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井岡山的斗爭

關于井岡山的斗爭

孫煥臻

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在反革命的極端恐怖的統治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難道要半途而廢嗎？中國革命的出路在那里？

毛澤東在新的情勢下，勇于探索，也最善于思考。一個正確的認識，往往需要經過由物質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質，即由實踐到認識，由認識到實踐這樣多次的反復（甚至出現多次的挫折和失敗），才能夠完成。毛澤東在為中國革命指出正確方向，探索正確道路，總結出一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正確路線的時候，是經歷了極端艱難曲折復雜尖銳的斗爭的。

第一，從中國共產黨開始領導武裝斗爭到毛澤東1930年1月發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主要經歷了黨內以反對瞿秋白為代表的“左”傾盲動主義的斗爭；以及毛澤東領導紅軍上井岡山的斗爭，大體經歷了五次較大的黨內斗爭。

第一次斗爭。主要圍繞：舉什么旗子？暴動失敗后是繼續攻打中心城市，還是到農村去建立革命根據地？

大革命失敗后，毛澤東正確分析了中國的國情，在黨內首次明確指出：“拿起槍桿子進行斗爭”。他在1927年6月中旬在接見“馬日事變”之后，從湖南來武漢向國民政府請愿懲辦許克祥的共產黨員和骨干積極分子近200人開會時，指出：你們大家回到原來的工作崗位，長沙站不住，城市站不住，就到農村去，下鄉組織農民。要發動群眾，恢復工作，山區的人上山，濱湖的人上船，拿起槍桿子進行斗爭，武裝保衛革命。（《毛澤東年譜》P203-204）1927年6月24日毛澤東被黨中央派到湖南任省委書記，他在召集衡山主要黨員干部和附近幾縣工農運動骨干分子開會時強調指出：各縣工農武裝一律迅速集中，不要分散，要用武力來對付反動軍隊，以槍桿子來對付槍桿子，不要再徘徊觀望。（《毛澤東年譜》P204）1927年7月4日，毛澤東在參加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時，他指出，有兩策略：（一）改成安撫軍合法存在，此條實難辦到。（二）此外尚有兩條路，（1）上山，（2）投入軍隊中去。“上山可以造成軍事勢力的基礎”。“不保存武力則將來一到事變我們即無辦法”。（《毛澤東年譜》P205）同時，他在同蔡和森商量后，一致認為武漢形勢已十分危急，不能坐以待斃。遂有蔡和森致信中共中央常委：“我們提議中央機關移設武昌，同時中央及軍部應即檢查自己的勢力，做一軍事計劃，以備萬一。”（《毛澤東年譜》P205）

    1927年7月24（或25）日，中共中央臨時常委決定舉行南昌起義。8月1日，以周恩來為書記的中共中央前敵委員會，在南昌領導國民革命軍賀龍、葉挺部兩萬多人舉行武裝起義。南昌起義，方向是對的，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但路線不對，起義勝利后沒有深入農村建立根據地，而是根據中央預定計劃，南下廣東，再行北伐。結果起義部隊行進到湘粵贛三省交界處，即遭各反動軍閥部隊圍剿而失敗。

    八七會議，是我黨歷史上的一次重要會議。會議糾正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確定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屠殺政策的總方針，并決定在湘鄂粵贛四省發動秋收暴動。毛澤東在會上作了七次重要發言，著重指出：秋收暴動非有軍事不可，黨要非常注意軍事問題，“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毛澤東年譜》P208）

    從第一次大革命失敗以后，毛澤東為革命指明的正確方向——武裝斗爭奪取政權，終于在黨的八七會議上達到了一個認識上的飛躍，統一了思想。可見一個正確的認識得來之不易，往往要經過多次“實踐、認識”的反復比較；往往要經過痛苦的失敗和血的教訓的嚴重教育，才能得到一個正確的認識。

    然而，此時黨中央決定仍然是打“國民黨的旗子”。當毛澤東在8月20日以中共湖南省委名義給中央寫信，提出我們不應再打“國民黨的旗子”。“我們應高高打出共產黨的旗子，以與蔣、唐、馮、閻等軍閥所打的國民黨旗子相對。國民黨旗子已成軍閥的旗子，只有共產黨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可在8月23日中共中央復信湖南省委時，仍不同意放棄“國民黨的旗子”。（《毛澤東年譜》P211-212）

    而此時中共中央所決定的秋收暴動，仍然是以奪取中心城市為目標的。1927年9月9日，毛澤東領導湘贛邊界秋收起義，目標是奪取湖南的中心城市長沙。又是毛澤東同志在領導起義遭受挫折的沉痛教訓中，首先認識到不能再去打大城市和中心城市。9月19日，毛澤東在瀏陽縣文家市召開前委擴大會議，經過激烈爭論（當時師長余灑度反對毛澤東的正確意見，總指揮盧得銘和大多數與會代表支持毛澤東的意見）決定放棄進攻長沙，而轉向敵人統治力量薄弱的的湘贛交界的南部山區農村，尋找落腳點，以保存實力，再圖發展。這是從進攻大城市轉到向農村進軍的新起點——這就開始了向井岡山的偉大進軍。

    9月29日，毛澤東率領部隊進駐永新縣三灣村。在這里舉行了著名的“三灣改編”。部隊從文家市轉兵以來，一路戰斗頻繁，傷員增加，連續行軍，長途跋涉，怕苦怕累的都有，掉隊離隊的也有；瘧疾流行，缺醫少藥，有的傷病員死在路旁。一些長官仍沿襲舊軍隊習氣，隨便打罵士兵、怕艱苦離隊自尋出路。部隊約有一千人，軍紀松弛；多有減員，不乏官多兵少、槍多人少情況。對此毛澤東召開前委擴大會議，決定對部隊進行改編。主要是：一、整頓組織，將一個師縮編為一個團，稱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第一團，下轄一營、三營、特務連和軍官隊、衛生隊。改編時提出去留自愿，愿留則留，不愿留發給路費，希望他們繼續革命。二、建立黨的各級組織和黨代表制度，支部建在連上，班排設黨小組，連以上設黨代表，營團建立黨委，部隊由毛澤東為書記的中共前敵委員會統一領導。三、部隊內部實行民主制度，官長不準打罵士兵，士兵有開會說話的自由，連營團三級建立“士兵委員會”。通過“三灣改編”，奠定了建設新型的無產階級人民軍隊的基礎：加強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士兵有充分的民主權力（建立士兵委員會）；發揚艱苦奮斗的革命精神。這為中國革命打下了最堅實的物質和精神基礎。

    之后，毛澤東率領部隊上井岡山，團結教育改造了袁文才、王佐兩支農民武裝，建立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第一塊農村革命根據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建立，為中國革命指明了一個正確的方向，開辟了一條唯一正確的民主革命道路，創立了井岡山精神。

    南昌起義、廣州起義和黨領導的其他各地的起義，按照共產國際和黨中央的指示，走俄國革命“城市中心論”的道路，結果都失敗了。而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在遭受挫折后，善于總結經驗，放棄攻打“中心城市”的錯誤路線，建立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他既頂住了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的巨大壓力與處分（開除他黨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又為全國各地的武裝起義樹立了一個光輝榜樣——以農村為中心，走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中國革命的歷史必由之路。正如周恩來指出的，毛澤東同志在實踐中糾正了黨的“六大”的錯誤，解決了“六大”未能解決的問題，到他1930年1月寫給林彪的長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時，就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正確解決了這個問題。中國革命道路理論的正確解決，是毛澤東結合中國的具體國情創造性地運用和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個典范，這也是毛澤東思想開始形成的標志。

當然，中國民主革命道路理論，從1927年10月毛澤東率領紅軍上井岡山到1930年1月，在實踐中經過多次斗爭失敗、勝利的反復探索才形成的。斗爭極端艱難曲折，而不是一帆風順的。這期間，既要戰勝國民黨反動軍隊的反復“會剿”；又要頂住中共中央“左”傾盲動主義、冒險主義的不斷干擾 ；還要克服紅四軍內部從上到下發生的各種錯誤思想。這期間，主要經歷了幫助教育改造袁文才、王佐的農民自衛軍的斗爭，幫助農村建黨，建立政權，開展土地革命，發展武裝斗爭，創造了游擊戰爭的“十六字訣”，粉碎了湘贛兩省軍閥對井岡山的多次“進剿”；明確提出革命軍隊必須作好三大政治任務：第一、打仗消滅敵人；第二、打土豪籌款子；第三、做群眾工作。

