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吉與匈牙利反革命叛亂——歷史是一面鏡子!
歷史常常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在社會主義國家里,一切被打倒的反動階級,要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就要尋找黨內走資派充當他們的政治代表。走資派是社會主義時期資產階級的頭面人物,是資產階級同無產階級較量的主要力量。重溫一下一九五六年匈牙利反革命叛亂的歷史教訓,能幫助我們更好地認識今天。
(一) 納吉其人
一九五六年二月,赫魯曉夫叛徒集團在蘇共二十大上,大反斯大林,攻擊無產階級專政,公開拋出一條全面復辟資本主義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帝國主義公開叫嚷要利用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作為武器來摧毀共產黨運動的威望和影響”,在全世界范圍內掀起了一股反共反人民的逆流。一批混在各國共產黨內的叛徒、修正主義分子都乘機而起,紛紛拋出形形色色的“新綱領”、“新路線”,同各國反動派一起瘋狂地攻擊馬克思列寧主義,攻擊無產階級專政。一時烏云翻滾,妖霧彌漫。隱藏在當時匈牙利革命隊伍內部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納吉,就在這樣的政治氣候下粉墨登場,大搞其反革命復辟的勾當。
(1)一個老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納吉充當一九五六年匈牙利資本主義復辟的總代表,總后臺,絕不是偶然的。他一開始就是個投機革命的機會主義分子。納吉▪伊姆雷,生于一八九六年。一九一五年,納吉被應征到奧匈帝國軍隊中去服役。一九一七年在前線作戰時,被沙俄軍隊俘虜。不久,俄國爆發了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在革命已經爆發、群眾運動熱火朝天、斗爭取得節節勝利的時候,參加革命隊伍的人,不免魚龍混雜,泥沙俱下。善于投機的納吉,就在那時混入紅軍,一九一八年在俄國加入共產黨。一九二一年他返回匈牙利,一九二七年被捕,一九二八年流亡奧地利,一九三零年移居蘇聯。三十年代,納吉在布哈林手下的一個國際農業研究院工作。他追隨布哈林,反對斯大林的農業集體化方針。一九四四年十一月,隨蘇聯紅軍返回匈牙利,曾任過匈牙利臨時政府的農業部長,以后又擔任過內務部長、議長,并當上了政治局委員。
一九四八年,匈牙利進行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匈牙利勞動人民黨決定在全國農村開展農業合作化運動。這時,納吉馬上跳出來反對。他急急忙忙拋出一個所謂《提綱》,胡說什么匈牙利只有資產階級民主改革的任務,“社會主義建設還沒有提上日程”。他百般美化小農經濟,胡說依靠小農經濟也可以建設社會主義。他赤膊上陣充當富農階級的代言人,叫嚷消滅富農階級是“不人道的行動”,竭力反對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鼓吹“富農會自行長入社會主義”。納吉販賣的正是他的師傅布哈林三十年代推銷過的破爛貨。他在《提綱》中還說匈牙利的國家制度不應當是無產階級專政,而應當是某種形式的資本主義。這就表明進入社會主義革命階段以后,納吉就從黨的同路人,變成代表黨內外資產階級利益的走資派。
納吉頑固地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維護資產階級利益,理所當然地受到匈牙利勞動人民黨的批判。一九四九年九月,匈牙利勞動人民黨中央全會指出納吉犯有“布哈林傾向”的錯誤,撤銷了他的政治局委員的職務。納吉是假檢討的老手,為了掩蓋他的機會主義政治面目,急忙作了“檢討”。納吉在黨中央全會上承認自己在農業合作化等一系列問題上“犯有錯誤”,并給自己戴上了一大堆帽子,言詞動聽,表示愿意悔改。當時匈牙利勞動人民黨中央接受了他的“檢討”,保留他的中央委員職務,一九五三年七月,納吉竊取部長會議主席職務。
納吉上臺后,就到處發表講話,大放厥詞,宣揚“今不如昔”,把當時匈牙利的國內形勢描繪得一團漆黑,胡說“黨的政策已全面失敗”。接著,他擺出一副“救世主”的架勢,拋出了一條“新路線”。他說“五年計劃所提的目標在許多方面是我們無力實現的。”“農業合作化速度必須放慢,辦得不好的合作社將予以解散,農民可以退出合作社,富農可以收回上交給國家的土地。”“我們甚至愿意在多數農民要求個體生產的情況下,可以取消合作社。”他還說:“在我們經濟生活的其他領域中也表明有必要進行改革”,等等。這就完全推翻了他在農業合作化問題上所作的“檢討”,不僅如此,他還代表富農向貧雇農進行反攻倒算。
納吉利用自己手中所竊得的權利,打著落實政策、調整人的關系、調動人的“積極性”的幌子,為一切牛鬼蛇神翻案。他說,司法機關、警察機關以及地方委員會,應“對受委屈、提出申訴的人進行徹底平反”,“政府將本著寬恕精神釋放所有罪行輕、不危及國家與民眾安全的罪犯”。他還攻擊勞動人民黨的知識分子政策,挑撥黨和知識分子的關系,說什么“知識分子受到攻擊和凌辱,不信任和毫無根據的清洗,使知識分子和我們疏遠起來。法制遭受嚴重破壞”。
在納吉的這條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影響下,匈牙利城鄉資本主義大肆泛濫,國內各個領域都出現了嚴重的復辟倒退現象。在農村,到一九五五年初,全國就有七百二十九個農業合作社被納吉砍掉。農民紛紛退社,使集體經濟遭到瓦解。富農勢力重新抬頭,貧雇農民受剝削受壓迫的現象重新出現。私營商店紛紛掛出招牌,恢復營業。小手工業與個體生產數目激增。大批的反革命、刑事犯從監獄、集中營里釋放出來,逃往國外的老吸血鬼也陸續回國,牛鬼蛇神紛紛出籠。文化領域,西方書刊、爵士音樂又泛濫起來。布達佩斯的夜總會重新開放。沒有改造好的知識分子大發奇談怪論。整個社會一片烏煙瘴氣。納吉為了籠絡人心,還大刮經濟主義妖風,在一九五三年下半年和一九五四年宣布提高工資。但由于資本主義泛濫的惡果,生產萎縮,勞動生產率下降,造成物價飛漲,勞動人民的生活水平反而下降。
納吉倒行逆施的罪惡行徑,激起了匈牙利黨內外廣大革命人民的憤慨,遭到了應有的抵制。一九五五年三月,匈牙利勞動人民黨中央通過決議,指出“納吉是反黨、反馬克思主義的右傾會機會主義”者,七月,撤銷了他黨內外的一切職務,同年十一月,又把他清楚出黨。
(2)拼湊反革命陰謀集團 炮制全面的修正主義綱領 納吉被罷了官、清洗出黨后,本性不改,變本加厲地干起新的罪惡勾當。他轉入秘密活動,組織反革命陰謀集團。搞陰謀詭計,這是由納吉所代表的反革命階級特性和反革命的政治路線決定的。一九五五年秋天,納吉已經組織了一個反黨小集團。他的家成了一伙氣味相投的修正主義分子經常聚會的場所。其成員大多是黨內的走資派、劣跡昭著的老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如洛松奇▪格佐,此人是被清除出黨曾經關押過的老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擔任過新聞部副部長,是納吉陰謀集團的二號人物。多納特▪費倫茨也是一個被清洗出黨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曾任農業部副部長。瓦沙爾赫利▪米克洛什,原黨中央機關報《自由人民報》編輯。吉梅什▪米克洛什,黨報編輯,等等。這些家伙,由于受過批判和處理,對黨和人民懷恨在心,極端仇視社會主義事業。他們集結在納吉的周圍,抱成一團,密謀策劃,妄圖東山再起,復辟資本主義。為了實現他們的反革命政治野心,納吉親自炮制了一整套修正主義的黑綱領。一九五五年底和一九五六年初,納吉先后寫了《道德和倫理》、《論一種尊重人性的共產主義》、《當前的幾個迫切問題》等毒草。按照納吉的指示,這些黑文,被復印了許多份,秘密地在他的親信同謀者中傳閱,但納吉做賊心虛,他暗示說“這件事最好不要讓黨知道”。這些黑文。以后又被流傳到國外。
