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把哲學變成民族的事業

　　[摘要]青年毛澤東提出改造中國非普及哲學不可，并一生都在堅持和追求這一理想。他有一顆哲學頭腦，自覺地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指導革命和建設，并以中國革命和建設的經驗、中國哲學的優秀成果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哲學。他把哲學變成了黨的事業和民族的事業，而哲學也讓毛澤東贏得了社會主義新中國。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新的征程中，我們要堅持和弘揚重視哲學的優良傳統，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和現實化。

　　青年毛澤東提出改造中國非普及哲學不可，并一生都在堅持和追求這一理想。他有一顆哲學頭腦，自覺地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指導革命和建設，并以中國革命和建設的經驗、中國哲學的優秀成果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哲學。他把哲學變成了黨的事業和民族的事業，而哲學也讓毛澤東贏得了社會主義新中國。在中華民族新的偉大復興征程中，我們要堅持和弘揚重視哲學的優良傳統，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和現實化。

　　個人是時代的產物，時勢造就英雄，而英雄人物又站在時代前列，引領社會前進，推動歷史的發展。

　　毛澤東由一個普通的農家子弟成長為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靠的是什么?我以為從思想上來講，他靠的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他是革命家、軍事家，又是哲學家。因此，他能比其他領袖人物站得高些，看得遠些，統觀全局，運籌帷幄，不為枝節所拘，在重大的歷史時刻把握住歷史的本質，抓住關鍵，指明方向，引領社會前進。他的哲學思想是他全部理論和實踐的靈魂。從這個意義上說，毛澤東靠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科學世界觀引領了20世紀的中國社會，贏得了社會主義新中國。

　　改造中國宜從哲學、倫理學入手

　　受時代思潮和恩師楊昌濟的影響，青年毛澤東酷愛哲學，與蔡和森等同學組織哲學研究小組，定期討論哲學和倫理學問題，探求宇宙大本大源和救國之道。他認為，今之天下紛紛，各種改革，皆是從枝節入手，未得本源。“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探求大本大源是哲學、倫理學之事。他提出：改造中國，“宜有大氣量人，從哲學、倫理學入手，改造哲學，改造倫理學”。他又認為：“欲人人依自己真正主張以行，不盲從他人是非，非普及哲學不可。”(參見《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3—75頁。)毛澤東這樣片面夸大哲學、倫理學在社會發展中的決定作用并不科學、正確，但他提出“普及哲學”的主張則是超邁前人的一種遠見卓識。更為可貴的是，他一生都在堅持和追求“普及哲學”的理想，并由此對中國共產黨和中華民族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為了救國救民，青年毛澤東勤奮學習，博覽群籍，對中外古今學說，不拘泥于一家一派之言，而是“庇千山之材而為一臺，匯百家之說而成一學”，冶東西文明于一爐。他反對盲從，主張獨立思考，對各種學說取批判態度，“挈其瑰寶，而絕其淄磷”。(參見《毛澤東早期文稿》，第70—71頁。)

　　基于從哲學入手救國的觀念，毛澤東只將全副工夫，向大本大源處探討。他不僅苦讀中國哲學經典，“國學常識羅于胸中”(《毛澤東早期文稿》，第23頁。)，而且如饑似渴地學習西方新學，從達爾文的《物種起源》、約翰•穆勒的《名學》，到斯賓塞的《群學肄言》、盧梭的《民約論》等名著中吸取新科學、新思想、新文化。他抄錄老師楊昌濟未出版的譯稿《西洋倫理學史》共七本(《毛澤東年譜(1983—1949)》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28頁。)，足見其學習之急切刻苦。他在一本10萬字的德國哲學家泡爾生著的《倫理學原理》上寫有約1.2萬字的批語，更可見其研讀之認真用心。此時毛澤東的哲學思想正處于形成過程中，既有唯心論，又有唯物論、二元論，總的傾向則是強調自我、個性、自由和心力，屬唯心論。

