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亦民：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先聲——讀《賀新郎·讀史》的聯想

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先聲

——讀《賀新郎·讀史》的聯想

張亦民

（一）

毛澤東愛讀史，也善長詩詞。用詩史相融的形式作詩賦詞舒情，以史詞合壁的方式詠詩吟詞言志，是毛澤東讀書生活中的一大特征，也是讀懂讀通毛澤東、毛澤東思想的一個窗口。1964年春所作的《賀新郎·讀史》詞，就是深入了解毛澤東為什么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重要側面。

人猿相揖別。只幾個石頭磨過，小兒時節。銅鐵爐中翻火焰，為問何時猜得？不過（是）幾千寒熱。人世難逢開口笑。上疆場彼此彎弓月。流遍了，郊原血。

一篇讀罷頭飛雪，但記得斑斑點點，幾行陳跡。五帝三皇神圣事，騙了無數過客。有多少風流人物？盜跖、莊硚流譽后，更陳王奮起揮黃鋮。歌未競，東方白。                         ——毛澤東

這首詞分上下闋，上闋講的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進程，描繪了階級社會里的階級斗爭之慘狀；下闋是就史點評，指出了唯心史觀對神化帝王將相的欺騙性，歌頌了奴隸起義的英雄們，他們是歷史的真正創造者。整首詞都在揭示兩種英雄史觀的本質，旨在啟導革命者要不斷破除唯心論的英雄史觀，喚醒被壓迫剝削的奴隸們起來，去創造人民的世界。

讀罷這首詞，首先使人感到的是毛澤東站在歷史唯物主義的高度，以其偉大的政治家、革命者兼詩人的氣質，試圖以中國歷史為線索，從整體上把握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濃縮在110多個字的一首詞中，告訴人們人是怎樣來的，又該往哪里去？用唯物史觀武裝人們的頭腦。詞中既有歷史的綜合概括，又有對歷史的評價，無論是詞意還是藝術，其境界之高，氣勢之宏，筆力之強，都為后人留下無窮的啟迪和想象空間，當今讀來，更有著深刻的現實意義和歷史意義。

（二）

“人猿相揖別，只幾個石頭磨過，小兒時節”。開句就形象地描述了遠古的猿類，經過漫長的進化與那些未能演變為人的猿類拱手告別，開始了人類歷史。這樣的歷史雖然經過很長的新舊石器時代，但在人類社會來說仍然是小兒時期。“銅鐵爐中翻火焰，為問何時猜得？不過（是）幾千寒熱。”從史學家研究（猜得）的結果告訴我們，隨著銅鐵冶煉技術的開始（我國從進入西周、春秋、戰國以后就從漫長的原始社會先后轉入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其時間只不過幾千年的歷史。

人類社會的進步與發展，本來是為了追求和平與幸福，但結果是“人世難逢開口笑。上疆場彼此彎弓月。流遍了，郊原血。”進入奴隸封建社會后，一方面是科學技術的進步發展了生產力，一方面是由于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給人類帶來的卻是悲慘與痛苦。矛盾對立的雙方，彼此用弓箭互相殘殺。戰爭連綿不斷，殺人如麻，尸積如山，殷紅的鮮血流遍了廣大的郊外原野。

眾所周知，人類在進化過程中起決定作用的是勞動。正是長期勞動中使猿的手和足有了分工，逐漸向人類演化。所以說勞動創造了人類自身，勞動創造了世界，是勞動的奴隸們創造了歷史。然而，幾千年來由于剝削階級的統治，誰是歷史創造者的問題上被顛倒了。把一部幾千年的中國社會發展的階級斗爭史搞得支離破碎，斑斑點點的陳腐爛跡，都被神化為帝王將相的歷史，欺騙著一代一代真正創造歷史的奴隸們。所以，讀懂了歷史，就會為顛倒的歷史感到氣憤，令人白發直豎，飛了起來。“一篇讀罷頭飛雪，但記得斑斑點點，幾行陳跡。五帝三皇神圣事，騙了無涯過客”，是否這樣理解呢？這是下闋開始對歷史的綜合點評。

