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評有關毛澤東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思想的若干論斷
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所 彭才棟
按：由于臨場發揮的問題，若視頻中的提法與文字有沖突，請以文字版為主。
毛澤東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思想曾影響了我國一個時代，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它所遭到的非議越來越多，這里簡單點評一下近些年來流行的與之有關的若干論斷。為簡便起見，這里不考證這些觀點的源流，我們的評價僅針對這里限定的含義進行。
一、照搬蘇聯論
很多人認為毛澤東沒有獨立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思想，我們改革開放以前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是照搬蘇聯的。實際情況是：“一五”時期的確是照搬了，但從中共八大前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央領導集體就開始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道路，當然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主要是“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國民經濟調整時期，可以說是向蘇聯模式回歸的時期。總的來說，毛澤東在發展戰略和經濟體制方面都深受斯大林和蘇聯模式的影響，但與斯大林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思想和蘇聯模式具有強烈的精英色彩相比，毛澤東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思想表現出了強烈的平民色彩，主要表現在：（1）主張土洋并舉、大中小并舉，五小工業改善了工業布局，社隊企業開了鄉鎮企業的先河。（2）主張搞群眾性生產運動，有以群眾運動取代常規經濟組織（以及生產領域的技術官僚、行政官僚）的考慮，大煉鋼鐵運動失敗了（這種技術含量較高的產業不適合群眾運動），但在農田水利建設、修路、基礎設施建設等適合大規模簡單協作等領域中，仍有明顯的優勢。（3）強調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甚至一度主張和實行搞計劃以地方為主（三線建設時期）。擴大地方權力，是改革開放的一個重要內容，改革開放以后的經濟發展在相當長一個時期內實際上是地方政府在那里推動；不過在當時戰略背景下下，調動地方積極性，往往帶來的是高指標、比例失調等問題（在“大躍進”過程中，地方干部、部門干部普遍頭腦發熱，不是一個人的問題）。（4）批判“一長制”（行政首長負責制），主張“兩參一改三結合”。他曾責問周恩來搞“一長制”是“哪個中央的指示？”，又說資產階級的企業管理制度。“兩參一改三結合”促進了企業管理的民主化。（5）在分配中提出了一系列帶有平均色彩的主張：在城市，主張少搞計件工資、獎金，多搞計時工資、集體福利，主張縮小工資級差；在農村，主張實行基本口糧制度（一度實行過部分供給制）。這種分配中的平均傾向固然存在影響勞動積極性的一面，但客觀上適應了集中力量優先發展重工業的需要。可以說，兩者在經濟領域各有千秋，但在黨群關系、干群關系方面，不能不說毛澤東略勝一籌，這也是中蘇兩黨不同命運的一個重要原因（蘇共形成了一個官僚特權階層，他們是搞垮蘇聯的重要力量，大衛·科茲對此論述的比較充分了，但不是決定性的原因，蘇共亡黨亡國的根本原因在于以戈爾巴喬夫為首的蘇共中央對社會主義制度失去了信心）。
毛澤東不能從總體上跳出蘇聯模式的框架，是因為蘇聯模式是基本上適合當時的中國的。關于這一點，下面將會進一步論述。這里想強調的是，為什么在同一基本框架下會表現出精英色彩、平民色彩的差異來？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兩國革命道路的差異造成的：蘇聯的革命表現出了一定的自上而下的性質，由于一戰的影響（俄軍被德軍打得挺慘的）和布爾什維克黨的長期宣傳工作，十月革命幾乎是兵不血刃取得勝利的，等到反動勢力發起反撲時，布爾什維克不僅掌握了國家機器，而且雇傭了大批舊軍官、官吏、專家（以高薪制為代價），自上而下地鎮壓了反革命。而中國革命則是典型的自下而上的革命，經過了長期的農村包圍城市的斗爭（做了長期的耐心細致的群眾工作）才取得勝利的，全國統一的政權是革命勝利后才建立起來的，干部也基本上來自群眾。毛澤東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思想中的這種平民色彩，可以說是對革命傳統的一種傳承。