　　受進化論思潮和中國傳統辯證法思想的影響，青年毛澤東認為，世界變化萬殊，事物成毀之法則是自然界普遍的法則。他熱切地希望“毀舊宇宙而得新宇宙”(《毛澤東早期文稿》，第11頁。)。他直觀地認識到矛盾的普遍存在，“人世一切事物，皆由差別比較而現”(《毛澤東早期文稿》，第162頁。)，一切對立面之間具有同一性，既互相依存，又可以互相轉化。

　　《體育之研究》是他公開發表的第一篇論文，1917年刊于《新青年》雜志。該文雖然論述的是體育運動的意義、作用和方法，但其間滲透了作者的哲學思想，是一篇體育哲學論文。他在論述“體育之效”時指出：“天地44蓋惟有動而已444444”(著重號為原有，下同)。身體的強弱，“蓋非天命而全乎人力也”，強者可以變弱，弱者可以變強，“勤體育則強筋骨”。他在論到體育可鍛煉人的意志時指出：“44444444444444。”整篇論文貫串著強調發揮人的自覺能動性的思想。“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我欲仁斯仁至”，“故講體育必自自動始444444444”。(《毛澤東早期文稿》，第59—61頁。)此時毛澤東雖然在純哲學理論上還是一個主觀唯心論者，但他的《體育之研究》卻洋溢著唯物論辯證法思想，已初步顯示了毛澤東重視哲學運用的特點和優點。

　　受時代現實主義的影響，青年毛澤東繼承了中國實事求是的傳統學風，注重實地考察，向社會學習，讀無字之書。1917年暑假，他與另一同學一起在長沙、寧鄉等五縣，步行千里，進行廣泛的社會調查。他反對“空虛的思想”，主張“踏著人生社會的實際說話”，“研究實事和真理”(《毛澤東早期文稿》，第333—334頁。)。青年毛澤東注重實事求是和社會調查的學風為他爾后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作了思想準備。

　　青年毛澤東立志改造中國與世界，把哲學看成是改造中國與世界的切入點和工具。1918年8月，他第一次到北京。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工作期間，正值北京大學哲學研究會成立，他抓住難得的機遇，積極參加該研究會活動，旁聽北大的課程。毛澤東重視主義研究，“主義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趨赴”(《毛澤東早期文稿》，第498頁。)。經過認真比較，他在諸種思潮中選擇了馬克思主義，明確表示“唯物史觀是吾黨的哲學的根據”(《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頁。)。在接受馬克思主義后，他繼續“喜研究哲學”(毛澤東1921年1月16日在新民學會新年大會上的發言。《新民學會會務報告》(第2號，1921年1月)，《新民學會資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2頁。)，關注當時世界哲學的最新進展。

　　總之，青年毛澤東酷愛哲學，重視哲學的學習和研究，有一顆哲學頭腦，這對他的一生產生了深遠而重大的影響。

　　馬克思主義哲學是領導干部的必修課

　　轟轟烈烈的五四愛國運動將毛澤東推上歷史大舞臺。他積極參與中國共產黨的創立。黨成立后，他先后從事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在大革命時期，他的過人之處在于：他在對中國農村社會和農民運動進行深入調查的基礎上撰寫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和《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初步回答了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這是兩篇政治文獻，而非哲學著作，但它們卻鮮明地體現了辯證的歷史的唯物主義世界觀的基本觀點，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和唯物辯證法的初步運用。

　　毛澤東哲學頭腦優勢的真正顯示是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對中國革命道路的開辟。

　　大革命失敗后，毛澤東領導了秋收起義，并率起義隊伍向井岡山進軍。上井岡山是逼出來的。上井岡山，并不等于中國革命道路的開辟。更重要的是要在理論上回答在四周白色政權的包圍下，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存在、發展和怎樣才能存在、發展的問題。毛澤東發揮了他長于哲學思維的優點，在《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井岡山的斗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中，他從中國是一個帝國主義間接統治的、經濟政治落后的、發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國出發，分析了世界基本矛盾和中國社會矛盾的相互影響，指出只要帝國主義爭奪中國的狀況存在，帝國主義和中國的矛盾、帝國主義者互相間的矛盾，就同時在中國境內發展起來，由此造成中國各派反動統治者之間一天天激烈地混戰，進而加劇反動統治者階級和人民大眾之間的矛盾，整個中國革命就處于星火燎原之勢。統治階級“白色政權間的長期的分裂和戰爭，便給了一種條件，使一小塊或若干小塊的共產黨領導的紅色區域，能夠在四圍白色政權包圍的中間發生和堅持下來”(《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9頁。)。他通過對中國社會尖銳、復雜、曲折和不平衡的矛盾的分析，論證了紅色政權的長期存在和發展的客觀根據，初步揭示了中國革命走由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這是唯物辯證法在中國革命中的杰出運用。

