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作假時不失真

真作假時不失真

辛若水

（一）去假存真

《紅樓夢》上說：“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這話是頗為深刻的，因為這道出了真假的混亂，是非的顛倒。但對于真假的混亂，是非的顛倒，我們是極不滿意的，簡直有許多的憤怒，于是便生出了補救之心，定要分真假，明是非。然而，真假所以難分，就是因為有時候，假也是真；是非所以難明，就是因為有時候，非也是是。如果把真與假，是與非看成不變的，那也不對。因為萬事萬物都處在變化中，都在向它的反面轉化，真會變成假，是也會變成非。沒有萬古永存的真，也沒有一成不變的是。在真與假，是與非的變化中，我們所執著的，還應該是“真”，是“是”。因為我們有自己的確信，那就是“假去真來真勝假，無原有是有非無。”為了表達我的意思，我調整了幾個字：“假作真時仍是假，真作假時不失真。”在文革中，有“假作真”的，但最終呢？還不是暴露了他們的本來么？“周公惶恐流言日”，又有何懼呢？“王莽謙躬下士時”，才真正虛偽呢！在文革中，同樣有“真作假”的情況，但即便真作了假，仍然不失真的。我以為，一段歷史只要成為過去，無論真與假，都成為了一種真實，即歷史的真實，也即是所謂的“—成陳跡皆為真”。有人說了，明明是假的，為什么又成了真呢？假，也有真的一面，如果沒有這真的一面，那它連假也不是了。真，有真的歷史；假，也有假的往事。因假可以見真，因真則益明其假。我們的目的當然是去假存真。所以去假，那就是因為有假；所以存真，那就是因為真混在假中。對于文革來說，它的本真是什么，已經很難說了。可以說文革的本真已被過分的諛詞與不負責任的唾沫星子給掩蓋了。那么，對于文革有沒有精彩又不失本真的評述呢？我想，也只有徐遲先生在《哥德巴赫猜想》中，做的比較好些吧，他說：“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也是政治大革命。狡詐多變的資產階級不得不負隅頑抗，作垂死的掙扎。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過這樣偉大的群眾運動。整個人類的四分之一，不分男女老少，一齊動員起來。壯麗的大革命，把工、農、兵勞動群眾和知識分子，還有圣徒和魔鬼，一古腦兒卷了進去。檢舉和被檢舉，揭發和被揭發，批評和反批評，批判和自我批判。人人觸及了靈魂；三千年積污要滌蕩。我們的生活朝氣蓬勃了；生活中大量的陰暗東西就自行暴露了。渣滓浮上表面了；驅除它們就容易了。我們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方面，光明面，毫光四射了；陰暗東西的危害之大，也就越加明顯了。

這是進步與倒退，真理與謬論，光明和黑暗的搏斗，無產階級巨人與資產階級怪獸的搏斗！中國發生了內戰。到處是有組織的激動，有領導的對戰，有秩序的混亂。無產階級的革命就是經常自己批判自己。一次一次的勝利；一次一次的反復。把仿佛已經完成的事情，一次一次的重新來過，把這些事情再做一遍，每一次都有了新的提高。它搜索自己的弱點、缺點和錯誤，毫不留情。像馬克思說過的要讓敵人更加強壯起來，自己則再三往后退卻，直到無路可退了，才作羅陀斯島上的跳躍；粉碎了敵人，再在玫瑰園里慶功。只見一個一個的場景，閃來閃去，風馳電掣，驚天動地。一臺一臺的戲劇，排演開來，喜怒衰樂，淋漓盡致；悲歡離合，動人心肺。一個一個的人物登上場了。有的折戟沉沙，死有余辜；四大家族，紅樓一夢；有的曇花一現，萎縮得好快呵。乃有青松翠柏，雖死猶生，重于泰山，浩氣長存！有的是國杰豪英，人杰地靈；干將莫邪，千錘百煉；拂鐘無聲，削鐵如泥。一頁一頁的歷史寫出來了，大是大非，終于有了無私的公論。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化妝不經久要剝落，被誣的終究要昭雪。種籽播下去，就有收獲的一天。播什么，收什么。”

《哥德巴赫猜想》寫于1977年9月，當時文革剛剛過去；也許正是因為這個緣故，徐遲先生對文革的評述，不僅精彩異常，而是在內在精神上遠未失真。可以這樣說，這段評述里，就激蕩著文革的精神。同樣的事件，從不同的角度去評述，會讓人得出完全相反的結論。

