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對平息西藏叛亂的決策和指導

1959年發生的西藏上層反動集團的叛亂以及對叛亂的及時平息，是20世紀50年代中國的一個重大政治事件。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自始至終關注這一事件的發展變化，先后有幾十次的談話、批示、電報以及評論文章等，對此事做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決策和指示，指引了西藏平叛改革取得完全的勝利。

一、民族地區改革要穩，西藏盡量避免打仗

中國共產黨所進行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在農村打倒封建主義勢力，沒收封建地主的土地等生產資料，分配給農民所有，以解放農業生產力，改善農民的生活狀況。這一項工作漢族地區在全國解放前夕和解放初期已經基本完成，但在西南少數民族地區卻尚未進行。隨著第一屆全國人大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后，少數民族地區的改革問題提上日程。此事引起了西藏上層人士的密切關注。

1954年9月，達賴喇嘛和班禪額爾德尼赴京出席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會議期間和會后，毛澤東幾次接見西藏這兩位活佛，做了些思想教育工作。1955年秋，由部分上層人士組成的西藏參觀團到北京等地參觀。毛澤東接見參觀團的負責人，明確地講到改革問題：“有人怕改革，其實內地經過改革以后，也并沒有怎樣不好”，并舉例說新疆、內蒙、延邊朝鮮自治區的事都是各民族自己管理，是經過改革后得來的結果。毛澤東還以通俗的事例來解釋如何看待改革問題，說“釋迦牟尼原來也是貴族，是個王子，但他和人民一起搞改革，得到了人民的擁護，因而人民就紀念他。你們可以學習釋迦牟尼的辦法，生活還會比釋迦牟尼好一點，因為釋迦牟尼那時候，沒有共產黨，沒有人民政府”。

1956年2月，毛澤東與到達北京的西藏上層官員談話，繼續重申上述觀點，不厭其煩地進行耐心說服教育，特別強調西藏的改革是和平改革，是“通過和平協商的辦法進行土地改革的，人民滿意，土司也滿意”，并說改革“要有一個醞釀的時期，一年、二年、三年，通過討論，打通思想。有人贊成，有人反對，兩方面的意見都可以講。多醞釀、多討論有好處”。

1956年2月，中共四川省委在甘孜藏族自治區的個別地區開始民主改革工作的試點時，發生了少數反動上層分子的武裝對抗行動。人民解放軍已開始對叛亂進行平定。7月下旬，中央統戰部長李維漢在北京召集四川省委書記廖志高等人匯報甘孜、涼山兩個自治州改革和平叛情況，中共西藏工委的張經武、張國華書記也參加了會議。毛澤東在會上發表許多有針對性的意見，后來據此形成了少數民族地區進行改革和平叛的方針政策。毛澤東指出，少數民族地區進行民主改革，應與漢族地區的土地改革有所區別，在政策規定上應該寬一些：一是將地主的土地沒收分配后，還應在政治上給以一定的待遇；二是劃分階級成份要寬些；三是對那些參加叛亂的上層分子，無論是首惡分子，還是協從分子，只要表示悔悟，停止叛亂，也對他們一律從寬處理，不咎既往。關于平叛作戰問題，毛澤東明確指出，由于策動叛亂的頭子“用保衛民族和宗教的口號欺騙了一部分群眾，使這個戰爭帶有群眾性”。因此在平叛作戰中就是要爭取群眾，“把民族和宗教的旗幟從他們手中拿過來”。“從我們方面說來，戰爭的目的是為了解放少數民族中的大多數人民，使他們生產發展，生活改善”。但“戰爭的性質基本上是階級斗爭，而不是民族斗爭”。毛澤東特別強調：“將來金沙江以西藏區的改革，一定要避免打仗，盡一切可能去做工作，打仗是可能避免的”。西藏自治區籌委會成立后，達賴喇嘛給毛澤東寫了兩封信，反映西藏上層人士對改革的擔心和憂慮。毛澤東8月18日給達賴回信說：“西藏社會改革問題，聽說已經談開了，很好。現在還不是實行改革的時候，大家談一談，先作充分的精神準備。等到大家都想通了，各方面都安排好了，然后再做，可以少出亂子，最好是不出亂子”。“我希望西藏方面盡量避免出亂子”。毛澤東一向主張在民族地區開展工作時，堅持“慎重穩進”方針，在西藏地區更是如此；準備改革工作時則希望“盡量避免出亂子”，“一定要避免打仗”，把穩定放在首位。

