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因為兵敗投降匈奴的李凌辯護而招致牢獄之災，并被處以他自認為的刑械中“最下”的宮刑。這一變故對其時正在撰寫“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史學巨著的他來說，無疑是一個不亞于天崩地陷般的摧殘與打擊。致使他在日后繼續自己的偉業之際，常帶著“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的恍惚迷亂之態，背著“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也”的身心壓力，以古之罹難而不失其志的先賢為榜樣和精神動力，隱忍含垢自強不息，終于完成了被魯迅先生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皇皇史學巨著《史記》。
然而，這一變故對司馬遷來說，就不可能不影響到他作為秉筆直書歷史的史官的思想觀念。我總常常以自己的“小人”之心來度司馬遷的“君子”之腹，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對漢武帝的先祖開國皇帝劉邦的評價中，難道就沒有摻雜一絲半點的私心和泄憤之意?那位能在亂世之中脫穎而出，贏得那么多英杰才俊為之效命，并最終在群雄搏殺中成為最后勝利者的劉邦，真的就像《高祖本紀》和《項羽本紀》里寫的那樣無賴嗎?看看司馬遷筆下的劉邦，哪一點像一個雄才大略的開國帝王?他在楚軍追殺下，為了加快逃跑速度減輕車載重量，竟然殘忍地把自己的妻兒從車上推下;他在和項羽對陣的兩軍陣上，面對著架火要烹自己父親的項羽無恥地說：“我們是結拜兄弟，我的父親就是你的父親。只希望你把他烹熟后，也分給我一杯湯喝。”
不說劉邦手下那些個個都是才華超群獨樹一幟的豪杰謀士，面對這樣的一位無賴主子不會再為他賣命，就是他手下的一般兵士，耳聞目睹過這些場面，我想也會倒戈跑到敵方去的。誰愿意為這樣一個連一般人倫常情都沒有的賴皮之人沖鋒陷陣出生入死拼打江山?
當然我沒有詳實的資料來佐證自己的觀點。我只是在想，一個能在風云際會的亂世中最終贏得全面勝利的歷史人物，他絕不會在生活細節上在人之常情上那樣弱智地拋灑自己的人格力量和魅力資源，既然他能把那么多的智能之士團聚在自己身邊，起碼能說明的一點就是他不僅具有超凡的本領，更具有別人所不具備的人文情懷，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情商，不然的話，他的才華就會因自己情商的短板而淹沒或者毀壞在自己的不通世故上。
這里先不說司馬遷到底因沒因為替李凌辯護致使自己遭受的屈辱，觸動了他作為史學家不該為情而動的那根情弦，在自己的著述中對劉氏家族發沒發出與事前構思或者與事實相悖的聲音，但就他因言獲罪一事說說我對此事一點不一定正確的看法。
李陵是在漢武帝決心以武力懲罰匈奴，弘揚大漢天威之時，隨二師將軍李廣利一起出征的。李陵本是主管后勤輜重的隨行軍官，可部隊行至浚山時，他率領的五千兵馬卻誤入敵陣。后經拼死搏殺，斬敵一萬余人，可終因援兵未至寡不敵眾，李凌兵敗被俘。對于雄才大略的漢武帝來說，打擊匈奴是其新立下的國策，兵敗并不使他感到有多少氣憤，讓他不能接受的是，他希望能戰敗自殺以身殉國的李凌，竟然被俘后投降了匈奴，并為匈奴訓練兵士，和漢朝作對。這樣，對正需要以一戰取勝鼓舞朝野士氣的漢武帝來說，簡直是可忍孰不可忍，一怒之下就對李陵家族來了個“夷三族”的殺戮，以示懲戒。
作為司馬遷，一個區區史官，在高官云集的朝堂之上，實在有點太卑微太不起眼了。關于李凌一事的個中是非曲直，朝堂之上那些專事政治的官員們一定深知其中利害，因此誰也不愿在此關頭多說一句話而自找霉頭。可偏偏一個擅學術而不懂政治的太史令司馬遷，要在此情況下，把皇帝新裝的假戲戳破，公然為漢武帝此刻正深惡痛絕的李陵講情。說什么李凌戰敗投敵實屬是不得已之舉，他定會瞅準時機，自匈奴反戈，再次報效大漢王朝云云。這樣就觸犯了漢武帝的大忌諱，讓武帝感到這是在猖狂地為叛臣張目，變相譴責朝廷勞師遠征的不對。常言說天子之怒是可以伏尸百萬的，何況你一個個微不足道的太史令?于是司馬遷在沒有錢財贖罪的情況下，想保住性命完成自己未竟的宏偉事業，就只好忍辱含垢地接受了讓他感到“為鄉黨所笑，以污辱先人”，死后“無面目上父母之丘”的宮刑。
