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南風波”新析 — 記紅軍三大主力會師前的一段曲折歷史
從“打通國際”說起
評說“甘南風波”﹐就要從“打通國際”說起 — 這是“風波乍起”的由頭之一。
“打通國際”﹐是20個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共產黨人的生存需求和現實追求。
那個時代﹐那個年代﹐他們自身的力量太弱了﹐他們面臨的對手太強了﹐他們經歷的失敗太多了﹐他們付出的犧牲太大了﹗一句話﹐他們太困難了﹐他們太需要來自“無產階級祖國”的實際的而不僅僅是道義的幫助了﹗
實際上﹐早在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人就曾經嘗試在沿海地區策劃武裝起義﹐尋求建立“打通國際”的紅色港灣﹐盼望著那些懸掛著鐮刀鐵錘國旗的航船鳴笛靠岸﹐在送來“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情誼”的同時﹐也把滿載而來的武器分發給急待武裝起來的中國工農群眾……
在力量強大的中外反動勢力的聯合剿殺下﹐這些嘗試的結果可想而知。
海路不成﹐就尋找陸路 — 與蘇聯﹑蒙古接壤的陸路通道。
這種設想第一次見諸于黨內正式文獻﹐是紅一﹑紅四方面軍在川西北會師后的1935年6月16日。當時﹐朱德﹑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在致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等紅四方面軍領導人的電報中指出﹕
為著把蘇維埃運動之發展放在更鞏固更有力的基礎之上﹐今后我一﹑四方面軍總的方針就是占領川陜甘三省﹐建立三省蘇維埃政權﹐并于適當時期以一部組織遠征軍占領新疆。[2]
由此可見﹐西路軍失敗后清算“國燾路線”時﹐籠統地將“西進”說成是“逃跑主義路線”﹐的確是失之簡單也是失之偏頗的﹗“西進”的設想﹐是黨中央首先提出來的﹐反映的是當時中國共產黨人的生存需求和現實追求﹗抽象而言﹐概括而言﹐不放在相應環境和特定條件下來衡量來比照﹐是不存在“錯誤”或“正確”之分的﹗— 十多年后“解放大西北”﹐解放大軍不也一樣浩浩蕩蕩地“西進”了么﹖你說這是正確還是錯誤﹖
然而從來就沒有在“真空”中發生的戰爭﹗所以我們同時也可以看出﹐當時的黨中央雖然提出了“組織遠征軍占領新疆”﹐但實際上仍然是將其作為一種“戰略遠景”來設想的 —“適當時期”﹗而且我們還有理由認為﹐黨中央在這里提出這種戰略設想﹐更大程度上是對當時剛經過大失敗大逃亡的黨內軍內“打通國際”的普遍呼聲與急迫心情的一種安撫性響應﹗因為幾個月后的12月1日﹐毛澤東就在與張聞天的通信中﹐明確表示了對“組織遠征軍打通國際路線”的真正態度﹕
關于紅軍靠近外蒙的根本方針﹐我是完全同意的。因為這個方針是使中國革命戰爭﹐尤其不久就要到來的反日民族戰爭﹐取得更加有力量與更加迅速發展的正確方針。我不同意的是時間與經路問題。第一﹐紅軍目前必須增加一萬人﹐在四個月內﹐我們必須依據陜北蘇區﹐用空前努力達此目的。第二﹐最好是走山西與綏遠的道路﹐這是用戰爭用發展用不使陜北蘇區同我們脫離的方針與外蒙靠近。[3]
這是比較典型的毛氏思維﹕求人不如求己﹗既或要是求人﹐也得先求己﹗也得攥牢自己的本錢﹗赤手攥空拳上門投親﹐是很難遭人待見的﹔手頭攥著的本錢越多越厚﹐得到的幫助才有可能越重越大 — 銀行家只會給擁有還貸能力并充分展示了這種能力的人貸款﹗而逃難式躲災式的投親靠友﹐是展示不出這種“還貸能力”的﹗
然而這并不是當時的中國共產黨人的普遍共識。
張國燾忽“左”忽右﹐北轍而南轅
對于朱毛周張的這個電報﹐時任紅四方面軍最高領導人的張國燾是這樣回復的﹕
同時（意）向川陜甘發展﹐組織遠征軍﹐占領青海﹑新疆﹐首先集主力打。[4]
這就不是戰略遠景﹐而是馬上就要付諸實施的近期目標了﹖﹗
然而﹐此間的張國燾在戰略方向的選擇上其實并無定見﹐這句話也只是他猶疑不定頭緒紛繁的復雜思維之一縷。因為九天后的6月26日在兩河口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他嘟嘟囔囔道出的關于戰略方向的意見﹐就已經與這句話“北轍而南轅”了 — 史載﹐在那天的會上﹐他“在發言中勉強表示同意中央的北進方針﹐又同時提出也可‘向南’﹐‘向成都打’的問題”……[5]
徐向前在其回憶錄《歷史的回顧》中的陳述也可資左證﹕當時的張國燾﹑陳昌浩等﹐“是個舉棋不定的態度﹐有時說北取陜﹑甘﹐有時說南下川西南邊﹐拿不出成熟的方案來”﹐“張國燾是個老機會主義者﹐沒有一定的原則﹐沒有一定的方向。辦起事來﹐忽‘左’忽右。前腳邁出一步﹐后腳說不定就打哆嗦。”[6]
事實也的確如此﹕張國燾此前的“遠征”也好﹐此后的“南下”也好﹐都談不上“成熟的方案”﹐尤其是后者﹐更近似于個人私欲未得滿足后的一種賭氣﹗— 如果還要深究﹐其更重要更深層次的心態就是﹕尋求逃避﹑偏安﹑托庇之所﹗而這種心態與志在“肩負起挽救民族危亡的領導責任”﹐要在風口浪尖上去為團隊的生存發展壯大尋找機會的毛澤東等人的思維層次﹐自然也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數十年后﹐徐向前在《歷史的回顧》中﹐相當精辟地道出了這種“不可同日而語”﹕
黨的北進方針﹐不是隨心所欲的決定﹐而是基于一定的歷史環境和黨所面臨的任務而形成的馬克思主義的方針。當時﹐正是日本帝國主義加緊侵略我國﹐中華民族同日本侵略者的民族矛盾日益上升﹐并變動著國內階級關系的時期。日本帝國主義者繼武裝侵占我東北三省﹑河北北部﹑察哈爾省北部后﹐進而制造“華北事件”﹐發動所謂“華北五省自治運動”和冀東“自治”﹐公然聲稱要獨霸全中國。“落后”的北方﹐一掃萬馬齊喑的局面﹐掀起抗日救亡的怒濤。蔣介石的不抵抗主義和“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不僅愈益被廣大人民所反對﹐同時也引起了統治階級營壘內部一些愛國人士的不滿。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從粉碎蔣介石的滅共計劃﹐保存和發展紅軍力量﹐使黨和紅軍真正成為全民族抗日斗爭的領導力量和堅強支柱這一基本目的出發﹐確定北進川陜甘地區﹐創造革命根據地﹐進而發展大西北的革命形勢﹐是完全正確的。
毛澤東同志在分析建立川陜甘根據地的條件時﹐就明確指出﹕第一﹐在政治上﹐能夠利用陜北蘇區及通南巴游擊區取得協同配合﹐短期內形成鞏固的根據地﹐迅速形成在西北地區和全國的革命領導中心。第二﹐在敵情上﹐這個地區的敵人分屬幾個系統﹐互相之間存在著矛盾和沖突﹐戰斗力一般較薄弱﹐并遠離其政治軍事中心﹐便于紅軍各個擊破。尤其是東北軍張學良部﹐反帝與不滿蔣介石的情緒日增﹐正是紅軍開展爭取工作的有利條件。第三﹐在居民條件上﹐由于連年不斷的深重農業危機﹐普遍的饑荒﹐沉重的捐稅和土地在地主手里的高度集中﹐正迅速生長著農民土地革命的要求和斗爭。第四﹐在物質條件上﹐川陜甘邊是西北比較富庶的區域﹐能夠保證紅軍現有力量及今后發展的需要。基于上述條件﹐黨和紅軍集中兵力﹐乘間北進﹐在川陜甘邊立腳﹐建立起可靠的前進陣地﹐就一定能夠影響全國革命形勢的發展﹐把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推進到一個嶄新的階段。與此相反﹐張國燾的南下方針﹐雖然從戰術上看﹐不無可取之處﹐但從戰略上看﹐這一方針﹐不僅會使黨和紅軍退處川康邊的偏僻之地﹐失去迅速發展壯大的機會﹐而且更重要的是﹐會使黨的力量遠遠脫離全國抗日圖存的革命高潮﹐無法負擔自己對全國革命的領導重任。張國燾反對北進﹐堅持南下﹐是同他對整個革命形勢的右傾悲觀估計﹐即革命處在兩個高潮之間的錯誤觀點分不開的。[7]
這種思維層次的差異后來演變而成了激烈的爭論﹐甚至激化到了有可能在紅軍內部誘發沖突的可能﹐從而直接導致了黨中央被迫率紅一﹑紅三軍團單獨北上﹐也直接導致了張國燾另立中央后大舉南下。爾后﹐紅四方面軍在南下迭撞南墻之后又不得不西進康北﹐張國燾也不得不重新考慮曾被他斥之為“右傾逃跑”的“北上”路線……