二、封閉論
如果“封閉”二字僅僅是指過去我們對外（特別是對西方）經濟文化交流較少這個實際狀況，是說得過去的。但有不少人認為毛澤東主觀上存在排外心理，他們并不是對毛澤東關于在自力更生基礎上爭取外援的主張充耳不聞，也不是對毛澤東在70年代與西方改善關系視而不見，關鍵就在于：毛澤東主張以自力更生為主、以爭取外援為輔，并且舉傾國之力打造了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與他們所主張的積極發展外向型經濟、與國際接軌是格格不入的。
對于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的大國來說，只有堅持自力更生，并且建立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才能實現現代化和民族復興，并推動世界經濟政治秩序的改良。
作為一個大國，中國必須堅持自力更生，并且建立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1）中國不可能依靠外國的施舍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美國出于其全球戰略考慮，扶植了“亞洲四小龍”（它們一度被吹噓為資本主義制度優于社會主義制度，或者比較優勢戰略優于趕超戰略的鐵證，但為什么那么多既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又搞比較優勢戰略的國家發展不起來），但不可能有什么外部力量能夠把整個中國扶植起來。（2）作為一個大國，中國也擁有建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所需要的資源和國內市場。東歐社會主義國家都不具備這種條件。毛澤東曾經說過，蒙古才100萬人口，各種東西都搞會有困難。（3）從運輸成本來看，中國也不適合發展大進大出的外向型經濟。中國今天外貿依存度畸高，既是收入兩極分化、國內生產相對過剩的結果，也是錯誤政策——以出口退稅推動外貿擴張——以及地方保護主義的產物。
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必須正視國際壟斷資本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操控的全球化的危害，必須保持在參與全球化問題上的靈活性。在全球化條件下，發展中國家的確擁有某種“后發優勢”，即由于世界上已經有了比較成熟的技術、裝備和管理方法，發展中國家在工業化進程中可以通過引進很快地加以掌握和利用，而不必花費發達國家先前那么多的時間和代價去逐步探索。再加上比較優勢的考量，因此發展中國家應該積極面對全球化。
但另一方面，發展中國家又面臨著無所不在的“后發劣勢”（不是楊小凱他們所說的那種“后發劣勢”，他們那個“后發劣勢”是說某些后發國家——實際上是在說中國——因為有了后發優勢，經濟發展較快，滋生了國家機會主義，抵制憲政改革，由此會導致缺乏后勁的問題。他們實際上是在為蘇聯東歐“休克療法”的失敗開脫責任，林毅夫等人對他們進行了批駁），而是指發展中國家所面臨的來自國際壟斷資本、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壓力），主要是：（1）由于發達國家已經存在并且主宰了國際經濟政治秩序，發展中國家不但不能像發達國家先前那樣通過各種手段轉嫁工業化的成本——通過經濟的、政治的甚至軍事的手段掠奪外國以實現工業化的原始積累，通過商品輸出和資本輸出獲取超額利潤，通過貨幣霸權收取鑄幣稅、通貨膨脹稅，而且還必須面對發達國家商品傾銷的壓力，還必須在一定程度上忍受國際貿易中的剝削，還必須忍受引進外資、技術等生產要素時所附加的苛刻條件，還必須向貨幣霸主繳納鑄幣稅、通貨膨脹稅。（2）由于發達國家的示范作用和對外貿易，發展中國家面臨著超前消費的壓力。（3）由于發達國家優越條件的誘惑，發展中國家面臨著資金、人才流失的壓力，或者說面臨著高管工資向華爾街看齊、工人工資向柬埔寨看齊從而加劇內部兩極分化的壓力，這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4）由于引進西方現代醫學技術而導致人口死亡率驟降，與此同時人口出生率卻由于勞動生產率低下、“多子多福”的傳統觀念的影響而居高不下，發展中國家面臨著發達國家先前不曾經歷的人口急劇膨脹的壓力。（5）由于與發達國家的經濟交流，發展中國家存在著城鄉二元結構和過度城市化——城市化水平大大超出工業化水平，又稱超城市化——的壓力，像中國這樣的大國還存在著區域畸形發展的壓力。（6）由于發達國家優越的物質條件的誘惑條件和新老殖民主義意識形態的傳播，發展中國家面臨著民族自卑感和全盤西化的壓力。這些劣勢必會對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和現代化產生阻礙作用。這在客觀上要求發展中國家在參與全球化的范圍、程度上有所選擇，以避免淪為經濟殖民地的命運。對于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大國來說，建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是保留選擇余地的必要的物質準備。
