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使“后人復哀后人”——兼與許成鋼教授商榷蘇聯解體之因

莫使“后人復哀后人”——兼與許成鋼教授商榷蘇聯解體之因

    

 
    1991年12月25日，蘇聯作為一個國家的身份被永遠地封存在歷史之中，蘇共一個百年大黨一朝傾覆。這一改變世界政治地圖的歷史事件迄今已經過去20年。20年來，學術界從來沒有間斷過探究蘇聯亡黨亡國的原因，但迄今為止，學術界仍然歧見紛呈。2011年春節前夕，拜讀了“財新——《中國改革》”對香港大學教授許成鋼先生就“蘇聯解體20周年”問題的專訪。許先生認為，蘇聯解體有兩個最重要的原因。一個原因是長期以來的經濟改革失敗和經濟增長停滯，另一個是長期以來的政治壓制導致失控。這種看法可以說代表了學術界在這一問題上的最新觀點。但是，筆者對此不敢茍同并提出自己的看法與許教授商榷。
    許教授在文章開首闡述蘇聯解體的經濟原因時說：“從上世紀50年代末起到80年代末，蘇聯及中東歐國家經歷了長期的、反復的各種改革和嘗試，都失敗了。這使得蘇東國家改革派逐漸形成了一種共識：中央計劃的社會主義體制是不可改革的，只能以市場經濟全面、徹底地取代。這一認識在蘇聯解體過程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筆者的分析就先從這里展開。

                        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不可改革？

    蘇聯的經濟體制的確有其弊端，甚至可以說從這種經濟體制建立伊始，其弊端就已經存在。從這一角度來看，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存在著“先天性”的問題：產品經濟、統購統銷。這既是蘇聯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巨大優勢，也是后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暴露出來的最大弊端。但是，社會主義計劃體制存在這些弊端，并不意味著它是不可以改革的，恰恰相反，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是靠改革而使自身的弊端得到不斷克服的。從南斯拉夫的社會主義改革、匈牙利卡達爾的改革到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都是為了通過自我的改革來克服社會主義計劃體制的弊端。赫魯曉夫的改革、柯西金的改革等，包括戈爾巴喬夫最初的改革也是為克服體制內的弊端。這些改革雖然大多失敗了，但也有階段性的成功，例如柯西金的改革，對蘇聯在20世紀70年代上半期走上經濟的鼎盛時期至關重要。包括后來社會主義各國都走上了市場經濟發展的道路，并不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失敗而走上市場化之路的，而是對計劃體制改革走上市場化之路的。
    中國的經濟體制最初也是計劃體制，中國改革的成就是舉世矚目的，但中國并不是在完全否定計劃經濟的基礎上走市場化的，而是在承認計劃經濟有其弊端同時又吸納了計劃經濟的積極因素走上市場經濟之路的。因此，迄今為止，中國的市場經濟并不是完全的自由市場經濟，但客觀的事實顯然證明了中國在保持政府宏觀調控有效性基礎上的市場經濟要遠遠優越于歐美的自由市場經濟。特別是面對金融危機，更是中國經濟拯救了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如果否定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是可以進行改革的話，那么就是要否定中國的成功實踐。
    蘇聯經濟增長的停滯并非由于經濟改革的失敗，而是經濟改革的成功。這可能是絕大多數蘇聯問題研究專家所不能接受的，但這是客觀的判斷。蘇聯經濟增長最快的時期是20世紀60年代后半期到70年代上半期的十年中，這在相當大程度上歸功于柯西金的改革。蘇聯經濟的增長是在獨特的經濟社會結構和制度框架下實現的，即計劃經濟和大型綜合體。但是，經濟的快速增長改變了蘇聯的經濟社會結構，也破壞了曾經產生快速增長的獨特制度框架的持續有效性，結果反過來也導致經濟本身失去其效率。由此可見，把經濟停滯歸因于經濟改革失敗，僅僅是看到了蘇聯經濟運行的表面現象，而沒有透過現象去認識其本質。從這本質來看，蘇聯解體的原因顯然不是經濟增長停滯，而是整個社會生活的停滯，而社會生活的停滯則是由于其獨特的經濟社會結構和制度框架遭到了經濟快速增長的破壞。當然，這里并不僅僅是快速增長不好，關鍵是要看是怎樣實現這種快速增長的。

