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仰：索爾仁尼琴——左右開弓

    俄羅斯著名作家索爾仁尼琴的長篇巨著《紅輪》在中國出版了。我不知道這本書、這一中國出版界的動作會有多大影響，但是，索爾仁尼琴這個人很有影響，這是肯定的。《紅輪》號稱史上篇幅最大的小說，據(jù)說索爾仁尼琴花了70年時間，因而有人將它稱為索氏一生的心血。這部小說漢語翻譯版本將近一千萬字，目前出版的第一卷，共三部，也有百萬字左右。我還沒時間閱讀這一長篇巨制，只能根據(jù)對索爾仁尼琴生平的了解，說一點簡單的看法。
    索爾仁尼琴成名于蘇聯(lián)赫魯曉夫時期，西元1970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后來被蘇聯(lián)驅(qū)逐，作品也在蘇聯(lián)被禁。此后，索爾仁尼琴長期居住于美國。雖然我一直不太喜歡用“左派”、“右派”的概念來說事，但是，西方的思想理論很容易造成這樣的劃分，因此，本文借用一下“左派”、“右派”的概念，只是為了解讀索爾仁尼琴的方便。可以說，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索爾仁尼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前后，他在全世界聲譽卓著，如日中天，那時候，索爾仁尼琴是右派的旗幟和標桿。因為，索爾仁尼琴通過對蘇聯(lián)勞改營的描述，狠狠地打了全世界左派的一個耳光。索爾仁尼琴的勞改營文學，為自己樹立了反抗暴政、追求自由的形象，被譽為顯示了一個知識分子的道德和良知。資本主義世界給予索爾仁尼琴很高的榮譽，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因此，在相當長的時期內(nèi)，一些評論家，尤其是左派人士，把索爾仁尼琴認定為西方政治的產(chǎn)物，以否定他的價值。對此，右派人士雖然也肯定索爾仁尼琴的文學價值，但是，同樣不否認他的政治色彩。西元2008年，90歲的索爾仁尼琴在俄羅斯逝世，一些右派的評論，依然沒有脫開政治，例如將索氏冠以“永遠的持不同政見者”等等。對此，我認為不必把文學和政治截然分開，應該淡化關于“純文學”的主張。有一些觀點經(jīng)常強調(diào)文學就是文學，藝術就是藝術，真正的文學藝術關注普遍人性，因而與政治無關。事實上，任何文學藝術，只要關心普遍人性，就必然與政治有關，最多只是與現(xiàn)實政治“無關”，本質(zhì)上是作者理想中的政治。正如索爾仁尼琴自己所說：“對一個國家來說，有一個偉大的作家就等于有了另外一個政府。”上個世紀80年代末俄羅斯的一次民意調(diào)查顯示，48%的俄羅斯人認為，索爾仁尼琴應該回國擔任總統(tǒng)，都說明文學離不開政治。
    文學藝術與政治的關系，也引發(fā)出針對索爾仁尼琴的另一個爭議。有人評價索爾仁尼琴的作品說，它不像是小說，在作品類型上很難歸類。例如，索爾仁尼琴最為著名的作品《古拉格群島》，究竟算小說，還是算紀實？新出版的《紅輪》也同樣存在這個問題。中國有一種文體叫做“報告文學”，面臨的也是這樣的問題：報告文學究竟是新聞、紀實？還是文學？因此，將文學藝術與政治截然隔離的觀念，未必有多少價值。針對索爾仁尼琴，他的作品究竟算小說還是算歷史，嚴格地界定，意義也不大。尤其對于中國人來說，按照中國的傳統(tǒng)，文史本來就不分，中國人的歷史也不是像西方人那樣，只是解剖臺上對象，而是為現(xiàn)實服務的。此外，講到索爾仁尼琴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感，也同樣具有中國古代知識分子“以天下為己任”的特質(zhì)。事實上，將索爾仁尼琴定性為“永遠的持不同政見者”，也不是一個準確的描述。索氏晚年回到俄羅斯，拒絕了葉利欽的好意，卻與普京惺惺相惜，就是這種描述的反例。
