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共產黨成立至今九十年的風雨歷程中，有一群特殊的人為了追求信仰，從五湖四海來到中國。從革命戰爭年代到后來的經濟建設大潮中，這些西方人的身影一直參與其中。

如今，斯人已逝，他們的子女也已邁入高年，他們被賦予一個極具中國特色的詞匯：西方紅二代。他們和他們的父母，構成兩代特殊的群體命運，其中有堅貞的信仰，也有暫時的掙扎；有身份的遷徙，也有最終的回歸；有主動投奔，也有被動選擇。無論甜蜜和兇險、激昂和失落，都隨著時間的流逝靜靜發生，直至被正在急遽前行的中國悄然遺忘。他們是中國記憶的另一層切片，有時候，談論他們，就是談論并面對我們自己

繼承命運，也繼承信仰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楊梅菊發自北京九十年前，當中國革命的星星之火尚未成燎原之勢，陜北的革命者加起來也許坐不滿一個工人體育館，但世事就是如此的神奇，這困難重重的革命之途，引來的竟然是一批重洋之外的追隨者。他們來了，留下，參與革命，踏上征途，見證勝利，也經歷斗爭，有人離開，也有人依然留下來。當然，與此同時，也孕育了下一代生命。

如今，斯人已逝，他們的子女也已邁入高年，他們被賦予一個極具中國特色的詞匯：西方“紅二代”。

他們大多是西方面孔，說著流利的中文，有人一直留在中國，有人出走后再次回到這里，還有人最終選擇的是西方。而在西方，這些人中大多數的工作與生活，也都與中國有著繞不開的千絲萬縷。

中國就是這樣留在他們的口音中，眼神里乃至心靈深處。

東方的召喚

波蘭人愛潑斯坦，美國人馬海德、寒春和陽早、李敦白，加拿大人白求恩，新西蘭人路易·艾黎，德國人漢斯·米勒，英國人克魯克夫婦，印度的柯棣華……

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從不同國家，走不同的途徑，他們一個接一個地來了。不是命運的玩笑，也不只是青春的沖動，而是一次選擇，一次召喚，一次解放。他們之間曾經毫無相關點，但因為在同樣的時間段內選擇同一個目的地，他們的身上，便多了這樣一個標簽：國際共產主義戰士。

事實上，在這隱性的共同點之后，還有一個人，是他們相互之間不多的切點，這個人是宋慶齡。

無論是查閱資料還是與當事人交談，你都會發現，在這些外國人前往中國、前往延安，前往共產主義信仰的途中，宋慶齡無一例外地扮演著引薦人或者是領路人的角色。斯諾、史沫特萊、白求恩、柯棣華、馬海德等記者和醫生都經她安排進入解放區，其中白求恩、柯棣華等人更是為中國革命獻出生命，而斯諾訪問陜北后則寫下了著名的《西行漫記》。如此說來，于當時的中國革命而言，“宋慶齡的國際眼光和世界影響曾起到巨大作用”這一說法，并非夸張(遺憾的是，由于這些西方人相互之間沒有建立有效的聯系，隨著宋慶齡的逝世，關于當年到華外國人的具體數字，并無定論)。

而隨著革命的深入和最終中國的解放，在中國的西方人漸漸有了不同的方向。革命中保全了生命，也經受了考驗，離開還是留下是每一個人都面臨的選擇，而留下后，選擇怎樣的方式去生活，又是另一個選擇。一批人離開，投入西方世界，而另一批人選擇留下，投身新中國建設。

留在中國的外國人，大部分都在革命時期加入了共產黨(馬海德、寒春、漢斯·米勒等)，新中國成立后，他們中的大多數愿意加入中國籍，而他們的子女，也因此擁有中國身份。

復雜的心路

北京北海，有這樣一個特殊的“家庭聯合國”，三代9口人，祖父漢斯·米勒是中國籍的德國人，祖母中村京子是中國籍的日本人，女兒米蜜及女婿是瑞士籍，兒子米德華是美國籍，孫女米安琪是英國籍……

