鋼筋水泥：揭開歷史面紗，探尋文革本源（中）——澄清政治謠言，恢復歷史原貌

揭開歷史面紗，探尋文革本源（中）

——澄清政治謠言，恢復歷史原貌

鋼筋水泥

 

一、老革命的困惑

二、“法治”與“人治”

三、私有制

四、公有制

五、政權的作用

六、社會主義的過山車

七、人的世界觀主導社會走向

八、無產階級專政不是窮光蛋專政

九、“大公無私”的“公”與“私”

十、人的世界觀是從哪里來的？

十一、追求共產主義事業必然展開文化革命

十二、毛澤東文革的序幕在1942年

以上為《揭開歷史面紗，探尋文革本源》（上）可打開鏈接參閱：

http://www.szhgh.com/html/94/n-26194.html

或： http://www.wyzxsd.com/article.php?id=6143

 

以下為《揭開歷史面紗，探尋文革本源》（中）

十三、毛澤東要培養什么樣的人？

十四、毛澤東的老三篇

十五、毛澤東能否正人先正己？

十六、毛澤東為什么要把毛岸英送上朝鮮戰場？

十七、《武訓傳》的文化交鋒

十八、組織上入黨不等于思想上入黨

十九、“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與“反右”

二十、大躍進的功過

二十一、廬山會議風云

二十二、“信陽事件”看背叛信仰的官僚

二十三、調整農業經濟

二十四、七千人大會

 

十三、毛澤東要培養什么樣的人？

 

今天的年青人喜歡追星，明星也以擁有成千上萬的粉絲而榮耀，他們粉絲團有多大規模呢？杰克遜的演唱會可以看到花的海洋，這算大嗎，在今天的年青人看可能是很龐大了，但是如果比較一下，歷史上沒有誰比毛澤東的粉絲團陣容更強大，其規模可能是前所未有的，粉絲數量之巨是在十億以上，粉絲地位之高是遍布世界各國的重量級政治家，思想家，科學家，戰略家等等，他們對毛澤東崇拜至極，評價極高，中國的，有政治領袖周恩來、朱德等，軍事天才林彪、彭德懷、黃克誠、羅瑞卿等，科學家錢學森、華羅庚、錢三強、鄧稼先等等，外國的粉絲也是風云人物云集，拳王泰森、巴基斯坦前總理本·布托、美國重量級政治家基辛格、美國中國問題專家R·特里爾、美國作家史沫特萊、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等等，特里爾對毛澤東的評價是：他創造了一個不等式，毛澤東>馬克思＋列寧＋斯大林?；粮褚娒珴蓶|時有被“電”的感覺，基辛格說：“女兒形容她崇拜的歌星能帶來電磁般的沖擊，我承認我沒這種感覺，但在毛澤東面前，他確實給了我這種感受。”

億萬毛澤東的粉絲在毛主席前加了四個偉大，即：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然而，毛澤東自己怎樣看待這“四個偉大”呢？ 1966年12月1日，周恩來報送《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革命師生進行革命串聯問題的補充說明》。2日，毛澤東在審閱時，將文中的“毛主席”之前的定語“我們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刪去。1970年12月18日，毛澤東在會見美國記者斯諾時說：“什么‘四個偉大’，討嫌！總有一天統統去掉，只剩下一個Teacher（教員）。因為我歷來是當教員的，現在還是當教員，其它的一概辭去。”　　

毛澤東謙虛，自己反對稱頌“四個偉大”，我理解，但把自己定位為一個“教員”準確嗎？以毛澤東的哲學思辨，看問題之透徹，抓事物之本質，這個歸納應該是“準確”的，至少在毛澤東自己看來是準確的。

毛澤東“歷來是當教員的，現在還是當教員”，毛澤東一生都在當“教員”。那毛澤東一生都在教什么呢？毛澤東在教人，一生都在教我們怎樣做人，做一個與毛澤東有著同樣思想的人，也就是做一個用毛澤東思想武裝頭腦的人！

人們都很好奇，毛澤東思想是由什么產生的，來源于哪里？毛澤東思想是中國幾千年傳統文化仁義道德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交融和哲學升華，也就是來源于中華國學與西方馬列的哲學飛躍。

可能很多人覺得我這么說不一定有道理，那我們就從“仁”和“義”說起吧。

“仁”、“義”我們常掛在嘴邊，什么是“仁”呢？“仁”一般孔孟之道而言，本指人與人之間相互親愛。我覺得太模糊，不具體。我不喜歡這看似抽象實則空洞的表述。我舉個事例吧，如果某人買了一個臥鋪，但車上還有二個人沒座位。這個人不因為臥鋪是自己的就心安理得地獨享，而是讓沒有座位的二人同他一起分坐這個鋪位。這就是“仁”?；蛘吣阗I了一份盒飯，卻還有一人沒有飯吃。你不是只顧自己，也分些給他吃。這也是“仁”。那么，簡單說，“仁”就是即便是我的也不獨吃獨占。

“義”，一般孔孟之道而言，本指公正、合理而應當做的。世上人有能力的差異，或是體力，或是智力，或是財力，或是權力，總有一些人有優勢。如在車上幾天長途，誰都想躺著睡。一個體格健壯的高大男子同二個兒童，這個男子不能憑體力的強壯就擠走一個兒童多占位子，而是大家擠在一起每人一個座位。這就是“義”。或者社會財富不是0.4%的人吃70%，而是毛澤東時代吃“大鍋飯”人人平等，這也是“義”。簡單說，“義”就是：雖有能力獲得但不多吃多占。

簡而言之，“仁”就是不獨吃獨占，“義”就是不多吃多占。

一個人或是體力，或是智力，或是財力，或是權力比別人大卻不獨吃獨占，不多吃多占。那以他的能力大，多干的勞動，多創造的財富做什么呢？毛澤東告訴我們要“為人民服務”，這就是毛澤東思想中“為人民服務”的來源，她是中國傳統國學的繼續和發展。毛澤東要求黨員干部必須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因為他們拿了人民給予的權力，這些權力不是用來多吃、多占、獨吃、獨占的。當然也不是用來“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這是毛澤東“教員”教我們做人必須具備的第一個品格：有能力要為人民服務。

如果我們在體力、智力、權力上處于弱勢，我們不可能多吃多占，常常是別人占了我們應得的利益，那又該如何處置？毛澤東告訴我們要“造反”，而且要理直氣壯地造反，“造反有理”。這就是馬克思主義道理。馬克思主義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毛澤東思想中“造反有理”來源于馬列主義。在人人應平等的應得權益和利益受到侵害時，要勇敢地堅決地捍衛本人、本集體、本階級的利益。不幻想什么“救世主”，“全靠我們自己”！這是毛澤東“教員”教我們受欺壓，要不怕事，敢斗。做人必須具備的第二個品格：受欺壓要造反有理。

毛澤東教育做人要同時具有“為人民服務”和“造反有理”這二個品格，具備這二個品格：當你有高于常人的能力或權力時，就多勞動多奉獻多為人民服務；當你處于弱勢地位，在本集體、本階級利益受到侵害時，就堅決捍衛階級利益造反有理。

既然毛澤東思想來源中國傳統文化，那毛澤東為什么要批孔呢？很多左翼立場的學者理論家不理解，認為孔子主張“仁義道德”沒有錯，這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然而用唯物辯證法來剖析孔子思想，我們發現孔子在標榜“仁義道德”的同時，更主要的是向中國人灌輸“學而優則士”、“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民不出米粟麻絲以事其上則誅”、“上下尊卑”、“三綱五常”。孔孟之道的本質是：奴役中國人的“心”，他認為老百姓只是“身”為“奴”是不夠的，必須讓老百姓的“心”也為“奴”。所以要老百姓認同“上下尊卑”、“三綱五常”、“君君臣臣”，不要造反，要心甘情愿地做下等人。

歷朝歷代的統治者正是看中了孔孟之道有利于維護其統治，愚弄百姓，故歷朝歷代的統治者獲得統治地位后都尊孔，再貼點“仁義道德”的標簽來欺騙大眾?？酌现酪殉蔀榻d中國人思想的精神枷鎖，所以毛澤東才要堅決地批孔，徹底砸爛精神枷鎖，解放中國人的思想，敢于造反、敢于挑戰，重塑國人的性格，釋放民族的豪氣。把馬克思主義“造反有理”的真理傳授給每一個中國人，那么毛澤東批孔是不是就把孔子所有的東西都否定了呢？非也，毛澤東批判孔子是有取舍的。“仁義道德”沒有錯，但假仁假義假道德就錯了，要批判。毛澤東對“仁義道德”這個中華傳統的文化精華非但沒有否定，相反毛澤東思想還吸納了“仁義道德”的文化，要做就要做真仁、真義、道德的真君子。毛澤東升華出為人民服務，而且給共產黨人確定了唯一宗旨就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如果當權者不“為人民服務”怎么辦？毛澤東的答案很明確：造反有理！毛澤東就不搞孔子“上下尊卑”、“三綱五常”、“君君臣臣”這一套假仁假義，毛澤東玩的都是真家伙。你不“為人民服務”，不能做到“真仁、真義、真道德的真君子”就造你的反，把你趕下來，換能“為人民服務”的上。這才是毛澤東批孔的目的，可見，批孔不僅正確，而且非常必要！

在道德風尚方面毛澤東提倡樹立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大公無私的集體主義價值觀；持之以恒、堅持不懈的愚公移山精神；科學文化知識學問再高不自視高人一等，文化再低不妄自菲薄，努力學習但不迷信權威；在不同意見和觀點發生分歧時真正的共產黨人從不隱瞞自己的觀點坦誠相待、光明磊落據理力爭，不搞陰謀詭計；旗幟鮮明的無產階級立場，愛憎分明的勞動人民情感；要團結，不要分裂；有錯誤虛心接受批評，有則改之，無則加勉；面對困難決不屈服，不靠天，不靠地，靠自己；自力更生，艱苦奮斗；有不怕鬼，不信邪的斗志。

毛澤東“教員”教育我們要成為的這樣的人，所以毛澤東給我們樹立了雷鋒、焦裕祿、張思德、王進喜、董存瑞、黃繼光、羅盛教、歐陽海這樣的道德楷模、平民英雄讓我們學習。這樣的人用毛澤東思想武裝頭腦，個個都是硬骨頭。面對強權霸道敢作堅決的針鋒相對的斗爭，戰斗中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有壓倒一切敵人的氣勢；遇到貧弱危難愿施全力的真誠無私的幫助，施救時愿意奉獻自己的一切，有普渡貧苦眾生的胸懷。

用通俗的話來說就是：遇強不怕、遇弱不欺、遇霸敢斗、遇難愿幫的人。這就是毛澤東教育人培養人的目的，這就是毛澤東思想樸實無華的人倫內涵，是毛澤東思想的基石。

毛澤東要培養遇強不怕、遇弱不欺、遇霸敢斗、遇難愿幫的人！

 

十四、毛澤東的老三篇

 

毛澤東一生都在致力于把這些樸實無華的人倫內涵注入人的思想，讓人們從一件件平凡的小事開始身體力行，做一個對社會有益的人。為了教育大家從小事做起，從我做起，毛澤東寫下來著名的老三篇《紀念白求恩》《為人民服務》和《愚公移山》。

1939年11月12日，白求恩在醫治傷員時被感染，在河北唐縣不幸逝世；毛澤東得知白求恩犧牲的消息后，非常悲痛。12月1日在延安各界追悼白求恩的大會，親筆寫了挽詞：“學習白求恩同志的國際精神，學習他的犧牲精神，責任心與工作熱忱。”

12月21日，毛澤東專門撰文《紀念白求恩》，高度贊揚了白求恩的共產主義、國際主義精神，號召每一個共產黨員向他學習。

毛澤東在文中說“一個外國人，毫無利己的動機，把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當作他自己的事業，這是什么精神？這是國際主義的精神，這是共產主義的精神，每一個中國共產黨員都要學習這種精神。”

毛澤東贊揚：“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精神，表現在他對工作的極端的負責任，對同志對人民的極端的熱忱。”并指出我們黨內一些黨員的不足，“不少的人對工作不負責任，拈輕怕重，把重擔子推給人家，自己挑輕的。一事當前，先替自己打算，然后再替別人打算。出了一點力就覺得了不起，喜歡自吹，生怕人家不知道。對同志對人民不是滿腔熱忱，而是冷冷清清，漠不關心，麻木不仁。這種人其實不是共產黨員，至少不能算一個純粹的共產黨員。”晉察冀邊區的軍民，凡親身受過白求恩醫生的治療和親眼看過白求恩醫生的工作的，無不為之感動。從前線回來的人說到白求恩，沒有一個不佩服。

毛澤東號召：“ 我們大家要學習他毫無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從這點出發，就可以變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個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這點精神，就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于人民的人。”

1944年9月5日八路軍戰士張思德同志在炭窯崩塌時，因奮力將隊友推出窯外，自己犧牲了。毛澤東寫下《為人民服務》9月8日在張思德的追悼會上毛澤東演講：“我們的共產黨和共產黨所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是革命的隊伍。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明確革命隊伍徹底為人民利益工作的宗旨。

毛澤東說：“人總是要死的，但死的意義有不同。中國古時候有個文學家叫做司馬遷的說過：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替法西斯賣力，替剝削人民和壓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鴻毛還輕。張思德同志是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還要重的。”為人民利益而死比泰山還重。

“因為我們是為人民服務的，所以，我們如果有缺點，就不怕別人批評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誰向我們指出都行。只要你說得對，我們就改正。你說的辦法對人民有好處，我們就照你的辦。”共產黨人不怕批評，只要你說的對，我們就改正。

“中國人民正在受難，我們有責任解救他們，我們要努力奮斗。要奮斗就會有犧牲，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但是我們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數人民的痛苦，我們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要奮斗就會有犧牲，共產黨人不怕犧牲，為人民而死，死的光榮！

1945年6月毛澤東寫了《愚公移山》并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給代表們講愚公的故事，中國古代有一位老人，住在華北，名叫北山愚公。他的家門南面有兩座大山擋住他家的出路，一座叫做太行山，一座叫做王屋山。愚公下決心率領他的兒子們要用鋤頭挖去這兩座大山。有個名叫智叟老頭看了發笑，說是你們這樣干未免太愚蠢了，你們父子數人要挖掉這樣兩座大山是完全不可能的。愚公回答說：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兒子，兒子死了，又有孫子，子子孫孫是沒有窮盡的。這兩座山雖然很高，卻是不會再增高了，挖一點就會少一點，為什么挖不平呢？愚公批駁了智叟的錯誤思想，毫不動搖，每天挖山不止。這件事感動了上帝，他就派了兩個神仙下凡，把兩座山背走了。

毛澤東號召全黨向愚公學習：“現在也有兩座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國主義，一座叫做封建主義。中國共產黨早就下了決心，要挖掉這兩座山。我們一定要堅持下去，一定要不斷地工作，我們也會感動上帝的。這個上帝不是別人，就是全中國的人民大眾。全國人民大眾一齊起來和我們一道挖這兩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

毛澤東指出，現在的世界，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動只是一股逆流。目前反動的逆流企圖壓倒民族獨立和人民民主的主流，但反動的逆流終究不會變為主流。共產黨只要下定決心，堅持不懈，就一定會感動人民這個上帝，取得徹底的勝利！

毛澤東在“老三篇”中提倡了三種精神，一種是 “為人民服務”的無私奉獻精神；一種是 “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國際主義精神；一種是一往無前堅持不懈戰斗到底的精神。這三種精神，給普通的人生注入了高尚的情操，教育人們認識人生的意義，思考人生的價值，引導人們把有限的生命投入于無限的為人民服務之中，指導我們怎樣做人，怎樣做事，爭取做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于人民的人。

 

十五、毛澤東能否正人先正己？

 

在眾多社會歪風邪氣盛行時，老百姓常常一句話便能指出癥結：上梁不正下梁歪！這幾乎是一針見血的，任何時候榜樣的力量總是巨大的。特別是掌握社會發展引導權力的領導者，其言行的示范和表率作用更是下效者天然的模版。毛澤東領導共產黨要為人民服務，這些要求共產黨員做到的，首先自己應做到，所謂正人先正己。

毛澤東自己及親屬能否做到？

革命戰爭年代，生活條件艱苦，毛澤東始終和戰士一樣穿著簡單。工作人員常想給他添置些新衣褲，毛澤東卻說：“我的標準，不露肉不透風就行”，“我節約一件衣服，前方戰士就多一發子彈。”

抗戰以后，雖然國共合作統一抗戰，但是國民黨還是發動了三次反共高潮，原來供八路軍、新四軍的抗戰軍糧，補給，后來不給了，要餓死共產黨。從一九三九年開始就不給東西了，當時，邊區地廣人稀，土地貧瘠，幾萬干部、戰士和學生的吃穿用，是一件很難的事。

在這嚴峻的歷史關頭，1939年2月毛澤東及時地提出“發展經濟、保障供給”，號召干部戰士“自己動手”、“豐衣足食”，動員廣大軍民開展大生產運動。毛澤東親自在楊家嶺開荒種地，并制定了節約日用品支援前線的計劃。

主席的夫人江青同志，同樣吃苦在前，主動報名要求去過南泥灣開荒。一九三九年二月南泥灣墾荒剛開始，江青就帶頭到達，勞動了六個月。從自己壘建營房開始，投入生產。過去從沒有干過體力勞動的江青，手上打起了泡，結了六個老繭。當時，參加勞動和生產競賽的女同志都得到照顧，例假可休息兩天。有的女同志喜歡做一些輕松點的、非重體力活，類似傳統婦女做的活，留在家里洗洗涮涮，因為她們覺得像男人那樣做重體力工作，或婦女干男人的工作是有失臉面的事。但是江青一直拒絕接受這種照顧，不休息，堅持上山，頂一個中等勞動力，不甘落后于男同志。