　　毛澤東不僅揭示紅色政權存在、發展的客觀根據，而且善于從認識論上總結革命的經驗教訓，指出紅色政權的存在、發展需要有主觀條件，其中最根本的是黨的領導要符合客觀實際。他在《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反對本本主義》等文中指出：“對于政治形勢的主觀主義的分析和對于工作的主觀主義的指導，其必然的結果，不是機會主義，就是盲動主義”;“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他反對“只要遵守既定辦法就無往而不勝利”的保守主義思想路線，提出“從斗爭中創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線”。

　　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已形成了適合中國革命特點的正確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軍事路線，但不為黨內的教條主義者所認可，結果導致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的失敗。長征到達陜北后，他抓住從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向抗日民族戰爭轉變的有利時機，發憤讀書，鉆研哲學，總結中國革命、尤其是革命戰爭的經驗，從思想理論上批評主觀主義尤其是教條主義，為即將來臨的全面抗日戰爭作思想理論準備。他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是對十年內戰經驗的總結，系統論述了中國革命戰爭戰略方面的諸問題，揭示了中國革命戰爭的基本規律，揭露了黨內教條主義軍事路線的哲學根源。該書融軍事理論和哲學思想為一體，是軍事哲學的典范，為《實踐論》、《矛盾論》的誕生作了直接準備。

　　1937年春夏間，毛澤東應抗大邀請講授辯證唯物論，編著《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為即將開赴抗日前線的將士進行思想武裝。他在講課時結合中國革命實踐經驗，精辟地說明辯證法唯物論是最正確和最革命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是無產階級獲得解放的精神武器，領導干部的必修課目。他說：“辯證法唯物論對于指導革命運動的干部人員，尤屬必修的課目，因為主觀主義與機械觀這兩種錯誤的理論與工作方法，常常在干部人員中間存在著，因此常常引導干部人員違反馬克思主義，在革命運動中走入歧途。要避免與糾正這種缺點，只有自覺地研究與了解辯證法唯物論，把自己的頭腦重新武裝起來。”(《毛澤東著作專題摘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343頁。)又說：唯物辯證法本身是一種科學，我們的革命實踐本身也是一種科學，“如果不懂得辯證法，則我們的事情是辦不好的，革命中間的錯誤無一不違反辯證。但如懂得了它，那就能生出絕大的效果。一切做對了的事，考究起來，都是合乎辯證法的，因此一切革命的同志們首先是干部，都應用心地研究辯證法”(《毛澤東著作專題摘編》(上)，第33頁。)。哲學是領導干部的必修課，這是以中國革命血的代價換來的寶貴結論，值得我們倍加珍惜。 《實踐論》、《矛盾論》開始是整個講授提綱中的兩節，但它們與講授提綱的其他部分有明顯的不同。其實，它們已不是講課前寫好的講授提綱，而是講課記錄的整理稿。《實踐論》、《矛盾論》是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革命經驗、中國哲學優秀成果三者相結合的產物，已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和辯證法。毛澤東在當時油印講授提綱時就特意將它們單獨抽出加印，并簽名送請艾思奇、吳亮平等同志“閱正”。《實踐論》、《矛盾論》為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奠定了理論基礎。毛澤東后來的理論與實踐都可看作是《實踐論》、《矛盾論》在不同歷史條件和不同領域中的運用、展開和發展。因此，我們可以說，中國革命和建設是在《實踐論》、《矛盾論》指導下取得成功的。(李瑞環曾說：“在‘兩論’指導下中國革命和建設取得成功的事實，是大家所熟悉的。大慶就是靠‘兩論’起家的。”《學哲學，用哲學》(上冊)，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頁。)