    當然，這就涉及到索爾仁尼琴左右開弓的另外一個方面。索氏于西元1994年離開美國，回到蘇聯(lián)解體后的俄羅斯。他特意從西伯利亞進入俄羅斯，乘火車穿越廣闊的俄羅斯土地，最終回到了莫斯科。但是，世界主流媒體對于索氏晚年的聲譽和評價，遠不如當初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前后的那段時間。對于索氏的晚年，更多的評價詞語是“充滿爭議”、“極富爭議”之類。為什么？從現(xiàn)象來說很簡單。索氏當年抽了左派一個大耳光，右派們歡呼雀躍，把索氏抬到很高的地位。結果，等索爾仁尼琴到了美國，居然騰出手來，又抽了右派一個大耳光。西元1978年，索氏已經(jīng)定居于美國。當年，他在美國哈佛大學的一次演講中，猛烈批評西方社會的功利主義和自由主義。此后，索氏還多次批評西方社會的道德墮落，并認為西方民主不適合俄羅斯等。因此，左派、右派對于索爾仁尼琴都有嚴厲的批評，有人說他是反復無常的怪人、易怒者、專制主義者。還有人說，索氏因為在監(jiān)獄呆了太長時間，性格已經(jīng)扭曲，精神已經(jīng)不正常，已經(jīng)瘋了，等等。
    這就是我所說的索爾仁尼琴左右開弓。他先打了左派，右派們很高興。但是，他又打了右派。結果，鬧得左派、右派對他都很頭痛。與某些投機分子不同，索氏打左派不是為了肯定右派，打右派也不是為了肯定左派。對于一些膚淺的評論者來說，他們常常只選取索氏言行中自己所需要的一部分。例如，某些右派們至今依然停留在索氏獲諾貝爾文學獎前后的形象上，利用他當時的形象來反對左派的所謂暴政、極權等等。比方說，索氏曾經(jīng)猛烈批評、丑化斯大林，并夸大斯大林時期勞改營里的死亡數(shù)字，這種方式也被某些中國右派用來對待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的非正常死亡數(shù)字。但是，當索氏晚年又將斯大林看成是偉大人物時，右派們對此有點手足無措。如果說當年索氏在哈佛批評美國時還招來了圍攻，那么，在索氏的晚年，右派對于他，更多地是冷淡，或者對索氏那些不符合右派傾向的觀念視而不見。對于左派也同樣如此。雖然有人說索氏晚年改變自己對斯大林的看法，是對于蘇聯(lián)的懺悔，但并不代表他加入到左派的行列，因為，索氏依然對列寧采取批判態(tài)度。這也正是索爾仁尼琴“充滿爭議”、“極富爭議”的原因。

    索爾仁尼琴奮力批左、批右，不是因為他的政治投機，而是因為他有自己的政治理想。一些認真的學者指出，索氏左右開弓的真正本質(zhì)，是要回到俄羅斯傳統(tǒng)本身。這一理解對于中國人來說，又有更多的特殊含義。索爾仁尼琴的確認為今天俄羅斯的現(xiàn)狀并不令人愉快，而造成這一現(xiàn)象的原因，就在于“西化”。索氏批評葉利欽，等于是否定以美國為模式的右派西化。那么，索氏要回到俄羅斯的傳統(tǒng)，究竟是哪一個歷史階段的傳統(tǒng)？是蘇聯(lián)時代嗎？不是，索氏同樣批評列寧，他認為列寧也是“西化”的產(chǎn)物，只不過那是左派“西化”。因此，俄羅斯歷史上右派的二月革命，左派的十月革命都是索氏反對的“西化”。那么，索氏是要回到以前的沙皇時代嗎？

    幾年前《大國崛起》在國內(nèi)熱播，其中講到俄羅斯崛起的源頭，那就是彼得大帝決定向歐洲學習。彼得大帝將地理上更加靠近歐洲的彼得堡做為首都，親自到歐洲微服考察，引進歐洲文化，強令俄羅斯貴族剪掉野蠻的大胡子，要像歐洲一樣文明地刮胡子等等。索氏的觀點與中國的《大國崛起》完全相反，他認為，彼得大帝的“西化”也錯了。那么，索氏是要回到彼得大帝以前的俄羅斯嗎？也不完全是。彼得大帝以前的俄羅斯東正教，在索氏看來，依然是“西化”。的確，東正教來自與東羅馬，從源頭上說，來自于羅馬帝國，也屬于“西化”。這一切都是索氏反對的。但是，在東正教之前的俄羅斯傳統(tǒng)究竟是什么？難道是成吉思汗后裔建立的金帳汗國？也不是。于是，索爾仁尼琴左右開弓，要回到俄羅斯傳統(tǒng)，結論上雖然如此，但是在本質(zhì)上依然令很多學者困惑。有國內(nèi)學者指出，索氏要回到的俄羅斯傳統(tǒng)，是俄羅斯教會集權之前的宗教傳統(tǒng)，即“向后看的反專制”，在俄羅斯教會集權形成后，這一傳統(tǒng)被稱為“分裂派”。我認為這一追根溯源的研究的確很深入，但有點太深入了，反而顯得過于復雜而找不到答案。