而既或是在這些“激烈的爭論”時期﹐張國燾“沒有一定原則﹐沒有一定方向﹐辦起事來﹐忽‘左’忽右”的本性﹐仍然時有發作。比如1935年8月初蘆花﹑沙窩會議決定分左﹑右兩路分途北上之后﹐率左路軍進至阿壩的張國燾又再度萌發過“西進青﹑新”之念。為此﹐黨中央和紅四方面軍徐﹑陳首長也曾多次去電反對和勸阻﹕“政治局認為在目前將我們的主力西渡黃河﹐深入青寧新僻地﹐是不適當的﹐是極不利的（但目前政治局并不拒絕并認為必須派遣一個支隊到該地區去活動）……”﹐[8]“……而新疆之上﹐宜以支隊﹐不應以主力前往”﹐[9]“……不宜分兵出西寧”﹐[10]“……目前主力西向或爭取西寧不當……”[11]
于是﹐張國燾在一番左扭右捏之后﹐最后還是選擇了“南下”。
“南下”是個什么結果﹐應該沒有什么可置疑和爭論的吧﹖
其實當事人之一的徐向前的親歷感言就力透紙背﹐足以一錘定音﹕
列寧說過﹕原則的政策是惟一正確的政策。原則的分歧﹐不能退讓﹐不能調和﹐只能通過斗爭去解決。但是﹐由于我的水平不高﹐當時沒有從原則上﹑戰略上的高度去看“北進”和“南下”之爭﹐更沒有識破張國燾的個人野心﹐因而當斗爭尖銳化﹑明朗化的時候﹐仿徨困惑﹐心情焦慮﹐仍然寄希望于中央能夠說服張國燾﹐帶著左路軍一道北進﹔實在不行的話﹐寧肯等一等﹐不然只好一道南下﹐結果跌了跟頭。
毛澤東同志說過﹕南下是絕路。后來的事實﹐完全證明了這一正確論斷。“吃一塹﹐長一智”。我對毛主席的遠大戰略眼光和非凡氣魄﹐是經過南下的曲折﹐才真正認識到的。[12]
徐向前這些話﹐都是在毛澤東去世多年后改革開放年代道出的。
再次北上﹐有著復雜心結的遠不止張國燾一人
“南下”失敗之后﹐大傷元氣的紅四方面軍被迫西進康北舔傷裹創。此間﹐張國燾在不得不考慮“北上”的同時﹐又再次打起了“西進青﹑新”的主意﹐還派出邵式平﹑余洪遠到甘孜調查經德格進青海的路線﹐但調查的結果卻是“天公不作美”—“大部隊走不通”……
這個時候﹐在紅四方面軍內部﹐“北上”的議論和呼聲﹐也越來越大。比如紅四方面軍主力西進康北準備迎接紅二﹑六軍團期間﹐徐向前就在致朱張電中明確提出﹕“與二﹑六軍會后主要目的是北上”。[13] 而在紅二﹑六軍團進至甘孜與紅四方面軍會師之前的6月中旬﹐他更是帶著部分部隊率先啟動了北上的行程……
前來會合后的紅二﹑六軍團首長“謀求黨內團結”的表態﹐也使張國燾很難再作他想。
張國燾是不得不懷揣著別別扭扭的復雜心結﹐踏上了北上行程的。
而在當時的紅四方面軍高級干部中﹐懷揣復雜心結的應該遠不止張國燾一人。
應該說﹐有相當多的“復雜心結”是很正常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年前鬧僵了﹐分手了﹐分手后還把中央罵得一錢不值﹐狗屁不是﹐這邊還另立了一個中央﹗現在哩﹐還真讓人家說著了﹕“一年后你們也會北上的﹗”這回要是兩邊兒一照面兒﹐就是人家不給咱白眼兒瞧﹐咱是羞也不羞﹐臊也不臊﹖羞愧﹐自慚﹐不服氣﹐不認輸﹐你們也別太得意﹐是騾子是馬咱走著瞧﹐……等等等等﹐如此這般的情緒攪在一起﹐一旦遇上了合適的能夠重新證明自身能力本事的機會﹐其迸發的動力也是很強勁的……
然而這種心結與宗派情緒一旦摻和起來﹐也大有成倍放大其負面效用之虞……
除此之外﹐還有一種“怕”的心態也勿需諱言和回避﹕怕被上“路線綱”﹐怕被黨內斗爭“清算”﹗想當初﹐我們從通南巴千里轉戰歡天喜地來迎接中央﹐想中央盼中央﹐盼來的好些中央大員卻一拉下臉子就指責我們“軍閥”﹑“土匪”﹑“逃跑主義”。現在哩﹖我們落了難﹐走了背字兒﹐要再遇上他們﹐被損了罵了可能還算是輕的﹐要是再“開展黨內斗爭”予以“清算”﹐那……
如何在今后的“黨內斗爭”中自保﹐恐怕是當時紅四方面軍許多人都在掂量的事情。
正是這些具有一定普遍性的心態﹐為張國燾在北上途中乃至會師之后的“故態復萌”﹐提供了生長的環境和條件。
張國燾不來會合﹐毛澤東也準備單獨“打通國際”
幾乎就在紅二﹑四方面軍再次啟動北上行程的同時﹐黨中央也在作“打通國際”的謀劃。
其實這種考慮和探討早在年前他們到達到陜北后就開始了﹐但正如前所述﹐毛澤東的基本戰略設想是“用戰爭用發展用不與根據地脫離的方針”去“接通國際”﹐而相關的預案也一直在醞釀探討之中。
紅二﹑四方面軍甘孜會師之時﹐毛澤東與彭德懷也在討論“打通國際”的路線 —
德懷同志﹕
甲﹑從總的戰略上看﹐無論站在紅軍的觀點上﹐站在紅軍與其他友軍聯合成立國防政府的觀點上﹐打通蘇聯解決技術條件是今年必須完成的任務﹐而這一任務是必須一及十五軍團擔負。
乙﹑紅軍接近蘇聯的道路有二﹕一是寧夏及綏遠西這一條路﹐距離較近﹐人口經濟條件較好﹐缺點是恐怕不易造成根據地。但如能給馬鴻逵主力以打擊﹐一個時期的立足是可能的。二是甘涼肅三州這一條路﹐能夠造成鞏固根據地﹐缺點是距離較遠﹐某些區域人口稀少﹐行軍宿營恐怕有些妨礙。
丙﹑紅軍出動的時機亦有二﹕一是夏天或秋天﹐如能解決渡河船只﹐這是最好時機。一是冬天﹐夏秋不成功則只好等候結冰。
丁﹑不論采取哪一條路與哪一個時機﹐給馬鴻逵以堅決的打擊都是決定的條件。因此﹐請你考慮在7月下半月一及十五軍團向金積寧安之間或寧安中衛之間行動的問題﹐及在黃河搶奪船只的問題。
戊﹑如能在東岸解決馬鴻逵一部又能搶到船只時﹐或東岸雖不能而依據已得材料我軍有在西岸戰勝馬部之把握時﹐則均應準備西渡。
己﹑遠方電臺已通﹐中央的報告已發出﹐不久當有回電。關于西渡問題﹐當日內征求遠方意見。茲先征求你的意見﹐同時告訴左聶徐程四同志﹐亦望對此問題提出意見。
毛澤東
從該電中可以看出﹐毛澤東在紅二﹑紅四方面軍是否能北上尚無把握的時候﹐就準備以紅一方面軍的力量﹐獨立承擔“接通蘇聯”的任務。而在“接通蘇聯”的路線選擇上﹐毛澤東比較傾向于“寧夏路線”﹐而對“西進甘涼肅”這片地區建立“根據地”的估計﹐也比較樂觀 —“能夠造成鞏固根據地”。
這個估計與后來西路軍的轉戰歷程相映照﹐不能不說有“過于樂觀”之嫌。
一個多月后的1936年8月上旬﹐紅二﹑紅四方面軍進至甘南地區﹐三軍大會師之前景在望﹐與東北軍的統戰工作也很有成效﹐與南京國民黨政府間的秘密談判亦在進行之中。于是﹐中共中央“接通蘇聯”設想也提上了日程﹐而且其首選的路線﹐就是寧夏 — 據說“奪取寧夏”是出自于張學良的建議。
“寧夏戰役”最初版本是這樣的 —
朱張任同志﹕
（一）一﹑二﹑四三個方面軍有配合東北軍﹐打通蘇聯﹐鞏固內部﹐出兵綏遠﹐建立西北國防政府之任務。由此任務之執行﹐以配合并推動全國各派統一戰線﹐達到大規模抗日戰爭之目的。
（二）根據一﹑二﹑四方面軍會合﹐甲軍（東北軍）與我們聯盟﹐日本指揮蒙偽軍進攻綏遠﹑內蒙﹐企圖割斷中蘇關系﹐及蔣介石注意西南﹐暫時無法顧及西北等情況﹐上述任務可能而且必須在較短時期內實行之。
（三）打通蘇聯﹐為實現全國抗日戰爭﹐首先為實現西北新局面﹐進行部分抗日戰爭之重要一環。其步驟為﹕
1﹑二﹑四方面軍盡可能的奪取岷州或其附近﹐作為臨時根據地﹐控制岷州附近洮河兩岸之一段。候部隊相當整理后﹐即以有力一部出隴西攻擊毛炳文﹐相機消滅之。目的在威脅蘭州﹐以便甲軍李忠（于學忠）部三個師全部集中于蘭州為戰略樞紐。另外以有力一部出夏河攻擊河州馬步芳家鄉﹐目的一在威脅青海﹐吸引西路甘﹑涼﹑肅三州步芳兵力之東援﹐以便甲軍派一部接防﹐使西路三州落入甲軍之手﹔一在消滅青馬一部﹐促其與我講和。李毅（張學良）現有代表在青馬處﹐以上是李毅與我商定之計劃。此外﹐再派較小一部拒止王均于西﹑禮之線﹐并派員與王進行外交﹐同時也對毛炳文進行外交。彼等均在極危懼中﹐外交成功有大的可能。上述計劃﹐大概以一個半月時問實現之﹐在此期間。二﹑四方面軍努力解決人員補充與被服補充兩問題﹐以免進到甘北較貧苦區域發生若干問題。
2﹑完成上述任務后﹐實行三個方面軍在甘北之會合﹐擴大甘北蘇區﹐準備進攻寧夏。這一步驟約在10月到11月實現之。
3﹑12月起﹐三個方面軍中以一個方面軍保衛陜甘寧蘇區﹐并策應甲軍對付蔣介石之進攻。以兩個方面軍乘結冰渡河﹐消滅馬鴻逵。占領寧夏﹐完成打通蘇聯的任務。
……
這是1936年8月12日中共中央領導人致中共西北局朱德﹑張國燾﹑任弼時的電報﹐其中“打通蘇聯”行動是擬與東北軍聯合進行的﹐分作三個步聚﹕第一步﹐以在河州（今臨夏市）以“西渡佯動”配合東北軍取得甘肅西部 — 可以簡要概括為“替東北軍盤下河西走廊”﹔第二步﹐紅軍三大主力在甘北會師 — 這里的“甘北”是指現屬寧夏回族自治區的海原﹑固原地區﹐準備攻寧﹔第三步﹐乘結冰期（12月）渡過黃河﹐奪取寧夏。
再簡而概而言之﹐紅軍主力在實現會師圖謀寧夏之前﹐得先為他人作一回嫁衣 —
紅四方面軍以西進佯動﹐幫助東北軍取得甘肅西部﹐“接通蘇聯”。
“分攻寧﹑青”— 西進甘西的最初設計來自毛澤東
