓世界各國聽到中國的聲音，打破美國一貫的輿論壟斷。第四，堅持中國過去不改變南海現狀的外交政策，但是，在對方改變現狀的情況下，中國也必須隨機應變。中國改變現狀不能僅僅是對現狀改變的復原，而必須在復原的基礎上增進中國對主權島礁的實際控制和管轄，讓對方的挑釁、侵吞我方利益的計劃，付出不僅沒有增進利益，反而比原來還失去了更多利益的代價，只有這樣，才能使對方受到震懾，并可以產生知難而止的效果。中國的政策要瞄準敢于挑釁的出頭國家堅決回擊、堅決孤立之，絕不手軟，同時也要有理、有利、有節。
(二)解決南海爭端需要建設強大的海上力量
中國擁有廣闊的海上領土，發展海上力量不可避免。馬漢說過，“當今世界，光有法律沒有力量就得不到公正”。 在現有的外交戰略下，一支裝備精良、訓練有素、組織嚴密、靈活機動的海事船隊和海軍是中國在未來談判桌上占據優勢的保障。第一，應不斷完善中國海事部門的職能和增強其行政能力。目前南海周邊國家加緊侵占南沙島礁、搶占南海資源的情況下，中國要在南海的行政執法巡邏常態化的基礎上，不斷加強海上執法力量，維護南海的主權。對于未經中國同意，在九段線內敢于勘探中國南海油氣資源的外國公司，在事件發生之初就要堅決予以制止，絕對不允許新的侵權事件的發生。第二，全面提升中國海軍實力，重點發展遠洋投送能力。中國是陸上大國，也是海洋大國，只有建設強大的海軍，尤其是發展遠洋投送力量，才能掌控中國走向世界的海洋大門，才能保證穩定和安全的海外市場及由此產生的海外利潤回流，才能讓回流利潤滋養的社會穩定和民主政治的平穩發展。第三，加強爭議地區有效的行政管理和控制，把永暑礁或者赤瓜礁建設成南沙的軍事、行政中心。由于中國在南沙缺少后勤補給基地，在南沙的行政執法不能有效及時，如果能在南沙群島建設機場、大型碼頭，同時建立其他民用補充基地，可以大大改善中國在爭議地區有效的行政管理和控制。第四，加強與東盟國家的軍事交流。通過雙方軍事交流，向東盟國家展現中國軍事實力的同時，也展現中國和平發展的決心與實踐。一是增加中國與東盟國家的軍事高層互訪，加強高層軍事互信，減少東盟國家關于“中國威脅南海穩定”的猜疑;二是與更多的東盟國家建立雙邊防御框架協議;三是與東盟國家建立聯合艦隊巡邏，并且積極以觀察員身份參與地區軍事演習;四是給予東盟國家的軍事代表更多參與中國軍事培訓計劃的機會，并且向特定的區域售賣軍事設備。
(三)解決南海爭端要為發展中國經濟服務
新自由主義學派認為，在國家期望于可預見的將來出現高貿易水平，相互依存能促進和平的情形才能實現。如果中國經濟能夠持續穩健發展并與東盟開展長期良性合作，會增加南海周邊國家對與中國未來貿易獲利的預期，使其選擇危險行為的成本增大，將有助于南海問題的最終解決。同時，該地區的整體繁榮與穩定，也會使東盟更加考慮整體的利益，而對部分國家的過激舉動有所阻滯。因此，必須加快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經濟一體化進程，推動中國- 東盟自由貿易區升級，不斷加深雙方的經濟相互依賴程度，以經濟影響力帶動政治影響力，在南海問題爭端中獲得相對優勢。具體建議如下：
第一，加大中國對東盟地區的政府投資與企業投資，縮小與美國投資的差距，不斷減少東盟國家傾向于美國的程度。美國在東南亞有大量的投資，2008 年美國在東盟的投資超過1 730 億美元，是東盟最大的投資國。而中國對東盟的投資與美國相比則大大遜色，2008 年僅是美國的1/10。 來自中國商務部的數據顯示，截至2011 年8 月，中國和東盟雙向投資累計近900 億美元。其中，東盟累計對華直接投資額達673 億美元。 因此，加大對東南亞地區投資，減少與美國差距有利于增強中國對于東南亞地區的經濟影響力，特別是增強東南亞國家對于中國市場與資金的依賴有重要作用。美國專家沃爾特·洛曼指出美國在重新拾起對東南亞國家的影響力的時候，應該讓東盟國家感覺與美國交往獲得大量經濟利益，而非感覺失去了中國這個巨大的市場。 所以，即使美國“重新”獲得地區領導力，也不能強制東盟與中國減少經濟往來。因此，中國應該繼續大力發展與東盟自由貿易，通過給予東盟國家大量的經濟利益，促使它們在對南海問題做出政策決策時更多地考慮中國給東南亞國家帶來龐大的經濟利益。
