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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開始，從黨政領導到普通讀者再到文化界，很多人都在談論一本叫做《苦難輝煌》的書，這部由國防大學教授、少將金一南耗費15年時間寫就的大書，從當年1月出版到現(xiàn)在，銷量已經突破了80萬，并入選了中宣部理論局、中組部干部教育局“黨員干部學習推薦書目”。值得注意的是，這部以黨史為主要寫作對象的書，其讀者卻早已不限于各級黨政領導，連許多對黨史并不感興趣的年輕人都加入到讀者行列。根據(jù)金一南的說法，他做了200多萬字的筆記，讀了500多本書，查閱了大量原始文獻，運用了許多鮮為人知的史料資料，在許多重大事件上做了獨特的解讀和分析，最終將歷史原貌和文學的生動性有機結合到了一起。
6月3日上午，金一南教授來到南方報業(yè)大廈，為集團員工講授黨課。這堂以《苦難輝煌》為基礎，結合當今很多實例的課程讓很多人聽得津津有味。因為在短短的兩個小時之內，金一南清晰地揭示了三個問題：在過去，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夠存在并且成為中國的執(zhí)政黨；在今天，我們的精神家園到底在哪些地方有缺失，究竟是什么原因導致了這種缺失；在未來，我們究竟應該堅持一種怎樣的信仰。
1歷史自覺造就了共產黨的偉大非凡
●過去時
不能不說，《苦難輝煌》這本書的暢銷讓我感到意外。這是一本不被人看好的書。在出版之前，出版社曾經找過一些大鱷，策劃過王朔的、倪萍的，讓他們來進行策劃。這些人說，這個書也就7000冊，但現(xiàn)在已經賣了80多萬冊了。我只能說，這個書不是針對干部或者年輕人寫的，這是針對人的內心寫的。很多人低估了讀者群的素質，大家都認為現(xiàn)在是快餐文化，但現(xiàn)在的讀者其實是在追求一些東西的，是在想問題的，思考國家命運的。也在追尋黨的力量的來源。
1921年，中國共產黨在上海成立，當時全黨一共也就50多個黨員，28年后，這個黨奪取了政權。而在奪取政權之后，經過了諸多曲折之路，中國現(xiàn)在在共產黨的領導下不斷趕超世界強國。今天世界形勢變化，美國人都說，給世界帶來最大變化的就是中國的崛起。2010年中國經濟總量超過日本，美國人認為這個時間應該是2017年，中國人之前預計的是2025年。從1952年的300億美元國民生產總值，到現(xiàn)在的53380億美元，我們已經完成了所有先進的中國人的一個夢想。而之前的那些有志青年們，他們不管什么主義，他們要的只是三個字：救中國。雖然中共成立90年，但通過28年，救亡的任務完成了。1840-1949：救中國。1949-2050：發(fā)展中國。前一百年歷盡坎坷，后一百年也是。
救中國和發(fā)展中國，都是關于實現(xiàn)中華民族復興的偉大信仰的產物。對于中國共產黨來說，這就是最根本的信仰，其他的都是手段。而且，中國共產黨從誕生之日起，并不像現(xiàn)在很多書中寫的那樣，就一直位于歷史的中心，就是被人看好可以救中國的那個組織。馬克思主義進入中國時，康有為和梁啟超都認為不行。梁啟超說，社會化的生產都沒有，哪來的社會化的管理？孫中山也認為蘇維埃制度不會在中國有生存空間。甚至連共產國際也不認為可以。他們扶持孫中山，幫助建立中共，他們只是想不讓北洋政府肆無忌憚地反蘇。斯大林也說，中國沒有真正的共產黨。中國共產黨和共產黨的區(qū)別，就是人造黃油和黃油的區(qū)別。
但中國共產黨人硬是憑著歷史自覺從邊緣政黨變成了執(zhí)政黨，走到了歷史舞臺中央，還承擔了中華民族這么偉大的復興任務。不能不說的是，過去的那個時代其實有很多值得我們學習的人。而共產黨人值得學習的，不光是不要官不愛財。這些只是個人品格。蔣介石，袁世凱也都不貪錢，袁世凱經手的錢無數(shù)，經常拿十幾二十萬兩去賄賂別人，但是他從不給自己的家里攢錢，他死的時候家里沒有多少錢。段祺瑞死的時候，家里也是窮嗖嗖的，都是這個勁兒。當年，這些人看錢就跟糞土一樣。當時之所以能夠搞成事兒，就是因為他們都是這樣的人。