可能是張學良有張學良的難處 — 至少人家還沒有與蔣介石公開翻臉﹐哪些便宜能占哪些便宜不能占不好占﹐他肯定也有基于自身利益的一番盤算﹐十天后﹐中共中央手中的“寧夏戰役”藍圖﹐就大變了一個模樣﹕東北軍的參股沒有了﹐戰役第一步那個“為他人作嫁衣”﹐變成了“為自己作嫁衣”﹐而且不是佯動是真動 — 在甘南的紅四方面軍直接渡河西進﹐奪取青海和甘肅西部﹗
8月22日﹐毛澤東拿出“打通國際”第一個升級版本與彭德懷蹉商 —
……
2. 黃河結冰期究有三個月還是二個月。
3. 假如以四方面軍待機獨立攻青海﹐一方面軍獨立攻寧夏﹐而以二方面軍位于（例如在岷州﹑靜寧﹑天水地區）箝制敵人﹐策應兩方﹐估計能達占青﹑寧兩地之目的否﹖主要的是一方面軍有獨立戰勝寧馬之把握否﹖如果缺少把握之點在于攻城方面﹐而不在于野戰方面﹐則用多兵攻城與用少兵攻城﹐是否有重大之區別﹖
4. 如以二方面軍位于陜甘大道附近﹐箝制毛﹑王﹑何敵﹐看一﹑四方面軍分攻寧﹑青之第一步戰果再定﹐增加與否及向何方增加﹐距離與時間上來得及否﹐我覺得如果冰期在兩月以上﹐則增加是來得及的﹐判斷合乎事實否。[16]
次日﹐在中共中央領導人致中共西北局朱德﹑張國燾﹑任弼時等人的征詢電中﹐這個意思就被表述得更加清楚明白 —
（一）依托現實力量﹐假如以二方面軍在甘南﹑甘中策應﹐而以四方面軍獨立進取青海及甘西直至聯系新疆邊境﹐兄等認為有充分之把握否。
（二）假如在冰期前過黃河﹐能找到皮筏否。
（三）蘭州﹑青海線之黃河﹐何時開始結冰﹐冰期長短如何。[17]
據徐向前回憶﹐當時張國燾打電話就“以四方面軍獨立進取青海及甘西直至聯系新疆邊境”方案向其征詢意見時﹐他的回復是﹕“問題不大﹐紅四方面軍有這個力量奪取甘肅西部﹗”[18]
應該說﹐“以四方面軍獨立進取青海及甘西直至聯系新疆邊境”的方案﹐是很對張國燾的心思和胃口的﹐也很對紅四方面軍諸多領導成員的心思和胃口的。而就是在基層干部戰士中﹐如果能解除“再翻雪山再過草地”的顧慮和擔憂 — 比如建立比較鞏固的甘南根據地為補給后方﹐也是能夠產生積極呼應的。
這又是為何呢﹖
湊足了本錢再說話 — 張國燾響應毛澤東的緣由
筆者認為﹐張國燾對這個中央“分攻寧﹑青”計劃響應積極的原因有三 —
其一﹐要在1936年12月執行“以四方面軍獨立進取青海及甘西直至聯系新疆邊境”任務的前提條件﹐就是必須在甘南地區建立相對鞏固的根據地以為后方﹐這對剛走出草地來到這片相對安定和富裕地區的紅四方面軍將士來說﹐是一個極其難得的舔傷裹創休養生息之所在。
張國燾就曾在《我的回憶》中留下過這樣的回憶文字﹕
8月間我軍從岷縣西南﹐走出崇山峻嶺和草地﹐全軍皆大歡喜﹐岷縣一帶是甘南較富庶之區﹐集鎮村莊﹐星羅棋布﹐人煙稠密。吃厭了青稞牛肉的我軍﹐這里可以大嚼面粉疏菜﹐自是特別愉快﹐而且幾百里地區﹐敵軍防務相當空虛﹕駐岷縣的魯大昌部系雜牌部隊﹐戰斗力薄弱﹐只能據城防守﹔駐天水的胡宗南部﹐又為我右路軍牽制﹐因此﹐軍中就有人發生留戀這個地區的念頭。[19]
這不正是毛澤東浪漫詩句“更喜岷山千里雪﹐三軍過后盡開顏”之散文版么﹖
張國燾如果不是那么健忘的話﹐他也應該有“悔不當初”之愧嘆﹕要是年前就按“建立以岷州為中心的根據地爾后向東發展”的《夏洮戰役計劃》行事﹐兩大主力紅軍共同北上﹐在這方天地打一片局面出來﹐中央何致落荒而走﹐自己也不致南下碰壁﹐現在又該是何等光景﹖— 那時節﹐徐﹑陳所率的右路軍﹐距此間不過幾天的行程﹐卻嘎然止步﹐令人扼腕﹗而那會兒的自己哩﹖還預言人家“不拖死也會凍死”﹐可笑啊﹗
這當然是夢境中事了﹐張國燾是從來不會作這種反思的﹐要不他就不是張國燾了 — 他在同一篇回憶文字中是以這樣的理由為自己“南下”開脫和辯白的﹕“……如果在一年前我軍果真全部自毛爾蓋去到陜北﹐恐怕早就要餓死人了。”[20]
這個辯白真是令人啼笑皆非﹕即或從“無罪推定”的前提出發而不對此言作“立場”和“路線”方面的過多批評﹐這位“張主席”也實在是太健忘了 — 或許因為身在國外無法查閱當年的原始文獻資料作參照之故﹖當時黨中央在沙窩會議和此后毛爾蓋會議上擬定的“北出陜甘”的方針是一個“川陜甘計劃”﹐具體而言就是全軍進至夏河洮河流域與敵決戰并建立以岷州為中心的根據地的方針﹐向陜北或陜南或川北發展只是夏洮戰役計劃實現后依托“以岷洲為中心的根據地”的“下一步方針”。當時這個地域敵軍力量薄弱﹐人口較多產出相對豐富﹐紅一﹑四方面軍集全軍之力打出實現這個計劃的勝算極大﹐相較于“南下”或“西進康北”﹐“吃飯問題”也更容易解決﹗而黨中央在俄界會議上之所以決定直奔陜北﹐那是因為僅幾千人馬的中央紅軍一﹑三軍團已無法獨立完成“夏洮戰役”與敵決戰的計劃﹐落難之人投靠窮親戚那是別無選擇﹗
再者說了﹐“張主席”為何就不想想﹕雪山草地間的幾度徘徊﹐“早就餓死了”多少人﹖
其實更為可悲和可笑的還是當代人﹕有些二百五“磚家”“學者”不從“全部事實的總和”中去細作分析﹐卻在“張主席”可悲又可笑的自辯中尋章摘句找來這句話要為“張主席”洗清“冤枉”﹐還印成了鉛字兒﹐擺出一副要“還歷史于本原”的公允面目﹐有意無意地要硬把“張主席”的頑冥不化固執己見與紅四方面軍廣大將士奮斗經歷混作一談﹗真不知道他們是如何面對紅四方面軍留在雪山草地中的那些紅色英靈的 — 這些人中好多就是紅四方面軍中最能打仗的一批人﹗
可嘆啊可嘆﹗
其二﹐執行該案﹐就意味著紅四方面軍與紅一方面軍要各自完成自己的戰略任務后才能會師﹐這對于剛走出失敗陰影的紅四方面軍將士來說﹐既能在會師前的相對獨立創業過程中獲得重新證明自己機會﹐又不致于與國民黨軍主力硬碰﹐那當然是求之不得的事情。
其三﹐對于年前力主“南下”而且摻和了“另立中央”的許多人來說﹐這樣可以暫時避免雙方再次會面后的尷尬。待到各自任務達成后再照面時﹐大家都帶著各自的功勞苦勞﹐大家都執行的是“國際路線”﹐湊足了本錢再說話﹐誰也不比誰矮三分﹐過去的一切不快也必將被時間沖淡﹐誰還好意思去“清算”誰的“錯誤”﹖
據諸多當事人回憶﹐此間的張國燾﹐就是“以四方面軍獨立進取青海及甘西直至聯系新疆邊境”最積極的鼓吹者 — 當然也是作為該案前提的“甘南根據地”的積極主張者 — 他的糾結心理﹐應該是所有人中最為嚴重甚至最為極端的﹕“另立中央”是個什么性質的“錯誤”﹐這個“錯誤”有多嚴重﹐他心中非常清楚明白﹗如此﹐只有在會師前盡力自創一片天地﹐才有可能獲得以實力說話﹐“誰也不比誰矮三分”的對話地位 — 也就是在黨內斗爭中保全自己的地位﹗
他自己留下的回憶文字或可左證一二﹕
……四方面軍的同志﹐也覺得河西走廊將是未來西北抗日局面的交通要道﹐正是我們可以大顯身手的地方﹐而且因此也不致與一方面軍擠在一塊﹐再發生磨擦。
……
關于解決黨內爭端問題。多數（人）認為我此時不能去陜北﹐應該集中力量。先執行西進的軍事計劃﹐然后再談黨內問題﹐……我也說到共產國際已知道我們贊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策略﹐又批準了我們的西進計劃．兩個中央對立的形勢也已解除了﹐四方面軍如果能在河西走廊立住腳﹐莫斯科仍會照原議支持我們﹐并不會將我們視作是反共產國際的分子。[21]
而這個很對張國燾心思的方案﹐后來的西路軍基本上踐行了 — 除了“進取青海”。
中共中央向共產國際報告了“分攻寧﹑青”的方案
1936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將紅軍行動方針電告共產國際 —
王明同志﹕絕對秘密
二﹑四方面軍已經全部集中甘南﹐整個紅軍的行動方針﹐必須早日確定。
為著避免與南京沖突﹐便利同國民黨成立反日（統一戰線）﹐為著靠近蘇聯﹐反對日本截斷中蘇關系的企圖﹔為著保全現有根據地﹐紅軍主力必須占領甘肅西部或寧夏綏遠一帶。我們這一企圖除在9月以下三個月中加緊與蔣介石進行談判﹐求得在一般基礎上要求他承認劃出紅軍所希望的防地外﹐還須解決一個具體的作戰問題﹐因為我們所希望的地區﹐為青海﹑甘西寧夏至綏遠一帶﹐這一帶的特殊地形條件是為黃河沙漠草地所束縛著的一個狹長地帶﹐而且其中滿布著為紅軍目前技術條件所不能克服的許多堅固的城池堡壘及圍寨﹐即使蔣介石承認紅軍占領這個地帶（這個可能是極大的）但不見得能使這一地帶的土著統治者自動的讓出其防地（這個可能是很少的）﹐依紅軍現時條件如果不取得這一地帶﹐則不可避免的要向現時位置之東南方面發展﹐但要取得這一地帶沒有新的技術之及時的援助是很困難的﹐在時機上進取這一地帶僅能利用冬季黃河結冰之時﹐紅軍雖能奮勇抵抗最冷的天候﹐因地凍﹐也不利于用坑道方法攻城﹐在堅城前面即在平時坑道法也是不能必克的。但如果蘇聯方面能答應并且能做到及時的確實的替我們解決飛機大炮兩項主要的技術問題﹐則無論如何困難我們決乘結冰時節以主力西渡接近新疆與外蒙﹐其部署擬略變前電計劃大致可定為﹕