三十多年后，在其他同志請她講講南泥灣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革命傳統時，江青回顧南泥灣半年的開墾生活，總是謙虛地說：“別人比我做得更多，我不過是其中之一，沒什么值得特別一提的。”

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西柏坡召開了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毛澤東指出，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毛澤東告誡全黨說：“因為勝利，黨內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愿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可能生長。因為勝利，人民感謝我們，資產階級也會出來捧場。敵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們的，這一點已經得到證明了。資產階級的捧場可能征服我們隊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些敵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稱號；但是經不起敵人用糖衣炮彈的攻擊，他們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我們必須預防這種情況。”

強調要加強黨的思想建設，防止資產階級思想侵蝕黨的隊伍，提出了“兩個務必”的重要思想。 “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

1949年3月23日，毛澤東率黨中央進駐北京執政，乘車離開河北平山縣西柏坡進北平時，對中央總部的一些同事說：“我們去進京趕考。”周恩來說：“我們會考出好成績的。”毛澤東接著說：“但愿我們能考出好成績，不要退回來，我們不做李自成。”

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老百姓見證了反動派的滅亡，新的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時代開啟了，但是舊社會的舊思想在老百姓中還普遍存在。與新政權的各級干部有千絲萬縷親緣關系的各路親朋，有不少人期待著飛黃騰達，毛澤東的親戚也未能免俗。毛澤東的一位親屬委婉地把想法通過向三立告訴自己的外甥——毛澤東的長子毛岸英，“希望在長沙有廳長方面位置”。

毛岸英是如何回復舅父要求的呢？

我們看看毛岸英給向三立的回信，毛岸英說：“來信中提到舅舅‘希望在長沙有廳長方面的位置’一事，我非常替他慚愧。新的時代，這種一步登高的“做官”思想已是極端落后了，而尤以通過我父親即能“上任”，更是要不得的想法。新中國之所以不同于舊中國，共產黨之所以不同于國民黨，毛澤東之所以不同于蔣介石，毛澤東的子女妻舅之所以不同于蔣介石的子女妻舅，除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因之外，正在于此?；视H貴戚仗勢發財，少數人統治多數人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孔约旱膭趧雍筒拍艹燥埖臅r代已經來臨了。在這一點上，中國人民已經獲得根本的勝利。而對于這一層，舅舅恐怕還沒有覺悟。望他慢慢覺悟，否則很難在新中國工作下去。翻身是廣大群眾的翻身，而不是幾個特殊人物的翻身。”毛岸英一語道出共產黨與國民黨的區別，皇親貴戚仗勢發財，少數人統治多數人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在新中國，翻身是廣大群眾的翻身，而不是幾個特殊人物的翻身！

“反動派常罵共產黨沒有人性，不講人情，如果他們所指的是這種幫助親戚朋友，同鄉同事做官發財的人情的話，那么我們共產黨正是沒有這種‘人情’，不講這種‘人情’。共產黨有的是另一種‘人情’，那便是對人民的無限熱愛，對勞苦大眾的無限熱愛，其中也包括自己的父母子女親戚在內。”強調共產黨的人情包括自己的親友，更涵蓋整個勞動大眾。

“當然，對于自己的近親，對于自己的父、母、子、女、妻、舅、兄、弟、姨、叔，是有一層特別感情的，一種與血統家族有關的人的深厚感情的。這種特別感情，共產黨不僅不否認，而且加以鞏固并努力于倡導它走向正確的與人民利益相符合的有利于人民的途徑。但如果這種特別感情超出了私人范圍并與人民利益相抵觸時，共產黨是堅決站在后者方面的，即使‘大義滅親’，亦在所不惜。”在這種特別感情超出了私人范圍并與人民利益相抵觸時，共產黨是堅決站在人民利益一邊，并不惜犧牲自己的利益。

“我愛我的外祖母，我對她有深厚的描寫不出的感情，但她也許現在在罵我‘不孝’，罵我不照顧楊家，不照顧向家；我得忍受這種罵，我決不能也決不愿違背原則做事，我本人是一部偉大機器的一個極普通平凡的小螺絲釘，同時也沒有‘權力’，沒有‘本錢’，更沒有‘志向’來做這些扶助親戚高升的事。至于父親，他是這種做法最堅決的反對者，因為這種做法是與共產主義思想、毛澤東思想水火不相容的，與人民大眾的利益水火不相容的，是極不公平，極不合理的。”共產黨人沒有‘權力’，沒有‘本錢’，更沒有‘志向’來做這些扶助親戚高升的事。當然也沒有權力來做那些所謂讓“一部分人”實為自己的親屬先富起來的犯罪！因為這與人民大眾的利益水火不相容，是極不公平，極不合理的！

“無產階級的集體主義——群眾觀點與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個人觀點之間的矛盾正是我們與舅舅他們意見分歧的本質所在。這兩種思想即在我們腦子里也還在尖銳斗爭著，只不過前者占了優勢罷了。而在舅舅的腦子里，在許多其他類似舅舅的人的腦子里，則還是后者占著絕對優勢，或者全部占據，雖然他本人的本質可能不一定是壞的。”一個有善良本質的好人，也可能是資產階級世界觀。

“你現在已開始工作了吧，望從頭干起，從小干起，不要一下子就想負個什么責任，先要向別人學習，不討厭做小事，做技術性的事，我過去不懂這個道理，曾經碰過許多釘子，現在稍許懂事了——即是說不僅懂得應該為人民好好服務，而且開始稍許懂得應該怎樣好好為人民服務，應該以怎樣的態度為人民服務了。”拿到了人民給予的權力，就應懂得應該為人民好好服務，懂得應該怎樣好好為人民服務，應該以怎樣的態度為人民服務了。

“為人民服務說起來很好聽，很容易，做起來卻實在不容易，特別對于我們這批有小資產階級個人英雄主義的沒有受過斗爭考驗的知識分子是這樣的。”

反復捧讀這封珍貴的家書，不禁讓人感慨萬千，信中提到“希望在長沙有廳長方面位置”的這個舅舅就是毛岸英的親舅舅——毛岸英的生母楊開慧的長兄楊開智，楊開智早年畢業于北京農業大學，曾在南京中央大學任教，后回湖南從事農業科技工作，是不可多得專業人才，當年楊開慧犧牲后，是楊開智夫婦和親友們冒著生命危險安葬烈士遺體，撫養烈士遺孤，1938年楊開智又把女兒楊展送到延安參加革命，1941年楊展同志犧牲在抗日前線。楊開智家也是對革命有貢獻，并付出了很大犧牲的。

新中國成立后楊開智被分配在湖南林業農業科研工作，負責專業技術，但是他個人希望到北京工作，便給毛澤東寫信提出想法，毛澤東回信要求他在湘聽候湖南省委分配你合適的符合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來北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規矩辦事，不要使政府為難。

楊開智留在湖南工作，就請表弟向三立替他出面說情，想在湖南謀取一個廳長職位，向三立是毛岸英外婆向振熙的親侄子，但他也不敢向毛澤東說這個情，只好給毛岸英寫信，委婉地轉達了楊開智的想法，請求岸英幫他舅舅這個忙，按人之常情，楊開智是烈屬，要求組織照顧，也不是太過分的事，但毛岸英接到信以后，感到舊社會的舊思想在親戚們中間還普遍存在著，他不但不能違反組織原則，幫舅舅這個忙，還應規勸親人，向親戚說明共產黨是為人民謀利益的政黨，毛澤東是人民的領袖，不能搞一人得道雞犬升天。

經過慎重考慮，毛岸英就給向三立寫下了這封信。正如毛岸英信中所說：新中國之所以不同于舊中國，共產黨之所以不同于國民黨，毛澤東之所以不同于蔣介石，毛澤東的子女妻舅之所以不同于蔣介石的子女妻舅，除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因之外，正在于此?；视H貴戚仗勢發財，少數人統治多數人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孔约旱膭趧雍筒拍艹燥埖臅r代已經來臨了……接到毛岸英這封信向三立和楊開智都深受教育，楊開智想通了，安心的工作了，以后每當談到這封信，向三立總是敬佩的說，毛岸英是毛主席的好兒子，更是人民的好兒子。

看了毛岸英的這封家信，我們忍不住會想，如果共產黨的每一個黨員干部都能像毛岸英同志那樣忠于人民的事業，共產黨就一定能經得起任何嚴峻的考驗，共產黨就一定會興旺，共產黨就一定會被群眾所擁護！

毛澤東同志嚴于律己，對親屬子女嚴格要求，克己奉公，不徇私情，為端正黨風做出了表率。毛澤東時代的浩然正氣正是源于人民領袖的光輝榜樣！

 

十六、毛澤東為什么要把毛岸英送上朝鮮戰場？

 

新中國成立前毛澤東的至親就犧牲了大弟毛澤民、小弟毛澤覃、妻子楊開慧、堂妹毛澤健、侄兒毛楚雄(毛澤覃的兒子)，1950年長子毛岸英參加抗美援朝也永遠地長眠在異國他鄉，毛家可謂是滿門忠烈！然而，卻有一小撮“公知”“精英”惡毒地攻擊毛岸英是為撈取政治資本去朝鮮鍍金，以便世襲“帝王”。這個政治謠言在“主流”媒體上肆無忌憚地傳播，當權者視而不見，任其流傳，惡意玷污人民領袖的聲譽，這個政治謠言至今仍蒙騙著很多年青人。

翻開歷史，我們看看毛岸英為什么去的朝鮮。

新中國成立才八個月，1950年6月美國就派第七艦隊入侵中國臺灣海峽，公然干涉中國內政。任何人的院角被強盜占去，都不可能對強盜客氣。

之后，北朝鮮統一朝鮮半島的戰爭爆發，在南朝鮮李承晚的軍隊幾乎被趕進海里時，美國出兵，軍事干預朝鮮半島的統一。美國打著“聯合國”的旗號，以“嚴守雅爾塔協議，恢復朝鮮半島38分界線”的名義，干涉朝鮮半島的統一，入侵朝鮮。但是美國侵略者在軍事上取得優勢順利向北推進后，并沒有止步38線，無視中國政府的多次警告，公然越過38線，殺向鴨綠江，轟炸中國丹東，把戰火引向中國東北。

而此時，被外國列強110年搶劫戰亂摧殘的滿目蒼夷一窮二白的中國，新政府成立才三百多天，工業，科技，國防百廢待興，一切都在起步階段，如何應對侵略者的挑釁，中國高層也有較大分歧，對手是剛打贏第二次世界大戰，滅了德國日本的頭號強國，有現代化的空軍，海軍支援，有機械化裝甲武器，有雄厚的鋼鐵軍工后盾，論武器，中國與之相差好幾個等級，而且對手還不是一個美國，而是整個西方資本主義陣營的16國聯軍。

面對前所未有的軍事對決，眾多身經百戰的元帥級老將軍心里沒底，態度猶豫。毛澤東清醒地認識到朝鮮對于中國是戰略屏障，其作用非常重要，中國歷史上來自外敵的侵略，多是以朝鮮為跳板侵入中國東北，歷史上，中國政府每一次的軟弱退讓，無一不是換來列強進一步蠶食中國的野心和欲望，遭受更大的戰爭災難。美國已經把戰火燒到了中國丹東，其侵略意圖一目了然，如果美軍站穩朝鮮全境，陳兵鴨綠江邊，隨時可以挑起戰火侵入東北，配合南邊的蔣介石反攻大陸，危害人民政權。

這是美國強加給中國人民的，新中國無法躲避的戰爭。既然看到與美國這一仗無法避免，毛澤東分析了二點：

一、 與其在中國東北打這一仗，不如擺在朝鮮打，因為在中國東北打，即便是打贏了，受戰火摧殘的也是中國的國土和中國的百姓。

二、 與其受美國干擾新中國建設，等我們的壇壇罐罐建起來再打，不如現在就出手御敵，打完了再建，因為建好后，即便打贏了，壇壇罐罐也打爛了。

新中國的建設需要一個和平的邊境環境，但和平從來不是跪拜乞討所能得到的，晚清政府簽賣國條約圖什么？不就是圖安寧嗎，你要白銀，給！要土地，割！滿足你，總可以不打我了吧，咱們“和平”吧。自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到1912清朝滅亡的72年間，清朝政府同外國政府或外商、國際組織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契約、協約和合約共1175件。割讓了幾百萬平方公里的土地想乞討“和平”，討到“和平”了嗎？換來的是更多豺狼爭相來瓜分中國利益的。就如同某黑訟棍嘗到甜頭發給其他騙子同行的短信一樣“人傻，錢多，快來！”

只有迫使侵略者不敢向你發動戰爭，才能贏得和平。所以毛澤東力主抗美援朝，打得一拳開，免得百拳來！為中國東北爭奪一片戰略屏障。為新中國贏得一個立足空間。

毛澤東號召中國人民的優秀兒女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在國家民族利益需要捍衛時，毛岸英主動請纓成為第一名志愿軍戰士。這是毛岸英第二次奔赴戰場。惡毒的“精英”說這是鍍金，撈政治資本，若是“精英”所臆想的欲接“帝王”之位的政治資本，則這份政治資本必需是：統領三軍的戰功和威望。

我們知道歷史上常有一些需要歷練的青年才俊，或是帝王公子，為了具備一些統帥三軍的戰績和資本，掛帥出征，而大王多是配以能征善戰的猛將和足智多謀的軍師輔以左右，把有把握的必勝戰績登載于少帥名下，所建奇功皆歸于少帥指揮有方，用人得當。為其臉面貼金，班師增威，以取“鍍金”之效。

那么，我們就很好奇地要問一下，毛岸英是志愿軍的那一級將帥？手下配有幾員猛將？哪位軍師為毛岸英出謀劃策以便毛岸英建功立業？此時“精英”便啞巴了，因為毛岸英只是一名普通的志愿軍參謀，與軍事指揮沒有關系，他的工作只是翻譯，沒有人為他的工作增光添彩，相反，毛岸英做的工作是為上級服務，根據首長的需要翻譯資料。這是鍍金？撈取政治資本？“精英”能否告訴我們哪朝哪代，或哪地哪國取得戰爭勝利后，會昭告天下，這歸功軍中文書的英明統帥？即便是皇上如此頒獎，這是給這個文書臉上貼金，還是讓天下人笑話他？有如此撈取政治資本的政治家？也只有自喻為“精英”的蠢貨才編得出如此白癡的政治笑話。令人悲哀的是，還有人信。

從“精英”鍍金臆想的條件來看，只有戰爭勝利，才好給鍍金者臉上增光，若戰敗了，何來光彩做為政治資本？以1950年中國的軍事裝備和國防工業現狀，誰能保證對世界頭號軍事霸主美國糾集的16國軍事集團這一戰，一定能贏得勝利？如果打輸了，毛澤東把毛岸英送去“鍍金”豈不是自尋羞辱？可憐的“精英”還不敢稱自己比毛澤東更有能力更有智慧吧，你這樣的蠢貨都不會選這種方式做為你們的鍍金方案，你說毛澤東會用這種方式給需要的人“鍍金”？

當然，如果抗美援朝戰爭取得了勝利，毛岸英是否會獲得政治榮譽呢，毫無疑問，他也會同千千萬萬志愿軍戰士一樣，擁有一份志愿軍戰士的光榮，這是他應得的，也是人民必須給予他的光榮。這份光榮遠不足以做為叱咤風云震懾群雄的“政治資本”，接位大統。但足以成為一名受人尊敬的共產黨人。如果一定要把這算“政治資本”的話，這確是每個共產黨人都應該贏得的“政治資本”，沒有這樣的“政治資本”，對一個共產黨人來說是羞愧和恥辱。

話又說回來，如果毛澤東真有帝王之心，希望毛岸英能獲取政治資本控制軍權接掌大位的話，是不是有機會為毛岸英安排呢？當然有！而且大把的機會。毛岸英1946年從蘇聯回國的時候本來就是軍人，而且在蘇聯期間，毛岸英既學習了軍政學校和軍事學院的理論，又參加了蘇聯衛國戰爭，曾冒著槍林彈雨與德軍面對面浴血奮戰，轉戰歐洲戰場沖鋒在前，立有戰功，成長為年青的紅軍指揮員。二戰勝利后，毛岸英受到了斯大林接見嘉獎，享受斯大林贈送手槍的殊榮。他本來就已通過自己努力，贏得了有許多同齡人所沒有的政治資本，回國之后繼續在軍隊里領兵打仗是順理成章的，當時東北四野急需人才，為解燃眉之急山東抽調了幾萬黨員骨干緊急北上，為四野的擴編隊伍補充干部，很多班、排基層干部成為連、營指揮員。此時毛澤東只要把毛岸英送到四野，這樣一位既有軍事理論又有實戰經驗的紅軍連指導員，林彪必會量才舉用，在師團職干部急缺的擴軍期，毛岸英的到來無疑是雪中送炭。把毛岸英放在營團崗位上發揮作用，從遼沈戰役到平津戰役，從渡江戰役到解放海南島，恢弘氣勢，以四野迅速壯大的部隊規模和卓越戰績，毛岸英有足夠的成績給自己“鍍金”，可以十分自然地師長，軍長，甚至兵團級地往上提拔，來獲得“政治資本”，這是最好的鍍金機會，風險最小的鍍金方案，因為戰神林彪指揮的四野，幾近是百戰百勝的，而在轉入戰略反攻之后，功勛章幾乎是沒有懸念的。如此大好的“鍍金”機會，幾乎可以輕松獲得的“政治資本”的好事，普通人都能看到，比我們普通人睿智得多的毛澤東難道看不到？