自古以來，人們總認為軍隊的任務就是打仗。提出軍隊的任務不僅是打仗，而且要做群眾工作，這是毛澤東對人民軍隊學說的巨大貢獻，這是古今中外史無前例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一開始便在這樣明確的指導思想下進行建設，影響是十分深遠的。毛澤東所以能不受歷來舊觀念的束縛，提出新的學說，不僅是因為他原來就有豐富的群眾工作經驗和獨立見解，更重要的是，他在探索中能夠始終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應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密切注視革命實踐中遇到的新情況和新問題，堅持從實際出發，大膽地作出符合事物發展客觀規律的新認識新結論。

人民軍隊要執行三大任務，必須有嚴明的群眾紀律來保證。1927年10月下旬，毛澤東即將率領軍隊上井岡山前，為了和王佐部隊搞好關系，作好群眾工作，他宣布必須作好三項紀律：第一、行動聽指揮；第二、打土豪款子要歸公；第三、不拿老百姓一個紅薯。1928年1月，在打下遂川縣城后，為了做好群眾工作和保護商人，毛澤東又提出保護中小商人的政策，并宣布六項注意：一、上門板；二、捆鋪草；三、說話和氣；四、買賣公平；五、借東西要還；六、損壞東西要賠。后來經過不斷在實踐中豐富和發展，統一為“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這成為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執行正確路線的根本保證，也是人民軍隊從小到大地發展起來并戰勝敵人的重要力量源泉所在。

為了戰勝湘贛兩省軍閥對井岡山的不斷“進剿”，1928年初，毛澤東在總結工農革命軍和萬安農軍的經驗時，提出“敵來我走，敵駐我擾，敵退我追”的游擊戰作戰原則；之后又逐漸形成了游擊戰的十六字訣：“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

1928年2月，毛澤東率領軍隊攻克寧岡縣城，俘虜近三百人。這是對國民黨正規軍的第一個殲滅戰。我軍在對待俘虜問題上，出現了任意打罵、搜查俘虜等行為。毛澤東發現后，立刻提出優待俘虜的政策。他明確宣布：工農革命軍不殺、不打、不罵俘虜，不搜俘虜腰包，對傷病俘虜給以治療；經過教育、治療后留去自由，留者開歡迎會做革命戰士，去者開歡送會并發路費。這是一項極其重要的政治工作，這對瓦解敵軍起了重大作用。

毛澤東十分重視建立政權的工作。1928年1月攻克遂川后，在他指導下，由中共遂川縣委書記陳正人起草的《遂川縣政府臨時政綱》，在縣工農兵政府成立大會上通過，內容包括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各個方面。他集中反映了工農兵勞苦大眾的要求和愿望，成為井岡山以至贛南、閩西等各革命根據地建設的藍本。這也是之后各解放區政權建設，乃至新中國成立之初政權建設的雛形。盡管此政綱開始還有許多不足，還需要在以后的實踐中繼續探索，逐步完善，但它的意義和作用是極其深遠的。

這樣，到1928年2月，工農革命軍由不足一個團發展為一師兩個團，并同當地農民運動緊密結合，摧毀了茶陵遂川寧岡三縣的舊政權，建立起新的工農政權以及赤衛隊、游擊隊；開始打土豪、分田地，進行土地革命。一個鞏固的農村革命根據地在井岡山初步矗立起來，打開了“工農武裝割據”（建設以武裝斗爭為主要形式，土地革命為主要內容，根據地的建設為戰略基地“三位一體”紅色政權）的新局面。

第二次斗爭，按照什么思想和路線指導發展紅色政權的問題。1928年3月，正當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在毛澤東領導下蓬勃發展的時候，中共湘南特委的代表周魯來到井岡山，貫徹以瞿秋白為首的中央“左”傾盲動主義路線。

瞿秋白左傾盲動主義的產生和糾正。在革命已經轉入低潮的情況下，黨需要認真總結南昌起義以來革命斗爭的經驗。為此，1927年11月9日到10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由瞿秋白主持，共產國際代表羅明納茲參加。會議通過了《中國現狀與共產黨的任務決議案》。它正確的方面是：號召一切革命力量在共產黨領導下，堅決反對帝國主義，推翻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堅決領導農民運動，實行農村割據；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歸農民耕種；組織工農革命軍，開展游擊戰爭；等等。它不正確的方面：會議根據共產國際代表羅明納茲的觀點，提出了一套“左”傾的理論和政策，認為中國革命無論在性質上或速度上，都是所謂“無間斷的革命”。“現在的革命斗爭，已經必然要超越民權主義的范圍而急轉直下的進入社會主義的道路”。這樣，就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界限。從11月中旬到12月中旬，這一套左傾的理論和政策開始在各地貫徹執行。一些地區發生強迫工人罷工、農民暴動和盲目在大城市舉行起義或武裝攻打大城市，甚至燒殺等情況，使黨在這些地區一度嚴重脫離了群眾。

這次“左”傾路線，發生于從第一次大革命失敗到土地革命戰爭興起的歷史性轉折時期。它是黨內由對國民黨屠殺政策的仇恨和對陳獨秀投降主義的憤怒而加強起來的革命急性病進一步發展的結果。這時的黨還處于幼年時期，總的說來，理論水平不高，對大革命失敗后中國革命所面臨的各種迫切問題不可能都作出正確分析，同時也缺乏黨內斗爭經驗，不懂得在反右時必須防“左”。瞿秋白為首的黨中央完全秉承了共產國際代表的意志，推行了一條“左”傾盲動主義路線，曾經給黨和革命造成了重大損失。1928年2月下旬，在有中共代表參加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九次擴大會議上，通過了關于中國問題的決議，基本糾正了瞿秋白“左”傾盲動主義錯誤。

1928年3月初，當周魯來井岡山貫徹中央的“左”傾盲動路線時，共產國際糾正瞿秋白路線錯誤的決議，并未傳達到中國共產黨內來。所以，周魯仍然繼續貫徹“左”傾盲動主義路線，指責毛澤東“行動太右，燒殺太少”，沒有執行所謂“使小資產變成無產，然后強迫他們革命”的政策；批判毛澤東是“右傾逃跑”、“槍桿子主義”，并把中共中央開除毛澤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的決定誤傳為“開除黨籍”；取消以他為書記的前敵委員會，改組為不管地方只管軍事的師委，以何挺穎為書記。這樣，使毛澤東一度成為“黨外人士”，不能擔任前委書記和黨代表，只能擔任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師長。這對毛澤東自然是極為嚴重的打擊，但他的革命意志沒有一點動搖，積極地擔當起師長的職務。他在隊前向指戰員講話：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可是中國有句俗語，一個籬笆三個樁，一個好漢三個幫，大家群策群力，不愁打不好仗。毛澤東只好按照湘南特委命令將部隊帶到湖南酃縣中村，結果招致井岡山中心區域被國民黨軍隊占領，即造成“三月失敗”。

然而，只要有毛澤東領導，這種失敗只是暫時的。此時有兩件令人興奮的消息傳來：一是看到中共中央文件，澄清了將毛澤東“開除黨籍”的誤傳，掃除原來籠罩在人們心頭的陰影，毛澤東又可以在部隊中發揮領導作用了；二是得知朱德陳毅率領的南昌起義軍余部，經湘南暴動后遭強敵追擊，正向井岡山方向撤退。

毛澤東立即命令部隊接應，他親率部隊阻擊敵軍追擊，以掩護朱德部撤退。

1928年4月24日前后，毛澤東朱德兩支部隊井岡山會師。這是我黨我軍歷史上極其重大的事件。此后成立紅四軍，毛澤東任前委書記、黨代表，朱德任軍長。又開始了井岡山蓬勃發展的新局面。在毛澤東為首的總前委領導下，又連續粉碎了江西國民黨軍隊對井岡山的三次“進剿”，三打永新，消滅了贛軍朱培德的主力，是根據地和紅軍發展的關鍵。經龍源口大捷后，井岡山根據地擴大到寧岡、永新、蓮花三個全縣，吉安、安福縣各一小部分，遂川縣北部，酃縣東南部，割據區域的面積達7200多平方公里共50多萬人。用毛澤東在《井岡山的斗爭》里的話說：“是為邊界全盛時期”。