二、應對西藏局部叛亂，適時調整政策

1956年秋冬之際，西藏昌都個別地區發生了局部叛亂。西藏工委認為，這是金沙江“江東、江西的反動上層分子不滿我之改革措施的一種反抗”。意見上報后，中共中央贊同西藏工委的看法，并在經過縝密分析和反復權衡后，于1956年9月4日正式做出西藏地區“六年不改”的決定，即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不進行改革。在第三個五年計劃期間是否進行改革，要到那時候看情況才能決定”。這個決定對緩解當時緊張的民族關系，穩定西藏地區局面，起了重要作用。此時，達賴喇嘛應邀去印度參加釋迦牟尼誕辰2500周年紀念活動。毛澤東在當年11月15日召開的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講到這一問題時提到三點，一是讓不讓達賴去印度？（中央認為還是讓他去好）；二是估計到達賴去印度后可能不回國；三是準備反動分子在拉薩等地搞暴亂，并提出了應對的措施等。達賴于11月25日到達印度新德里后，被境內外的分裂主義分子包圍，使其在歸國與否的問題上發生動搖。為此，周恩來總理專程前往印度訪問，做達賴喇嘛的工作。周恩來于11月29日對達賴說：“毛主席要我告訴你，可以肯定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時間根本不談改革，過六年之后如果可以改革的話，仍然由你根據那時的情況和條件決定”。以后又繼續進行工作，終于促使達賴喇嘛回到西藏。中央有關“六年不改”的決策，也正式傳達到西藏上層集團中。

對于西藏地區可能發生暴亂的對策問題，中共中央在12月13日擬定了一個對西藏工委、西藏軍區《關于緩和藏南緊張局勢意見的批復》。毛澤東在審閱此件作出批復時，再次強調西藏各方面條件不成熟，必須實行“六年不改”方針；但也同時指出，西藏如果發生叛亂，那就將在西藏進行民主革命。毛澤東指出，“如果受外國指揮的反革命分子不通過協商而一定要通過反叛和戰爭破壞十七條協議，把西藏情況打爛，那就可能激起勞動人民起來推翻封建制度，建立人民民主的西藏”。這既是提醒西藏黨組織和軍隊認清下一步的發展趨勢，也是對西藏上層反動集團的警告。1957年2月，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講話又重申了西藏“六年不改”方針。8月18日，毛澤東在回復達賴喇嘛的信中，承認1956年在西藏準備改革的時機尚不成熟。“去年實行民主改革提得早了，工作機構也太大了，這是缺點。現在決定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期內不改革，并且把過大的機構作了精簡，這就改正了缺點”。

中共中央提出西藏地區“六年不改”的方針后，黨在西藏的工作實行收縮，撤離了大批漢族干部和工作人員，減少了在西藏的駐軍。部隊實行“保點、保線、自衛作戰”的原則。關于這個原則，毛澤東曾通俗地解釋說：“把堡壘修起來，把糧食、水多搞一點。我們就是那幾個兵，橫直各有各的自由，你要打，我就防，你要攻，我就守。我們總是不先攻，先讓他們攻，然后來一個反擊，把那些進攻者狠狠打垮”。其實他在這里傳達了“堅守自衛”、“不打第一槍”、“后發制人”等重要軍事原則。駐藏部隊一直認真照此辦理，掌握著戰略的主動權。有人問，當時為什么對達賴集團采取這樣寬大的讓步政策，毛澤東回答是為了教育爭取群眾和上層的大多數。因為“當時一百二十萬人口中，信達賴是絕大多數。前藏、后藏、昌都、康區、阿里，還有青海、甘肅一部分地區，群眾對他有很大的迷信。因此我們無論如何不打第一槍。不經過一個過程，沒有法子，群眾無法了解我們做到了仁至義盡”。但是，盡管中共中央已決定在西藏六年不改革，采取了種種讓步措施，做到了仁至義盡。但是西藏上層反動分子們要的是永遠不改革，進而實現西藏獨立，因此一直在準備叛亂。毛澤東指出，索康、帕拉等人是蓄謀已久的：“索康等到過北京，我見過他們。這些人和英國人搞在一起太久了，已經陷在里邊了，一心想搞獨立。他們計劃了很久，調動西康的叛亂分子在山南建立根據地”。在他們的策劃下，于1958年6月15日在山南哲古宗（今屬措美縣），組成“四水六崗衛教軍”的指揮機構，把從四川康區、青海、云南滇西地區竄逃到西藏的叛亂武裝，糾集在一起，籌劃在西藏拉薩、山南等地進行全面叛亂。西藏軍區及時上報了這一情況，并提出進一步加強戰備的一系列措施。毛澤東于6月24日在一個文件上批示：“西藏準備對付那里的可能全面叛亂，亂子越大越好，只要西藏反動派敢于發動全局叛亂，那里的勞動人民就可以早日獲得解放，毫無疑義”。遵照毛澤東的指示，西藏工委、西藏軍區一方面積極對西藏上層集團做工作，包括對索康等反動分子的爭取工作；一方面告誡部隊指戰員和地方工作人員，切實做好應對西藏全面叛亂的準備，不要害怕叛亂的蔓延和擴大。