（二）作為頌歌的真實

文革即是頌歌的時代。以前，對于頌歌，我是很不認同的，以為那不過是拍馬屁。現在想想，這想法頗為幼稚。因為頌歌完全可以發自真實的感情；況且，這歌頌的對象，是如此之好。既然有功，為什么不能歌；既然有德，為什么不能頌。《國際歌》否定了所有的救世主與神仙皇帝，而《東方紅》又把毛澤東歌頌為大救星，許多人對此感到不理解。其實，這沒有什么難理解的，所謂大救星，不過為人民謀幸福。基督教所謂的救世主，也是為人民謀幸福的，要把人民救贖到天國里去。只不過后來，基督教為統治者所利用，成為了壓迫人民的工具。人民心中的救世主和統治者心中的救世主，是完全不一樣的。統治者利用所謂救世主來壓迫人民，那人民完全有權力選擇新的救世主來拯救自己。實際上，救世主不過一個說法罷了，這個說法表達了人們對改變自己困苦命運的人的感激和擁戴。許多看似矛盾的東西，可以同時存在于我們的情感中，而且這種存在無害于情感的真實。我覺得，對于頌歌及頌歌時代應該有一個正確的理解，總是站在圈外指手劃腳，甚至譏諷嘲笑，是無當于事實本身的。虛假的頌歌當然不好，但出自內心摯誠的頌歌，又有什么不好呢？活在頌歌里，并不就是活在虛假中，而是活在神圣中。我發現，現在人們正在喪失對神圣的感情，這非常值得憂慮。如果一個人心中沒有真正的神圣，那是很容易為所欲為的。只有心中擁有了神圣，一個人才能有所敬有所畏。有所敬，就會選擇一條高尚的路；有所畏，就不會誤入歧途。頌歌所表達的就是一種神圣而崇高的感情。如果我們不曾擁有或者不能理解這種神圣而崇高的感情，是沒有理由也沒有權利對它指手劃腳的。那么，頌歌是不是絕對的好，沒有任何瑕疵呢？也不是的。文革的指導思想，是無比深刻的，它會讓無數世代的人們自嘆弗如。但是，這種深刻的思想，被頌歌廉價的贊美給庸俗化了。一種深刻的思想，在思想者自身，大抵是深刻的。但一旦這種思想，為千千萬萬的人所傳揚，總難免庸俗化的。我曾說過的，毛澤東的文革是曲高和寡的；但是，每一個人都想象著自己在毛澤東的水平上，于是和聲大作；這風雷般的和聲，反倒把毛澤東自己的文革給掩去了。所以，歷史進程中的文革，和毛澤東所設想的，是有很大不同的。每個人是按照自己對文革的理解，投入到這場運動中來，所以，人們雖然為毛澤東的文革同聲歌唱，但這文革，又實在是五花八門的。毛澤東的文革當然是最高的，但人們對這最高的文革，又理解到幾層呢？但是，不管理解到幾層，人們都起來響應，造成全國山河一片紅的精彩歷史畫卷，卻是真實的。頌歌是真實的，但頌歌背后隱藏著各種各樣的欲望，也是真實的。毛澤東對于這，早就是心知肚明的。別看那么多人都在喊：“毛主席萬歲”，真心擁護的自然有，跟著人家喊的，也不少；更有許多反對的，心懷鬼胎的。頌歌雖有表面的其樂融融，但歷史很快就會揭示出它殘酷的一面。因為人們不可能天天唱頌歌，即便天天唱，也不會把文革引向深入。歌頌了之后，就該打倒了；怎樣打倒？揭發，檢舉，批判，于是，全都上來了。紅色的海洋，也只是在想象中具有詩情畫意吧。然而，這些也就不說了。我只說一下頌歌的一個最大特點，即無比虔誠，甚至虔誠到幼稚可笑的程度。頌歌只不過一個形式，表達內心虔誠的一個形式。心里的虔誠只有表現出來，那才是有。可以說，頌歌即是表達內心虔誠的競賽。虔誠是對著神圣的，定要崇拜到五體投地的程度才是真正的虔誠。虔誠，不能只說，只唱，還應該做。那又怎么做呢？想來也只有兩個字，那就是“聽話”。文革最激動人心的地方，也就在于把億萬中華兒女，不分男女老幼，全到變成了虔誠的赤子。圣人講，要不失其赤子之心，然而這不過紙上的空論罷了。文革卻把所有的人都變成了赤子，這不是奇跡又是什么呢？然而，赤子都是好的么？有聽話的孩子，還有淘氣的，調皮搗蛋的；甚至還有為非作歹的。真不知道所有人都成了虔誠的赤子，是奇跡，還是悲哀。頌歌時代，有人們最大的虔誠，也有人們最大的愚昧。我們的理想，是保留虔誠，祛除愚昧。