邊界全盛時期，在毛澤東領導下，黨、軍隊、政權建設和土地革命都有很大發展，不斷鞏固和加強了革命根據地。但是，由于紅四軍內自上而下產生了右傾悲觀思想，提出了“井岡山的紅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問。正如毛澤東指出的，對這個問題不能正確回答，紅色政權就不能前進一步。1928年5月，召開邊界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對這個問題作了初步回答。由于以毛澤東為首的邊界的黨實行了正確的路線和政策，所以使割據地區一天一天擴大，土地革命一天一天深入，民眾政權一天一天推廣，紅軍和赤衛隊一天一天擴大。這些正確的政策是：堅決地和敵人作斗爭，造成羅霄山脈中段政權，反對逃跑主義；深入割據地區的土地革命；軍隊的黨幫助地方黨的發展，軍隊的武裝幫助地方武裝的發展；對統治勢力比較強大的湖南取守勢，對統治勢力比較薄弱的江西取攻勢；用大力經營永新，創造群眾的割據，布置長期斗爭；集中紅軍相機迎擊當前之敵，反對分兵，避免被敵人各個擊破；割據地區的擴大采取波浪式的推進政策，反對冒進政策。由于這些政策和策略的正確，加以地利，及進攻敵軍的不盡一致，就有了四月至七月的各次軍事勝利和割據地區的發展。

關于“八月失敗”。“八月失敗”，完全是一部分同志（主要是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經和楊開明，朱德陳毅沒有堅決制止杜的錯誤冒進政策）不明了形勢，附和了二十九團的返鄉觀念，采取錯誤的政策所致。

本來毛澤東在此之前，鑒于邊界“三月失敗”的教訓，曾數次對湖南省委及其代表的錯誤主張做過堅決斗爭。六月三十日，毛澤東在永新縣城又主持召開中共湘贛特委、紅四軍軍委和永新縣委聯席會議進行討論，杜修經等也參加了。會議堅持從實際情況出發，“決定四軍仍應繼續在湘贛邊界各縣作深入群眾工作，建設鞏固的根據地。有此根據地，再向湘、贛推進，則紅軍所到之處其割據方鞏固，不易為敵人消滅”。（《毛澤東傳》P181）

會后，毛澤東在七月四日代表邊界特委、紅四軍軍委給湖南省委寫了報告陳述作出這個決定的理由：一、紅四軍正根據中央和湖南省委批準的計劃，建設以寧岡為大本營的根據地，洗刷“近于流寇”的“遺毒”，永新、寧岡二縣群眾已普遍起來，不宜輕率變動。二、“湘省敵人非常強硬，實厚力強，不似贛敵易攻”。“故為避免硬戰計，此時不宜向湘省沖擊，反轉更深入了敵人的重圍，恐招全軍覆滅之禍。”三、“寧岡能成為軍事大本營者，即在山勢既大且險，路通兩省，勝固可以守，敗亦可以跑”，“實在可以與敵人作長期的斗爭，若此刻輕易脫離寧岡，‘虎落平陽被犬欺’，四軍非常危險”。四、過去全國暴動，各地曾蓬勃一時，一旦敵人反攻，則如水洗河，一敗涂地。這都是因為“不求基礎鞏固，只求聲勢浩大”的緣故。因此我們全力在永新、寧岡工作，建設羅霄山脈中段的政權，求得鞏固的基礎，這“絕非保守觀念”。五、湘南各縣經濟破產，土豪打盡。四軍此刻到湘南去，經濟困難絕不可能解決。六、“傷兵增到五百，欲沖往湘南去，則軍心瓦解，不去又不可能，此亦最大困難問題之一”。這六條不能冒進湘南的理由，總結了以往全國暴動的經驗教訓，對情況分析得實實在在，把道理講得十分透徹。他最后寫道：“上項意見請省委重新討論，根據目前情形，予以新的決定，是為至禱！”

然而，終因湖南省委代表一味堅持要執行省委的錯誤命令，乘毛澤東遠在永新的機會，置毛澤東和聯席會議的正確意見于不顧，把大隊拉向湘南，軍委做工作也阻止不住。毛澤東從陳毅信中得到這個消息，非常著急，立刻給陳等回信，派茶陵縣委書記江華帶隊火速送去。這封信要求紅軍大部隊按聯席會議決議行事，斷然停止去湘南的行動，因為“敵人太強大，去了必然失敗”。由于未能堅決按照毛澤東的意見辦，果然造成了慘痛的“八月失敗”。

面對挫折，毛澤東總是不屈不撓、勇往直前。8月23日，他親率部隊到湘南桂東迎還大隊。他見到陳毅時說：“打仗就如下棋，下錯一著馬上就得輸，取得教訓就行了。”受挫部隊情緒低落，見到毛澤東率隊來接十分高興，有人說是“第二次會師”。后經前委擴大會議決定，紅四軍主力返回井岡山。

返回途中，毛澤東得知有紅軍戰士因饑餓，吃了農民的苞米，隨即通知部隊集合，就地進行群眾紀律教育。他親自在一塊竹牌上寫道：因為我軍肚子餓了，為了充饑，把你的苞米吃光了，違犯了紀律，現在把兩元錢（光洋）埋在土里，請你收下。

返回井岡山的毛澤東聽說何挺穎等，指揮紅31團第一營憑黃洋界天險，緊密依靠人民群眾，抵抗國民黨軍隊四個團的進攻，僅用一門迫擊炮打中敵軍，取得勝利，極為興奮，揮毫寫下“《西江月·井岡山》： 山下旌旗在望，山頭鼓角相聞。敵軍圍困萬千重，我自巋然不動。  早已森嚴壁壘，更加眾志成城。黃洋界上炮聲隆，報道敵軍宵遁。”

經過“八月失敗”之后，正如毛澤東指出的，“政策方面較前進步，單獨軍事行動、打硬仗、忽略地方武裝冒進觀念等，皆漸次改變。”回師后，部隊稍有休息，經過切實整訓，毛澤東朱德隨即率領紅軍開展恢復井岡山根據地的工作，打破敵人新的“會剿”，取得三戰皆捷的勝利。

一年來的井岡山斗爭，經驗十分豐富。它是毛澤東和戰友們在極端艱難復雜的環境中，堅持在實踐中頑強探索的結果。毛澤東對一年來實行工農武裝割據的經驗進行系統的總結作出新的理論概括。他在1928年10、11月先后寫成的《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和《井岡山的斗爭》兩篇重要著作，便是這種總結和概括的結晶：

為什么在四周白色政權包圍中能有一小塊和若干小塊紅色政權長期存在并得到發展？這既是一個實踐問題，又是一個重大的理論問題。當時，黨內有人對上井岡山有非議，跟隨上山的也對紅軍能否站住腳有懷疑。不把這個問題弄清楚，人們便不能在斗爭中看清發展的前途，就不能懂得怎樣恰當地對待周圍的環境，也不能從根本上回答紅軍中一部分人存在的“紅旗到底打得多久”的問題。

毛澤東指出，這種奇事的出現有它獨特的原因和相當的條件：第一，中國是帝國主義間接統治的經濟落后的半殖民地國家。地方的農業經濟（不是統一的資本主義經濟）和帝國主義在中國劃分勢力范圍的分裂剝削政策，使白色政權之間存在著長期的不斷的分裂和戰爭，造成小塊區域的紅色政權能夠發生、存在和發展的條件。第二，中國紅色政權發生和長期存在的地方，是經過第一次大革命深刻影響、工農士兵群眾曾經大大起來的地方，例如湖南、廣東、湖北、江西等省。第三，全國革命形勢是向前發展的，決定著小塊紅色政權的長期存在是沒有疑義的。第四，相當力量的正式紅軍的存在，是紅色政權存在的必要條件。第五，共產黨組織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錯誤，是一個要緊的條件。在《井岡山的斗爭》中，他進一步闡明：在統治階級內部發生破裂時期，“我們的戰略可以比較地冒進”，而在統治階級政權比較穩定的時期，“我們的戰略必須是逐漸地推進的”。毛澤東還指出，紅色政權長期存在和發展，除了上面所提五個條件之外，還再加上“充足的給養”和“有利的地勢”兩個條件。