進入1959年春，西藏叛亂規模已經有了較大的擴展。“四水六崗衛教軍”叛亂武裝包圍和進攻在山南地區的澤當、昌都地區的扎木和丁青等地黨的工作點和駐軍分隊。對此，西藏軍區于1月上、中旬分別向中央軍委報告了在某些點增加部隊、加強武器配備和個別工作點撤收等問題。中央軍委于1月17日作出批示，原則同意了西藏軍區的意見。毛澤東在審閱此份電報時，于1月22日批示：“在西藏地區，現在及今后幾年內，是敵我雙方爭奪群眾和鍛煉武裝能力的時間。幾年之后，例如三四年，五六年，或者七八年之后，總要來一次總決戰，才能徹底解決問題。西藏統治者原有兵力很弱，現在他們有了一支斗志較強的萬人叛亂隊伍，這是我們的嚴重敵人。但這并沒有什么了不起，反而是一件好事，因為有可能最后用戰爭解決問題。但是，（一）必須在幾年中將基本群眾爭取過來，孤立反動派；（二）把我軍鍛煉得很能打。這兩件事，都要在我軍同叛亂武裝的斗爭中予以完成”。毛澤東告誡駐西藏的人民解放軍和工作人員，要辨證地看待叛亂問題。一是對已經形成的一支上萬人的叛亂隊伍，這是我們嚴重的敵人，不能掉以輕心；二是不要擔心反動分子把叛亂搞大，因為“這種叛亂有極大的好處，有練兵、練民和對將來全面徹底改革提供充足理由等三大好處。我們軍事方面，不但不怕叛亂，而且歡迎這種叛亂，但是必須隨時準備和及時地平息叛亂”。因此，按照毛澤東的要求，在同叛亂武裝的斗爭中，既要將基本群眾爭取過來，又要把軍隊鍛煉得很能打仗，增強戰斗力，達到雙重目的。

三、西藏上層反動勢力發動全面叛亂后，堅決實施平叛作戰

西藏上層反動集團在國外的反華勢力支持下，終于1959年3月10日發動了全面叛亂，公開宣布西藏獨立。這就迫使中央為維護國家統一和邊境穩定，而下令人民解放軍堅決平定西藏叛亂。中共西藏工作委員會及時將拉薩情況和處置方案上報中央后，中共中央于3月11日23時復電西藏工委，強調了5點：（1）同意譚冠三對索康等人的表態（即斥責西藏上層反動分子發動此次叛亂），并普遍在官員、群眾、干部中宣傳；（2）明確告訴進步人士們，西藏永遠是中國的地方，任何反動力量都改變不了這個實事，如果反動派叛國，中央將采取堅決的行動予以平定，同時要切實保障愛國進步人士的安全（勸他們靠近軍區，或遷入自治區籌委會內）；（3）對達賴本人應多做工作，但不要怕反動派把達賴劫走；（4）對拉薩周圍的反動武裝進入市區不要攔阻，因為增加一兩千人并不可怕；（5）注意搜集對方叛國反動的各種證據，片紙只字都是有用的。

