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生在20世紀的那場波瀾壯闊的抗日戰爭，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反對外敵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勝利的民族解放戰爭。這場勝利的贏得，毛澤東的經濟思想功不可沒。古今中外的無數史實早已說明，任何戰爭都不可能是孤立的軍事行為，而必然是包括軍事、政治、經濟、思想等因素在內的綜合事件，戰爭的勝利則是這些因素合力作用的結果。就經濟而言，它往往反映出戰爭的根源，又是戰爭的最重要的支撐因素。
一、毛澤東經濟思想對全面抗戰局面的有力支撐
抗日戰爭爆發后，中日民族矛盾成為主要矛盾，國內階級矛盾則降到了次要和服從的地位。堅決抵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拯救中華民族于水火，是擺在每個中國人面前的嚴肅使命。抗日必須首先解決走什么樣的路線問題。不過，抗日戰爭從一開始就存在著兩條路線的分歧，即共產黨主張的全面抗戰和國民黨主張的片面抗戰。對此，毛澤東指出，不要人民群眾參加的單純政府的片面抗戰，是一定要失敗的。因為它不是完全的民族革命戰爭，因為它不是群眾的戰爭。共產黨從抗戰一開始就提出全面抗戰路線，主張廣泛發動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依靠廣大群眾抗擊日寇侵略，認為這是取得戰爭最后勝利的惟一途徑。全民族抗戰的歷史訴求，需要中國共產黨對革命策略進行適時調整，以最大限度地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力量、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一致抗戰，這是能否贏得這場戰爭勝利的關鍵。而這種調整，又必然涉及經濟、政治、文化等諸領域，經濟則首當其沖。因為在經濟利益方面如果不能調整至有利于一致抗戰的狀態，那么一致抗戰的局面就必定缺乏穩固的經濟支撐。毛澤東洞悉了經濟因素將對抗戰全局及其走向所會產生的影響，并提出了一系列能夠充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共同抗戰的經濟思想和政策措施，其最大的舉措，則是通過調整經濟政策，使農民階級和地主階級之間的矛盾服從于抗戰的大局。
農民問題是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農民階級和地主階級之間的矛盾，曾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長期奮斗所要解決的主要矛盾。但是，在抗戰的大前提下，一方面，農民問題仍是抗日戰爭的基本問題，因為農民是中國革命的主力軍，也是中國抗戰的主力軍。農民在全國總人口中大約占百分之八十，是中國抗日與生產的基本力量：農民是中國軍隊的主要兵源，士兵就是穿起軍服的農民;農民是國民經濟的主要力量，他們是糧食、原料和物質資料的生產者，是勞動力的供給者，修筑公路、架設橋梁的民工，十分之九是農民。所以毛澤東特別強調：“抗日戰爭，實質上就是農民戰爭。”另一方面，也必須看到大部分地主還是有抗日要求的，一部分開明紳士也贊成民主改革，他們是抗日的不可忽視的力量。大敵當前，過去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能否繼續?毛澤東鮮明地指出：“過去土地革命時期的一套辦法不能適用于現在。”因此，1937年8月25日，在中共洛川會議上，根據毛澤東的提議，通過了《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正式決定把減租減息作為黨在抗日戰爭時期解決農民土地問題的基本政策。
為了使洛川會議確定的基本經濟政策得到切實貫徹，毛澤東針對干部群眾中的模糊認識，強調既不能否定中國共產黨曾經實行的土地革命，又必須在大敵當前的時刻果斷實現政策轉變。毛澤東指出，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革命，正是孫中山先生提出過的政策;我們今天停止實行這個政策，是為了團結更多的人去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為了長期合作，統一戰線中的各黨派實行互助互讓是必需的，但應該是積極的，不是消極的，而其基本的立足點，就是地主應該減租減息，同時農民應該交租交息，這樣我們才有了團結對外的經濟根基。毛澤東的這一經濟思想適應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要求：這是一種過渡政策，削弱了原來地主對農民殘酷的封建剝削，為以后過渡到徹底消滅封建剝削奠定了基礎;同時，它還是一種改良政策，它在限制封建剝削的基礎上，適當地改善農民的生活，又沒有消滅封建土地所有制，土地所有權和財產所有權仍屬于地主;它更是一種革命的政策，實行這種政策既能發動廣大農民，又能聯合地主階級，有利于團結全民族各階級的合力抗日，有利于孤立日本帝國主義，有利于奪取抗戰的勝利。
二、毛澤東經濟思想對根據地經濟建設的有效指導