黃埔軍校門口掛著對聯(lián)寫著就是“升官發(fā)財請走別處，貪生怕死莫入此門”，這是黃埔精神。蔣介石北伐的時候，之所以一批軍閥都不是他的對手，就是憑著這種精神。像我在書里寫的，當時武漢的街頭富商都在呼喊世界革命萬歲，當時是整個一個革命氣氛，跟21世紀是完全不一樣的。后來蔣介石也很惱火，他說我的好學生都死光了，就剩你們這幫貪錢貪房子的人，把我大陸給丟了。包括我們黨的創(chuàng)始人陳獨秀，他的叔父沒有兒子，要把一大筆遺產給他。陳獨秀當時在北大當教授，他叔父就派人從家里來找陳獨秀，就說少東家我們北京還有幾個鋪子呢，你先把北京幾個鋪子看看。陳獨秀勃然大怒，說這和我沒關系，我要這些干嘛呢，老子要搞革命的，要消滅私有制，就是要革你們的命。《建黨偉業(yè)》原來有一句話，毛澤東跟他那個很好的女同學講，我將來要么飛黃騰達，要么如何如何。我當時是這個電影的顧問，我跟他們說這句話必須得改，飛黃騰達是我們今天這些世俗人講的，毛澤東那時是糞土當年萬戶侯，當時年輕人的熱血和闖勁兒，你以為一官半職和十萬兩就能買到嗎？
現(xiàn)在大家都在說毛澤東。毛澤東的確是讓中國共產黨從邊緣力量走向東方政治舞臺中心的關鍵。在這個過程其居功至偉。他破解了這個主題：中國紅色政權為什么可以存在？如果這個問題現(xiàn)在讓大家回答，很多人會選擇課本的標準答案：有馬克思主義，有共產黨領導，有群眾擁護，等等。但有這些條件就必然勝利么？當年毛澤東就認為，中國有獨特的原因和相當?shù)臈l件讓紅色政權存在。其中最關鍵的一條就是：白色政權之間的戰(zhàn)爭給了紅色政權生存的空間。什么叫中國國情？什么叫中國特色？這是我們成功的本源。但因為毛澤東在這方面貢獻太大，我們把他神化了。這是我們的一個誤區(qū)。比如現(xiàn)在大家一說起四渡赤水，就說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但是毛澤東在此期間打了兩場敗仗，但我們現(xiàn)在都不提這些，我們提的都是過五關斬六將，不提走麥城。導致大家以為遵義會議后毛澤東就一馬平川，中國革命就節(jié)節(jié)勝利，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毛澤東從一大時的記錄員到黨和國家的領導人，經歷了一個很復雜的從邊緣到中心的轉變。
中國共產黨人的偉大與非凡，并不在于是否能夠發(fā)出神一般的預言，而在于是否能夠迅速修正自己的失誤，然后迅速采納別人的正確意見，以實事求是作為共產黨人最富生機和最為鮮活的靈魂。如果有人要問：那個年代毛澤東同志最偉大之處在哪里？我的回答是：在于那種極為珍貴的歷史自覺。所謂歷史自覺，既包含對歷史運行規(guī)律的深刻領悟，更包含對社會發(fā)展前景的主動營造。正是以此為基礎，我們才真正探索出一條符合中國實際的革命道路。
2自我解構消解了英雄，也消解了整個民族的精神家園
●現(xiàn)在時
“你是準備替黨說話，還是準備替老百姓說話？”這句話2009年被評為最牛話語之一,用這話質問記者的人是河南規(guī)劃局副局長。此人研究生學歷，正處級別，是黨培養(yǎng)的干部，這種人連黨怎么取得政權都不知道。沒有老百姓的支持，沒有那么多犧牲，你能取得勝利嗎？他這種想法，把我們的根都挖了。革命黨向執(zhí)政黨轉變之后，有人認為黨與人民的關系就是統(tǒng)治與被統(tǒng)治關系。我們今天政權的危險不是來自外部，最大的問題來自內部。
不光是黨的干部，普通人也一樣。前段時間，我去黑龍江的時候，到了黑瞎子島附近的中俄邊界。駐守在那邊的邊防團團長告訴我，他看到過江對岸的俄羅斯城市里有一個無名烈士墓。每年都有很多人去祭拜那個墓，老人，年輕人，孩子都有。經常是孩子哭大人哭，大人小孩哭成一片。那位團長給我講這個故事后，我也很受觸動。我說為什么孩子哭？都是三歲五歲的小孩子，他們不可能明白其中的意義。孩子哭是因為大人在哭，是因為有那么多老師在哭。現(xiàn)在俄羅斯的青年人，他們結婚時，必定要到無名烈士墓前獻花，這已經成了俄羅斯婚禮的標準流程了。這個國家的民族內核、精神內涵是多么的強大，擁有這樣精神的民族，它是能被人奴役的嗎？它是能出大量的“俄奸”的嗎？