時在湖北武昌的毛澤東主席，見到西藏工委的電報和中央的復電后，于3月12日復中央的電報中，對西藏上層反動集團的陰謀做了深刻的剖析，對叛亂的發展趨勢做了準確的判斷，對平叛的戰略策略以及戰術原則等，做出明確具體的指示。毛澤東指出：中央的方針完全正確。照此形勢發展下去，西藏問題有被迫（這種‘被迫’是很好的）早日解決的可能。看來達賴是和其他人同謀的。達賴反革命集團的策略是：（一）以羅布林卡為據點，在拉薩搞暴亂，將我軍驅走，這種策略是會被他們首先想到的。他們從我們長期“示弱”、只守不攻這一點看出“漢人膽怯”，“中央無能”。他們想，漢人被轟走是“可能的”。（二）這一批人實際上已同中央決裂，很大可能將不得不繼續干下去。一種可能是繼續在拉薩示威騷擾，以期把漢人嚇走，在若干天或若干月之后，他們看漢人嚇不走，就會向印度逃走，或者，向山南建立根據地，兩者的可能性都有。西藏工委目前的策略，應是軍事上采（取）守勢，政治上采（取）攻勢。目的是：（1）分化上層，爭取盡可能多的人站在我們一邊，包括一部分活佛、喇嘛在內，使他們兩派決裂；（2）教育下層，準備群眾條件；（3）引誘敵人進攻。如果敵人進攻時，在初期不要多殺傷，更不要出擊，最好使他們先得一些小勝利，使他們感到驅漢有望，才有大打一仗的可能否則只會小打一陣，（使他們）倉惶逃走。當然這樣也不壞但不如爭取大打一仗更為有利。達賴及其一群，他們的心理是矛盾的，覺得勝利有望，又怕打而不勝，逃不出去。他們逃走時，我以為一概不要攔阻，無論去山南、去印度，讓他們去。

中央在轉發毛澤東的電報后面，附有具體的指示，內容除強調我們的方針，“是讓敵人更囂張些，更瘋狂些，讓他們先攻我們，以便在政治上居于主動，為全面的軍事平叛和實行民主改革取得更充分的理由”以外，還特別提醒：一是不可采取軍事上先發制人的方針，以免在政治上限于自己不利的地位，并給敵人以借口去動員更多的藏族人民和我們對抗。二是利用敵人的叛國罪行，向各界人士和群眾進行揭露，即表明中央希望叛亂分子及早回頭的仁至義盡態度，又表明中央決心懲罰叛國分子的嚴正態度，以便孤立分化敵人，爭取更多的人中立或靠近我們；三是在同敵人打交道時，盡量避免用文字傳達方式，必須用文字傳達的文件，應先報中央批準；四是考慮結合平叛實行民主改革，請工委和軍區對這些問題仔細研究，提出具體意見。同時，西藏工委根據中央的指示，繼續對達賴喇嘛進行爭取工作。西藏軍區政治委員譚冠三以中央人民政府代理代表名義，給達賴寫了三封信。當毛澤東看到其中一封信的草稿時即批示：“很好”，“可再寫信，準備將來發表。為此，要準備一封信歷述幾年來中央對諸大事件的寬大、忍耐的目的，無非是等待叛國分子、分裂分子會晤回頭”。這第三封信，后由鄧小平總書記起草，以譚冠三名義發出。

西藏上層反動集團宣布公開叛亂后一周，達賴喇嘛和一些重要官員在在藏軍的護衛下，于3月17日夜晚化裝逃離拉薩，經過山南逃往印度。西藏軍區向中央軍委上報達賴出逃的消息時，說明目前留在拉薩的反動上層分子，還沒有正式公布達賴逃走的情況，企圖在政治上繼續迷惑我們，一邊在軍事上加強準備。毛澤東在得知達賴出逃的情況后，提出兩種處置辦法：“一、宣布為叛國者，以后只有在他悔過認罪之后，才可以回來；二、宣布為被人挾持者，仍然希望他脫離叛眾，早日回來，羅布林卡位置及人大位置，仍給他留著。”隨后，中央決定采取第二種辦法，于3月20日指示：“對于達賴逃跑暫不向外宣布，暫時不把達賴放在叛國頭子之內，只宣傳叛國分子挾持達賴。即使敵人宣布達賴逃到山南，我們還可利用達賴本人來的兩封信，向群眾宣傳達賴是被他們強迫架走的。這對打擊敵人利用達賴名義號召群眾叛亂，可能有些好處。”為此，保留了達賴喇嘛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和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主任的職務，直至1964年。此舉表明中央對達賴的外逃是留有余地的，仍然希望他“悔悟回頭”。

