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調查研究思想的三個維度

　　毛澤東作為中國共產黨調查研究之風的開創者，在調查研究理論和實踐方面，留給我們許多寶貴財富。如：“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調查就是解決問題”;調查研究“是轉變黨的作風的基礎一環”;“開座談會”、“典型調查”、“解剖麻雀”等。毛澤東調查研究思想，其中蘊含著馬克思唯物主義認識論，體現為實事求是的思想作風，是我們反對主觀主義的銳利思想武器;其中蘊含著以人民群眾為主體的價值趨向，體現為群眾路線的領導作風，是我們防止和反對官僚主義的有效方法;其中蘊含著直面社會矛盾和問題的工作理念，體現為求真務實的工作作風，是我們去除形式主義的科學路徑。在全黨上下深入開展反對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等“四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中，從思想作風、領導作風、工作作風切入，深入挖掘毛澤東調查研究思想，對于有效提升廣大黨員和領導干部調查研究工作能力，進而提升中國共產黨執政水平，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一、實事求是的思想作風：克服主觀主義的思想武器

　　毛澤東調查研究思想，堅持唯物主義認識論，從社會實踐出發，探究解決問題的方式方法，遵循了辯證唯物主義從物到感覺的認識路線，要求調查者不能事先定調子，劃框框，下到基層找例子。一切結論應該產生于調查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頭。調查研究要按照事物的本來面目認識，不增加任何主觀成分，這就是調查研究中的唯物主義。為了避免工作中的唯心主義，在開展調查研究過程中，毛澤東號召廣大黨員一定要遵循唯物主義的認識路線，“注意社會經濟的調查和研究”，并“由此來決定斗爭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們知道“離開了實際情況的調查，就要墮入空想和盲動的深坑”[1]。這種作風，就是實事求是的思想作風。“‘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2-1]毛澤東倡導的調查研究活動，就是實事求是思想路線中探尋規律性的“求”的過程。

　　毛澤東將實事求是思想作風貫穿于調查研究工作始終，推動了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不斷發展。建黨初期，毛澤東立足中國國情和中國民主革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質，通過調查研究著成《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分析了中國各階級的經濟地位及政治態度，分清了敵、我、友，得出了中國革命必須由無產階級領導、農民是革命主力軍的科學結論，推動了國民革命的順利發展。在大革命失敗、秋收起義受挫后，毛澤東立足蔣介石叛變國民革命后中國政治經濟社會實情，依據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在大量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工農武裝割據”思想和“農村包圍城市”理論，促進了黨領導下紅色根據地的發展和壯大。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為了糾正農村“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左”的錯誤，從1958年10月開始，毛澤東立足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探索經驗不足的實際，親自組織和領導了幾個調查組到河北、山東、河南、天津、浙江、湖南、廣東等省的一些農村進行調查。同時，號召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一切從實際出發，解決農村問題。在毛澤東的大力倡導下，全黨廣泛深入地開展了調查研究工作，在此基礎上，制定了一系列政策，采取了許多措施，對于糾正當時農村工作中的“左”的做法起到了積極作用，為國民經濟逐步好轉創造了良好條件。期間的1961年，也被稱為“調查研究年”、“實事求是年”。雖然，在后來的艱難探索中，毛澤東同志曾一度偏離了由他本人倡導的調查研究，但體現毛澤東調查研究思想的實事求是思想作風，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得到了繼承和發揚，促進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改革開放事業的順利發展。

　　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我們黨執政形勢也變得日益嚴峻，執政中遇到的的問題呈復雜化和多樣化。如：市場經濟快速發展，如何妥善處理公有制經濟同非公有制經濟長期共同發展;多元文化競爭共處，如何化解部分黨員理想信念淡薄帶來的執政風險;人民群眾政治訴求日益強烈，執政黨如何推進依法執政、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世情、國情、黨情深刻變化，如何化解“四大危險”和“四大考驗”等。在觀察和處理這些紛繁復雜的重要問題時，有些黨員和領導干部不是從客觀實際出發，而是以主觀感情、愿望、意志為主。由此形成的工作報告、調研報告，語言枯燥，形式雷同，結構模式單一，結論大同小異;調查研究的目的，是使客觀適應主觀，按圖索驥，按需求證，“合則取，不合則棄”;如此等等[3]。這種先入為主的調查研究做法，從根本上違背了“從物到感覺和思想”的唯物主義認識路線，導致了各種形式的主觀主義。這就警示我們，解決諸多不容回避的重大課題，就要立足客觀實踐，將毛澤東一貫倡導的實事求是思想作風融入調查研究，依據客觀真實的數據和信息得出科學結論，從而完善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措施，以增強執政措施的科學性和有效性，最終實現高效治國理政。