（甲）以一方面軍約一萬五千人攻寧夏﹐其余擔任保衛蘇區﹐12月開始渡河﹐因寧夏地形狹小不利回旋﹐城寨甚多守備堅固﹐估計紅軍本身只能占領其一部分﹐主要的多數的城寨非借助從外蒙來之飛機與炮兵沒有攻克之把握﹐如機炮能在12月下旬或明年一月確實到達寧夏附近則可及時占領寧夏﹐寧夏占領則陜北與甘北蘇區均有保障﹐如不能及時占領則紅軍須乘河冰未解之際退回甘北﹐以后發展方面亦不得不往甘南與陜南﹐因陜北甘北蘇區人口稀少糧食十分困難﹐非多兵久駐之地﹐且北不出寧夏﹐東不出山西﹐亦無紅軍活動之余地﹐故勢必向甘南陜南一帶發展﹐然主力向南之后﹐蘇區必被湯恩伯馬鴻逵高桂滋高雙成等用堡壘主義逐步侵占而化為游擊區﹐目前陜北蘇區﹐即已大為縮小﹐紅軍之財政糧食已達十分困難程度﹐只有占領寧夏才能改變這一情況。
（乙）以四方面軍12月從蘭州以南渡河﹐首先占領青海之若干地方作為根據地﹐待明年春暖逐步向甘涼肅三州前進。約于夏季達到肅州附近﹐沿途堅城置之不攻﹐待從外蒙或新疆到來之技術兵種配合攻取。
（丙）以二方面軍位于甘南成為蘇區南陜甘蘇區聯系﹐以上是基于從今冬至明年以占領黃河以西為基本方針之作戰計劃﹐如此方針為蘇聯方面所贊同﹐則請兄代表紅軍直接向蘇聯關系方面談判許多具體準備之問題﹐主要的是援助中國之技術兵種組成輸送與按時到達﹐以及到達后使用的問題﹐因為我們即使得到技術在開始階段也不善于使用﹐此方針與準備問題希望早些解決﹐如果蘇聯不贊成目前直接援助之方針﹐而我們與南京之談判不能及時成立協議﹐或協議中不能達到使寧夏甘土著統治者自動讓防之程度﹐紅軍攻取不克結冰渡河時機又已過去﹐則我們只好決心作黃河以東之計劃﹐把三個方面軍之發展方向放到甘南陜南﹐川北豫西與鄂西﹐待明年冬天再執行黃河以西的計劃。但這種做法我們認為有下列的損失﹕
甲﹑將被迫放棄現有陜甘寧蘇區﹐這是非常不利的。
乙﹑紅軍發展方向不是與日本進攻方向迎頭﹐而是在相反方向﹐即不是抗日方向而是內戰方向。
丙﹑因此也就無法避免與南京在軍事行動上發生沖突。
丁﹑日本帝國主義有利用此時機截斷中蘇關系的可能。
戊﹑寧夏﹑青海﹑甘肅等反革命也將利用明年大大加強其堡壘主義將更加投靠日本使得爾后紅軍西進發生困難。
鄧發同志為此使命赴蘇﹐但時機迫促﹐擬請兄全權代表紅軍進行交涉并以結果見告。我們希望同南京談判紅軍駐地問題的結果﹐能夠與向蘇聯提出的問題在大體上不相抵觸﹐使國際與蘇聯對中國的方針不致因紅軍局部要求而破壞其統一性。我們是想兩方面同時進行交涉以期不失時機的解決此問題。
可見﹐中共中央在形成這個給共產國際的報告時﹐是充分考慮了紅四方面軍當前地理位置及現實狀況的﹐或許還多多少少也考慮或顧及到了張國燾等紅四方面軍主要領導成員可能會產生的復雜心境 — 當然﹐最主要最重要的方案設計依據﹐還是共產國際方面此前給出的信息﹕“……斯大林同意﹐主力紅軍可向西北和北方發展﹐并不反對靠攏蘇聯。”[23]
“靠攏蘇聯”的概念很寬泛﹐按中共方面的理解﹐這應該包括了外蒙與新疆。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中共中央向共產國際報告的這個方案中﹐戰役步聚是﹕先取寧夏﹐后圖甘西 — 取甘西的日程預計是“明年春暖”。
共產國際“堅決指出不能允許紅軍再向新疆方面前進”
如果中共中央給共產國際的報告得到的是毫不含糊完全肯定的答復﹐那么不管后來這“打通國際”是成敗如何﹐是得也好是失也好﹐說“從前”還是說“當今”﹐這筆責任賬都是非常清楚的﹕“組織遠征軍占領新疆”也好﹐“以四方面軍獨立進取青海及甘西直至聯系新疆邊境”也好﹐都是出自中共中央最高決策層的原始動議與自主策劃﹐始動議者﹐始作俑者﹐都至少包括這樣的指向 — 黨中央﹐毛主席﹗
成敗與否﹐他們的擔戴都小不了﹗
然而半個月后的9月11日﹐共產國際給出的是這樣的答復﹕
同意你們占領寧夏區域和甘肅西部的計劃。同時﹐堅決指出不能允許紅軍再向新疆方面前進﹐以免紅軍脫離中國主要區域。在占領寧夏區域以后﹐將給你們幫助。[24]
“不能允許紅軍再向新疆方面前進”﹖也就是說﹐共產國際已對“并不反對靠攏蘇聯”之內涵作出了重新定義﹗而如果“不能向新疆方面前進”﹐那“占領甘肅西部”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又何在﹖“占領甘肅西部”的必要性迫切性沒多少了﹐好幾萬人馬的一支紅軍主力還窩在甘南一隅干嘛哩﹖— 那個年頭共產黨軍隊﹐還遠沒到人馬多得在啥地方都要安營扎寨的地步吧﹖
于是﹐中共中央“分攻寧﹑青”的設計﹐不得不作出重大調整。
接到共產國際的回復電后﹐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醞釀蹉商了好幾天﹐才為這個“重大調整”定下盤子。9月14日18時﹐他們將這個重大調整電告中共西北局朱德﹑張國燾﹑任弼時﹕
朱﹑張﹑任三同志﹕
（甲）國際來電同意占領寧夏及甘肅西部﹐我軍占領寧夏地域后﹐即可給我們以幫助。
（乙）胡宗南部第一師及四十三師﹑七十八師﹑九十七師10號從長沙開動﹐先頭18號到咸陽﹐月底集中定西﹐其補充旅已由靜寧向定西開﹐其目的不外控制蘭州地區﹐妨礙甲乙兩軍打通蘇聯﹐使聯俄后蘇方接濟歸其壟斷﹐并于某種時機策應綏遠。
（丙）為堅決執行國際指示﹐準備在兩個月后占領寧夏﹐擬作如下部署﹕
（1）一方面軍主力9﹑10兩個月仍在海原﹑固原地區﹑10月底或11月初開始從同心城預旺之線攻取靈武﹑金積地區﹐以便12月渡河占領寧夏北部﹐一方面軍之其余部隊保衛陜甘北蘇區。
（2）四方面軍以主力立即占領隆德﹑靜寧﹑會寧﹑通渭地區﹐控制西蘭大道﹐與一方面軍在固原西部硝河城地區之部相當靠近﹐阻止胡宗南西進﹐并相機打擊之﹐10月底或11月初進取靖遠﹑中衛南部及寧安堡之線﹐以便12月渡河奪取寧夏南部。
（3）二方面軍在陜甘邊積極活動﹐吸引胡宗南于咸陽﹑平涼之線以南地區﹐與四方面軍互相策應﹐并聯絡陜南游擊區。
（4）由陜北派出游擊支隊﹐經關中蘇區出至涇水以南活動﹐牽制胡宗南之側后。
（丁）以上部署主要是四方面軍控制西蘭大道﹐不便胡宗南切斷并不便妨礙爾后一﹑四兩方面軍奪取寧夏之行動﹐當一﹑四兩方面軍奪取寧夏時﹐二方面軍仍在西蘭大道以南﹐包括陜甘邊與甘南﹐擔負箝制敵軍之任務﹐至于占領甘肅西部﹐候寧夏占領取得國際幫助后﹐再分兵略取之。在這一對于中國紅軍之發展與中國抗日戰爭之發動有決定意義的戰略行動中﹐三個方面軍須用最大的努力與最密切的團結以赴之﹐并與甲軍取得密切之配合。
（戊）寧夏馬部之士兵運動與回民運動﹐此間正用大力工作﹐敵情﹑地形之詳細調查不日電告。
（己）請兄等考慮電復。
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在向下傳達共產國際指示時（包括向彭德懷這一層次的高級軍事指揮員傳達時）﹐都略去了“堅決指出不能允許紅軍再向新疆方面前進﹐以免紅軍脫離中國主要區域”這一帶有強烈禁行意義的祈使句 — 要知道﹐在那個年頭﹐在大多數中國共產黨人的心目中﹐“共產國際”和“無產階級祖國蘇聯”的形象都是神圣偉大且至高無上的﹐任何有可能對其形象產生負面影響的信息卻只能局限在最小的范圍內。像“主力紅軍可向西北和北方發展﹐并不反對靠攏蘇聯”與“堅決指出不能允許紅軍再向新疆方面前進﹐以免紅軍脫離中國主要區域”這類信息﹐有“出爾反爾”之嫌而且自相矛盾﹐肯定會損及紅軍將士對共產國際和“無產階級祖國”的篤定信心﹐也極有可能不利于激勵他們對“打通國際”軍事行動的高昂士氣……
畢竟﹐這是在求人﹐主動權﹐它不可能完全操在自己手里﹗
于是﹐中共中央領導層只能轉而先求己 — 自己重新調整部署。
中共中央的部署調整可以概括為三點﹕
一﹑“一﹑四方面軍各自獨立奪取寧夏和甘肅西部”﹐調整為“一﹑四方面軍合力奪取寧夏﹐爾后再分兵略取甘肅西部”— 既然共產國際不同意紅軍“向新疆方向前進”﹐那么“奪取甘肅西部”的迫切性及必要性也就大為降低。為此﹐四方面軍主力須“立即占領隆德﹑靜寧﹑會寧﹑通渭地區﹐控制西蘭大道﹐與一方面軍在固原西部硝河城地區之部相當靠近﹐阻止胡宗南西進﹐并相機打擊之”﹐并且與紅一方面軍實現會合。
二﹑根據共產國際批復的精神﹐改變了“四方面軍在蘭州以南渡河”的原設想﹐紅四方面軍參加寧夏戰役的渡河點改在蘭州以北之“靖遠﹑中衛南部及寧安堡之線”。