（三）真實的沉痛

在頌歌真實的背后，當然還掩蓋著真實的沉痛。并且這真實的沉痛，不只是知識分子的，更是被卷入了文革的每一個人的，甚至包括文革的領導者、發動者。知識分子對沉痛是比較敏感的，他們的記性似乎也比一般人好些，所以對于那些苦痛，總是咀嚼來咀嚼去，越嚼越有滋味。被來回咀嚼的苦痛，很容易便成為了深悲巨痛。說到訴苦，這大約是應該的吧。我們中國文學雖然沒有苦難的傳統，但訴苦的傳統總還是有的。訴苦和苦難，并不是毫不相干的；惟有擁有苦難，才能夠訴苦。但是，訴苦中缺乏的是那種在苦難中不屈不撓的精神，更何況，想想現在的生活多么甜美，也就喜笑顏開了。訴苦，也并不表明對苦難念念不忘，真正對苦難念念不忘的，反倒不想說什么，只把所有的苦痛埋在心里罷了。其實，知識分子所受的苦難，也并沒有太多的花樣，不過被批，挨打，勞改罷了。只要忍了第一次，似乎所有的一切都可以忍受了。我們古人就講過一個法子，叫做“見侮不辱”；只要做到這一點，這天下便永遠沒有爭斗了。然而，細想想，這實在是做不到的，因為每一個人，尤其是知識分子，都是有尊嚴的。為了尊嚴，許多人可以去死，許多知識分子忍受不了迫害，自殺而亡，這是為了什么？就是為了捍衛人的尊嚴，生命的尊嚴。有人說了，他們連死都不怕，那還怕什么呢？他們害怕尊嚴的淪喪，豈不聞“士可殺，不可辱”。選擇死亡的人，在當時，大抵是“自絕于人民”，但畢竟給后世留下了潔白的紀念碑；只可惜，這紀念碑也只存在于極少數人的心里。知識分子既放不架子，又害尊嚴掃地，然而，知識分子所擔心、害怕的，在文革中都發生了。別說知識的尊嚴了，就是人的尊嚴，已經蕩然無存。那個時候，人們普遍的以為，知識是有害的，所謂“知識越多越反動”，就是這種論調。似乎知識也具有了階級性，如果資產階級說地球是圓的，那無產階級就必須去駁它，說地球是方的或者橢圓。如果資產階級說1+1=2，即無產階級必須說“1+1”=3或4”，當然，自然科學的階級性是比較模糊的，但人文科學的階級性就比較分明了。文科的知識分子大抵是最低下的，因為他們所有的，不過一肚皮空疏無用的學問，而且這學問還不為無產階服務。學問自然是越少越好，如果完全沒有學問，那就可以徹底鬧革命了。其實，只要知識的尊嚴被踐踏，知識分子的尊嚴也就蕩然無存了。那個時候，知識是無用的，甚至不過政治反動的標簽；我們這個時候，知識似乎同樣無用，甚至更加無用。那個時候知識受政治的迫害，而我們這個時候呢，知識又為金錢所奴役。雖然我們一貫的宣傳，“知識改變命運”，但這話的正面意義似乎越來越小。在文革，確實是知識改變了命運，挨批挨斗，坐噴氣，游大街，這都是拜知識所賜；而我們現在呢，知識成了金錢的奴隸，我們要改變自己的命運，還得仰仗孔方兄啊。一個人憑借知識是沒有法子飛皇騰達的；相反，知識只會讓人倒一輩子霉。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而這就是歷史的經驗；做清秋大夢的我們，可曾注意過文革是知識分子的煉獄。但并不是所有的知識分子都效法了屈原的選擇，“一躍沖向萬里濤”；許多人選擇了忍受屈辱，卑賤地活下來。知識分子不只物美價廉，而且能夠忍辱負重的。有的知識分子，即便被迫害致死，依然給后人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沉痛是真實的，這沉痛永遠不會為頌歌所掩去。我們也在追問，為什么會有這樣的沉痛？中國有那么好的知識分子，卻不知道珍惜；那又有什么值得珍惜呢？難道只有把金子埋在糞土里，才能發揮它們的價值么？知識分子經歷了這么多的苦難，受了這么多的委屈，發發牢騷，出出怨氣也是應該的。但怨氣還沒有出，歷史的傷痕已被掩蓋了。在歷史的洪流中，又看得出什么傷痕呢？真正的傷痕也只能留在知識分子的心上了。歲月流逝，老一代人漸漸地走了；又有誰能為歷史的傷痕做證呢？心靈的創傷，又怎么醫治呢？醫治又有什么用呢？人已經走了。真實的沉痛，是永遠的代價；但是心靈的代價是永遠都無法計算的。正因如此，沉痛才越發的沉痛。

