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南已恢復了原始的物物交換時代。賣子女無人要，自己的年輕老婆或十五六歲的女兒，都馱到驢上到豫東馱河、周家口、界首那些販人的市場賣為娼妓。賣一口人，買不回四斗糧食。麥子一斗九百元，高粱一斗六百四十九元，玉米一斗七百元，小米十元一斤，蒸饃八元一斤，鹽十五元一斤，香油也十五元。沒有救災辦法，糧價不會跌落的，災民根本也沒有吃糧食的念頭。老弱婦孺終日等死，年輕力壯者不得不鋌而走險，這樣下去，河南就不需要救災了，而需要清鄉防匪，維持地方的治安。”
電影《一九四二》劇照
上面這段引文來自于小說《溫故1942》，這部小說在2012年被改編成了電影。有這樣一本書和一部電影，讓更多人的了解這場發生在20世紀中國歷史上的慘絕人寰的大饑荒，提醒那些沉浸在充滿時尚與趣味的“民國范兒”中的各類“文青”們：民國可不只有皮夾克、大煙斗之類的西式生活風尚和才子佳人的風流韻事。在這一類羅曼蒂克式的民國想象中有“風度”、有“趣味”、有“時尚”……卻唯獨缺少了左翼、革命、解放區這些20世紀中國的主旋律。須知在1942年河南國統區遭遇大饑荒的同時，陜甘寧邊區的經濟狀況也并不好，但是兩地的人民生活狀況卻是天壤之別。在邊區農民看來，陜甘寧邊區的首府延安是一座實實在在的“人間天堂”。
1942年延安掀起了大生產運動，黨政軍機關學校全民開荒紡紗，生產自給，生活自足，邊區農民負擔大大減輕。邊區政府積極推行新的經濟政策，鼓勵支持農民勞動致富。邊區農民在遭遇外部經濟封鎖的困難條件下仍然實現了溫飽并且日子越過越好，體驗到了天堂般的好日子。這些全都要靠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陜甘寧邊區政權推行的一系列惠農富農政策。
吸引難民為邊區開發發展農業積累勞動力
1942年2月以后，邊區政府明確劃定延安、甘泉、鄜縣、志丹、靖邊、華池、曲子等七個縣為移民開墾區，在各地區專員公署和縣政府設立移民站，負責接待安排移民工作。對移民實行“三年免收救國公糧，并減輕其義務勞動”;幫助其解決住宿、種子、農具、口糧等日常生計問題;“幫助向銀行取得耕牛貸款”等政策。一年以后，邊區政府修訂頒布優待移民難民墾荒條例，全面系統地梳理和規范“優待移民難民墾荒，發展農業，安定民生，增長抗戰力量”的政策規定，對移民生活、生產、政治、經濟、文化、衛生和安全等一切權利保護都做了詳細規定。優待移民的政策帶來了外來務工者的集聚，移民難民人口的增加使得邊區勞動力數量直線上升。據統計，1941年邊區移民7855戶，人口約20740人，到了1943年這一數目變成了8570戶，人口約30447人。移民難民的主體為青壯年人口，按照當時的勞動生產力水平來算，一個勞動力平均耕種20畝土地，就可以擴大耕地面積36.6萬畝，每年可增加糧食產量為7.32萬石。
根據有關方面對延安縣柳林區157戶移民的調查,“從生產方面看:第一年,一面開荒,一面安莊稼或打短工,賣柴,或作手藝;第二年,就可以添置農具,喂牲 畜,完全自己種地,不再打短工;第三年,就可以安牛犋,大量生產。從生活方面來看:第一年,一半靠借糧,一半靠自己勞動所得;第二年,只靠少數救濟糧,大 多數可自給;第三年,就可以完全自給自足”。(中共中央西北局調查研究室《邊區的移民工作》,1944年)這還是僅就移民難民中起點最低者而言,實際上移 民中一部分自身條件較好者,可以帶來一定的生產物資。這些具備一定生活生產條件的移民,主要是為了逃避移出地政治經濟壓迫剝削,為邊區優惠政策吸引過來 的。當時的《解放日報》曾報道這樣一個案例：胡文貴,夫妻二人,1942年11月底從湖北來到淳耀縣。冬天自己上山打柴、燒木炭,媳婦在家編草鞋,變賣后維持生計。開春后,在政府幫助下開荒種地,擬訂農戶計劃,并推動他和別的農戶開展勞動競賽,結果開荒47畝,收獲包谷10 石、糜谷7石、豆子麻子1石多、洋芋3000多斤、蔬菜800多斤,還同鄰里合伙喂養一頭豬,年底分得豬肉三四十斤。家里縫制了新被子,添置了新衣服。僅僅一年時間,就從饑寒做到溫飽,并有余糧。其本人被推舉為關中分區難民勞動英雄,出席邊區勞動英雄代表大會。
