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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份，美國海軍情報處的海軍陸戰隊官員卡爾遜上尉廣泛視察華北的游擊戰后回到了漢口。卡爾遜上尉是一個很有毅力的人，盡忠職守。他在山西和河北西北部八路軍和其他部隊那里呆了3個月。在此期間，他同游擊隊一起走了1，000英里，深入敵后，走到距離北平只有150英里的地方。他的所見所聞，使他作為一個軍人和作為一個人，深受啟發和感動。
卡爾遜上尉是一個老軍人，他也在尼加拉瓜打過游擊隊(他長期以來一直把他們稱作“土匪”)。現在，他第一次看到武裝起來的群眾。他回到漢口，有許多感想，帶來許多事實和圖片。他不能把自己的見聞秘而不宣。他發現了一個新的世界，那里的人民在被“征服”以后起來進行反擊。他認為，極其重要的是，所有從事報道和宣傳中國抗戰的人都應當了解他的發現。
下面是卡爾遜上尉講的他自己的經歷。
“我是3個月以前去山西的，因為我聽說那里的打法不同于正規的打法，我很想親自去見識見識。同時，我還想去調查研究一下從事這種戰爭的經濟、社會條件。”日本人在占領區的控制是否受到了中國人的有效的挑戰，通過這個過程，人民群眾在多大程度上被“赤化”了。卡爾遜似乎想求得這些問題的答案。
卡爾遜在蔣委員長的批準下，動身去華北了。他必須通過八路軍活動的地區，受到該軍領導人的歡迎。“我發現八路軍的將領們都是忠于中央政府的。統一戰線運轉得很好，八路軍、山西軍和中央軍充分合作，這使我感到意外。”
朱德對卡爾遜說，敵后中國政權有效地發揮著作用。這位上尉立即要求去看看。他被允許前往，但首先得簽署一個文件，聲明如果他發生什么意外，八路軍概不負責。
“《時代》雜志說，日本人控制了以北平為中心的周圍700英里以內的所有領土，”他對我們說。“但是，我走到了距離北平150英里以內的地方，仍然屬于中國人的領土。我穿過了日本人控制的同蒲、正太兩條鐵路線。我親自看到，同蒲、正太、平漢、平綏四條鐵路線以內的所有地盤也都在中國人的手里。除此以外，游擊隊還控制了平漢路以東河北省中部的17個縣。在五臺山，我看到了學校、醫院、工廠和無線電臺，有關政治的政策性問題都通過電臺向漢口請示。”
“所到之處，”卡爾遜上尉說，“人們都各干各的事。身體健康的人都受軍訓，然后分別到正規軍、游擊隊或人民自衛團工作。每個縣都有動員委員會，由縣長領導。正規軍和游擊隊都穿制服，他們經常襲擊敵人。不穿制服的人民自衛團在城鎮巡邏，檢查過往行人的證件。在田間耕作的農民也會突然盤查過往的陌生人，查看他們的證件。偵探或漢奸是無法進入這個地區的。”
在河北，這位上尉看到了群眾和游擊隊是如何共同打擊敵人的。一隊日本人朝鎮上走來。游擊隊截住他們，打了起來，群眾趕快把所有的食品都搬走。等敵人進入鎮子，已經空空如也，什么吃的也搞不到。在這個時候，游擊隊又包圍了鎮子。日本人不得不餓著肚子打回平山基地去，結果遭受了許多損失。卡爾遜說：“這件事說明，當軍民攜手合作時，會產生什么結果。”
華北的游擊戰不僅僅是偶爾對日本駐軍進行襲擊，而且還從根據地對日本人發動有計劃的進攻。根據地已擁有42個縣、500萬人口。1月10日，卡爾遜參加了晉察冀邊區政府成立大會，政府所在地是五臺山。這個政府是按照統一戰線的原則建立的，其成員包括國民黨、共產黨人士、八路軍和其他軍隊的將領。其任務是“以軍事力量打擊敵人，并在經濟上、政治上同他們進行競爭”。生產糧食的土地面積大大增加了，而為日本工業服務的棉花的種植則受到嚴格的限制。實施了一項以實現這個地區自給自足為目標的全面經濟計劃。
普遍實行了減租減息減稅。政府是按民主原則組建的。人民之所以起來打日本人，不僅是因為不愿作亡國奴，而且是因為他們現在的生活比過去任何時候都好。他們不僅是保衛戰爭以前擁有的東西，而且是保衛他們在抗戰過程中得到的東西。即使日本當局答應讓他們過上以前的生活，這也不能滿足他們的要求了。在邊區政府的領導下，他們的日子比過去好多了。這就是“政治上、經濟上競賽”的含義，這也是軍事抵抗的基矗在這個基礎上，一支人民的軍隊建立了。這支軍隊是卡爾遜前所未見的。他起初對之感到驚異，后來佩服得五體投地，最后贊不絕口。“所有的服役都是志愿的，”他對我們說。
“紀律是建立在自覺自愿的基礎上，同時也由于共同認識到并接受抗戰和每個軍事行動的宗旨而感到有義務這么做。官兵之間沒有什么鴻溝。他們不叫‘軍官和士兵’，而叫‘干部和戰士’。戰士之所以打仗，是因為他們接受了充分的思想教育，知道是保衛大家的共同幸福。官兵之間充滿信任。每次戰役之前都舉行會議，詳細解釋和討論這次軍事行動的目的和性質、每個人承擔的任務以及可能出現的問題。仗打完以后，充分分析勝敗的原因和它同抗戰的總目標的關系。表現出色的戰士被送到五臺山的游擊干部學院深造，那里已有430名學員。”
