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在1652年，黃教達賴五世阿旺羅桑嘉措憑依蒙古族固始汗的兵力，殲滅喇嘛另一支系噶舉派，即白教的藏巴汗，隨即親到北京朝覲，次年被清朝順治皇帝敕封為“西天大善自在佛”，建立起格魯派地方政權。歷史證明，滿、蒙、藏跟當時受統治的漢族同屬于西方所稱的“中華帝國”，生活在一個多民族的大家庭里。爾后，西藏歷世達賴喇嘛必經中央冊封定制，成為一個不爭的事實。
然而，現今第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投身西方“自由世界”，不肯再當中國人。這位轉世的“自在佛”身披藏紅袈裟，滿臉堆笑，在世界各地傳授禪法，講得天花亂墜，聽者甚眾，連美國好萊塢影星李察·基爾和莎朗·斯通，乃至已故法國左翼總統密特朗的夫人達妮埃爾都成了“祥和子”，為他搖旗吶喊。
今有法國學者馬克西姆·維瓦斯(Maxime Vivas)逆西方力挺達賴反華的潮流，親赴西藏考察，于2011年撰寫新著《不參禪的達賴喇嘛》，副題為《達賴喇嘛遮蓋的臉面》，全書13章，用事實揭開了一個偽神祗“明相”后邊的“暗面”。
維瓦斯揭了達賴喇嘛的老底——他早期在西藏時的奧地利籍師傅海因里希·哈勒，系納粹沖鋒隊骨干，1938年受希特勒和希姆萊親自派遣潛入西藏，當了達賴喇嘛七年老師，向他傳授英語、地理和西方文化。人們曾見哈勒同希特勒合影，故達賴起初竭力藏拙，對自己跟哈勒的“終身友情”關系諱莫如深。1997年，法國導演阿諾在好萊塢將這段往事拍成電影《西藏七年》，美化由布拉德·皮特扮演的哈勒。及至那個金發碧眼的黨衛軍于2006年死去，達賴急急乎破門而出，為其百般辯護，稱已故老納粹是他“入門西方和步入現代化的啟蒙導師”。達賴一直公開稱1939年——1945年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為“前世報應”，對哈勒感恩戴德。1994年，他在倫敦召集支持西藏獨立的西方著名人士，其中就有作為登山運動家的哈勒和奧斯維辛集中營的人種學家布魯諾·貝格兩個前納粹黨衛軍，以及接近獨裁者皮諾切特的原智利駐印度大使米蓋爾·索拉諾。由此不難明白，達賴為何于1999年呼吁英國政府釋放在倫敦被捕的法西斯分子皮諾切特，其意識形態傾向昭然若揭。
維瓦斯揭示達賴喇嘛的另一個“暗面”，是他與日本奧姆真理教頭目麻原彰晃勾結，獲取這一邪教對“西藏事業”一億日元的金錢贊助。追溯起來，達賴與麻原的串通起始于上世紀八十年代，兩人在印度見面后，至少有五次會晤。達賴稱奧姆教“傳播大乘佛教”，說麻原是個“很有能力的宗教導師”，為他灑圣水祝福。孰料，1995年3月20日，奧姆真理教在東京地鐵制造了震驚全球的沙林毒氣事件，殺傷數千無辜平民，罪行令人發指，教主麻原彰晃被東京法院判處死刑，一時使達賴處境十分尷尬。麻原自己在其所著《最高指引》里供認，達賴委托他“在日本進行宗教改革”。德國《焦點》周刊強調：“沒有達賴的支持，麻原根本不可能建立起他的教派帝國”。
《不參禪的達賴喇嘛》一書揭示，達賴及其“流亡政府”的活動經費主要靠美國中央情報局通過其所屬的“國家民主基金會”(NED)提供。達賴的駐華盛頓代表不得不承認：“這是個公開的秘密，我們并無異議”。據法國《外交世界》月報報道，“上世紀六十年代，美國中央情報局提供了170萬美金。”《紐約時報》證實：“直接付給這位宗教領袖的年度津貼為18萬美金”。據此，作者維瓦斯得出結論：“達賴喇嘛口口聲聲說自己要保衛西藏人，而他實際上更是在為美國人，為美國中央情報局效勞。”作者進一步解釋道：“美國對看見一個強大國家崛起感到不安，覺得這威脅到自己在一個單極世界里的霸主地位，故資助達賴喇嘛的分裂運動，將之視為削弱中國的一種手段，還可以在世界屋脊踏上一腳，筑起軍事基地。”