“有多少風流人物，盜跖、莊硚流譽后，更陳王奮起揮黃鋮。”其實，回顧歷史有多少真正創造歷史的英雄值得去歌頌，如春秋時奴隸起義的領袖盜跖，戰國時期楚國奴隸起義領袖莊硚，還有秦末揮起“黃鋮”（銅鐵制大刀）領導我國歷史上第一次農民大起義的陳王（陳勝）等，才是歷史上真正的風流人物。“歌未競，東方白。”說的是夜吟頌歌未結束，不覺天時已破曉。如今，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人民已經沉醒，被顛倒的歷史已經顛倒過來，人類社會已發展到一個歷史的新階段，豈容產生新的剝削階級復辟統治嗎？所以要將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保衛人民革命的勝利果實。

請注意，“盜跖”的“盜”是剝削階級加給他的蔑稱。古籍提及跖、硚，一般都是貶稱。毛澤東反其道而用之，作了撥亂反正，以被剝削階級謾罵為榮，故以“流譽”相稱。這使我們想起了毛澤東青少年時期家鄉一個領頭造反的“彭鐵匠”被當局殺頭懸掛在城門上被稱為英雄那樣，表明毛澤東一生為勞動人民鼓與呼的一貫思想。

（三）

毛澤東賦詩作詞從來都有明確目的性。了解詞作時代背景，是讀懂《讀史》內涵、剖析毛澤東與晚年思想的一個要津。

這首詞作于1964年春，兩年前的1962年初，中央召開了一個“七千人大會”，毛澤東作為黨的主席就大躍進和三年困難時期工作的失誤作了檢討，承擔了責任，引導人們認識客觀規律，找出辦法，表示了堅持三面紅旗的決心。事隔四年后的1966年，一場轟轟烈烈、史無前列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了。這首詞就產生在兩件大事之間的年份。有的說，這是毛主席在六十年代初度過了一段頗為寂寞又相對安定的讀書生活之心得記錄；有的認為，這是毛主席將其一生所讀的史書用馬克思主義歷史觀作了“詩化的總結”；也有的認為，這是毛澤東晚年以詞詠史“走向歷史深入的孤獨”的一種反映等等。各種說法，各有其理。但都沒有回答毛澤東在這個時候用“讀史”這樣一個人類文明的大命題作這首詞的要害。

經歷過的人都知道，1962年到1964年的中國并不平靜，可以說是中國內政外交極為困難的時期。中蘇關系從1956年開始分歧到1959年公開交惡。接著，就是公開論戰，進而就形成了中美蘇三大國之間開始了實力上極不對稱的博奕，并極有美蘇聯合對付中國之勢。中國周邊險象環生。蔣介石依仗美國的支持準備反攻大陸，印度在赫魯曉夫支持下挑起了中印邊境戰爭，蘇聯還利用我國經濟困難在伊犁地區引誘脅逼數萬人到蘇境內，美國在我南面挑起越南戰爭，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論戰中多數社會主義國家站在蘇聯一邊等等。從表面上看，中國處于孤立無援之地。但在毛澤東的高境界、大智慧、深謀略的策劃下，都取得了得心應手、化險為夷的處置，并在美蘇爭霸的夾縫中不斷成長發展，造成中美蘇三角的大格局。被亞非拉人民稱為“第三世界的旗手”。

根本問題還是在黨內。盡管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會”被認為是一次成功的大會，對毛澤東在大會上表現出高風亮節的講話表示欽佩。其實，在領導層中并沒有真正解決問題。如農業部門的負責人仍然到處作報告，鼓吹“包產到戶”，想放下包袱。毛澤東得知后自然會有所思考。正如他后來在《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中所說，“聯系到1962年的右傾和1964年的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醒的嗎？”說明黨內“兩個”司令部的矛盾斗爭正是從七千人大會以后形成的。

其實，從遠的講，自土地改革完成后（即新民主主義革命結束），就在要不要走合作化、集體化？怎樣合作化、集體化的問題上開始分歧，簡而言之，就是要不要走社會主義道路上存在兩種思想、兩條路線和兩種前途的矛盾斗爭，黨內發生的幾起重大事件，高饒事件、1959年的廬山會議、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文化大革命以至改革開放，無不是圍繞著這個重大原則問題展開黨內斗爭，而且有明顯的前因后果。這首詞正是黨內兩種思想、兩條路線斗爭的產物。