納吉不愧為布哈林的忠實門徒。他在上述黑文中,狂熱地鼓吹階級斗爭熄滅論。納吉詭稱匈牙利已不存在階級斗爭,胡說什么“九百五十萬匈牙利人的心是一致跳動的”。借口匈牙利已進入和平建設時期,認為在這樣的時期,繼續保存國家的懲治職能,是不必要的。階級斗爭熄滅論從布哈林炮制出來后一直是修正主義者向馬克思主義進攻、資產階級向無產階級進攻的一支毒箭。就在上述黑文中,納吉惡毒攻擊無產階級專政,把人民民主國家污蔑為“蛻化的拿破侖政權”,叫嚷要與反人民民主國家的勢力結成聯盟,用武力“粉碎”人民政權。他主張恢復資產階級的多黨制,反對黨對人民政權的絕對領導。納吉還公開鼓吹外行不能領導內行,叫嚷要把“工廠企業、國營農場和農業合作社中沒有受過專業教育的領導人撤掉”,要“在專家的領導下全面改組匈牙利的經濟生活”。也就是要取消黨的領導,讓資產階級的專家、權威把持各個領域的領導權。為了掩蓋他的極右實質,納吉與一切機會主義分子一樣,打出了“復興馬克思主義”,“反對教條主義”的旗號,然而他所攻擊的卻正是馬克思主義最根本的東西。
納吉復辟資本主義的反動綱領,在匈牙利國內得到一部人的支持。匈牙利民主革命不徹底,社會主義革命成效不大,國內存在著資產階級,存在著資產階級法權,有著產生修正主義的社會基礎。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階級斗爭是長期的、復雜的,有時是很尖銳的。解放以后,特別是一九四八年匈牙利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合并時,不少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沒有改造好的知識分子以及叛徒、野心家、陰謀家混入黨內。匈牙利共產黨原有黨員二萬多人,合并后改稱勞動人民黨,黨員人數激增到一百多萬,黨的隊伍嚴重不純。由于匈牙利在解放后沒有廣泛深入地進行群眾性的民主改革,霍爾蒂分子、反動軍官、地主、富農、資本家等不少人混入工廠企業,因此,工人隊伍也很復雜。他們平時拿著紅派司,自稱工人,但一有風吹草動,就蠢蠢欲動。黨納吉的修正主義綱領一出籠,黨內外資產階級就都聞風而來,拍手叫好,狂熱地吹捧納吉。納吉成了匈牙利資產階級的頭面人物,一切階級敵人都把復辟的希望寄托在納吉身上。著充分說明,納吉一類人物上臺,搞資本主義是很容易的。
納吉把陰謀小集團拼湊就緒,反革命政治綱領炮制成功后,于是就進一步到群眾中進行串聯,煽風點火,大造反革命輿論,發展反革命勢力,裴多菲俱樂部就是為了這個目的而建立起來的。
(二)裴多菲俱樂部
裴多菲俱樂部是以匈牙利愛國詩人裴多菲命名的反動知識分子的俱樂部。
裴多菲▪山道爾在一八四八—— 一八四九年匈牙利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起過積極的作用。一八四九年在一次戰斗中英勇犧牲。裴多菲還是一個著名的詩人,爭取民族獨立和資產階級民主自由是他詩篇的主要內容。納吉集團盜用裴多菲的名字,導演的是復辟資本主義的丑劇。
(1)反革命輿論的制造所 裴多菲俱樂部是納吉授意成立的。一九五五年底開始醞釀,蘇共二十大后不久,即一九五六年三月十七日正式成立,其基本成員是一批掛著共產黨員的招牌、披著馬克思主義外衣的在文化界的領導人和反動教授、學者名流、新聞記者以及大學生。裴多菲俱樂部執行局二十名成員中,有黨中央副部長兼化學專家基蘭▪哈蒂、勞動青年聯盟中央書記歐仁▪哈勒斯、勞動青年聯盟宣傳鼓動部長兼教授費倫茨▪巴塔基、布達佩斯青年聯盟書記蒂勃▪哈查等等。
裴多菲俱樂部在納吉的直接操縱下,專門制造奇談怪論,散步流言蜚語,制造反革命輿論,為復辟資本主義鳴鑼開道。納吉集團的成員經常主持裴多菲俱樂部的會議。
早在一九五五年十月,在納吉的授意下,由裴多菲俱樂部成員,作家德利▪提博爾等人發起,向匈牙利勞動人民黨中央寫了一份“作家備忘錄”,攻擊黨的文藝政策,抗議所謂“對知識分子采取行政手段”。在納吉一伙的煽動下,有五十九名作家、藝術家、記者在這份“備忘錄”上簽了名。當這份“作家備忘錄”受到匈牙利勞動人民黨中央的批評,部分作家撤回簽名時,納吉就氣勢洶洶地叫其他人頂住,不要撤回簽名。納吉就是這樣企圖首先從文藝界打開缺口,然后向黨發動全面進攻。
蘇共二十大后,裴多菲俱樂部里的反動文人更加活躍起來,他們多次舉行有關蘇共二十大的所謂辯論會。如“蘇共二十大與馬克思主義哲學”、“蘇共二十大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蘇共二十大與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等。他們打著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幌子,為赫魯曉夫拋出的修正主義路線尋找“理論根據”。在會上,他們大肆攻擊斯大林,丑化無產階級專政,充當赫魯曉夫在匈牙利的應聲蟲。他們對匈牙利的現存制度大為不滿,他們常常在街頭巷尾、咖啡店竊竊私語,傳播小道新聞,宣稱現在的黨和國家不行,不是改正一點兩點錯誤的問題,否則就是以“跛驢代跛馬來拉國車”,而是應該兩者皆廢,從根本上改變現有政權。
蘇修頭目赫魯曉夫事先沒有同匈牙利勞動人民黨打招呼,就在一次會議上,為一九四九年被匈牙利政府處決的前外交部長拉伊克恢復名譽。這件事一經傳出,裴多菲俱樂部立即行動起來。他們召開“前游擊隊戰士和青年作家座談會”,會上請拉伊克的老婆進行控訴。十月六日他們借悼念一八四八—— 一九四九年資產階級革命中被奧匈帝國絞死的匈牙利將軍的紀念日,組織了約有十五萬人參加的為拉伊克恢復名譽重新下葬的儀式。走在隊伍最前列的是拉伊克的老婆和納吉。裴多菲俱樂部里一些家伙還在墓前發表演說,惡毒攻擊無產階級專政。他們咒罵斯大林是“患虐待狂的罪犯”,高呼“結束斯大林的罪行”等反動口號。由裴多菲俱樂部一手策劃的這次活動,實際上是匈牙利十月反革命暴亂事件的前奏。
裴多菲俱樂部舉行的討論會和辯論會。是納吉集團撒布種種修正主義奇談怪論。鼓吹形形色色的反動思潮的政治活動之一。會議常常通宵達旦,人數多達數千人。為了擴大影響,通過他們所控制的報紙雜志,用很大篇幅報道俱樂部的活動和刊載辯論會的文章。當時流亡在國外的一個小農黨頭子說:“國內發生的事變引起我們極大地注意,我們詳細讀著裴多菲俱樂部的辯論稿和報紙上刊載的論文。......我們認為,納吉不久就會當權,這是對我們有利的。我們相信,如果納吉能控制這個國家,小農黨就有可能東山再起。”
俱樂部在鼓動推翻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并為納吉上臺搖旗吶喊最為猖狂的,要數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八日舉行的匈牙利“報紙和新聞報道”問題的辯論會了。參加這次會的有六千多人。會議從晚上一直開到翌日凌晨四時,主要的發言人是作家德利▪提博爾。這次所謂的辯論會,是事先精心策劃的,德利▪提博爾的發言在辯論前就在記者俱樂部向納吉集團骨干分子做過預演。德利在會上煽動群眾說:“批評家不要光攻擊表面現象,”攻擊的矛頭應指向“本質的疾病根源。”他又說:“攻擊的目標不應該僅僅是個人,而應該是他們所代表的理想”。他還公開叫嚷采取“行動”推翻無產階級專政。德利赤膊上陣,用十分露骨的反動語言表達了俱樂部里一伙反動文人復辟資本主義的強烈愿望。這次辯論的高潮時納吉的得力干將洛松奇上臺發表所謂“納吉事件”的反動演說。他說:“在納吉沒有機會為他的政策辯護的情況下,黨內無民主可言。”據說,當洛松奇提到納吉的名字時,全場起立,高呼“納吉回到中央來”。