第二，加強東南亞國家基礎設施建設，積極推動克拉地峽運河和泛亞高鐵建設。克拉地峽運河建成后，不僅使中國能夠避開美國所控制的馬六甲海峽，而且中國海洋運輸將節省1 000 多千米路程，節約了大量的航運成本和時間。泛亞高鐵則將中國與緬甸、越南、柬埔寨、泰國、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緊緊聯系在一起，能源、資源、人口、資本和技術這些生產要素必然開始具有高度的流動性，這將改變這些國家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同時，由于“中國制造”遍布全球市場，貿易伙伴國家基礎設施的改善也就意味著“中國制造”能夠更方便地滲透到貿易伙伴國內各地市場。“中國制造”與中國修建的道路同步擴散，這種效應在中國的某些鄰國已經表現得非常顯著，高鐵輸出將使這種效應在更大規模、更高層次上重演。
第三，結合海上絲綢之路建設，在合適的時機提出中國版的“馬歇爾計劃”——“海上絲綢之路合作計劃”，建立“海上絲綢之路合作基金”。利用中國巨額外匯儲備，著手建立中國自己的對外援助組織和援助計劃， 以長期無息或低息貸款的方式，大力扶持和推進發展與東南亞國家的關系。這個組織將采用中國標準來研究和處理有關的對外援助問題，如東南亞國家需要幫助，它們可以向基金提出申請，中國也可以派人去調研，拿出整改的可行性報告，提出整改意見和援助方案，使與中國有領土領海爭議的國家感到與中國合作的意義大于對抗的意義。
第四，堅定開采南海油氣資源的決心，特別是在沒有爭議地方。根據中國石油集團經濟技術研究院發布的《2013 年國內外油氣行業發展報告》顯示，2013 年中國的石油對外依存度達到58.1%，天然氣的對外依存度達31.6%。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李偉發布的《中國未來能源發展戰略探析》則稱，2030 年中國石油進口依存度將上升到75% 左右，中國石油消耗將超過8 億噸。 與此同時，越南、馬來西亞等國在中國南海地區不斷采油，危害中國主權。在中國南海開發保障能力飛速發展的今天，沒有必要因為擔心他國的反應而放棄自己合法的資源和權益。不能因為越南反對“海洋石油981”號鉆井平臺在中國西沙中建島附近鉆井作業，就停止開采石油，堅決避免1994 年“萬安北—21”事件的重演。
(四)解決南海爭端需要建立制度和法律保障機制
實際上，在構建解決南海爭端的機制方面，中國有成功的案例：2000 年，中國與越南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關于兩國在北部灣領海、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的劃界協定》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政府北部灣漁業合作協定》;2002 年，中國和東盟10 國簽訂《南海各方行為宣言》;2004 年，中國與菲律賓簽署的在雙方爭議地區共同勘探油氣資源的協議;2005 年，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菲律賓國家石油公司以及越南石油和天然氣公司簽署了為期3 年的《在南中國海協議區三方聯合海洋地震工作協議》。這些都表明，合作解決南海問題的途徑是可行的。在南海海洋環境保護、資源開采、航行自由維護、科學勘探和研究等方面各國之間都存在合作的基礎，相關國家可以在平等協商、共贏互利的基礎上開展全方位的合作，共同締造南海局勢的穩定。具體措施是：