（四）可以理解的否定

雖然從終極上講，否定文革未必就對，但從當時的歷史條件來看，這樣做，卻也未必就錯。文革，可謂是狂熱的理想主義，而文革后的中國，最需要的是清醒的現實主義。雖然理想主義不可否定，但狂熱總是可以否定的。在頭腦發熱的時候，做什么事都是容易過頭的。只有清醒地對待歷史，才能清醒地對待現實。十年一夢，終于醒了，這是好事；魯迅說，人最大的的悲哀是夢醒了無路可走；但是中國已經在夢醒后探索到了一條道路，這就不足以悲哀了。對于在文革中受苦受難的知識分子來說，否定文革，當然是值得歡呼雀躍的。也正是因為有了對文革的否定，知識分子才可以進行對文革的反思。若是沒有這種否定，知識分子同樣會噤若寒蟬，什么都不肯說，什么也不敢說，即便說，也是吞吞吐吐，言不由衷。但是，即便有了否定文革的前提，知識分子在反思文革的時候，也如同小心翼翼清除地雷的工兵。這種謹慎是必要的，正所謂“曾經秋肅臨天下，敢遣春溫上筆端”。雖然否定文革讓知識分子歡呼雀躍，但似乎遠沒有粉碎“四人幫”那樣大快人心。“四人幫”是害人蟲，是惡的勢力，所以他們的滅亡，是讓人們那樣的激動。但對于由億萬群眾參加的文革，被否定了之后，人們又是怎樣的感覺呢？然而，人們的感覺，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將來的道路。文革思想的肅清，似乎并不能夠用思想的方法。改變一種思想，最好的方法并不是說服教育，而是改變產生這種思想的基礎。沒有了產生這種思想的基礎，那這種思想自然就會消歇。文革的基礎不存在了，又怎么會有文革的思想呢？當然，改變基礎的工作，需慢慢地做。然而正因為這慢，悄悄地什么都改變了。我說過的，否定文革，雖然值得商榷，但卻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值得商榷的，那是在最終的問題上。文革所追求的終極并不錯；而且，直到今天，我們也沒有放棄對這種終極的追求。然而，我們和文革最大的不同，在于通往終極的道路。我們很清醒地知道狂熱的理想主義的害處，所以，我們選擇了清醒的現實主義。清醒的現實主義，并沒有放棄理想主義，而只是不讓它那么狂熱罷了。對文革，只能在現實意義上否定它，但卻不能在終級上否定它。我們說，否定文革是可以理解的，這種理解只有回到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才可以做到。文革后的中國，處于一個歷史的轉折點。所以如何對待文革，不是單純地文革怎樣的問題，而是中國將向何處去的問題。那個時候，有兩個凡是；我說過，那是在信仰上捍衛過文革，那意思也很明顯,中國還是沿著文革的路一直走下去。不可否認，文革具有不可磨滅的價值，但是，文革的路卻實在不能走下去了；這就如同原子彈當然有很大的價值，但它卻不能再在人群中炸裂了一樣。否定文革雖然只是對著一段歷史，但它的意義卻在于將來。說實在的，我們的現實，所以好些，那也是否定文革的余澤。否定文革本身，也是痛苦的，它并不值得大書特書。況且，否定文革，也并不具有終極的意義。我們總需要一個終極的，哪怕這個終極必需架空。文革的好處，就是對終極的執著；甚至為了所謂的“終級”，不惜“天下大亂”。這種執著可激可賞，但這種做法，卻要不得。理想的終極應該建立在美好現實的基礎之上。如果理想的終極不能夠讓現實更加美好，那么，我們要它又有什么用呢？一般說來，現實是不會讓人們狂熱的，讓人們狂熱的只有理想與欲望。狂熱的理想，會讓人們瘋狂；膨脹的欲望，同樣會讓人瘋狂。理想雖然高尚，欲望雖然邪惡，但許多時候，理想與欲望往往是交織在一起的。在高尚的理想下面，往往埋藏著人們赤裸裸的欲望。欲望毀滅人，理想同樣會毀滅人。文革中，有理想主義的狂熱，更有人們欲望的無限膨脹。欲望的膨脹，讓人性中最為邪惡的一面展露出來。對于人性的惡，我們并不是全無辦法，嚴刑峻法就可以控制它。但控制并不能全然解決問題。解決人性的惡，還有賴于人性的善。對于人性的善，我們應該有自己的確信。用一場大革命，激發出人性的邪惡，然后消滅它，并不是最好的辦法。激烈的方式，往往很難在終極上解決問題。消滅人性的惡，大抵是不可能的，所以只能控制它。