在此同時，以毛澤東為主席的中央軍事委員會（中央軍委）積極進行平息西藏叛亂的各方面軍事準備工作：迅速部署從內地增調3個師部隊進藏參加平叛作戰；接連發出了《中央軍委關于聚殲拉薩之敵的指示》、《中央軍委關于平叛部隊行動部署及指揮關系的指示》、《中央軍委對西藏山南地區平叛及當前工作的指示》等電報，明確了拉薩平叛后立即設立軍事管制委員會，同時解除各地藏軍的武裝等；總參謀部對拉薩的戰斗隨時進行具體的指導，以及緊接著開始的山南戰役部署；總政治部發出關于平叛的政治工作指示，傳達了中央關于“把軍事打擊、政治爭取、發動群眾三者結合起來”的平叛方針；總后勤部部長到青藏公路沿線布置車輛運輸、到西藏各地檢查部署戰時后勤保障工作。這一系列積極有效的措施，保證了西藏平叛行動迅速取得全面勝利。

四、關注國內外輿論，讓真相大白于天下

隨著拉薩叛亂迅速平定和開始平息山南等地的叛亂時，毛澤東在1959年4月15日的最高國務會議上講話中，對西藏叛亂和平叛問題做了系統闡述，以后又在與外國友人以及班禪等人的談話中，又多次講到這一問題。毛澤東始終站在全中國、全西藏大多數人民一邊，并堅決維護大多數人民的根本利益，堅持把西藏平叛和改革進行到底。毛澤東運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點，深刻分析西藏發生叛亂的社會根源。指出：叛亂是少數上層反動分子搞起來的，“那少數人是一些什么人呢？就是剝削、壓迫分子”。隨后即指明是“索康、帕拉等人發動叛亂”；后來進一步指出是“達賴利用康巴人搞叛亂”。

西藏的叛亂雖然是上層少數反動分子搞起來的，但植根于西藏封建農奴制度的土壤里。西藏的封建農奴制度，是一種在中國乃至世界歷史上罕見的“落后、黑暗、反動、殘酷的西藏社會制度”。毛澤東說這種舊制度“對西藏人民不利，一不人興，二不財旺”，極大地束縛了西藏生產力的發展。但西藏少數反動分子卻死心塌地地維護這種制度。在全中國已經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西藏舊的社會制度必須進行改革，對維護舊制度的反動勢力必須給予打擊。但是國外有些人卻胡說西藏叛亂是“人民起義”、是“抗暴”“革命”行動，對中國人民平定西藏叛亂認為是“鎮壓”是“滅絕種族”。毛澤東一針見血地指出：國外“有些人對于西藏寄予同情，但是他們只同情少數人，不同情多數人，一百個人里頭，同情幾個人，就是那些叛亂分子，而不同情百分之九十的人”。“我們則相反，我們同情這一百一十幾萬人，而不同情那少數人”。這是對西藏平叛問題看法截然不同的根本原因。

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中，還回答一些人對能否平得了西藏叛亂的擔心。說是有個美國人名叫艾爾索普的寫文章，稱西藏的叛亂沒有20萬軍隊是平定不了的，而這20萬軍隊每天要1萬噸物資。西藏的山高路遠，道路修筑困難，所以平叛無望。毛澤東肯定地回答說；西藏平叛不要20萬軍隊，只要5萬就夠了，而且物資供應也能夠解決。還因為平叛除了英勇的人民解放軍外，還有武裝起來的人民，“藏人扛起槍來，組織自衛武裝，非常勇敢”。青海、甘肅、四川、云南的藏區都改革了，同樣能夠把叛亂分子肅清。在“決定六年不改革以后，我們從西藏撤走了三萬多部隊。這樣做的目的是團結他們，使他們有進步。但是，他們卻利用這一形勢，組織一些從西康跑來的叛亂分子在山南等地發動叛亂”。此外，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還講到了達賴能否回國的問題：“我們希望達賴回來，還建議這次（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不僅選班禪，而且要選達賴”。后來，毛澤東同印度共產黨代表團談話時說：“如果達賴贊成我們的主張，我們希望達賴回來。只要他贊成兩條，第一，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第二，在西藏要進行民主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革，他就可以回來”。中國共產黨的這個原則，至今仍然如此。時隔50多年后，達賴繼續堅持分裂立場，仍未回頭。