毛澤東放著這么好的給長子“鍍金”的機會不用，他要毛岸英做什么呢？他要毛岸英去當農民！向農民學習，補上勞動課。于是在最容易獲得政治資本的時候，毛岸英卻脫下軍裝，扛起鋤頭，當農民，搞土改。做一個沒有英雄功勛資本炫耀的默默勞動者。面對豐碩的新中國政治成果，巨大的解放戰爭軍事功績，毛岸英無緣分得戰役榮譽，這在所謂的“精英”看來，毛澤東無疑是耽誤兒子的“前途”。

然而，在面對世界頭號軍事霸主美國糾集16國軍事集團的強敵，戰爭結果很難預料之時，毛澤東卻把毛岸英以一個普通志愿軍戰士的身份，送到了彭德懷的麾下。

志愿軍沒有空軍掩護的條件，赴朝作戰，所有的將士都冒著敵軍空襲的威脅，艱苦戰斗，沒有前方后方之分。在武器裝備的巨大懸殊之下，志愿軍取得了最后的勝利，把美軍從鴨綠江邊趕到了三八線以南，為中國贏得了戰略屏障。同時志愿軍付出了很大犧牲，毛澤東的長子毛岸英也獻出了28歲的年青生命，在志愿軍請示把遺骨運回祖國時，毛澤東強忍喪子之痛，婉言地謝絕了：“打仗總是要死人的。中國人民志愿軍已經獻出了那么多指戰員的生命，他們的犧牲是光榮的。岸英是一個普通戰士，不要因為是我的兒子，就當成一件大事。”青山處處埋忠骨，毛岸英就永遠地留在了異國他鄉。

許多善良的人也許要問，抗美援朝毛澤東為什么一定要讓自己的兒子上前線？

1951年3月，毛澤東的老朋友周世釗也向他問及此事，毛澤東說：“當然你說如果我不派他去朝鮮戰場上，他就不會犧牲，這是可能的，也是不錯的。但是你想一想，我是極主張派兵出國的，因為這是一場保家衛國的戰爭。我的這個動議，在中央政治局的會上，最后得到了黨中央的贊同，作出了抗美援朝的決定……要作戰，我要有人，派誰去呢？我作為黨中央的主席，作為一個領導人，自己有兒子，不派他去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又派誰的兒子去呢？人心都是肉長的，不管是誰，疼愛兒子的心都是一樣。如果我不派我的兒子去，而別人又人人都像我一樣，自己有兒子也不派他去上戰場，先派別人的兒子去上前線打仗，這還算是什么領導人呢？”

這就是毛澤東——我們的人民領袖！處處以身作則，模范帶頭，把國家的利益，民族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上行下效，帶領共產黨為人民服務。

 

十七、《武訓傳》的文化交鋒

 

1951年2月公演了一部電影《武訓傳》，講述清末武訓的故事。

清道光年，武訓出生貧寒，父親去世早，跟著母親要飯，雖受盡折磨，卻渴望能夠念書。他辛苦賣藝掙到錢，跪求私塾老師收他，結果被眾人嘲笑辱罵，趕了出來。母親死后，他被一位善良的伯母收養。為了不拖累別人，他到處流浪，外出打工謀生。17歲他給大地主張舉人做長工，結識了豪爽的車夫周大。得知女傭小桃因不識字被張舉人騙寫賣身契而賣身為奴，深感窮人不識字的痛苦。他也吃盡了不識字的苦頭，被賴工錢，被毒打……周大替武訓打抱不平被牽連入獄。

武訓沉思苦想，終于自認為感悟到窮人不識字就要永遠受欺負，于是決定要辦一個讓窮孩子上學不要錢的義學。為辦義學，武訓強裝笑臉，犧牲尊嚴以小丑的身份沿街賣藝乞討，跪在地上求人打他罵他換幾個賞錢。

從死牢越獄出逃的周大找到武訓，邀他一起造反，武訓拒絕與之為伍，堅持沉迷于辦義學識字改變命運。十年辛苦，武訓積攢下一百二十吊錢，存于地保高春山處，被高春山派人偷走字據，翻臉不認賬，武訓十年的心血毀于一旦。受此沉重打擊，武訓仍不放棄，又乞討賣藝任人羞辱二十年，攢夠了辦學的經費，開辦了義學。

實現了辦學愿望的武訓，仍然一囊一缽，四處奔走乞討募化。郭知縣得知武訓義學之事后，為他呈報請獎，張撫臺為他向皇上請封號、造牌坊。此時的清王朝因太平天國農民暴動處于危機之中，告急文書雪片般地飛向京城。清王朝的大臣們紛紛獻計，“對周大這樣的‘響馬’要剿，對武訓這樣的順民要撫。”光緒封武訓為“義學正”，賞穿黃袍馬褂。為其建造“樂善好施”的牌坊……

按說武訓是一個心地善良的好人，老百姓在民間巷議，同情并贊許他善良，本分，厚道，是正常的也是可以的。但是用電影的藝術形式大張旗鼓地造勢，占據文化陣地的主要媒介進行宣傳，他的思想意義和文化內含就不同了。果然，公演后輿論在舊文化的引導下，舉國上下一片叫好。竟有許多中央領導都對之贊譽有加，報刊評論連篇累牘，把武訓乞討募化提升為所謂愛國主義精神和為人民服務行為，極盡溢美之詞。似乎武訓成了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典范。甚至打出“為人民服務”的革命旗號來大力歌頌，這才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和重視。

新中國才成立兩年。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土地改革運動和揚眉吐氣的抗美援朝運動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新生的人民政權要一改幾千年勞動者低賤的舊思想，弘揚勞動人民高尚圣潔，有尊嚴的新風尚。

毛澤東敏銳地察覺到《武訓傳》這支舊文化復辟的暗箭，這是一般民眾并不深思的。如果像武訓那樣為了達到自己善良的愿望，不惜自毀人格笑迎侮辱，采取完全奴化的心態，希望通過似乎與世無爭的自輕自賤行為，來實現自己的樸素愿望，而不去思考造成自己和更多的窮人為什么上不起學的社會根本原因，這不正是幾千年來灌輸于國人心中的奴才心理嗎？

共產黨人幾十年流血犧牲奮斗吶喊，不就是為了勞動者不要像武訓那樣受欺壓受侮辱嗎！ 不正是為了喚醒民眾翻身解放當家作主，為了把勞動者變成有人格，有骨氣，有尊嚴的人嗎！

武訓作為生命個體和他的善良愿望來說，并沒有多少需要譴責的地方，頂多人們只是對其實現愿望的方式覺得不可取。必須肯定，武訓也確實不是為了沽名釣譽，而是實實在在地想為窮孩子做點好事?？吹剿脑庥?，心中難免會在一番涌動后滋生出帶著心酸難受的悲憫敬意，但絕不是由衷欽佩。就像舊社會有些女子為了親人看病或其他善良的目的，不得已被迫賣身接客，犧牲了自己的尊嚴和臉面，我們同情她的不幸，但決不能把這種輕賤人格，犧牲尊嚴的方式大加歌頌，甚至把它冠以“為人民服務”的旗號，號召社會學習，效仿。因為這種輕賤人格，犧牲尊嚴的方式是無產階級文化應該教育大家盡量避免的方式。

這樣一個有感人素材的故事并不屬于藝術代表性的個性素材，更不屬于思想教育性的典型素材，從無產階級文化的政治教育角度，他不應該加工成藝術作品，因為這個故事它在藝術上可能是感人的，但在思想上卻是負面的甚至是反動的。它一旦經過藝術加工訴諸全民視野大加渲染，其影響力就非同一般。它會使許多思想覺悟不夠的人們錯誤地認為，原來只要是為他人的善良愿望，任何沒有尊嚴的自損自輕自賤的行為都可取。那么，新中國樹立勞動人民揚眉吐氣當家作主的新思想，弘揚勞動人民高尚圣潔，自強自重的新風尚要到何時才能形成？

正因為《武訓傳》這種使人不講氣節不要尊嚴方式的“善良”誤導，將會對新生的人民政權產生負面甚至是反動的影響！與新中國的社會主義新思想和無產階級的新文化格格不入！

這才有日理萬機的毛澤東，親自操刀為人民日報撰寫社論，建議對這部看似普通的電影《武訓傳》進行討論，以便把許多自認為精通馬列主義的共產黨員甚至“理論家”從迷途中拉回來，教育他們清醒意識，提高無產階級的政治覺悟，并引導民眾覺悟起來。

1951年5月20日毛澤東在人民日報發表了社論：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

毛澤東在文章里首先從歷史背景上對武訓的行為進行了分析，一針見血地指出了武訓行為的被奴役性。他“根本不去觸動封建經濟基礎及其上層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熱地宣傳封建文化”，電影創作者卻把這種“奴顏婢膝的丑惡行為”當做共產黨人“為人民服務”一樣的行為進行宣傳歌頌。電影中以太平天國農民革命的失敗作反襯，宣揚武訓所走的奴才路線的可取性與合理性，這是一心為了國家民族獨立解放的共產黨人所絕對不能允許和容忍的。于是毛澤東嚴正指明：“承認或容忍這種歌頌，就是承認或者容忍污蔑農民革命斗爭，污蔑中國歷史，污蔑中國民族的反動宣傳為正當的宣傳。”

毛澤東一貫認為歷史是人民創造的，太平天國農民起義，雖然失敗了，可是它反帝反封的斗爭精神，正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動力源泉。毛澤東告誡過人們：“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到。”說明在對待反動的政權時，必須采取斗爭的辦法去推翻它，如果一味妥協遷，則會永遠無濟于事。

封建統治集團正是看中武訓身上的那種逆來順受的奴性，才有眾臣獻計獻策，所謂“對周大這樣的‘響馬’要剿，對武訓這樣的順民要撫。”是啊，多十個百個武訓那樣的人，封建統治依然牢固，可是多一個兩個周大那樣的叛逆者，統治者就會如坐針毯寢食難安。顯然，民眾是歷史前進的主要推動者，但歷史絕對不是由武訓那樣的民眾來推動的。

所以毛澤東在對電影創作者的思想誤區進行深入分析后，聯系近百年來中國的歷史實際深刻分析和告誡道：“我們的作者們不去研究一八四零年以來的一百多年中，中國發生了一些什么向著舊的社會經濟形態及其上層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爭的社會經濟形態，新的階級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決定什么東西是應當稱贊或歌頌的，什么東西是不應當稱贊和歌頌的，什么東西是應當反對的。”就是毛澤東在1942年延安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所講的，任何階級社會中的任何階級，總是以政治標準放在第一位，以藝術標準放在第二位的。資產階級對于無產階級的文學藝術作品，不管其藝術成就怎樣高，總是排斥的。無產階級對于過去時代的文學藝術作品，也必須首先檢查它們對待人民的態度如何，在歷史上有無進步意義，而分別采取不同態度。

做了上述分析后，毛澤東對準了黨內的相當一部分自稱馬列主義的理論家們。指出了這些人在革命勝利以后，沉積在心頭的資產階級思想有逐漸泛起的苗頭和危險。毛澤東對他們喪失鑒別和批判能力的危險性進行了直言的警示，要求大家對電影《武訓傳》開展討論，最終“求得徹底澄清在這個問題上的思想混亂”。

作為世界歷史上超第一流的頂級政治家，毛澤東對問題的透視的深刻程度遠遠高于同時代國內外一切政治家。對《武訓傳》的思想評論是新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回擊資產階級文化復辟的一次果斷批判。

 

十八、組織上入黨不等于思想上入黨

 

按說，共產黨員應該追求什么，做什么，是非常明確的，他本人也應該非常清楚。

毛澤東給共產黨確定的唯一宗旨就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個要求對共產黨員是否合理呢？是否強人所難呢？

今天的“法律黨”張口閉口法治精神，從法制角度來看。什么是法治精神？法治精神的本質就是契約精神。通俗的講就是按我們雙方事先約定好的辦。

看看所有的共產黨員，怎么入黨的？毛澤東拿著刀逼你們入的黨啦？沒有。是你們自己要求加入共產黨的，口頭要求還不做數，必須書面申請。寫份申請書就可以入黨嗎？不行，必須考察，是真心擁護共產黨嗎，愿意為共產主義奮斗終身嗎，無產階級要解放全人類，是會有犧牲的，是要獻出生命的，愿意嗎，能做到無怨無悔嗎？通過了考察，本人多次申請才會批準你加入共產黨。入黨的時候，你自愿面對黨旗，舉起拳頭宣過誓言：“我志愿加入中國共產黨，承認黨綱黨章，執行黨的決議，遵守黨的紀律，保守黨的秘密，隨時準備犧牲個人的一切，為全人類徹底解放奮斗終身。”

這些申請書，這些誓言是什么？就是契約！所有共產黨員為人民的利益犧牲自己個人的利益都是自愿的，而且入黨之前共產黨對風險和代價都事先充分說明了的，用“法律黨”的專業術語來說，就是履行了告知義務。共產黨員遵守和履行諾言是做為一個人的基本道德和起碼信用。

何況進入社會主義建設的和平時期，共產黨員所要犧牲的個人利益只是生活上保持艱苦奮斗，與戰爭年代要犧牲生命相比要小得多。共產黨員做人民的勤務員，這些要求共產黨員做的，與他們入黨時所承諾做的要少得多。即便是一個普通的人，遵守人的基本道德和起碼信用都是必須的，何況一個以更高革命理想，更高政治覺悟，更高道德標準要求自己的共產黨員，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更是理所當然，天經地義必須做到的！

所以在毛澤東的社會主義制度中，領導干部，工人農民只是革命分工不同，沒有高低貴賤之分。社會政治是平等的，黨員干部很多時候應該委屈自己，服務群眾。不是群眾逼你的，是共產黨員自愿，并發誓做到的。

如果某個共產黨員思想發生了變化，覺得為人民服務是一件吃虧的事，不愿意干了，想像普通群眾一樣勞動致富，或者覺得搞社會主義是錯誤的，應該搞資本主義，共產黨是否會像國民黨抓壯丁一樣，要把他關在共產黨內呢？黨章里明確規定，入黨自愿，退黨自由。

黨章第九條明確規定，共產黨員有退黨的自由。那些拋棄了信仰，改變了世界觀的人，完全可以大大方方地退黨，你退出了共產黨，交出了人民的權力，自然就不會再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來要求你，顯然，毛澤東給共產黨員確定的唯一宗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并沒有強人所難，沒有對共產黨員提出高于共產黨員承諾的要求，也沒有給共產黨員強加非做不可難題，你做不到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也沒關系，你退出共產黨，則自然就擺脫了這份清苦。

可見，毛澤東的社會主義制度，對新有權人共產黨的要求：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共產黨員在自愿前提下的基本要求，既符合法制精神，又兼顧民主自由，共產黨員應該有道德，遵守起碼的信用！

然而，新中國成立后，在共產黨應履行黨章中的法定義務，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時，黨內高層就出現“理論家”主張發展資本主義，

1950年1月13日，劉少奇就對安子文等人作過口頭的指示：“對發展資本主義必須有足夠的認識，在現階段應該鼓勵資本家剝削工人，剝削有理而不是有罪。現在剝削是救人，不準剝削才是教條主義。現在必須剝削，要歡迎剝削。”　

1951年5月13日，劉少奇在政協全國委員會民主人士學習座談會上講話，反覆強調：“我們如果實行工業社會主義國有化的政策，對人民并沒有好處，只會傷害工業生產積極性?，F在的農民是喜歡發財的，工農業過早地國有化、集體化是違背大多數人民的利益，違背進步的，也是反動的空想農業社會主義。為什么我們在現階段要說剝削有理呢？甚至我們就是要懇求資本家：資本家先生，我們請求你剝削一下，你剝削一下我就有飯吃，老婆孩子就能活下去。你不剝削我，我就什么事情也干不成，沒有飯吃了?，F在我們的許多資產階級民主人士，他們可以代表大多數人民利益，代表社會進步的利益，比我們的一些共產黨員更進步、更好，比工人更高明，覺悟更高。資本家不是唯利是圖，而是為人民服務，有進步作用……為什么不搞階級合作呢？我看只要合作下去，將來是可以和平進入社會主義的。”既然資本家是“為人民服務，有進步作用”那么共產黨革命，消滅剝削豈不是社會倒退？　

“理論家”還堂而皇之地搬出馬克思人類歷史發展規律的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再到社會主義，來佐證自己的正確?？磥碜呱鐣髁x還是走資本主義，在新中國一開始就出現了兩條路線的斗爭。發展資本主義這個明顯違背共產黨宗旨，和入黨誓言的思想傾向是非常錯誤的，這些人在黨內還有不是極個別，有一個群體，這個群體，毛澤東后來在文革時給他們確定了一個名稱叫“走資派”。

應該說這些人在組織上是入了黨，但是在思想上卻還沒有入黨或是還沒有完全入黨，這是共產黨的瑕疵，也是共產黨這個理想熔爐的水份。這些人在思想覺悟上距離共產黨員的標準存在差距，但過去他們在革命戰爭年代還是做了一些益于革命的工作。

對功臣自傲，貪圖享樂，確已墮落的貪污腐敗分子，毛澤東履行諾言，堅決嚴懲！

劉青山，張子善，都是經歷過長征的老干部。立有功勛。但新中國成立僅僅一年時間，他們就利用職權，貪污國家救濟糧款達171．億元（舊人民幣，1萬元折合現人民幣1元）。

黨內有人想找毛澤東說情，毛澤東知道后說：正因為他們兩人地位高、功勞大、影響大，所以才下決心處決他們！只有這樣，才能挽救20個、200個、2000個、20000個犯有不同錯誤的干部！