(2)納吉大耍韜晦之計,再度出山 蘇共二十大的召開,使納吉喜出望外,赫魯曉夫在二十大所作的復辟資本主義的政治報告,給納吉以極大的“鼓舞”。他神氣活現地到處吹噓說,在他過去的工作中就已經體現了二十大的精神。一九五六年七月,赫魯曉夫揮舞指揮棒,要匈牙利黨為納吉恢復名譽。在匈牙利黨內頂著什么“委員”、“部長”稱號的修正主義分子,在二十大后也紛紛議論,說一九五五年七月中央撤銷納吉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定與二十大精神不符,開除納吉黨籍的決定“不利于黨的團結”。一些舞文弄墨的反動文人更是利用報章雜志為納吉翻案大造輿論,匈牙利作家協會黨組居然寫信給中央,限“在最近的將來召開中央全會”,解決領導危機。在國內外一片反革命叫囂中,匈牙利勞動人民黨屈服了: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三日,匈牙利一個部長會議副主席宣布,如納吉服從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執行黨的路線,同意一九五五年的決定,“可以考慮恢復他的黨籍”。
納吉感到時機已到,要再度出山了,就于一九五六年十月四日給黨中央送去一封長信。在信中,納吉一方面堅持說,前一時期對他的控告是“毫無根據的”,另一方面又裝得“陳辭懇切”,他寫道:“尊敬的同志們,在寫此信之際,我首先為我渴望黨的團結以及渴望在黨的隊伍和黨員同志們并肩工作的愿望所鼓舞”。接著,他重申三個“同意”,一個“承認”,即“同意黨的基本路線”,“同意民主集中制的列寧主義原則”,“原則上同意中央委員一九五五年七月的決議”和“準備承認確實存在的錯誤”。最后,賭咒發誓地說:“根據這一切,我覺得我是屬于黨的,我在黨內度過了近四十個年頭,我在黨內用手中掌握的武器,或通過我的工作、我的演講、我的文章,盡我所能為人民、為祖國、為社會主義事業努力奮斗。我請求中央重新審查我在黨內進行過的工作,恢復我的黨員的權利......。”
一九五六年十月十四日,納吉恢復了黨籍。翻案是為了復辟。納吉重新混入黨內以后,就更加猖狂地為篡黨奪權做準備。
(3)緊鑼密鼓 策劃叛亂 為了擴大反革命的影響,擴大反革命隊伍,納吉還指使裴多菲俱樂部的成員跳出文化界的圈子,到工廠農村去進行反革命宣傳和串聯。作家協會還作出決議,要作家們“個人或小組去訪問十五個大工廠”,要把納吉的復職問題“在工人當中披露”。在農村,他們糾集富農、憲兵以及其他一些犯罪分子開大會,洛松奇還親臨演說,高喊“政府的改革是完全必要的”,“納吉適于做領導工作”。在洛松奇之流的鼓動下,一些富農、憲兵跳上臺嘶叫,說什么現在的領導者不學無術,不懂領導工作,要求“舊人員回到領導的崗位上來”。在裴多菲俱樂部成員的煽動下,反革命氣焰越來越囂張,這批家伙恨不得馬上就舉行反革命暴亂。
在裴多菲俱樂部的呼風喚雨,推濤作浪下,匈牙利的政治空氣越來越毒化。政治謠言、反動口號滿天飛,反動思想到處泛濫,反革命的翻案風甚囂塵上。黨內走資派伙同社會上的復辟勢力,大造反革命輿論,把相當一部人的思想搞得昏頭轉向。納吉集團認為實行反革命政變的時機已經到來,就加緊策劃,秘密集會、秘密會談一個接著一個。他們象蝎子的觸角,伸向各個陰暗的角落,把過去的一些反動黨派頭目統統發動起來,重新拉起隊伍,按照納吉的指示,洛松奇曾去征求原社會民主黨頭子關于改組社會民主黨和參加未來多黨制政府的意見。在密談中,有一個社會民主黨的舊議員,還警告納吉不要采取“折衷政策”,要果斷地“推翻匈牙利人民共和國的合法制度和工農政權”。當問到他愿意當什么部長時,他說:“我很愿意當農業部部長。”為了在整個勞動青年聯盟的工作中貫徹納吉的政治綱領,這些家伙秘密商定由洛松奇擔任勞動青年聯盟主席。
經過這么一番準備之后,他們對駐布達佩斯的以色列記者公開揚言:“我們將以武力反對政府,如果事情弄到那種地步的話”。
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二日,裴多菲俱樂部擬定并隨后散發的號召反革命暴動的傳單,提出了“十點要求”:
1.鑒于匈牙利當前的局勢,俱樂部領導建議中央應在最近召開一次中央全會,納吉同志應參加全會的籌備工作。
2.黨和政府必須真誠地說明國家經濟情況,修訂第二個五年計劃。
3.黨和政府必須保障匈牙利社會主義民主,必須在工廠中實行自我管理和工人民主。
4.為了保證黨和國家指示的威信,我們建議納吉同志以及其他為社會主義民主和列寧主義原則而奮斗的同志,必須在黨和政府中占有重要位置。
5.建議把拉克西開除出黨。
6.提議把米哈列.花克斯案移交給公眾。
7.提議中央修改某些宗派主義的決議,首先是一九五五年三月、十二月以及一九五六年六月三十日關于裴多菲俱樂部的決議。
8.把最難處理的問題——外貿收支問題公諸于眾。
9.要在列寧主義原則和完全平等的條件下,鞏固與蘇聯的友誼。
10.要求勞動青年聯盟中央委員會十月二十三日會議,應根據上述這些決議,就匈牙利青年運動的民主化作出決定。
這十點要求是反革命叛亂的行動綱領,其中心口號,是要納吉上臺。在納吉操縱下的一小撮右派學生,也在同一天以布達佩斯學生的名義炮制了一份“十六點決議書”。決議要求“新政府必須在納吉.伊姆雷同志的領導下組成。斯大林時代所有犯罪的領導必須立即解職”。裴多菲俱樂部的“十點要求”也好,右派學生的“十六點決議”也好,中心都是一個,就是要納吉上臺,要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全面復辟資本主義。烏云密布,螞蟻就要出洞了。
(三)反革命暴亂
納吉集團蓄謀已久的反革命暴亂終于爆發了。
十月二十三日上午納吉集團的骨干分子在洛松奇▪格佐的住宅中舉行了秘密會議,擬定了納吉上臺后的施政綱領和組成所謂新政府的人員名單。納吉被內定為總理,陰謀集團的其他成員則分別任各部部長。洛松奇大放厥詞,說:“在國內,按照我們的計劃實行變革的時機已經成熟,政府應當實行根本改革。”“我們不但必須清除斯大林主義的共產黨員,而且也要清除那些靠近斯大林主義的非黨人士。”
(1)反革命暴亂開始 同日上午,在裴多菲俱樂部的策劃下,裴多菲軍事學院的教授和學生們舉行集會,擬定了一份反革命呼吁書,散發給各大學,鼓動他們立即上街游行。為了直接領導示威游行和發動武裝叛亂,納吉集團成立了幾個專門的秘密指揮中心。其中一個就是由納吉集團的骨干、布達佩斯警察局長科帕契▪山多爾控制的布達佩斯警察局;另一個就是由洛松奇掌握的專門在軍隊里搞顛覆活動的秘密中心。
不久,在反革命分子的煽動下,一些受蒙騙的青年學生和群眾絡續涌向裴多菲廣場和貝姆(一八四八年參加匈牙利革命的波蘭將軍)廣場,開始時只有五、六千人,到下午三點多鐘,就聚集了十萬多人。他們向裴多菲紀念碑獻花圈,搞“悼念”,以緬懷革命烈士為名,行反革命之實。一小撮混在群眾隊伍中自命為“自由戰士”的家伙,先是煽動性地朗讀裴多菲的詩句:“起來吧!匈牙利人!祖國在召喚!機不可失,失不再來!......我們永不再做奴隸”。接著,他們就打出“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的旗號,拋出了他們在裴多菲俱樂部炮制的所謂“十點要求”,蠱惑人心,蒙蔽群眾。他們狂叫“打倒紅五角星”,“不要使用‘同志’這個字眼”,“趕走共產黨人”,“讓納吉擔任政府首腦”,等等。一小撮暴徒放火毀了印有國徽的旗幟,并企圖推到斯大林塑像。反革命分子很懂得控制輿論工具的重要性。下午八時,一批人沖向廣播電臺大廈,要求廣播右派學生提出的“十六點決議”。這些反革命分子一沒真理,二沒群眾,他們制造事端,要煽動群眾,就只能靠造謠,靠欺騙。這時,他們造謠說,和政府商談廣播十六點要求的代表,有一人被槍殺在廣播大廈里面。這樣,許多不明真相的群眾就騷動起來,用石塊、木棍撞擊廣播大廈的大門,一些守衛者被打受傷,兩輛停在廣播大廈前面的汽車也被推翻燒毀,一名國家保安局的軍官被暴徒開槍打死。為了繼續煽動群眾,反革命分子又造謠說:“國家保安人員正在電臺周圍屠殺人民”。這樣,使一些正想離開現場的群眾又重新涌向廣播大廈。