給卡爾遜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這種體制取得了輝煌的戰果。他對我們說，這些戰士經過最嚴格的體力訓練，認識到每個人作出最大努力的重要性，因而變得非常堅強，他們往往完成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有一天，他參加的那個部隊行軍43英里，爬過了8個山頭。每人攜帶著35磅的裝備。最令人驚訝的是他們打仗的辦法，他們傷亡的人數只占敵人傷亡人數的1#10。1月6日，卡爾遜目睹了中國戰士摧毀30輛日本卡車和繳獲大批武器裝備的情景。中國人用步槍和手榴彈對敵人發動突然襲擊，打死打傷40個日本人，而游擊隊僅死傷4人。游擊隊根據人民群眾提供的情況準確掌握敵人的行蹤，然后發動突然襲擊，往往獲得大勝，而中國方面則無任何傷亡。卡爾遜在五臺山看到了繳獲的日軍的大量武器、裝備和食品。“我們在那里的時候，每天吃的全是日本的口糧，”他說。
這不是宣傳，而是一個有訓練的軍事觀察家的冷靜的報道。“在看了游擊隊的活動情況后，我可以肯定地說，由于日本侵略而被割裂的地區，對中國來說并未失去，”卡爾遜說。
“晉察冀邊區的新根據地證明自己有能力抵抗大規模的進攻。
去年12月份日本人曾派了8路縱隊大舉進攻，結果全都被迫撤退。這樣的人民，日本人是征服不了的。日本人像一個人在大海中掙扎一樣。”
此后不久，美聯社記者漢森先生首次到河北中部的游擊區采訪。他在《亞細亞》雜志上發表的文章中，談到了他親眼看到一隊游擊隊，“每行四排，長達一英里”。河北的一些縣由呂正操的軍隊防守，呂正操是邊區政府執行委員會的成員。在這些縣里，漢森參觀了一些制造步槍、手榴彈、刺刀、大刀、迫擊炮和彈藥的兵工廠。修理廠修理著繳獲來的汽車和卡車。無線電站同五臺山和漢口保持著聯系。1，500個村子的布告欄里張貼著游擊隊出版的報紙。邊區共出版了17份這樣的報紙。漢森還說，所有這一切都是在群眾的支持下辦起來的。游擊隊告訴人民，抗日戰爭同爭取改善生活的斗爭是一致的。“地租減少了25%，”他寫道。“所有債務都推遲3年償付。從戰區逃到這個紅色地區的所有難民都可以得到土地和糧食。這些土地是逃往北平的地主留下的。共產黨保證這些土地仍歸原主所有，但在戰爭期間則有權使用這些不動產。”這些難民來到這個地區時，驚魂未定，垂頭喪氣，處于半饑餓狀態。游擊隊從他們中間吸收了一些人，后來成為最勇敢的志愿戰士。
漢森先生使用“紅色分子”和“紅色地區”，實際上是不準確的。他在這篇文章以及以后的一些文章中都談到，游擊隊的軍事、政治領導機構是根據統一戰線的原則建立起來的，既有北平的學生、東北義勇軍、八路軍，也有從人民群眾中涌現出來的新的領導人，他們平等地互相合作。冀中地區的總司令呂正操以前是東北軍的軍官。各級官員是普選產生的。
國民黨和共產黨都有自己的公開組織，兩黨在各個方面共同工作。宣傳工作是由統一戰線進行的。漢森估計邊區人口約有500萬。漢森在兩三個月以后寫文章時，又說有700萬。他援引一個政工人員的話說，其中有200萬人在一次短期的宣傳運動后，積極參加了宣傳工作或自衛活動。群眾運動“造就了自己的領導人”。預定到1938年底把所有的村莊都組織起來。
漢森先生還報道了這樣一個驚人的事實：游擊隊通常總是以極小的代價打敗日本人，傷亡人數僅占敵人傷亡人數的1#10。一位政工人員向他解釋了其中的原因：這是由于游擊隊熟悉當地的情況并得到人民群眾的支持。這使他們可以了解敵人的行蹤，選擇最有利的時機出擊，并充分發揮突然襲擊這種戰術的威力。“我們的希望我們的損失不會超過敵人的1#10。……博野之戰，我們犧牲了17人，但只殺死了60多個日本人，由于這個失誤，我們的一個干部受到總部的嚴厲批評，”他說。漢森先生起初是持懷疑態度的，但后來他相信了，因為他在呂正操的司令部看到了成堆被繳獲的日本武器，許多游擊隊員配備的都是日本的槍支。
這里援引的兩位美國觀察家都認為，華北的游擊隊運動是政治、經濟、社會、教育進步的一個因素。在抗日的過程中建立了民主政權。在敵占區誕生了嶄新的中國政府，它是徹底按照統一戰線原則建立的，貫徹執行了孫中山在《三民主義》中所提出的民族解放、政治民主和改善人民生活的綱領。
在抗日的烽火中，邊區人民不僅想方設法抗擊日本人，而且建立了一個強大的軍事根據地，把斗爭擴大到其他地區。自從這個根據地建立以來，它就不斷擴大。他們不僅建立了一個強大的軍事根據地，而且得到了民主自治的權利，從而結束了世世代代官府濫用職權的現象。這種民主自治不僅是增強軍事力量的泉源，而且減輕了農民的經濟負擔。過去，沉重的經濟負擔壓得晉察冀地區的農民喘不過氣來，陷入貧窮和被奴役的深淵。過去受壓迫的男女現在挺直腰板走路，積極爭取建立一個民主的新中國，使自己過上更加富裕的新生活。他們是在進行抗戰的同時，爭取這一切的。他們全力以赴地保衛國家、收復失地、維護和擴大團結一致的中國國民政府的權威。晉察冀邊區今天已成為保衛華北幾省的中華民族主權的戰斗堡壘。明天，中國軍隊很可能以此為根據地，進而收復北平和天津，收復華北的失地，收復東北富饒的田野和森林。
但是，這一切是如何產生的?這種令人驚異的新民主是如何建立的?它的力量源泉在哪里?怎樣保證它不致在下一次掃蕩中被消滅呢?