                    蘇聯就走向全面的市場經濟形成共識了嗎？

    當帶來效率的經濟社會結構和制度框架遭到破壞以后，啟動新的改革就勢在必然。對于這一點，蘇聯包括東歐國家是有共識的，但并非像許先生所說的就市場經濟全面、徹底地取代計劃經濟形成了共識。簡而言之，改革原有的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是有共識的，但走向怎樣的市場經濟是有重大爭議的。
    關于改革計劃經濟體制，東歐國家可能認識得比較早一些，但都不是要放棄計劃經濟體制，即便是動作比較大的捷克斯洛伐克，按照捷克斯洛伐克改革方案的設計者奧塔•錫克的想法，也并非要走向完全市場化，而是在計劃與市場之間走出“第三條道路”，即實行計劃與市場的平衡。至于蘇聯，在后期的改革過程中引發的爭議就更多了。經濟學家沙塔林在1986年第一次鼓吹價格自由化，但遭到蘇共中央的嚴厲批評，他也因此而一度銷聲匿跡，直到80年代末，沙塔林才重新活躍起來，重新提出自由市場和私有化，并在1990年9月提出了所謂的“500天計劃”。而主張私有化和自由化的“500天計劃”，從一提出起就遭到了當時的部長會議主席雷日科夫的強烈反對，為此雷日科夫提出了一份漸進走向市場經濟的方案。除此之外，當時有不少政治精英、知識精英都提出了自己的經濟改革計劃，例如激進的雅夫林斯基、穩健的經濟學家阿巴爾金等。最后雖然是按照“500天計劃”進行轉軌的，但最初連戈爾巴喬夫都反對“500天計劃”而支持雷日科夫的方案，戈爾巴喬夫甚至還請經濟學家阿甘別吉揚制定了一個折中了沙塔林計劃和雷日科夫計劃的方案。所以，說蘇東國家在全面市場化、徹底取代計劃經濟方面形成了共識，顯然是不客觀的。事實是，蘇聯后期的市場化是在沒有任何準備的情況下推行的，失敗就在所難免。
    問題的關鍵不是在全面市場化問題上是否形成共識，而是最后蘇聯是按照激進的“500天計劃”進行轉軌的。按照“500天計劃”的設想，用500天的時間使蘇聯經濟從計劃經濟完全走向自由市場經濟，用自由化、私有化的手段對蘇聯經濟進行“休克療法”。結果，這些手段對蘇聯經濟而言，只有“休克”并沒有“療法”。特別是私有化把蘇共和蘇維埃體制賴以生存的公有經濟徹底摧毀，這對蘇共而言是致命的一擊。修改憲法取消蘇共的領導地位，蘇共還有與其他政黨公平競爭的可能性，而私有化把蘇共賴以生存的物質基礎都挖掉，就意味著蘇共的生命力被徹底葬送了。

                           是政治壓制導致蘇聯政局失控？

    蘇聯在政治上的確有過壓制的情況，尤其是在20世紀3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斯大林仍然推行政治高壓的政策，但斯大林以后，赫魯曉夫時期蘇聯社會生活進入了一個相對寬松的時期，即所謂的“解凍年代”。這個時期并不長，但對蘇聯的影響非常重要，特別是培養了一代有獨立見解的知識分子。勃列日涅夫的18年中，蘇聯社會生活又重新回到斯大林主義的軌道上，經歷了“解凍年代”的那一代知識分子開始對蘇共體制的弊端進行不遺余力的批判，當然其中不乏有善意的批評者，要求回到列寧主義。但越往后，有一批知識分子竟然公然站在蘇共的對立面，跟著西方后面對蘇共進行妖魔化，甚至成為西方顛覆蘇共政權的先鋒。這對任何執政黨來說，都是難以容忍的，必須要進行懲治。遺憾的是，勃列日涅夫只對權力和榮譽感興趣，對如何治理蘇聯這個國家既缺乏戰略能力，在具體問題上也缺乏必要的技巧。特別是在處理那些“持不同政見者”的過程中，“一刀切”地采取打壓的方式，結果連那些對蘇共還抱有“可以自我改革”心愿的一些知識分子，也都被劃歸到蘇共對立面去了。而在蘇共內部，正如雷日科夫后來所說的那樣，“對領導者、尤其是對黨的領袖的赤裸裸的阿諛逢迎，喋喋不休的空話引起了人民、也包括蘇共黨員的反感”。這就是在蘇共垮臺時，蘇共一千幾百萬黨員竟然沒有一個人站出來捍衛它的原因所在。
    勃列日涅夫之后，蘇共在這一方面的政策卻走向另一個極端，即全面“松綁”。蘇聯不僅非常客氣地對待像薩哈羅夫這樣的“異見者”，而且在意識形態方面也完全淡化，提倡所謂的“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眾所周知，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本身就包含了“人道”和“民主”，戈爾巴喬夫把“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專門提出來，實際上就是否定了科學社會主義的指導地位，從而使蘇共的傳統意識形態大廈轟然倒塌。與此同時，戈爾巴喬夫又倡導所謂的“民主化”、“公開性”，實際上就是把蘇共政治權威的最后“遮羞布”揭開了，蘇共權力運行必要的秘密完全暴露在大眾媒體上。在這種情形下，大眾媒體在蘇聯解體、蘇共喪權的過程發揮了重要的助推作用。一方面，大眾媒體為表達不同觀點提供了輿論舞臺，另一方面也是媒體最為惡劣的一面，就是媒體曾經作為蘇共的重要宣傳喉舌，而在蘇共喪權的過程中卻大肆丑化和歪曲蘇共的歷史，甚至認為列寧領導的俄國革命從一開始就為俄國制造了悲慘的命運，是“一場不該發生的革命”。加之戈爾巴喬夫提出所謂的“重新認識歷史”、“還歷史以真實面目”等，媒體對蘇共歷史的丑化和歪曲，反而被民眾視為真實。在是非不分、真假不辨的情況下，蘇共的形象被嚴重損毀，蘇共的威信掃地。
    與媒體的大肆丑化和歪曲相呼應的是，葉利欽等黨內“激進民主派”大搞民粹主義，打著反對黨內特權的旗號，實則為了個人權力欲望從事著分裂蘇共、瓦解蘇聯的行徑。毋庸置疑，蘇共黨內的特權現象極為嚴重，需要消除這些特權現象，但以反特權為借口發動普通民眾來反對蘇共，無疑是在挖蘇共執政的根基，意在推翻蘇共的執政地位。從這一點來看，也正如后來的俄羅斯人所認為的那樣，在蘇聯解體的過程中，以葉利欽為代表的民粹主義者發揮的作用是極為巨大的。戈爾巴喬夫的問題是在治國能力欠缺上，而葉利欽則充分利用了戈爾巴喬夫的弱點來鼓動俄羅斯的民粹主義，從而實現個人的政治野心。
    由此可見，并不是蘇共的壓制導致蘇聯政治局勢失控，恰恰相反，是蘇共在后期放松了必要的控制致使民粹主義泛濫、大眾媒體功能發生了異化，這兩股力量是導致蘇共亡黨亡國最直接的原因。