三、新民主主義社會論
新民主主義社會論（認為社會主義改造搞早了，多搞一段新民主主義就好了），這種觀點帶有一些馬克思主義色彩，為一些重量級的學者所宣揚，是目前學界很流行的一種觀點，但實際上是似是而非的。
新民主主義社會論主要經驗依據是改革開放以后出現的多種所有制、市場經濟再現了新民主主義經濟制度、體制，其內在理論依據是庸俗生產力論，即把生產力水平視為經濟體制的唯一決定因素（我一度想用“唯生產力論”概括，因為這個提法比較溫和，但“唯生產力論”不如“庸俗生產力論”準確，前者的準確含義是指將生產力——而不是生產力水平——視為決定生產關系、經濟體制的唯一因素，而后者可以包括將生產力的決定作用簡單化——比如越過產業結構談生產力水平對生產關系、經濟體制的決定作用），認為生產力水平越高，越有利于實行公有制和計劃調節，反之，生產力水平越低，越有利于實行私有制和市場調節；既然改革開放以后還必須搞多種所有制、市場經濟，那么改革開放以前就更應該搞多種所有制、市場經濟了。
其實，現在他們的經驗依據已經不太靠得住了。現階段我國出現的國民經濟半殖民地化（外資對工業的斬首行動，世界車間，美元白條）、收入兩極分化等問題，不能不說與經濟體制存在很大關系。同時，其理論依據也是經不起推敲的。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各帝國主義國家出于戰爭動員的需要，紛紛實行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以德國最為典型，有人甚至說當時的德國搞了資本主義計劃經濟，無論如何德國的戰時經濟體制對列寧影響很大），加強對國民經濟的管制，而在戰后又紛紛解除管制，按照庸俗生產力論的觀點，這就是瞎折騰、走彎路，但任何具備現代軍事常識的人都決不會同意。
那么，是哪些生產力水平以外的因素影響著毛澤東時代的經濟體制呢？最直接的因素發展戰略和產業結構，為了優先發展重工業，盡快建成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不能不加強對國民經濟的管制（集中人力、物力、財力于重工業建設，需要克服分散性，與后來批判計劃經濟不能及時地反映、靈活地適應人們復雜多樣而且多變的需求，恰恰是相反的），這與生產力水平的高低關系不大；而在較短時期內建成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既是利用蘇聯援助（156個項目）打下工業基礎的需要，也是在中蘇關系惡化之后保障進一步鞏固經濟獨立地需要。新民主主義社會論者既不理解我國當時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必要性，也不理解公有制、國有制、計劃經濟與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內在關系。但是，90年代大力提倡比較優勢戰略、反對趕超戰略的林毅夫等人，對此卻是承認的。
還應注意的是，列寧曾經提出過這樣一個觀點：中央集權程度應該與知識分子數量、地方干部素質呈反向變化關系，即知識分子數量越少，地方干部的管理水平越低，中央集權的程度就應該越高；反之，知識分子越多，地方干部的管理水平越高，則中央集權的程度就應該越低。如果單純考慮這種反向變化關系，甚至可以得出生產力水平越低、經濟決策權就應該越集中的結論，因為生產力水平越低，越不利于知識分子和干部的培養。無疑，列寧的這一論斷對于當時中國的也是適用的。
當然，我們說新民主主義社會論是錯誤的，社會主義改造是正確的，決不是說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改造的指導思想不存在失誤。實際上，他在發動社會主義改造的時候，存在著對公有制優越性的簡單化理解（這在1953年12月中宣部關于過渡時期的宣傳提綱中表現得比較明顯），這是社會主義改造出現要求過急、最終的所有制結構過純等問題的重要原因。
四、崩潰邊緣論
過去一個時期內，有不少人一提到毛澤東時代的經濟建設，就說毛澤東把國民經濟搞到了崩潰邊緣。崩潰邊緣是一個很模糊的概念，不值得認真對待。但不能不指出的是，一個歷史時期的經濟建設，不能用一種經濟運行狀態來概括，因為同一種經濟運行狀態可以在不同生產力水平上反復出現（1988年的中國，2008年的美國也可以說到了崩潰邊緣），而且崩潰邊緣狀態也不可能長期持續，不能用某一時段不良的經濟運行狀態掩蓋整個時期經濟社會建設的成就。
