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捷：駁《晚年周恩來》對毛澤東的丑化

　　近些年，有人借“反思”之名任情曲解“文革”，實在不應該。高文謙先生的《晚年周恩來》一書，多處罔顧歷史事實，用個人想象代替客觀描述，用斷章取義代替理性分析，用成見和情緒化看法代替公允的結論，這樣的“反思”，究竟有何價值和意義?這里我們僅就此書中涉及毛澤東的一些問題，稍加分析，相信讀者從中可一斑窺豹，明辨是非。

　　此書是以一則關于毛澤東放鞭炮的小“故事”開始的。故事發生在周恩來去世后三周的除夕之夜，毛澤東在中南海寓所讓人放了一大陣鞭炮。除夕夜放鞭炮是中國人的習俗，毛澤東此舉怎么會有“寓意”呢?可作者卻認為這是毛對剛去世的周恩來的“大不敬”。但事實是，作為當時在場的見證人，張玉鳳在《毛澤東、周恩來晚年二三事》中是這樣回憶的：1975年除夕夜，身體極度虛弱的毛澤東聽到“遠處的鞭炮聲，使他想起了往年燃放鞭炮的情景。他用低啞的聲音對我說：‘放點炮竹吧。你們這些年輕人也該過過節。’就這樣，我通知了正在值班的其他幾名工作人員。他們準備好了幾掛鞭炮在房外燃放了一會兒。此刻的毛主席聽著這爆竹聲，在他那瘦弱、松弛的臉上露出了一絲笑容。我們心里都明白，主席的這一絲笑容，是在寬慰我們這些陪伴他的工作人員。”讀至此處，我恍然大悟，所謂“鞭炮事件”不過如此，和周恩來去世毫無關系。

　　作者抓住鞭炮做文章雖只是文學性頗強的一個“引子”，卻為全書奠定了基調，即周恩來的晚年時光迷霧重重，大有玄機。為了填充這個預設的敘事框架，作者像位徇私枉法的歷史判官，使用各種手段讓“卷宗”看上去更加可信。《晚年周恩來》對張冠李戴、移花接木的手法非常嫻熟。比如，書中稱，毛澤東發動“文革”是“出于內心恐懼感驅使，唯恐自己落得和斯大林一樣死后被人鞭尸的下場，從而對‘中國的赫魯曉夫’劉少奇采取的先發制人之舉”，隨隨便便就把毛澤東發動“文革”想象成了一種權謀。還稱：“對于斯大林之死，毛澤東一則以喜，一則以憂。”“一則以喜，一則以憂”，的確出自毛澤東之口，但它真實的含義也不是像書中所言，用毛澤東自己的話來說：喜的是揭開了對斯大林神化的蓋子，破除了迷信，解放了思想，使大家敢于講真話，敢想問題;憂的是對斯大林全盤否定，一棍子打死，由此帶來一系列嚴重后果。因此毛澤東也擔心中國出赫魯曉夫，并逐漸把在工作思路上與自己屢次不一致的劉少奇看作是中國的赫魯曉夫，這是可以理解的特定時代思維。《晚年周恩來》卻含混時間界限，以偏概全，來誤導對這段歷史并不熟悉了解的讀者。

　　為了指證毛澤東的所謂“老到權謀”，《晚年周恩來》揪住“伍豪事件”不放，做足了文章。書中談到的發生在1967年的“伍豪事件”，事實本來很清楚，是江青等人故意制造事端，企圖誣指周恩來為“叛徒”。面對“伍豪事件”，周恩來力陳事實真相，并整理上送毛澤東。經毛澤東嚴詞制止，江青等人暫時作罷。在這個事件中，周氏每每渡過難關、險關，也和毛澤東對他一如既往的支持、信任有極大的關系。發動“文革”，推動“文革”，維系“文革”，毛澤東離不開江青等人，更離不開周恩來。這就是當時的歷史真實。

　　書中對“伍豪事件”的敘述過程，大體上是客觀的，問題出在作者的旁白上，這些旁白，就是想說明毛澤東是一個“深諳統御之術”、一貫耍權謀的人。比如書中的旁白稱：毛澤東此刻無意整周恩來，但也不想輕易放過任何一個可以控制他的機會。對周在“文革”中的曖昧態度，毛雖說不高興，但需要依靠他應付亂局，所以一直采取某種容忍的態度。毛對“伍豪事件”故意不表態，使其“從此成為周氏晚年的一大心病，余生一直籠罩在這一陰影之下，揮之不去，是他對自己身后最不放心的兩件事之一”。這一大番話，沒有注明依據，是作者的主觀推斷。實際上，關于“伍豪事件”，毛澤東先后做過兩次批示。1967年5月，毛澤東對周恩來報送的材料批示：“送林彪同志閱后，交文革小組各同志閱，存。”毛特意在“存”下劃了兩道粗杠。這個“存”字，在當時的含義很清楚，就是不聲張、不擴散、不追查的意思。這和社會上的糾周批周之風是個鮮明的對照。至于把周恩來送的材料批給林彪和中央文革的成員看，這正好是5月17日江青送閱造反派找到的“伍豪事件”材料的范圍，帶有澄清的意味。這怎么能說是“故意不明確表態”呢?1968年1月16日，毛澤東又作了第二次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國民黨造謠污蔑。”把這兩次批示聯系起來看，毛澤東的態度是明確的，對周恩來是信任的。第二個批示，早已公布于眾，《晚年周恩來》卻沒有提及。這如果不是掌握史料有嚴重缺失，那就是有意回避了。