漢斯·米勒，前文中提到的來中國的外國人之一，如今他的家庭組成方式，也成為大多數西方紅二代的寫照。

其實，大多數西方紅二代或者其家人，都過著更為國際化的生活。陽和平的弟妹分別在美國和英國，小女兒在西班牙；周幼馬的女兒在美國，愛潑斯坦的女兒艾頌雅在美國；李敦白的兒子李曉明在美國……但留在中國的紅二代，則大多數在身份上傾向于中國。馬海德的兒子周幼馬就認為，除了加入共產黨，自己在思想上沒有第二條路(詳見第11版)，而陽和平，則在經歷了長期美國生活并度過“信仰危機深淵”后，選擇回到中國(詳見第10版)。事實上，與生活上的種種不便或者習慣與否相比，更大的困難或許在于——身份的抽離和擱置何方，信仰的歸屬和重新尋找。

毫不夸張地說，大多數西方紅二代的人生和心靈，都注定比其他人承載更多。美國人李敦白曾在中國生活35年，但其中16年因“間諜風波”而蒙受牢獄之災，獲釋后，他攜全家回到美國。因為父親人生的種種變故，兒子李曉明因此童年遭受歧視，更是曾厭惡自己有一半美國血統，而對于中國的情感也因此更復雜幾分，他對父親的理解更是遲到多年，“我是在看完了他的自傳后才對他有了比較全面的了解的。”

奇怪的是，雖然當年來到中國的外國人不在少數，其各自人生也頗值得書寫，但是，在能查閱到的資料中，似乎鮮有作品對此著墨。是什么原因導致了一向重視中外友誼的國人在這一題材上的罕見沉默，而如此一致性的沉默到底是有意還是無意？

另一種人生

盡管最初這些外國人來到中國，緣于政治理念的吸引，但真正留在中國后，無論是否加入中國共產黨或者中國國籍，他們所從事的工作，都與政治相去甚遠。他們所最終停留的領域，多為醫學、農業或鋼鐵等技術性強且非常具體的工種，而即使是做文字通訊，分工也多是翻譯、寫作等較為務實的類別。解放后，除了馬海德繼續堅持身體力行消滅性病和麻風病、寒春陽早夫婦主動提出不做文職繼續建設農場和養牛之外，沙博理因為熱心翻譯而被安排在外文局，漢斯·米勒成為醫院院長，愛潑斯坦則參與宋慶齡《中國建設》雜志(即現在的《今日中國》)的工作。

而自從馬海德向胡耀邦建議后，這批中國籍的外國人一部分得以擔任政協委員，這也許是他們參與中國政治事務最深入的地方。

此外，與早期延安近距離參與革命相比，文革則不啻是他們人生中的另一重洗禮。據周幼馬介紹，文革時期，一批外國人也曾成立戰斗隊“白求恩延安”，文革早期，他們曾經非常輝煌，坐主席臺，喊革命口號，旁邊坐著葉群、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組。但是文革后期，這批人先后受到沖擊，能夠幸免者鮮矣。

而父輩的命運落差，反應在后代身上可能是數倍的放大。也許因著信仰的無以為繼，也許是身份的曖昧，西方紅二代的人生，或多或少在日后顯露出早年受到影響的痕跡，例如，包括米德華(漢斯·米勒之子)、艾頌平(愛潑斯坦之子)、陽和平(寒春、陽早之子)等人在內，都經歷了一次或多次婚姻的變動。

每個人擁有的都是不同的人生。2005年愛潑斯坦逝世，在其遺體告別儀式上，其女艾頌雅(現居美國)曾公開表示，父親生前的愿望是“希望我們兒女都好，特別希望我弟弟能找到一個好的工作”。艾頌雅的弟弟艾頌平今年56歲，因為沒有機會受到很好的教育，一直沒有找到稱心如意的工作，所以愛潑斯坦惟一的愿望是能把這個問題解決。事實上，據周幼馬介紹，由于種種原因，作為養子，在愛潑斯坦生命最后的十多年里，艾頌平與父親并未有太多的交流，艾頌平曾在長城飯店當門童，后來又開出租車，加上又經歷多次婚姻，導致人生相對落魄，“這也是另外一種人生”。