　　在抗大講哲學之后，毛澤東在繼續研究哲學的同時大力提倡和組織干部學習哲學。在一段時間里，毛澤東曾在自己住的窯洞里組織每周晚上一次的哲學漫談。1938年，經他提議，延安成立了“新哲學會”，有組織地開展哲學的研究與普及。延安新哲學會的成立推動了各抗日根據地的哲學學習。在1940年6月21日召開的延安新哲學會的第一屆年會上，朱德曾說：“過去在前線聽到延安新哲學會成立，前線的同志聽了都很高興，引起了研究新哲學的興趣。因此，兩年來，辯證法大大發展了，在華北以及全國的一切進步地區，都研究著新哲學，現在許多干部都能把哲學上的原則運用到實際工作中去。”(轉引自于良華：《關于延安“新哲學會”》，《哲學研究》1981年第3期。)

　　馬克思主義哲學是世界觀、方法論，是馬克思主義科學體系的理論基礎和精髓。因此，毛澤東把學哲學、用哲學放在黨的思想理論建設的首位。1941年9月，他把“思想方法論”規定為中央研究組及高級研究組學習的主要內容。延安整風運動實質是一次普遍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學習運動，提倡唯物論辯證法，反對主觀主義。許多干部學習了哲學，提高了修養，終身受益。在這方面，陳云具有代表性。他在1981年回憶說：“延安整風時期，毛澤東同志提倡學馬列著作，特別是學哲學，對于全黨的思想提高、認識統一，起了很大的作用。毛澤東同志親自給我講過三次要學哲學。在延安的時候，有一段我身體不大好，把毛澤東同志的主要著作和他起草的重要電報認真讀了一遍，受益很大。我由此深刻地領會到，工作要做好，一定要實事求是。”因此，“在黨內，在干部中，在青年中，提倡學哲學，有根本的意義”。(《陳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5頁。)

　　總之，哲學是領導干部的必修課。這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經驗的重要總結。

　　讓哲學變為群眾手中的武器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更加注重哲學的研究、普及和通俗化。他鼓勵哲學家們用通俗的語言多寫宣傳辯證唯物論的文章，而過去這類宣傳做得太少。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號召領導干部要培養學哲學的興趣，養成學哲學的習慣。強調“有了辯證唯物論的思想，就省得許多事，也少犯許多錯誤”(《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6頁。)。在日理萬機的情況下，他仍密切關注學術界、理論界的哲學研究。他多次批評黨報不關心思想理論工作，哲學、社會科學文章很少。他嚴肅地指出：“人民日報社論不涉及理論(辯證法、唯物論)，足見頭腦里沒有理論的影子，所以該報只能算是第二流報紙。”(《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445頁。)他又鄭重地指出：“不關心哲學，我們的工作是不能勝利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148頁。)

　　1956年蘇共二十大后，毛澤東注重從哲學上批評斯大林的錯誤，總結蘇聯和我國社會主義的歷史經驗。他認為斯大林犯錯誤，從思想上、哲學上講是部分地、然而是嚴重地違背了唯物論辯證法，搞了唯心論形而上學，思想僵化，要么這樣，要么那樣。針對斯大林的錯誤，他強調用對立統一規律觀察社會主義社會，批評社會主義社會無矛盾論。他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以蘇聯為鑒戒，寫作了《論十大關系》、《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等著作，提出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理論問題。他借用鄧小平的話，提倡“照辯證法辦事”(《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0頁。)。針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忽視哲學的傾向和社會主義社會無矛盾論的盛行，1957年他在莫斯科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的講話中專門講了哲學問題，提出要廣泛宣傳對立統一觀念，讓辯證法從哲學家的圈子里走到廣大人民群眾中間去。他建議，要在各國黨的政治局會議和中央全會上談哲學問題，要在黨的各級地方委員會上談哲學問題。