但對思想認識上存在差異的同志，毛澤東還是愛護的，寬容的。雖然意見相左，沒有關系，可以辯論，對他們思想上的錯誤盡可能幫助改正，不一棍子打死，而是批評，說服教育，統一認識，團結一道再共同前進。對積極工作的依然提拔重用，1956年提攜鄧小平為共產黨書記處的總書記，1959年培養劉少奇為國家主席。

說服黨內堅持社會主義路線形成團結一致后，否決了資本主義的生產資料私有，否決了封建王朝的封侯拜相，舊勢力新的攻勢又撲來了，那么，論資排輩的工資等級總要弄個吧？共產黨內，由于黨的宗旨，共產主義信仰，決不允許共產黨員為個人要權要官要利，入黨的誓言也使投機分子個人的要求無法直接提出，便以“向社會主義蘇聯學習”的借口，要搞軍銜制，要搞等級工資制，要把等級塞進追求平等的社會主義中國。面對眾口一詞的要求，面對“學習蘇聯”堂而皇之地理由，毛澤東很孤立，很無奈，也很寬容，既然大家把這個看成是一種榮譽，那就給這個榮譽吧，畢竟是從戰火中征殺而來，九死一生也當之無愧。但是毛澤東本人對此堅辭不受！任何人請求他接納，毛澤東都謝絕了。將帥們一致堅持給主席做的大元帥禮服，最終也未能穿在毛澤東身上。

毛澤東懷念過去，不止一次地感嘆，戰爭年代，共產黨和他所領導的軍隊過了二十多年沒有工資的供給制多好啊。沒有工資，沒有等級，生活物資人人平等。實行等級工資制后，各種“獎金刺激”“物質掛帥”開始陳渣泛起。

1958年張春橋撰文《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思想》強烈地抨擊了這種資產階級等級思想，文章回顧紅軍“供給制”的平等，毛澤東在《井岡山的斗爭》中說：“紅軍士兵大部分是由雇傭軍隊來的，但一到紅軍即變了性質。首先是紅軍廢除了雇傭制，使士兵感覺不是為他人打仗，而是為自己為人民打仗。紅軍至今沒有什么正規的薪餉制，只發糧食、油鹽柴菜錢和少數的零用錢。……”

這些辦法，士兵很滿意。尤其是新來的俘虜兵，他們感覺國民黨軍隊和我們軍隊是兩個世界。他們雖然感覺紅軍的物質生活不如白軍，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樣一個兵，昨天在敵軍不勇敢，今天在紅軍很勇敢，就是民主主義的影響。紅軍象一個火爐，俘虜兵過來馬上就熔化了。

在“供給制”的情況下，千千萬萬的人進行了幾十年的武裝斗爭，爬雪山，過草地，兩萬五千里長征，有誰發過工資？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難道也是靠工資刺激出來的嗎？“等級制”讓每一個有共產主義思想覺悟的人感到的是一種侮辱。

“等級制”后，也確實起了刺激作用。但是，并不是刺激起了生產的積極性，而是刺激起了爭名于朝、爭利于市的積極性，刺激起了鋪張浪費不以為恥反以為榮的積極性，刺激起了脫離群眾不以為恥反以為榮的積極性，有些最不堅定的分子就墮落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貪污腐化分子。原來有人說供給制度會使人們懶惰起來?，F在證明，恰恰相反，倒是等級制度把人弄懶惰起來了。有的干部多作一個小時的工作，也要計算加班費了。而在供給制的條件下，在革命戰爭中把自己的一切，以至生命都貢獻出來的人們，他們計算過什么什么費嗎？

更為嚴重的是，等級制演變為資產階級的法權思想和國民黨的官氣，有些干部同勞動人民的相互關系變化了，平等待人沒有了，對待群眾不是說服，而是壓服。破壞了黨的群眾路線，丟掉了黨的光榮傳統，所以文章呼吁我黨應徹底破除資產階級的法權思想，同群眾建立起平等的相互關系，上下左右完全打成一片，大家共同生活，共同勞動，共同工作。

毛澤東認為張春橋提出的問題很好，支持全黨討論。

為了反對等級，毛澤東主動帶頭降自己的工資；發出“6.26指示”“要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號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到農村去；1965年6月1日取消了軍銜制，要求軍隊找回井岡山官兵一致的作風。像井岡山時期那樣，領導干部只是在“軍事指揮上有話語權”，沒有其他特權，亦官亦民，官兵一致，自覺接受“士兵委員會”的群眾監督。

等級是毛澤東社會主義建設要消滅壓迫的主要“敵人”，毛澤東明確指出，社會主義建設就是要不斷地縮小工業和農業的差別、城市和農村差別、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差別。

可見在共產黨內，存在一些組織上入了黨，而在思想上還沒有完全入黨的人，這些人對社會主義建設和共產主義事業起阻礙作用。

 

十九、“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與“反右”

 

新中國的建設需要萬眾一心。農村土地改革讓農民都分到了土地，地主、富農也與農民一樣變成了只有同樣多土地生產資料的勞動人員，過去生產關系中所處的地主位置沒有了，為了平等地對待農業勞動者，當時土改法規定，這些地主富農幾年以后就摘掉地主剝削階級的帽子，到1955，1956年很多地方已經給地主、富農去掉了政治帽子。

新政權對帝國主義殖民統治資本的資產和國民黨反動政權的官僚買辦資本的資產，沒收歸人民所有，用于全民所有的國家壟斷經濟發展，對于民族資產階級的工商業，新政權尊重他們過去的經營積累，準備通過公私合營，對其進行社會主義改造。

當時也確實存在共產黨工農出身的干部文化知識欠缺的現狀，軍隊里展開了學習文化知識的大競賽，很多干部戰士刻苦學習，用幾個月或半年時間，突擊完成小學或初中課程，盡快轉換成社會主義建設者。新中國建設對有文化的知識分子需求量極大，為了發揮各類技術人才的作用并保證社會過渡的平穩，共產黨對城市各行業的技術人員，教育人員，管理人員和對暫未查出有血債的資本家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及國民黨政府人員大部分繼續留用參加新中國建設。

毛澤東1956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正式提出在科學文化工作中，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即藝術問題上“百花齊放”指文學藝術上的不同形式和風格可以自由發展；學術問題上“百家爭鳴”指科學研究上的不同學派可以自由爭論。營造更廣泛民主自由的無產階級文化氛圍。

為了推動民主毛澤東說：“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煩了，搞官僚主義，見了群眾一句好話沒有，就是罵人，群眾有問題不去解決，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現在，這個危險是存在的。如果脫離群眾，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農民就要打扁擔，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學生就要鬧事。凡是出了這類事，第一要說是好事，我就是這樣看的。”

“現在，有這樣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無憂，可以橫行霸道了。這樣的人，群眾反對他，打石頭，打鋤頭，我看是該當，我最歡迎。而且有些時候，只有打才能解決問題。共產黨是要得到教訓的。學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樣的事情，同志們要看作好事。要允許工人罷工，允許群眾示威。游行示威在憲法上是有根據的。以后修改憲法，我主張加一個罷工自由，要允許工人罷工。這樣，有利于解決國家、廠長同群眾的矛盾。無非是矛盾。世界充滿著矛盾。民主革命解決了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這一套矛盾?，F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資本主義和小生產的矛盾也基本上解決了，別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來了，新的矛盾又發生了?？h委以上的干部有幾十萬，國家的命運就掌握在他們手里。如果不搞好，脫離群眾，不是艱苦奮斗，那末，工人、農民、學生就有理由不贊成他們。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誰犯了官僚主義，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罵群眾，壓群眾，總是不改，群眾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說革掉很好，應當革掉。”

1957年毛澤東發表了《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準備開展針對共產黨內，部分黨員干部脫離群眾出現官僚宗派的現象進行整風運動。1957年4 月27日，中共中央公布《關于整風運動的指示》，決定在全黨進行一次以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為主題，以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為內容的整風運動，1957年5月4日發了《中央關于請黨外人士幫助整風的指示》發動群眾向黨提出批評建議。號召黨外人士“鳴放”，鼓勵群眾提出自己的想法、意見，也可以給共產黨和政府提意見，幫助共產黨整風。于是各界人士，主要是知識分子們，開始向黨和政府提出批評或建議改進。新聞界也跟進，刊出各種聲音。這段時期被稱為“大鳴大放”。正直的知識分子確實感覺到共產黨勇于自我批評的真誠。

幫助共產黨整風過程，一方面，黨內脫離群眾的干部受到批評監督，不少同志接受教育，改正了官僚作風，但也確有一些蛻化變質的官員對群眾的批評懷恨在心。

另一方面，給共產黨和政府提意見的有善意和正直的批評，意在希望黨員改進工作方法，也有一批仇視社會主義制度，反對工農勞動者當家作主政權的反動分子，先是試探性發泄不滿：“無產階級的小知識分子領導資產階級的大知識分子”、“外行領導內行”。湖北的報刊《長江日報》、《湖北日報》等就大量刊登了國民黨的留用人員的“意見”，這些人不是要民主，這些人只說工農干部沒有知識，說共產黨治不了現在的國家，言論的核心就是共產黨要交權！之后，這些反動勢力借大鳴大放對共產黨和中共政府批評的言辭更加激烈、尖銳，矛頭直指社會主義制度和共產黨政權，提出“共產黨與民主黨派輪流坐莊，輪流坐天下”、共產黨應下臺滾蛋等論調。

美國人李敦白1946年來到延安，1957年在廣播事業局工作。李敦白回憶1957年的情形：“當這些知識分子——學生、公務員、作家、編劇、教授、以及詩人一群起抗議時，其他人卻縮在一旁觀看。對大多數的北京市民來說，這些批評黨的人并不是爭取學術自由的英雄。相反，大部分人認為這些人是自私自利、不知感恩的城市書呆子，要求民主只是一種策略，目的是為了奪取黨的領導權，這對他們來說極為重要。郊區農民認為，如果這些知識分子掌了權，他們就會失去土地；工人也擔心失去他們剛剛爭取到的一天八小時工作制和提升的工資。”李敦白還提到有教授在報上發表言論后，“就必須要求公安保護，以免憤怒的工人沖到他家進行攻擊。”

當時大學、高中的絕大部分都是地主資本家和原國民黨政府的子弟，因為工農子弟沒有機會上，解放后開始有機會上學，也才小學畢業。所以高中、大學幾乎都是舊社會的富人子弟，這些因工農勞動者翻身而失去階級利益的剝削后代有少數懷著刻骨的階級仇恨，石家莊一個學校，有一部分畢業生暫時不能就業，學習要延長一年，引起學生不滿。少數反革命分子乘機進行煽動，組織示威游行，聲稱要奪取石家莊廣播電臺，宣布來一個“匈牙利”。貼了很多標語，其中最突出的口號：“打倒法西斯！”“社會主義沒有優越性！”這些人說，共產黨是法西斯，都必須打倒。北京清華大學，有個學生公開喊出：“總有一天老子要殺幾千幾萬人就是了！”

這些披著“知識分子”外衣的反動分子首先受到了工人和勞動群眾的強烈反對，廣播事業局的印刷工人也拒絕為某些在節目中陳述個人反黨反社會主義觀點的學者印刷講稿。“我們工人在解放后才開始被當人看，”他們說，“我們不會去印刷這些攻擊黨的稿子。”李敦白的岳母是個普通勞動婦女，她干脆把這些“知識分子“的言論稱之為“都是放屁”。

勞動群眾和工農干部對報刊大面積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非常憤怒！強烈要求反擊右派的進攻！群眾的要求被各級干部層層上報，呼聲甚高！此時，中央受到來自基層群眾和干部要求反擊的巨大壓力。毛澤東也看到了反動勢力的猖狂進攻，寫下了《事情正在起變化》：

“最近這個時期，在民主黨派中和高等學校中，右派表現得最堅決最猖狂……現在右派的進攻還沒有達到頂點，他們正在興高彩烈。黨內黨外的右派都不懂辯證法：物極必反。我們還要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他們越猖狂，對于我們越有利益。人們說：怕釣魚，或者說：誘敵深入，聚而殲之……什么擁護人民民主專政，擁護人民政府，擁護社會主義，擁護共產黨的領導，對于右派說來都是假的，切記不要相信。”

“人們反對扣帽子，這只是反對共產黨扣他們的帽子。他們扣共產黨的帽子，扣民主黨派左派中派和社會各界左派中派的帽子則是可以的。幾個月以來報紙上從右派手上飛出了多少帽子呢!中間派反對扣帽子是真實的。我們對中間派過去所扣一切不適當的帽子都要取掉，以后也不要亂扣。在三反中，在肅反中，在思想改造中，某些真正做錯了事，都要公開改正，不論對什么人的。只有扣帽子一事，對右派當別論。但是也要扣得對，確是右派才給他扣上右派這頂帽子。除個別例外，不必具體指名，給他們留一個回旋余地，以利在適當條件下妥協下來……必須確有證據，實事求是，不可過分，過分就是錯誤。”

“資產階級和曾經為舊社會服務過的知識分子的許多人總是要頑強地表現他們自己，總是留戀他們的舊世界，對于新世界總有些格格不入。要改造他們，需要很長的時間，而且不可用粗暴方法……他們對我們提出的批評，大多數是對的，必須接受。只有一部分不對，應當解釋。他們要求信任，要求有職有權，是對的，必須信用他們，必須給以權責。右派的批評也有一些是對的，不能一概抹殺。凡對的就應采納。右派的特征是他們的政治態度右。他們同我們有一種形式上的合作，實際上不合作。有些事合作，有些事不合作。平時合作，一遇有空子可鉆，如像現在這樣時機，就在實際上不想合作了。他們違背愿意接受共產黨領導的諾言，他們企圖擺脫這種領導。”

“全國有幾百萬資產階級和曾為舊社會服務的知識分子……多數人的批評合理，或者基本上合理，包括北京大學傅鷹教授那種尖銳的沒有在報紙上發表的批評在內。這些人的批評目的，就是希望改善相互關系，他們的批評是善意的。右派的批評往往是惡意的，他們懷著敵對情緒。善意，惡意，不是猜想的，是可以看得出來的。”

“這一次批評運動和整風運動是共產黨發動的……畢竟好的是多數，壞的是少數……有反共情緒的右派分子為了達到他們的企圖，他們不顧一切……他們越做得不合理，就會越快地把他們拋到過去假裝合作、假裝接受共產黨領導的反面，讓人民認識他們不過是一小撮反共反人民的牛鬼蛇神而已。那時他們就會把自己埋葬起來。”

“在我們的國家里，鑒別資產階級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政治上的真假善惡，有幾個標準。主要是看人們是否真正要社會主義和真正接受共產黨的領導。這兩條，他們早就承認了，現在有些人想翻案，那不行。只要他們翻這兩條案，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沒有他們的位置。那是西方世界（一名自由國家）的理想，還是請你們到那里去吧! ”

“大量的反動的烏煙瘴氣的言論為什么允許登在報上？這是為了讓人民見識這些毒草，毒氣，以便鋤掉它，滅掉它。”

“我們同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的又團結又斗爭……現在是黨外人士幫助我們整風。過一會我們幫助黨外人士整風。這就是互相幫助，使歪風整掉，走向反面，變為正風。人民正是這樣希望于我們的，我們應當滿足人民的希望。”

1957年6月8日，中央開始反擊右派，就右派的數量毛澤東做過兩次批示，第一次批示，全國范圍內打成右派的，人數不得超過3千人，后來統計出有憑有據反對社會主義的遠不止這么多，形勢發展得太厲害了，毛澤東再次修改了這個數字，改成了6千人。

應該說，毛澤東對這些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是太善良了，首先確定了一個原則：大部不捉，一個不殺。即，真憑實據的反革命，由機關清查，但是公安局不捉，檢察機關不起訴，法院也不審判。一百個反革命里面，九十幾個這樣處理。這就是所謂大部不捉。即使反革命分子揚言“老子要殺幾千幾萬人”也一個不殺。

毛澤東批示只6千人，對右派是非常寬大了，顯然，毛澤東只是主張批判那幾個代表人物就算了，試想，全國有3千多個縣，平均每個縣不到2人。

要形成全國范圍如此巨大的反黨反社會主義浪潮，右派當然不止幾個代表人物。在北京上海及省會大城市的大學高校，一個要共產黨下臺滾蛋的骨干，都有一大群搖旗吶喊，擂鼓助威的“剝削余孽”。

具體操辦“反右”工作的是中共中央書記處，由總書記鄧小平主抓，鄧小平對右派就沒有毛澤東的仁慈，鄧小平同志去北京清華大學講了一次話，他說，你要殺幾千幾萬人，我們就要專政。由而毫不留情地把55萬頂右派分子帽子分派給了大大小小的反社會主義分子。平均一個縣一百多個，這其中有沒有擴大了打擊范圍，冤枉了一些人呢？這可能就難免了，一是工農群眾對地主資本家企圖重新剝削勞動者的憤怒難免過火，二是有少數蛻化變質干部借機對提意見的打擊報復。這其中鄧小平在劃定右派時說了兩句話：“反黨必反人，反人就是反黨。”這個“反人就是反黨”很厲害，可以理解為：反對某個單位領導就是反黨。與毛澤東所指示的“必須確有證據，實事求是，不可過分，過分就是錯誤。”出現偏離。卻為少數黨內官僚完成總書記下達的打右派指標提供了操作空間?？倳浄从覕U大化，黎陽先生對其政治手腕有直白的評論：剛當上總書記，需要用政績鞏固自己的權力，就“按指標抓右派”，搞得人人自危，從此“寧犯政治錯誤、不犯組織錯誤”，再也沒人敢對自己不敬。是否準確，供后人參考。

右派如此瘋狂地反對社會主義，也讓共產黨意識到，這些新中國成立時，聲稱擁護社會主義，擁護共產黨領導的剝削階級舊知識分子還是靠不住的，他們還是想變天，還想回到過去的舊秩序，夢想把工農干部都趕下來。于是1957年出現了轉折，地富的帽子不摘了，因為他們的思想還沒有改造好。