毛澤東闡述“工農武裝割據”是黨領導下武裝斗爭、土地革命和根據地建設的密切結合：武裝斗爭是中國革命的主要形式，沒有革命的武裝斗爭，就不能進行有效的土地革命和發展革命根據地；沒有土地革命，紅軍戰爭就得不到群眾的支持，革命根據地也就不能鞏固和發展；不建設革命根據地，武裝斗爭就沒有后方的依托，土地革命成果就無法保持。這是湘贛邊界斗爭的主要經驗。

毛澤東極其精細地總結革命實踐中出現的新情況和新問題。

其一，毛澤東相當突出地提出了“中間階級”的問題。他強調指出，中國是一個兩頭小、中間大的社會。怎樣對待中間階級，是一個關系到能不能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組織起浩浩蕩蕩的隊伍，奪取革命勝利的根本問題。而要團結中間勢力，就必須堅決糾正那種打擊中間勢力的“過左的政策”。這個問題此時還只是剛剛提出，以后在毛澤東關于中國革命的理論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而他所以能比別人更好地認識這個問題，正是他從革命實踐中經過冷靜觀察和深入思考的結果。

其二，毛澤東很重視政權建設的問題。當他看到邊界各地存在一種現象：“黨在群眾中有極大的威權，政府的威權卻差得多。這是由于許多事情為圖省便，黨在那里直接做了，把政權機關擱置一邊。”這種做法是違背民主制度、違背民主集中主義的制度的。因此，毛澤東得出結論：“以后黨要執行領導政府的任務；黨的主張辦法，除宣傳外，執行的時候必須通過政府的組織。”

其三，土地革命，是工農武裝割據區域各項政策中最基本的內容。毛澤東在革命實踐中特別注意調查和總結《土地法》的問題。1928年12月通過并頒布了他起草的《井岡山土地法》。它規定了：分配土地，以人口為標準，以鄉為單位，進行分配；分配后主要歸農民個別耕種。這是我黨領導土地改革的第一次嘗試，在實行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缺陷：一是沒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沒收地主的土地，容易侵犯中農的利益；二是土地所有權屬于政府而不是屬于農民，農民只有使用權，禁止土地買賣。這些以后在實踐中逐步改正了。盡管如此，貧苦農民因為分得了土地，革命和生產積極性都大大提高，從各方面有力地支持紅軍和根據地的發展。

毛澤東關于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的理論，是在斗爭實踐的探索中一步一步形成的。井岡山工農武裝割據的經驗，毛澤東多次向中共中央作了報告。中央通過多種方式，向各地紅軍和革命根據地介紹井岡山斗爭這個在當時最完整最成熟的經驗。這對加快全國紅軍和革命根據地創建的進程，推動革命形勢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

大革命失敗后，全國革命形勢處于低潮。毛澤東領導和創造的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經驗，使處境艱難的共產黨人和廣大革命者心中燃起了希望。正如毛澤東所說：“邊界旗子始終不倒，不但表示了共產黨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統治階級的破產，在全國政治上有重大的意義。”

可是從進一步發展的要求看，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也有它的弱點。其一，井岡山雖然地勢險峻，易守難攻，但“人口不滿兩千，產谷不滿萬擔”。隨著紅軍人數的激增，加上國民黨軍隊的反復“進剿”和經濟封鎖，軍民生活極端困難，有時連最低限度的食品也供應不足。其二，井岡山位于湘江和贛江之間的狹長地區，這兩條大江水深流急、無法徒涉，南北又難以發展，這在軍事上缺乏回旋余地。但是最重要的還是：如同毛澤東在給中央的報告（即《井岡山的斗爭》）中所指出的，“我們感覺無產階級思想領導的問題，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邊界各縣的黨，幾乎完全是農民成份的黨，若不給以無產階級的思想領導，其傾向是會要錯誤的。”毛澤東在報告中，不僅對井岡山的斗爭規定了正確的路線和政策，而且對如何糾正非無產階級思想的問題，也作了明確的解釋和解決。然而，毛澤東的這些正確主張，不但沒有被當時的中共中央所認識和接受，同時也沒有被紅四軍和根據地的多數領導人所接受。

第三次斗爭。面對強敵“進剿”、跟追，面對脫離根據地流動作戰的極端艱難困苦，是采取悲觀的態度：退縮不前、“隱匿目標”而逐漸被分散瓦解失敗呢？還是迎著困難上，不屈不撓，不斷在實踐中總結經驗、探索勝利前進的道路？

井岡山斗爭的恢復和發展，不僅震驚了贛、湘兩省國民黨當局，也使國民黨中央當局逐漸感到它已成為心腹之患。1928年11月蔣介石命令何鍵金漢鼎率湘贛兩省強敵6個旅3萬余人，經過兩個月的準備，于1929年1月1日分五路向井岡山進攻。面對如此險惡局勢和極端嚴重困難，1929年1月4-7日，毛澤東在寧岡縣柏露村主持召開前委、特委、各軍軍委聯席會議，傳達討論中央“六大”決議，并著重研究決定實行“攻勢的防御”，采用“圍魏救趙”的策略，粉碎國民黨軍隊的“會剿”。由紅五軍（由彭德懷率領的平江起義而創建的紅五軍的一、三縱隊700余人于1928年12月上井岡山與毛朱會師）改編的紅四軍第30團和袁文才王佐的32團留守井岡山，統歸彭德懷指揮；毛澤東朱德率領紅四軍主力出擊贛南。

脫離根據地的流動作戰，極其艱苦。在強敵緊追下，為避免硬拼和爭取主動，毛澤東朱德決定采取“盤旋式打圈子”的做法，在贛南粵北的大山中盤旋。正如毛澤東在給中央的報告中所說：“沿途都是無黨無群眾的地方，追兵五團緊躡其后，反動民團助長聲威，是為我軍最困苦的時候。”當然紅軍采取此法并不只是擺脫強敵跟追，更重要為在運動中調動敵人，分散其兵力，暴露其弱點，以利于紅軍抓住有利時機能集中兵力殲敵一部，變被動為主動。

機會果然來臨，這就是2月10日的大柏地戰斗。毛澤東主持前委擴大會議，研究布置大柏地戰斗，這是紅四軍主力下山后的關鍵一仗。決定打“伏擊戰”和“口袋戰”以殲滅敵軍。這天（正值大年初一）下午，紅軍一部把敵軍兩個團誘進“口袋陣”底部，東西側伏兵向后迂回出擊，扎住“袋口”。紅軍發起猛攻。鏖戰至第二天下午，全殲敵軍。整個局面頓時改觀。紅四軍擺脫了被動局面，取得了作戰的主動權。

近一個月的流動作戰，使紅軍深感建立根據地的重要性。隨著局勢的發展，國民黨軍閥混戰，蔣桂戰爭即將爆發，敵破裂，我根據地相對可大力發展。紅四軍經東固（贛南）挺進閩西，開辟根據地。

在閩西長汀，毛澤東根據確切獲知的局勢的發展，召開前委擴大會議決定：比較放手地在贛南閩西二十多縣范圍內開展游擊戰爭，實行武裝割據，建立鞏固的革命根據地。并于3月20日向中央報告：“前敵委員會決定四軍、五軍及江西紅軍第二、四團之行動，在國民黨混戰的初期，以贛南、閩西二十余縣為范圍，從游擊戰術，從發動群眾以至于公開蘇維埃政權割據。由此割據區域，以與湘贛邊界之割據區域相連接。”并強調“這一計劃決須確立，無論如何，不能放棄，因為這是前進的基礎”。這實際上確立了以農村為中心的思想。