                         蘇共亡黨亡國內因究竟是什么？

    在蘇聯解體之后，學術界普遍認為戈爾巴喬夫應為蘇聯解體承擔主要直接責任。的確，戈爾巴喬夫對蘇共喪權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如果僅僅停留在對戈爾巴喬夫的指責之上去分析蘇聯劇變，只是淺層次的分析和認識。因為，從歷史的角度看，任何事情的發生都有它的基礎性導因，這種基礎性因素是決定性的，是歷史發展中帶有必然性的東西。歷史地看，沒有歷史的、內部深層次的因素，單憑戈爾巴喬夫一個人的力量決不可能使一個百年大黨徹底傾覆。戈爾巴喬夫在蘇聯解體中有重要責任，但無論他發揮怎樣的作用和承擔怎樣的責任，都是蘇共體制框架內的行為，是體制所賦予的。因此，要尋找蘇共垮臺、蘇聯解體的內因，還是在蘇共內部。
    在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蘇聯內部經歷了較長的和平時期后，社會相對穩定，但同時也使得蘇共黨內干部已經不再具有危機感，也忘記了人民大眾在革命時期對黨所給予的支持，相當部分黨內干部開始用權力來維護和拓展自己的利益。“始而慚焉，久而安焉”。于是，在蘇共內部逐漸形成了一個特權階層，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蘇共黨內的領導人，即所謂“高干花名冊”上的人。“高干花名冊”反映了蘇共內部以權力大小來區別特權多少的社會分化現象。權力越大，享受的特權越多，從而形成一個黨內自上而下的垂直的、金字塔式的官級圖：底層是普通黨員，中層是“委員會集團”，上層是“書記集團”，塔尖是政治局、總書記。特權階層不僅通過權力在自己與普通群眾之間劃上一道鴻溝，而且也通過權力使自己的物質享受與普通群眾之間筑起一道厚厚的障壁，他們試圖在蘇共內部建立特權繼承制度，通過一套任命和提升職務的制度來達到繼承權力的目的。特權利益在當時都是蘇共黨內少部分人的秘密，普通百姓只是有所耳聞，具體情況并不知道。普通百姓一旦真正了解這些情況之后，他們對蘇共的信任大廈便驟然崩潰。這就是為什么在蘇共走向垮臺之時幾乎沒有人來拯救它的重要原因。
    蘇共內部的特權制度在干部問題上必然帶來任人唯親的問題。特別是勃列日涅夫時期，干部任命制和任人唯親使特權階層完全主宰了蘇共整個體制。這樣的干部制度其結果是溜須拍馬之風盛行。因此，對于那些已經進入“圈子”的人，“他們感興趣的并不是社會理想（哪怕是共產主義理想），而是社會地位；不是國家的哲學（不管是馬克思主義的還是反馬克思主義的），而是沿著它可以爬到國家頂峰的那個不太牢靠的階梯”。簡言之，他們關心的只是權力、地位和利益。這樣一批貪婪之人來把持著蘇共，這樣一批蛀蟲來治理國家，蘇共不被完全腐蝕、國家不被完全蛀空，那豈不怪哉！當葉利欽等當時黨內的“激進民主派”，以反對黨內特權為由，高舉著民粹主義的旗幟很容易就獲得了普通民眾的支持，結果從黨內滋生而出的民粹主義就成為瓦解蘇共、埋葬蘇聯的最重要的一種力量。