1958年，西安，父親陽早帶著三個孩子打飯歸來(右一為陽和平)。

2009年10月20日，農場門前，母親寒春(中)過88歲生日。

陽和平和母親寒春(左)。

寒春、陽早之子陽和平：永遠懷念毛澤東時代

陽和平拒絕投資股市，也沒有選擇通過跨國公司到中國來工作，因為他覺得如果那樣做，自己的感情“可能會站在帝國主義”一邊，而這是良心上不允許的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楊梅菊 實習記者楊越發自北京去年見陽和平，趕上他住在沙河農場的最后一個夏天。沙河農場是寒春、陽早夫婦一手設計的，一家人在這里一住就是三十多年，如今兩位老人先后去世，這個農場也面臨著被拆遷的命運。

一年以后，陽和平告訴《國際先驅導報》，他已經不住在沙河農場，搬到了任教的大學附近，租房住。

在中國媒體上，美國人寒春和陽早常常被描述為高尚的人，偉大的戰士，放棄優越條件來到中國。但陽和平覺得不是那么回事，“我父母是到中國找出路來的，對他們來說，到中國來是一次解放。”

平時，陽和平不看電視，因為“電視沒法看，新聞沒法看”，偶爾看看連續劇，像《井岡山》《長征》《恰同學少年》等一批主旋律劇，他倒是全看了。

父母的故事

父母親的故事，陽和平已經不知道自己到底對人講述過多少次了。那是一對美國人如何受到共產主義的感召到中國來尋求出路，并結為連理，留在這里繼續奉獻的故事。寒春和陽早共孕育了三個子女，其中陽和平是長子。

母親當年為什么來中國？陽和平覺得，對于當時的母親寒春而言，中國是唯一的出路——一個1921年起就曾在美國搞核物理方面進行鉆研的科學家 (與楊振寧同學)，發現自己不管搞什么研究，最后都會被軍方利用，變成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一部分，她覺得自己手上有血，所以必須放棄。

1948年，寒春來到中國，經宋慶齡安排到延安從事農牧業技術工作。次年4月，她和也是來自美國的陽早在瓦窯堡的一個窯洞里結了婚。自此，夫婦二人一生與農場和養牛結下不解之緣：改造進口的蘇聯農具，利用風車設計擠奶設備，研制彈性無毒橡膠，甚至七十多歲從頭開始研究胚胎移植，直到在沙河農場培育出新型牛群品種……

2003年，陽早去世，2010年，寒春也告別世界。他們在中國相遇，也在這個國家告別。母親的追思會上，與許多在場參與者的情緒激昂相比，陽和平看上去格外平靜和理性。他的發言中有一句“不要喊口號”，“中國人老覺得她們多偉大，放棄了很多，其實沒放棄什么，他們的一生非常幸福，干自己喜歡干的事，而這個恰好符合人民的需要。”

直到現在，陽和平兄妹三人都認為，“父母那一輩真幸運，在毛澤東時代可以不為個人的小圈子著急，可以全身心投入到工作里，投入到中國的生產建設里，可是現在的大環境沒了。”

懷念那個人人平等的年代

文革爆發的時候，陽和平剛剛十幾歲，正是世界觀形成的時候。像那個時代大多數年輕人一樣，那場運動對他的影響“非常厲害”。特別是后期對馬列原著的通讀，令他至今難以忘懷。

1969年，陽和平到北京紅星工廠。第一年還跟其他工人一樣，學習生活都在一塊兒，但是后來便開始“里外有別”了，不讓外國人參加學習。有一次，上面組織學習六篇馬列原著。組長說，和平啊，今天晚上的討論你可以不參加了。陽和平說我想參加。“不，你可以不參加。”組長說。陽和平氣壞了，賭了一股氣，不讓參加那就自己讀，花了好幾年的工夫，他讀完了馬列原著。正是這套論著，對他后來的世界觀形成起到極為關鍵作用，甚至后來的美國之行，這本書在他的身體里復蘇，并漸漸得到印證。

“現在人們都對提出階級或階級斗爭特別反感。但是現在，中國有權有勢的不是工人階級，這個是事實。”

在陽和平看來，他所在的沙河鎮拆遷是一個具體的例子。“老百姓住得好好的，開發商要把沙河地區給改造了，改造了就要把老百姓給趕走，趕走了就得政府出面，上面的街道都寫的是‘以人為本’，是以開發商的人為本呢，還是以當地居民的人為本？”