為擴大根據地，后又回師贛南。4月1日，毛、朱與從井岡山突圍出來的彭德懷在瑞金回合。毛澤東主持召開前委會議，討論剛收到的中央“二月來信”。毛澤東在4月5日給中央的復信中，尖銳指出：中央二月來信“對客觀形勢及主觀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觀了”。“中央要我們將隊伍分得很小，散向農村中，朱、毛離開隊伍，隱匿大的目標，目的在于保存紅軍和發動群眾。這是一種不切實際的想法。”并從紅軍不是本地人、分開則領導機關不健全、易被敵人各個擊破和愈是惡劣環境領導者愈須堅強奮斗等方面，說明紅軍不能分散，領導者不能輕易離開。復信批評那種把堅持無產階級領導權同發揮農民的革命主力軍作用對立起來的觀點，寫道：“半殖民地中國的革命，只有農民斗爭得不到工人的領導而失敗，沒有農民斗爭的發展超過工人的勢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進而建議中央，在國民黨軍閥混戰期間，加快發展根據地和擴大紅軍的計劃。

四月上旬，蔣桂戰爭爆發，贛敵無暇顧及紅軍行動。4月11日，毛澤東主持前委擴大會議，研究下步戰略部署：同意彭率部回井岡山恢復湘贛邊界根據地，決定紅四軍主力在贛南實行近距離分兵，發動群眾打土豪、分田地，發展地方武裝，建立紅色政權，鞏固擴大贛南革命根據地。在毛澤東領導下，贛南革命形勢發展很快，初步形成了贛南工農武裝割據的局面。

五月中旬，蔣桂戰爭結束，贛敵軍回防，對紅軍壓力加重。而閩西方面，軍閥陳國輝部主力，因赴廣東參加粵桂戰爭，兵力空虛。紅四軍前委決定，根據變化了的情況，避實就虛，再次入閩。

1929年5月，因貫徹“六大”過左的對待農民自衛軍的政策，發生了錯誤的殺害袁文才、王佐事件，給革命造成很大損失。其簡要經過：本來1929年1月柏露會議，毛澤東在傳達“六大”文件，當讀到關于對所謂“土匪”頭子要“堅決清除掉”（中央把袁文才、王佐也稱為“土匪頭子”，但毛澤東認為袁王都已成為共產黨人，不能看成是土匪。）時，故意刪掉未讀。但當毛澤東率領軍隊離開后，贛西南特委領導人，即和彭德懷商議設計殺害了袁、王二人。隨之使井岡山根據地重陷入敵人之手，直到1949年解放時才重新回到人民手中。后毛澤東聽說后極為氣憤。延安整風時即把袁、王二人追認為革命烈士。1965年5月毛澤東重上井岡山時，還特地接見袁、王二人的遺孀。

第四次斗爭。是用無產階級思想教育軍隊，建設一支真正是無產階級政黨領導的人民軍隊，還是用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影響的舊式軍閥軍隊？

要不要加強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自朱毛井岡山會師以來，在朱德和毛澤東之間一直存在分歧。如上所述，毛澤東從“三灣改編”以來，一直強調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強調用無產階級精神灌輸于軍隊之中，建設一支真正革命化的人民軍隊。而朱德因長期在舊軍閥軍隊中任高級軍官（曾任云南講武學堂的旅長），習慣于用舊軍隊的一套來影響軍隊，在如何教育軍隊問題上，就必然與毛澤東存在著嚴重的思想分歧。1929年5月上旬劉安恭（剛從蘇聯回國被中共中央派到紅四軍工作，他和朱德曾是云南講武學堂的同學）來，進一步加強了反對毛澤東的勢力。他們認為：強調黨對軍隊的領導就是“書記專政”、“家長制”，指責前委“管得太多”，“權力太集中”。特別5月底在福建永定湖雷召開的紅四軍前委會議上，在前委之下設不設軍委問題上，產生了激烈的爭論。朱、劉認為須設軍委；毛則認為無須設立軍委，因前委領導工作的重心還在軍隊，當時軍隊的人數不多（約四千余人），“軍隊指揮需要集中而敏捷”，由前委直接領導和指揮更有利于作戰，不必設重疊的機構。爭論結果，未能統一，前委的民主集中制領導原則無法貫徹執行，書記難以繼續工作。

毛澤東在6月8日白砂召開的前委擴大會議上提出書面意見，認為前委、軍委分權，“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責任又要擔負，陷于不生不死的狀態”；指出“對于決議案沒有服從的誠意，討論時不切實爭論，決議后又要反對且歸咎于個人，因此前委在組織上的指導原則根本發生問題”；表示“我不能擔負這種不生不死的責任，請求馬上斠換書記，讓我離開前委”。

要不要用無產階級科學的革命精神灌注于軍隊之中，這是無產階級政黨與一切剝削階級建設軍隊原則的根本分歧所在。毛澤東根據前委“各作一篇文章，表明他們自己的意見”的要求，于1929年6月14日，毛澤東在贛南連城縣新泉鎮就紅四軍黨內存在的爭論問題，給第一縱隊司令員林彪寫一重要復信，并送交前委。復信指出“現在的爭論問題，不是個人的和一時的問題，是整個四軍黨的和一年以來長期斗爭的問題”；“黨內有爭論問題發生是黨的進步，不是退步”。復信從歷史和環境兩方面考察并科學分析了紅四軍黨內存在的問題和爭論的原因；列舉“個人領導與黨的領導”、“軍事觀點與政治觀點”、“流寇思想與反流寇思想”、“形式主義與需要主義”、“分權主義與集權”等十四個問題。深刻指出“個人領導與黨的領導，這是四軍黨的主要問題”。并科學分析了紅四軍不能絕對建立黨的領導的原因是：第一，紅四軍的大部分是從舊式軍隊脫胎出來的，便帶來了一切舊思想、舊習慣、舊制度；第二，這支部隊是從失敗環境中拖出來結集的，原來黨的組織很薄弱，因此造成了個人龐大的領導權；第三，一種形式主義的理論從遠方到來。復信逐一批駁了所謂“黨代替了群眾的組織”、“四軍黨內有家長制”等說法，指出這些說法都與事實不相符合，是一種不從實際需要出發的形式主義；并指出：“形式主義之來源是由于唯心主義，唯心主義之來源是由于游民、農民與小資產階級成分中產生出來的個人主義，這與小團體主義、流寇思想、單純軍事觀點等等是在一條路線基礎上的，只是一個東西。這種思想發展的另一方面必定是分權主義——也是代表游民、農民、小資產階級的一種思想，而與無產階級的斗爭組織（無論是階級的組織——工會，與階級先鋒隊的組織——共產黨，或它的武裝組織——紅軍）不相容的。”復信尖銳批評了不要建立鞏固的根據地的流寇思想，指出：流寇思想歷來在紅軍中是很厲害的，影響到政治方面最明顯的表現，就是對羅宵山脈中段政權問題的不同見解，一部分同志時時刻刻要脫離邊界的斗爭。流寇思想產生于四軍中的游民成分，黨與這種思想曾經作過許多的斗爭，但它的尾巴至今還存在，這種思想同時影響到城市政策與紅軍軍紀。復信還尖銳指出：紅四軍中向來有一些同志偏于軍事觀點，同站在政治觀點即群眾觀點上的人的意見不合。他們在軍事失敗的時候，什么都可以取消，只要槍桿子保存就夠了；他們在游擊工作中單純地發展軍事影響而不去發展政治影響。復信還深刻分析和批評了紅四軍黨內存在的小團體主義、分權主義、個人主義等錯誤思想，指出：“四軍黨內顯然有一種建立于農民、游民、小資產階級之上的不正確的思想，這種思想是不利于黨的團結和革命的前途的，是有離開無產階級革命的危險”，必須“克服這種思想，以求紅軍徹底改造”。“凡有障礙腐舊思想之鏟除和紅軍之改造的，必須毫不猶豫地反對之，這是同志們今后奮斗的目標”。

十分明顯，這封重要復信，是總結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建設經驗的重要文獻，系統地提出了黨對紅軍的絕對領導和紅軍建設的一系列根本原則，為半年后起草的古田會議決議奠定了思想基礎。