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后，隨著日本侵華政策的調整，國共兩黨關系發生了相應變化，國民黨對陜北根據地實行軍事、經濟雙重封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潛伏著新的危機;華北敵后各根據地遭受了日軍瘋狂“掃蕩”，承受著巨大壓力;與此同時，華北地區連年遭受水、旱、蟲等自然災害。這些情況，使得根據地出現了極為嚴重的困難局面，甚至到了沒有衣穿、沒有油吃、沒有紙、沒有菜、冬天沒有被蓋的境地。因此，能不能解決經濟上的困難，已經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軍民能否繼續堅持抗戰的中心問題之一。毛澤東在這一時期富有針對性、創造性地寫下了大量的論述根據地經濟建設的著作，系統地闡述了關于根據地經濟建設的重要思想，對推動根據地經濟建設，克服經濟困難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對于如何戰勝困難局面，當時人們的思想是比較混亂的。一些地方片面追求增加財政稅收以解決財政困難，其結果是大大加重了群眾負擔，以至于造成一些地方的干群關系緊張，影響了群眾支持抗戰的積極性。對此，毛澤東嚴肅批評了那種終日只在單純的收支問題上打圈子的錯誤做法，指出在困難的情況下，片面地、單純地增加財政稅收或壓縮財政支出是不足取的;為了政府和軍隊的需要，竭澤而漁，也不是中國共產黨的作法。1942年12月，毛澤東在陜甘寧邊區高級干部會議上作了《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的報告，指出：“財政政策的好壞固然足以影響經濟，但是決定財政的卻是經濟。未有經濟無基礎而可以解決財政困難的，未有經濟不發展而可以使財政充裕的。”毛澤東特別強調：“發展經濟，保障供給，是我們的經濟工作和財政工作的總方針。”1943年10月1日，毛澤東在《開展根據地的減租、生產和擁政愛民的運動》的黨內指示中還具體強調：在財政經濟問題上，我們的干部應該是以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幫助農民增加生產，然后以百分之十的精力從農民取得稅收;前者的功夫用到了，后者就變得輕而易舉。為了戰勝困難，堅持抗日戰爭，1942年底，中共中央決定在抗日根據地開展大生產運動。大生產運動的開展，不僅使根據地克服了嚴重的物質困難，粉碎了敵、偽、頑的封鎖，而且密切了黨政軍民關系，樹立了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延安精神，積累了經濟建設的經驗，培養了經濟工作干部，為爭取抗戰勝利奠定了物質基礎。
黨領導下的根據地民主政府為了既服務于抗戰大局，又保證財政收入有穩定的來源而不至于加重群眾負擔，采取了一系列幫助群眾發展生產、提高群眾實際收入的政策和措施。針對敵人的經濟封鎖，抗日根據地實行了含有多種經濟成分的全面經濟建設。從當時抗日根據地經濟成分來看，主要有由政府或機關、學校、部隊經營的公營經濟;建立在私有制上的合作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勞動人民的個體經濟;部分存在的地主、富農的封建經濟。對于那些非公營經濟，毛澤東強調要注意政策，即“不取消剝削，只是限制剝削，獎勵勞動致富。勞動增產的結果，仍歸私人所有，使私人經濟得到合理發展”[3]P486。含國營、合作、私營等多種成分的工商業的共同發展，極大地增強了工業品的供給能力。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公營企業發展的同時，由于民主政府采取了正確處理公私關系和勞資關系的政策，以及對個體生產在技術、資金、原料、運輸、稅收等方面給予扶持，私營工廠、小手工業等得到較快發展。這些規模較小、辦法較“土”，但數量較大的私人經濟，在爭取根據地工業生產自給半自給的斗爭中，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公營與私營相結合、軍與民相結合，從而真正把根據地經濟工作當作一個“廣大的運動”和“廣大的戰線”。根據地工商業的發展，不僅滿足了軍民需要，克服了由于經濟封鎖所造成的困難，而且使根據地在反封鎖斗爭中變得愈加鞏固、壯大和堅強。諸多經濟成分的存在，構成了抗戰時期新民主主義經濟多軌并行的格局，在歷史特殊性與矛盾特殊性都前所未有的時期，服從了抵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最大政治。
彌足珍貴的是，毛澤東在極其艱苦的戰爭條件下，思考和探索出了一條發展生產的重要途徑——組織起來，集體互助。抗日根據地的農業是分散的個體經濟，一家一戶是一個生產單位，使用古老的舊式農具，并且受著封建的地租剝削，造成農民的長期貧困和落后，因此，毛澤東指出：“為了提高農民的生產興趣和勞動生產率，我們就采取減租減息和組織勞動互助這樣兩個方針。”還指出，幫助農民擺脫貧窮落后的辦法，就是“逐漸地集體化，而達到集體化的唯一出路，依據列寧所說，就是經過合作社”。邊區政府根據毛澤東的這一思想，對農民習慣的傳統互助方式進行了改造，開展了合作社運動。隨著農業合作社運動的開展，商業和手工業等方面的生產合作運動也同時展開。邊區合作社的性質總體來說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服務于群眾、服務于抗戰的民營經濟組織，形式上包括農業生產合作社、工業生產合作社和消費合作社等，成為根據地的基礎經濟部門。合作社經濟一方面發展了邊區經濟，改善了群眾生活，為奪取抗戰勝利創造了物質條件，另一方面合作社經濟又帶有鮮明的統一戰線特色，即所有的農民、工人、地主、富農、資本家，只要不是漢奸，擁護抗日民主政權，都可以參加邊區的合作社，因此它對于調動一切力量積極支持和參與抗戰發揮了積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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