與此同時,一批反革命暴徒向電話局發動了進攻。有一個反革命分子高喊:“扔一顆手榴彈,門馬上就會開。”有兩名戰士和一名警察被解除武裝,電話局的五名文職人員被趕了出來。電話局就這樣被四十名武裝暴徒占領了。
接著,一批暴徒又沖擊《自由人民報》大樓,他們利用石塊打破厚玻璃窗和玻璃門,約有三、四百人沖進大樓。其中有一群人跑到五樓把屋頂上的紅五角星摘了下來;另有一群人,沖進二樓的房間,把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著作,從窗口扔了出來,在廣場放火燒掉。他們還用搶逼迫工人,為他們印刷反動傳單。傳單上印有裴多菲俱樂部成員寫的反動詩句,如“每一個匈牙利人的義務是戰斗到最后一滴血;寧可英勇成仁,也不忍辱偷生”,等等。
很明顯,匪徒們襲擊廣播大廈,電話局和《自由人民報》大樓,完全是有預謀、有組織、有計劃的。他們襲擊指導全國輿論的廣播電臺和黨報報社,切斷電話聯系,目的是企圖使黨和政府無法及時把真相告訴全國人民。
深夜,一批全副武裝的暴徒按照預定計劃,襲擊并占領了陸軍軍械庫和陸軍電訊站,搶走了大批武器和彈藥。
(2)蘇修頭目指定納吉出任總理 反革命暴徒們在行兇作惡,革命同志在流血犧牲。就在這樣的關鍵時刻,二十四日清晨,赫魯曉夫派米高揚和蘇斯洛夫匆匆趕到布達佩斯。他們下了飛機就趕到黨中央領導人的辦公室,責怪他們夸大并歪曲了暴亂情形。隨后他們又登門拜訪納吉,商討行動方針。他們以太上皇自居,決定匈牙利勞動人民黨的第一書記和部長會議主席去蘇聯“隱居”,要匈牙利另選一人擔任第一書記,并指定納吉出任部長會議主席,以“穩定局勢”。蘇修的這些指示使納吉和一些反革命分子大大地舒了一脾氣。這樣,納吉就在一片反革命的喧囂中,在蘇修叛徒集團直接提攜下,從幕后跳到臺前,竊取了部長會議主席的職務。
二十四日,納吉要求發表廣播講話。當他拿起一份代他起草的廣播稿,看到稿子上一開頭寫有“叛逆的法西斯匪幫”等字眼時,如觸到了他的神經一樣,立刻跳起來,把稿子一仍,歇斯底里地叫嚷,我決不會做這種講演,即使丟掉性命也不干。然而,納吉上臺后,在公開場合,他仍然裝出一副正人君子的樣子,唱著“忠于社會主義事業”的高調,說他不過是要求改正工作中的錯誤和缺點。面對當時發生暴亂的緊張局勢,黨和國家領導機關作出決定,認為政府的首要任務是武裝工人,粉碎反革命勢力,并宣布戒嚴令。對這些要求納吉表面上沒有絲毫“猶豫”,滿口答應。實際上,他縱容和鼓勵暴亂,使事態繼續發展。
在反革命暴亂開始時,原陸軍上校馬勒特▪帕爾的叛變活動起著特別惡劣的作用。馬勒特▪帕爾出身于貴族家庭,是盧道維卡軍官學校畢業生,曾在霍爾蒂軍隊里任過職。解放后混入革命軍隊,成為國防部的一名上上校軍官。當他看到走資派納吉上了臺,反動勢力甚囂塵上,重又現出了他的原形。十月二十四日,馬勒特派了他的兒子馬勒特▪彼得去工業大學進行反革命串聯。當馬勒特▪彼得到達工業大學時,只見四十多個右派學生和教師正在傳送武器、彈藥。馬勒特.彼得上去招呼說:“我父親馬勒特上校想派兩名軍官到這兒來幫助你們......。”果然,不到幾個小時,有兩名軍官來到工業大學。幫助這批叛亂分子建立了指揮部。十月二十五日,馬勒特奉命帶領坦克兵去鎮壓科爾文街的吉利安兵營的反革命叛亂分子。五輛坦克開到了那里,但馬勒特不準坦克兵向匪徒射擊,而且命令他們爬出坦克,調轉槍口。這樣,匪徒一擁而上,嘶叫著法西斯口號,把坦克戰士團團圍住。而馬勒特本人則成了吉利安兵營的指揮官。馬勒特的無恥背叛,大大助長了反革命勢力的囂張氣焰。
納吉集團眼見暴徒四處得勢,好不高興。裴多菲俱樂部書記,在二十五日忘乎所以地發表了一通演說。他嘉獎了一批反革命打手,對他們在這幾天中的反革命瘋狂活動表示“致意”,他得意忘形地說:“我們已有了賢明的領導。......我們曾一起奮力為其雪冤的納吉,成了政府首腦。”“要相信以納吉為首的政府,他是會很快實現為忠誠愛國的匈牙利青年所珍貴的一切的。”納吉環顧四周,國內外的反動勢力都在為的上臺搖旗吶喊,于是也就放手地大干起他復辟資本主義的罪惡活動來了。
(3)解除人民武裝 納吉與一切反革命頭目一樣,上臺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解除工人的武裝”。二十五日,納吉下令解散人民武裝力量。當納吉宣布解散國家公安部隊的消息傳出以后,公安部隊廣大指戰員都感到震驚,激起了極大地憤慨。許多軍官和戰士要求組成代表團,去質問納吉。當代表團用電話與納吉聯系時,納吉的回答是:“我不接見你們,我沒有時間”。士兵們憤怒了,大家要求拿起武器去找納吉。這就迫使納吉答應接見,但明確規定不許攜帶武器。廣大公安戰士缺乏經驗,把復雜的階級斗爭看得太簡單了,他們沒有提放納吉的陰謀詭計。
公安部隊指戰員率代表團按約定時間到達了國會大廈。有個工作人員告訴他們,現在納吉還不能接見,叫他們到大廈對面的農業部客廳里去等候。代表團離兵營時,曾囑咐駐地指戰員,如果等到下午一點鐘不見他們回營房,說明已經出事,必須馬上趕來國會大廈進行營救。四面是一片可怕的寂靜,時間一個小時一個小時過去,但仍未見納吉出來接見,這時大家的心情都非常緊張。
突然門被打開,進來的是一群全服武裝的反革命分子。代表團感到氣氛不對,就派了一個士兵去向駐地營房打電話。不久,士兵回來說,沒有人接電話,不知道營房究竟出了什么事。這時,一個匪徒突然吼叫:“這些是公安隊員,收拾他們”!代表團成員立刻破窗而出、跳上汽車、開足馬力、飛馳駐地。當汽車接近營房時,只見一個個渾身流血的戰士正從營房中沖出來。同時發現站在門口的衛兵已不是自己的階級弟兄,而是陌生的荷槍實彈的匪徒。一切都明白了,他們的汽車來了個急轉彎。匪徒們發現了,馬上舉槍射擊。原來這是納吉為解散和消滅公安部隊所設下的反革命圈套。一方面,他佯裝要接見代表團,調虎離山,消滅指揮員;另一方面,又乘指揮員離開駐地,群龍無首之機,突然襲擊營房,屠殺廣大革命的公安戰士,以達到消滅人民武裝的罪惡目的。
當暴亂發生以后,匈牙利軍隊和警察部隊中的革命指戰員,曾積極做好準備,打算于十月二十八日清晨,粉碎設在科爾文街的反革命指揮總部。但行動開始前半小時,軍隊和警察的參謀部接到了納吉的電話,禁止進攻。納吉還威脅說,如果實行這一計劃,他就寧愿辭去他的部長會議主席的職務。反革命武裝是納吉的命根子,失去了它就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基礎,因此他不惜以甩烏紗帽來保護這股反革命勢力。又納吉這樣一把大黑傘的保護,反革命分子更加有恃無恐。從十月三十日到十一月一日,反革命活動達到了高潮,他們瘋狂地搗毀了布達佩斯市委大廈和各地區的區黨部。當暴徒們呲牙咧嘴地向他們的總指揮馬勒特▪帕爾報告他們行兇屠殺的“戰績”時,馬勒特稱贊說:“很好,很好,謝謝你們,你們是勇敢的小伙子!”為此,馬勒特得到了納吉的“嘉獎”,十一月二日被提為少將,十一月三日被任命為國防部長。納吉就是這樣不擇手段地解除革命武裝,瘋狂發展反革命勢力的。
(4)建立反革命武裝 納吉一手解散人民武裝力量,不準抵抗,一手建立反革命武裝。他釋放了一萬七千名政治犯和刑事犯罪分子,充任反革命武裝的鐵桿。他指揮霍爾蒂的舊軍官基勒伊▪貝洛成立了所謂“特警隊革命委員會”。貝洛原是霍爾蒂軍隊參謀總部的將軍,在一九四四年與箭十字黨國防部長文雷格菲共同從事特務工作,在一九五一年曾因間諜案被判死刑,以后被減為無期徒刑,由納吉特赦并復職。貝洛擔任了“特警隊革命委員會”的總頭目以后,就象瘋狗似的向革命人民猛撲過來。他把軍械庫的武器發給反革命暴徒。他叫嚷要“可靠地”霍爾蒂軍官們,最好是那些曾被判刑的人來指揮“國民警衛隊”。剛剛才被釋放的政治犯和刑事犯,他們還穿著囚衣就去登門拜訪基勒伊▪貝洛,貝洛和他們興高采烈地相互擁抱和親吻,叫他們脫下囚衣,換上警察制服,發給武器,參加“國民警衛隊”,并叫他們不要“閑蕩”。納吉集團的骨干、警察局長科帕契.山多爾供認:“不錯,他們是暴亂的隊伍,我們供應他們武器和彈藥,據我估計我們大約發了......二萬支槍,證件是由我或貝洛簽字的。”就這樣,納吉集團把這些法西斯恐怖分子、箭十字黨人、戰犯、盜匪和殺人犯統統武裝起來,成為一支屠殺匈牙利人民的反革命武裝隊伍,這也是把納吉抬上臺的物質力量,納吉則是這些社會渣滓的總代表。