俄羅斯現(xiàn)在的國民生產總值只有我們的1/5，它的國防投入只有我們的2/3，但他們國家利益受到侵犯的時候，采取了什么行動？南千島群島有爭議，美日在日本海那里舉行聯(lián)合軍演，但他們就可以派出飛機飛到航空母艦上空，逼得美國人停下演習，向俄羅斯抗議。
當碰到這樣的挑戰(zhàn)時，軍力不夠，國力不夠，不能作為理由。當然這個說法不能說是錯的，但這個命題里隱含著另外一個命題：我們在用物質取代精神。我們總在幻想著，當物質強了，精神同樣會強大。但有這樣的想法的話，我們永遠不會有這一天。物質和精神相互補充，但無法相互取代。
我們今天的發(fā)展，產生了巨大的差異，東西差異，南北差異，發(fā)達不發(fā)達的差異，同地區(qū)的藍領白領的差異，領導和被領導的差異，所有差異都在產生矛盾，矛盾會引發(fā)沖突，沖突會產生危機，危機會導致分裂。現(xiàn)在我們想的是，藍領好了白領就好了，領導好了被領導的也好了，發(fā)達地區(qū)多了不發(fā)達地區(qū)就少了。但這種對立會越來越多。我們如何在發(fā)展的過程中才會避免孫中山當年說的“四萬萬中國人一盤散沙”？
再舉一個例子，還是黑龍江邊界，三號界碑。界碑上都是有國徽的。還是那個團長告訴我，這個界碑上的國徽以前經常丟。為什么丟了？因為國徽是鉛做的，被人偷出去賣錢了！他們在換了幾個國徽之后，最后終于忍不住了，每天都派一個戰(zhàn)士在那里守著，讓他們不敢偷。這不是民族出現(xiàn)問題了么？眼中除了錢，什么都沒有了。國徽那是什么含義？他們眼中，那是錢，廢品回收站也敢收，在他們眼里那不是國徽，那是鉛塊子。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是否需要一些只能供奉，不能褻瀆的圖騰？我們是否需要這樣一些圖騰？國旗，國徽，國歌，不應該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圖騰么？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對任何一個國家來說，英雄主義的需求，民族精神的養(yǎng)育，歷史文化的傳承，不但是應對時代變遷，帶來思想文化挑戰(zhàn)的有力武器，更是通過精神認同、歷史認同，實現(xiàn)國家團結統(tǒng)一的堅實基礎。任何大國都在做這樣的事情。
一位在北京的美國留學生給我講過這樣一件事情，他說我發(fā)現(xiàn)我們北京的同學都在罵他們的先人，我們美國人從來不罵我們的前輩。我1997年也在美國學習，但華盛頓、林肯、富蘭克林·羅斯福、西奧多·羅斯福，都不能碰，但富蘭克林·羅斯福有生活問題啊，不能碰！包括巴頓、麥克阿瑟，哪怕活著的時候再有問題，也不能碰，見到他們的雕像，你只能鞠躬。
2001年我在英國學習，我去了英國的西敏寺，那個地方是英國很神圣的地方。那里的人告訴我，當年美國總統(tǒng)里根在英國進行演講，想到西敏寺，但英國人耍了個花招，把里根帶到了其他地方去進行演講，不能來這里，為什么呢？他們說里根是演員出身。曼德拉可以在這里，他在監(jiān)獄里住了27年。西敏寺里有很多巨幅油畫，納爾遜擊敗無敵艦隊，威靈頓擊敗拿破侖，這全是英國人的光榮。
但現(xiàn)在的我們呢？我們在解構屬于我們自己的光榮，解構我們的英雄。現(xiàn)在依然有人在說，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人家在和平演變我們。但我覺得，誰在亡我們，誰在演變我們呢？首先是我們自己在跟自己演變呢。我們現(xiàn)在評價歷史，整天說這個也不行，那個也不好，中央電視臺百家講壇有個號稱學者的人在講，歷史算個什么玩意，岳飛算干嘛的？現(xiàn)在網(wǎng)上在傳，方志敏，當年劫持了兩個傳教士，那算是恐怖主義，所以蔣介石把他抓住槍斃了，這純屬一派胡言！
誰在顛覆我們？就是我們自己在這些輕松搞笑之中，自己顛覆了自己。就像前段時間網(wǎng)上傳的，董存瑞的河南老鄉(xiāng)把董存瑞騙了的故事，但我們聽了都是非常輕松地一笑。但笑完了呢？我們就瓦解了我們心中原來的英雄。笑到最后，我們就只剩下小沈陽這些笑星了，只剩下一排民眾推出的最具票房價值的人物了。