為了回答這些問題，需要扼要地回顧一下晉察冀邊區的歷史和組織情況。這個邊區至少擁有70個縣，1，200萬人口。
當中日戰爭的第一槍在盧溝橋打響時，中國紅軍(最近改名為中國人民抗日國民革命軍)駐扎在晉西的云陽。聽到日本人又入侵的消息后，指戰員們立即行動起來。他們馬上改組軍隊，以便適應它將要面對的新形勢。他們進行了長期的討論，研究采取什么樣的戰略來對付帝國主義敵人。8月底，紅軍改名為八路軍，受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的指揮。
它奉命立即東進。其主力開向晉東北，其先頭部隊挺進察哈爾和河北西北部。朱德總司令的臨時司令部設在五臺山。八路軍的領導人知道，他們遲早是要遷移到別處的。他們也知道，五臺山和晉東北的整個地區具有重要的軍事價值。
在戰略上，它們控制著周圍的平原。如果日本人奪取這個地區并保持下來，他們就可以比較容易地鞏固他們對山西和河北的控制。反過來說，如果這些山區掌握在中國人的手里，它們就可以作為根據地，供游擊隊進行廣泛的活動，并最終發動大規模攻勢，把日本人趕出華北。
考慮到這些情況，政治部決定在這里建立一個鞏固的抗日根據地。他們沒有建造馬其諾防線，不是因為他們不想建造，而是因為中國太窮了，沒有東西去建造。他們沒有部署大炮，因為他們沒有這玩藝兒。“用我們的血肉筑成我們新的長城”，中國斗爭的歌手聶耳在《義勇軍進行曲》中寫道。他是對的。在革命斗爭中，不可摧毀的堡壘是可以依靠人民的力量建造起來的。在有經驗的老資格組織家聶榮臻的領導下，軍隊的政工人員開始建造這樣的長城了。
第一步他們改組了縣政府。當戰爭在9月份打到晉東北時，許多縣長都逃跑了。另一些縣長，年紀太大，沒有效率，不適應戰地工作。他們都被新的、進步的人士取代了。但是，有一些縣長，如五臺山縣長孫曉文，則是積極抗日的。他們保留原職，后來成為邊區政府中的重要人物。當邊區政府建立時，國民黨人士孫曉文當選為主席。
可以留用的人員都被派到群眾中做宣傳鼓動工作。這是十分艱難的工作。晉北人民可能是華北最落后、受壓迫最厲害的。他們在不毛之地上勉強維持生計，不得不把他們收割的一點點糧食大部分交給封建地主和高利貸者。他們受盡壓迫、沒精打彩、充滿懷疑。當政工人員召集他們開會，鼓勵他們吐苦水，提出自己的要求時，他們顫抖地站起來，在講話以前先問道：“如果我們講錯話，是不是要受懲罰或罰款?”
他們對穿制服的人總是敬畏地稱作“先生”或“老爺”。無情壓迫的氣氛是如此令人窒息，它扼殺了以前來這個地方的任何可能的改革者的主動精神。政工人員在一個村莊發現一個地主的兒子，他1935年曾經積極地參加了北平學生的抗日大示威。他們想請他當宣傳員。但是，在家呆的兩年已經毀了他，他象一潭死水一樣消沉了。然而，正是要在這樣的地方建立一個不可摧毀的根據地啊!要靠這些人來抵御日本人對這塊戰略要地的多次進攻。
工作、工作、再工作。組織者們逐村召開會議，發表演說，勸說、動員農民，鼓勵他們站起來，說出自己心里的話。
新的縣長們也不是坐在自己豪華的辦公室，而是走到群眾中去，做宣傳、組織工作。
一個漢奸被抓住了。他被各處游街示眾，講他干的壞事，然后舉行公開審判。這樣一來，農民就懂得了奸細一詞的含義和漢奸的危險性。人民群眾參加了審判。他們開始注意周圍的情況，發現了許多被敵人派來在他們中間挑撥離間的特務。
散兵游勇和逃兵大量涌入這個地區。組織人員把他們召集在一起，開導他們，問道：“如果你們繼續游蕩，靠搶東西維持生活，不去打敵人，你們將落得怎樣的下場?”這些人都參加了這些會議，他們對軍人的義務有了新的看法。這些士兵感到對不起人民。這些散兵游勇組成了新的部隊。
新的縣長被選舉出來了。人民第一次有權決定管理他們事務的領導人。他們開始懂得了民主的含義，今后他們的公共事務要由他們自己來安排。他們思考著，擔心著，最后極其認真地投了一票，認識到這種新權利的重要性。
人民群眾害怕日本人來了，會產生什么后果。必須向他們說明，日本人并不那么厲害，他們是可以被打敗的。早在平型關，八路軍就把武器發給農民，他們幫助軍隊打了個大勝仗。現在派出了部隊去打敵人，向人民群眾表明，這一點是可以做到的。一小批戰士把日本人趕出繁峙，帶回了許多戰利品。一些勇敢的農民自愿參加了這次襲擊，回來后向自己的同伴講了前后經過。懼怕日本人的心理減少了。