這些資產階級和國民黨政府的舊知識分子，在毛澤東主導的這次新中國政權更替中，若按純階級地位變更來處理，他們會被受剝削的勞動群體肉體消滅，但毛澤東卻以政治協商的方式團結各階層力量共同建設國家，只要擁護社會主義，擁護共產黨，過去反人民的罪過可以既往不咎。新政權給這些知識分子和技術人員的工資待遇很高，有些比共產黨最高領導人毛澤東的工資還高，民族資本家公私合營，所拿利息也相當豐厚。他們的生活水平仍然是居于社會上層的。這些人并不感激共產黨的仁厚。卻借共產黨歡迎黨外人士提意見的善意開明之機，全國范圍掀起了反社會主義，趕共產黨下臺的輿論風暴。跳到人民政權的敵對面，企圖借勢奪取工農勞動者的政權。

這就像是工農群眾蓋了一所房子，請過去的地主老財到家做客，參與家庭管理，好酒好菜招待他們吃喝，并客氣地請他們提些好的建議。這些人并不感激工農群眾的既往不咎和豐盛款待，借機大吵窮鬼不會管理，要“輪流坐莊”，揚言“百分之九十五的共產黨員都該殺”把主人趕出去！如果你是主人，你能答應嗎？能不反擊嗎？這些反社會主義，反共產黨的反動分子被打為右派是其自己造成的。

但毛澤東仍然本著教育的目的，在兩年后，1959年中共中央發出了關于分期分批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指示，到1964年，先后五批給被劃為右派分子的多數人摘掉了右派帽子。

然而，毛澤東去世后，1978年4月中共中央決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似乎要“改正”反右的“錯誤”，反右錯了嗎？反對社會主義，趕共產黨下臺，“百分之九十五的共產黨員都該殺”是人民內部矛盾嗎？把他們打成右派錯了嗎？我們看看1978年被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茅于軾自己是如何說的，“就事論事而言，我也不認為我需要平反。人家都說：某某人被錯誤地打成右派，我是準確地被打成了右派，一點也不冤枉，因為我當時確實是想走資本主義道路。”

 

二十、大躍進的功過

 

毛澤東反對等級，實行平等，但是平等不等于平均，更不是平均主義。對共產黨內和黨的軍隊，毛澤東希望保持過去供給制的平等，是因為黨和軍隊進行了共產主義理想的教育，大家的思想覺悟具備這個基礎，而且共產黨員做過這樣承諾，要求共產黨員信守承諾合情合理。但是對普通老百姓，就不能用這個標準來要求，還是要按勞取酬，等價交換。因為老百姓還沒有那樣的覺悟，對老百姓要慢慢思想引導。

在全黨大干社會主義思想統一后，毛澤東主動退居二線，專心考慮國際政治戰略，讓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在一線多鍛煉應對。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正式通過了“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開展了建設的大躍進。應該肯定全國上下大干社會主義的精神和勁頭是非?？少F的，建設的項目很多，為國家的工業化建設完成了很多基礎設施建設，新中國各地的工業基地基本都是那時上馬的，新中國的科學家們，正是在大躍進精神的鼓舞下，推翻了一百多年來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貧油國”的錯誤結論，在大慶找到了石油。今天的石化工業、汽車工業都是受益于大躍進的成果，大躍進創造的奇跡有多少年青人知道，為什么不知道？

第一臺半導體收音機制成（1958·3·11）

第一套電視發送設備試制成功（1958·3·17）

第一臺40馬力柴油拖拉機出廠（1958·4·12）

第一臺最大的平爐在鞍鋼建成出鋼（1958·6·1）

第一個最大的煉鋼廠武鋼煉鋼廠開工興建（1958·7·17）

第一臺內燃電動機車試制成功（1958·9·14）

第一艘由蘇聯設計中國制造的排水量2.21萬噸遠洋貨輪“躍進號”下水試航（1958·11·28）

第一臺138噸交流電力機車試制成功（1959·1·1）

第一座重型拖拉機廠建成投產（1959·l·1）

第一臺液力傳動的內燃機車試制成功

第一座大型氮肥廠建成，試制首批氮肥（1960年）

第一臺1.2萬噸壓力自由鍛造水壓機制成（1962年）

這12個第一，為鋼鐵、機械制造、交通運輸、電力、電視及航海事業的發展，奠定了初步基礎。

1958年1月，寶成鐵路全線通車（全長668.5公里）

1958年1月，鷹廈鐵路全線通車（全長698公里）

1958年3月1日，昆明鐵路同越南鐵路正式開始國際聯運

1958年8月，包蘭鐵路通車（全長1000公里）

1958年10月21日北京一包頭一銀川一蘭州航線正式通航

1959年2月7日，黔貴鐵路正式通車（全長605公里）

1959年4月1日，北京—平壤國際航線正式通航

1959年12月，重慶白沙沱長江大橋建成通車

1960年1月1日，蘭新鐵路通車（全長1315公里）

1960年4月21日，鄭州黃河大橋建成通車

蘭新、寶成、黔貴、鷹廈、包蘭五條鐵路的建成，構建了西南、西北和中南內陸交通網絡，對這些地區的經濟發展發揮了巨大推動作用。

1958年6月，第一座實驗性原子反應堆開始運轉，同時建成回旋加速器

1959年9月，第一臺每秒運算1萬次的快速通用電子數字計算機試制成功

中國發展尖端科學邁出了重要的一步，為國防事業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加上之前1952年開始引進的其他大型項目：

鞍山鋼鐵技術項目：引進技術1952年開始到1953年11月先后建成大型軋鋼廠、無縫鋼管廠和第七號自動化煉鐵爐，薄板廠、第二初軋廠也分別于1954年和1956年竣工投產。

大連電力技術項目

撫順礦業技術項目

沈陽航空技術項目： 1956年建成年產1000架噴氣式殲擊機的制造廠

長春汽車技術項目： 1953年7月15日開始動工興建。1956年7月13日，長春第一汽車制造廠建成并試制成功第一批國產載重汽車，毛澤東把這種汽車命名為“解放”牌。10月15日正式移交生產，年產載重汽車3萬輛

吉林石化技術項目

哈爾濱重型機械技術項目

齊齊哈爾特種鋼鐵技術項目

包頭鋼鐵技術項目

北京電子技術項目

北京戰略火箭生產總廠項目

洛陽礦山機器項目

石家莊醫藥技術項目

承德鋼鐵技術項目

株洲航空發動機技術項目　　

武漢鋼鐵技術項目：每年提供的鋼材量占全國總產量的十分之一

武漢重型機床技術項目

武昌船舶技術項目

山西新華化工技術項目：1956年引進，是我國最大的防化器材基地。

江西大吉山有色金屬技術項目

云南開遠電力技術項目

成都773電子束管技術項目

西安飛機制造技術項目

甘肅蘭州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項目：1957年與前蘇聯國際技術合作創立，引進了1．5米經典回旋加速器，為我國開展核物理研究提供了條件。

新疆醫科研究教育項目等等。

……

新中國引進國際技術和技術合作大型項目多達一百五十多項。是中國歷史上幾千年以來技術引進最多的大發展的年代。

1958年5月，修建十三陵水庫

1958年11月18日，海河大壩合攏，華北五條內河淡水資源保護工程。

1958年12月9日，黃河三門峽截流工程全部竣工

1960年1月1日，黃河劉家峽水庫勝利截流

1960年，河南省林縣紅旗渠破土動工，歷時9年，于1969年7月竣工。全部工程為民辦。

1960年2月24日，黃河青銅峽水庫攔河壩合龍截流

1961年3月17日，廣東省珠江三角洲排灌電力網第一期工程完成，受益農田250萬畝

數億農民和廣大水利工作者，忍饑耐寒，長年苦戰在工地上，從事著造福于子孫后代農田水利的艱苦事業。

農業合作化，人民公社，大躍進的積極意義和重大作用不容抹殺！當然，也出現了一些問題，出現了一些老百姓反感的做法和脫離實際的浮夸。頭一個夸下?？诘木褪呛幽鲜∥瘯泤侵テ?，在1958年3月成都會議上說下大話：河南省今年糧食產量可增產幾百億斤，河南的糧食問題今年可望過關。毛澤東根本不信，給他頂了回去。毛澤東說：試試看，這種人表面上“左”，實際上是形“左”實右。

毛澤東對《人民日報》總編輯兼新華社社長吳冷西要求“鼓吹高指標，鼓吹浮夸風一律不登報。”

吳冷西回憶說：“1958年3月，在成都會議期間，毛主席找我談話，毛主席說：‘河南提出苦戰一年，實現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和消滅文盲。遼寧要實現三自給（即糧、菜、肉自給）。我懷疑是錯誤的，河南提出今年辦四件大事，有些可能做到，有些可能做不到。就算都做到，也不要登報?！度嗣袢請蟆酚彩且ㄗ　７駝t這個省登，那個省登，大家搶先，搞得天下大亂。一年完成不登報，兩年完成恐怕也不要登報。各省提口號恐怕時間長一點比較好。我就有點機會主義，要留有余地。’” （吳冷西：《憶毛主席》新華出版社1995年版第63頁）

毛主席說：“報紙宣傳要慎重，不要講過頭話。”

但是河南還是打出了浮夸的第一槍，先是遂平縣委副書記趙光，將畝產四五百斤小麥，虛報成3200斤；又有西平縣城關公社則出現了畝產小麥7320斤上報。后經調查，這兩個公社的畝產數字是謊報。正當信陽地委準備糾正時，繼《河南日報》之后，《人民日報》大登特登畝產幾千斤的消息。還發了號外。從此浮夸風愈刮愈大，為高指標，浮夸風唱贊歌。當時最權威報刊《人民日報》是中共中央總書記和宣傳口負責人彭真具體主管。

之后1958年8月4日《人民日報》報道了，劉少奇到山東省壽張縣視察，社干部向他匯報畝產幾萬斤，少奇聽后贊揚他們說：你們打倒了科學家，他們想都不敢想的你們做到了，這是一個革命。

1958年8月27日《人民日報》，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報》，1958年9月30日《人民日報》都報道記載了劉少奇對畝產萬斤的支持和肯定。

讓老百姓嫉恨的是：1958年少奇同志大搞“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窮隊富隊“共產平均”，“一平、二調、三收款”，“男女老幼分班”“打破家庭集中居住，”對老百姓實行準軍事化管理。這的確讓老百姓感到很不情愿。

我們發現，大力推行這種“很革命”做法的這些高級干部基本上是曾今主張發展資本主義，后來被毛澤東定為“走資派”的這個群體。

毛澤東處置完蘇聯的聯合艦隊和長波電臺要求，運籌布局完炮擊金門戰役安排后，發現浮夸風等問題，看到一線工作的同志確有不妥的做法，就緊急糾風。

1958年11月2日—10日召開了第一次鄭州會議毛澤東指出取消商品經濟是違背客觀經濟規律的。強調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要大發展。毛澤東在會上多次批評劉和陳伯達等人主張取消商品經濟的錯誤觀點。他說：現在我們有些人大有消滅商品生產之勢，沒有懂得利用其作用的重要性。這是不承認客觀法則的表現。毛澤東在講話中強調：現在還是要利用商品生產、商品交換、價值法則來作為一種有用的工具。我國也有這種人。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全民所有，廢除商品，實行調撥，那就是剝奪。各級干部要實事求是，不許說謊虛報；堅持走群眾路線，不許對群眾強迫命令。

建議大家讀兩本書，《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社會》，要聯系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經濟建設去讀這兩本書，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澄清混亂思想，統一思想認識。使自己獲得一個清醒的頭腦，避免瞎指揮。

為了讓大家弄懂價值法則，等價交換。毛澤東在這次鄭州會議上領讀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材，強調劃清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集體所有制與全民所有制的界限，肯定現階段我國是社會主義社會；還需要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按價值法則等價交換。

鄭州會議最后，毛澤東起草了《鄭州會議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糾正人民公社的共產風和浮夸風等錯誤。

盡管毛澤東千辛萬苦力糾“左”傾錯誤，對頭腦過熱的人進行耐心的教育，然而他們聽了嗎？沒有。1959年2月下旬，毛澤東赴河北、山東、河南三省調查研究，發現八屆六中全會《決議》做出的關于糾正“共產風”的決定精神并未貫徹，“一平、二調”的現象仍然相當嚴重。于是，毛澤東于2月27日至3月5日，在鄭州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即第二次鄭州會議，專門研究糾正“共產風”的問題。

在會議中，毛澤東對“共產風”進行了更嚴厲的批評。他說：從去年9月人民公社成立后，刮起了一股“共產風”，主要有三條：一是窮富拉平，二是積累太多，三是豬、雞、鴨、（有的部分，有的全部）無償歸公社，還有部分桌椅、板凳、刀、鍋、筷等無償歸公社食堂，還有大部分自留地歸公社……。這樣一來，“共產風”刮遍全國。毛澤東批評說：無償占有別人勞動成果，這是不允許的。我們對民族資產階級的生產資料都還采用贖買政策，怎么可以無償剝奪農民的勞動成果呢？這樣做，實際是搶產，沒給錢，不是搶是什么？這樣下去，一定垮臺！

毛澤東又說：我代表1000萬隊長干部，五億農民說話，堅持右傾機會主義（按：當時如果誰反對劉推行的“共產風”就被他們批判為右傾，所以毛澤東這樣說——筆者注），貫徹到底，你們不跟我貫徹，我一個人貫徹，直到開除黨籍，要到馬克思那里告狀！

為了引起大家重視，在3月5日的發言中，毛澤東嚴厲的批評說：共產主義沒有飯吃，天天搞共產，實際上是搶產，向富隊共產。舊社會謂之賊，紅幫謂之搶，青幫叫偷，搶和偷的科學名詞叫無償占有別人勞動成果。

毛澤東把“共產風”上綱為“左”的修正主義，冒險主義。他批評說：誤認社會主義為共產主義，誤認集體所有制為全民所有制，誤認按勞分配為按需分配，想快反而慢。武昌會議時，價值法則、等價交換己弄清，但根本不執行，等于放屁。

毛澤東講這番話，顯然是對XX等人拒不執行武昌會議精神和八屆六中全會精神，繼續推行錯誤做法的嚴厲批評。并要求凡是通過“共產風”拿了群眾的東西，堅決退賠。

毛澤東說：“縣、社寧可把家業統統賠進去，破產也要賠。因為我們剝奪了農民，這是馬列主義完全不許可的……一定要堅決退賠，各部門、各行各業平調的東西都要堅決退賠。賠到什么都沒有，公社只要有幾個人、幾間茅屋能辦公就行……所有縣、社的工業，房屋，其他財產等，凡是平調來的，都要退賠，只有退賠光了，才能白手起家?？h、社干部可能會不滿意，但是只有這樣，才能得到群眾，得到農民滿意，得到工農聯盟。我們在井岡山時期紅四軍的布告中就講平買平賣，“八項注意”中就有買賣公平這一條。平買平賣就是等價交換。我們歷來主張買賣公平，等價交換……要糾正“共產風”，就要真兌現，不受整、不痛一下就得不到教訓。苦一下、痛一下，這樣才能懂得馬克思主義的等價交換這個原則。一平二調是上面搞出來的，誰搞誰負責。退賠兌現了，干部作風才能轉變。”

毛澤東經過幾個月的努力終于制止糾正了一線領導工作中的錯誤。

為了防止各級部門傳到中央精神時，再打折扣，毛澤東親自發表了對六級干部的公開信，省、地、縣、公社、大隊、到小隊干部。告訴他們：

“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標。不管這些，只管現實可能。”

“密植問題就得由生產隊、生產小隊商量決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無用，而且害人不淺。因此，根本不要下這種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規定一個密植幅度，不當作命令下達，只供下面參考。”

“一定要有儲備糧，年年儲一點，逐年增多，經過十年八年奮斗，糧食問題可能解決。在十年內，一切大話、高調切不可講，講就是十分危險的。”

“三年以內，要力爭多種，目前幾年的方針是：廣種薄收與少種多收的高額豐產田同時進行。”

“農業的根本出路在于機械化。要有十年時間，四年以內小解決，七年以內中解決，十年以內大解決。今年、明年、后年，這三年內，主要依靠改良農具，半機械化農具，每省每地每縣都要設一個農具研究所”

“講真話問題。包產能包多少，就講能包多少。不講經過努力實在做不到而又勉強講做得的假話。各項增產措施，實行八字憲法，每項都不可講假話。”

“應當說，有許多假話是上面壓出來的。上面一吹二壓三許愿，使下面很難辦。因此，干勁一定要有，假話一定不可講。”

毛澤東在信的最后說：“同目前流行的一些高調比較起來，我在這里唱的是低調，目的在真正調動積極性，達到增產目的。如果事實不是我講的那樣低，而達到了較高的目的，我變為保守主義者，那就謝天謝地，不勝光榮之至。”

經過毛澤東的艱苦努力，到毛澤東致六級干部的公開信的發表，大躍進中的高指標、浮夸風和“共產風”才得到糾正。社會主義建設回歸正常發展的軌道。

全面地，客觀地看大躍進，其在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所起到巨大作用是無法否認的，其正面意義大于負面的不足，而且，即便是這些負面的錯誤也不是毛澤東做的，恰恰是當時處于一線具體工作的領導人推動的，毛澤東發現問題后召開了幾次中央會議，并親自寫公開信來糾正錯誤。盡管有些領導人宣傳的畝產萬斤有些荒唐，是個笑話。但毛澤東并不把這些錯誤定性為主觀目的的故意，而是善意的理解為他們只是對經濟規律的認識不夠，好心辦了錯事。因而毛澤東只是批評幫助，說服他們改正錯誤，并沒有追究他們的責任，也沒有對他們進行組織處理?？傊灾尾【热?，團結教育為目的。