第一，從非傳統安全領域入手，在南海地區積極提供公共物品，增加互信。從打擊海盜開始，通過簽署多邊或雙邊協議，為有關國家的海岸護衛提供資金和技術支持以及人員培訓，完善海盜情報共享機制，利用進行海上搜救和聯合打擊海盜演習等方法，加強與南海周邊國家合作，與美、日、東南亞各國交流信息，聯手打擊南海海域的海盜活動，共同維護南中國海地區國際航道的安全暢通。積累良好經驗后可擴展至反恐、信息安全合作直至地區范圍內常態化的軍事合作關系。這有利于樹立中國友善大國的形象，并不斷向南海地區國家擴展中國的政治影響力。這方面，時任總理溫家寶在2011 年第十四次中國與東盟領導人會議上提出的設立中國- 東盟海上合作基金就是一個很好的開始。通過這個基金，推動中國與東盟在海洋領域的全面合作。
第二，推進公共外交和首腦外交，加快地區一體化進程。博弈論認為，“安全困境”的產生是由于雙方信息交流不夠充分所致，解決之道在于重復博弈，信息溝通，才能達到雙方利益最大化。無論在推進公共外交還是首腦外交，中國還有很多工作可以推進。在公共外交方面，可以進一步加強與東南亞國家的民間交流，特別是學者精英之間的交流。在首腦外交方面，不斷強化首腦外交固定機制。通過加強高層首腦互訪，使決策層可以相互溝通意見，避免相互猜疑，進而協調相互政策。使南海問題有關國家在政治互信的前提下可以共同探討南海問題解決、資源共同開發的可行性方案以及就地區安全形勢及共同關心的問題交換看法，穩妥推進東亞地區一體化進程發展。
第三，構建經濟合作機制需要遵守“以我為主”和“循序漸進”原則。南海油氣開發的歷史證明，沒有自主勘探開發油氣是不可能有合作開發局面的。雖然實施“共同開發”是較為現實的選擇途徑，但是開展“以我為主”的油氣勘探開發活動是首選戰略。同時，要從實際出發，從簡單著手，遵循“循序漸進”原則，先從不涉及第三方的小范圍爭議區展開雙邊談判。如根據南沙群島含油氣盆地分布特征和共同開發難易程度，在禮樂灘東部，中國可與菲律賓進行共同開發。
第四，盡快制定《海洋基本法》。實際上，中國并不缺乏可為南海諸島屬于中國領土提供有效法律依據的國內法律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關于領海的聲明》(1958 年)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領海及毗連區法》(1992 年)，都以法律的形式明確了南海諸島是中國陸地領土的一部分。1996 年全國人大常委員會批準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則重申了對《領海及毗連區法》第2 條所列包括南沙島嶼在內的各群島及島嶼的主權。但是，中國在海洋立法方面主要是制定單行條例和法規， 而中國批準《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后，《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和現實提出的要求是建立一個完整的、健全的海洋體系。因此，制定《海洋基本法》可以把中國的海洋戰略和海洋政策法律化和系統化，進一步明確中國在海洋事務方面遵循的基本原則和中國的海洋權利主張，有利于進一步完善中國在海關、財政、移民、衛生、資源、環境、航行等方面的海洋管理體制，有利于更好地維護中國的海洋權益。
第五，建立祖國大陸與臺灣地區的“南海合作”機制。中國政府早在兩岸結束敵對狀態后就表示，兩岸可以共同維護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 而且目前來看，兩岸在攜手維護中國主權領土上有一定的基礎。首先，兩岸都認為在南海歷史性水域界線內的海域為中國管轄的海域，中國擁有一切權益;對于出現的主權爭端和其他爭端，都主張以和平方式解決;都表示在維護中國主權原則下，可以與相關國家合作開發這一海域。其次，兩岸都是南海爭端的當事方，如2012 年2 月臺灣地區與越南太平島沖突，2013 年菲律賓射殺臺漁民事件。再加上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兩岸交流，加深了相互理解，為兩岸在南海問題上合作打下一定基礎，雙方逐步認識到加強兩岸在南海合作的必要性。