　　二、群眾路線的領導作風：防止官僚主義的有效方法

　　毛澤東調查研究思想，滲透著歷史唯物主義關于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的核心理念。毛澤東認為：人民群眾是社會歷史的創造者，黨員和領導者所掌握的知識和經驗往往是有限的;人民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蘊藏著無窮的智慧和力量;群眾的社會實踐，是中國共產黨認識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起點。這就使毛澤東調查研究思想建立在歷史唯物主義基石之上。群眾路線是毛澤東思想的活的靈魂。“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觀點和群眾路線，貫穿調查研究始終，在聯系群眾和服務群眾中形成了魚水情深的黨群關系。毛澤東調查研究思想，要求廣大黨員和領導干部，一方面通過深入細致地調查研究將人民群眾的訴求和期盼作為黨的工作的出發點，將解決人民群眾生產生活中的矛盾和問題作為黨的工作的著力點，將實現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作為黨的工作的目標和歸宿，在科學調查研究基礎上回應人民群眾訴求，實現人民群眾根本利益，鞏固了反對官僚主義的群眾基礎;另一方面，通過深入細致地調查研究將群眾的意見、建議、批評作為完善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重要依據，同時將集中群眾智慧的黨的意見在黨的群眾工作中貫徹下去，使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轉化成為人民群眾改造客觀世界的制度保障，讓民主集中制真正得到貫徹落實，鞏固防止官僚主義滋生和蔓延的制度基礎。

　　毛澤東將群眾路線的領導作風貫穿于調查研究，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不同時期，有效避免了官僚主義的滋生和蔓延。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針對革命軍隊建設和管理中的軍閥作風和官僚習氣，毛澤東深入細致地向廣大基層官兵調查研究，了解情況，提出了著名的“官兵一致、軍民一致”的軍隊政治工作原則，并由此形成了“官長和士兵同吃紅米飯，同穿粗布衣，同住茅草房，一起勞動，一起作戰”的和諧氛圍，杜絕了軍隊建設管理中隨意打罵士兵、虐待俘虜兵、封建長官意志等各種形式的官僚主義，極大提升了新型人民軍隊的戰斗力。延安時期，針對群眾伍蘭花因生活困境大罵“共產黨黑暗”、“毛澤東領導官僚橫行”等言論，毛澤東毅然否定了部分領導干部帶有官僚主義傾向色彩的建議(即簡單地運用強大公權力對她進行追究和懲罰)，堅持走群眾路線，對問題的發生追根溯源，深入細致調查分析，發現了黨的征糧政策欠妥問題，并以此為契機對黨領導下的政府稅收政策進行了修正和完善，真正讓人民群眾的批評成了黨的政策得以豐富和完善的動力，促進了軍民關系、黨群關系的極大改善，形成了廣為樂道的延安氛圍①。中國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后，毛澤東從1956年2月24日開始,按照重工業、輕工業、交通郵電、農林水利、財貿金融的順序,聽取中央主管經濟的34個部門的工作匯報，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相關問題通過聽取匯報的形式作了深入細致地調查研究，并親自參觀了工農業生產現場，查閱了國內外大量的圖書資料，創造性地提出了至今仍有重大指導意義的《論十大關系》。這次在中南海頤年堂進行的調查研究，用毛澤東自己的話來說，幾乎每天都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一起床，就開始聽匯報。每次都是四五個小時)，對中國共產黨在社會主義建設探索初期，防止和反對官僚主義的起到了率先垂范的作用，樹立了中國共產黨良好執政形象，密切了黨群關系，鞏固了執政基礎。

　　新中國成立60多年來，正是由于我們保持和發揚了密切聯系群眾的政治優勢，才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的偉大成就。但是，隨著我們黨的長期執政，一些黨員干部所產生的官僚主義尤其是由此衍生的消極腐敗現象，使得黨最大的政治優勢逐步在流失，也直接導致了黨“脫離群眾的危險”[4]。因此，中國共產黨需要高度重視保持自己的政治優勢，否則，黨與人民群眾的血肉關系、“魚水關系”就可能會變為“油水關系”、“蛙水關系”甚至“水火關系”。官僚主義在當前黨群關系上主要表現為：脫離群眾，脫離實際，脫離基層，高高在上，固步自封，自以為是。在經濟市場化、信息化、全球化的飛速發展對執政黨提出的新要求的情況下，為快速有效應對經濟社會生活中的新情況新問題，廣大黨員和領導干部，需要在繼承毛澤東調查研究思想基礎上，真正將“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貫穿于調查研究工作始終，科學運用調查研究的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積極發揚民主集中制的制度優勢，發揮領導和群眾兩個積極性，從而提升迅速捕捉信息、提升應急管理能力，不斷創新新形勢下社會管理方式和途徑;在領導和群眾結合進行實地調查、開調查會、委托調查等傳統調查方法基礎上，充分運用現代組織管理理論、信息科技等載體和手段，高質高效地進行調查數據采集和研究分析，提升調查研究工作實效。