采訪中，陽和平有過幾次哽噎，但唯一一次掉眼淚，是在說到“對毛澤東時代的懷念”。

他至今最向往的仍然是毛澤東時代，他懷念那個時候人與人之間的關系。1977年，他待在曾經的光華工廠3個月。后來有很長時間，他一直琢磨不通自己為什么老懷念在光華的生活，現在總結出來了，就是因為“那個時代工廠里一個平等的關系”。再后來，置身美國多年，他也沒有找到那種平等感。當然，那種關系只屬于過去的時代，只屬于當年的光華工廠，只存在于陽和平的記憶里。也正是因此，才令他面對今天社會的種種拜金、信仰虛無現象而深感痛苦。

幸好學了馬列主義，他懂得“歷史長河”到底是怎樣的時間概念。陽和平一直記得父親陽早曾說，革命斗爭要有歷史感，要有斗爭感，要有幽默感。因為父母也是這么過來的，在中國那么長時間，他們也并非一帆風順，“就是斗爭，各種各樣的斗爭，人活著，社會里就有斗爭，但是你懂得這個歷史趨勢，懂得斗爭的根在什么地方，你把這看透了，看懂了，你就知道這東西是暫時的。”

陽和平說，母親人生的最后幾年過得很悲觀，對于中國后來發生的變化常常感到不解和失落，他便告訴母親，眼前有些東西是暫時的。

今天一些社會現象讓人憤怒

與父母一生堅定地信仰共產主義相比，陽和平的思想之路走得曲折而艱困。

文革結束后，中國開始了改革開放，對于眼前的一切，陽和平產生了困惑：市場經濟到底什么東西？那時最流行的一句話是，按照經濟規律辦事。八十年代初，陽和平覺得這話是對的，但腦子深處“馬列主義的東西和主流經濟思想老打架，特別混亂”。二十年以后，陽和平覺得自己才弄懂“有些東西為什么是錯的”。

21歲那年，陽和平去了美國，一邊做工人，一邊念書，花了七年時間才畢業。1988年又開始讀研究生，到1997年才拿到文憑。

在美國的幾十年，陽和平完全有機會躋身中產階層，但他不認為那就是自己想要的生活，“人們總以為有車有房好像就是奮斗目標，你到美國后車也有了房也有了，照樣受壓迫，這是一個生活水平的問題，不是地位的問題。人的地位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與物質是兩個概念。”

當年之所以選擇“去”美國，陽和平說是因為好奇。但到了美國，他卻陷入另一重迷茫。研究生期間他在私人公司當白領，但同時他還有一些左派的朋友，同時跟唐人街里的偷渡者保持聯系。與好幾個群體同時接觸，就好像同時生活在好幾個世界里。

就是在那時，他經歷了信仰危機，曾經所信仰的一切都被妖魔化，自己卻沒有足夠的自信和精力去反駁，只是一步步退，好像打敗仗。到最后，有一個地方退不下去，那就是：美國是帝國主義。“這是不可否認的東西，所以從這兒就開始一步步反思，慢慢才能弄出來，哪些東西是真的，哪些東西是假的，哪些是歪曲的，哪些是片面理解的，對社會主義，對馬列主義，對毛主席，慢慢才有一個新的思路。”

陽和平并不否認，今天的中國有時很讓他憤怒，“黑煤窯、黑磚窯，還有強拆，社會的不平等現象特別多。”

但憤怒歸憤怒，人到中年，陽和平還是回到了中國。

陽和平說，他回來不是找出路，而是因為“在美國三十多年，想跟他們玩玩同化，同化不了”。這才是特別難的，表層上同化了，實質上不行，他們喜歡看的電視，他們喜歡開的玩笑，他卻覺得沒意思，尤其是“美帝國主義”那套，陽和平不能接受。

回中國的想法很早就有，但沒有條件——孩子小，跟愛人沒離婚，到中國參觀可以，但生活是另一碼事。后來孩子大了，也離婚了，他就又開始考慮是否回中國了。對他打擊最大的，還是九十年代美國發動的第一次海灣戰爭，“明明美國打伊拉克是為了石油，卻還像伸張正義似的……美國人自己不太會教育自己，第三世界國家把帝國主義打敗了打痛了，才能教育美國人民。”