 

二十一、廬山會議風云

 

1959年7月2日至31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江西廬山召開。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各省委第一書記、中央和國家機關一些部門的負責同志參加了會議。

會議目的是分析形勢，以便從“左”的錯誤中汲取教訓，對后面的工作做出科學安排。會議開始，毛澤東提出18個問題要大家討論：1、讀書；2、形勢；3、今年的任務；4、明年的任務；5、四年的任務；6、宣傳問題；7、綜合平衡問題；8、群眾路線問題；9、建立和加強工業企業的各項管理制度和提高工業產品質量問題；10、體制問題；11、協作關系問題：12、公共食堂問題；13、學會過日子問題；14、“三定”政策；15、農村初級市場的恢復問題；16、使生產小隊成為半核算單位；17、農村黨團組織的領導作用問題；18、團結問題。

毛澤東對確定總路線以來的工作中概括了三句話：“成績偉大，問題不少，前途光明。”從新中國十年引進一百五十多項特大型技術項目，全民學文化，學技術，社會主義勞動競賽的精神面貌，和全面的社會主義建設成果來看，“成績偉大”沒有絲毫的夸耀。同時毛澤東也清醒地看到問題不少。所以毛澤東準備肯定成績，改正錯誤，團結一致，鼓勵大家，社會主義事業充滿希望。會議的開始階段氣氛很輕松，稱為“神仙會”。毛澤東意在從“左”的錯誤中汲取教訓，而且“左”的錯誤通過毛澤東幾個月的努力，已基本糾正。

會議風向的變化是由于彭德懷的“意見書”。

彭德懷7月14日呈送了一封給毛澤東的信（即“意見書”），陳述自己對1958年以來黨的工作的看法。信中所列述的事實也都是大躍進期的“左”傾問題，這些問題毛澤東在前兩次鄭州會議和武昌會議等專門糾正“高指標”、“浮夸風”、“共產風”的會上，毛澤東已做了嚴肅的批評，且已讓一線主抓經濟工作的領導同志認識到錯誤并改正了錯誤。廬山會議的目的是汲取教訓。

彭德懷的“意見書”，也不是沖毛澤東來的，錯誤是一線經濟工作的領導者諸人犯下的，彭德懷心知肚明。彭德懷對這些錯誤不能容忍，這很正常，完全可以在兩次鄭州會議和武昌會議，毛澤東糾風時及時地助主席一臂之力，讓錯誤盡快改正。可是，在需要黨內干部一起站出來仗義執言的時候，卻是毛澤東孤身在堅守“你們不跟我貫徹，我一個人貫徹，直到開除黨籍，要到馬克思那里告狀！”

在毛澤東已經糾正了錯誤，統一了認識，開始總結教訓團結多數的時候，彭德懷卻又把過去的舊賬翻出。是什么原因呢？毛澤東也明白，彭德懷是認為犯了錯誤不能只說改正了就算了，還應該追究當事者的責任。希望毛澤東能出面主持這個公道，給當事者應該的紀律處分。

這毛澤東就不得不慎重考慮了：

其一，“意見書”中所說的問題，是已經改正過了的事，再翻騰這些“陳芝麻、爛谷子”已無意義；而作為歷史教訓來汲取，以便改進工作，這正是會議的宗旨，會議正是以這個目的進行的。

其二，劉少奇作為毛澤東選定的接班人，剛剛（1959年4月）接替了國家主席，在這個時候把劉、鄧、彭真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中的錯誤公開出來，不僅黨的接班人的問題要做重新考慮，而且黨中央領導機關也須重新調整，這對全黨來說，是牽一發動全身的大事。

其三，盡管“意見書”中所反映的問題，是實際工作中確實存在的錯誤，但毛澤東一向主張保護同志的革命熱情，出現錯誤，幫助教育，不潑冷水，不挫斗志。故而毛澤東寧愿自己承提責任，而不去責怪下屬。

既然彭德懷提出了看法，毛澤東是開明的，也不壓制彭德懷的意見，7月16日，毛澤東批示，將彭德懷的信印發到會同志討論。各組討論幾天，會上議論紛紛，意見不能統一，彭德懷與張聞天、黃克誠、周小舟等幾人觀點一致，人雖不多，但彭德懷不依不饒，咄咄逼人，是進攻勢態。要查責任，火力指向了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三面紅旗。

不同意彭德懷意見的有剛上任的國家主席劉少奇及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等領導和多省一把手，參與領導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的一線領導，人數眾多。

7月23日上午，毛澤東做了長篇講話，對爭論的兩派各打五十大板，然后做自我批評，主動替一線同志承擔領導責任，是息事寧人的態度，希望不再爭議。

彭德懷等人，因意見沒有得到毛澤東的支持，心中不滿，認為這對我們這些主張糾“左”的同志來說，相當于一記當頭棒喝。當天晚上，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湖南省委常務副書記周惠，跑到總參謀長黃克誠那里去發牢騷，彭德懷也來了，還來了個李銳，（這個李銳其實是沒有資格參加廬山會議的一個通訊記者，因寫過內參報告轉呈給毛澤東看過，李銳爭取到了做會議工作人員，此人極不正常地在中央領導的秘書間穿梭打探首長的意圖，并擠到首長的茶聚中去制造機會，吸引首長關注。）幾個人當時很激動，挨了批評，思想轉不過彎。講了一些在當時卻非常犯忌的話，包括說毛澤東的做法“很像斯大林晚年”、“一手遮天”、“翻云覆雨”等等。

事情巧的是，發完牢騷后，從黃克誠那里出來，剛好碰見公安部長羅瑞卿。羅一向自稱是毛主席的“大警衛員”，負責黨內安全工作，深夜見到幾個剛剛挨批的人聚在一起，自然產生警覺。就把這件事捅到會議上，大家便追問晚上聚在一起說了些什么？

如實說出來，也沒有什么。就是這個李銳自作聰明，捅了第一個大婁子。李銳想騙取毛澤東的信任，給主席寫了一封信，說明 23 日晚上的情況。寫信是可以的，但關鍵是他在這封信里撒了謊，他隱瞞了那天晚上幾個人說的哪些最敏感的話，同時卻發下了“ 請主席相信我是以我的政治生命來說清楚這件事。如不屬實，愿受黨紀制裁 ”這樣的重誓。毛澤東為平息大家的誤會把李銳的信作為會議文件印發給大家。

謊言通常會埋下大禍，像一顆定時炸彈。

后來黃克誠在小組會上講出了那些犯忌的話，這顆炸彈就爆炸了，膽敢背地攻擊毛主席。而且李銳用撒謊信欺騙領袖，引起眾多中央領導的公憤，不能容忍。大家立即產生新的問題：你們為什么要撒謊？是不是心里有鬼？還隱瞞了什么？究竟在搞什么陰謀？由于已經撒了謊，信任被破壞了，這個問題就再也說不清楚了。

這樣，彭德懷一方因李銳的撒謊陷入被動，另一方轉入攻勢，前幾天彭德懷批評他們一線領導瞎指揮，浮夸風，共產風，有事實為證，眾多有份沾包的大干部們心中理虧，也只能是防守辯解，“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沒有錯”。現在發現你彭德懷是反對毛主席，矛頭對著三面紅旗，這樣的右傾機會主義，豈能放過。因此，一下子形勢驟然逆轉，針對彭德懷的揭發和批判鋪天蓋地。

彭德懷等幾人頂不住輿論，做了檢討。毛澤東對彭德懷等背后所說的壞話也不計較，并不支持他們對彭德懷窮追猛打，所以到了7月31日預定的會議結束時間，毛澤東宣布散會。準備收拾東西下山，沒有給彭德懷定什么錯誤，做什么決定。

然而，有人不肯就此罷休，31日晚上，已經宣布散會了，卻有眾多的人在會堂爭吵了一夜，聲音很大，毛澤東的住處美廬別墅都能聽到，毛澤東一夜都未能入睡?？磥磉@個問題不解決，黨內無法平靜。8月1日，準備下山的毛澤東被迫改變主張。決定8月2日，舉行八屆八中全會。通知其他的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上山出席會議。

繼續的會議，毛澤東很真誠地同彭德懷交心，雖然毛澤東曾稱彭德懷是猛張飛。但毛澤東很清楚彭德懷不是張飛的思想簡單，心里有不愿相告的想法。所以毛澤東對彭直言：“你不交心。一個心交，一個心不交。人們只看到你簡單、坦率、心直口快，初交只看到這一面。久了，就從現象看本質。彎彎曲曲，內心深處不見人。”

“鄧小平在你面前有顧慮，對你并非沒有意見。”

“你跟人的關系搞不好，10個元帥，除自己外，都對你有意見，工作怎能做好？”

“我66歲，你61歲。我快死了。許多同志有恐慌感，難對付你。很多同志有此顧慮。”

之后會上，其他元帥、將軍不利于彭德懷的揭發愈來愈有分量。

周恩來在常委會上說：“方向是對總路線進攻，站在右傾立場，信的鋒芒指向總路線。”

“廬山會議前彭德懷率軍事代表團到蘇聯和東歐一些國家訪問，在蘇聯時，赫魯曉夫利用會見彭德懷的機會批判中共，但是，彭德懷當時沒有把赫魯曉夫這些批判給頂回去，回國后彭德懷也沒有匯報此事。同他一起去訪問的，肖華上將，回國以后，給黨中央和中央軍委作了匯報。”有人提出，彭德懷有里通外國的可能。

“在去廬山開會的火車上，彭德懷對康生等說，我們大躍進的缺點，他也做了調查，搞不好我們也得請蘇聯紅軍來幫助我們。”這件事與會中央委員非常震驚認為彭德懷可能勾結外國勢力，要求毛主席重視。

“廬山會議期間，北京只留下陳毅同志留守，陳毅對尤金講，我們中央同志都上山開會啦，北京就剩下我一人了。也不知道是出于開玩笑，還是有意試探，尤金說，那你可以搞政變了。”陳毅當天晚上向中央發電報，匯報了這一情況。當時中蘇關系已經緊張，赫魯曉夫確有顛覆中國現任領導集體的意圖。

彭德懷、張聞天、黃克誠、周小舟之間有一個小圈子，他們自己稱之為“低調俱樂部”。有人揭批這實質是一個“軍事俱樂部”。

國家主席劉少奇討論“意見書”時，評價彭德懷說：彭德懷是魏延的骨頭（按：《三國演義》中的魏延腦后有反骨，被諸葛亮所殺），朱可夫的黨性（按：前蘇聯赫魯曉夫搞宮廷政變，是借助元帥朱可夫的軍事力量的），馮玉祥的作風（按：即偽君子），你彭德懷是一個一貫反黨的偽君子，企圖搞軍事政變！

周恩來指明彭德懷“信的鋒芒指向總路線”是右傾機會主義，肖華反映彭不匯報出國訪問的政治情況，康生證明彭放言請外國軍隊干預中國內政，自稱“低調俱樂部”有人揭發彭暗地串聯軍事小集團和劉少奇判定他的品質“企圖搞軍事政變”！所有這些揭發都是把彭德懷推到了刀尖上。

此時，最要命的一刀，被李銳這個小人從背后捅向了彭德懷。

李銳想反戈一擊，帶罪立功，就跑到毛主席住處，跪在主席床前，檢舉揭發“軍事俱樂部”問題，揭發之一是，說彭老總和張聞天確實曾經串聯，彭總寫給毛主席的信，事先給張聞天看過，最有刺激性的那句話“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就是出自張聞天的手筆，而張聞天在7月21日的發言，事先也給彭總看過。當時張聞天有些猶豫，不想發言了，彭總還鼓勵他：“真理在我們手里，怕什么？”；揭發之二是，說確實存在“軍事俱樂部”，自己就是其中一員。 7月23號晚上他們也不是單純的去發牢騷，而是去訂立攻守同盟。

8月11日，李銳在會上突然表現出180度的大轉彎，從極力為自己辯解，到全盤認賬。李銳發言的題目是《我的反黨、反中央、反毛主席活動的扼要交代》，承認“攻擊去年的大躍進和總路線”，承認“大肆攻擊主席和中央的領導”，承認寫信是為了蓄意“欺騙主席”，承認自己同黃老、周小舟、周惠有湖南宗派關系，承認自己是“軍事懼樂部的一員”。

李銳以“同案犯”的身份所做這個公開坦白，讓彭德懷、張聞天、黃克誠、周小舟和周惠陷入極大的被動，因為李銳都交代了，其他人再不承認，就顯得是在負隅頑抗了，大家也不答應。周小舟聽了李銳的發言后，氣的臉色鐵青，回到房間后大罵李銳是婊子養的。

至此李銳把彭德懷的“罪證”徹底做實了！在當事者的親身揭發和眾人的一致要求下，毛澤東不得不按現有的事實做出處理，有人強烈要求撤銷彭德懷黨內外一切職務，要把彭德懷徹底開除出黨，毛澤東不同意這樣做，但鑒于當時蘇聯赫魯曉夫背叛了社會主義路線，走上修正主義道路，對中國共產黨的敵意愈加明確，甚至不惜挑唆中國共產黨內政變，而彭德懷又對赫魯曉夫的敵意缺乏明確堅定的拒絕和斗爭立場，相反卻表露出“也得請蘇聯紅軍來幫助”的錯誤言論，那么，彭德懷再保留在軍隊主要執行崗位上，確實不能讓黨中央放心。故而毛澤東同意暫時免去彭德懷的職務。

中央政治局討論并決定：“只免去彭德懷國防部長職務、軍委副主席職務，仍保留政治局委員和副總理職務。生活待遇不變。”

8月16日，全體會議通過了《關于開展增產節約運動的決議》的決議。還通過了《關于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為捍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斗爭》《關于撤銷黃克誠同志書記處書記的決定》，但后面的三個文件毛澤東壓著一直未向下傳達。其中《關于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不僅不讓下發，甚至在會議公報中也沒有讓提到有這么一個《決議》。

彭總頭上有三頂帽子“右傾機會主義”、“里通外國”、“軍事俱樂部”。第一頂帽子，主要是他的那封信和張聞天的發言引起的；第二頂帽子，主要是隨同彭總出訪蘇聯、東歐的軍事代表團中的一位上將的揭發和幾位元帥的揭發招來的；第三頂帽子，就要歸功于李銳，沒有他以“軍事俱樂部”成員之一的身份親自公開揭發，這頂帽子彭德懷應該戴不上。

廬山會議是在“左”傾錯誤所造成嚴重困難的情況下，需要全黨團結帶領人民渡過難關時召開的，當時的形勢需要，黨內不能分裂折騰，毛澤東從大局出發，以求加強黨內團結，穩定全國形勢。無奈采取了折衷辦法，1965年10月毛澤東又著手安排彭德懷出來工作，擔任大三線副總指揮。

事實上毛澤東對8月召開的批判彭德懷的會議是不滿意的，所以他很少去參加會議。1966年10月24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匯報會議上的講話》中說：“五九年八月廬山會議我是不滿意的，盡是他們說了算，弄得我是沒有辦法的。”

毛澤東襟懷坦蕩，光明磊落。心里始終裝的是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他一再告誡全黨：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

 

二十二、“信陽事件”看背叛信仰的官僚

 

信陽地區位于河南省東南，與湖北的孝感、黃岡和安徽的安慶、六安、阜陽五個地區接壤。該區有大約一半的面積曾經是大別山、桐伯山老革命根據地。在50年代末，由于河南省委書記吳芝圃的虛報產量，超額征購，隱瞞災情，竟然造成了人口的非正常死亡，成為舉國震驚的“信陽事件”。

1958年3月河南省委書記吳芝圃，成都會議上說下大話：河南省今年糧食產量可增產幾百億斤。毛澤東根本不信，給他頂了回去。毛澤東說：試試看，這種人表面上“左”，實際上是形“左”實右。

毛澤東對《人民日報》總編輯兼新華社社長吳冷西要求“鼓吹高指標，鼓吹浮夸風一律不登報。”

1958年夏收中，遂平縣委副書記趙光，將一塊畝產四五百斤的小麥浮夸成3200多斤。隨之，西平縣城關公社出現了畝產小麥7320斤的更大浮夸典型。他們把多畝產量集中起來謊報，當時信陽地委書記、行政公署專員張樹藩也不相信。

于是地委就派副秘書長王秉林到西平縣實地調查，然后張樹藩親自到現場察看，證明并不真實，準備糾正，就在這時，繼《河南日報》，《人民日報》也大登特登西平縣畝產幾千斤的消息，還發了號外，后來，劉少奇到山東省壽張縣和河北徐水縣視察，劉少奇對畝產萬斤的肯定，對畝產幾萬斤，大加贊賞，說這是“壓倒了科學”，“是一個革命”。經《人民日報》報道。把浮夸風推到了高潮。從此以后，誰要說是假的就挨批斗。為糾浮夸風和“共產風”毛澤東開了幾次中央會議，放言：“你們不跟我貫徹，我一個人貫徹，直到開除黨籍，要到馬克思那里告狀！”花了幾個月時間，并給省、地、縣、公社、大隊及小隊六級干部寫公開信，才糾正過來。