當時的《解放日報》上刊登了大量的移民致富的案例，截至1943年初，“五年來遷入邊區內地的移、難 民,在10萬以上……雖然當他們來時是那樣的貧苦,枵腹破衣,雙手空空,到現在就是發達得最慢的,也能飽食暖衣,變成了自耕農,至于那些發展快的,則上升為富農。”五年來，邊區擴大耕地240多萬畝，其中有200多萬畝都是靠移民難民開荒種植的，他們承擔了邊區百分之六十的糧食生產任務。
農業貸款：為最貧窮的勞動者服務
1941年12月陜甘寧邊區政府成立了由李鼎銘、高自立、南漢宸、劉景范、朱理治等人組成的邊區農貸委員會。隨后頒布了縣、鄉兩級農貸委員會組織條例，在縣鄉兩級成立農貸委員會。農貸發放對象主要為直接從事農業生產的貧農雇農和移民難民。據統計，安塞縣1942年接受農貸者中，貧農雇農占80%，移民難民占10%，中農占7%，富農占3%。
延安縣柳林區所屬5個鄉138戶農民，1943年共接受農貸近50萬元，平均每戶貸款3500余元。這些農貸用于購買耕牛131頭，增加耕地936坰，估計可收細糧330石，按當時的市價計算，價值約500萬元。除了耕牛轉變為較為長期的固定生產力之外，僅借助農貸所得收益已達農貸成本的十倍以上。
志丹縣的農貸工作報告中說：“我們在貸款過程中，從群眾中得來的反應不少，他們真的認識了公家是幫助他們的，解決了群眾在青黃不接時的困難……同時抵制了商人和高利貸的剝削。”
在經濟困難之際，邊區政府接受提案，敢于發放農業貸款，并且主要是面向貧困農民發放貸款，是具有遠見卓識的一次經濟創舉。安塞縣的農貸工作報告中反映：“農民稱銀行是‘青天’的呼聲相當普遍”。
勞動互助：農村社會變革的前奏
邊區政府利用陜北農村傳統社會資源，將農民組織起來，改變個體勞動習慣，提高了農業生產效率。實行勞動互助，可以更好地調劑使用有限的人力和畜力，延長有效勞動時間。安塞農民說：“一個人上山鋤地，要一個人送飯，變工五人鋤地，一個人送飯就行了。一頭牛犁地，要一個人播種，變工后兩頭牛犁地，一人播種就可以。”通過勞動互助，農民們在集體勞動中可以開展比學趕幫超的競賽，形成一種轟轟烈烈的勞動熱潮。
在邊區大生產運動中，動員農村婦女參加生產勞動，是增加勞動生產力增量資源的重要途徑。革命隊伍進入陜北之后，婦女解放運動一度以放棄裹腳、解除包辦婚約、支援前線抗戰、讀書識字為主要內容。1942年以后，轉變為組織婦女參加生產勞動，主要是發展婦女紡織。
婦女走出灶間炕頭，參加農村合作社，是一件既豐裕家庭又有利于生產的事。“必須有婦女參加勞動，家庭光景才能好。必須廣大地發動婦紡，工廠才可以織大量的布，邊區建設才能成功。婦女工作必須引導婦女參加生產，提高生產情緒，克服生產中的障礙，才能得到婦女的擁護，男人贊成。”曾經裹腳的婦女感受最深刻，能夠識字算賬更是一種本事，勞動合作社促使邊區婦女的觀念悄悄更新著。
為了更有效地推動農業生產，邊區政府還對大生產運動中埋頭苦干、勞動成績優秀者，授予“勞動英雄”榮譽稱號，給予他們很高的政治待遇，形成了勞動光榮的新的社會觀念。1943年11月，陜甘寧邊區第一屆勞動暨模范生產工作者代表大會在延安舉行。會議期間，在185名勞動英雄和模范生產者代表中，評選出了25名特等勞動英雄，每人榮獲獎金3萬元，并得到了毛澤東等領導的親筆題字。中共中央在楊家嶺中央大禮堂為他們舉辦了招待會，中央領導到會向他們表示祝賀。
第一屆陜甘寧邊區勞動英雄及模范生產者代表大會在延安舉行
用近來熱播的電視劇《北平無戰事》中梁經綸的話來說，近現代的中國農民90%不識字，他們不知道三民主義共產主義是怎么回事，但是誰能讓他們不受欺負，免于饑寒交迫的生活，能夠吃飽穿暖，他們就會奔走相告，他們就會擁護誰。對比1942年的延安與重慶、國統區與解放區，我們或許可以明白，為什么歷史最終選擇了紅色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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