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和歷史約會

1949：和歷史約會　　

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員  陳晉　　

網摘編發　　

　　大變局的神韻　　

　　1949年的第一天，無論你在什么地方，屬于什么階層，都會明顯地意識到，九州大地改換人間已成定局。　　

　　這一天，人們從收音機里聽到，或從報紙上看到了一篇《告全國軍民同胞書》，署名為蔣介石。這個掌握中國最高權力已經22年的國民政府總統，在這篇元旦文告里，不得不承認和哀嘆國民黨對共產黨的所謂“戡亂”已經失敗。說自己愿意向已經解放北方大片領土的中國共產黨“求和”，但條件是要保存現行的憲法，保存中華民國的法統，保存國民黨的軍隊，否則，國民政府就要和共產黨“周旋到底”。　　

　　同一天，中國共產黨主席毛澤東也發表了一篇新年獻辭，題目是《將革命進行到底》。毛澤東在這篇文告里很有信心地宣布：迎面而來的1949年，將是歷史上極其重要的一年，人民的解放戰爭將在這一年獲得最后勝利，并且將要在全國范圍內建立一個人民民主專政的共和國。毛澤東還說，甚至連共產黨的敵人也不懷疑共產黨能夠完成這個目標。　　

　　果然，元月還沒有結束，故都北平就變換了旗幟。國民政府華北“剿匪”司令部總司令傅作義將軍，率幾十萬部隊接受共產黨的和平改編。2月3日，是中國舊歷的大年初六。在春節的喜慶日子里，人民解放軍在北平舉行盛大的入城式。入城部隊分別從永定門和西直門進來，整整走了六個小時。沿途歡迎的人群揮動著小旗，喊啞了嗓子，一些青年人跟著坦克跑，往上面貼標語，有的干脆就跳到坦克上面歡呼。更多的人則扭起了秧歌，唱起了“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　　

　　那時候，如果你是生活在北方的農民，體會這場歷史巨變的焦點，應該是土地。解放區多數地方進行的土地改革，把中國人幾千年來的命根子土地，給了純樸的農民。農民們丈量著自家的土地，也丈量著希望，丈量著自己的選擇。東北哈爾濱靠山屯的農民便給遠在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村的毛澤東寫了這樣一封信：“這回我們都翻身啦，分了地，眼看到冬天了，你那里很冷吧？給你捎去一件皮大氅，一雙靴子……這是我們翻身的果實，也是我們的一點心意。”這封信至今還保存在西柏坡革命紀念館里。　　

　　那時候，如果你是人民解放軍的一員，你談論得最多的一句話，大概要算是那個口號：打過長江去，解放全中國。1月10日淮海戰役結束，1月31日平津戰役結束。人民解放軍在全國范圍內呈現出勢如破竹的氣勢。4月，解放軍突破國民黨軍隊的千里防線，取得渡江戰役的勝利，攻占國民政府首都南京。接著，人民解放軍先后向華東、中南、西南和西北大進軍。大進軍帶來的是大解放。　　

　　大解放的含義，不光是從國民黨反動統治者手里解放了人民，也是從帝國主義列強手里解放了中國。在4月間的渡江戰役中，侵入中國內河長江的“紫石英號”等英國軍艦駛向人民解放軍防區，并向人民解放軍開炮。我三野部隊立即還擊，并擊傷“紫石英號”。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發表聲明說：中國領土主權，中國人民必須保衛，絕對不允許外國政府來侵犯。人民解放軍要求英國、美國、法國在長江和在中國其他各處的軍艦、軍用飛機、陸戰隊等武裝力量，迅速撤離中國的領水、領海、領土、領空。從這以后，中國人民解放軍所到之處，駐扎在那里的外國武裝力量被迫全部撤走，帝國主義列強原來享有的內河航行、自由經營、海關管理、領事裁判等各種特權都被一一取消。　　

　　席卷一切的大進軍，是1949年大變局的軍事神韻。　　

　　大變局的政治神韻，也在從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這個普通而寧靜的小山村里綻放出來。就在平津戰役結束那天，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在西柏坡秘密接待了斯大林的使者米高揚。斯大林不清楚中國共產黨將要建立一個什么樣的國家，米高揚的使命是來摸底。毛澤東對他說，勝利后的新政權，必須是包括各民主黨派的聯合政府，中國共產黨是其中的核心和骨干。　　