三﹑建立甘南根據地以作為“四方面軍獨立進取青海及甘西直至聯系新疆邊境”前進基地及戰略后方的迫切性﹑必要性也隨之降低﹐“一﹑四方面軍主力在靜﹑會地區會師”則取而代之﹐成為當務之急。
西北局朱張陳提出“三個方面軍協同作戰之建議”
而就在中共在籌劃這個“重大調整”期間﹐尚未得知共產國際批復和中共中央籌措“分攻寧青”的中共西北局朱德﹑張國燾﹑陳昌浩在岷州三十里鋪蹉商集議后﹐提出了一個旨在“牽制打擊胡敵”且“相機打通一方面軍”的“三個方面軍協同作戰之建議”—
……
二﹑對策﹕我軍為先要打破敵之既成計劃﹐爭取抗日友軍﹐造成西北新局面﹐一﹑四方面軍乘胡敵在西北公路上運動之時機﹐協同消滅其一部。二方面軍盡力阻止和遲滯胡敵西進。
……
部署﹕
（一）我一方面軍主力由海原﹑固原地區向靜寧﹑會寧以北地區活動﹐南同四方面軍在靜﹑會段以襲擊方式側擊運動之胡敵﹐并阻止其停滯靜寧以東。
（二）我二方面軍以主力在徽﹑兩﹑鳳以北地區﹐并以一部進到寶雞活動﹐虛張聲勢﹐揚言﹕二﹑四方面軍即直出漢中﹐一方面軍（向南）會合﹐以牽制王均于天水地區和吸引胡敵不敢長驅西進為目的。二﹑四方面軍除以九十三師主力即向靜﹑會段以南地區活動外﹐以一部機動兵力集結隴西﹑武山﹐并適時以八團以上兵力打擊靜﹑會間之胡敵﹐相機打通一方面軍……[26]
因為這個建議并沒有改變“分攻寧﹑青”的計劃﹐“打通一方面軍”也是一個規模不大的出擊行動﹐對“甘南根據地”的營造以及年底“以四方面軍獨立進取青海及甘西直至聯系新疆邊境”的行動并無重大影響﹐所以張國燾并未對此表示異議。
這從他當天給徐向前﹑周純全的電報中就可以看出來﹕
（甲）我們大計以快向西北進為宜﹐同時在有利時機不放棄迎擊胡敵。
（乙）二方面軍仍在照計出陜甘邊﹐牽制遲滯敵人壯大自己﹐一方面軍似有先頭向海原﹐會靜行動模樣﹐恐根本仍照毛計。
（丙）朱﹑張﹑陳我們目前一面加速準備﹐一面大動員打胡敵。四軍﹑三十軍﹑九十一師仍原計行動﹐九軍全部抽了后﹐可位首陽﹑何家溝﹐相機以一部去襲擊通安與馬家河之敵﹐并準備策應通渭方面九十三師。可以九團位榜羅﹑通渭﹑馬營各一營﹐葉﹑柴帶兩團及電臺﹐即向會寧﹑靜寧大道﹑音家鎮或界石鋪突擊﹐截擊交通與解決資材。以隴西川﹑義崗川﹑雷陽鎮﹑蔡家鎮為主要活動地區﹐誘靜寧敵出來﹐夜襲與伏擊。但必多帶秘密機巧﹐運動自如﹐萬不可與優勢及守城碉之敵硬拼。尤須加意學會巧打騎兵﹐力不（要）太分散。[27]
看見沒有﹐“大計”仍然是“快向西北進”— 請參照當時紅四方面軍主力所在位置。
徐向前有意見﹗對什么有意見﹖
然而﹐徐向前在其回憶中卻稱﹐當時他就對朱張陳此案不以為然﹐且頗有“微辭”—
我仔細考慮了這個方案（即西北局朱﹑張﹑陳9月13日的建議 — 引者注）﹐認為主要問題是在西蘭通道地區與敵決戰﹐我們占不到便宜。據情報說﹐胡宗南的第一師﹑第十八師18日即可抵咸陽﹐第四十三﹑四十七兩師隨后跟進﹐再加上王均第三軍和毛炳文師及馬家軍的兵力﹐敵優我劣的態勢相當明顯。而戰場選在西蘭公路附近﹐敵人運輸方便﹐調兵迅速﹐我軍南北夾擊不成﹐反會遭到敵人的左右夾擊。同時﹐三個方面軍都向陜甘北集中﹐那里人口稀少﹐就糧困難﹐不便大部隊久駐﹐也是嚴重問題。[28]
如徐向前所述﹐當時他對朱張陳“三個方面軍協同作戰之建議”的“微辭”是基于這樣兩個理由﹕
（一）西北局朱張陳9月13日建議的“主要問題是在西蘭通道地區與敵決戰﹐我們占不了便宜”﹔
（二）“三個方面軍都向陜甘北集中﹐那里人口稀少﹐就糧困難﹐不便大部隊久駐”。
然而我們在朱張陳13日建議及同一天里張國燾致徐向前﹑周純全電報的原版文字中﹐無論如何都讀不出“在西蘭通道地區與敵決戰”或“三個方面軍都向陜甘北集中”的意圖來﹕朱張陳策劃的“三軍協同作戰”﹐實際上就是一次襲擾遲滯敵軍的行動﹐動用兵力及規模都有限﹐而且也看不出有“三個方面軍都向陜甘北集中”的意思……
那么﹐徐向前的“微辭”﹐究竟是對什么有感而發的呢﹖
如果我們能夠確認徐向前的這些“微辭”的確就是他當時所思所想的話﹐那倒更像是針對中共中央領導人于9月14日18時致西北局朱德﹑張國燾﹑任弼時電的內容 — 也就是中共中央將“分攻寧﹑青”變作“合取寧夏”的那個電報的內容。
9月15日﹐收悉了西北局13日建議后的中革軍委復電朱德﹑張國燾﹑陳昌浩﹐更進一步強調﹕“彼此意見大致一致﹐惟我們意見四方面軍宜迅以主力占領以界石鋪為中心之隆﹑靜﹑會﹑定段公路及其附近地區﹐不讓胡敵占領該線﹐此是最重要著……”﹐“我們已派一個師向靜寧線出動。如此當可滯阻胡宗南之西進﹐而便于四方面軍之出到隴定大道﹐并準備作戰。一方面軍主力如南下作戰﹐則定﹑鹽﹑豫三城必被馬敵奪去﹐于爾后向寧夏進攻不利﹐故在未給馬敵以相當嚴重打擊以前﹐不宜離甘寧邊境。對東敵作戰宜以二﹑四方面軍為主力﹐一方面軍在必要時可增至一個軍協助之。”[29]
同日﹐中革軍委還致電西北局﹐建議“四方面軍宜在五天至七天內以主力出至隆德﹑靜寧﹑會寧﹑定西大道﹐控制以界石鋪為中心之有利基點﹐遲則界石鋪通渭大道有隔斷之虞。”[30]
中央這兩天前前后后三個電報﹐有兩個字強調得最多 — 主力﹗
這也是中央部署與西北局朱張陳建議最大的不同之一 — 這才更像是要組織“決戰”（其實中央并無此意 — 幾天后中央即有專電釋“決戰”之疑）﹐這才更像是“三個方面軍都向陜甘北集中”（其實也不是﹐當時中央部署說得很清楚﹐雖然后來因形勢及敵情變化作出了改變﹕“當一﹑四兩方面軍奪取寧夏時﹐二方面軍仍在西蘭大道以南﹐包括陜甘邊與甘南﹐擔負箝制敵軍之任務”）﹗
而中央的這個“部署調整”﹐與張國燾對“西進”執著糾結的心態﹐肯定是對不上的。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證明了這一點。
9月15日19時﹐在漳縣前線的徐向前提出了一個向相反方向行動的建議﹕
朱﹑張﹑陳﹕
A﹑據（民國）二十三年度甘省建設月刊載﹐永靖之蓮花渡有浮橋和渡船﹐各縣人口河州27萬﹑靖遠61萬﹑古浪13萬﹑民勤13萬﹑永昌5.5萬﹑涼州20萬。
B﹑建議我軍出青馬敵后﹐宜速集兵取或圍河州﹐搶蓮花渡﹐便爾后行動。敵騎宜活動地區﹐我步兵不便游擊﹐應速擴展騎兵活動。
C﹑已令宏坤大部集磅羅永辛﹐九團兩營今日出動﹐令芳趕回集山丹。
D﹑已令先念派一個團往首陽集﹑汪衙﹐九軍特（務）團不知住何處﹐已令王全齊集大寨子待命抵擋王均。
這個建議比較簡潔扼要﹐基本上沒有言及戰略方針問題。可以認為﹐這是作為軍事指揮員的建議者是根據自己所處環境以及能夠得到的信息﹐所作出的他自己認為最合理的行動方向選擇的建議 — 建議者本人一直在前線﹐并沒有直接參與西北局朱﹑張﹑任﹑陳與中共中央之間關于紅軍戰略行動方針的醞釀蹉商。
徐向前在《歷史的回顧》中稱﹐他的這個建議﹐是針對西北局朱張陳13日電的內容提出來的﹐而中共中央通報共產國際指示及相應部署調整的電報都是發給西北局朱張任或朱張陳的（有的電報包括賀龍﹑劉伯承）﹐所以筆者暫時還無法確認﹕正在漳縣前線的徐向前在如此動議之前﹐是否已得悉中央部署調整的基本內容﹖其動議究竟是針對中央部署而提出來的﹖還是如其數十年后的回憶文字所言﹐是針對朱張陳“三個方面軍協同作戰之建議”而提出來的﹖
然而﹐徐向前這個建議的確是出自于中央部署調整傳達至西北局之后。
而且﹐馬上被懷揣著小九九的張國燾利用了。
張國燾﹐他變臉了﹗
張國燾為何變臉﹖他的底氣從何而來﹖
張國燾變臉的原因﹐官版《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是這樣敘述的﹕根據中央部署﹐“紅四方面軍便需在優勢敵人的進攻下﹐在通﹑會﹑靜﹑海地區堅持兩個多月。中央雖連電督促紅四方面軍迅速控制以界石鋪為中心的定﹑會地段﹐張國燾卻躊躇不決。”[32]
這或許是原因之一﹐但遠不是全部﹐更不是最重要的原因﹗
這部官版權威史著的這種解讀﹐是因為其作者對〈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關于滯阻胡宗南部西進對三個方面軍的行動部署復朱德等電（1936年9月15日）〉簽發日期的判讀錯誤（將9月15日判讀為9月13日）﹐以為張國燾9月13日致徐向前﹑周純全“我們大計仍然快向西北進為宜﹐同時有利時機不放棄迎擊胡敵”那個電報﹐是對中央這個電報的贊同反應 — 而且很多讀者有可能把“快向西北進”中的那個“西北”﹐解讀成包括陜甘寧青新地區的那個“大西北”﹐而不是根據紅四方面軍主力當時所在位置而確定的﹑有著具體指向的“西北”。