　　鑒于“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嚴重挫折，1961年毛澤東提出搞實事求是年，大興調查研究之風。1963年，他寫作了《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里來的?》等文，提出為了做好工作應在全黨進行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的教育，“各級黨委應當大大提倡學習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使之群眾化，為廣大干部和人民群眾所掌握”。他發出“讓哲學從哲學家的課堂上和書本里解放出來，變為群眾手里的尖銳武器”的號召。(《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3頁。)他又提出，哲學家要深入工廠、農村，搞實際的哲學，把哲學體系改造一下，用勞動人民的語言，寫通俗的文章。

　　為了讓廣大干部和人民群眾學習哲學、掌握哲學，毛澤東一貫注意哲學的通俗化、大眾化。他十分贊賞艾思奇的《大眾哲學》，認為它是一本“通俗的而又有價值的”(《毛澤東書信選集》，第80頁。)著作，向延安的干部做了推薦。他自己在抗大講授哲學，寫作《實踐論》、《矛盾論》時同樣十分注意結合實際，深入淺出，簡潔明了，通俗易懂。他指出，唯物辯證法是一門完備的深刻的科學，但它并非如有的人所說的“深奧難懂”，“一般人沒有學會的可能”;“辯證法之所以使人覺得困難，是因為沒有善于講解的辯證法書”;“所謂善于講解的書，在于以通俗的語言，講親切的經驗”。(毛澤東：《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天津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2—43頁。)他自己的講課就充分體現了“以通俗的語言，講親切的經驗”的特點。許多聽課學員的共同反映是：“主席講哲學深入淺出，講得非常生動、活潑、有趣，許多聽眾不斷發出笑聲，有時則哄堂大笑。”(郭化若：《在毛主席身邊工作的片斷》，《解放軍報》1978年12月28日。)中外許多研究者也都指出《實踐論》、《矛盾論》具有語言的通俗、生動和哲理的豐富、深刻相統一的優點。正是因為《實踐論》、《矛盾論》是真正中國化、大眾化的著作，因而在問世后受到廣大干部和人民群眾的歡迎。包括《實踐論》、《矛盾論》在內的《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在新中國成立前就公開出版、印行過20多次。新中國成立后，《實踐論》、《矛盾論》成為干部和人民群眾學哲學、用哲學的基本教材。

　　古人說：“易則易知，簡則易從。”(《周易•系辭上》)通俗易懂的著作使人容易掌握，簡要明了的理論使人容易實行。毛澤東歷來反對煩瑣哲學，認為煩瑣哲學總是要滅亡的。如經學搞那么多注釋，現在統統滅亡了。他自己的哲學則具有“易簡”的優點。世界處處有矛盾，生活事事有哲學。他善于結合工作、學習和生活講哲學，將日常生活中常見的現象加以哲學的說明，對工作中的經驗教訓進行哲學的總結。他有很好的文學修養，善于運用具有中國特點的、為廣大民眾所熟悉的語言來闡發和表達深刻的哲理。他提出的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調查研究、實踐出真知、多想出智慧、一分為二、兩點論、壞事變好事、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抓主要矛盾、“解剖麻雀”、為人民服務、群眾路線、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等概念、命題、思想，已普及于干部乃至一般群眾。

　　在社會主義的中國，哲學就是要走出書齋，走出課堂，變為人民群眾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銳利思想武器。

　　哲學變成為一件民族的事業

　　德國偉大詩人海涅曾說過：“德國被康德引入了哲學的道路，因此哲學變成一件民族的事業。”(〔德〕海涅著、海安譯《論德國》，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307頁。)我們更有理由說，經毛澤東的大力提倡，馬克思主義哲學已不只是少數專門哲學家和哲學工作者的事業，而是成為中國共產黨的一件事業和中華民族的一件事業。