司馬遷的因言獲罪和因罪受辱，細想起來我認為有以下原因：一是司馬遷雖然作為評判歷史的史官，他本人只會站在史學家的角度，臧否歷史人物歷史事件，可終究不能真正了解自己身處的歷史時期內中的許多奧妙所在。更不能達到政治人物所具有的察言觀色洞悉世態圓滑處世的境界和水平。他以一介書生的單純耿直和率性，把人人都心知肚明卻知而不言的事情不假思索不顧厲害不分情景地說出來，才導致自己觸怒天顏身遭凌辱的結局。二是唯其單純率直，處于政治核心圈之外，他基本上就不了解朝廷在某一時段的大政方針，更參不透天子每一時刻有別于常人的獨運匠心，因此也就談不上能把握得住天子喜怒無常的心態，不識時務地犯顏引咎，也就成了司馬遷必然的悲劇根源了。眾所周知，漢武帝是一個極具胸懷抱負的帝王，他一生勵精圖治勇于創新，做出了許多開天辟地彪炳青史的壯舉。他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他南平兩越、北伐匈奴、經營西域、通西南夷、東定朝鮮。以開疆裂土的豪邁，勾勒了大漢民族遼闊的疆域輪廓。匈奴屢屢犯漢，善良的和親政策也屢屢被來自遼闊草原的兇悍馬蹄聲踩碎，大漢王朝為此幾乎顏面失盡。作為一個有作為有抱負的帝王，他絕不會聽任匈奴如此作踐天朝天威，發起對匈奴的戰爭就他是息事樹威贏得邊境太平的開始。李凌的戰敗投敵實在是給正踔厲風發一展宏圖的漢武帝當頭一棒，正在氣頭上的皇帝為了維護自己的權威，宣示自己的威嚴，實現自己的宏大抱負，是會做出震懾天下蒼生的驚人之舉的。司馬遷正好就撞上了這一刻，于是就成了動怒之下的漢武帝一枚立威泄氣的棋子。三是李陵投敵叛國，按司馬遷的推理是不得已之下的權宜之計。他認為李陵在彈盡糧絕外無援兵的情況下投敵是情有可原的。可對正需要舉國上下同仇敵愾一鼓作氣反擊匈奴的漢武帝來說，這完全是無法忍受和無情可原的大事情。他要的是自己的臣子即便戰死沙場馬革裹尸也不能委曲求全投敵叛國。更何況你司馬遷說李凌投降匈奴是權宜之計，可有誰能證明呢?眼見他都在那邊為敵國練兵了，誰還能相信誰還敢保證他日后會從匈奴那里反水回歸大漢?更何況此時誅殺叛國者的“三族”人等，正是嚴明法紀以儆效尤樹立無上權威的大好時機，即便李凌確如司馬遷所說的那樣，漢武帝也會毫不猶豫地拿他家族的人頭殺一儆百，以此警告天下所有心存非分之想的人。這個時候，政治的需要大于一切，即使冤枉了一個李凌，可這對漢武帝討伐匈奴的大業來說那也是失遠大于得，極為合算的事情。
司馬遷就這樣在不諳政治奧妙的情況下，迷迷糊糊成了大漢王朝邢典的以身試法者。司馬遷作為歷史學家是無可厚非的，他著述的《史記》開紀傳體史書之先河，不僅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僅就文學水平而言，也為后世的文學創作者樹立了一個很難企及的標桿。就在他遭受腐刑官復原職之后，他的整個精神世界已經完全皈依在自己立志要完成的宏偉事業中了。劉姓王朝的一切似乎都與他沒有什么關系了，他當初并非貪生怕死甘受其辱，之所以“就極刑而無慍色”，為的就是凝結著他家族幾代人心血和期望的那本“草創未就”的鴻篇巨制。于是在給朋友任安的書信中，他帶著極大的悲憤之情淋漓酣暢血淚交際地抒寫了自己的整個心路歷程，言明了自己不為人知的心理軌跡。因為書中直接表達了自己對劉姓王朝的不滿和鞭笞，于是也就不敢指望自己的著述能很快流行于當時。只是希望書成之日使其“藏之名山傳之其人”最終能“通邑大都”。當然作為一流的史學家，一個終生篤信黃老學說的正直知識分子，司馬遷應該說是純粹的也是堪稱完美的。可一個專事學問的人硬要不識時務地去摻和自己并不熟悉的政治，想把自己千慮一得的書生之見發散于玄奧莫測的政治湍流中，最終在胸懷大志的漢武帝那里卻招致了不堪忍受的刑戮砍伐，這也是司馬遷為后人扼腕嘆息的悲劇之因。
本來政治上的許多殺伐決斷是政治家們才能了斷的事情，許多只能紙上談兵的一介文人，由于術業有專攻隔行如隔山的原因，說實話他們本身除了自己所具有的專業水平之外，并不具備經緯天地的政治才能，可是這類人中偏有個別自以為是的好事者，喜歡帶著書生之愚見對時政高談闊論，不少時候這些人的言論也真的就影響了某些自身缺乏治國才能的君主，竟至成了亡國滅種的禍根。
尤其在國難當頭的關鍵時刻，在捍衛國家尊嚴和領土完整的大是大非上，某些腐儒之論實在是誤國害民的。如今我們國家所面臨的國際國內局勢，不正處在這樣的時刻嗎?不少所謂的精英學者，依仗著自己在政治上有山可依，于是就領土主權問題大放厥詞，說什么“人權大于主權”，“忍讓就是自信”，“懲罰朝鮮，和善美日”，還有什么要中國毀掉核武器，消除友邦對中國的疑慮等等。這些人不管他們在專業上有多大成就，可就他們對事關國家民族和領土主權問題所發的這些謬論上，就充分暴露了他們在大是大非問題上的狹隘短視愚蠢和奴性心態。豈不聞“主權問題是不能談判的”， “主權之爭就意味著戰爭”之說嗎?不記得戰國時期，六國君主對強秦“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最后亡國的歷史教訓了嗎?
有作為的政治家就應該像漢武帝那樣不為書生之言所動，即使他是才華橫溢人品高尚的司馬遷也不行，即便身后的史書上史學家們真的“挾私以著書”，對你的一生功過妄加議論甚至橫加貶斥也在所不惜。就要有毛澤東為了自己的事業寧愿被摔得粉碎骨也毫不退讓的英雄豪氣，就要有真英雄俯仰天地吞吐宇宙的豪邁氣慨，堅守不可移易的正確治國理念，理直氣壯地捍衛國家民族的尊嚴和領土主權完整。像漢武帝那樣要有“敢有犯我大漢天威者，雖遠必誅”的鐵血意志與亮劍精神，那樣的話，方是國家民族之幸矣。
2012-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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