其實﹐張國燾變臉的真正原因﹐是中央根據共產國際指示而對行動方針作出的重要調整。張國燾的這個“變臉”﹐應該是從接到中央的這個“重要調整”（即中央9月14日18時“占領寧夏部署電”）開始的﹕中央來電中的“重要部署調整”﹐不僅是把三軍會師的日程提前了﹐更重要的﹐是將“四方面軍獨立進取青海及甘西直至聯系新疆邊境”﹐變成了“一﹑四方面軍合力攻取寧夏﹐再分兵略取甘肅西部”。
如此﹐如前所述的張國燾出于糾結心結的種種考慮﹐俱有落空之可能。
但這個改變出自中央﹐源自共產國際﹐張國燾要想獨自一人唱反調﹐底氣仍顯不足。
9月16~18日﹐中共西北局在岷州開會討論中央部署﹐參加會議的有張國燾﹑朱德﹑陳昌浩﹑傅鐘﹑曾傳六﹑李卓然﹑何畏﹑肖克﹑劉少文等人（徐向前﹑周純全等在漳縣前線未能與會）。關于會議情況﹐與會者傅鐘有一段回憶﹕
張國燾主持會議。他不像前幾天研究甘南根據地建設時那樣興致勃勃﹐滔滔不絕﹐情緒有了微妙的變化。講話中﹐有同意中央來電部署的意思﹐但又大談陜北地瘠民貧﹐人口稀少﹐難以供應大部隊生活之需﹐顯出仍不愿會合一方面軍。
……
關于部隊的戰略方針﹐大多數同志同意中央9月13日來電的部署（應為9月14日 — 引者注）﹐發動靜﹑會戰役。[33]
然而﹐一進入具體方案制定時﹐張國燾的底氣就變得很足了﹕
誰知﹐在做靜﹑會戰役具體方案時﹐張國燾與中央鬧獨立的故態又惡性發作。他反對北上﹐要西進﹐過黃河去青海﹑新疆﹐根本推翻了剛才西北局所作的決議。陳昌浩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公開與張國燾唱了反調﹐主張北上。爭論十分激烈。張國燾甚至說經靜會北上是“斷送紅軍”﹔朱總司令耐心地勸張國燾維護民主集中制的原則﹐不要個人推翻集體決議。我也向張國燾表明﹐主張向北﹐并陳說了北進方針的好處。張國燾成了孤家寡人﹐情緒很壞﹐……[34]
陳昌浩也有相類回憶文字﹕
岷州會議是西進與北上的爭論。張國燾是不會合的。會議開了好幾天﹐張國燾堅決主張向青海之西寧進軍﹐怕會合后他就垮臺了。我們堅決反對西進﹐與他爭。[35]
我們有理由認為﹐張國燾增加的底氣﹐至少有可能部分來自于未能與會的徐向前9月15日的那個“西進”建議 — 張國燾有可能是在岷州會議開會后的9月16日收悉徐向前這個建議電的﹐而張國燾反對并推翻西北局根據中央的部署調整而策劃“靜會戰役”的理由﹐恰好就是數十年后徐向前的“微辭”— 對其當年動議“西進”所作出的解釋﹗而會議為此發生了激烈爭論后﹐代表爭論雙方的朱德﹑張國燾﹑陳昌浩還于會議第二天（9月17日）傍晚﹐致電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詢證中央14日部署電的有關內容﹕
“攻寧夏與甘西．何為重點”以及寧夏敵情﹑地理等問題﹔
“如四方面軍不在西蘭路箝制胡敵”﹐一方面軍能否單獨攻寧等問題﹔
如四方面軍乘勢經河州附近過黃河搶占水登﹐是否利于一方面軍行動等問題﹔[36]
像“攻寧夏與甘西‧何為重點”這類問題﹐就是中央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而未能完整向下傳達“共產國際指示”而產生的負面效應﹐雖然既或沒有這句話﹐也并不影響這個“指示”基本意思的解讀 —“我軍占領寧夏地域后（不是甘西﹗﹗﹗— 筆者注）﹐即可給我們以幫助”……
中央復電是在會議結束后的9月19日15時才發出的﹐故而未能及時在會議上傳達。
前所未有的黨性 — 岷州會議否決張國燾意見
然而﹐岷州會議的大多數與會者在沒有得到中央進一步解釋的情況下﹐還是表現出了前所未有黨性﹐還是根據中央部署調整的精神作出了決議﹕執行黨中央的既定方針﹐組織實施靜會戰役計劃。9月18日﹐西北局以朱德﹑張國燾﹑陳昌浩名義致電前線徐向前﹑周純全﹐下達《靜會戰役綱領》。
據當時在紅軍總部任警衛班長的潘開文回憶﹕
會議開到第三天（即9月18日 — 筆者注）﹐張國燾突然宣布辭職﹐帶著他的警衛員和騎兵住到岷江對岸的供給部去了。朱德氣憤地說﹕他不干﹗我干﹗于是找來作戰參謀掛起地圖﹐著手制訂部隊行動計劃。當天黃昏﹐張國燾又派人通知繼續開會﹐朱德﹑陳昌浩和西北局成員趕到張的住處開會。參加會議的多數人都支持朱德的主張﹐張國燾被迫說﹕“黨的組織原則是民主集中制﹐是少數服從多數﹐既然你們大家都贊成北上﹗那我就放棄我的意見嘛﹗”[37]
據朱德稱﹐張國燾還在會議形成的決定 —《靜會戰役綱領》上簽了字。[38]
中央的那個“答疑解惑電”雖然沒有趕上趟﹐但其內容還是很重要的﹐有必要在此全文引出 — 中央在此電中詳陳利害﹐實際上也回復了包括徐向前在內的一些當事人數十年后仍然糾結于胸以至于繼續被人利用發揮的那些“微辭”﹕
朱﹑張并致任﹑賀﹕
筱申電19日12時收到﹐敬復如下﹕
（甲）向寧夏及甘西發展﹐重點在寧夏﹐不在甘西﹐因寧夏是陜﹑甘﹑青﹑綏﹑內外蒙即整個西北之樞紐﹐且國際來電說紅軍到寧夏地區后給我們幫助﹐沒有說甘西。
（乙）我們已將寧夏﹑甘西地區狹小不利回旋﹐且城堅難破之困難條件報告國際﹐并說明須取得蘇聯飛機大炮之幫助﹐才能破城。現據回電說﹐到寧夏地區后給幫助﹐則我軍只要能占領寧夏之鄉村﹐靠近賀蘭山﹐便可取得攻城武器再行克城。
（丙）外蒙﹑寧夏間是草地﹐有許多汽車通行路﹐過去即從這些道路接濟馮玉祥﹐鄧小平同志亦親從定遠營汽車路走過﹐他們從外蒙接濟﹐我們當先占領定遠營。
（丁）據寧夏同志云﹐寧夏因有賀蘭山﹐氣候比綏遠﹑青海﹑陜甘北部及甘西較暖﹐且是產大米區域﹐在西北為最富﹐四方面軍占領寧夏南部后﹐應屯駐幾個月﹐待明年春暖再攻甘西。實行攻甘西﹐亦須得取蘇聯協助才能攻克甘﹑涼﹑肅三州等堅固城池。現鹽池﹑定邊可大批買布﹐我們在從李毅借款為你們制備一批衣服。從中衛到紅水﹑永登﹐沿黃河西岸并不通過沙漠。
（戊）攻寧夏須待結冰﹐無造船把握。結冰從陽歷12月開始﹐距今還有70天左右﹐此70天內四方面軍占領靜寧﹑通渭﹑會寧﹑靖遠﹑海原﹑中寧（中寧縣在金積縣西南）及金積之一部﹐糧食不成問題﹐一方面軍則占領固原﹑靈武﹑同心城及金積之一部﹐準備12月初渡河。
（己）因馬鴻逵有20余團﹐湯恩伯﹑何柱國﹑高桂滋﹑高雙成等軍在我側后﹐一方面軍獨攻寧夏有顧此失彼之慮﹐如使胡宗南確占靜﹑會﹑定區會合毛炳文﹐彼既可加強馬鴻逵﹐使我們攻寧夏計劃失敗﹐又可加強馬步青﹐使你們攻甘西計劃失敗﹐如此有各個擊破之虞﹐只有集中先占領寧夏方免此失。
（庚）據最近調查﹐靖遠以上至肅州不結冰﹐靖遠以下均結冰。
（辛）目前對胡宗南不宜進行決戰﹐只須速進靜寧以西﹐占領廣大陣地﹐讓他展開筑碉。我在70天內逐步北移﹐至12月一﹑四兩方面軍各以一部拒止南敵﹐各以一主力北進攻寧﹐配合蘇聯幫助﹐奪取寧城﹐至明年春暖再行決定分路西進﹑南進﹑北進。
（壬）奪取寧夏﹐打通蘇聯﹐不論在紅軍發展上﹐在全國統一戰線﹑在西北新局面上﹐在作戰上﹐都是決定的一環。在當前一瞬間則拒止胡軍把一﹑四兩方面軍隔開﹐又是決定一環。時機迫促﹐稍縱即逝﹐千祈留意﹐至禱至盼。
中央此電的相當內容﹐是得到了隨即而來的事實映證的﹗雖然因為因“甘南風波”延誤了時日﹐三大主力會師之際敵胡﹑毛﹑王各軍也已抱成了團﹐“通莊靜會戰役”也未能收到預期的效果。但至少也證明了北上靜﹑會完全不像張國燾嚷嚷的那么可怕﹐也是“斷送”不了紅軍的﹗而看似龐然大物的胡﹑毛﹑王各路敵軍﹐只要是三軍同心﹐指揮統一﹐也并不是不可以找到各個擊破的機會的﹗
后來在極度險惡環境中一戰而改變局面的山城堡之役﹐證明了這一點﹗
槍桿子指揮了黨﹖— 漳縣會議推翻西北局決定
然而已在岷州會議決定上簽了字的張國燾心有不甘﹐遂連夜策馬趕往漳縣前線。21日﹐召集徐向前﹑李先念等前線軍事指揮員重新計議。計議的結果是“槍桿子指揮了黨”﹕推翻西北局岷州會議決議﹐紅四方面軍全軍掉頭折返﹐在永靖﹑循化一線渡河西進 — 也就是徐向前15日建議內容。更有甚者﹐張國燾還電令岷縣的紅軍總部通訊部門負責人﹕“未經我簽字的電報一律不準發出”[40]— 封鎖朱德等向黨中央匯報的渠道。
幸而紅軍總部還有黨性未泯的領導人﹐幸而總部通訊部門還有黨性未泯的負責人﹐幸而朱總司令一年以來身處逆境卻依然忍辱負重顧全大局的度量胸襟感動感染了諸多紅四方面軍將士﹐朱總司令終于突破封鎖向黨中央匯報了這個重大變故 — 更重要的﹐是表達了西北局乃至紅四方面軍內部擁護中央部署反對張國燾“變臉”的意見﹕
英﹑洛﹑毛﹑周﹑彭﹑賀﹑任﹑劉（指人密譯）﹕