1929年6月20日（或21日），毛澤東就如何開好紅四軍黨的七大提出建議：通過總結過去斗爭經驗的辦法達到統一認識，解決紅軍建設中存在的主要問題，以進一步提高紅軍的政治素質和戰斗力，擔負起發展農村革命根據地的斗爭任務。這本來是一個很好的建議，但由于前委中其他重要領導同志朱德陳毅等不認真聽取毛澤東的意見，故沒有采納毛澤東的建議。結果在6月22日召開中共紅四軍黨的七大時，未能達到預期目的。其簡要經過是：前委中爭論兩方主要是毛澤東與朱德，顯然毛澤東是代表正確意見的。但當時多數人并不能正確理解毛澤東的思想。劉安恭是極力站在朱德一邊，反對毛澤東的；陳毅的意見很關鍵，因他是會議的主持者，他的發言有很大影響力，而他的態度表面上不偏不倚，實際上是站在朱一邊，向毛澤東的正確意見發起激烈批評。如他批評毛澤東說：“‘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不對，應該說‘共產黨員就有發言權’”；還指責毛澤東強調“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就是“對馬列主義信仰不堅定”；還批評毛澤東強調黨對紅軍的絕對領導就是“家長制”，等等。結果在最后前委書記選舉時，原有中共中央任命的前委書記毛澤東沒有當選，陳毅被選為前委書記。這是毛澤東第一次離開他親自創立的紅軍主要領導崗位，到閩西養病并指導地方工作。

毛澤東在任何情況下，不論在逆境中，還是順境中，他總是全心全意為黨的事業而英勇奮斗，他總是將個人得失、生死置之度外。七月上旬，毛澤東以紅四軍特派員身份到閩西指導地方工作。他與中共閩西特委一起深入調查研究，鞏固和發展了革命根據地，同贛南紅色區域連成一片，建立中心工作區域。并給以科學的總結和概括，使之上升到理論高度，給其它革命根據地建設以借鑒。他所論述的建立革命根據地中心區域的三項基本方針是：深入土地革命；徹底消滅民團土匪，發展工農武裝，有陣地波浪式地向外發展；發展黨的組織，建立政權，肅清反革命。在他的指導下，結合總結閩西土地斗爭經驗，進一步發展了井岡山和興國《土地法》，形成了比較完整的土地革命的基本路線和政策：依靠貧雇農，團結中農，對大小地主加以區別對待，對地主也“酌量分與土地”；對富農土地只沒收“自食以外的多余部分”，“不過分打擊”；對中農“不要予以任何的損失”；“對大小商店采取一般的保護政策”；在土地分配上，以鄉為單位，在原耕基礎上“抽多補少”，“抽肥補瘦”（此原則是1930年6月毛澤東在召開的南陽會議上總結土地革命經驗，關于《富農問題》時所加），“按人口平均分配”。根據這條基本路線和政策指導，閩西在六百多個鄉進行土地改革，約八十多萬貧苦農民分得了土地。

1929年秋，在紅四軍攻占上杭之后，有感于閩西工農武裝割據的一片大好形勢，填詞：  《清平樂。蔣桂戰爭》   風云突變，軍閥重開戰 。灑向人間都是怨，一枕黃粱再現。  紅旗躍過汀江，直下龍巖上杭 。收拾金甌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據陳毅回憶，1929年九月下旬，陳致信毛澤東要他出席紅四軍八大。毛澤東在給陳毅的回信中說：曾尖銳指出，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嚴正督促工作，這是陳毅主義的眼中之釘，陳毅要我作“八邊美人四方面討好”，我辦不到；紅四軍黨內是非不解決，我不能夠隨便回來；再者身體不好，就不參加會了。（陳毅在中央老同志座談會上的發言，1971年9月29日和10月4日）回信送到上杭，前委給了毛澤東黨內“警告”處分，并要他馬上趕來。毛澤東只得坐擔架到上杭。但他趕到時，會議已經結束。大家見毛澤東確實病得很重，讓他繼續養病。紅四軍八大開得很不成功，“無組織狀態的開了三天，毫無結果”。“這就是（紅四軍）九次大會前各級指導機關的極端民主化傾向的現象。”（《毛澤東傳》1893-1949  第204頁）

由于毛澤東離開指揮紅軍打仗的崗位，指揮者又不聽取毛澤東的建議，結果紅四軍在閩中打了敗仗，損失七八百人；后又根據中央指示（不聽毛澤東據理勸阻）率紅四軍冒險去粵東與粵軍打仗，這次損失更加嚴重。使之紅軍士氣低落，紅軍指戰員迫切要求毛澤東重新回來指揮紅軍。

后根據中央指示，陳毅去上海向中央匯報紅四軍情況。中央在周恩來主持下，起草了給紅四軍前委的中央“九月（9月28日）來信”，支持了毛澤東“仍為前委書記”，回紅四軍主持工作。“九月來信”為紅四軍黨內統一認識、糾正各種錯誤思想提供了根據。毛澤東、朱德、陳毅等同志的態度都很好。毛澤東的身體正在康復中，并隨即回到部隊。他向朱、陳等表示接受中央“九月來信”，包括對他工作方式的批評。陳毅誠懇地作了自我批評，并介紹了他上海之行的情況。朱德很坦白地表示，他對中央的指示，無條件的接受。他承認過去的爭論，他是錯的。

為了進一步統一全軍黨內思想，急需召開一次黨的代表大會。11月28日，毛澤東主持召開前委擴大會議。會議決定：一，召開紅四軍九大；二，用各種方式建立紅四軍的政治領導；三，糾正黨內各種錯誤傾向，掃除紅軍內部一些舊的封建殘余制度（廢止肉刑、禁止槍斃逃兵等）。隨之，為召開紅四軍九大，在深入調查研究基礎上，作了認真充分的準備。他親自起草了“糾正黨內非無產階級意識的不正確傾向”等八個決議案，統一稱為《古田會議決議》。

中共紅四軍黨的九大于1929年12月28-29日在上杭古田舉行。這是紅軍發展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會議。《古田會議決議》總結了紅四軍成立以來部隊建設上的基本經驗，確立了人民軍隊建設的基本原則。它的主要內容是：第一，規定了紅軍的性質、宗旨和任務；第二，確立黨對軍隊實行絕對領導的原則；第三，規定了紅軍中政治機關和政治工作的地位；第四，強調在紅軍內部加強思想政治教育（著重從思想上建設黨和軍隊，這也是毛澤東對馬列建黨學說的最具特色的創造性發展，這是我黨領導人民大革命取得勝利的根本保證）；第五，規定處理紅軍內外關系的原則。古田會議決議是中國共產黨和紅軍建設的綱領性文獻。它系統地解決了以農民為主要成分的軍隊如何建設成無產階級領導的新型人民軍隊這個根本性問題。這樣的軍隊是中國過去歷史上不曾有過的。經過延安整風，我黨真正建設了一支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人民軍隊。這支軍隊無敵于天下！然而不幸地是，毛主席逝世后，這支英雄的人民軍隊，在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統治下發生根本質變了！

第五次斗爭。對時局和革命前途及紅軍的行動方針上，采取何種態度的問題。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確立以農村為中心，走“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中國民主革命道路。這個理論的提出，標志著毛澤東思想基本形成。   

1929年5月18日晚，在瑞金召開的前委擴大會議上，討論時局和紅軍的行動方針問題，一縱隊司令員林彪等人對時局和革命前途發表悲觀言論，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來的可能，在行動上只贊成在粵贛邊界區域的流動游擊，不贊成在游擊區域實行毛澤東的建立鞏固根據地的主張。毛澤東在此會議上曾對此錯誤觀點進行了批評。但因情勢緊急，加之還不是四軍黨內的主要問題，沒有重點加以解決。當古田會議解決了領導集團思想上的主要問題之后，毛澤東沒有滿足于古田會議取得的巨大成功。這時關系中國革命時局和前途以及紅軍的行動等重大問題突出出來。此時他收到第一縱隊司令員林彪的元旦賀信，毛澤東覺得林彪對時局的估量仍比較悲觀，而且有一定的代表性，隨于1930年1月5日給林彪寫回信，以黨內通信形式印發給部隊干部，對廣大指戰員從思想政治上進行形勢與任務的教育。

