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造就了白求恩--《國際主義戰士白求恩作品選》節錄

中國人民造就了白求恩——河里在討論白求恩，兄弟轉幾篇有關的東東 [ 雙石 ] 于:2008-01-18 18:10:30 主題帖
　　引者注：無意中發現了一本好書，加拿大的拉瑞·漢納特先生編著、李巍等翻譯的《一位富有激情的政治活動家：國際主義戰士白求恩作品選》，書中收錄了白求恩的許多日記和作品，并通過這些實證展示了白求恩成長的過程，作者似乎并不具有白求恩大夫相同的信仰，但卻通過對白求恩本人留下的文字確認：白求恩明確知道他應該到哪里去。更為重要的，是中國人民，“特別是那些共產黨員和敵后游擊隊員們”，造就了一個全新的白求恩。
　　因為，白求恩獻身于中國人民，而中國人民也造就了英雄白求恩！這是一個誰也無法改變的事實！


　　該書由加拿大外交和國際貿易部資助，于出2005年１月出版：書中有白求恩寫給親友和同事等人的百余封信件，和詩歌、小說、小冊子、醫學論文和醫療工作報告等數十篇，還有油畫、水粉畫、和為毛澤東拍攝的照片以及白求恩發明的醫療器械照片等。反映了白求恩的成長、情感、婚姻和反法西斯主義的斗爭，全方位展示了他大半生的經歷。
　　亨寧·索倫森說：“當我探尋白求恩的一生時，我似乎要為他在中國那段生活和工作的最后時光做大量的準備工作。”在中國，白求恩發現了完全符合他的共產主義理想的一場革命和一個民族。他寫道，對他們來說共產主義“就像自己的心跳一樣自然”，是出于對日本軍國主義的刻骨仇恨和對那些支持他們戰斗的人們的衷心熱愛。也許給他印象更深刻的是，中國的共產主義者似乎全然沒有個人虛榮和野心。然而，甚至在他們完成白求恩理想中的共產主義的形象時，人們對他的敬重還是滿足了他那中產階級式的虛榮心。在那樣艱苦的條件下，不可能在物質上達到他從前的安逸生活水平，但是，白求恩共度難關的決心使這一切都不重要了。盡管如此，正如他透露的，他有一名廚師，一個勤務員和自己的房子，還有一匹日本良種馬和一副好馬鞍。在當時的條件下，這確實算得上奢侈了。
　　白求恩一旦決心與法西斯主義進行斗爭，就能十分準確地找到戰斗即將打響的地點。在西班牙，他即刻趕赴馬德里，在一個象征緊急的軍事中心里建立了新機構。同樣地，白求恩在中國也很快確定了他的目的地。在日本野蠻侵略造成一片混亂的中國，白求恩仍然明確地知道他應該去哪里。他不會為國民黨服務，因為那些人的愛國主義是放在反對共產主義之后的。而白求恩和共產主義者們站在一起，他決定趕到戰爭前線給他們以最直接的幫助，這是導致他與加美赴中國醫療隊有名無實的隊長查爾斯·帕森斯產生意見分歧的原因。查爾斯·帕森斯是個美國醫生，他決定回國而不是在華北進行艱苦的長途跋涉。白求恩的這一態度使之到達華北后沒有與小組的第三位成員加拿大護士瓊·尤恩一起工作。在尋找戰爭前線的過程中，他成為當時世界上不辭辛勞奔赴右翼軍國主義與民主主義兩個沖突中心的極少數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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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能想象出，當中國共產黨人發現白求恩不只是精通醫學時，該是多么的欣喜。白求恩還具有強烈的政治意識，適應性很強，能鼓舞人心，且似乎有無窮無盡的精力。他在1938年所寫的文章顯示出他領會了統一戰線的微妙含意：共產黨和國民黨同意拋開分歧而共同抗擊日本侵略者。白求恩最初堅持建立了一座固定的模范醫院來訓練中國的醫護人員，但它很快被日本兵所摧毀。于是，他轉而接受共產黨的觀點，即前線醫療工作最重要的特點是它的機動性。然而，他還是保留了急躁的脾氣和說話直率的特征，寫報告狠狠地批評他所見到的那些不合規范、水平低劣和無知的醫療手段。尤恩認為，在一個說話過于直率會引人不快的國家里，這樣的脾氣是一種嚴重的缺陷。在中國的其它地區，這可能成為他成功道路上的重大障礙，但在共產黨這里就沒有那么嚴重了，尤其是經過與他最初幾個月的接觸之后。