在美國有什么意義呢？陽和平問自己，“我所關心的東西，是對毛澤東時代的研究，但是到哪去找這方面的人呢？還是得到中國來，這里畢竟還有大批研究馬列主義、研究毛澤東時代的專家，好多老革命還活著呢，起碼跟人家談談，過去不成熟的就慢慢弄清楚了。”陽和平說，他現在沒有去美國的愿望，連去參觀的愿望都沒有。

在美國很孤獨，到中國就不會

在中國，陽和平得以謀生的是一份大學里的教職，雖然也有頭銜，但是合同工，兩年一聘。

陽和平不討厭這份工作，“所以有的時候領導讓我做什么事，比較違心的，我是一點辦法沒有。”也不是沒有辦法謀到更好的工作，“那你就得改變”。就像深諳中國其他問題一樣，教育行政化和學術腐敗問題，陽和平也并不陌生，所以對于單位政治，他的原則是不懂、不參與、不了解，也不感興趣。

昔日的大環境沒有了，對過去時代的懷念也知音者乏，陽和平卻在“研究毛澤東時代政治和經濟”課題中重新找到寄托。他不認為自己的人生有什么了不起，尤其是與父母相比，他也不認為講自己的故事，出一本傳記有什么意義，他的趣味在于寫“對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的感悟和思考，他決心投入其中，好好研究文革，好好研究建國后的整個三十年。

在中國，為了避免自己的感情變成“資本主義的”，陽和平拒絕投資股市，也沒有選擇通過跨國公司到中國來工作，因為如果那樣做，他的感情“可能會站在帝國主義”一邊，而這是良心上不允許的。陽和平相信，只有立場穩定了，事情才好辦。

如今陽和平自嘲自己是四不像：“我，既不是中國人，又不是美國人，又不是知識分子又不是工人。”這種四不像體現在身份認知上便頗為復雜：對美帝國主義特別仇恨，但是又覺得自己是美國人；對中國富有感情，又得小心不去陷入民族主義。

陽和平說，在美國他會覺得很孤獨，到中國來就不會。

周幼馬(左一)參加全國兩會。

馬海德(右一)與夫人和蘇聯醫生在一起。

馬海德之子周幼馬：我思想里沒有第二條路

“有人問我這個社會足夠好嗎，我說沒有足夠好的社會，全世界都沒有。一切問題都是發展中的問題，腐敗、效率低、干部隊伍規模過大，這些問題需要的是一一解決”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楊梅菊發自北京很多中國人知道白求恩，而與白求恩同時代的美國醫生馬海德，名字似乎不是那么響亮。但就是“馬海德”這個名字，其實更長時間地、也更堅定地與新中國連在一起。

作為馬海德與中國女演員蘇菲的獨子，如今擔任《今日中國》雜志社高級記者的周幼馬，毫無疑問是馬海德五十多年中國歲月的最佳見證者。

對于周幼馬而言，父親的故事在當年并不見得多么吸引自己，但日后講得越多，便越覺得父親了不起，那一代人了不起。

父親的一生都奉獻在中國

馬海德與中國的故事，開始于1933年。那之前，他還叫喬治·海德姆，窮苦出身的黎巴嫩人后裔，苦苦求學后終于考取醫學博士。畢業那年，他和三個朋友周游世界，到了上海，發現在上海講英文完全能活得下來，掙錢也容易，就留下了，從此再沒離開。

1936年，在上海一家書店，馬海德偶遇進步人士，并經引薦結識了宋慶齡。在宋慶齡的幫助下，馬海德與埃德加·斯諾一起去陜西保安訪問，隨后便留下來參加了紅軍。跟隨紅軍轉移到延安后，馬海德開始擔任八路軍總衛生部的顧問，籌建八路軍軍醫院。值得一提的是，他的顧問身份一直延續到建國后，那時他沒有選擇做官，而是繼續擔任衛生部顧問，長年下農村，致力于消滅中國偏遠農村和少數民族地區的性病和麻風病。上世紀五十年代，中國宣布消滅梅毒后，馬海德立刻開始研究麻風病，直到1988年去世前，他代表中國官方向全世界宣布：中國基本上消滅了麻風病。

