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真實的大躍進（上）

探索真實的大躍進（上）　　

羅四夕　　

打油詩、大躍進　　

“三面紅旗”影響深，評頭品足要自明。信口開合發(fā)議論，張冠李戴誤子孫。　　

大躍進已過五十多年了，但對大躍進的來龍去脈知道的人并不多，比較多的人是道聽途說，人云亦云。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就利用人們這一弱點，胡言亂語，把大躍進中的問題張冠李戴，把大躍進中的錯誤全部栽到毛澤東的頭上。因此，有必要對大躍進認真探索，爭取把真實的大躍進告訴人民。辦法就是用事實說話，實話實說。　　

“大躍進”這個詞從何而來？　　

1989年出版的《辭海》里，沒有躍進和大躍進這兩個詞。　　

薄一波說：“我順便講一個小插曲，說說毛主席在講話中表揚周總理1957年6月23日在人大的那一篇報告。報告中有兩段話，批評了右派所謂‘全面冒進’的攻擊，同時肯定了1956年是‘躍進的步驟’、‘躍進的發(fā)展’。后來毛主席看了彭真同志1958年5月25日送來的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報》社論，說明最早使用‘躍進’一詞自此始。毛主席當即寫了一封信，表揚發(fā)明這個詞的人‘其功不在禹下。如果要頒發(fā)博士頭銜的話，我建議第一號博士贈與發(fā)明這個偉大口號（即：‘躍進’）的那一位（或者幾位）科學家’。實際上，周總理使用‘躍進’一詞比《人民日報》社論早140天。5月26日，彭真同志又把周總理的這篇報告送給毛主席，并在上面寫道：‘主席：‘躍進’一詞，在這個報告中已用了。’周總理在當夜也給毛主席寫信說：‘我當時的中心思想是維護社會主義，反擊右派，從建設的實績上肯定了1956年的建設是躍進的發(fā)展，拋棄了對1956年建設是‘冒進’的錯誤估計’。”（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冊，第645――646頁）　　

由此看出，“躍進”一詞是周總理發(fā)明的。　　

那么，“大躍進”又從何而來呢？　　

從現(xiàn)有的資料看，“大躍進”這個詞的出現(xiàn)可分三個階段：　　

一是，　1957年10月27日　，《人民日報》社論《建設社會主義農村的偉大綱領》中說：“有關農業(yè)和農村的各方面的工作在12年內都按照必要和可能，實現(xiàn)一個巨大的躍進。”這時提的是“巨大的躍進”，還不是“大躍進”；　　

二是，　1957年11月13日　，《人民日報》又發(fā)表社論，題目是《發(fā)動全民討論四十條，掀起農業(yè)生產的高潮》中，又說：“我們就有條件也有必要在生產戰(zhàn)線上來一個大的躍進。”這篇社論是“大的躍進”，還不是“大躍進”；　　

三是，發(fā)表這篇社論時，毛澤東在蘇聯(lián)，他根本不知道。李銀橋說：“一日毛澤東在頤年堂接見客人。客人走后毛澤東到菊香書屋去。一位中央領導同志（周恩來――引者注）伴在他的身旁，邊走邊議論著國家建設的形勢和當前的工作，這位負責同志聊起了譚震林他們提出了一個“大躍進”的口號。他認為這個提法很好。　　

“噢，大、躍、進？毛澤東拉長了聲音說，明顯地激發(fā)起了興趣。　　

“毛澤東繼續(xù)咀嚼著這三個字，他滿意地說，這個題目很好，拿來給我看看。　　

“那位負責同志把報紙找來了，毛澤東仔細閱過，在上面批了字，大意是：提法很好。”　　

（李銀橋　韓桂馨《毛澤東和他的衛(wèi)士長》54頁）　　

從以上資料看出，“大躍進”這個詞是從周恩來的口說出來的。但周恩來又說是“譚震林他們提出了一個‘大躍進’的口號”。到底是誰提出的，現(xiàn)在還無法肯定。但是，肯定“大躍進”這個口號不是毛澤東提出的。　　