毛澤東在信中對國際國內基本矛盾作了科學分析，說明了中國革命高潮快要到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道理；批評了林彪以及黨內一些（特別是領導）同志對時局估量的一種悲觀思想，指出那種不從中國實際出發、對革命形勢估計不足、沒有在游擊區域建立紅色政權的深刻觀念的錯誤，論述想在全國范圍內“先爭取群眾后建立政權的理論，是于中國革命的實情不適合的”；從中國是一個許多帝國主義國家互相爭奪的半殖民地這個事實出發，提出“紅軍、游擊隊和紅色區域的建立和發展，是半殖民地中國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農民斗爭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農民斗爭發展的必然結果”，“無疑義地是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指明“單純的流動游擊政策，不能完成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任務，而朱德毛澤東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據地的，有計劃的建設政權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擴大人民武裝的路線是經由鄉赤衛隊、區赤衛大隊、縣赤衛總隊、地方紅軍直至正規紅軍這樣一套辦法的，政權發展是波浪式的向前擴大的，等等的政策，無疑義的是正確的”；并強調必須這樣，才能樹立全國革命群眾的信仰，才能給反動統治階級以甚大的困難，動搖其基礎而促進其內部的分解，才能真正地創造紅軍，成為將來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才能促進革命的高潮。

毛澤東這封信有極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總結兩年多的革命實踐經驗，發展了“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基本上形成了以農村為中心，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理論，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后收入《毛澤東選集》題目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從紅四軍主力下井岡山后，只經過短短一年多一點時間，由于毛澤東和紅四軍前委采取了一系列符合實際情況而行之有效的方針政策，在當地黨組織的密切配合下，迅速開辟了贛南和閩西的農村革命根據地，并使根據地得到鞏固和擴大。紅軍的戰斗力也不斷提高，作戰規模越來越大，這就為下一階段紅軍實行由游擊戰向運動戰的戰略轉變作了重要準備，也為革命戰爭和根據地建設的開創新局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從井岡山斗爭到中國革命道路理論基本形成的哲學總結。堅持辯證唯物主義思想路線，一切從實際出發，這是毛澤東極為突出的品格和特質。從秋收起義到井岡山斗爭，再到開辟贛南和閩西革命根據地，不管局勢怎樣險惡，他從不放松對周圍環境的現狀和來源進行周密的調查研究，努力按照不斷變化著的實際情況來決定行動方針，并且十分注意通過實踐的檢驗來修正或充實原有的想法。這是他所以能夠不斷提出創見并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這也是他比同時代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更高出一籌的原因所在！

毛澤東在1930年5月發表了他的第一篇哲學論文《反對本本主義》（原為《調查工作》）。這標志著他辨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哲學世界觀的形成。現在我們可以把秋收起義以來革命發展過程，從哲學認識論的高度對毛澤東和各種錯誤傾向的斗爭作一總結。

在階級社會中，每一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人們的認識并不是容易取得一致的。在這個過程中，各種爭論經常發生，如上所述。這種爭論，有的發生在紅四軍內部，有的發生在同上級領導機關（包括當時的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之間。

毛澤東從青年時起，就表現出對事情總不滿足于枝枝節節的解決，而是力求從大本大原上去探索。這種爭議多次反復的出現，自然引起他要從更深的層次上進行思考。這個認識過程，正如他以后在《實踐論》中所總結的：“第一步，是開始接觸外界事情，屬于感覺的階段。第二步，是綜合感覺的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屬于概念、判斷和推理的階段。”在他看來，認識開始于實踐，認識又有待于深化。“社會實踐的繼續，使人們在實踐中引起感覺和印象的東西反復了多次，于是在人們的腦子里生起了一個認識過程的突變（即飛躍），產生了概念。”這樣就達到理性認識的階段。這個飛躍很重要：“我們的實踐證明：感覺到了的東西，我們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東西才更深刻地感覺它。感覺只解決現象問題，理論才解決本質問題。”

毛澤東正是從“反復了多次”的事實中看到：這些爭論的背后潛藏著的是兩種不同的路線：一種是毫不動搖地堅持從實際出發，另一種是只從主觀愿望或某些書本上的現成結論出發。從這兩種不同路線出發，可以對同一事物作出完全不同的判斷和決策。因此，要解決各種具體問題上存在的分歧，必須從這個根本問題上著手。

當然，對這樣一個問題的認識，也需要有一個過程。毛澤東最初提出的是反對形式主義，也就是要反對那種不顧實際情況的需要，只是一成不變地從形式上來考慮問題，特別是盲目地、表面上完全無疑義地去執行上級指示。

如井岡山斗爭的“八月失敗”后，毛澤東在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嚴厲地批評湖南代表杜修經“不查當時環境”，“只知形式地執行湖南省委向湘南去的命令”，“結果招致邊界與湘南兩方面的失敗，其錯誤實在非常之大”。（《毛澤東傳》1893-1949  P217）

再如，紅四軍七大前后發生的那場激烈爭論也是如此。最初爭論的熱點是紅四軍在當時情況下要不要設立軍委。毛澤東尖銳地指出：引起這場爭論的原因之一是“一種形式主義的理論從遠方到來”。這些人堅持設立軍委的理由看起來是冠冕堂皇的：“既名四軍，就要有軍委。”“完成組織系統應有軍委。”但這些說法完全是形式主義的：“現在只有四千多人一個小部隊，并沒有多數的‘軍’”。“行軍時多的游擊時代與駐軍時多的邊界割據時代又絕然不同，軍隊指導需要集中而敏捷。少數同志對這些實際理由一點不顧及，只是形式地要在前委之下、縱委之上硬生生的插進一個軍委，人也是這些人，事也是這些事，這是什么人都明白在實際上不需要的。然而少數同志們費盡九牛二虎之力，非要設立不可，究竟有什么理由可以說明呢？”毛澤東還指出，這些人攻擊紅四軍黨內有家長制，“同樣是一種形式主義的觀察”。他從爭論中得出一個結論：“這種現象是形式主義與需要主義之不同。”“不從需要上實際上去估量，單從形式上去估量，這是什么一種共產主義者的態度呢？！”“請問實際弄得不好，形式上弄锝再好看又有什么用處呢？！”并且指出：“形式主義之來源是由于唯心主義。”（《毛澤東傳》1893-1949  P217-218）這就把問題提到了哲學世界觀的高度來認識。因此，他在起草紅四軍九大決議案時，把“唯心觀點”列入需要糾正的“黨內非無產階級意識的不正確傾向”，寫道：“唯心觀點，在紅軍黨員中是非常濃厚的，其結果對政治分析，對工作指導，對黨的組織，都有非常大的妨礙。因為政治上的唯心的分析和工作上的唯心的指導，其必然伴隨的結果，不是機會主義，就是盲動主義。”糾正的方法是什么呢？毛澤東提出了三條：“（一）教育黨員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勢的分析和階級勢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觀主義的分析和估量。（二）使黨員注意社會經濟的調查和研究，由此來決定斗爭策略和工作方法，使同志們知道離開了實際情況的調查，就要墮入空想和盲動的深坑。（三）黨內批評要防止主觀武斷和把批評庸俗化，說話要有證據，批評要注意政治。”（同上，P218）

同唯心主義、形式主義相對立的，便是毛澤東一向倡導的重視調查研究，堅持從實際出發。客觀實際是復雜的，調查研究應該是周密而系統的。毛澤東在《實踐論》中寫道：“只有感覺的材料十分豐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于實際（不是錯覺），才能根據這樣的材料造出正確的概念和論理來。”

在這以前，毛澤東曾作過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永新、寧岡七個有系統的社會調查，湖南那五個縣是大革命時代做的，永新、寧岡兩個是井岡山時代做的，但這些材料因為馬日事變和井岡山失守而損失了。古田會議后，紅四軍回師贛南，分兵發動群眾，深入土地革命。

1930年5月攻克尋烏縣城。在這里環境比較安定，有充足時間。毛澤東在古柏協助下，接連開了十多天座談會，進行社會調查。這是他所進行的規模最大的一次調查。調查的目的性很明確。毛澤東說過：這正是對“中國的富農問題我還沒有全般了解的時候，同時我對于商業狀況是完全的門外漢，因此下大力來作這個調查”。參加調查會的有一部分中級干部，一部分下級干部，一個窮秀才，一個破產了的商會會長，一個在知縣衙門管錢糧的已經失了業的小官吏，共十一人。尋烏這個縣，正介于閩粵贛三省的交界處，明白了這個縣的情況，三省交界各縣的情況大概相差不遠。