但是兩岸的合作仍受制于諸多因素：一是臺灣當局擔心如果兩岸在南海問題上合作，將違背美國的東亞戰略架構，使臺灣失去美國的信任，導致美國減少對臺軍售、對臺軍事合作、情報交換、安全保障等;二是因為島內藍綠政治對立嚴重，對兩岸南海合作存在分歧，藍營害怕被扣上“傾中”的“紅帽子”。因此，臺當局在南海合作問題上顧慮重重，畏縮不前。如2013 年臺菲事件后，大陸給予了密切關注和響應，并積極提出幫助臺灣當局護漁。但是陸委會立刻表示此事件無關“一中原則”，對大陸的關注表示感謝，稱護漁是臺“政府”的責任。可見兩岸在這一問題上的合作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在這種情況下，兩岸在南海的合作可以從低政治層次的技術和商業領域推進，這些領域擱置爭議的空間較大，如可以加大海南省與臺灣地區的合作，積極發展南沙旅游和漁業捕撈以及共同護漁、護航，并將太平島作為南沙旅游的母島和基地;目前臺灣地區中油公司在太平島附近海域申請的13.8 萬平方千米的新礦區已獲得臺灣當局批準，應抓住這一有利時機，商討海峽兩岸合作勘探開發南海油氣資源。 針對南海問題搭建官方溝通平臺，如“南海事務協調小組”，從溝通開始，加深了解互信，培養配合默契，為長效合作機制打下基礎。可以說，如果兩岸在南海問題的合作上取得了突破，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促進臺灣問題的解決。
( 五)解決南海爭端要正確處理好美國在南海地區的利益關切
不管中國是否情愿，美國在南海爭端中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為了使得南海爭端和平解決并符合中國的最大利益，中國應盡量避免走入美國“干涉主義”的雷區，以開放的態度，照顧包括美國在內其他區域外各國在南海的正當利益，以此促進南海爭端的和平解決。
第一，尋找和創造與美國的共同利益。保證南海地區的繁榮與發展符合中美兩國的利益，雙方可以通過對話，加深彼此在這一共同利益點上的認識。更為重要的是，中國可以創造中美之間的共同利益點，如不斷推進美國有實力的大公司參與共同開發南海的油氣資源。
第二，允許美國在南海地區的存在，保證美國在南海地區的合理利益。在美國的相關聽證會中，一些美國學者認為中國發展海軍力量的目的是力圖將美國推離中國海岸甚至整個南海地區， 從而使得美國自由進入南海受到限制。而維持航道的自由是美國在南海的基本利益，中國如果真要將美國完全推出亞洲，無疑觸動了美國的利益底線，這會使得美國介入的力度進一步加大。既然美國認為其在南海的存在是保護其航道安全的重要基礎，中國不妨允許美國在南海的存在，就如同習近平主席所說：“寬廣的太平洋兩岸有足夠空間容納中美兩個大國”。
第三，推進中美之間危機管理機制建設。中美作為兩個大國，雖然都會有各自的戰略底線，不會觸碰關系破裂的紅線。這幾年來，中美兩軍建有國防部防務磋商、國防部工作會晤、海上軍事安全磋商、國防部直通電話等機制化溝通渠道。同時，根據國際慣例，兩軍在相關行動層面也保持著必要溝通。如2013 年12 月5日兩國軍艦在南海相遇后，中國海軍航母艦長與美艦艦長直接進行了通話，使有關情況得到妥善處置。可以說，中美雙方各個層面的對話與溝通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從中美在外交場合的唇槍舌劍到近幾年在南海的偶發沖突事件中發現，中國在發展的道路上已經碰撞到了美國的霸權邊界，在沒有預防和后續處理機制的情況下，這是極其危險的。因此，中美有必要進一步建立雙邊的高效危機管理機制，包括安全預警機制和應急聯絡機制，尤其在海洋行為方面。明確危機管理機制的宗旨和運行程序，對于可能發生的危機提前進行預警，避免兩軍在海上發生偶發事件，因處理不慎擴大沖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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