    索爾仁尼琴的確有高瞻遠矚的地方。他很清楚地看到，西方現(xiàn)代文明幾百年來的發(fā)展過程，它的本質(zhì)和表現(xiàn)，不管是左派的社會主義還是右派的資本主義，都無法解決人類的根本的問題。在這一點上，索爾仁尼琴不像一個文學家，更像是一個歷史學家。當代很多一流的歷史學家都看到了這個問題，得出了同樣的結論。例如湯因比、斯塔夫里阿諾斯等。但是，西方文化不行，什么才行？索氏與湯氏、斯氏等人的區(qū)別在于，湯氏、斯氏等西方歷史學家都認為，出路在于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而索氏不愿接受這個結論。于是，他只能在俄羅斯的歷史中游蕩。事實上，索氏傾畢生精力完成的《紅輪》，開篇引用了另一位俄羅斯學者赫爾岑的一段話，已經(jīng)表達了他的心態(tài)：“只有斧頭才能拯救我們，別無其他，只有斧頭……俄羅斯在呼喚斧頭”。因此，索爾仁尼琴反對“西化”的左右派，卻在俄羅斯的傳統(tǒng)中游蕩，找不到落腳點。他在《紅輪》最醒目的位置所引用的這段話表明，他不過是回到了一個民族主義的立場，這也是他與普京能走到一起的原因。
    然而，民族主義很難成為全世界的共同價值，只能具有歷史階段性的意義。全人類的共同和諧，很難借助民族主義，索爾仁尼琴對此也是心知肚明的。因此，我們才會理解，索氏為何會對中國很不友好。索爾仁尼琴曾經(jīng)說中國是軍國主義，說中國有擴張野心，妄圖占領整個西伯利亞，他提出要預見與中國的可怕戰(zhàn)爭，指出對待中國要寸土不讓，等等。當年李敖曾經(jīng)批評索氏是“二流貨”，但李敖的批評在我看來也沒說到點子上。索氏批判一切西方文化，但在自己的俄羅斯文化范圍內(nèi)，找不到可以取代西方文化的資源。遍觀世界，湯因比、斯塔夫里阿諾斯等人是有真知灼見的，他們認為只有中國傳統(tǒng)文化能夠拯救世界。索氏只不過是不愿承認而已。我認為，索爾仁尼琴對中國的不友好，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民族主義的嫉妒。他想回到俄羅斯的傳統(tǒng)，但俄羅斯的傳統(tǒng)的確沒有多少“非西方”的東西。把俄羅斯傳統(tǒng)中“西化”的內(nèi)容剔除干凈，索爾仁尼琴幾乎找不到多少有價值的東西，即便有，本質(zhì)上也只相當于中國傳統(tǒng)的初級模仿版。
    我之所以說索爾仁尼琴的左右開弓對于中國有特殊含義，一是因為，在我們看來，俄羅斯也是“西化”的一部分，但索氏卻不承認。二是，國內(nèi)學者金雁、秦暉在《紅輪》一書的長篇序言中指出，索氏與中國的“新儒家”有異曲同工之處。這個說法不是沒有道理。但是，新儒家與索氏面臨類似的困境。索氏在俄羅斯傳統(tǒng)中找不到落腳點，是因為俄羅斯自身的文化傳統(tǒng)剔除“西化”內(nèi)容后，所剩無幾。對于中國來說，則恰恰相反，不是太少，而是傳統(tǒng)太豐富。新儒家提出中國要回到傳統(tǒng)，問題在于：回到哪里？是前三十年，還是蔣介石時代？還是北洋政府時代？還是康乾盛世？還是鄭和“七下西洋”？還是忽必烈幅員遼闊的國土？還是宋朝的文人政治、經(jīng)濟繁榮？還是漢唐氣象？還是秦始皇帝？還是三皇五帝？在這有必要強調(diào)一下，回到傳統(tǒng)應該理解為是傳統(tǒng)的理念，而非傳統(tǒng)的形態(tài)，就好比肯定秦始皇的價值，并非要求用篆體寫字。所以，中國似乎有太多的選擇，而索氏回到俄羅斯傳統(tǒng)幾乎沒有選擇。因此，索氏最終的民族主義選擇，只是一種感情，而非理性。索氏批判左右“西化”是有價值的，但是，批判不能等同于構建，索氏最終因為沒有文化的著落而成為民族主義，也因為他成為民族主義而更加找不到文化的落腳點。
    索爾仁尼琴的鴻篇巨制《紅輪》從西元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寫到西元1945年蘇聯(lián)衛(wèi)國戰(zhàn)爭的勝利，包含了俄羅斯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一個歷史時期，從而也凝聚了索氏最重要的思考成果。索爾仁尼琴的這種思考，決定了他不僅僅是一個文學家，而是一個思想家。至于索爾仁尼琴的思想最終能否成為屬于全人類的真理，只能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對于目前的中國人來說，閱讀索爾仁尼琴的《紅輪》，也許有助于我們更加深入地思考。看看這個“永遠的持不同政見者”，這個“頑固、孤獨和好戰(zhàn)”的斗士，這個具有“先知的力量”和強烈宗教道德感的“社會良心”，究竟是因為什么原因而“充滿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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