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蘇聯的社會主義實踐是在復雜的國際和國內環境下進行的。這其中難免出現一些不同的意見或異己的力量。如何發現、準確分辨和處理這些不同的意見或敵對的聲音，是擺在蘇共意識形態工作中的一個重要問題。區別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對敵對分子和反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理論進行堅決斗爭，對人民內部的不同意見和不同風格的文學藝術作品則允許存在和發表，倡導“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才是處理意識形態問題的正確方針。
幾十年來，蘇共在意識形態領域堅持共產主義教育，堅持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大力反擊國內外各種反蘇反共宣傳，工作是有成績的。但蘇共的思想工作也存在嚴重問題。蘇共在文化和科學領域，常常以強制、行政命令來解決思想問題，非但沒能解決問題，反而造成新的問題和矛盾。在這方面，“地下刊物”、“持不同政見者”和非正式組織就是三個重要例證。
第一，“地下刊物”。長期以來，蘇共實行嚴格的書報檢查制度，使得敵對勢力很難發出自己的聲音。于是有些人制造了“地下刊物”。到20世紀70年代，隨著蘇聯國內外形勢的緩和，特別是在西方反蘇勢力的支持下，蘇聯境內直接從事地下刊物的人數已經多達400人。印刷品的內容也由傳播一些詩歌和被禁止的文藝作品，變為刊登政治和社會批評性材料。以莫斯科的一些秘密地下刊物為中心，還開始形成“自由民主運動”組織。此時的地下刊物也影響到東歐國家，如捷克、波蘭等，并引起西方社會的廣泛注意。
第二，“持不同政見者”。蘇聯“持不同政見者”的政治傾向和思想觀點十分龐雜，活動方式有許多類型，每一類型內部又有不同的情況。有的“持不同政見者”維護人權、否定蘇聯模式、宣揚西方價值觀;有的主要宣傳俄羅斯傳統民族主義;有的宣傳反馬克思主義、反社會主義的思想觀點。也有少數知識分子只是與官方立場有所不同，他們針對蘇共和蘇聯在體制、方針、政策方面存在的問題提出批評，還稱不上是“持不同政見”。還有的“持不同政見者”當時以至現在仍堅持馬克思主義，擁護社會主義。這些人屬于蘇聯“持不同政見者”中特殊的健康力量。
但勃列日涅夫當局并未對“持不同意見者”和“持不同政見者”嚴格地加以區別對待，而是一律加以取締和鎮壓，這樣做或許能解決一時的問題，但缺少深入細致的理論斗爭，其負面影響也很大。
1975年蘇聯簽署的“赫爾辛基協定”規定，所有簽字國都有義務允許東西方之間人民、思想與商業更自由地交流與往來。此后，蘇聯出現一些“赫爾辛基小組”，西方出于各種目的，開始對蘇聯的“持不同政見者”給予資助。蘇聯和東歐的一些“持不同政見者”開始得到津貼，并經常得到各種獎勵和獎金。蘇聯當局對待“持不同政見者”常常先關押、后流放，最后干脆驅逐出境。有時小題大做，有時費力不討好，不但沒能解決問題，反而使一些“持不同政見者”名揚蘇聯和世界。
20世紀80年代初期，蘇聯“持不同政見者”活動逐漸衰落。但到戈爾巴喬夫時期，蘇聯的“持不同政見者”又活躍起來，蘇聯當局不但恢復他們的名譽，而且鼓勵和支持他們從事各種政治活動。薩哈羅夫就是一個典型。這時蘇聯的官僚特權階層已經不再排斥親西方的社會精英，而與他們同流合污了。
第三，“非正式組織”。蘇聯的“非正式組織”，是從1986年開始出現的。這些小規模的組織相對于官方有組織的團體而言，具有秘密性、非官方、靈活、業余等特點。從1987年開始，一些“非正式組織”發生分化，其中一些組織的思想和主張開始激進化。與“非正式組織”相呼應，蘇聯一些加盟共和國境內的民族主義思潮和分離情緒越來越嚴重。
由于戈爾巴喬夫等蘇共領導人的縱容，到蘇聯解體之際，這類非正式出版物成為宣傳反社會主義、反蘇共力量的“輿論先鋒”。而上述各類非正式組織，有的演變為政黨，如民主聯盟黨，有的成員成為自由主義改革的領頭羊，如蓋達爾和丘拜斯。因此，一些非正式組織也稱得上是蘇聯—俄羅斯自由主義或某些極端勢力的“初級黨校”。
從以上三個例證可以看出：在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時，嚴格區分和區別對待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至關重要。如果把工作做好了，一些人民內部矛盾可以化解，甚至可以轉化為積極因素;反之，如果工作做得不好，或是不去做工作，那么即使是人民內部矛盾，也會走向反面，產生嚴重的消極作用。與此同時，對于敵我性質的問題，如果聽之任之，甚至推波助瀾，就一定要出大問題。這是蘇共意識形態工作的重要教訓之一。▲(作者是中國社科院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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