不過，1958年畢竟是大豐收了，雖然浮夸產量導致了多征收糧食，但群眾生活沒有出大問題，這年信陽全區完成征購任務16億斤。

1959年，中國遭遇大旱情，冀、黑嚴重春旱。春旱影響河北150萬公頃小麥生長，成災62萬公頃，另有20萬公頃耕地需挑水點種；黑龍江150萬公頃耕地受旱2寸多深，少數4-5寸深，地表干裂歷史罕見。夏秋，渭河、黃河中下游以南，南嶺、武夷山以北，廣大區域普遍少雨。閩、粵60天無雨，波及豫、魯、川、皖、鄂、湘、黑、陜、晉等20個省區。江河流域，松花江源瀕于干涸，東北豐滿水庫缺水發電。江、淮出現歷史同期（記載）的最低水位。江蘇山區塘堰、小水庫干涸37萬座。湖北塘堰干涸達80%，8月中旬以后小河幾乎全干；由于江水奇低，沿長江的121個水閘和161個明口，能夠自流放水的也只有50個閘、13個明口。湖南省邵陽、衡陽和湘西等地至9月中旬干涸塘壩40萬處……全國農業3659萬公頃遭遇旱災，1500萬公頃成災。

信陽地區也出現了一百天不下雨的大旱災。，秋糧眼看著大面積欠收或無收。地委讓各縣報秋收預產不能給地區抹黑。地委辦公室匯總后，召開黨委會討論。當時地委書記路憲文部分領導為粉飾政績，竟然提出1959年農業生產比1958年豐收，是特大豐收年，因為根據各縣市預報的糧食產量是72億斤，而1958年不過56億斤。張樹藩在會上談了完全不同的看法，認為今秋是個大欠收年，全區總產大概就30多億斤，最多超不過40億斤。

省委讓各地、市委書記預報秋收產量。張樹藩受地委委托參加。張樹藩先將地委集體討論定的72億斤總產匯報了，接著談了個人在地委常委會議上的意見：認為今秋是個大欠收年，全區總產大概就30多億斤。這便引起省委書記吳芝圃等某些領導對張樹藩有了看法。張樹藩堅持我們共產黨人在什么情況下都要實事求是。

張樹藩回信陽后被路憲文定為右傾，地委組織批斗。

吳芝圃仍按1958年大豐收的標準下達征購任務。信陽地區上交了16億斤，這便將農民的生活口糧也交了征購。秋收后，一些地方群眾就沒飯吃了，開始出現了逃荒要飯的現象。當時地委書記路憲文不僅沒有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反而認為是有人將糧食瞞藏起來了，于是決定在全區開展反瞞產運動。

張樹藩分工到西平、遂平兩縣開展反瞞產工作，先到西平縣安排了一下，之后到遂平縣?？h委正在召開全縣生產隊長以上干部會議，進行反瞞產動員，然后討論報瞞產多少。張樹藩參加了會議，看到很多人都低著頭一言不發，即感受到其中大有問題。于是張樹藩就下到兩個公社看了一些生產隊的群眾生活，確實已經沒有糧食，僅吃點紅薯、野菜等，不少群眾臉上已出現浮腫?？吹絾栴}很嚴重，張樹藩當天晚上就回到縣委召開常委會議，提出了征購已透底，人民生活無著落，不要再逼大家報瞞產了。當前急需安排好群眾生活。張樹藩知道他們縣超額征購了700萬斤糧食，就讓他們先拿出這些糧食解決群眾生活問題。有人提出，動用國庫糧食要請示省里批準，張樹藩說來不及了，等請示批準后再拿出來會餓死人的，你們不要怕，一切問題由我張樹藩負責。張樹藩同縣委班子商定后，—方面讓秘書余德鴻給地委書記路憲文寫報告，一方面安排開倉放糧，這個縣得此救命糧，基本上沒有餓死人。后來這件事成為吳芝圃批斗張樹藩的一大罪狀，秘書余德鴻也受到牽連，因此挨整。

其他縣的情況就沒有這么幸運了，匯報反出了瞞產幾千萬、幾億斤不等的糧食，這就不可能不把群眾置于死地。正直黨員寫信到省委，被轉回地委讓嚴肅處理，有的黨員甚至被開除了黨籍。有黨支部給吳芝圃寫血書，請求救救他們村民，寄信卻沒有任何回復。

在群眾已處于死亡線上的情況下，不少地方開始殺牛，到1959年10月，殺牛的地方越來越多了，到11月下旬開始有人餓死，基層黨員不顧一切突破圍堵，越級向上反映，有干部到北京向中央報告緊急災情，餓死人的情況震驚了中央領導。毛澤東連夜召見周恩來，指示馬上就近動用國家糧庫開倉放糧，全國范圍普查災情，立刻救援！并調集戰備糧庫糧食隨后跟進。為確保對各地農民災荒的持續救濟，全國所有居民全部實行糧食限量，保住農業種子，保證農民的口糧。這才出現了城市居民同樣要分擔糧食短缺的困難，毛澤東和家人也限制糧食定量并限定自己不吃肉，不吃雞蛋與全國同胞同甘共苦。

紀登奎夫人王純講了一件終生難忘的生活小事：我們幾個女同志聽說主席營養不良導致浮腫，一方面不信，另一方面關心，就結伴去看主席，發現是真的，我還親手摁了主席的腿，手指印很清晰，主席的確患營養不良浮腫病。當時我們都哭了，說這么大的國家，供主席一天吃一頭豬也供得起，為什么不吃肉？主席語重心長地回答說，吃肉我還吃得起，我的工資足夠買肉吃了，我是想到全國人民吃不上肉，我有責任，我應該與人民同甘苦……

中央派出專門的調查組到各地調查災情。向國務院秘書長習仲勛匯報。習仲勛同樣感受到問題嚴重，又向中央紀委書記董必武作了匯報，董老馬上派李堅、李正海兩個處長到信陽地區進行調查，證實確有群眾餓死。

面對調查組的調查結果，河南省委部分主要領導并不正視錯誤，承擔責任而是千方百計地設法掩蓋。不僅未對信陽地委嚴厲批評處理，省委書記吳芝圃還對路憲文說，不要害怕，省委是支持你的。

副省長王國華是信陽確山人，老紅軍，來到信陽?？吹叫抨柕貐^餓死群眾非常痛心，非常氣憤。他在會上指名道姓地嚴厲批評了路憲文，說張樹藩、李瑞英兩口子為群眾說了實話，你們卻整了人家。王國華的發言對會議震動很大。他是第一個點名批評路憲文的。

在中紀委兩位處長把問題查清報告黨中央后，毛主席批示說，信陽出的事件是反革命復辟！要查處。

就在信陽地縣委徹底改組之時，中央李先念、王從吾、徐子榮和中南局陶鑄、王任重兩位書記，在省委書記吳芝圃陪同下來到信陽地委。張樹藩負責接待。在會議室喝茶時，吳芝圃指著張樹藩說：“樹藩同志，信陽地區發生的問題，省委事先一點也不了解，把省委蒙到鼓里了。聽說你和路憲文認識不一致，你怎么不找我談談呢？如果早找我談談，不就避免了發生這樣大問題嗎？”原本沒想對中央領導說什么的張樹藩，在吳芝圃說了如此顛倒黑白的謊言下，不得不說話了。

張樹藩的原話是：“芝圃同志，你真的一點情況不知道嗎？那么地委給我戴上右傾帽子，對我進行幾個月的批判斗爭，這不是省委批準的嗎？否則路憲文他敢批斗我嗎？既然是省委批準的，又是根據什么批的，還不就是根據我在生產救災會議上的講話，在地、省委估產時地委定的高，我說的少，反瞞產時我在遂平縣不僅沒反出瞞產，又拿出700多萬斤糧食解決群眾生活問題，以及說干部強迫命令、違法亂紀、打死人是國民黨作風等，才給扣上嚴重右傾帽子進行批斗的？省委批準斗我的根據，不都是我反映的意見嗎？芝圃同志，怎能說省委一點情況都不了解呢？對我的批判不都是你的安排嗎？我還找你談什么？”這時，被揭穿的吳芝圃臉紅得成了紅布，確實相當難堪。

吳芝圃對群眾餓死的“信陽事件”負有直接責任。后被撤職查辦。

從信陽事件中可以看出，經歷過國家戰亂的人民群眾珍惜中國人民一百多年民族解放流血犧牲換來的國家和平，群眾太善良太好了。當時信陽地區餓死多人，并非沒有糧食，當地所屬大小糧庫都是滿滿的，但群眾寧可餓死，也沒有搶過一個糧庫。這證明與共產黨血肉相聯的人民是多么遵紀守法，多么相信黨。而黨內某些領導干部，實在是有負人民！

吳芝圃這樣一個人民的罪人，卻在1979年被神奇般地平反。1979年1月24日下午，在北京全國政協禮堂，鄧小平親自為吳芝圃平反并主持追悼會。悼詞中宣布：“對于強加給吳芝圃同志的一切誣蔑不實之詞應予全部推倒，徹底為吳芝圃同志平反昭雪，恢復名譽。”稱贊吳芝圃“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共產主義事業鞠躬盡瘁，無私地貢獻了自己的一生”。“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

為什么，一個人民的罪人能得到如此高的評價？贊美吳芝圃的高層領導是否具有與吳芝圃同樣的“追求”？

在毛澤東去世后一些仇視社會主義的反動勢力開始顛倒黑白，篡改歷史，將背叛共產黨人諾言的官僚所干的反人民罪惡栽贓到毛澤東頭上。他們從不提毛澤東在國家困難時期如何以身作則，并要求全家與老百姓同甘共苦。

卻處心積慮地用所謂人口“出生率”“推算”“估測”“餓死三千萬”。把這個“研究成果”鼓噪成毛澤東和共產黨的“反人類罪”。現在的法律原則是：疑罪從無。何況是死人這樣的人命案，那更是必須證據確鑿。統計老爺算盤珠子隨便一撥，上嘴巴皮往下嘴巴皮一碰，就“死了三千萬”？就可以往別人頭上定罪？

用統計老爺的“估測”套路，筆者也可以弄個研究成果供法院審案：統計老爺前天中午十二點下班出單位大門時，同時出門的還有四百八十多人；統計老爺昨天中午十二點下班出單位大門時，同時出門的還有四百九十多人；統計老爺今天中午十二點下班出單位大門時，同時出門的只有一百二十多人；根據前二天的人口出門率，“非正常死亡”三百多。統計老爺及統計局可是犯了“反人類罪”。法官和統計老爺以為這個“研究成果”法律價值如何？

筆者認為應該把餓死人的事調查個水落石出。而且也有條件把它調查清楚的，因為中國在毛澤東時代是一個嚴格戶籍管理制度的國家，戶籍是與口糧掛鉤的。公安局，派出所存有完整詳細的檔案資料，如果死人，無論何種原因，都能查到每一個死者的姓名，甚至埋在何地。有關部門完全可以列出一份完整的餓死人名單，并查證埋在何處。以確定吳芝圃、路憲文之流究竟欠了多少人命！

但是，還原歷史真相的義務，某些當權者卻不愿意履行，因為真相大白不利于搞垮共產黨。而那些撥算盤珠子的所謂“研究成果”經過“慎重”“保守”的“負責任”地“商榷”后，堂而皇之地寫進《黨史第二卷》，因為這符合搞臭共產黨，給社會主義定罪的需要。

“權威”認定了，“一千多萬”啊，有個農民一直就弄不明白，死了一千多萬，當年那些沒有政治經濟權力的地、富、反、壞、右分子應該首先分不到糧食，茅于軾這些右派，天津的漢奸后代他們怎么都沒有被餓死？

 

二十三、調整農業經濟

 

土地革命讓農民都分到了土地和農具等生產資料，但勞動力和農具牲畜并不均衡，特別是大型農具和耕牛不能做到每戶都有。單一的個體農戶生產，時有困難，制約生產發展，另有孤寡老人和婦孺弱小沒有勞動能力或勞動力不夠，勢必也使這些農戶生產生活困難，需要幫助，否則經歷幾年又會出現兩極分化，賣地典身。如何避免農民再重回剝削壓迫的舊社會，就要設法讓每個農戶都能有保障。顯然，任何個人是不具備這個能力的，只有農戶抱團合作起來才能戰勝困難，幫助老弱。所以社會主義農業的方向是走集體發展的道路。

農戶抱團互助當然好，這要農民自愿，孤寡婦孺愿意，但并不是所有農民都愿意，身強力壯人丁興旺的農戶就不一定樂意，這便需要做思想工作，說服農戶，今天年輕力壯不意味著永遠年青，總會變的年老力衰，今天可以有能力幫助別人，若干年后，老了也需要別人幫助；今天小孩多，勞力少的農戶需要人幫助，過些年子女大了勞動力強了也可以幫助別人。所以從長遠看，農戶抱團合作是有利于大家的?？梢源蟠笤鰪娹r戶的抗風險能力。并給孤寡老人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人總會老的，舊社會為了給自己老年多點保障，農民不得不“養兒防老”，但并沒有做到每個老人晚年的生活都有保障。新中國要改變這個狀況就要幫助農民組織起來合作起來，讓集體來給每個人提供保障。

勞動力差不多的農戶組成互助組好說服，但與勞動力弱的婦孺農戶互助就難說服了，很多農民會覺得“吃虧”，此時榜樣的力量勝過空洞的說教，農村基層黨員就主動與老弱農戶結成互助組。共產黨員的帶頭讓農村的合作化運動逐漸成為農業發展的主流。

農民在自愿的原則下組成互助組，互換人工或畜力，共同勞動。之后發展成為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過渡到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從1951年到1958年，中國農民先后經歷了互助組，初級社和高級社三個歷史階段。

到1958年，部分農村的合作化做的較好，高級合作社的經濟模式已不能滿足農民的社會主義愿望，在農民的要求下成立了人民公社，這本是農民土地生產資料集體所有的經濟模式，是屬于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體。這是一部分或大部分農民的要求，并不一定是所有農民都有這樣的覺悟，提出這樣的要求，這就需要分批逐步地成立人民公社。卻在中央和國務院少數一線領導的“更快”愿望引導下，一刀切。不管農民意愿到沒到人民公社的程度，統統搞，而且求大求快，出現了過“左”的勢頭，甚至把集體所有誤導為全民所有，把社會主義誤導為共產主義，搞高指標，搞“一平二調”窮富拉平，剝奪農民，刮“共產風”，搞“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甚至搞“消滅家庭，男女老少分別編班，分開做事，分開居住”對農民進行準軍事化管理。

這的確遭到有些農民的怨言，毛澤東了解到少奇同志的做法后也反對。

1958年11月21日，毛澤東就壓縮工農業生產的高指標問題說：“我再一次唱個低調，把腦筋壓縮一下，把空氣變成低調空氣，先搞少一點，如果行，有余力，情況順利，再加一點。這有點潑冷水的味道，右傾機會主義了。他說：不要務虛名而得實禍。現在要減輕點任務，水利建設，去冬今春全國搞500億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1900億土石方，多了三倍。還有各種各樣的任務，鋼、鐵、銅、鋁、煤炭、運輸、加工工業、化學工業，需要多少人力財力……不要搞那么多，你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為原則。你們一定要搞，我也沒有辦法，但死了人不能殺我的頭……這次會議要唱個低調，把空氣壓縮一下，胡琴的弦不能拉得太緊，否則有斷弦的危險。”

毛澤東對少奇同志鼓吹“窮過渡”進行了批評。毛澤東說：“中國是個大國，是個大窮國……現在有些縣委（按：指山東壽張縣。劉7月14日到那里視察，作了重要指示后，他們提出“苦戰三年過渡到共產主義”，見吳冷西《憶毛主席》137頁）不知天高地厚，說什么苦戰三年就可以過渡到共產主義。這不是發昏說胡話？說是“窮過渡”，馬恩列斯哪里說過共產主義還很窮的呢？要“窮過渡”，這樣的共產主義有什么優越性和吸引力呢？”

毛澤東又說：“現在人民公社搞的供給制，不是按需分配，而是平均主義……我們現在有些同志（按：此指劉、鄧和彭真——筆者注）急于向共產主義過渡，這非常危險。北戴河會議規定了過渡到共產主義的五個條件，哪一條也不能少，缺一條也不能向共產主義過渡。”

談到這里，毛澤東很動感情地說：“反正我不準備急急忙忙的過渡。我今年65歲，即使將來快要死的時候，也不急急忙忙過渡。”

毛澤東強調“過渡要有物質條件，精神條件，還要有國際條件。不具備條件宣布過渡也沒有用。”

在中央和國務院一線領導熱情高漲，期望一步登天的時候，毛澤東一直在給他們潑冷水，降溫度要求他們頭腦冷靜不要急于求成。

在經歷特大自然災害，國民經濟出現困難后，一平二調的共產風又刮起來了。1960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聽取匯報時，毛澤東嚴厲批評：“沒有料到，一九六○年天災更大了，人禍也來了。這人禍不是敵人造成的，而是我們自己造成的。今年一平二調比一九五八年厲害，一九五八年只有四五個月，今年是一整年。”（1960年《堅決退賠，剎住“共產風”》）因此，毛澤東命令開始糾正農村工作中的左傾錯誤，中央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 的方針。

毛澤東看到了“一縣一社，全縣統一核算，統一收支，貧隊和富隊拉平”不利于調動積極性，有必要對核算單位進行調整，所以毛澤東指出把基本核算單位下放到生產隊。

自然災害的困難和官僚作風的危害，使少數富裕農民不愿意受老弱農戶拖累想分田單干，這并不奇怪。但這時，地方的少數領導也暗地傾向“包產到戶”分田單干搞，安徽省委書記曾希圣。就背地擅自開展了“三自一包”。

一九六一年，毛澤東到江蘇太湖之濱的無錫考察。關于農村基本核算單位下放問題，毛澤東說：“貫徹要快一點，一傳達下去可以調動積極性……不是講底子薄嗎，主要是生產隊底子薄，要使生產隊由薄變厚，就要發展生產力，就要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要肥料就要養豬，要把豬養好，把牛養好，也是生產隊來管。要明確大隊干什么，生產隊干什么，不弄清楚，生產隊的積極性起不來。”毛澤東特別指出一點：“包產到戶這事，不可干。”