（五）所謂“妖魔化文革”

如果把否定文革推到極致，自然就是妖魔化文革。但是，否定文革和妖魔化文革畢意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因為它們的根本立場是不一樣的。我們自己否定文革，那是為了改正錯誤，以便使自己更加有力量。而妖魔化文革呢，則是站在敵對的立場上，造謠生事，惟恐天下不亂。妖魔化文革的目的，決不在文革，正所謂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妖魔化文革，就不講什么事實了；因為事實對妖魔化文革是不利的。真正了解了文革，便會知道，它雖然有許多的錯處與不好，但卻決不是什么妖魔鬼怪。大凡人的行為，都是可以為人理解的。無論妖魔化文革，還是否定文革，似乎都缺乏對文革的理解。理解文革是相當麻煩的事情；文革的指導思想尤其的高超，單是理解這指導思想，就非常得困難。說實在的，要理解文革的指導思想，也只有在毛澤東的思想境界上才能夠做到。然而，很可惜，我們的學術思想已經進入了爬蟲時代，誰人能與天公試比高呢？再則，文革決不是文革的指導思想所能涵蓋的。也可以這樣說，文革本身的豐富性已經遠遠超出了它的指導思想。文革所以是深刻的，并不只因為文革的指導思想是深刻的，更在于文革作為歷史事件本身的深刻性。文革的深刻性是通過它的悲劇性體現出來的。我們說文革本身就是一個悲劇，而且是一個民族的悲劇。也可以這樣說，我們民族最大的悲劇就在于，竟然沒有能力阻止文革的發生。不能阻止文革的發生，倒也罷了。關鍵的是有那么多的人，滿懷激情地投入到文革中去。在文革中，即便有那么多的鮮血，我們也不曾意識到那是悲劇；我們不只以為那不是悲劇，而且為一種崇高的信念所鼓舞，認為那是為理想所必須付出的代價。代價，可以不必計算么？崇高的信念，會蒙住我們的眼睛，讓我們看不到真實，看不到鮮血。斗爭的理念讓我們喪失了最最基本的人道主義情愫。那個時候，人道主義是被批判的；可對人，我們不講人道主義，又講什么呢？難道講獸道主義么？人既不能夠上升為神，也不能夠淪落成獸。無論什么時候，人都只是人，所以，對人就要講人道主義。我們所以否定人道主義，那也只在于崇高的信念，讓我們喪失了最為基本的常識。常識，為許多人所忽視；但是，最為基本的常識，深藏著人類社會生存發展的秘密。文革讓人們背離了常識，背離常識的代價是巨大的。無論再高超的思想，在陶醉于自己高超的同時，也要多想想常識。如果和常識太離譜，那就要重新考慮一下自己的正確性。有人說，高超的思想也會成為常識的一部分。當然，這一點是不容否定的；常識之為常識，也不是一層不變的。不同時代的人們也在建構不同的常識。在古代，天圓地方就是常識，可我們現在呢，連小孩子都知道地球是圓的。有的常識在變，有的卻不會變，譬如1+1=2，三千年前如此，三千年后同樣如此。所以，回歸常識總還是對的。譬如民以食為天吧，這個常識，是否定不了的，但是，崇高的信念卻告訴我們，人不只為面包活著。然而，這卻忽略了一點，面包不在人生中占首要的位置，但卻是生存的前提。人不是只為面包活著，但是沒了面包，人就不能活。是生命的意義重要，還是生命本身重要呢？那還用說么？當然是生命重要了，為成就生命的意義，而舍棄生命本身，雖然高尚，卻終不免愚執。冷靜地對待高尚的學說，回到生命的常識吧。文革所漠視的是那些庸俗的東西，它以為高尚是可以占勝庸俗的；然而，很可惜，文革本身卻被庸俗化了。文革在歷史中，也是時乘命蹇的。被庸俗化，并不是它最悲慘的命運，被否定亦不足以悲哀，最難以忍受的則是妖魔化，正所謂是可忍，孰不可忍。在被庸俗化的文革里，還有一點真實；在被否定的文革里，還有一點真誠；那在被妖魔化的文革里，除了仇視，還有什么呢？如果你把文革描繪成妖魔鬼怪，那經歷過的人，定會義憤填膺的。忘記了真實，就只有誣蔑。所以，我們定不能忘記真實，惟如此，才能掃除誣蔑。歷史的是是非非，并不因為成為過眼云煙，就不再那么重要。人們總還在評說歷史，在這評說里，有褒有貶，有贊有罵，而這就是人心中的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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