“大躍進”是誰發(fā)動的？　　

現(xiàn)在,幾乎百分之百的人都認為是毛澤東發(fā)動的“大躍進”，毛澤東自己也說“大躍進”是自己發(fā)動的。這個問題還值得商榷。人們都說1958年1月，毛澤東在廣西南寧會議上發(fā)動“大躍進”。但是，實際上從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報》的《社論》提出“大的躍進”后，農村的“大躍進”就開始了。全國各地農村出現(xiàn)空前規(guī)模的農田水利運動，投入勞動力直線上升：10月兩三千萬人，11月六七千萬人，12月八千萬人，1958年1月高達1億人。從1957年冬到1958年春，農業(yè)“大躍進”，形勢喜人：全國水利工程建設按照工程就有的受益面積，可擴大灌溉面積3、5億畝，可改善灌溉面積1、4億畝；涌現(xiàn)低洼易澇的耕地2億多畝；改造貧瘠耕地1億畝；植樹造林2、9億畝；控制沙土流失面積16萬平方公里；積肥31000億擔，全國糧食播種預計比1957年多8千萬畝。”（《共和國五十年風云》第二卷第838頁）　　

由此可見,農業(yè)“大躍進”是1957年底開始的，而不是58年初開始的。這時的“大躍進”，主要就不是毛澤東發(fā)動的，因為此時毛澤東在蘇聯(lián)，他連“大躍進”這個詞也還不知道。　　

1958年的元旦社論《乘風破浪》中說，不僅要“又多又快又好又　　

省地進行各項建設工作”，而且“必須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充分發(fā)揮革命的積極性創(chuàng)造性”。文中還說，“我們要在15年左右的時間內，在鋼鐵和其他重要工業(yè)產品產量方面趕上和超過英國；在這以后，還要進一步發(fā)展生產力，準備再用20年到30年的時間在經濟上趕上并超過美國，以便逐步地由社會主義社會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　　

這篇社論有三個看點：一是《乘風破浪》這個標題就很誘惑人，毛澤東就是在這篇社論的啟發(fā)和鼓舞下，才積極主動參與領導大躍進；二是“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很提神；三是率先提出“超英趕美”和“由社會主義社會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的的口號，實際上，《乘風破浪》這篇社論就吹響了全面“大躍進”的號角。　　

《乘風破浪》這篇社論寫作時，毛澤東不在北京，發(fā)表后他也沒有看，他是在和復旦大學教授周谷城交談時，周谷城說，元旦社論歸納起來就是“鼓足干勁，力爭上游”。這才引起毛主席的重視，認為這兩個詞提得很好。就是這篇社論觸動了毛澤東大躍進的神經，使他欣喜若狂。他認為這是《人民日報》總編輯吳冷西的功勞，因此，他在通知開南寧會議的名單中，居然把吳冷西排在第一個，其順序是：吳冷西、總理、少奇……共27人。這個排名次序使吳次序西百思不解，同時也很緊張，心想是不是《人民日報》的社論有問題。后來毛澤東表揚了這篇社論。吳冷西在《憶毛主席》中說：“當天（　58年1月15日　）毛主席找我和胡喬木到他住處去談話。……當我們到達那里時，毛主席開始就問元旦社論是誰寫的。喬木說是人民日報的同志寫的。我補充說，這篇社論經喬木同志作了較多的修改，并經少奇同志和周總理定稿。喬木說，當時毛主席不在北京。少奇同志說定稿時已打電話報告了主席。毛主席說，社論寫得好，題目用‘乘風破浪’也很醒目。”　　