(5)反革命政權復辟 “什么叫復辟?復辟就是國家政權落到舊制度的政治代表手里。”納吉充當匈牙利資產階級復辟勢力的總頭目,自然要把賊眼盯在國家政權這個印把子上。他憑借反革命武裝力量,瓦解各級政權機構,代之以由地主、資產階級和反革命分子操縱的所謂“革命委員會”、“民族委員會”、“工人委員會”等等,匈牙利工人階級的政權,就落到了納吉為代表的地主資產階級的手里。十月三十日,納吉宣布取消一黨制,一腳踢開國民議會、共和國主席團和政府,非法成立所謂“民族聯合政府”,自任部長會議主席兼外長。在五個國務部長中,共產黨員兩名,小農黨兩名,國家農民黨一名。管制分子、小農黨頭目、前匈牙利總統蒂爾迪▪佐爾坦充任農業部長。十一月二日,納吉又改組政府,把更多的反動勢力拉入中央政權機構。政權完全操縱在反革命分子手中。
納吉集團在瓦解和取消匈牙利中央政權機構以后,便著手篡奪地方政權。以哈德一比哈爾州的所謂“革命委員會”為例,它的委員中有一百十二名富農、六十七名前憲兵、四十四名前霍爾蒂軍官、三十九名牧師、二十七名被判過刑的罪犯、十三名前霍爾蒂軍隊中的士官、十三名前市鎮長和三名地主等。牛鬼蛇神統統上了臺,走資派納吉自然十分得意。他在十月二十八日的演說中宣布:“政府支持人民主動創立的新的自治的民主機構,并且將設法使它們成為國家管理機關的一部分。”十月三十日,納吉再一次聲稱:“人民政府承認由革命產生的自治的地方民主機構,依靠它們并要求它們給予政府以支持。”納吉吧反革命叛亂稱作為“革命”,把非法的反革命組織叫做什么“民主機構”,給予全力支持,這就不打自招都供認他是這次反革命叛亂的罪魁禍首。
(6)蘇修為虎作倀 正當匈牙利反革命勢力籠罩全國,革命事業危在旦夕之際,蘇聯叛徒集團卻顛倒黑白,聲稱“匈牙利人民支持新政府,擁護它的施政綱領,”胡說“納吉政府贏得了人民的支持”。米高揚和蘇斯洛夫到布達佩斯后,更是此口雌黃地把納吉集團的反革命叛亂說成是“共產黨人領導的”,還說“局勢已經穩定”。蘇修頭目眼中的所謂共產黨人,就是混進共產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打著共產黨的旗幟瘋狂搞資本主義復辟的走資派。赫魯曉夫就是匈牙利反革命叛亂的總后臺。十月三十一日,米高揚同納吉政府的國務部長蒂爾迪▪佐爾坦進行會晤。蒂爾迪要求匈牙利重新確立多黨制和準備進行自由選舉等要求。會談以后,蒂爾迪說:“我提出來所有的問題,他全部同意了。”蘇修叛徒集團對納吉反革命勢力采取的反動政策,這就更使納吉的腰板硬了起來,因此就大打出手,進一步露出了法西斯的豺狼本相。
(四)“還鄉團”的反攻倒算
(1)修正主義上臺,也就是資產階級上臺 反革命叛亂爆發后,納吉一伙一上臺,大批牛鬼蛇神紛紛出籠。有的從地下鉆出來,有的從國外跑回來,他們殺氣騰騰,露出了“還鄉團”的猙獰面目。
匈牙利人民的公敵、長期潛逃在葡萄牙的霍爾蒂,這時也發出了“要為匈牙利事業效勞”的叫囂,他并向艾森豪威爾發出呼吁,請求美國幫助匈牙利“維護人類的權利”。一個原霍爾蒂莊園里德忠實奴才,長期隱居在康勒斯鎮上,解放后裝出一副老實相。暴亂發生后,他突然活躍起來了,夢想霍爾蒂將會穿著深藍色海軍上將的軍裝,騎著最心愛的馬,威風凜凜地回到這個莊園來歡度他的晚年。當這個奴才的兒子和鎮上的憲兵、富農組織“革命委員會”的那個晚上,他從床上爬起來,把珍藏在箱子里的那套舊王朝的制服取出來穿了又穿,看了又看。他按捺不住心頭的狂喜,急忙把老婆從睡夢中推醒,吩咐她第二天一早就得把禮服休整熨平。匈牙利最大的地主埃斯臺爾哈齊伯爵,解放前擁有幾個縣的土地,解放后隱居在布達佩斯。這時也公然跳了出來,厚顏無恥地向人吹噓起自己的長遠復辟計劃。這個伯爵在向一些外國大使館打電話時竟得意忘形地說:“我是埃斯臺爾哈齊伯爵。我希望很快就能恢復我的權勢和收回我的財產,并且將參加政府的領導班子,有關匈牙利的問題,以后你們在必要的時候可以跟我聯系。”
納吉把這些舊制度的衛道士、遺老遺少統統搜羅起來,作為他的基干力量,充實“還鄉團”,氣勢洶洶地向匈牙利人民反攻倒算來了。
(2)所謂“復職委員會” 納吉集團為了抓槍桿子,就大力起用前霍爾蒂軍隊的反動軍官。十一月一日,根據基臘伊▪貝洛的命令成立了所謂“復職委員會”,公開招募霍爾蒂分子歸隊。反革命號令一出,那些反動軍官蜂擁而來。不幾天,申請復職的就超過了五百人,其中三百人還親筆寫了申請書。在申請書上,他們無恥地吹噓自己過去“服務的功績”。一時間,霍爾蒂軍官、戰犯、叛國犯、憲兵、特務這些臭不可聞的名稱似乎也香了起來,有些家伙拼命要給自己多戴幾項這種帽子,以便向“還鄉團”頭子邀功求賞。例如,一個以前的小農黨指導委員會的代表、反動將領要求恢復職務,他的申請得到了批準,成為了國防部的軍官,工資也予以補發。另一個長期深居簡出的反動將領也出來申請復職,結果成為陸軍組織和動員部門的總指揮。不僅如此,他們為了預防原匈牙利人民共和國武裝部隊指戰員的有組織的抵抗,在國防部下又設立了一個“革命軍人委員會”,專門負責指揮清洗陸軍參謀總部中“不可靠”的軍官,進一步瓦解原來的武裝部隊。這樣,前霍爾蒂軍官和法西斯分子,有的恢復了舊職,有的被提升,有的被任命新職。這些人和反革命的頭子們,都被編到新成立的反革命軍隊的“革命委員會”中去。這支反革命武裝,也就是短命的納吉反動政權賴以生存的支柱。
(3)反動黨派象蝗蟲一樣鉆了出來 在反革命叛亂囂張時期,匈牙利國內形形色色的反動黨派組織,猶如黃霉天的毒蕈一般,紛紛冒了出來。一下子越有七十個黨派宣告恢復或建立。如什么法西斯箭十字黨、匈牙利政治犯戰斗聯盟、小農黨、社會民主黨、裴多菲黨(前全國農民黨)、匈牙利獨立黨(法西斯弗佛爾黨的繼承者)、匈牙利自由黨、基督教民主黨、基督教匈牙利黨、資產階級民主黨、匈牙利民主同盟、匈牙利革命青年黨等等;另外還有以政黨姿態出現的什么“革命委員會”、“民族委員會”和“工人委員會”。
這些五花八門的反動組織,其成員多半是舊社會的渣滓,剝削階級的代表人物。當納吉舉起“杏黃旗”后,他們一不改名稱,二不改綱領,公然打著舊旗號卷土重來。如法西斯箭十字黨是早就被取締了的法西斯反動組織,這時也死灰復燃。“匈牙利政治犯戰斗聯盟”,這是由納吉釋放出來的反革命囚犯組織起來的,代表是清一色的前箭十字黨人和戰犯。幾乎所有這些黨派的綱領上,都要求恢復私有制。“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則又被提了出來。社會民主黨領袖之一帕斯托爾▪約瑟夫在十一月二日的《薩伯爾齊——沙特馬爾人民報》上聲明說,“社會民主黨不僅是‘小’人物的黨,而且也是所有接受它的綱領的人的黨。它主張私有制。”匈牙利獨立黨在致部長會議的聲明中說,“由于外界原因,我們沒有能夠實現一九四七年競選時我們所宣布的綱領,現在又使我們有可能不僅是繼續而且是實現我們戰斗的黨那時所遭到破壞的綱領。”它的綱領公然提出“私有制不可侵犯”,“實現純粹的、不朽的匈牙利資產階級民主”,等等。并叫嚷說,“一當我們勝利,我們立即把它付諸實現”。