他強烈的要求改善醫療護理條件的愿望，肯定彌補了他明顯的急躁脾氣。如果還有什么不同的話，那就是他的率直和對工作的極大熱心為他贏得的是敬佩和感激，而不是厭惡。而且，他也明顯地開始克制自己的急躁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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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國，白求恩著手一項試驗——如同過去一樣，把他自己當作試驗品。試驗的中心課題是：有沒有可能創造一個新人，到1939年他已經接近這個問題的答案。1939年11月在中國去世的白求恩，已經不是1938年1月剛到中國的白求恩了。兩年的時光，非同尋常的環境，奮發向上的人民，這一切都使他產生了巨大的變化。各種報道表明，白求恩到達中國的時候表現出他多年不變的形象：急躁，易怒，自責，敢做敢為，魅力非凡。在1938年早幾個月里，瓊·尤恩和羅伯特·布朗醫生等人為我們描繪了一個酗酒、易怒的白求恩。但是，那些在他去世不久前認識他的人，幾乎把他描繪成一位盡管不太令人相信、但卻明顯表現出一種無私精神的圣徒。我們應當相信誰？當然，我們傾向于相信第一種形象。我們西方式的理性思維更喜歡相信那些從紛繁復雜的經驗中搜集到的依據，我們不相信奇跡般的轉變。盡管我們也許不想承認，但這些依據的來源也是我們做出這種決定的一個因素。那些堅持說白求恩沒有順應發生變化的目擊者是一些西方人，而那些把他描述成圣徒的是亞洲人。我們擔心，亞洲人會由于他們的共產主義信仰而帶有偏見。
　　但是，白求恩有沒有可能確實發生了變化？我們從一些可信的證據中得知，在他身上，利己主義和利他主義總是共存的——盡管有時不是和平共處。例如，在西班牙的最后幾周，由于受到脅迫，白求恩身上急躁和自私的一面就占了上風。那種不同于中國的條件能造就一位充滿同情、無私和充實感的白求恩嗎？
　　他自己的作品也暗示了一種答案。對照他從西班牙和從中國發出的信中對快樂和充實等詞的運用，可以產生一種引發興趣的對比。白求恩從西班牙發回的信件帶有一種慣用的俗套語氣。他在1937年2月8日的信中寫道：“我們都很好，很快樂。”1937年5月5日的一份電報又重復了一邊這種陳腐的空話：“每位代表[指輸血隊——原注]都很充實。”——這當然遠未令人信服。基于同樣的風格，他在1938年5月22日發自中國的信中說：“我們在工作中十分快樂，十分充實。”但是在7月13日的信中他開始采取一種新的，更為坦率的語氣：“我非常疲倦，但也非常充實。”1938年8月21日的信可能最為詳盡地表述了他的這種新的個人成就感。他寫道：“的確，我非常疲倦！但我認為，很久以來我都沒有這樣快樂過。我很充實。我正在做我想做的事。”1939年3月4日，在他過最后一個生日的時候，他用同樣的筆調寫道：“我非常快樂，非常充實。”
　　是什么原因使他產生了成就感？顯然是那些與他共事的人們，特別是那些共產黨員和敵后游擊隊員們。1938年8月23日他寫道：“這些游擊隊員是一些偉大的人，……他們行動神秘而果敢，富有堅強的決心和勇氣。同他們一起工作是一種樂趣。”1939年3月4日，白求恩在描述那些未經訓練的醫務工作者時表示：“盡管我經常被他們的無能、無知……搞得非常惱火，但是他們的樸實、好學以及純真的同志情誼和無私精神，經常使我的怒火最終消于無形。”基于這些影響，一個新的白求恩正在出現。舊的白求恩——“人性中充滿了驕傲”（這是唐納德·杰克對他的刻畫）正在消失。這一點被馬海德大夫所證實。馬海德是在中國認識白求恩的一位美國人，他說白求恩開始“丟掉他的壞脾氣……某種安靜的脾性逐漸在他身上出現。”到1939年，白求恩也表現出有能力殺死他體內的另一條毒龍——酒精。泰德·阿蘭指出，白求恩在中國的最初幾個月里飲酒過度。他寫到，曾經做過傳教士，后來做了加拿大聯合教會會長的羅伯特·麥克羅爾“不得不在中國親自為白求恩治療他的這個惱人的毛病。但是白求恩被中國人民的英雄主義精神和犧牲精神所鼓舞，克服了他的毛病。”　　……