　　解放戰爭的炮聲還沒有停歇下來，中國共產黨人已在自己最后一個農村指揮部里著手構畫新中國的藍圖了。1949年3月，在西柏坡中央機關的大食堂里召開了中共七屆二中全會，34個中央委員和19個中央候補委員坐的凳子都是臨時湊起來的。毛澤東在會上說：從現在起，開始了由鄉村到城市并由城市領導鄉村的時期，必須用極大的努力去學會管理城市和建設城市。他還充滿信心地宣告：我們不但善于破壞一個舊世界，我們還將善于建設一個新世界。會議決定：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轉變為社會主義，是即將成立的新國家的發展方向。這個國家的首都定在北平。會議一結束，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機關便往北平進發。　　

　　在一個新國家呼之欲出的時候，一名中共中央機關工作人員特意去了一趟天安門，但他看到的是一派衰敗景象。接管北平的共產黨人組織群眾清理天安門附近的垃圾。一群前來參加義務勞動的青年學生蹦蹦跳跳地登上了城樓，有人去拔隨風搖擺的野草，卻驚起一群野鴿撲棱棱沖向藍天。接著，人們發現在天安門城樓上竟然有一堆一堆的鴿子糞，運走的時候，硬是裝滿了好幾卡車。這種景象，同時局演變一樣，主題就是四個字——去舊迎新！　　

位于天安門和正陽門之間的那道中華門，在明清之際，這是真正的“國門”。明朝的時候，叫“大明門”，清王朝入關后，把刻著“大明門”的石匾翻過來，刻上“大清門”三個字又重新裝了上去。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改稱中華門時，有人想把石刻的“大清門”匾額拆下來翻過個兒，刻上“中華門”幾個字再放上去。結果發現，背面已經刻有“大明門”幾個字。　　

　　歷史上的變局，曾經如此地濃縮在一方匾額之中。但是，當歷史走到1949年的時候，人們的感悟和體會，在這以前的各種歷史變局絕不像把一個匾額翻過來、倒過去那樣輕松。　　

　　一路悲歡　　

　　把“大清門”改為“中華門”那年元旦，孫中山在南京發布宣言，宣告成立中華民國，并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從這天起，中國的歷史改用中華民國紀元。1912年，也就成了民國元年。孫中山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頗富傳奇色彩的人物。說起他的性格，人們都十分感嘆他的堅忍。在創建中華民國以前，他不知經歷了多少次失敗，幾度亡命海外。創建中華民國以后，同樣經歷了好幾次失敗。1925年3月11日，孫中山在北京逝世的前一天，最擔心的就是革命半途而廢，他對圍在身邊的幾位國民黨要人說：我死了，四面都是敵人，你們的處境也很危險，希望你們不要被敵人軟化。汪精衛立刻回答說：要怕敵人，我就不革命了。恰恰是這個汪精衛，后來被日本人“軟化”成了漢奸。　　

　　從1912年到1949年，中華民國這個國號在中國大陸叫了38年。在1928年之前的17年間，控制北京中央政權的軍閥首領，像走馬燈一樣不停地變換。出任過總統或國家首腦的有7個人，當過總理的有26個人。政府內閣變動次數就更多了，據不完全統計有47次，其中最長的存在17個月，最短的只有兩天。1928年國民黨蔣介石掌握了中央政權，但也未能真正統一中國。在圍繞國民政府的首都應該設在哪里的問題上，蔣介石和北方的閻錫山、馮玉祥就出現了分歧。北方的人說，南京是六朝金粉之地，是亡國之都，而北京是元明清以來傳統的首都。南方的人則說：南京是　孫中山　先生生前指定的首都，總理遺訓不能違背。南北的政治家和文人，都引經據典，打了好一陣子筆仗，反映出國民黨內部的派系之爭，都想就近控制首都。這種爭論早在1912年建立中華民國時就出現過，孫中山等革命黨人要求袁世凱到南京就職擔任臨時大總統，而袁世凱則堅決在北京就職。1928年這次爭論的結果，同上次一樣，誰有實力，誰說了算。控制中央大權的蔣介石，干脆把北京改成了北平，中華民國的首都便確定在了南京。　　