                         西方的“和平演變”并非不存在

    蘇共喪權、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是在蘇共內部，但這并不意味著外部原因是可以忽略不計的，甚至如許成鋼教授所說的那樣，根本就不存在所謂的“和平演變”。恰恰相反，西方的顛覆力量是始終存在的，西方的和平演變從來就沒有停止過。如果把持這種觀點的學者視為“意識形態專家”，這本身就存在著意識形態的偏見。許教授用了一個重要的“旁證”，即在整個80年代，沒有任何西方的“蘇俄研究”專家預言蘇聯解體、蘇東集團崩潰。他認為，事實是，蘇聯的解體讓他們很吃驚，還讓他們受到全面的責備。
    西方專家“沒有預言蘇聯解體”就意味著西方沒有對蘇聯進行和平演變？“蘇聯的解體讓他們吃驚”就意味著西方沒有對蘇聯進行顛覆？如果是這樣，那么筆者認為許教授的邏輯推理太簡單了。西方之所以沒有預言到蘇聯的解體，以及蘇聯解體之所以令西方吃驚，是因為西方沒有想到像蘇聯這樣的超級大國竟然如此脆弱且崩潰得如此迅速，以至于西方對此毫無準備——當然，蘇聯內部更是毫無準備。
    西方特別是美國對蘇聯的顛覆與和平演變，實際上很早就有計劃地進行著。到里根政府時期更是有著周密的戰略考量。這一點連美國人自己都承認。美國中央情報局前官員、曾參與策劃美國瓦解別國秘密戰略的彼得•施魏策爾就專門著書，解密美國是怎樣搞垮蘇聯的，其著作就名為《里根政府是怎樣搞垮蘇聯的》。該書指出，里根政府制訂了一個旨在搞垮蘇聯的全面戰略，其中包括：一是以隱蔽的手段對波蘭團結工會的活動給予財政、情報和后勤方面的支持，以確保反對派在蘇聯控制下的華沙能夠生存；二是對阿富汗反政府游擊隊提供財政與軍事援助，并極力將戰爭引向蘇聯境內：三是千方百計壓低國際市場的石油價格，減少蘇聯的硬通貨收入，使之難以擺脫財政困難；四是對蘇聯進行技術封鎖，以便在與蘇聯進行技術競賽過程中保持領先地位和消耗蘇聯的財力。而在此前，據美國學者辛金克的研究，早在冷戰初期，美國的眾多媒體機構在美國新聞署的支持之下對蘇聯、東歐國家進行大規模的意識形態滲透，在蘇東地區全力推行美國的價值觀。而蘇聯后來出現的“持不同政見者”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受到了西方媒體和教育培訓項目的影響。或者說是，西方對蘇聯的意識形態滲透和“價值觀改造”造就了蘇共的“持不同政見者”。
    關于里根政府所實施的搞垮蘇聯的戰略，在蘇聯解體之后的俄羅斯學者是有所認識的。曾經參與了蘇聯許多重要事件的學者阿爾巴托夫就對美國的拖垮蘇聯的戰略有所認識。他指出：“……在蘇聯國民生產總值比美國少2/3到3/4的情況下，這件事開辟了一條可靠的對于他們沒有任何風險的破壞蘇聯實力的道路，歸根到底，通過無望的軍事角逐中的經濟消耗，有可能使蘇聯遭到徹底失敗。”遺憾的是，當蘇聯人認識到這一點的時候，蘇聯早已經解體了。
    因此，說西方沒有對蘇聯進行和平演變顯然是缺乏客觀事實的主觀臆斷。實際上，西方對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和共產黨政權的顛覆之心是始終存在的。
    杜牧在《阿房宮賦》中說：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后人復哀后人也。”今天，蘇共亡黨亡國已過去20年，但這一切還是剛剛過去不久的歷史，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務必要從蘇共歷史中吸取深刻的教訓。
    （《環球視野》第361期，摘自2011年第3期《社會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