代表富農利益的小農黨,在一九四四年法西斯敗局已定的情況下,它不得不和共產黨建立過關系。一九四五年夏天,幾乎所有舊制度的衛士、地主、銀行家、投機分子、房產業主、霍爾蒂時代的政客和軍官,都麇集到小農黨里來,所有的教會都支持它,帝國主義者也很快地同這個黨建立了聯系。一九四五年選舉中,小農黨曾一度得勢,其頭目納吉▪費倫茨當了總理,并取得了半數的部長職位。他們一上臺,就在農村和城市實現瘋狂的反攻倒算,并勾結帝國主義,妄圖切斷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顛覆統一戰線的人民政權。他們的罪惡陰謀被揭露后,一九四七年被趕下了臺。在這次反革命叛亂中,這批家伙又重新拉起隊伍,在十月三十一日公布的通告中猖狂地提出:他們的黨“主張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和絕對的私有制”,他們是“個體經濟的絕對擁護者”。納吉還兩次撥款六十萬福林給小農黨,作為活動經費,同意小農黨占有在塞麥維什街的匈蘇友好協會的會址和在那里的一切家具雜物。
(4)反動宗教的頭子眀曾蒂重上政治舞臺 早在一九一九年匈牙利革命時,眀曾蒂就以反動著稱。一九四五年九月被羅馬教皇任命為匈牙利大主教,不久,又授予紅衣主教的頭銜。在眀曾蒂控制下的匈牙利天主教會,擁有約六十萬傾的耕地和深林。一九四五年匈牙利解放后,眀曾蒂一直造謠誹謗、煽動教徒起來反對民主制度和土地改革。眀曾蒂充任美國間諜,密謀叛國案被揭露后,一九四九年二月,被判處無期徒刑。后因健康原因,申請保外就醫,被長期管制在菲爾金佩特尼堡。這樣一個代表極端反動勢力的頭面人物,納吉也為他翻了案,平了反。納吉在釋放眀曾蒂的翻案書上親自簽了字,該文件說:“匈牙利國民政府宣布,一九四九年對紅衣主教兼總主教眀曾蒂▪約瑟夫提出的控訴并無合法根據,前政府對他的控告也并無理由。根據上述理由,匈牙利國民政府宣布取消褫奪紅衣主教眀曾蒂權利的法令,因而紅衣主教可以享有公民權和圣職權,而不受任何限制。”在釋放當天,眀曾蒂對向他表示“祝賀”的人說:“我的兒子,我將繼續做我八年前被迫放棄的事業了!”反動氣焰十分囂張。十月三十一日,紅衣主教眀曾蒂得意洋洋地回到了布達佩斯。“解放”眀曾蒂的方式也是別出心裁的。那天,納吉政府專門派了一個副團長,擔任護送眀曾蒂的工作。前面是重炮車、裝甲車開道,后邊是一輛軍用載重汽車、兩輛裝甲汽車護送。眀曾蒂坐在“勝利牌”汽車里,左右是一個神甫和負責護送的那位團長。眀曾蒂神氣活現地回到布達佩斯烏里大街的城堡,城堡頂上立刻升起紅衣主教的藍白兩色旗幟。這個身穿紫袈裟,習慣于伸手給教徒親吻的卑污老頭子,長著一副兇相。這時他故意拉長了聲音說道:“謝天謝地,我的身體很健康。”接著,又說:“凡是好人在當時都坐過監獄”,為自己開脫罪責。十一月二日,眀曾蒂第一次舉行記者招待會,他說:“我們要求西方,特別是幾個大國,在政治方面給我們以支持,并給我們以物質上的幫助。”一時間,納吉政府的國防部長馬勒特、“外國客人”、剛從監獄里釋放出來的反革命分子、成群結隊的“教徒”,這些舊制度的擁護者像蛆蟲一樣向眀曾蒂的住所爬去,好不熱鬧。他們有的去采訪,有的去訴苦,有的去與眀曾蒂討論“未來的政治主張”。眀曾蒂成為這些反動家伙的魁首,而這些反動家伙也正醞釀著推舉眀曾蒂為“黨外的政治領導人”。十一月一日“自由歐洲”電臺廣播了美國政府新聞局局長的聲明,指名道姓要眀曾蒂充任“匈牙利政府首腦”,認為他是“最恰當的人選”。西德《明鏡》周刊也幫腔說:“雖然不能把眀曾蒂說出是起義的首領,但是卻絕對可以把他說成是新政權的旗幟。”十一月三日,眀曾蒂發表廣播演說,神氣活現地說:“我,紅衣主教眀曾蒂在講話,通過麥克風親自講話。你們聽我說,我電話不是錄音。”接著他瘋狂地把人民民主制度污蔑為“破了產的制度”,叫嚷“新制度將要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礎上”。他兇相畢露地聲稱,一切“有過失的人”都應當由“各方面”來追究他們的法律責任。正是由于黨內出現納吉這樣的走資派,社會上的牛鬼蛇神才敢于如此露骨地跳出來反攻倒算。
(5)“還鄉團”的血腥暴行 在納吉鼓動下,反動黨團、地主、資本家、憲兵、特務、反動教會頭子一起跑了出來,這些殘渣余孽,無論是從國內陰暗角落里鉆出來的,或是從國外跑回來的,或是從監獄里釋放出來的,他們對人民民主制度,對人民革命事業都“以十倍的努力、瘋狂的熱情、百倍的仇恨投入戰斗”,把復辟的希望變為復辟的行動。一個富農叫嚷:“窮人當政的時代已經過去了。舊的秩序要恢復回來!”一個反動作家嚎叫:“寧愿要二十次法西斯主義,也不愿意要一次布爾什維克主義!”有個反動家伙甚至鼓噪:“如果匈牙利人民的絕大多數要求法西斯主義,那末就應該來搞法西斯主義。”這些暴徒一拿到武器,就像發了瘋似地向革命人民猛撲過來,到處行兇殺人。從十月二十三日叛亂開始,每天都有流血事件。十月三十日,他們用大炮和機關槍轟擊了布達佩斯市委大樓。市委書記打著白旗從大樓走出來,以便就停戰問題舉行談判,當即遭到槍殺;一名匈牙利陸軍上校被挖了心,一名上校和一名士兵被當場擊斃。黨校教師以及市委其他許多保衛人員和工作人員被槍殺;一名炮兵上校的上身和臉部被澆上了煤油,然后倒吊起來活活燒死。暴徒為了更加有組織地、大規模地向革命人民反撲,還在全國各地組織了各種“討伐隊”,成立了“復仇局”。反革命分子精心策劃了屠殺革命人民的罪惡計劃。他們的計劃分兩部分:首先逮捕和殺害國家高級政權機關的領導人,爾后是逮捕和殺害地方黨政各個部門如州、市、區、村機關、機構和企業的領導人。他們對國家保安人員特別仇恨,因為保安人員是代表匈牙利人民直接對這些匪徒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他們事先編好了“死囚名單”和要逮捕的“黑名單”。他們還在預定襲擊的住宅和宿舍的門上用石灰劃了“十字”,作為行動標志。
一次,一伙匪徒沖上某一旅館的五樓,找到了一位國家保安隊員的房子。他們先是毒打保安隊員,接著割掉了耳朵,剪掉了鼻子,然后又開槍打了一梭子子彈。這位保安隊員的妻子也被打死,連六歲的小女孩也被槍殺了。
這些嗜血成性的匪徒,不但有計劃地屠殺革命的共產黨員、進步人士和公安人員,就是一些無辜居民也難幸免。在伊扎貝爾街和拉斯洛街交叉口,一群法西斯匪徒喪心病狂地向正在排隊購買面包的婦女們進行射擊。一名穿翻毛皮鞋的無辜百姓,被認為是保安人員,也被槍殺。自十月二十三日至十一月三日,大約有兩千五百人慘遭殺害,三千人被監禁,還有一萬多人被列入準備槍殺的名單中。共產黨員的尸體被倒掛在電線桿上,拖在汽車后面,兒童的尸體被切成碎片陳列在櫥窗里,有的被害者被剖腹挖心,血腥暴行,令人發指。
(6)吸血鬼的反攻倒算 反革命勢力在政治上掌握了權利,接著就在經濟上大搞反攻倒算,進行復辟。地主要收回土地,資本家要收回工廠,“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則到處被應用起來。如圣彼得村的小農黨成立支部后,就公開提出,“十年以前的財產關系必須恢復”。在許多村莊里,以前的地主都出現了,他們要收回土改時被分掉的土地。一個過去擁有五百霍爾德土地的地主,十月二十五日寫了一封信給一位貧苦農民,要這個農民立即還他一七七一平方公尺面積的土地,并在八天之內付清一九五六年的地租,而且揚言“保留征收過去幾年地租的權利,必要時,還會起訴。”一個地主聲言要雇十個傭仆,外加一個專門為他洗碟子的。一個富農操縱的“革命委員會”通過了一項決議,要農業合作社賠償富農的損失。有一個富農收回了合作社的中心建筑,還要合作社補付一大筆租金。一些富農公開提出要解散集體農莊。一個家伙十分囂張地對貧苦農民說,你們“不要擔心,我和我的朋友們將需要你們給我們當雇工”。匈牙利“全國房主協會”是解放前專門剝奪勞動人民住房權利的資本家組織。在十月反革命暴亂的日子里,它也復活了。一些工業資本家也紛紛出籠,揚言要收回原來的工廠。一個特別螺絲帽廠原來的老板回到廠里,組織小農黨,成立所謂“工人委員會”,自命是“工人委員會”的主席。資本家們狂吠要“根據匈牙利的生活方式改組經濟”,把社會主義經濟拉回到資本主義體系中去”。
暴亂期間,反革命分子還到處搞打、砸、搶,煽動罷工,嚴重地破壞了生產。據統計,在十幾天的反革命暴亂中,近二萬所住宅被破壞,許多公共建筑物被毀壞。由反革命暴亂所造成的直接和間接的經濟損失達二百二十億福林,約占匈牙利全年國民收入的四分之一。匈牙利的國民經濟受到嚴重破壞。