（甲）西北局決議通過之靜﹑會戰役計劃﹐正在執行﹐現又發生少數同志不同意見﹐擬根本推翻這一原案。
（乙）現在將西北局同志集漳縣續行討論﹐結果再告。
（丙）我是堅決遵守這一原案﹐如將此原案推翻﹐我不能負此責任。
然而﹐獲得了紅四方面軍高級將領支持而有了底氣的張國燾這回是鐵了心﹗朱德總司令突破封鎖迭電勸阻不果﹐趕至漳縣勸阻仍不果﹐紅二方面軍任﹑賀﹑關﹑劉來電勸阻還是不果﹐中央迭電再陳利害仍然不果 — 張國燾擺出的就是一副“九頭牛都拉不回來”的架勢（竟然還聲稱是因為“完全同意國際指示”）﹗大概他覺得此番出走已成定局﹐又跟年前草地分裂前一樣﹐勁頭很足﹐口氣也很沖﹐一口一個倘如按中央意圖辦就要“斷送紅軍”……
為了解除張國燾﹑徐向前等“四方面軍主力將獨立迎擊胡敵”的顧慮 —《歷史的回顧》曾經有過表述﹐彭德懷還于9月25日電請毛澤東轉致朱德﹑張國燾﹕“奉毛主席電令﹐一方面軍主力配合四方面軍夾擊胡宗南北進部隊﹐27日開向將軍鋪﹑單家集出動。”[42]
然而張國燾仍然要一意孤行。
最后是老天爺出面說了話才有了“果”— 徐向前等返回洮州向西偵察的結果是﹕黃河彼岸已進入大雪封山季節﹐氣候寒冷﹐道路難行……[43]
就這樣了張國燾仍然固執己見﹐在9月27日的洮州會議上﹐又提出“繞道而行”。
與會者傅鐘回憶道﹕
張國燾不想與中央會合的思想是很固執的﹐西進已經山窮水盡了﹐他還堅持﹐說前面不通﹐可以繞道西進。
朱總司令勸他說﹐是回頭的時候了﹐不能一錯再錯。
張國燾還想來一個漳縣會議﹐爭取多數支持。于是又有一個洮州會議﹐在城里一個天主教堂里召開的。張國燾說﹐打到迪化（今烏魯木齊）﹐打通國際路線﹐得到裝備再打回來﹐與一方面軍會合也不遲（這是共產國際指示聲稱“不能允許”的 — 筆者注）。大雪封山﹐可不可以從南邊繞道。
陳昌浩立刻說﹕從地圖上看那又要走一片草地﹐部隊走怕了﹐再走草地開小差的增多﹐部隊怎么帶﹖
徐向前同志也語重心長地勸說﹕鄂豫皖出來的同志不想再折騰了。
肖克﹑李卓然﹑余洪遠﹑王維舟幾位同志會前和我交換過意見。感到中央已有明確命令﹐不能再猶豫含糊﹐于是在會上都以各自的方式表示了執行靜會戰役計劃的意愿。
張國燾在會上空前孤立﹐才被迫放棄西進主張同意北上靜會地區。[44]
9月27日﹐朱﹑張﹑徐﹑陳致電黨中央﹐決定再次北上﹐且“不再改變”。[45]
次日﹐朱德﹑張國燾下達《通莊靜會戰役計劃》。
同日16時﹐朱德﹑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致電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并紅二方面軍賀龍﹑任弼時﹑關向應﹑劉伯承﹐報告紅四方面軍“已遵照黨中央指示停止西渡轉向北進”[46] — 這是張國燾一年來第一次將“陜北同志”稱作“黨中央”。
29日﹐紅四方面軍主力又掉頭北上。
三軍大會師前的這一段插曲﹐史稱“甘南風波”。
天不作美﹖糾結的心芽還要復萌﹗
紅四方面軍再次啟動北上行程后的10月1日﹐朱德﹑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致電中央﹐“黨中央”[47] 赫然出現在電文抬頭﹕此前還底氣十足的張國燾﹐折騰出一場本以為可以就此遠走高飛的風波后﹐反而又給自己增添了一個于情于理都無法交代過去的新“錯誤”﹐如今還不得不極不情愿地走向在他心目中仍然很矮小的屋檐……
低頭俯首﹐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其實這在此前就已見端倪﹕張國燾擰著脖子跟中央叫板的同時﹐也在悄然撤去“西北局與陜北同志取平行關系”這個最后的臺階 — 比如前幾天9月26日12時﹐他在致中共中央領導人的電報中執意堅持“西進”的同時﹐也發出了“請洛甫等同志即用中央名義指導我們”[48] 這樣“預留后路”的“示好”信息……
還是徐向前把張國燾看得透 —“前腳邁出一步﹐后腳說不定就打哆嗦”。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張國燾在其回憶錄《我的回憶》中﹐對這段史實﹐作出完全歪曲乃至顛覆性的陳述﹕在張國燾的回憶文字中﹐他把“西進”說成是“陜北同志完全贊成的”﹐而會師后的“西渡”就是為了實現這個“陜北同志完全贊成的”的“西進”﹐于是他成了北上會師的力主者﹐陳昌浩等反而成了滯留甘南不愿北上的冥頑者﹗— 幸而﹐諸多當事人的回憶文字﹐留存了下來﹔幸而﹐諸多原始文獻檔案﹐留存了下來﹗
張國燾﹐他一筆墨汁兒﹐潑黑不了天﹗
“甘南風波”對張國燾而言是一次挫折一次打擊﹐但“甘南風波”被老天爺而不是別的什么原因給摁了下來﹐在張國燾及紅四方面軍有著相似糾結心態的一些領導人心目中﹐也完全可以理所當然地視作“事出偶然”﹑“天不作美”……
于是﹐但有機緣﹐這糾結的心芽﹐還要復萌﹐還會開花﹐還想結果﹗
果不其然﹐在一個月后“寧夏戰役”中﹐這糾結的心芽﹐再次復萌。
[1] 雙石﹐本名周軍﹐成都電視臺記者﹑編輯﹑計算器高級工程師﹐業余軍∕戰史研究學者﹐曾著有《開國第一戰 — 抗美援朝全景紀實》﹑《毛澤東的神來之筆 — 記中央紅軍長征中的四渡赤水搶渡金沙江之戰》﹑《魂作楚天雄 — 劉少卿將軍傳》。近八年來組織考察隊自駕摩托考察長征路線﹐完成《紅軍長征過草地行軍路線的復原》及《1935年大渡河之役紅軍行軍路線及戰斗考證》主題考察報告﹐填補了紅軍長征研究史中的空白。本文系作者正在寫作中的《西路軍史話》之節選﹐文中黑體字部分亦為作者所加。
[2]〈中共中央﹑中革軍委領導人關于紅一﹑四方面軍會合后的戰略方針致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電（1935年6月16日2時）〉﹐《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第511頁。
[3]〈紅軍靠近外蒙的根本方針等問題（1935年12月1日）〉﹐《毛澤東軍事文集（一）》﹐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第408頁。
[4]〈張國燾﹑陳昌浩關于戰略方針和部署的意見致中央領導人電（1935年6月17日）〉﹐《紅軍長征‧文獻》第517頁。
[5] 金沖及等編﹕《毛澤東傳（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406頁。
[6] 徐向前﹕《歷史的回顧》﹐解放軍出版社1998年﹐第282﹑318頁。
[7] 徐向前﹕《歷史的回顧》﹐第303~305頁。
[8]〈中央關于目前戰略方針之補充決定〉﹐《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第127頁。
[9]〈中央政治局就關于目前戰略方針之補充決定致張國燾電（1935年8月24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133頁。
[10]〈徐向前﹑陳昌浩關于執行向洮河東岸發展的方針致朱德﹑張國燾電〉﹐《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128頁。
[11]〈陳昌浩﹑徐向前關于以岷州為根據地向東發展的意見致朱德﹑張國燾電（1935年8月21日晚）〉﹐《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129頁。
[12] 徐向前﹕《歷史的回顧》﹐第305頁。
[13]〈徐向前關于與二﹑六軍團會合后主要目的是北上致張國燾﹑朱德電（1936年4月21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435頁。
[14]〈紅軍接近蘇聯的道路和時機問題（1936年6月29日）〉﹐《毛澤東軍事文集（一）》第551~552頁。