在組織村民時，是按下列步驟進行的。首先，政工人員調查居民的生活情況。接著，他們鼓勵農民采取集體行動，要求減租減息。所有的地租減少了25%。晉東北流行著一種不公正的高利貸制度，借債利息一年翻一番，兩年翻兩番，以此類推，結果使得許多勞動人民終生成了債務的奴隸。即使他們每年還清了原來的債務，他們在奴隸的地位中仍然越陷越深。現在明文規定，年利不得超過10%。這簡直是一場革命。執行這種新規定的辦法也是革命化的。雖然減租減息的命令是由上級作出的，但這些命令的執行權不掌握在官員手中，而掌握在新誕生的農民組織手里。農會監督地主和高利貸者索取的地租和利息不得超出規定的標準，如果他們抗拒，農會將使他們就范。政府第一次成為他們自己的政府，他們要求過美好生活的權利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當時還沒有進行土地革命。地主的財產受到保護，高利貸者可以保留其金錢。但是他們的巨大財富第一次使他們不能壟斷權力。他們不再能夠濫用他們的經濟地位。農民一度是他們的受害者，而現在正是農民起來監督他們奉公守法。
這樣，八路軍就用事實表明了它同人民站在一起，人民群眾組織起來后甩掉了自己身上的負擔，并深深體會到只有組織起來，才能做到這一點。只是在完成這些工作之后，八路軍才要求人民群眾組織起來，保衛國家。群眾懂得，保衛國家，就是保衛自己的土地，在這里他們終于有了自己的權利，第一次可以作為人、作為公民過一種體面的生活。他們紛紛涌向八路軍新成立的軍事組織，并帶去自己的武器，這些武器是他們最近在附近的許多戰場上揀到的、謹慎地保存在自己家里的。每個村莊都組織了自衛團，由25歲到45歲的男性公民組成。18歲至25歲的年輕人被訓練為游擊隊。同自衛團不一樣，游擊隊可以調離家鄉。最能干、最熱情的游擊隊員可以志愿參加正規軍。這是一個很大的榮譽，許多人爭著去當正規兵。
下
以前，縣政府、村政府前的布告欄上總是張貼關于新稅收的命令和失蹤人員的通告，從來沒有人去讀它們。但是，現在布告欄前圍了許多人，有的親自讀著，有的聽人群中識字的人讀著布告欄上的內容，那里有關于如何改善自己生活的建議、軍隊作戰的新聞和動員會議的通知。晉東北人民第一次說“我們的政府”、“我們的軍隊”和“我們的地區”。
10月底發生了一個巨大的變化。八路軍在晉東北呆了僅一個月后，就奉命南下保衛太原。它離開了，在五臺山只留下聶榮臻和一些政工人員，整個地區只有一支人數不多的軍事力量，其中包括：一個步兵團和一個步兵營、一個輜重團和一個騎兵營。“這就是我們開展工作的資本，”當時在那里的一位中國報紙記者寫道。“而我們的工作是巨大的，這就是在敵后創建一個永久性的大根據地。”
10月27日，在山西省中國最高指揮部的批準下，在五臺山建立了晉察冀邊區軍區司令部，由聶榮臻任司令員。
12天以后，即11月8日，沿正太路南下的日軍占領了山西省會。新的分戰區和其他中國軍隊之間的一切聯系都被割斷了。這個戰區現在完全處在敵后。日本人宣布，他們要“掃蕩”全省所有的游擊隊根據地。他們整編了他們的部隊來進行這個殲滅戰役。
八路軍在這個地區只駐扎了一個月稍多一點的時間。在這個不長的時間里他們完成了組織群眾的巨大工作。人民把這支軍隊看作是不可戰勝的力量支柱。現在，軍隊走了，群眾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了。日本人進攻的威脅象暴風雨前的烏云一樣籠罩在地平線上。
這對聶榮臻和他的政工人員是一個嚴峻的挑戰。他們不得不在空前困難的條件下組成一個機體，來抵抗日本人正在準備的打擊。這個地區的群眾驚慌起來。“我們沒有軍隊，”他們說。“赤手空拳怎么行呢?”戰區司令部回答說：“組織起來，自己保衛自己!”但是，誰來教給他們這樣做呢?聶榮臻的政治部，工作人員少得可憐，而這項工作必須在數百個村莊進行。所以留下來的每一個八路軍戰士都成為宣傳員和組織者。
上自司令員，下至趕毛驢的運輸戰士，都到村里去開展工作。
他們的任務不是呆在那里，一頭扎進工作中去，他們不能讓群眾離不開他們。當日本人來了時，他們必須拿起武器。他們必須激發群眾自己的主動性，使他們自己組織起來保衛自己。八路軍的指戰員知道，如果他們能做到這一點，仗就可以打贏。當群眾自己行動起來時，事情就好辦了，他們有無窮的力量、主動精神和智慧，這是由上級建立的組織所不可能有的，因為由上面下命令建立的組織里，工作是由少數人做的，而真正的群眾運動則把數十萬群眾的最大力量擰成一股繩。“只要相信人民群眾，理解他們的需要，就沒有辦不成的事情，”八路軍的戰士說。他們知道，正是由于這個緣故，他們才能在十年“圍剿”中活下來。
組織者工作的縣里，整個行政機關都逃跑了，因此，不得不臨時建立新的行政政府，它與邊區司令部同時發展起來。
留下來的兩位老縣長孫曉文和吳運魁擔負了領導工作。
電報電話局的職工也逃跑了，通訊工作已經中斷。
漢奸和懦夫到處散布這樣的話：“干嘛我們要被屠殺呢?