　　1945年抗戰勝利后，中國人民迎來了民族解放的偉大轉折。蔣介石宣稱中華民國已經躋身于四大國之列。當時，建立民主聯合政府，實現和平建國目標，成為全國各政治黨派的共同呼聲。蔣介石在1946年5月回到闊別八年的南京總統府后，情勢卻急轉直下。這年6月，國民黨軍隊派出22萬人向中國共產黨的中原解放區發起進攻。有人說：“一覺醒來，和平就已經死了。”　　

　　全面內戰的爆發，毀滅了人們和平建國的夢想。包括中國民主同盟在內的所有進步人士都看清了一個事實：民主和自由之花不會在蔣介石國民黨舊有體制的土壤上自動地生長。詩人、學者聞一多此時的感受，就像他在一首詩里曾經高唱的那樣：“我來了，我喊一聲，迸著血淚，‘這不是我的中華，不對，不對’。”1946年7月15日上午，聞一多在參加被國民黨特務殺害的李公樸追悼會上再次“迸著血淚”喊出：歷史上沒有一個反人民的勢力不被消滅！當天下午，他就倒在了國民黨特務的槍口之下。生前他曾經在詩里唱道：“我要贊美我祖國的花，我要贊美我如花的祖國。”　　

　　聞一多的倒下，只是國統區一連串血案的開始。更多的人，還在期待著，夢想著，進而猜測著國家的未來。兩個月后，《大公報》主筆王蕓生在政論周刊《觀察》創刊號上發表《中國時局前途的三個去向》。他預測中國的局勢發展有三種去向：第一種去向是出現以江淮為界、國共分治的“南北朝”；第二種去向是爆發“十月革命”，不過　王　先生認為，“中共現在還沒有這么大的野心，因為他們的主觀力量還沒有那么大”，如果真出現了中國的十月革命，“就是國家大亂”；第三種去向是“政協協議之路”，即在現有的國民政府框架內，組建聯合政府，“由政治協議的路線過渡到民主憲政的大路，這是中國時局前途最好的一個去向”。　　

　　　王　先生對中國前途的預測，一個也沒有猜對。經過1947年的大轉折，1948年的大決戰，1949年合乎邏輯地迎來了千年未有之大變局。　　

　　1949年，對生活在國統區的民眾來說，普遍的情緒則早已不是希望破滅，而是痛苦、憤怒和抗爭。2月間，上海的通貨膨脹已達到最高峰，金圓券如同廢紙。如果要買東西，就得用麻袋或網兜裝錢，且還得一路狂奔，因為稍一遲緩，手里的鈔票就要貶值更多。由此，要和平，要民主，反饑餓，反內戰，成為了國統區民眾的普遍呼聲。　　

　　1949年5月27日，人民解放軍解放上海。解放了上海，能不能管理上海，是不是站得住腳，國內外不少人還抱著明顯的觀望態度。一個美聯社記者從香港向西方世界發出了一則電訊，其中有這樣一句話：“這個國家太大了，又窮又亂，不會被一個集團統治太久，不管是天使、猴子，還是共產黨人。”　　

　　的確，共產黨接手的上海，是一副用什么語言描述都不過分的爛攤子。新上海的第一任市長陳毅走馬上任時，他看到的早已不是昔日的“東方巴黎”。國民黨軍隊逃跑時炸沉的船只橫在黃浦江上。近代中國工業化進程的象征江南造船所，也成了一片廢墟。全市的主要工廠四分之三已經停工。饑餓和失業成了家常便飯。對市民們來說，手里的鈔票幾乎成了廢紙。長期的惡性通貨膨脹使人們不再相信紙幣的價值，市民們大量兌換黃金、銀元和外幣。國民黨特務還說：“只要控制了兩白（糧食、棉紗）一黑（煤炭），就能置上海于死地。”一些資本家也紛紛傳言：“共產黨打仗可以得100分，搞政治可以得80分，而搞經濟卻只能得0分。”　　