3馬克思主義只是手段，為人民服務才是我們的宗旨
●未來時
一個民族強大，腰包里塞滿了錢，就叫強大了么？國民經濟指標上去了，國防投入上去了，所有的軍隊都有最新的裝備，我們就強大了么？一個民族如果沒有自己共同的精神家園，如果不能形成具有凝聚力的精神內核，我們能不能帶著精神家園緊緊地結合成一個整體，還是我們繼續(xù)四分五裂？我們在繼續(xù)取得很高的物質成就的同時，能不能建設強大的精神家園，這是我們今天急需解決的問題。
前段時間關于孔子的問題又被大家拿出來討論。但我就覺得中華民族未來精神的需求，僅靠一個孔子是不行的。我們所需要的武器不能只是孔子，當然我們現(xiàn)在不會像“五四”運動時那樣打倒孔家店，因為孔子的確是我們民族思想中的一筆財富。我們要站在他的肩膀之上。但從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來看，中國共產黨確給中國文化注入了一些全新的因素，只是我們沒有把它及時總結出來，我們現(xiàn)在的態(tài)度，不是全盤西化，就是全盤古化，但要真正完成民族復興，這是我們急需補充的一個內容，這也是我寫《苦難輝煌》的初衷。
我們現(xiàn)在都做好了剪彩的準備，做好了慶功的準備，但我們做好了迎擊風浪的準備么？2006年有個片子，《大國崛起》，那個片子領導層看的很多，民眾看的也很多。但我覺得這個片子把我們的崛起描寫得太溫情脈脈了，太田園牧歌了。好像一個大國，只要發(fā)展好教育，發(fā)展好科技，處置好專利，簽好合同、具有契約精神就可以順暢地崛起了，大國崛起所面臨的艱難和困苦，所有需要邁上的關鍵性臺階，它基本回避了。我們的今天，中華民族正在復興的關鍵時刻，我們做好了迎擊風浪的準備么？我們是不是想好事想太多了？
從1840年至2050年，中華民族的命運兩百年內要發(fā)生何等波瀾壯闊的變化？而這種變化又是多少代人流血拼搏才得到的成果？1840年鴉片戰(zhàn)爭從廣東開始，改革開放也從廣東開始，這個地方對于中國是個極具意義的地方。我們的思維和理論必須跟上奮斗的歷史，真正認識它，總結它，積累它，才能站在前人肩膀上，避免浮躁與淺薄。
事實上，我寫的這本《苦難輝煌》不是個人化解讀黨史，關鍵的是要把歷史放到它本身的環(huán)境當中去，看在當時歷史環(huán)境下，他能做什么貢獻，他做到了什么？我們要從歷史中吸取真正的有價值的教訓。不能把歷史中有營養(yǎng)的東西，被怨言淹沒。《苦難輝煌》這本書沒有嘩眾取寵的質疑。
以往對黨史的解讀太簡單，我們簡直是在一個神的領導下取得了勝利，那樣太容易了，你跟著干就是了。那么多人的犧牲奮斗和探索，都被淹沒了，把這些挖掘出來，黨史更精彩。雖然100%的真實很難做到，但盡量逼近真實。
從事實出發(fā)來看，信仰與物質并不對立。基督教的信仰就沒多大改變，從農業(yè)社會到現(xiàn)在，都是一樣的。信仰是一種追求，物質可以不斷改變，但精神是不變的，真正的信仰是能夠經受住物質變化的考驗。中共從創(chuàng)立那天起，承擔的是對中華民族的使命。我黨從成立到變成現(xiàn)在的執(zhí)政黨，每年財政收入那么多億，掌握資源很大，但要說因為這樣就不用信仰了，就隨意分配資源，行么？不行的。為人民服務這個信仰是不能變的，不是到了信息時代就變了。
作為共產黨人，共產主義、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是我們的手段，共產主義是一種社會制度，最終達到的民族大同，就是為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我們的信仰到底是什么？毛澤東、鄧小平的追求到底是什么？這是很值得探究的。有人說，共產主義不見得能實現(xiàn)，于是就不信這個了，這種人就是根本沒信仰的，共產主義對他們只是一個托詞。中國共產黨人不是為了空的東西在奮斗，而是為了中華民族的利益在犧牲奮斗的。馬克思主義只是認識中國問題、解決中國問題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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