　　三、求真務實的工作作風：去除形式主義的科學路徑

　　毛澤東調查研究思想，以解決工作實踐中的矛盾和問題為核心，通過反復多次的社會實踐搜集問題、分析問題，并在實踐中檢驗和完善對策思路，最終解決問題。調查研究沒有問題意識則空，問題意識離開調查研究則盲。立足解決問題，堅持求真務實，不僅指向思想理論本身，更是面向現實生活與時代問題。馬克思說過：“問題就是公開的、無畏的、左右一切個人的時代聲音。問題就是時代的口號，是它表現自己精神狀態的最實際的呼聲。”[5]每個時代都有屬于它自己的問題，善于提出并解決這些問題，就能把社會推向前進。毛澤東倡導的調查研究，堅決反對機械盲目地為調查而調查，強調調查研究的明確目的。對此，他在《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中振聾發聵地指出，“調查研究是‘十月懷胎’，解決問題就是‘一朝分娩’”，“調查就是解決問題”。毛澤東這種以解決實際問題為導向的調查研究，體現的就是求真務實的工作作風，體現的就是有的放矢的工作理念和工作態度。毛澤東說：‘“的’就是中國革命，‘矢’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我們中國共產黨人所以要找這根‘矢’，就是為了要射中國革命和東方革命這個‘的’的”[2-2]。因為只有帶著問題進行調查研究，才不至形成少數人不作調查，不同群眾商量，關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所謂形式主義的戰略、政策、方針、政策。

　　大革命失敗以后，敵我力量的懸殊導致了黨的領導下的軍隊在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后不得不轉入戰略退卻，革命發展道路問題成了需要解決的重大戰略問題。毛澤東立足革命實踐，在對各個紅色政權狀況調查研究基礎上，將黨的革命戰略同中國實際情況有機結合，針對黨組織的領導下工農武裝的發展壯大問題、革命根據地的鞏固和發展問題、工農武裝政權建設問題等，創造性地提出了“武裝斗爭，土地革命，根據地建設”三位一體的工農武裝割據思想，并進一步提出了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戰略思想，解決了困擾中國共產黨的革命道路和方向問題。抗日戰爭前夕，如何建立全民族抗日統一戰線，如何在抗戰中實現黨的革命事業的繼續發展，成為擺在中國共產人面前的重大問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充分研究國民黨中央保守派和頑固派之間的復雜關系、國民黨中央同各地方實力派之間的復雜關系，蘇聯、美國以及國際社會同日本之間的復雜關系、中國抗日戰爭同世界反法戰爭之間的復雜關系基礎上，立足黨的革命事業長遠發展，在西安事變后抓住機遇，暫時擱置了國共兩黨的歷史恩怨，促進了國際國內統一戰線的形成，并在抗戰過程中戰勝了“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形式主義、教條主義錯誤傾向，獨立自主地推動了中國抗日戰爭、世界反法戰爭的勝利發展。延安時期，以教條主義為主要特征的形式主義文風，給黨的作風建設帶來嚴重的消極影響。毛澤東將這種形式主義的文風稱之為黨八股，批評黨內理論界存在著不注重研究現狀、“閉塞眼睛捉麻雀”，不注重研究歷史、“言必稱希臘”，“為了單純的學習”、不注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應用的文風是“極壞的作風”，并振聾發聵地指出：“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2-3]，將求真務實的理念和作風注入黨的文風建設，形成了延安樸實、務實的文風盛況，有力配合了黨在延安邊區革命和建設的其他工作。

　　當前，社會加速轉型、矛盾日益凸顯、新事物新問題新情況的層出不窮。廣大黨員和領導干部，就要貫徹毛澤東求真務實的工作作風，培養對調查研究及其“問題意識”的充分自覺，調查研究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如：就業、教育、住房、食品安全、社會保障、收入分配、醫療衛生、征地拆遷、社會治安，等等);調查研究注重實效，既要“帶著問題下去”調查，又要“帶著問題回來”研究;衡量調查研究搞得好不好，不看調查研究的規模有多大、時間有多長，也不是看調研報告寫得如何，而是看調研成果的運用，看能不能把矛盾和問題解決好。在黨的群眾路線實踐教育活動過程，將毛澤東調查研究思想中體現的實事求是思想作風、群眾路線領導作風、求真務實工作作風，滲透于黨的調查研究工作，必將提升黨的建設科學化水平，推動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參考文獻]

　　[1]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毛澤東選集：第1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92.

　　[2]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毛澤東選集：第3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01[-1]，801[-2]，844[-3].學

　　[3]張健.加強黨的文風建設路徑探析[J].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學報，2012，(5)：34.

　　[4]陳世潤，常捷.論黨脫離群眾的危險[J].重慶：探索，2013，(3)：32.

　　[5]中共中央編譯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289-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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