這時候，陳云來到了上海，指揮新中國開國過程中經濟戰線上的第一場戰役。在他的謀劃下，大量的糧食悄悄地從東北等地運往上海，棉紗和煤的儲備也在進行之中。當物價瘋長到了市民難以忍受的頂點時，市場上忽然奇跡般地蹦出了人們期望已久的平價的“兩白一黑”。此前囤積居奇并以為穩操勝券的投機商們再也吞不下了，一些投機商被迫倒閉。后來，毛澤東說，這場經濟戰役的意義“不下于淮海戰役”。在人們眼里，缺乏城市經濟管理經驗的共產黨人初戰告捷，對未來執政全國來說，無疑是一個好的兆頭。　　

　　觀望的民眾充滿期待地穩定了下來。事實上，這種期待在5月27日上海解放的時候就已出現。那天，一位年輕人打開自家大門，看到進城的人民解放軍不擾百姓，睡在馬路上面，不禁感嘆道：“看來，國民黨再也回不來了。”這個年輕人就是中國民族資本家中的標志性人物榮毅仁。40多年后，他成為了新中國的國家副主席。　　

　　人心挪移　　

　　對蔣介石來說，“再也回不來”的感覺，早在1949年1月21日就出現了。那天，他在南京宣告“引退”，理由是“因故不能視事”。他把總統權力交給了副總統李宗仁代理。離開居住多年的南京總統府時，蔣介石特意讓飛行員繞著南京古城飛了一圈。“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他心里非常清楚，政權的更迭即將發生。　　

　　其實，不光是蔣介石心里清楚，他身邊的不少人也失去了信心。就在蔣介石“引退”20天后，他的結拜兄弟、當了20年國民政府考試院院長的戴季陶，在廣州吞食大量的安眠藥告別了“黨國”。在此之前，蔣介石的幕僚長、總統府國策顧問陳布雷即已先行一步。陳布雷和戴季陶，一個被稱為“領袖文膽”和“國民黨的第一枝筆”，一個被稱為蔣介石的“第一謀士”和國民黨內的大理論家。陳布雷自殺前的最后一句話是“讓我安靜些”，戴季陶得知陳自殺后曾痛哭道：“我的心已死了”。文人自有文人的毛病，但他們大多把“道”看得很重。陳、戴的自我棄世，多少也是自絕于他們追隨多年的“道”。國民黨的治國之“道”似乎不再能喚起他們的希望和信心。　　

　　蔣介石開始安排后路了。半個世紀后，臺灣制作的電視紀錄片《一同走過從前》里是這樣說的：“（民國）三十八年一月，蔣中正總統引退，他在引退前，急電派令陳誠將軍為臺灣省政府主席，蔣經國為國民黨中央省黨部主任委員，開始把臺灣建設為復興基地的準備工作。陳誠跟在上海的中央銀行總裁俞鴻均聯絡好，趁黑夜，把120萬兩黃金運來臺北，再加上蔣經國、徐伯元，也搶運了部分黃金來臺。”國民黨搶運黃金干得神不知、鬼不覺，確切的數字究竟有多少呢？僅國民政府中央銀行發行局1949年的一份機密卷宗里就記載：“此項移運之船只，……先將庫存內之黃金200萬兩，妥為裝箱，備運臺北”。據統計，國民黨先后從大陸運走了110噸黃金以及價值14000萬美元的外匯和白銀。這在當時的中國，實在是一個天文數字。　　

　　在安排政治和經濟后路時，蔣介石還在南京宋子文的公館舉行了一次特別的宴會，邀請大部分剛剛由國民政府中央研究院評選出來的院士，勸說他們一起到臺灣去。誰都知道，比黃金更值錢的是人才。但是，人心可不像黃金那樣容易被默然搬走。當時的國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院士、數學家蘇步青后來回憶說：“雖然對共產黨沒什么認識，對國民黨是看透了的，再加上我有幾個學生是地下黨員，在他們的幫助下面，我當然不會到臺灣去。”結果，81名院士中，除了一些人選擇了海外，只有9位去了臺灣，留在大陸的有60人。　　

　　面臨人生重大抉擇的知識分子當然不只院士。在此之前，蔣介石還指示國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院長傅斯年把北平的一批名教授接到南京來，結果，除了北大校長胡適、清華校長梅貽琦、北師大校長袁同禮、北平研究院院長李書華等極少數人外，國民黨“搶救”名單中的絕大部分教授都留在了北平。　　