　　為了給毛澤東的所謂“權謀之術”添油加醋，作者不惜倒打一耙，顛倒是非。照《晚年周恩來》的說法，林彪并非搞陰謀的人，倒是毛澤東在搞陰謀。請看：“在發動文革的問題上，林彪是被毛澤東拉下水的”;“選擇林作為接班人，不過是為了斗倒劉少奇的權宜之計”;“九大后，林彪在政治上羽翼豐滿，尾大不掉，成為毛的一塊心病。毛遂開始用心機解決這個問題”。

　　其實，林彪在“文革”中發跡，并非偶然，除了他和毛的特殊歷史淵源之外，更是其長期經營的結果。早在1959年廬山會議期間，林彪就對彭德懷落井下石，取而代之。1962年“七千人大會”上，在包括毛澤東在內的中共領導人紛紛檢討“大躍進”失誤之時，他又趁機大講毛澤東的一貫正確、一貫英明，起了很不好的作用。毛澤東發動“文革”，林彪并非一身清白，而是起了推波助瀾、趁火打劫的作用。在用人上，林彪更是亂中取利，力保親信，排斥異己，用自己人來填補動亂造成的權力真空。林彪集團在“文革”中形成并迅速膨脹，引起了毛澤東的警覺。尤其在設國家主席問題上，林彪集團的動機已比較明顯。連作者也承認林彪在九大時“暗中做了手腳，在全會各組私下串聯，營造聲勢，企圖上下結合，一舉搞垮張春橋”。可見，林彪集團在九屆二中全會上的所作所為是一次有組織、有目的的行動。他們想利用其在組織上的優勢，借設國家主席的幌子，操縱整個中央委員會，達到“清君側”、逼毛澤東就范的目的。《晚年周恩來》卻不顧自己在書中敘述過的事實，借林彪之口硬說：“在林彪看來，這是毛預設圈套，成心整人。先是在他講話上的問題上欲擒故縱，誘騙自己上鉤，然后又翻臉不認賬，大興問罪之師。”這與其說是在史實基礎上的分析，毋寧說是有意混淆是非曲直，為其預設的揚林貶毛的創作意圖服務。

　　《晚年周恩來》在周恩來病逝問題上濃墨重彩，做足了文章，總的指導思路是想證成毛澤東已厭棄周恩來，對身罹重病的周毫無顧惜之意，既拖延其治療，又加大批其力度。該書還做出種種暗示，似乎毛是借故不出席周的追悼會，也未作任何悲痛的表示，甚至“認定周已經成為黨內外翻案復辟勢力打出來的旗子，如果要深入批鄧的話，就一定要聯系批周。這才是毛拒絕參加周恩來追悼會的真實原因”。

　　關于所謂毛澤東拖延周住院治療的情況，該書作者早就撰文解釋過。這篇文章發表在1986年1月4日《人民日報》，題為《在最后的日子里》。作者那時已承認，周恩來為顧全大局，“強支病體，靠輸血堅持工作，不分晝夜地抱病操勞”，比較客觀地敘述了周因忙于國事而延期住院治療的情形。事實上，只要稍翻材料，我們亦可知道周恩來在病重期間仍在進行繁密的政務活動。在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下，許多事情只有周恩來親自處理，其結果才更符合國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對此，我們只能有一個詞來形容：“鞠躬盡瘁，死而后已”。至于同一位作者對同一件事做了判若兩人、前后矛盾的描述，孰真孰偽，相信讀者自有明斷。

　　《晚年周恩來》稱：“周恩來在治病的問題上，卻無法像普通人一樣為自己作主，一切要聽由毛澤東的擺布。”筆者在《周恩來傳》里翻到了周在1974年3月8日的一個批注，就是對醫療組擬定的《檢查治療方案》寫的，其中說：“根據目前情況，病者傾向于這次不做手術切除。”同一天，周就此事給葉劍英、張春橋、汪東興寫了一封信，表示：“治療方針仍按照你們原報告在這次施行膀胱鏡檢查，如可能仍采用通過膀胱鏡進行電灼或者電切除;如因病情變化，需采用手術切除，則此次不予考慮，以后再議。”這次住院檢查治療，大體上就是照這個意見做的。

　　稽諸史實，周恩來的逝世，實際上對毛澤東的打擊是相當大的。他雖然在許多方面不滿意周，甚至認為周太軟，但對周的兢兢業業、忠心耿耿是毫不懷疑的，在維系黨和國家的日常運轉方面也離不開周。“文革”期間，每當周出現危難之際，毛總是出以援手;每當黨和國家需要恢復正常秩序的時候，需要落實有關政策(如干部政策、知識分子政策、文藝政策、教育政策等)的時候，毛也特別需要周的有力幫助。這是周屢經磨難而始終不倒的基本原因。

　　《晚年周恩來》中對毛澤東的丑化，觸處可見。通過上述幾例，我們不難發現該書是在給讀者灌輸一種圖解歷史、演繹歷史的觀念。讀了這部書，總感到作者是在用一種思想意向拉著讀者走。在這種思想意向背后，又若明若暗地隱含著一種強烈的情緒。正是在這種情緒的驅使下，作者用一種極端的方式告別過去，完全拋棄了自己的過去，否定了自己的過去。然而，這種歷史情結，并不是一聲“再見”就能揮之而去的，它已化作潛意識深藏在作者心中，通過《晚年周恩來》這部書發泄出來。盡管作者看過不少檔案材料，書中引用的史料確也不少，但因為籠罩著這層厚重的潛意識，就使得該書成為一種主觀意圖主觀色彩濃厚、頗為情緒化的宣泄物，從而違背了歷史的公正性和客觀性。史德既不存，史識安在耶!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當代中國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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