　　在毛澤東及其哲學思想的影響下，中國共產黨內涌現出一批具有哲學修養的治黨、治軍、治國的政治家、軍事家和理論家，從而使得革命和建設取得成功。在上世紀50至70年代，出現了群眾性的學哲學、用哲學的運動。大慶人靠“兩論”起家，克服各種困難，開發和建成了現代化的大型企業。(1960年4月，在大慶會戰開始時，石油工業部機關黨委曾發出《關于學習毛澤東同志所著的〈實踐論〉〈矛盾論〉的決定》。該決定刊登在油田指揮部機關報《戰報》第1期創刊號上。石油工業部在北京購買了幾萬本“兩論”單行本，空運至哈爾濱，供油田職工學習。1964年12月21日，周恩來在第三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上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說，大慶油田的建設，“是學習毛澤東思想的典范，用他們自己的話說，是‘兩論起家’，就是通過大學《實踐論》和《矛盾論》，用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去分析、研究、解決建設工作中的一系列問題。”《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9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469頁。)著名科學家李四光、錢學森等均自覺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指導自己的科學研究，為我國的科學事業和現代化建設作出了杰出貢獻。中國革命的勝利和現代化建設的成就是在馬克思主義哲學指導下取得的，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的勝利。

　　哲學并非萬能，倘若用得不正確就會犯錯誤，甚至帶來巨大損失。但可以肯定，任何個人，任何政黨，倘若違背了它的基本原理、基本精神則一定會犯錯誤。即使毛澤東本人也不例外。他晚年犯嚴重錯誤的思想根源就是違反了他自己倡導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文化大革命”結束后，以鄧小平、陳云等為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用毛澤東一貫倡導的實事求是思想來糾正毛澤東晚年的嚴重錯誤。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突出了毛澤東哲學思想在整個毛澤東思想科學體系中的地位，把實事求是、群眾路線和獨立自主總結為“毛澤東思想的活的靈魂”。“毛澤東思想的活的靈魂”的提出為學習和堅持毛澤東思想指明了方向。該決議發表后，全黨開展了學習毛澤東哲學著作的運動，為恢復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和推進改革開放提供理論武裝。黨的歷史經驗表明：“要把我們的黨和國家領導好，最要緊的，是要使領導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對頭，這就要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陳云文選》第3卷，第360頁。)我們不能要求每一位領導干部都成為哲學家，但每位擔負主要領導工作的干部都需要自覺地學哲學、用哲學，有較高的哲學素養，以加強領導工作中的原則性、系統性、預見性和創新性，并帶動其他干部和群眾學哲學、用哲學。

　　馬克思曾指出：真正的哲學都是自己時代精神上的精華，因此必然會出現這樣的時代，那時哲學不僅從其內容來說，而且從其表現來說，都要同自己時代的現實世界相接觸并相互作用。到那時，“哲學正在世界化，而世界正在哲學化”(《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220頁。)。他又指出：“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頁。)“哲學世界化，世界哲學化”是在哲學指導下認識世界與改造世界的歷史過程，永無止境。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現實世界的互相作用、互相轉化的過程，一方面使馬克思主義哲學逐漸地在中國大地上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亦即馬克思主義哲學逐漸地具有當代中國的內容和形式;另一方面，也使中國現實世界逐漸地馬克思主義哲學化，即依照馬克思主義哲學科學世界觀來改造中國，使馬克思主義哲學對象化于中國現實世界。馬克思的“哲學世界化，

　　世界哲學化”的預言只有在哲學成為黨的事業和民族的事業的社會條件下才有可能逐漸變為現實。

　　哲學不僅是時代精神的精華，也是一個民族的活的靈魂。哲學是世界觀、方法論，是智慧之學。學了哲學，化理論為方法，人變得聰明，富有智慧。哲學還是人生觀、價值觀，學了哲學，化理論為德性，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可提高人的境界，振奮民族的精神。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離不開哲學的創新和普及。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新的征程中，我們應堅持和弘揚把哲學當作黨的事業和民族的事業的優良傳統，各級黨的組織和領導干部都應把學哲學、用哲學看作是自己的工作職責，是做好各項工作、推進民族復興大業的思想理論保證。馬克思主義哲學也將在民族復興的偉大事業中得到新的發展，為人類哲學思想增添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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