　　雖然大勢已去，國民黨仍然不放棄爭取人心的最后努力。1949年7月26日，國民政府代總統李宗仁趨赴福州，代表蔣介石勸說一位92歲的老人去臺灣。這位老人叫薩鎮冰，早年投身洋務運動，38歲時以北洋水師副將的身份，參加了甲午海戰，親歷了北洋水師全軍覆沒的慘狀，就是他的船裝著丁汝昌的遺體離開劉公島的。作為健在的資歷最深的歷史老人，他的去留自然具有特別的象征意義。李宗仁對他說：得蔣總裁寄語，與上將致意，形勢變化難測，福州不宜久居，蔣總裁敦請即往臺灣暫住。上將若擬乘飛機，即派專機，擬坐軍艦，即派大艦。請即決定行期，云云。薩鎮冰不僅拒絕了蔣介石的邀請，不久還在福州人民歡迎解放軍的文告上，欣然簽上了自己的名字。當他得知北平在籌備成立新中國的事情后，又寫詩贊道：“歲在髦年聞喜訊，壯心忘卻鬢如絲。” “群英建國共乘時，此日功成舉世知。”　　

　　薩鎮冰拒絕去臺灣不久，另一位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從上海到了北平。她就是被國民黨稱為“國父”的　孫中山　先生的夫人宋慶齡。1925年孫中山在北京逝世以后，她便再也不愿意到這個讓她傷心的地方了。但是，即將奪取政權的中國共產黨，忘不了這位在革命危難時始終幫助自己的好朋友。毛澤東曾兩次寫信，邀請她北上共商建立新中國的大計，又派鄧穎超專程南下相陪。1949年8月28日，宋慶齡乘坐的火車到達北平前門車站的時候，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等中共主要領導人，早已在那里等候，毛澤東還親自上車迎她下車。　　

　　隨著宋慶齡的到來，一個新的國家就要宣告誕生了。　　

　　民主演示　　

　　宋慶齡到北平時，匯聚北平的各界精英名流，還有1898年戊戌變法的風云人物張元濟，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前夕的風云人物張瀾，民國年間有代表性的政治家、軍事家、企業家、教育家和文化人，更比比皆是。他們在各自的歷史年代和領域都散發過光彩，在歷史的軌跡上深深地刻下了自己的追求、抗爭、迷惑和痛苦。為了一個即將誕生的新中國，他們挾帶近代歷史上的各種音符，加入1949年歷史大轉折、大變局的交響曲。他們真誠地相信，中國共產黨人的奮斗目標，正是自己苦苦追尋的民族復興。共產黨則真誠地邀請他們，參加醞釀已久的各黨派和人民團體參加的政治協商籌備會議，共商建國大計。　　

1949年6月，在北平城中南海勤政殿開幕的政協籌備會議，有23個政黨、民主黨派、人民團體的134名代表參加。會議的任務是擬定參加新政協的單位及其名額，起草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共同綱領》和新政協組織條例，制定評選國名、國旗、國徽和國歌方案等等。總之，是要把所有新中國開國的大政方針草案準備好，拿到正式會議上去通過。為了區別于1946年召開的那次政協會議，當時的人們通常把1949年6月到9月的這次會議叫做新政協，后來叫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那時沒有條件召開人民代表會議，新政協代行了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職能。　　

　　一個新的中國就要誕生了，參加新政協籌備會議的人們開始琢磨為它取個什么名字。最初的國名叫“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著名教授張奚若建議去掉“民主”二字。他說：“焉有人民而不民主哉？”對國家政體來說，“共和”同“專制”相對，本身就有民主的意思。這個意見被會議采納后，又一個問題冒了出來。考慮到不少民主人士對孫中山創立的中華民國這個名稱還有感情，主持新政協籌備工作的中國共產黨人周恩來建議，在新的國名后面加一個括號，里面寫上“中華民國”，意思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可簡稱“中華民國”。為此，周恩來還專門邀請一些參加過辛亥革命的老前輩征求意見。　　