從參加紅軍到八路軍、解放軍，從土地革命到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再到新中國經濟建設，身為外國人的馬海德一直默默地參與其中。

“父親這一生千辛萬苦，卻也很偉大”，多年后，周幼馬才得出這個結論。他說，一切也許是潛移默化的，很多事情現在回想起來比當時給自己的震動更大。

美國身份的幸與不幸

1943年，周幼馬出生在延安的窯洞里，大概算得上窯洞里出生的第一個外國人。當時，馬海德是毛澤東的保健大夫，而妻子蘇菲和江青早年在上海一起演電影，到延安又相見，自然比較熟絡。李訥比周幼馬大一兩歲，兩家人住在同一個院子里，其樂融融。1947年，國民黨進攻延安，撤離的時候一個騾子兩個筐，母親牽著牲口，這邊是周幼馬，那邊是楊尚昆的兒子楊少怡，“所以后來楊少怡見著我媽都叫干媽，李訥每次見我都管我叫弟弟。”

如果說父親的美國人身份曾讓他們一家與中央領導們相對親近，那么解放后，同樣是因為美國身份，在當時“一切學習蘇聯”的中國，周幼馬第一次體會到人情的疏離。

“雖然是中共黨員，雖然是老革命，但我父親也知道自己是美國人，他知道這個時候應該怎么做。”解放后馬海德復員，主動到衛生部做顧問，扛著行李卷，帶著醫療隊，翻山越嶺下農村，仿佛一切又回到了1936年。就沖這一點，周幼馬敬重父親“是個爺們兒”。“他在解放后不當官不做領導，而是從事連普通醫生都不愿意做的、最臟最不好辦的事情，但是他做到了。”

在周幼馬看來，父親的偉大不僅僅在于解放前不懼艱苦毅然加入解放事業，更在于解放后仍然堅持過艱苦的生活。“上世紀三十年代，父親去見毛澤東，賀子珍從屋里端出一盆黑黢黢的東西，我父親吃了，‘哎呦’就叫了一聲，是那么酸的杏，一點兒糖不擱就腌起來，當時在陜北還是比較奢侈的小吃。”而這種艱苦，解放后也同樣在經歷著，不過其中也有很多喜悅。比如給人治病，治好了的病人生了孩子，遇到馬海德回訪，少數民族的人就送一團羊油作為重禮，回到北京，煉成油，做炸醬，再出去的時候，吃它就干糧……

抗美援朝期間，美國成為敵人，那時周幼馬正在八一干部子弟學校就讀。美國人的血統，讓他體會到人生的壓力，“老師們一旦抗美援朝的熱情上來了，就把我叫過來，過來過來，給我過來，學個美國兵投降，我就把棉帽子那個帶兒扒拉下去，像個豬耳朵一樣，一舉手，好好好，走吧……”

周幼馬還記得，和父親一起去頤和園，看見廁所墻上寫著的外文，他問父親，這是你的字兒嗎？父親說，不，這是俄文，我講英文。周幼馬覺得奇怪：是因為俄國人特別多嗎？父親回答他：現在是俄國人多，但將來也還會寫上英文的。

給宋慶齡當攝影師

因為學習不好，后來周幼馬沒考上好中學，就上了北安河鷲峰下的一所鄉村中學。高中從清華附中轉到二十二中，緊緊巴巴畢業。事實上，周幼馬的心思不在此處，而在攝影。

高中畢業后，面臨上大學的問題，正好父親衛生部的戰友在籌建醫科大，周幼馬問父親學醫行嗎？父親連連搖頭，算了，你要照相照壞了還可以再照，當醫生當壞了那可不行，你照相去吧。就考電影學院，竟然給考上了。大學生活周幼馬如魚得水，不想兩年不到就趕上文革。

文革對周幼馬及其家人的沖擊不可謂不大。他不想放棄攝影愛好，也不想跟著打打鬧鬧，于是就做了《紅衛兵報》的攝影記者，也因此拍下許多歷史瞬間：第一次斗彭真，王光美第一次戴乒乓球當項鏈在清華大學挨斗，毛主席接見紅衛兵……