[15]〈張聞天﹑林育英﹑周恩來﹑秦邦憲等關于戰略方針及統戰策略的建議（1936年8月12日）〉﹐《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文獻卷（上）》﹐甘肅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54~156頁。另﹐《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解放軍出版社1991年﹐第359頁）稱﹕中共中央于“8月9日向張學良提出與東北軍聯合發動抗日局面﹐占領以蘭州為中心的戰略樞紐地帶。從西﹑北兩個方向同時打通蘇聯。取得張學良同意”﹔《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史》（解放軍出版社1993年﹐第666頁）稱﹕張聞天﹑周恩來﹑博古﹑毛澤東于8月9日致張學良信中還提出﹕“對甘﹑涼﹑肅的占領最好使用東北軍之一部﹐留出紅軍在外面用。但如東北軍覺得有困難﹐便應以紅軍之一部用于此方面”。
[16]〈毛澤東關于詢問寧“二馬”兵力及一﹑二﹑四方面軍戰斗部署致彭德懷電（1936年8月22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658頁。
[17]〈中央征詢對二﹑四方面軍行動的意見致朱德﹑張國燾﹑任弼時電（1936年8月23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659頁。
[18] 徐向前﹕《歷史的回顧》第331頁。
[19] 張國燾﹕《我的回憶（下）》﹐東方出版社2004年﹐第508頁。
[20] 張國燾﹕《我的回憶（下）》第521頁。
[21] 張國燾﹕《我的回憶（下）》第505~510頁。
[22]〈中央關于紅軍行動方針致王明電（1936年8月25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661~662頁。
[23]〈林育英﹑張聞天關于國際指示要點及戰略方針問題〉﹐《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文獻卷（上）》第92頁。
[24]〈共產國際書記處關于同意占領寧夏區域和甘肅西部計劃致中央電（1936年9月11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693頁。
[25]〈中央關于占領寧夏的部署致朱德﹑張國燾﹑任弼時電（1936年9月14日18時）〉﹐《紅軍長征‧文獻》第1124~1125頁。
[26]〈朱德﹑張國燾﹑陳昌浩關于三個方面軍協同作戰之建議致毛澤東等電（1936年9月13日20時）〉﹐《紅軍長征‧文獻》第1121~1122頁。
[27]〈張國燾對紅四方面軍迅向西北進之大計方針指示致徐向前﹑周純全電（1936年9月13日）〉﹐《紅軍長征‧文獻》第1123頁。
[28] 徐向前﹕《歷史的回顧》第333頁。
[29]〈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關于滯阻胡宗南部西進對三個方面軍的行動部署復朱德等電（1936年9月15日）〉﹐《紅軍長征‧文獻》第1126頁。另﹕《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第362頁）和《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695頁）將該電簽發時間誤判作“1936年9月13日”。
[30]〈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關于紅四方面軍宜以主力控制隆靜會定大道致朱德﹑張國燾﹑任弼時電（1936年9月15日）〉﹐《鞏固和發展陜甘蘇區的軍事斗爭（1）》（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解放軍出版社1999年﹐第688頁。
[31]〈徐向前對作戰部署的意見致朱德﹑張國燾﹑陳昌浩電（1936年9月15日19時）〉﹐《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699頁。
[32]《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第362~363頁。
[33] 傅鐘﹕〈西北局的光榮使命〉﹐《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781頁。
[34] 傅鐘﹕〈西北局的光榮使命〉﹐《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781頁。
[35] 陳昌浩﹕〈北上和西進的爭論〉﹐《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763頁。
[36] 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紅軍長征‧文獻》第1134頁之注釋1。
[37] 潘開文﹕〈臨大節而不辱〉﹐《工人日報》1979年3月2日。
[38]〈朱德在西北局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36年9月23日）〉﹐轉引自《朱德傳》﹐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548頁。
[39]〈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關于集中先占領寧夏問題復朱德等電（1936年9月19日）〉﹐《紅軍長征‧文獻》第1134~1135頁。
[40]〈張國燾關于未經他簽字的電報一定不準發出致周子昆等電（1936年9月21日）〉﹐《紅軍長征‧文獻》第1142頁。
[41]〈朱德關于少數同志擬推翻西北局決定之靜會戰役計劃原案致林育英等電（1936年9月22日）〉﹐《紅軍長征‧文獻》第1142頁。
[42]〈彭德懷關于配合紅四方面軍夾擊胡宗南北進部隊致毛澤東轉朱德﹑張國燾電（1936年9月25日）〉﹐《鞏固和發展陜甘蘇區的軍事斗爭（1）》（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解放軍出版社1999年﹐第726頁。
[43] 徐向前﹕《歷史的回顧》第335頁。
[44] 傅鐘﹕〈西北局的光榮使命〉﹐《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785~786頁。
[45]〈朱德﹑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北上會合一方面軍的電報（1936年9月27日）〉﹐《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文獻卷（上）》第244頁。
[46]〈朱德、張國壽等關于紅四方面軍已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停止西渡轉向北進致毛澤東等電（1936年9月28日16時）〉﹐《鞏固和發展陜甘蘇區的軍事斗爭（1）》第736頁。
[47]〈朱德﹑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關于九十三師行動的電報（1936年10月1日）〉﹐《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文獻卷（上）》第258頁。
[48]〈朱德﹑徐向前﹑陳昌浩﹑張國燾關于先期占領甘北等問題（1936年9月26日）〉﹐《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文獻卷（上）》第227頁。另﹐此前的9月10日﹐朱德﹑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似有一電致賀龍﹑任弼時﹑關向應﹑劉伯承等﹐內容似有“以洛甫等同志用中央名義統一黨與軍事方針之領導”之提議 — 參見〈賀龍﹑任弼時等請求紅四方面軍暫停止在現地區待執行黨中央的決定致朱德等電（1936年9月25日）〉﹐《紅軍長征‧文獻》第114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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