　　從保存下來的新政協檔案里，人們發現，一位年過七旬的老人站起來發言，明確不同意括號里的“中華民國”幾個字。他說自己是參加過辛亥革命的人，十分尊重　孫中山　先生，但對于“中華民國”這四個字則絕無好感，因為它與民無涉。老人很激動，他說國號是一個極其莊嚴的東西，一改就要改好，仍然叫中華民國，何以昭告天下百姓？他希望光明正大地用“中華人民共和國”。講這番話的是中國致公黨創始人司徒美堂。　　

　　1949年7月13日，《人民日報》刊登了一則消息：新政協向全國征求新中國的國旗圖案。在一個月的時間里，國旗審查小組平均每天收到100幅國旗圖案，加起來有2992幅。這些圖案中，有的是在車間的工具箱上描繪的，有的是在前方的戰壕里繪制的，也有從印度尼西亞等海外華人那里寄來的，其中從美洲寄來的就有23張圖稿。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也提供了一份圖稿。開始的時候，毛澤東看中一張在紅旗中間有一顆星一條黃河的圖案。這年春天赴北平同中共談判未果留下來的原國民黨代表張治中認為，中間表示黃河的那條杠把紅旗劈成了兩半，好像是一個分裂的國家。幾經選擇，多數人看中了一張由上海一位叫曾聯松的青年人設計的帶有五星的圖案。　　

　　新政協籌備會負責評選新中國國歌的小組一直沒有征集到理想的方案。他們本打算放到以后再說，但馬上就要舉行開國大典，沒有國歌怎么能行呢？畫家徐悲鴻由此建議誕生在抗日烽火中的《義勇軍進行曲》作為代國歌，并認為這首歌曲對中國的意義就像《馬賽曲》之于法蘭西。但有人認為敵人的炮火已經沒有了，“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這句歌詞不合適，希望重新填詞。徐悲鴻堅決不同意，教育家馬敘倫也表示支持徐悲鴻。最后，周恩來解釋說，采用《義勇軍進行曲》代國歌，就是鼓舞我們要把革命進行到底。　　

　　在新政協籌備會議期間，負責起草《共同綱領》的小組組長是周恩來，副組長是九三學社的負責人　許德珩　教授。新中國的國體和政體都要在這部事實上的開國憲法里確定下來。對這個問題，毛澤東和共產黨人在此前已經反復考慮過。毛澤東在一次會議上說到：我們將來建立的政權，是采取議會制呢，還是采取民主集中制？過去，我們叫蘇維埃，這是死搬蘇聯的名詞，議會制袁世凱和曹錕都搞過，已經臭了，我看我們可以這樣決定，不必搞資產階級的議會制和三權鼎立那一套，在中國采用民主集中制是合適的，我們用人民代表會議這個名詞。討論和修改《共同綱領》草案，那可真叫字斟句酌。關于新中國的性質，開始有人提議直接提社會主義，多數人還是覺得提新民主主義的好，因為前途雖然已經肯定了，但還要讓實踐來證明，讓全國人民真正認識到這一點，才會更加鄭重地對待社會主義。這個意見被會議采納，于是《共同綱領》規定，新中國“為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國家”。與此相適應，新中國包括五種經濟成分：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個體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各種社會經濟成分在國營經濟領導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基本的經濟政策是“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　　

　　最為引人注目的是新中國的國家領導人的選舉和政府人員的安排。新政協會議選舉毛澤東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劉少奇、宋慶齡、張瀾、李濟深、高崗為副主席，副主席中三位共產黨人，三位民主人士。在周恩來被正式任命為政務院總理后，他最迫切的任務就是“組閣”。為此，他兩次登門拜訪黃炎培，動員他出任政務院副總理。黃炎培在北洋政府時期曾兩次拒絕擔任教育總長，在國民黨政府時期也拒絕了高官厚祿。籌備新政協時，他開始還是抱定初衷，不出來做官。周恩來對他說：現在不同于舊社會做官，現在是人民政府，做官就是做事，是為人民服務。黃炎培反復考慮，終于答應。孩子們不理解他為什么到了70歲還要出來做官，他說：過去不愿做官是不愿意入污泥，今天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政府，我做的是人民的官。經過周密安排，四位政務院副總理中有兩位是民主人士，21位政務委員中有9位是民主人士，105個部長和副部長職位中，民主人士占了49個。　　