到了文革后期，父親因為美國身份受到懷疑，而在北影廠工作的母親則被作為黑導演批斗，“在北京電影制片廠門口，一群跪著的人當中就有我媽媽，旁邊就是謝芳(曾出演《早春二月》)。”周幼馬也曾勸說父母，給林彪寫封信吧，打仗的時候都給他看過病；給江青寫封信吧，都一塊兒過來的，她還不了解你。然而父親和母親給誰都沒寫那封信。

當別的外國友人紛紛寫大字報，參與批斗時，馬海德選擇了另外一種方式，他與好友路易·艾黎·米勒躲在家里，聊天、講過去，吃吃喝喝。

看著昔日的戰友紛紛被打倒，馬海德的心里并不理解，他很苦惱也很難過，但仍然選擇相信中國共產黨。“這是他的信念。”周幼馬說。

再苦再可怕的時代，也總會向前推移。上世紀七十年代，周幼馬被分配去了張家口，又回到最原始的農村，掏糞、挑渠、澆水、吃小米飯……這都不算什么，然而最令他痛苦的是不能照相，手癢心癢。

后來斯諾來了，美國的叔叔也獲準來探親，周幼馬被父親叫回北京，去機場接叔叔。后來，周幼馬寫了封信給周恩來總理：我是電影學院學生，很希望繼續攝影，不想回張家口。周恩來很快回復：可以到宋慶齡的《中國建設》雜志。

送了幾張片子過去，宋慶齡很喜歡，說你來吧，順便也給我做私人攝影記者。

就這樣，周幼馬當了十年宋慶齡的攝影師，她生命中最后十年的每一張照片，都是周幼馬拍的，直到去世。“這是我一生中(惟一)有一點兒閃亮的地方，”周幼馬說，“當年宋慶齡把我父親接來，最后我和父親又把她送走了。”

“一切問題都是發展中的問題”

粉碎“四人幫”后，父親重新得以受到重用，恢復了針對麻風病的研究工作，而緣于1976年跟胡耀邦在協和醫院建立起來的患難友誼，馬海德使“中國籍的外國人擔任政協委員”這件事成為可能。

說來其中還有個笑話：由于馬海德的語言問題，在給胡耀邦提建議的時候，竟然將“政協委員”說成了“政治局委員”，當時胡耀邦聽了甚為為難。等終于搞清楚馬海德說的是“政協委員”，胡耀邦樂了，說這太沒問題了。后來愛潑斯坦等人，都長期擔任全國政協委員。

1988年，馬海德因工作中體力不支而去世。令周幼馬深感羞愧的是，父親生前對他最大的愿望是能加入中國共產黨，但他一向自由散漫，直到父親去世，都沒能入黨。在父親的葬禮上，鄧穎超當時拉著周幼馬的手說：幼馬呀，你一定要成為像你父親一樣優秀的共產黨員。后來，旁邊的媒體記者問周幼馬：你是黨員嗎？周幼馬說：不是。直到三年后，1991年，周幼馬才終于像他父親一樣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在信仰的問題上，周幼馬看得很明確：“我沒有第二條路”。在他看來，共產主義是父母堅持一生的信念。尤其父親是第一個外國人身份的中國共產黨員，也第一個加入中國籍，文革也沒能動搖他對中國共產黨的信心和對共產主義的信念。

在心底里，周幼馬認為自己就是一個徹底的中國人，是個吃過苦，經過了各式各樣運動的中國人。他不只看到年輕新中國的這幾十年，也體驗了已經過去的那個時代，這種身份上的問題從不會困擾他。“有人問我這個社會足夠好嗎，我說沒有足夠好的社會，全世界都沒有。一切問題都是發展中的問題，腐敗、效率低、干部隊伍(數量)過大，這些問題需要的是一一解決。”周幼馬說。

現在，周幼馬仍然住在自家后海邊的四合院里，每天接送孫子上幼兒園是他的一件樂事。平時參加政協的活動、寫寫文章，看上去更像一個標準的中國退休干部的晚年，他說，自己很幸福。

(本文來源：國際先驅導報) 責任編輯：NN0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