到山東濟南，聽了山東省委負責人譚啟龍、裴孟飛、白如冰、蘇毅然等人匯報后，毛澤東說：“權力下放，實行大包干后，生產隊三十戶是否大了可以搞十幾戶。山區里三戶五戶的怎么辦二十戶規模就是大的。”由此看，對生產隊的規模，毛澤東傾向小一些才好。

到山東匯報，牲口已經停止死亡。毛澤東說：“基本核算單位下放到生產隊，牲口就不會死，農具破壞也不會那么嚴重。大平均主義六年沒有解決，現在解決了。有人說，這是不是退步，是不是社會主義？這不是退步，按勞分配就是社會主義。照顧五保戶、困難戶，有共產主義因素。”

下放了基本核算單位，極大地調動了生產積極性，農民們除了已有的耕地盡力種好外，還見縫插針開墾十邊田。在河邊、岸邊、渠邊、路邊、墻邊、田邊、墓邊、崗邊、井邊、樹邊等。只要尚有半步或小半步的彈丸余地，只要能種植莊稼。都開墾成田地，農村的十邊田，十邊地星羅棋布，農民們爭搶種植。

國民經濟的調整收到了較好的效果。江蘇棉花超產，原定征購一百五十萬擔到二百萬擔，實際完成二百二十萬擔。豬、家禽、外貿、財政情況都比較好。1961年底，各省農業糧食收成都開始好轉。

經濟在好轉，但是個別省份“包產到戶”分田單干的“三自一包”也在萌芽。

 

二十四、七千人大會

 

1961年11月6日至10日，中央召開中央局第一書記會議。會上討論1962年糧食上調方案時，遇到困難。陶鑄提出一個建議：為了打通思想，把全國的地委書記找到北京來，開一個地委書記會議。劉少奇、鄧小平當即表示贊成。

1961年11月12日晚，毛澤東在聽取中央局第一書記會議的情況匯報時，提出要召集縣委書記來開個會。改變了大會的方向，由征集糧食會議改為總結幾年來的經驗教訓、鼓足干勁的大會。提出開一個縣委書記以上的五級干部會議，毛澤東指出，好壞經驗都要講清楚。這幾年各省只講自己錯，不講中央錯，這不符合事實，要用這次大會講清楚，不要怕鬼。幾年來中央在工作上犯了什么錯誤，要講。中央的賬要交代清楚。我們交了心，才能要求他們交心。錯誤的責任，第一是中央，第二是省。中央第一是改，第二是檢討。地方只要求改，不要求檢討。

1961年12月16日，鄧小平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主持討論中央書記處給毛澤東并中央常委的報告，在討論這個報告時周恩來參加了，鄧小平說：這個報告對缺點、錯誤是否概括為四點：

一是許多具體問題、具體政策違背了毛主席的指導思想，違背了總路線，現在需要調查研究，搞一套具體政策。

二是計劃偏高、多變，打破了一切程序。

三是幾個大辦，而且限期完成，把實事求是作風，因地制宜的工作方法搞掉了。

四是體制下放，造成很大混亂。

他還說，報告前面要加上中央總的方針政策是正確的，但關于上述四條，我們書記處要負責的，影響到下面出毛病。

顯然，周恩來、鄧小平當初的這個思路是客觀的，如果按照這個思路寫出書面報告，那么，不僅“三面紅旗”，而且所有的問題就都說清了，不僅一百多人的中央工作會議，而且七千人大會，也就不會議論紛紛、人心不服了。遺憾的是，下發大會討論的少奇同志的書面報告卻脫離了周恩來、鄧小平當初的思路。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舉行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七千人大會)。會議的目的是總結經驗，統一認識，加強民主集中制，切實貫徹調整國民經濟的方針，以迅速扭轉國民經濟困難的局面。

1月11日，七千人大會正式開始，劉少奇的書面報告報告印發大會，分組討論進行得很激烈。

書面報告中是這樣講的：我們所以發生相當大的困難，一方面是連續三年的自然災害的影響，另一方面，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我們工作上和作風上的缺點和錯誤所引起的。

由于劉少奇的書面報告把1958年以來犯錯誤的主因歸結為缺乏經驗和天災，參會人員都親歷了高指標、浮夸風和“共產風”的過程，感受了毛主席糾正一線領導錯誤的艱難，感慨幸有毛主席能堅持糾錯，也只有毛主席有威望阻止相當高層的瞎指揮。國家主席的書面報告引起了七千人大會人心不服、強烈不滿，包括相對高層的負責干部在內，會議中的多數人認為犯錯誤的原因，其中主要一條是毛主席的指示沒有全面地、正確地下達，下面的情況沒有如實地反映到毛主席和中央這邊來。

有參會省地干部就一針見血批評個別領導“對自己估計過高，認為有權，有經驗，有群眾，黨又有威信。這樣一來，頭腦自然發熱，主席的話也就聽不進去了”

大會在討論劉少奇書面報告時，共提出了七條意見，其中：

第一條意見是“過去幾年之所以犯錯誤，確實存在著缺乏經驗的問題，但不能把什么問題都歸結為缺乏經驗。”

第五條“認為在經濟建設上綜合平衡不夠，是根本問題之一，實際工作中，違背毛主席農、輕、重關系的指示，是出毛病的重要根源。有關這一點，相對高層的負責干部談得較多。”

第六條“認為產生缺點、錯誤的主要原因，是對毛主席的思想體會不深，對毛主席的歷次指示重視不夠。他們說：我們犯錯誤的原因，其中主要一條是毛主席的指示沒有全面地、正確地下達，下面的情況沒有如實地反映到毛主席和中央這邊來。建議八項要求中，加上學習毛澤東思想的內容。還有人說：大家讀了《毛澤東論社會主義建設的總路線和在兩條路線上的斗爭》以后，更加感到毛主席的英明偉大和正確。如同在革命問題上一樣，在社會主義建設中，毛主席總是看得最遠，想得最深，對問題發覺得最早，只要我們完全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實際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就可能避免或迅速克服。一些人在回顧了這幾年的工作以后提出，需要接受的經驗教訓很多，其中最為深刻的就是：必須聽毛主席的話，過去有些工作所以做不好，出問題，就是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

第七條意見就是：“對于出現困難形勢的原因，有人針對自然災害和主觀錯誤的關系發表了一些看法，即天災和人災（禍）哪一個是主要原因的問題。大會下發的報告稿沒有談兩者之間的關系。”

由于大家要求必須說清天災和人災（禍）哪一個是主要原因。故此，1月27日劉少奇才在口頭報告中按照毛澤東1960年12月30日《堅決退賠，剎住“共產風”》中的說法，進行了實事求是地更正和解釋，困難的形勢出現的原因不外乎兩條：一條是天災，連續三年的自然災害，使我們的工業和農業減產了。還有一條，就是從一九五八年以來，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這兩個原因哪一個是主要的呢？有些地方的農業和工業減產，主要的原因是天災。有些地方的農業和工業減產，主要的原因不是天災，而是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去年我回到湖南的一個地方去，他們說：天災有，但是小，產生困難的原因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冒出了那句著名的“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1962年1月29日，林彪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講了自己對黨歷史上工作順利的體會：

“……工作中總是不會沒有缺點的，完全沒有缺點的事情是沒有的，永遠也沒有的。”

“我們黨所提出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這三面紅旗，是正確的……我們建設社會主義是需要多、需要快、需要好、需要省的，是能夠多、能夠好、能夠省的。我們需要鼓足干勁、能夠鼓足干勁；需要力爭上游，能夠力爭上游。我們不能用相反的作法，不鼓足干勁的作法，不力爭上游的作法，少慢差費的作法。”

“關于大躍進。事實證明，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是可以大躍進，應當大躍進的。所謂大躍進，是從比較來說的。我們不能以一種主觀的過高指標來衡量我們是不是大躍進，而是要根據現實的可能，同我國的歷史狀況來比，同世界各國的發展狀況來比。從這種實事求是的觀點來看，即使目前這幾年的指標低一點，作為整個歷史階段來看，我們還是大躍進，這一條是無疑的。大躍進是正確的。”

“人民公社，具有許多優越性。在開始階段，我們還沒有完整的經驗，這是很自然的事情。人民公社這種制度，把過去初級社、高級社的優點都集中起來了，同時又增加了新的特點。毫無疑問，這種組織，在今后會越來越顯示出它的優越性。它將隨著實踐的經驗更加證明是正確的……”

“我們絕大多數同志不是有意地把事情辦壞，而是由于沒有經驗。當然我們也要承認，有極少數干部是壞的，然而這不是我們全黨整個的情況。我們到底是共產黨，我們的同志到底是共產黨員，老革命，都是干了幾十年的。他們的心、立場、動機是好的。”

“在困難的時候，我們應該更加依靠，更加相信黨的領導，中央的領導，毛主席的領導。這樣我們才更容易克服困難。而且事實證明，這些困難在某些方面，在某種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們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聽毛主席的話，體會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彎路會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難會要小得多。”

“我感覺到，我們同志對待很多問題，實際上經常出現三種思想；一種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種是“左”的思想，一種是右的思想。當時和事后都證明，毛主席的思想總是正確的。可是，我們有些同志，不能夠很好體會毛主席的思想，把問題總是向“左”邊拉，向“左”邊偏，說是執行毛主席的指示，實際上是走了樣。當然，右的思想也是有的，黨內、黨外都是有的。無論“左”的、右的，都是不符合實際的……”

“毛主席的優點是多方面的，不是一方面的。我個人幾十年來的體會，毛主席最突出的優點是實際。他總是比較人家實際一些，總是八九不離十的。他總是在實際的周圍，圍繞著實際，不脫離實際。這同我們某些同志只有一股猛勁不同，也和某些同志處處不振作，沒有什么大的打算不同……我深深感覺到，我們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時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夠順利貫徹的時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擾的時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見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干擾的時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們黨幾十年來歷史，就是這么一個歷史。因此，在困難的時候，我們黨更需要團結，更需要跟著毛主席走……”

“……因為我們社會主義制度優勝于資本主義制度，我們無產階級政黨——共產黨的領導優勝于資產階級政黨的領導。資本主義需要三百多年才能發展到現在這樣的水平，我們肯定在幾十年內，至多一百年內，就會趕上和超過它們。”

“……相信毛主席的思想，相信中國人民，只要我們學習毛主席的實事求是的作風，我們的工作就不會是在表面上，而是在實際上，不是在口頭上，而是在事實上，不是在當前，而是在以后，一天一天地好起來的。對于這一點，我認為是毫無疑問的，我是滿懷信心的。”

之后，毛澤東接著講話，從幾天來小組討論的情況看，有一些地方的同志，主要是縣、地兩級負責人，對省委領導有意見而不敢講，不能暢所欲言。為此，毛澤東在會上宣布，要大家出氣，暢所欲言，把話說完，趁熱打鐵，延長會期。這一宣布，獲得全場極為熱烈的長時間鼓掌。

毛澤東說：“這次用這么個方式，在北京開這么個會，要解決問題。現在要解決的一個中心問題是，有些同志的一些話沒有講出來，覺得不大好講。這就不那么好了。要讓人家講話，要給人家機會批評自己。你自己不批評自己，也可以，得讓人家批評你。最好的辦法還是自己來批評自己。有許多地方的同志是做了準備的，而且有的做檢討做了幾年了。有好幾個省從一九五九年就做自我批評，不止一次、兩次、三次、四次，而是五次、六次。自我批評的結果，人家就不愛聽了，說：請你不要再講了，老講那一套。這個時候你就可以不講了，這才取得了主動。”

“我看是不是在這次會議上就解決這個問題，縣、地、省都有同志在這里，不要等回去了再解決。不過這樣有個問題，你們都急于回去過春節，這是個矛盾。還有幾個同志準備講話，恩來同志，小平同志，朱德同志。我也想講幾句話。(熱烈鼓掌)我們可以一面開小會，一面開大會，每天大會不超過三個鐘頭。這可能違反大多數同志的意愿。為什么一定要回到你們家里過春節才算舒服(笑聲)，為什么我們在北京七千人一道過一個春節不好(全場熱烈鼓掌)我看，春節不關大局，不關什么農、工、商、學、兵、政、黨。我主張集體在北京過一個春節，有什么不好啊(全場熱烈鼓掌)”

“我相信能解決上下通氣的問題。有一個省的辦法是，白天出氣，晚上看戲，兩干一稀，大家滿意。(全場活躍，鼓掌)我建議讓人家出氣。不出氣，統一不起來。沒有民主，就不可能有集中。因為氣都沒有出嘛，積極性怎么能調動起來到中央開會還不敢講話，回到地方就更不敢講話了。我們幾個常委商量了一下，希望解決出氣的問題。有什么氣出什么氣，有多少氣出多少氣。不管是正確之氣、錯誤之氣，不掛賬，不打擊，不報復……”

“這次會議沒有你們，這個報告制定不出來……從群眾中來嘛!不從群眾中來，這個報告就搞不出來。全靠大家幫助，集體的智慧，共同創造了這個文件。至于這個文件是不是有缺點錯誤，過一兩年總可以看得出來，到時候再修改。橫直是有錯誤就要改，誰的錯誤誰就改。是我的錯誤我要改。中央的錯誤，有些我要直接負責，間接的我也有責任。你當主席嘛，誰叫你當主席你怎么官僚主義搞了這么多文件，煤炭部下了那么一個命令，直到這次少奇同志報告搞出來我才知道?？梢娢业墓倭胖髁x相當可觀了?？傊?，要解決上下通氣的問題。”

“實際上，我們現在開的是五級干部會議：縣委、地委、省委、中央局、中央。如果你們贊成，就按照這個方法去做，改正我那一天說的辦法。(鼓掌)如果你們不贊成，一定要明天結束，我也可以接受，我們明天就可以散會。如果你們想解決上下通氣這個問題，就趁此機會，就在這里解決，舒舒服服回去。(熱烈鼓掌)如果你們贊成，就這樣做。(熱烈鼓掌)每天下午有一個同志講話，上午討論，開出氣大會。”

少奇同志在發言中也承認毛澤東的先見之明，在談到“一平二調”時，他說：“否認社會主義階段的按勞分配和等價交換的原則，把平均主義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混淆起來，甚至認為平均主義就是社會主義或者共產主義，這是極端錯誤的，是同人民的利益根本抵觸的。毛澤東同志說，平均主義的思想，‘它的性質是反動的、落后的、倒退的’。無論何時何地，我們在分配和交換的問題上，在擬定政策和執行政策的時候，都不能忘記毛澤東同志的這個馬克思主義的觀點。”

總書記鄧小平在講話中說：我們有好的指導思想、好的領導。這就是毛澤東思想和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領導，“正是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才獲得了這樣偉大的成就，并且繼續勝利地前進著。”黨的優良傳統受到削弱的原因首先就是“我們不少同志對毛澤東思想學習不夠，體會不夠。這幾年來，我們不大注意調查研究，因而所提的一些任務往往不是實事求是的，所提的一些口號，也有許多不是切合實際的。”

毛澤東去世后，主流媒體歪曲事實，把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上描述的很狼狽，好像大家都是在批毛澤東。事實完全相反，毛澤東始終把握著會議的節奏。他的每一個決定都為絕大多數干部所擁護。他還幽默的說：“白天出氣，晚上看戲，兩干一稀，大家滿意”迎來了入會者的歡聲雷動。會議的氣氛也相當活躍。稱得上是基層干部的出氣大會。很多干部把積壓多年的怨氣發了出來。但是，這樣面對面的揭露讓很多省委書記下不來臺了。中央一線領導也感覺壓力越來越大，不得已坦承了“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因此，七千人大會根本不是一個“批毛”大會。但是，這次大會毛澤東高風亮節，主動承擔了責任，甚至是過多的承擔了責任。這反而成了今天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的口實。

歷史已走過了那段曲折的過去。若干年后，幾個共產黨領袖的文集都陸續出版面世，人們在這些領袖的歷年文集中發現了一個非常奇怪的現象。

二號領袖國家主席劉少奇?！哆x集》中，在大躍進和公社化期間，沒有一篇涉及到反對“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文章，而且從一九五八年五月三十日至一九六一年五月七日，不可思議地出現了整整三年的文獻空白！

三號領袖國務院總理周恩來。《選集》中，在大躍進和公社化期間，不僅沒有一篇涉及到反對“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文章，而且從一九五八年一月十日至一九六一年三月，前后相加，3年又二個月文章空白期！

七號領袖書記處總書記鄧小平?！哆x集》中，在大躍進和公社化期間，不僅沒有一篇涉及到反對“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文章，而且從一九五八年四月七日至一九六一年十月二十三日，前后相加，3年又六個多月文章空白期！甚至直到沒有一篇涉及到經濟工作的文章！是三年沒說話？還是說的話。不方便公布？導致沒有一份文獻能收入《選集》。

人大委員長朱德在《朱德選集》中收錄了對農村辦公共食堂問題的意見（一九五九年二月——一九六一年五月）文中談了反對意見。這在當時算是鳳毛了。是極罕見的反對聲音。

如果當年他們有過反對高指標，反對浮夸風，反對“共產風”堅持真理的文章言論，為什么不公布出來呢？這是彰顯自己有能力糾正毛澤東“錯誤”的最有力證據。

最后我們看看《毛選》

與其他領袖的選集相反，從1957年至1961年，不包括有關批示，僅僅是《毛澤東文集》中收錄的有關論述經濟、反對“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就多達27篇。

不難看出：唯有毛澤東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堅決反對“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

 

鋼筋水泥（2013年05月16日）

《揭開歷史面紗，探尋文革本源》（上）可打開鏈接參閱：

http://www.szhgh.com/html/94/n-26194.html

或： http://www.wyzxsd.com/article.php?id=6143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