如果我們投降日本人，我們可以像以前一樣過日子。不錯，我們現在過得是比往日好了，但是如果我們死去，那還有什么意義呢?”在五臺山和定襄，有兩個新成立的游擊隊就這樣被瓦解了。這個傾向，也是組織者們不得不與之斗爭的。
在這種情況下，邊區司令部頒布了一條口號，決定了工作的性質。這個口號是：“加強和擴大晉察冀邊區。”擴大?現在的戰士連保衛已有的地盤都不夠。“是的，要擴大，”政工人員對持懷疑態度的人說。“游擊隊像一條魚，它需要很大的地盤來自由地活動，需要群眾的海洋來維持自己的生存。”組織者深入河北的敵后。一到那里，就傳來令人鼓舞的成果。那里的人民，不象山西那樣，沒有最黑暗的封建壓迫的包袱。同時，那里有農民起義的傳統。10年以前，在大革命時期，那里的農民運動就聲勢浩大。現在那里已經自發地產生了許多游擊隊。
在八路軍離開晉東北一個月后，日本人發動了進攻。在盧溝橋事變以前，他們用8，000軍隊就控制了整個華北。現在，他們為了對付新的邊區，派了2萬軍隊。他們用騎兵、炮兵、飛機、坦克組成的強大縱隊從8個方向包圍邊區。日本的強大攻勢持續了兩個月，最后以失敗告終。敵人不得不撤退。當這次戰役結束時，朱德在今年1月底作了這樣的分析：“打了許多仗。雖然敵人取得了一些勝利，但這些地區的大部分城市和鄉村仍然掌握在我們手里。在這次戰役中，日本人至少死了3，000人。我們的游擊隊繳獲了大批軍用物資和許多戰地無線電臺。我們的損失較校那些見過日本人、目睹他們暴行的地區的人民最堅決地進行了抵抗。……在所有的戰斗中，我們勇敢的戰士們在廣大地區分散活動，堅持了斗爭。他們成功地拖住了大批敵人，分散了他們的力量，使日本侵略軍無法作為一個整體來作戰。而在戰斗中，我們則可以把許多游擊隊的活動聯系起來。經過這次戰役，這個地區的中國政府更加鞏固了，群眾對它的巨大信任進一步加強了。最后，這些戰斗還證明，游擊戰不僅在山區，而且在平原地區也是可以打贏的。總之，一支軍隊只要懂得如何同人民合作，即使處于孤立無援的地位，也是消滅不了的。”
為什么能夠做到這一點?《新華日報》的記者對邊區作了很好的報道，從而說明了邊區領導人和人民從日本的攻勢中得出的結論：“我們上了一課。我們知道敵人是絕對不會放過我們的。如果我們不作好準備，我們就會被消滅。”
12月26日，在日本的攻勢處于高潮的時候，分戰區司令部召開了一次會議。它認為，這個地區將來的存亡，首先取決于武裝保衛者人數的增加;其次取決于已經組織起來的軍隊的訓練和加強。1月初，在戰事初次平靜的時候，所有的游擊隊都到冀西的阜平接受了訓練。9月份左右，第一次出現了八路軍的飛虎隊。他們組織了許多游擊隊，對平漢路沿線的敵人進行騷擾。現在，這些部隊都被召集到一起。獨立的游擊隊也到阜平進行改組和加強自己。改組是在3個主要方面進行的。各個游擊隊被鼓勵清除自己隊伍中的土匪(上面已經講到，斗爭的進程已迫使趙侗的部隊等自己完成了這件事，如果要繼續存在下去的話)。對戰士進行了強化教育，以使他們懂得作戰的目的和采用什么方法才能最有效地進行戰斗。
紀律加強了。各地都建立了政治部。已經建立的政治部從八路軍里吸收了一些有經驗的組織者，從而進一步得到加強。在邊區的每個縣都建立了軍事部和鋤奸部。當局還下令，地方政府和所有軍事學位的帳目都應當公開，隨時接受戰士和群眾代表的審查。
會議是在這樣的口號下進行的：不僅要鞏固，而且要擴大邊區。司令部認為，擴大邊區，是很重要的。如果這個根據地擴大了，人民就會更加信任它。從軍事上來說，一塊大的地盤比彈丸之地更容易運用靈活機動的突襲戰術來加以保衛。
邊區司令部得到中央指揮部的授權，把敵后活動的抗日力量統一起來。
他們邀請河北的其他所有游擊隊組織前來阜平。第一個來的是呂正操，他以前是東北的將領，今天在津浦路和平漢路之間的冀中地區組織了“人民自衛軍”。呂正操控制了17個縣。他是一位能干的愛國人士，但他遇到了很大的困難，這些困難不僅產生于日本人，而且產生于內部的政治問題。在冀中有許多土匪和漢奸。鄉紳組織了“聯防團”，在各村都有支隊(地主民團的殘余)。他們的口號不是抗日，而是保衛自己的村莊不受外來的侵犯。在客觀上，他們是不會庇護游擊隊的，而日本人來了，他們的分散武裝也是無法進行有效的抵抗的。因此，“聯防團”是抗日的一個障礙。呂正操有效地打擊了土匪，但在對付地主的自衛武力方面碰到了很大困難。邊區司令部借給他一些政治組織人員。他們到冀中后，實行了他們曾在山西搞過的那些經濟改革。像在山西一樣，這些改革是發動農民自己實施的。冀中人民一致忠于抗日斗爭和邊區政府，鄉紳的破壞性宣傳和做法自然就不戰而亡。鄉紳們看到社會秩序進一步穩定和有效的抗日自衛力量日益發展，便同新的形勢妥協。其中許多人積極支持了抗日軍隊。