新中國的國名、國旗、國歌和起臨時憲法作用的《共同綱領》的誕生，政府領導成員的選舉和安排，體現了中國人的創新精神和政治智慧，成為中國歷史上一場別開生面而又意義深遠的民主演示。它告訴人們，什么是人民民主，什么是人民共和。其精髓所在，就是今天的中國還在實行的協商民主和票決民主的結合。　　

　　和歷史約會　　

　　1949年9月21日，新政協會議改名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正式開幕了。毛澤東在開幕詞中說的一句“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最為經典地詮釋了1949年的歷史大轉折、大變局的主題。第三個發言的是宋慶齡，她說：今天是一個歷史的躍進，　孫中山　先生的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的勝利實現，有了最可靠的保證。　　

　　1949年9月30日下午六點，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閉幕式結束后，籌建新中國開國盛事的人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到天安門廣場參加人民英雄紀念碑的奠基儀式。毛澤東親筆題寫了碑名，祭奠和告慰三年以來和30年以來的人民英雄，同時也祭奠和告慰1840年以來“為了反對內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歷次斗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這一句，絕非閑筆，它點出了這場大轉折、大變局所蘊含的沉甸甸的歷史內涵。　　

　　從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開始的歷史，為中華民族提出了兩大歷史任務。第一個任務是國家的獨立、民族的解放、人民的翻身。第二個任務是發展經濟，實現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這兩大歷史任務，就是兩大歷史約會。　　

　　事非經過不知難。歷史選擇了中國共產黨，最終把走向社會總崩潰邊緣的中國，帶出了死亡峽谷。從1840年以來伸出的約會之手，經歷100年的坎坷奮斗，直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才有另一只手把它握住了。這當中一個生動的注腳是，中國近代海關自1859年成立到1949年，在整整90年的時間里一直掌握在外國人的手里，中國人沒有管理權，直到1949年10月2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總署的成立，中國國門的鑰匙，才真正放到了中國人自己的口袋里。　　

　　走向和歷史第二次約會的行程，則更為艱難。這段行程的起點之低，為世人共知。1949年的中國，是當時世界上最為貧窮的國家之一。根據聯合國“亞洲及太平洋社會委員會”的統計，那一年，中國人均國民收入27美元，不足整個亞洲平均44美元的三分之二，不足印度57美元的一半。在這樣的基礎上發展經濟，搞現代化建設，是一道前無古人、近無借鑒的現實難題，甚至比解放全中國更具有世界性的意義。從1949年以后，中國人民踏上了第二次約會的行程，這個行程要實現中國的現代化和中華民族的復興，也需要100年的時間，需要幾代人的探索和奮斗。　　

　　握住第一次歷史約會之手的人們，在1949年10月1日那天登上了天安門城樓。當時的經典畫面，后來反復在熒屏上出現，我們已不陌生。1999年新中國成立50周年的時候，一部電視紀錄片配著這些畫面有這樣的解說：“九州方圓，華夏風云，都匯聚到這個地方。千載歲月，百年奮斗，才迎來了這個時刻。曾經滄海，大浪淘沙，歷史的洪流選擇了這些人物。”　　

　　那時候的中國人，無論在什么地方，都會有一種特別的感受，特別的舉動。半個世紀前發起過戊戌變法的梁啟超的兒子梁思禮，那天正在回國途中的一艘叫“克利夫蘭總統號”的海船上。他后來回憶說：“我因為是學無線電的，有一個比較好的收音機。那會兒已經知道，10月1號要宣布成立新中國，我就爬到比較高的地方，把天線接上，然后聽新中國的廣播。聽到毛主席宣布新中國成立啦！還聽到新中國的五星紅旗升起來了。船上所有進步同學都歡欣鼓舞，就說應該開個慶祝會。當時只聽到是五星紅旗，到底五個星是怎么個放法誰也不知道，只好根據我們自己的想象，拿一塊紅布，然后剪了五顆星，也知道有一個大星，四個小星，結果把一個大星就放在中央，然后四個小星放在四個角，這就是我們當時心目中的五星紅旗。當時的新中國，像一個巨大的磁鐵一樣吸引著我們這些國外的游子。”　　

標志著新舊中國轉變的歷史大變局在1949年10月1日實現了，人們稱之為新紀元。　　

來源﹕人民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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