“幾個星期的騷亂,給予經濟方面的損失,需要長時間才能恢復。”
(7)國際帝國主義的插手 復辟資本主義的共同利益使國際帝國主義和納吉集團緊緊地聯系在一起。國際帝國主義對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東歐人民是極端仇視的。早在一九四九年,美國和西德政府就策劃釋放了一個納粹戰犯,由他出面搜羅逃亡在西德、奧地利的一些東歐國家的政客、反動軍官、貴族、地主、資本家,把這些復辟丑類聚攏在一起,安置在西德南部的“難民營”里,發給他們美元和服裝,供給武器,進行軍事訓練。他們按不同國籍,成立不同的民族委員會,在此基礎上又成立了“爭取自由歐洲委員會”。它以從事特務活動,顛覆東歐人民民主政權為己任,由美國中央情報局頭目艾倫▪杜勒斯擔任主席,總部設在慕尼黑。一九五六年匈牙利事件發生前夕,這個委員會把一批受過訓練,攜帶金錢、收發報機及爆破器材的特務,空投到匈牙利境內。
“爭取自由歐洲委員會”還在慕尼黑設立“自由歐洲”電臺。這個電臺每天用匈語廣播十四次,并經常放出氣球,散發反動傳單,一九五六年二月八日到七月二十二日就有二百九十三個氣球飛入匈牙利領空。
一九五六年九月,美國眾議院專門設立了一個東南歐國家事務委員會。該委員會在九月十日和十一日舉行的會議上,專門討論了所謂“關于解放匈牙利的前景問題”。委員會聽取了匈牙利流亡分子領導人——流亡分子“民族委員會”主席瓦爾加▪貝洛和前總理納吉▪費倫茨的報告,并通過了一項相應的決議,呼吁要努力使匈牙利流亡分子組織的活動與美國的有關機構協調一致起來。其任務就是策劃匈牙利暴動。
匈牙利流亡分子擬定了反革命政治綱領,其基本內容是:恢復一九四五年以前的私人土地所有制,廢除工業國有化,把財產歸還給過去的廠主,邀請美國軍事顧問和民政顧問來匈牙利;在國家經濟生活中廣泛吸收外國資本;利用由美國軍事顧問監督使用的美國經濟援助;匈牙利參加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在匈牙利領土上建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空軍基地等。
據《柏林日報》透露,駐西德的美軍代表杰克遜少校向匈牙利流亡分子組織的軍事領導機關保證說,他將竭盡所能地立即提供必要的物質援助,其中包括提供運輸人員和武器的載重汽車、飛機。前霍爾蒂軍隊的將領說,早就訓練好一個由一萬一千人組成的遠征軍團,隨時準備去執行暴亂人物。據透露,美國政府在十月四日就已經知道有關暴亂的計劃。英國《每日郵報》記者在暴亂開始兩天后,即十月二十五日供認:“為本星期暴發的動亂進行了整整一年準備工作的那些自由的人們,近幾天同我們一起吃過飯。”
反革命暴亂發生后,“自由歐洲”電臺成了國外的指揮機關。電臺每晚十一點鐘向匈牙利境內反革命總部科爾文街廣播,反革命分子在夜間一點鐘向“自由歐洲”電臺匯報。電臺不斷地進行煽動廣播,說“誰有武器,誰就有政權。......就全國范圍來講,內政部和國防部就是武器。內政部擁有國內保安機關,而國防部擁有軍事實力。”“自由戰士們,不要把你們的步槍掛在墻上,不要給布達佩斯政府一塊煤或一滴石油。一直到你們掌管國家的內務和國防為止。”“自由歐洲”電臺怎么指揮,納吉集團就怎么去做,納吉通過幾次改組政府,果然把內政部和國防部這些要害機關,統統都控制在自己手中了。
暴亂發生以后,帝國主義國家不斷地從奧匈邊境把受過訓練的匪徒運送到匈牙利境內。有的從美國來,有的從加拿大來,有的從西德來。納吉▪費倫茨在十月三十日來到維也納,然后從那里去匈牙利國境。有一個家伙,在離開奧地利進入匈牙利國境前,還躊躇滿志地寫下了反動詩句:“再見了,奧地利!在這里,我度過了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但是,現在我們要去匈牙利參加反共產黨、反蘇維埃的戰斗了。”帝國主義者還打著紅十字會的旗號,用卡車、飛機運送了大量武器。十月二十五日這一天里,就有四十輛標有紅十字會標志的小汽車、載重卡車把武器和食品運到匈牙利境內。
帝國主義者大力援助匈牙利國內的反革命勢力,國內反革命勢力也死心塌地地投靠帝國主義。納吉及其同謀者在糾集國內反革命勢力的同時,與國際帝國主義的各個集團、機構和人物建立了廣泛的聯系和合作。陰謀集團成員之一的卡爾多什▪拉斯洛曾同英國駐布達佩斯公使館秘書科普勾搭。在科普的幫助下,把納吉所寫的叛國政治材料秘密運到西方。通過馬勒特▪帕爾,他們同英國武官考萊保持聯系,考萊直接為叛亂分子出謀劃策。美國駐布達佩斯公使館官員奎德還親臨叛亂分子的軍營,聽取反革命分子的報告,允諾予以支持,并到鬧事的廣場散步謠言,煽動反革命情緒。洛松奇▪格佐同西德的代表進行了談判,西德資本家保證給反革命叛亂分子以支持。帝國主義的報刊和電臺還直接為納吉撐腰,說什么“如果匈牙利脫離社會主義陣營的事情,由一群帶著共產黨稱號的人來搞的話,會更有利于西方國家”。華盛頓還通過美國駐匈代辦向納吉面授機宜,要他在站穩腳跟以前,對西方要稍稍保持一種“含蓄的態度”。暴亂開始才幾個小時,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就接見了在美國的“匈牙利人聯盟”的代表,表示“全力支持這個斗爭”。反革命分子沖擊布達佩斯大廈不到二十四小時,艾森豪威爾又立即發表電視演說,胡說“......在今天看來,一個新的匈牙利可以從這次斗爭中誕生了,我們衷心地希望這個匈牙利將是完全獨立自由的國家。”
暴亂一周后,納吉自認為陰謀已經得逞,為了能穩坐兒皇帝的寶座,就進一步公開投靠國際帝國主義反動勢力,成了匈牙利頭號賣國賊。十一月一日,納吉寫信給聯合國秘書長,公開宣布匈牙利中立,要求立即把匈牙利的中立和四大國保證這種中立問題列入即將舉行的聯合國大會的議程,且望當時為美國控制的聯合國來插手匈牙利事務。宣布匈牙利中立時,合眾社從華盛頓向全世界發布消息說:“艾森豪威爾總統今天提出供給匈牙利價值兩千萬美元的食物和救濟物資......。”
至此,納吉集團也就狠狠地戲弄與羞辱了為納吉的行為提供了“理論根據”,為納吉的行為提供了”歷史背景”,為納吉的行為感到自己是“無比英明”與“社會主義老大”的蘇修叛徒集團!在全世界面前給了赫魯曉夫一記響亮的大耳光!真是作繭自縛!歷史是多么地相似:修正主義走資派頭子自己的得意門犬,最終是要向往帝國主義的物質金山與普世功名,最終是要回過頭來撕咬對自己“恩重如山”的“祖師”的!而且是用從自己“祖師”那里學來的“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來置“祖師”以死地!此時此刻,“祖師”也就自然要“殺犬自保”了。
納吉集團里通外國策動反革命叛亂,清楚地表明:社會主義國家里的一切黨內走資派搞復辟資本主義的勾當,除國內階級根源以外,總是有著深刻的國際背景的。“匈牙利事件所表現的那種范圍相當寬廣的對抗行為,是因為有內外反革命因素在起作用的緣故。”
(五)右派政變是短命的
反革命分子猖獗之時,正是他們滅亡之日。納吉反革命集團以為有了蘇修叛徒集團和國際帝國主義勢力的撐腰,網絡牛鬼蛇神,依靠血腥鎮壓,就可以重新騎在匈牙利人民頭上作威作福,地主、資本家就此可以恢復失去的天堂,享受他們從前過慣的那種腐朽生活。但是匈牙利人民是不會容忍反革命政變的,許多忠于人民政權的工人、農民和士兵自始至終堅持同反革命分子作英勇斗爭。許多因受騙而誤入歧途的人在反革命分子的血腥恐怖越來越加強之后,也就逐漸看清了這些人民公敵的兇惡面目,紛紛退出了暴亂,他們之中很多人后來參加了保衛工廠、農莊,防止反革命分子打、砸、搶的斗爭。