還需要指出的是，“崩潰邊緣”這種情緒化的論斷已經損害了我國精英界的理性思維能力。比如，十七大報告在論述新時期經濟快速發展提到“我國經濟從一度瀕于崩潰的邊緣發展到總量躍至世界第四、進出口總額位居世界第三”，這是很不嚴肅的。對比的前提是口徑一致，經濟運行狀態與經濟總量的世界排名怎么好對比？這已經不是政治話語的模糊性所能辯解的了。
又如，目前學界有些人以高增長、高就業、低通脹為由將1999-2008年稱為“黃金十年”，也犯了片面以國民經濟運行狀態、增長速度評價經濟建設的錯誤。大家都知道，這10年也是國民經濟殖民地化加速發展的時期、官僚私人資本急劇膨脹的時期、新三座大山的形成或加速發展的時期、資源環境條件急劇惡化的時期。對于廣大人民群眾來說，這10年是很難配得上“黃金”兩個字。
五、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論
十七大報告說：“我們要永遠銘記，改革開放偉大事業，是在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創立毛澤東思想，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國、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偉大成就以及艱辛探索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取得寶貴經驗的基礎上進行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建立，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于是很多人也認為毛澤東時代的積極貢獻也就限于為當代中國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
事實上，除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以外，毛澤東時代還為后人留下了一大堆寶貴的有形的和無形的財富：（1）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以及相當規模的基礎設施。1979-1999年間，我國之所以能夠長期致力于發展加工工業，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啃了過去的重工業老本（當然也與進口有關）。由優先發展重工業、建立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轉向優先發展輕工業和農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并且啃了過去的重工業老本，是貧困人口由2億5千萬減至2500萬的主要原因，學界有些人貪前人之功，將貧困人口的減少籠統地歸功于改革開放，甚至完全歸功于市場化改革和對外開放，這是很不厚道的。令人驚訝的是，這種觀點竟然也出現在十七大報告中。（2）一個年輕化的人口結構。沒有及時控制人口固然是一大失誤，但因此形成的年輕化的人口結構卻是改革開放以來經濟迅速增長的原因之一，是為“人口紅利”。根據蔡昉的測算，改革開放以來1/4的經濟增長率是“人口紅利”貢獻的。由于其中絕大多數年輕人口作為純粹消費者的階段基本上是在前三十年度過的，后三十年的這個“人口紅利”在相當大程度上是白撿來的。當然，改革開放以前也存在“人口紅利”的問題，不能將對比簡單化。（3）一套完整的農田水利設施（這一老本竟被啃了三十年）和若干農業技術裝備基礎（雜交水稻、玉米、小麥技術，一批化肥工廠）。（4）基本掃除了文盲，培養了一大批科學技術、管理、文教體衛人才。（5）造就了一個廉潔奉公的干部隊伍。（6）形成了一個比較良好的社會風氣：消滅了黃、賭、毒、黑等丑惡現象，偷盜搶劫等違法犯罪現象大為減少，“路不拾遺，夜不閉戶”成為常態；形成了共同艱苦奮斗的社會氛圍。
應當說明的是，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實際上已經比較充分地肯定了毛澤東時代在經濟建設方面的貢獻，當時人們心氣比較高，認為我們一定會比過去干得更好，所以還能夠比較公正地評價歷史。到后來，在推進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受庸俗生產力論的影響，覺得肯定了過去的成就就不利于推進改革開放，所以有意無意地貶低歷史的言論越來越多。到前兩年，由于世界性金融危機、經濟危機的爆發，市場原教旨主義面臨著破產的危機，其它西化主張的日子也不好過，為了防止所謂的走回頭路，右翼對歷史的污蔑達到了一個新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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