從以上兩節(jié)來看，全面發(fā)動大躍進的第一人不是毛澤東。那么，不是毛澤東又是誰呢？是兩篇社論：一是，　1957年11月13日　《人民日報》社論《發(fā)動全民討論四十條，掀起農業(yè)生產的高潮》的理論與實踐，理論就是“大的躍進”，實踐就是已經在農村掀起了農業(yè)的大躍進。二是，1958年《人民日報》元旦社論《乘風破浪》， 文中說：“必須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充分發(fā)揮革命的積極性創(chuàng)造性”。“我們要在15年左右的時間內，在鋼鐵和其他重要工業(yè)產品產量方面趕上和超過英國；在這以后，還要進一步發(fā)展生產力，準備再用20年到30年的時間在經濟上趕上并超過美國，以便逐步地由社會主義社會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　　

 毛澤東就是在這兩篇社論的精神啟發(fā)和鼓舞下，才積極投入領導大躍進。而這兩篇社論的精神，毛澤東事先不知道，因此，到底是誰發(fā)動的大躍進，還需要進一步探索。58年元旦社論《乘風破浪》的來龍去脈比較清楚，是胡喬木組織寫的，經劉少奇和周恩來審察、批準后發(fā)表的。　57年11月13日　，《人民日報》社論的來龍去脈現(xiàn)在還不清楚。到底是誰發(fā)動的大躍進還需要進一步探索，不能信口開合，胡言亂語。　　

毛澤東以奇特的方式領導大躍進　　

大躍進不是毛澤東提倡的，也不是毛澤東發(fā)動的，但是毛澤東領導的，而且他領導的方式是奇特的。“大躍進”和“乘風破浪”這兩個詞，激發(fā)了毛澤東的極大熱情、極大興趣和極大勇氣，他對“大躍進”這個詞特別欣賞。直到　1958年5月26日　，他還重看已過了6個月的《人民日報》社論《發(fā)動全民，討論四十條綱要，掀起農業(yè)生產的新高潮》，看后并寫信給政治局、書記處各同志，省、市、自治區(qū)黨委第一書記，參加這次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其他同志，信中說：“重看　1957年11月13日　人民日報社論，覺得有味，主題明確，氣度從容，分析正確，任務清楚。”“此文發(fā)表時，我們一些人在莫斯科，是國內同志主持的，其功不在禹下。如果要頒發(fā)博士頭銜的話，我建議第一號博士贈與發(fā)明這個偉大口號（即：“躍進”）的那一位（或者幾位）科學家。”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254頁）　　

一九五七年前，毛澤東對經濟建設是很謹慎的，1956年11月18日，他對日本學術文化代表團說：“我對中國的建設并不著急，這是人類的一場試驗。坦率地說，不搞一百年左右，分不清是成功，還是失敗。”（見廣東省政協(xié)主辦的刊物《同舟共進》1991年第11期）但在“大躍進”和“乘風破浪”的鼓舞下，他積極主動地領導了大躍進，他領導的方式是奇特的，他不是直接說要生產多少多少產品和什么時間完成，而是批“反冒進”。也就是批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報》的社論《要反保守主義，也要反急躁情緒》，他說這篇社論反掉了多快好省，反掉了農業(yè)發(fā)展綱要“四十條”，反掉了促進委員會。　　

毛澤東批這篇社論是錯誤的。錯在那里？錯誤有四：　　

第一，            態(tài)度不好。那篇社論不是背著你毛澤東發(fā)表的，而是交　　

你最后拍板，你批了“不看了”，別人以為你同意了，就發(fā)表了。如果發(fā)表后影響不好，造成了不良后果，你應該首先作自我批評，那是你的失職，你為什么不看？你說是有問題，你是發(fā)氣不看。別人怎么知道“不看了”三個字是你在發(fā)氣呢？這種態(tài)度是十分錯誤的，十分有害的；　　

第二，            別人已經改正了，還要繼續(xù)批就更錯誤了。那篇“反冒　　

進”的社論是1956年6月20日發(fā)表的，　1957年6月26日　，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說：“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有了一個躍進的發(fā)展”。1957年10月和11月，《人民日報》的兩篇社論都提出要“大躍進”，1958年的元旦社論《乘風破浪》又提出“鼓足干勁，立爭上游”，還提出“超英趕美”的口號。這說明人家是以實際行動改正了。在這種情況下還沒完沒了批“反冒進”就沒有道理了。也違背了自己一貫提倡的有錯誤不要緊，改了就好的精神。　　