毛澤東把這次調查的結果，整理成《尋烏調查》，共五章三十九節，八萬多字。這個調查，對尋烏縣的地理環境、交通、經濟、政治、各階級的歷史和現狀等，進行了全面而詳細的考察分析。不僅調查了農村，還調查了城鎮，尤其調查了城鎮的商業和手工業的狀況及其歷史發展過程和特點。經過尋烏調查，毛澤東懂得了城市商業狀況，掌握了分配土地的各種情況，為制定正確對待城市貧民和商業資產階級的政策，為確定土地分配中限制富農的“抽肥補瘦”的原則，提供了實際的依據。他說：“我作了尋烏調查，才弄清了富農和地主的問題，提出解決富農問題的辦法，不僅要抽多補少，而且要抽肥補瘦，這樣才能使富農、中農、貧農、雇農都過活下去。假如對地主一點土地也不分，叫他們去喝西北風，對富農也只給一些壞田，使他們半饑半飽，逼得富農造反，貧農、雇農一定陷于孤立。當時有人罵我是富農路線，我看在當時只有我這辦法是正確的。”（《毛澤東傳》1893-1949  P220）但他還有不滿足的地方，覺得：“這個調查有個大缺點，就是沒有分析中農、雇農與流氓。還有在‘舊有土地分配’上面，沒有把富農、中農、貧農的土地分開來講。”（同上）

和進行尋烏調查同一個月，毛澤東寫出了他的名作《反對本本主義》（原題是《調查工作》，六十年代公開發表時改成這個名字）。這是毛澤東多年以來從事調查研究的理論總結。

文章劈頭就提出一個重要的命題：“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你對于某個問題沒有調查，就停止你對于某個問題的發言權。”他倡導要到群眾中去進行社會調查。指出：一切結論產生于調查情況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頭。只有蠢人，才是他一個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調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辦法”，“打主意”，須知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么好辦法、打出什么好主意的。換一句話說，他一定要產生錯辦法和錯主意。毛澤東用了一個生動的比喻：調查就像“十月懷胎”，解決問題就像“一朝分娩”，調查就是解決問題。

文章尖銳地批評黨內討論問題時有人開口閉口“拿本本來”。強調必須把上級所作的決議、指示同本地區、本部門實際情況結合起來。“不根據實際情況進行討論和審察，一味盲目執行，這種單純建立在‘上級’觀念上的形式主義的態度是很不對的。”毛澤東接著又闡述了共產黨人對馬克思主義應該采取的正確態度：“我們說馬克思主義是對的，決不是因為馬克思這個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為他的理論，在我們的實踐中，在我們的斗爭中，證明了是對的。我們的斗爭需要馬克思主義。我們歡迎這個理論，絲毫不存什么‘先哲’一類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頭在里面。”他從這里得出一個極端重要的結論：“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換句話說：必須把馬克思主義理論同中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

文章強調：“必須努力作實際調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調查的對象是社會各階級的歷史和現狀。要明了整個社會各階級的政治經濟情況，而不是各種片斷的社會現象，不是看到一點表面、一個枝節就自以為是地指手畫腳，瞎說一頓。文章指出：“我們調查工作的主要方法是解剖各種社會階級，我們的終極目的是要明了各種階級的相互關系，得到正確的階級估量，然后定出我們正確的斗爭策略，確定哪些階級是革命斗爭的主力，哪些階級是我們應當爭取的同盟者，哪些階級是要打倒的。我們的目的完全在這里。”

適應正在變化的客觀環境，毛澤東及時地指出，調查工作不能只偏于農村而不注意城市，以致許多干部對城市貧民和商業資產階級這二者的策略始終模糊：“斗爭的發展使我們離開山頭跑向平地了，我們的身子早已下山了，但是我們的思想依然還在山上。我們要了解農村，也要了解城市，否則將不能適應革命斗爭的需要。”他在寫這篇文章的同時所進行的尋烏調查，便是這樣做的。

毛澤東在這篇文章中還有一個極其重要的論斷：“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這自然是針對以往許多人機械執行共產國際指示或盲目照搬俄國革命經驗的狀況提出來的。文章中說：“共產黨的正確而不動搖的斗爭策略，決不是少數人坐在房子里能夠產生的，它是要在群眾的斗爭過程中才能產生的，這就是說要在實際經驗中才能產生。因此，我們需要時時了解社會情況，時時進行實際調查。”

作為毛澤東思想的活的靈魂的基石，辯證唯物主義思想路線的基本觀點：注重調查研究，一切從實際出發，群眾路線，獨立自主的思想，在這篇文章中已基本形成。毛澤東十分重視這篇文章。在編輯《毛澤東選集》第一卷時，它已經散失。到六十年代初，又重新找到。中共中央在一九六一年三月把它作為中央文件印發給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三月十一日，毛澤東特地為它寫了一段說明：

“這是一篇老文章，是為了反對當時紅軍中的教條主義思想而寫的。那時沒有用‘教條主義’這個名稱，我們叫它做‘本本主義’。寫作時間大約在一九三0年春季，已經三十年不見了。一九六一年一月，忽然從中央革命博物館里找到，而中央革命博物館是從福建龍巖地委找到的。看來還有些用處，印若干份供同志們參考。”

《反對本本主義》的寫成，反映出毛澤東在認識過程中出現了一個“飛躍”。這個“飛躍”，確實是他“在實踐中引起感覺和印象的東西反復了多次后”才產生的，反過來又可以使他更自覺地用來指導此后的實踐。

一九三O年六月初，毛澤東率領紅四軍從尋烏出發，再次進入閩西，分兵發動群眾。這時閩西革命根據地正式形成。根據地人口約八十五萬人，占閩西各縣總人口的一半以上。無地或少地的農民分得了土地，并且出現了具有生產互助性質的耕田隊。毛澤東到上杭縣才溪鄉進行社會調查后，召開區鄉工作人員和耕田隊長會議，號召群眾組織起來搞好生產，要求把耕田隊改成互助組；教育區鄉工作人員依據群眾自愿入股原則，創辦出售油、鹽、布匹和收購土特產品的合作社，來促進物資交流，解決農民生產和生活的必需品。

六月中旬，毛澤東在長汀縣南陽（現屬上杭縣）主持召開前委和閩西特委聯席會議（通常稱南陽會議）。會議在聽取了毛澤東等人的報告后，結合調查研究和總結經驗，討論通過了經過毛澤東審改的《富農問題》和《流氓問題》兩個決議。明確規定，對土地分配除原有的“抽多補少”原則外，增加了“抽肥補瘦”。

之后，毛澤東在這年十月又做過興國調查。這次調查的特點是：第一，做了八個家庭的調查，這是他過去從來沒有做過的，而沒有這種調查，就不能有農村的基礎概念。第二，調查了各階級在土地斗爭中的表現，這是他在尋烏調查中做了而沒有做得完全的。毛澤東在整理后記中說：“實際政策的決定，一定要根據具體情況，坐在房子了想象的東西，和看到的粗枝大葉的書面報告上寫著的東西，決不是具體的情況。倘若根據‘想當然’或不合實際的報告來決定政策，那是危險的。過去紅色區域弄出了許多錯誤，都是黨的指導與實際情況不符合的原故。所以詳細的科學的實際調查。乃非常之必需。”（《毛澤東傳》1893-1949  P223）

毛澤東正是這樣不斷深入調查研究，不斷總結經驗，經過實踐中反復探索，終于形成了自井岡山《土地法》以來一套比較完備而符合中國實際情況的土地制度改革方案。

一個多月后，毛澤東又在他起草的一個通知中寫道：“我們的口號是：一，不做調查沒有發言權。二，不做正確的調查同樣沒有發言權。”有了后一條補充，就把《反對本本主義》中所說的“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表述得更加完整了。

毛澤東在長期的嚴酷的革命斗爭實踐中，錘煉出一整套科學的工作方法：極端重視對實際事實的周密調查，堅持從當時當地的具體情況出發，充分考慮到客觀事物方方面面的復雜因素和變動狀況，集中群眾智慧又經過審慎的深思熟慮，找出切實可行的解決問題的辦法，用來指導工作，而不是根據想當然或不合實際的第二手材料，輕率地決定政策。這種科學的工作方法，自覺地貫穿在他日后領導中國革命的全過程中，在斗爭實踐中不斷豐富和發展，并用以教育全黨和全體人民。這是中國革命和建設能夠取得勝利的極其重要的原因。離開這一點，便談不上真正理解毛澤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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