第二個來的是趙侗及其1，500人的“第一人民抗日聯軍”。這支部隊的艱巨曲折的發展史，上面已經講過了。它的成長過程同這個地區涌現的新型人民軍隊是不同的。它紀律嚴明，堅決抗日。在政治上，它已清除了自己隊伍中的土匪和冒險分子。但它還沒有掌握斗爭的軍事、政治技術。迄今為止，它同日本人的交火并沒有取得多大勝利，同時因為它對人民群眾沒有采取積極態度，它未能建立一個根據地。像呂正操的軍隊一樣，他的軍隊在阜平接受訓練后，就學會了克服這些缺點的辦法。趙侗的部隊加入了邊區戰區的軍隊。它改編以后，奉命駐守北平以西的6個縣：河北和察哈爾省的昌平、宛平(盧溝橋所在地)、房山、宣化、涿鹿和懷來。
游擊隊在阜平受訓的某些特點已在別的章節中談及。現在來談談游擊隊是如何取得給養的以及他們同駐地群眾關系的某些比較具體的方面。
從阜平會議至1938年夏季這段期間，各地軍隊的給養是由縣政府和群眾組織提供的。當地政府提供糧食和一部分稅款。當地婦女給部隊縫制服裝和鞋(在冀中的一個縣，婦女救國會在6個月里制做了17，000雙布鞋)。強迫征調是不許可的。去年6月份以后，這個制度改變了。隨著中央權力的加強，部隊的給養和供應由邊區政府的一個專門部門來負責。
這個部門收購當地生產的棉布，交給專業工廠去染色和做制服。政府按照一定的價格從群眾中收購槍支彈藥和可作軍事用途的廢銅爛鐵。需要補給品的部隊向有關部門提出清單，即可得到所需物品。
駐在村里的軍隊必須遵守下列規定：
1.進村時，部隊的干部或代表必須把進村的意圖告訴村長，并報告準備由村里安頓的人員、馬匹數目。只有談妥這些事項后，部隊才能進村。不過，除非有特殊理由，否則，村長不能拒絕安頓部隊。
2.游擊隊必須特別注意不要打擾住戶的人民。他們應盡可能住在公共建筑物內，如廟宇和學校。村里應使這些建筑物適宜于居祝如果游擊隊非住民宅不行，則應固定若干家。
非指定的民宅，他們無權進入。
3.游擊隊不得強迫村民賣給他們食品或衣服，如果村民不愿意的話。
4.馬匹的飼料，必須按邊區政府規定的價格購買。游擊隊不得擅自更改。
這些條例實際上也是人民的權利，而以前在軍隊的面前，人民是無權利可言的。
如果村里任務繁重，如收割季節，游擊隊必須給以幫助。
隨時隨地要向人民群眾表明，抗日游擊隊的發展不僅不會加重他們的負擔，而且會減輕或去掉他們已有的負擔。
由于各地不斷需要新的游擊隊指揮員和組織人員，于是在五臺山建立了一個“軍政人員學院”，每3個月可以培養500人。第一期主要培訓大中專學生，其中許多人是從北平、天津逃亡出來的。也有一些來自游擊隊的戰士到這里接受特殊培訓。這個學校是按照軍事原則組建起來的。學生分成一些學習小組，其中既有水平高的，也有水平較低的。他們按照一定的學習計劃進修。較快掌握那些原則的人幫助那些在學習上有困難的人。他們每天上課4小時，然后分小組溫習功課和進行討論。最重要的課程有：《游擊隊的政治工作》、《中國國民革命問題》、《游擊戰術》和《軍事學基礎知識》。軍事課同野外操練結合起來。他們的宗旨是理論和實踐的完全統一。他們采取了一種新的教學法。先是由教員講課，緊接著就實際運用所學到的知識。在運用中有缺點，就給以批評，再重復一遍。“學習—實踐，學習—實踐，再學習—再實踐，直到沒有任何錯誤，完全理解為止。”教官對這個制度作了如此的闡述。第3個月的課程幾乎完全用于實踐。在這個期間，學員露宿野外，演習作戰技術：摧毀敵人的交通線、快速前進和撤退、聯合行動和夜襲。由學員負責參謀和指揮工作，并盡可能創造一種實戰的條件。在政治組織方面也有許多野外作業。在學員的生活中，強調健康、紀律、自我批評和合作精神。3個月結業后，學員立即參加前方的游擊隊。
前線是以往一切工作的試金石。日本人企圖消滅新的抗日根據地，他們的野心一刻也沒有停止。邊區經受住了這個考驗。它不僅擊退了敵人的進攻，而且不斷發動反攻。它的防御辦法，就是不斷襲擊敵人的薄弱環節。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它自身組織的完善，當戰局的發展需要在敵后拖住大批日軍時，它也主動出擊。