1959年3月，西藏噶廈當局多數噶倫發動叛亂，達賴喇嘛出逃印度，曾用一千多頭驢的馱隊運走了布達拉宮一箱箱滿滿金銀珠寶，而他卻聲稱自己是“所有西藏人幸福的源泉”。
達賴喇嘛揚言，在他的神權統治下，“西藏曾是最幸福的國度”。維瓦斯斥之為純粹的謊言。他舉出兩名美國記者采訪過的被領主挖去眼球，截斷雙手的農奴為例，說明達賴維護的是世界上最無人道、最黑暗的制度。百萬農奴被當作“活牲口”宰割，95％的藏民無任何權利，只能為封建貴族和僧侶服一輩子勞役，在制度化的愚昧中忍耐，空盼來生轉世。接著，他引用維克多·雨果《懲罰集》里的詩句來描繪達賴的面貌：“領袖跟富人暢飲開懷，卻對窮人說：‘朋友，來跟我守齋！’”
維瓦斯指出達賴具備兩張面孔，一個是始終笑容滿面，呈現善良、智慧、寬容、和平姿態；另一個是緊皺眉頭，活脫脫一個失落君主，其唯一的生活目標就是返回拉薩，復辟原來的神權制度。
維瓦斯指出：這位所謂的“圣者”并不“斂心靜慮”，在印度達蘭薩拉的“西藏社區”大搞唯我獨尊，排斥異己，瘋狂迫害多杰雄登修行者。
多杰雄登修行者也同屬藏傳佛教的黃教，曾于1959年追隨達賴集團流亡到印度達蘭薩拉。本來，“同是天涯淪落人”，應該“同舟共濟”，可他們卻受達賴白眼，被逐出門庭，其寺廟及佛壇遭摧毀。雖然火劍智慧佛多杰雄登被黃教供為佛教“護衛佛”，連一度與之對立的達賴喇嘛五世最后也奉其為“神靈”，可現今十四世達賴于上世紀七十年代一天夜里夢見多杰雄登，與之交流，夢醒后斷定他是“邪靈”，視之為異端，繼而頒布“敕令”，禁止所有藏傳佛教徒供奉多杰雄登。所謂“西藏流亡政府”隨之出面鎮壓、驅趕生活在達蘭薩拉的大批赤貧的多杰雄登修行者，致使他們無廟可寄身，流落街頭以淚洗面。
在他的書里，維瓦斯敘述“西藏流亡政府總理”還編造謊言，誣稱一位有影響的多杰雄登信徒“至少兩、三次訪問過中國”，“多杰雄登修習者都是由中國人資助的叛徒”云云。作者特別提到，達賴今年8月在法國圖魯茲市以“促進各種宗教間的和諧”為題講經，還振振有詞地強調：“在我們這個世界上，必須有不同的宗教，這是很重要的。在各種不同傳統之間的和諧關系基礎上，應該相互理解，彼此尊重。”這位法國學者描繪達賴喇嘛的兩面派說：“在外邊，他雙手合十，卑躬屈膝，一臉光彩，露出狡黠的微笑，低聲細語。但在自己的采邑卻相反是一雙毒眼，高聲呵斥的兇相。”
應該說，維瓦斯是通過大量引證達賴及其隨從的言行和他自己新赴西藏的見聞寫出《不參禪的達賴喇嘛》一書的。在該書的《序言》里，他開門見山地說：“2010年7月，我同《費加羅報》、《世界報》和《自由長矛》兩個記者為‘前夜’新聞網站去西藏采訪。起始，我不確定幾位同行會一起看到同樣事態。古代哲學家塞涅卡曾告誡：‘倘若帶著成見，那還有什么必要去旅游？’我們幾個雖然見解各異，但在同一時刻一起看到的事物是根本相同的，真實的，盡管達賴喇嘛的追捧者們從來都不曾寫出過這些。”
作者之所以要寫這一段開場白，是因為達賴喇嘛是法國媒體“碰不得”的偶像，誰敢撕下這位“自在佛”欺騙人的假面具，就是犯了大忌，其文章必遭封殺。
筆者在法國生活多年，深感在這個以“自由與寬容”為榮的國度里，近年來形成了一種“唯一思維”，尤其是涉及到西藏問題，只讓“無國界記者組織”頭目羅伯特·梅納爾之輩信口雌黃，否則就惹來一幫“人權主義分子”群起而攻之。面對這種局面，作為一個中國讀者，我覺得《不參禪的達賴喇嘛——達賴喇嘛遮蓋的臉面》一書作者馬克西姆·維瓦斯是一位頗有勇氣的正直之士，確實值得人們欽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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