(1)匈牙利人民奮起反抗 納吉策動反革命叛亂是不得人心的。他們的反革命復辟活動一開始就遭到匈牙利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堅決反對。具有光榮傳統的匈牙利老游擊隊員站在斗爭的前列。一位在一九一九年曾保衛過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的紅軍戰士、反法西斯戰爭時的老游擊隊員唐蓋吉,在暴亂發生時,他是第一個拿起武器保衛祖國的戰士;在叛亂平定后,匈牙利重建游擊隊時,他是第一軍團的戰士。另一位老游擊隊員,就在十月二十三日晚上,帶了他十六歲的兒子,一起去保衛區黨委,父子兩人一直堅持戰斗了幾個星期,后來又一起參加了工人自衛隊。還有一位是一九四二年的游擊隊員柳沙奇,在二十四日早上,帶著自己的兒子加入游擊隊,馬上參加內務部的保衛戰,兒子不幸在戰斗中壯烈犧牲,但他說,我雖失去了心愛的兒子,但對于人民的事業卻帶來了好處。二十四日,正當反革命暴徒橫行一時,白色恐怖籠罩整個布達佩斯之際,一百多名“游擊隊協會”的成員,有的帶病從醫院里出來,有的拄著手杖從家中趕來,紛紛要求拿起武器加入戰斗行列。“協會”馬上組織了作戰隊伍,與叛亂分子進行了英勇的搏斗。
工人階級是反復辟斗爭的主力軍。十月二十四日晚上,布達佩斯機車工廠的工人們,為了保衛革命成果,與反革命分子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斗爭。當一伙武裝匪徒,撬開工廠大門闖進工廠時,二百多個工人從敵人手里奪過了搶,武裝了自己,保衛了工廠,許多工廠的工人同志們都為保衛國家財產而浴血奮戰。
紅色布達佩斯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社員,在反革命暴亂發生后,馬上組織了保衛隊,一百多個社員輪流守衛,擊退了反革命分子的多次挑釁,保衛了合作社的財產。者充分說明,廣大社員是農村社會主義的根子,是工農政權的保衛者。
在坡依村附近有一個兵營,十月二十七日遭到匪徒的襲擊,兵營的指戰員們,沉著迎戰,終于打退了這幫匪徒。接著,指戰員們和這個村的共產黨員一起,粉碎了那里的反革命的叛亂,保衛了坡依村的人民政權。
納吉反革命集團的法西斯暴行,激起了全世界革命人民與進步輿論的極大義憤,他們紛紛發表聲明,強烈譴責納吉集團的罪惡行徑。中國人民堅決站在匈牙利人民一邊,十一月初《人民日報》連續發表社論,揭露納吉集團的反革命復辟活動,支持匈牙利人民的正義斗爭。在革命與反革命生死搏斗的緊要關頭,中國共產黨和其它馬列主義政黨一起,同蘇修的投降主義政策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斗爭,制止赫魯曉夫集團對匈牙利人民的種種叛賣活動,并采取必要措施!
在此條件下,再加上納吉要求“多黨制”、主張“私有制”、脫離“社會主義陣營”、投向“西方”懷抱,由此而給蘇修集團帶來的被“忘恩負義”、“恩將仇報”、“始亂終棄”般的“奇恥大辱”,蘇聯派出的“維持秩序”的武裝力量,在暴亂發生后的十一月四日才向布達佩斯進發。
(2)反動派的覆滅下場 納吉集團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反對社會主義制度,手上沒有真理,身邊沒有群眾,孤立得很。他們上臺意味著千百萬革命人民的人頭落地,因此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革命人民是不能容忍的。他們代表社會上腐朽沒落的反動階級,反共反人民不得人心。一切反革命政變都是短命的,復辟必然覆滅。納吉集團同一切反動派一樣,,他們的本質是十分虛弱的,當匈牙利人民團結一致奮起斗爭時,他們馬上就陷入了人民的包圍之中,逃脫不了人民的懲罰。否則,如果納吉真的代表匈牙利最廣大人民的利益,就算蘇聯的武裝力量也是不會起什么作用的;如果納吉的私有制制度真的代表了當時的匈牙利人民的選擇,相信西方勢力也會向匈牙利派出“維持秩序”的武裝力量的。
十一月三日,紅衣主教眀曾蒂慌慌張張跑到納吉的辦公室,請求納吉保護他的安全。納吉此時已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但還為眀曾蒂著想,指示他逃到美國大使館去避難。隨即,納吉本人帶著他的親信如洛松奇等二十余人也鉆進外國使館去避難了,十一月二十二日被捕。一九五七年二月納吉被永遠開除出黨,一九五八年六月十六日,匈牙利最高法院判處納吉死刑。處以絞刑。納吉及其同伙成了不齒于人類的狗屎堆。
然而,納吉不愧為剝削階級的政治精英,不同于一般的文化流氓、打手混混,他自知死罪難逃,臨死之際,既不能失去自己的“政治威嚴”,同時也要提醒自己的“階級兄弟”將來為其“報仇雪恨”。于是就留下了這樣的“政治遺言”:“在這個由熱情和仇恨構成的訴訟中,我必須為我的思想而犧牲我的生命。我愿意奉獻它……我相信,歷史將宣判殺害我的劊子手。”
在上世紀的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由赫魯曉夫開始的社會主義政權的修正主義路線,國際共產主義事業終于量變到質變地在全世界遭受了重大的挫折!一九八九年七月,納吉集團的判決被取消,納吉被重新安葬;一九九一年十二月,戈爾巴喬夫——“新思維”的倡導者,指責蘇聯當年在匈牙利的武裝行為是“可恥的入侵”,而就在當月的二十五日,這位“主持正義”的“西方寵兒”,就被他“大力贊賞和提攜”的葉利欽,如同任何的修正主義“祖師”與“門徒”一樣,被葉利欽這支同樣“忘恩負義”、“恩將仇報”的“門犬”,另求西方“新歡”地將其“拋棄”了。
目前,匈牙利象許許多多的國家一樣,正在遭受著財務危機的困擾和嚴重的自然生態災難!到底誰真正的是全人類的劊子手?相信歷史最終將會給予準確而公正的宣判!
(六)歷史是一面鏡子
“陳舊的東西總是力圖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復和鞏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出現的修正主義者,他們為了“規定自己的綱領就不得不回到自己的前輩人物那里去”。匈牙利反革命叛亂事件已經過去半個世紀,但在這半個世紀的歷史河流中,我們還得以見證了東歐劇變以及各種各樣的“顏色革命”。當年蘇聯的武裝力量已經再也不能起到任何作用!是時代變了嗎?是傳統的武裝干預不再是主導力量了嗎?有的同志說:是。其實不然也!大家請看:在科索沃,在伊拉克,在阿富汗,......投向中國駐南使館的導彈,撞落我飛機并侵入我領空的偵察機,在我國黃海家門口窮兵黷武的堅船利炮,怎么能說武裝行為不是主導力量了呢?不但是,而且那才是真正的、最終決定一切一切的主導力量之一!只是修正主義者們的徹底地失去民心,才使得它不再是正義之劍;只是修正主義者的卑顏奴性才使它不再是主導力量;只是與毛澤東時代相比,角色發生了互換而已。
所以,主要矛盾仍是修正主義!歷史已經證明,別說是帝國主義了,就是帝國主義的走狗奴才,也是要把修正主義的”祖師爺們”撕咬得“片甲不留”的。修正主義最終的結局,或是被其“門徒”伙同其帝國主義主子利用欺騙和煽動人民來推翻之;或是自己被迫無奈而完全投靠帝國主義但最后仍逃不出“宋江”那“御酒賜死”的可悲下場。至于那種祈望能有一種游離于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外并能做到國泰民安的所謂“成功經驗”無疑是自我暗示的癡人說夢!
所以,修正主義者是最無恥、最卑鄙而同時又是最弱智的一群酒囊飯袋式的“小聰明人”。然而他們對于國家和民族的危害卻是無法估量的!他們是一切災難的總禍根!所以,為了國家安危和民族大義,希望修正主義者,能夠以一個炎黃子孫應有責任和義務,盡早放棄修正主義路線;而所有的革命同志也應以民族大義為重,只反修正主義路線!以歷史為鑒!不知者不怪!只有如此,不僅挽救國家民族于安危,也最終是有利于自己的啊!
叢水陽
2010年11月15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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