　　⒈《壓縮治療者信條》，載《胸外科》雜志第5卷（1936年2月）。
　　⒉《馬拉加——阿爾梅里亞公路上的罪證》（馬德里）伊比利亞出版社1937年版。
　　⒊《啞彈》，載1939年7月8日《多倫多號角》。
　　⒋《從漢口到西安》，（多倫多）加拿大和平和民主聯盟1938年出版。
　　⒌《白求恩致加拿大援助西斑牙民主委員會的一封信》，裁《新邊疆——文學與社會批評月刊》第1卷10期（1937年4月）。
　　⒍《白求恩致加拿大的一封信》，載1938年4月4日《號角日報）。
　　⒎《紅月亮），載《加拿大論壇》，第17卷（1937年7月）。
　　⒏《訪問“鏡中之國”觀感》，載蒙特利爾內、外科協會簡報，196年3～4月號。
　　⒐《從醫務界取消私人收益》，載《加拿大醫生》第3卷第1期（1937年1月）。
　　⒑《一個肺結核患者的歷程》，載《熒光鏡》第1卷第7期（1932年8月15日）。
　　⒒《窯洞里的大學培植中國勝利的基礎》，載1938年8月2日《號角日報》。
　　⒓《隨加拿大輸血隊在瓜達拉哈拉》，裁1937年7月17日《號角日報》。
　　⒔《創傷》，載J．S．赫思：《把所有害蟲都帶走——人民中國的一名英國醫生，1954～1969年》，（紐約和倫敦）《評論月刊〉1969年出版。
　　⒕《年輕人將獲得自由》，載1937年11月22日《號角日報》。

　　
　　⒈《用活治療蛆慢性胸積膿癥一例》，載〈加拿大醫學會學報》第32卷（1935年3月），第301～302頁。
　　⒉《棉籽油逐步消除人工氣胸中的應用》，載《美國肺結核評論》第26卷（1923年12月），第763～770頁。*
　　⒊《肺和胸膜肺結核和非肺結核化膿損傷的活蛆和尿囊素療法——八例報告》，載《胸外科》第5卷（1936年2月），第32～39頁。*
　　⒋《氣泵與人工氣胸儀器的新組合》載加拿大醫學會學報》第20卷（1929年6月），第663頁。*
　　⒌《關于肺部螺旋體病的細菌診斷》，載加拿大醫學會學報》第20卷（1929年4月），第265—268頁。*
　　⒍《一條隔神經切斷術項鏈》，載《加拿大醫學會學報）第26卷（1932年9月），第319～32l頁。
　　⒎《呼吁肺結核患者盡早實施壓縮治療》，載《加拿大醫學會學報》第27卷（1932年7月），第36～42頁。
　　⒏《胸膜施粉法——作為葉片切除準備的胸膜人工強連新技術》， 載《胸外科》第4卷（1935年2月），第251～261頁。*
　　⒐《用銀夾防止胸膜間黏連分離中出血的方法暨透視診斷法的按　 語》，載《胸外科》第2卷（1933年2月），第302～306頁。*
　　⒑《注射碘化油的一些新的器械——油槍、套管與鏡子的組合》，載加拿大醫學會學報》第20卷（1929年3月），第286～288頁。*
　　⒒《一些新的胸外科器械》，載《加拿大醫學會學報》第35卷（1936年12月），第656～662頁。*
　　⒓《普通醫生的支氣管造影術》，載《加拿大醫學會學報》第21卷（1929年12月），第662～667頁。 *
　　⒔與D·T·史密斯和J·L·威爾遜合作：《白鼠原發性肺病的病源學》，載《細菌學》第20卷（1930年11月），第　　　 361～370頁。*
　　⒕與W·默佛特合作：《以黑曲霉做試驗性的肺部曲霉素——把這種真菌施加于最初的肺結核》，載《胸外科》第3卷（1933年10月），第86～98頁。*

　　⒈《遭遇》(短篇小說)，見加拿大國家檔案館MG30，D399，第14卷：“1936年1月至6月與瑪麗安·斯科持通信”宗。
　　⒉《病人的困境，或治療肺結核的現代方法》（廣播劇），米吉爾大學奧斯勒圖書館，泰德·阿蘭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