毛澤東對1959年4月前往北京參加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班禪和阿沛，全面地闡述了西藏上層反動集團發動叛亂的原因和目的。毛澤東不僅指出了索康、帕拉等人錯誤地估計了形勢，錯誤估計了我們的方針政策，發動了武裝叛亂。同時還指出，他們發動叛亂的目的，第一步是想趕走人民解放軍，把我們嚇走；第二步就是實行所謂“西藏獨立”。但他們根本不了解我們的方針、政策和人民解放軍的戰斗力，以至終歸徹底失敗。毛澤東還就西藏的民主改革問題，征詢班禪等人的意見：“西藏是不是需要改革？（班禪回答改革是肯定的，并希望快點實行）改革的具體問題需要商談，而且需要定下來。建議你們在北京同民委和張經武同志先商量一下，回到拉薩后，再更具體地商量”。不久，《西藏工委關于當前平叛工作中幾個問題的決定》在京制定并經中央批準發出。隨后，西藏自治區籌委會通過關于在西藏進行民主改革的方案。

由于西藏發生全面叛亂，中央原定“六年不改”的方針自然不能繼續下去。在西藏地區進行平叛的同時，隨即開始了民主改革。當時的方針是“邊平邊改”，并在平叛的口號下進行實際的民主改革。中央批發了《西藏工委關于當前平叛工作中幾個問題的決定》，明確規定了改革的方針政策和做法等。毛澤東說：“現在條件成熟了，不要等到一九六三年了。這就要感謝尼赫魯和西藏叛亂分子。他們的武裝叛亂為我們提供了現在就在西藏進行改革的理由”。叛亂的及時平定，也為民主改革掃除了前進障礙。

西藏發生叛亂以及人民解放軍迅速平定拉薩、山南地區的叛亂后，毛澤東為新華社撰寫電訊稿：《西藏人民群眾擁護人民解放軍平叛，親如家人》，稱平叛戰役的勝利，“是當地人民群眾對平叛戰爭的熱烈擁護與人民解放軍英勇戰斗兩方面相結合而完成的”，高度評價西藏軍民同心協力平息叛亂；同時駁斥西方記者、臺灣文人認為西藏平叛無希望的言論。毛澤東時刻關注國際上對西藏叛亂和平叛的反映，主要是美國和印度的反映，并通過新華社報道和文章作出評論，揭露他們在西藏叛亂前后的種種拙劣表演。當達賴喇嘛逃到印度后，毛澤東對印度領導人的態度十分重視。當印度外交人員拋出所謂“達賴喇嘛聲明”時，毛澤東即主持政治局會議討論，并以政治記者名義發表《評所謂達賴喇嘛的聲明》，后根據形勢發展，又發表《人民日報》編輯部文章《西藏的革命與尼赫魯的哲學》。這些經毛澤東認真審核修改的文章里，系統地闡釋了西藏叛亂的原因和經過，適當地批評了印度政府總理，嚴厲地批駁了印度某些政黨領導人的反華謬論。

當有人以西藏叛亂類比東歐的匈牙利事件，對中國人民平息西藏叛亂進行大肆攻擊時，毛澤東在一次接見外國代表團時說，國際反華勢力對我們平叛大叫大罵的原因，是“因為他們認為西藏實際上是他們的地方，不是我們的”。“叛亂分子說西藏要求獨立，而所謂西藏‘獨立’，就是把西藏給外國”；再是對他們大肆叫嚷的所謂“民族自決”問題，“馬克思主義者應該如何處理這個問題呢？西藏一共有一百二十萬人。講民族自決，是由一百一十八萬人自決呢，還是由兩萬反動派去自決？他們要的是兩萬農奴主的自決”。“馬克思說過‘民族自決’就是站到外國那邊去”。隨著1959年西藏幾個重點地區的叛亂逐步平定，西藏問題有了一個理想的結局。毛澤東高興地向外國代表團描述西藏發展的前景：“現在西藏問題好解決了，第一步是民主革命，把農奴主的土地分給農奴，第二步再組織合作社。六萬農奴主中約有一萬人逃到印度了。其余沒有走的可分為左、中、右三派，我們將根據他們不同的政治態度來區別對待”。“我們要爭取多數人，使他們贊成改革”，要在西藏的農村和城市中建立了黨的組織。藏族人民很好很勤勞，和人民解放軍一起同叛亂分子斗爭，很快就能組織起來。中央政府已培養了近萬名藏族干部，在西藏工作的漢族干部也學了藏語。他強調：“在西藏，馬列主義者和勞動者可以合作，而且合作得很好”。正是這種合作，推動了西藏革命和生產發展。后來的西藏平叛斗爭，均踐行著毛澤東規定的一系列方針原則，極少出現偏差。隨著全區民主改革的同時完成，西藏進入了一個民族團結、邊疆穩定、生產發展的新的歷史時期。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500期，摘自2011年第4期《軍事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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