在日軍的第一次“掃蕩”期間，游擊隊沿正太鐵路線發動了反攻。游擊隊和農民們在夜間摧毀了許多段鐵路線。富魯嶺的鐵路橋被炸毀了。著名的中德合營井陘煤礦的工人們在12月份兩次把日本人趕出他們的城鎮，向全世界顯示了煤礦游擊隊傳統的艱苦卓絕精神和英雄氣概，就像蘇聯遠東的蘇申斯克礦工曾經打擊日本干涉者和西班牙奧斯圖里亞斯工人打擊法西斯干涉者一樣。武裝起來的農民多次遏制并摧毀在公路上行駛的日本摩托化部隊。12月23日，一隊日軍企圖消滅集結在平漢路和正太路交匯點上的游擊隊，他們經過兩天的激烈戰斗，重新占領了洪子店。但他們發現這個城鎮空空如也，所有的門窗都被用磚砌死了。當日本人的先頭部隊在空蕩蕩的街道上蹣跚而行的時候，游擊隊從山上反攻下來，打了他們個措手不及。當敵人認識到上了圈套時，便在占領這個城鎮兩個小時后急忙撤退。他們離開前企圖放火燒掉房子。但他們發現很難做到這一點，因為房子的木頭部分都用磚和灰泥封了起來。只有一些草棚被燒掉了。據目擊者說，幾天以后，群眾回去了，鎮上的生活立即恢復正常。
而游擊隊緊追敵人，把他們趕到石家莊的城門口。石家莊是一個交通樞紐、日本人在這個地區的主要基地。
2月初，當中日雙方的大軍在豫北平漢鐵路沿線交戰的時候，晉南的中國軍隊對敵人的右翼發動了反攻。游擊隊同八路軍并肩戰斗，奪取了鐵路沿線的4個重要火車站，割斷了日軍先頭部隊同其基地之間的聯系。2月9日，新樂、定縣、清風店和望都被奪回來了，日本守軍不是被殲，就是被俘。有20英里鐵路線被拆毀。冀南的重鎮保定被包圍了。由于這些活動，日本人沿著鐵路干線的前進停頓了一段時間，侵略者不得不派重兵去對付游擊隊，以保住他們的運輸線。游擊隊的這些活動使敵人大傷腦筋，消耗了他們的人力物力，開始危及敵人的主要作戰行動。
為了對付這種威脅，日本人在保定和石家莊集結了12，000人來迫使游擊隊退出車站。3月4日，他們對邊區發動了新的總進攻，使用了機械化部隊和飛機。他們分4路進攻，從易縣進攻紫荊關，從滿城進攻馬關，從定縣和曲陽兩個方向進攻阜平。他們攻克了阜平，但未能長期占領。邊區的游擊隊證明，在人民群眾的支援下，采取恰當的戰術，防守和進攻并用，即使在冀西平原地帶，游擊戰也是能夠打贏的。在迫使敵人退出阜平后，他們繼續不斷地騷擾敵人。
在3月3日克復代縣后，游擊隊捉到一個有名的戰俘——傀儡省政府委員王懷。這個漢奸經過審判，判處死刑。
日本人想重新占領淶源，沿著易縣—淶源公路建設一條由碉堡、大炮、飛機基地組成的堡壘帶，從而把邊區割裂為二。但這個計劃失敗了。
這個戰役是經過周密的準備后才發動的。在這個戰役的過程中，日本人建立了許多堡壘和食品補給基地，以使他們能夠在占領地區站穩腳跟。6天之內打了4仗。日本人如期攻占了淶源。但是，游擊隊不斷襲擊敵人的側翼，使之不得安寧。2周之內，他們損失了1，000人。4月14日，淶源重新回到游擊隊的手中。
3月底4月初，臨沂和臺兒莊大戰的時候，游擊隊發動了總進攻，以破壞敵人的運輸線，拖住盡可能多的敵人，減少徐州前線的壓力。他們迫使敵人退出了在察堡和浮頭鎮之間占有的防線，把他們趕出了淶源，他們是在3月底付出了很大代價才占領淶源的。與此同時，呂正操的部隊向河間、高陽、安國、大城、獻縣的日軍陣地發動進攻，這些日本人在這里保衛著冀中、冀南的平漢鐵路。4月8日，呂正操部隊收復了安國，從此它一直掌握在中國人手里。日軍在那里駐扎的機械化部隊撤退到了定縣。4月9日攻下了高陽，4月11日奪回了大城和獻縣，24日收復了河間，從而勝利地完成了這次戰役。在這次軍事行動中繳獲了數百枝步槍、數十挺機槍和幾門大炮。
在此期間，整編后的趙侗部隊在北平以西的地區取得了一系列勝利。他們奪回了淶源。4月6日，他們在滹沱河突然襲擊了400名日本縱隊，當時這些敵人正行進在側面有山，背后有河的不利地段。除兩人被俘外，全部日軍都被消滅。游擊隊繳獲了40車補給品、數百枝步槍和3挺機槍，自己死傷70人。一架日本飛機前來偵察，也被游擊隊打落了。4月10日，他們在孟圖池摧毀了敵人的一個哨所。在平漢鐵路的坨里，數百名偽軍殺死了日本軍官，參加了游擊隊。游擊隊迅速向北平挺進，又在妙峰山安營扎寨，早期他們曾在那里遭到失敗。通向北平的道路現在都處在游擊隊的炮火下。北平的城門關閉了，實行了戒嚴。5月5日，游擊隊在盧溝橋插上了一面中國國旗。日本人驚慌萬狀，撤出了小的哨所，集中在較大的城鎮里。整個地區的偽軍等待著效法陀里偽軍的榜樣。許多偽軍在游擊隊到來之前就起義，出來迎接。5月13日，游擊隊拿下了昌平。他們需要做的，只是派一些人登上城墻，把守衛電話亭的崗哨嚇走，給偽軍總部打個電話：“我們包圍了全城。立即逮捕日本人，交出你們的武器。”300枝步槍拿來了，交出了11名日本人和朝鮮人。有一個日本人是醫生，他仍在游擊隊工作。其他日本人被送到了后方。一批偽憲兵參加了游擊隊。沿鐵路的城鎮良鄉、涿洲和淶水被攻克，并保持了一段時間。各種游擊隊開始在北平周圍自由活動。八路軍的一些正規部隊也曾到達這個地區。他們在北平—天津公路上打擊日本人，并打進華北偽政權的老巢冀東地區。