（四）

毛澤東作為徹底的馬克思主義者、共產主義戰士、無產階級革命家、一個影響著國際事務的大黨大國的領導者，只能遵循馬克思主義的思路尋找答案，判別是非。在他老人家看來，盡管在貫徹執行中央確定的大政方針中有這樣那樣的錯誤，并主動承擔了領導責任，但“三面紅旗”必須堅持，決不退讓，還決心“開除黨籍，也要到馬克思那里告狀。”

這就是毛澤東一貫的風格。凡是經他慎重思考確定要做的事，非做到不可。并將要不要堅持人民公社，要不要允許“包產到戶”？提到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總體把握上來回答問題。《讀史》這首詞，雖然不像青年時代的詩詞那樣鋒芒畢露，給人留下更多思考空間，但他不再沉默了。就在這一年12月，毛主席異乎尋常地做了二次活動：

一是在12月26日，從不做壽的毛澤東，破天荒地在中南海家中擺下三桌筵席，請出席中央工作會議的中央領導和大區中央局書記，還有陳永貴、錢學森和回鄉知青董加耕、邢燕子。毛澤東說，“李納下鄉了，李敏不下鄉（身體不好），沒有資格參加。”看來毛主席過生日不為天倫之樂，而是借生日宴向中央領導吐露他積悶的心聲。坐在他身邊的不是中央領導人，而是陳永貴、錢學森、董加耕和邢燕子，說：“我是要坐在群眾一邊的。”宴席上談天說地，縱論國事，從蘇聯特權階層的出現到擔心中央會出修正主義，會不會“革命成功了，又換上新的剝削階級”。他從一位智利記者中得知中國不久前在圣地亞哥舉行的經濟成就展覽會引起很大震動的事。又在一次會見日共代表團時得知美國對北越實行海上封鎖后，蘇聯援越物資經由中國轉運的事，毛澤東直盯陪同的鄧小平說：“我怎么不知道？”援越問題、中蘇關系是當時頭等大事，難怪毛澤東認為有“搞獨立王國”之感。席間有談笑風生，也有滿腹牢騷。發完牢騷，毛澤東仍然意氣風發，望著陳永貴、錢學森說：“搞建設，農業是個拳頭，國防是個拳頭，要使拳頭有勁，屁股就要坐穩，屁股就是基礎工業。過去我們有教訓，交了學費就要學聰明。建設要按客觀規律辦事……”。生日宴，雖在歡笑聲中結束，但并不輕松。

二是1964年底，黨中央工作會議前，針對“四清”運動的問題，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向毛澤東匯報情況。劉少奇說：“開個會，糾正‘左’的傾向”。毛澤東說：“不是‘左’，是形‘左’實右。”鄧小平說：“這個會只討論具體政策，主席年紀大了，不一定非參加不可吧？”毛澤東堅持參加1965年初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就在這次會議上，劉少奇與毛澤東就當前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廣大群眾的矛盾，還是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問題爭論起來。毛澤東強調運中要抓敵我矛盾性質的問題，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劉少奇不退讓，說：“還是有什么問題解決什么問題，不是到處都有敵我矛盾。煤炭部、冶金部，哪個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毛澤東不假思索地說：“張霖之（煤炭工業部長）就是。”本來就已很緊張的空氣，突然凝固了。匯報會不歡而散。再開會時，毛澤東帶著一本《黨章》、一本《憲法》，擺在面前，然后發言：“我是黨員，我是公民，一個不讓我來開會，一個不讓我發言……”。

此間的劉少奇，在毛澤東的心目中，已經從親密戰友、接班人、同路人，發展到難以調和的兩條路線的矛盾對立者，并開始在頭腦里有了劉鄧路線的概念。既然是路線矛盾，那就不是你我權力之爭，而是關系到黨的基本路線，用什么思想指導全黨全國行動的重大原則問題。這次爭論就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前奏。《賀新郎·讀史》這首詞更成了前奏曲的先聲。

2011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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