4月28日，當中國部隊打到綏遠的一個城鎮時，駐守該地的偽滿軍隊派代表出城迎接。“我們已經殺死了我們的軍官，”他們報告說，并請游擊隊進城。
外國通訊社從北京發出的消息說，日本人敗給了游擊隊;偽縣長舉行全省會議，然而他們沒有任何人敢到自己的縣城去;日本人訓練出來的軍隊大批投奔游擊隊的情況越來越多。
這些消息證實了我們在漢口聽到的情況：偽軍開小差的事情層出不窮，他們成連、成團地倒戈，有時甚至上萬人的隊伍投向中國方面。
不難看出，漢奸軍隊為什么不愿意打自己的同胞，其中許多人是被強迫當偽軍的。他們之所以恨日本人，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是令人驚訝的是，據所有的報道說，他們沒有解散回家，而是繼續團結在一起，保持戰斗力，立即成為游擊隊的有效力量。
怎么會產生這種情況呢?我詢問了八路軍駐漢口的代表博古，他對邊區的情況是非常了解的。
“這是因為游擊隊采取了正確的政策，”他說。“當一個部隊投誠過來時，他們不是解散它，而是把它的成員個別地吸收到游擊隊中。這可以加速各個人的思想教育。但這種做法會使得其他偽軍的司令不讓他們的人投誠。為了使偽軍沒有任何顧慮，游擊隊讓偽軍的整個編制(中國軍官和士兵)去后方接受短期培訓，然后把他們的整個部隊派到前方。當然，他們必須遵守邊區的規章制度，因為他們已成為邊區軍隊的一部分。為了保證這一點以及同其他部隊的聯系和協調配合，八路軍或五臺山訓練中心向各個投誠部隊派了一個政委。
“如果企圖一下子馬上讓這些人接受新思想或新組織形式，那對我們的事業是有害的，”他最后說。“人家投誠過來，其本身就是政治上向前邁進的一大步。抗日斗爭將使他們受到進一步的教育。這個做法是正確的，這已被華北各省取得的成功所證實。正是由于采取了這樣的辦法，河北省迅速地變成了第二個山西，偽軍不斷瓦解，敵后受到嚴重的威脅。敵人兩次掃蕩的結果是，邊區軍隊以前只在一塊不大的地盤上活動，而現在已是兵臨北平城下了。”
日本對徐州的進攻越來越猛，游擊隊也加倍地努力作戰。
他們用繳獲的戰地無線電彼此聯系，協調行動。現在他們的給養和補給品不僅來自邊區根據地，而且來自北平、天津等城市，他們的密使同那里的地下同情者建立了聯系，其中包括共產黨和國民黨的秘密工作人員。在整個華北占領區，日本人的計劃失敗了，日軍遭到了嚴重打擊，由于游擊隊不斷發動突然襲擊和不停地進行破壞，日本人的補給品受到很大損失。
群眾對敵人的破壞有多大，具有什么意義，在這方面各界民眾是如何配合的;對此，漢森先生作了很好的報道。他講到這樣的事：以前曾當過化學物理教授、而今天在冀中司令部任職的一些人想出辦法，讓農民和游擊隊去破壞日本人的火車。缺乏炸藥，是游擊隊最頭痛的事。即使他們在短期內控制了一段鐵路，他們也無法炸掉橋梁、隧道等重要工程。
所以這些教授們想出了一些新辦法。他們告訴游擊隊，在鐵軌拐彎的地方把道釘拔掉。當載重的火車行駛到這里時，軌道就松開了，火車沖上路堤而翻車。清理失事地點，需要好多天的時間。日本人對付的辦法是：派空車走在載重車的前面，慢慢行駛，察看是否拔掉了道釘。游擊隊又想出了新招兒，他們拔掉了鐵道釘，換上木頭的，并漆上一層跟鐵道釘一樣的顏色，讓敵人看不出來。當輕火車走過時，這些木道釘可以承受得了，不會出問題。當重火車駛過時，木道釘壓斷，于是又出事了。清理現場，又需要時日。漢森說，在3個月內北平以南平漢線上發生出軌事件30起。
在保定附近，據漢森說，數百名農民每周兩個夜間去破壞鐵路。一個晚上，他們可以拆掉10截軌道，砍掉28根電話線桿。為了恢復線路，日本人不得不換新的，據漢森估計，這使他們除了雇勞工的費用外，損失4，780日元。每周兩次這樣的騷擾，一年下來就使日本人損失50萬日元。這就是破壞組的成果。在冀中呂正操司令部，漢森先生獲悉，政工人員計劃在村民中組織數百個這樣的小組，這些村民白天是勤勞的農民，晚上是戰斗的游擊隊員。夜襲后的早晨，現場是一片破壞的景象。日本帝國的開支帳上又增加了一筆開銷，而日本打這場仗本來是想盡可能少花錢的。
選自愛波斯坦著《人民之戰》P193—217，新華出版社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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