第三，            批錯了對象。批“反冒進”的時候沒有說是批誰，后來　　

有人問，批的是誰？毛說是批陳云。這就更不對了。這篇社論與陳云沒有直接的關系，如果有錯誤，在領導人中，第一是劉少奇，因為陸定一事先請示了劉，在劉少奇指示下寫的，最后是劉審閱的。第二是周恩來，周也審閱過。毛澤東批反冒進時，周恩來作了檢查，承擔了責任。劉少奇的風格就不高，沒有主動承擔主要責任。　　

即使是陳云也不該采取大會批判的方式，陳是黨中央的副主席，應該以平等的態(tài)度，私下交換意見，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以理服人。不該居高臨下，以勢壓人。這次批“反冒進”開了不好的頭，把自己臨駕于黨中央之上，這就妨礙了民主集中制的貫徹執(zhí)行。　　

第四，            批“反冒進”對“大躍進”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大躍進”是個好東西，“鼓足干勁，立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并不錯。但“推波助瀾”就不對了。干勁已鼓足了，又在立爭多快好省，再來“推波助瀾”，就等于火上澆油了。　　

對大躍進推波助瀾的人們　　　

“推波助瀾”的人不只是毛澤東一個人，還有一大群人，他們是：　　

以河南省委書記吳芝圃和以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為代表的一群省市的領導人的推波助瀾。在討論農業(yè)發(fā)展綱要“四十條”時，吳芝圃說，河南一年就能完成。在他的帶領下，各省市都爭先恐后的分別提出：七年、五年、三年、兩年完成“四十條”。以放“衛(wèi)星”為代表的“浮夸風”也是從河南帶頭刮起來的，6月8日，報紙率先報道河南省遂平縣放出畝產小麥2105斤的“衛(wèi)星”，隨后各地的“衛(wèi)星”越放越高，《人民日報》9月18日報道的廣西環(huán)江縣紅旗農業(yè)社畝產130434斤。“人民公社”也是出自吳芝圃之口。58年6月，柯慶施在主持華東協(xié)作區(qū)會議時規(guī)定“1959年華東五省（不包括山東）鋼的生產能力達到800萬噸”。那時的華東地區(qū)既缺煤礦也缺鐵礦，59年就能生產出800萬噸鋼是很鼓舞人的。　　

這些第一線的領導人的推波助瀾，搞浮夸，對中央和中央各部委是有很大影響的，對下影響就更大了。　　

以薄一波為首的經委一些人的推波助瀾。薄一波出了三個餿主意：一是建議中央搞兩本賬。他承認“中央一本帳，地方一本帳”是他的建議。他說：“后來的事實證明：我這個建議是個失誤，因為兩本帳或三本帳的觀念為計劃的層層加碼打開了一個重要的缺口。中央帶頭搞兩本帳各級就都搞自己的兩本帳，下到基層，同一個指標就有六七本帳了。不管工業(yè)也好，農業(yè)也好，其他各行業(yè)也好，‘大躍進’中的各種高指標，大都是通過編兩本帳的方法，層層撥高的”；（《回顧》682頁）　　

二是提出“工業(yè)以鋼為鋼，帶動一切”。 （同上699頁）　　

這個口號對掀起大煉鋼鐵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三是他自己說：“政治局擴大會議公報寫上1958年力爭生產1070萬噸鋼，是我的主意。”（同上706頁）　　

原來1070萬噸鋼是第二本賬，是爭取完成的，實在完不成，就拉倒。正式公開公布了，就變成第一本賬了，就是必須完成的了。這就逼上梁山了，沒有退路了。　　

還有“　1958年6月17日　，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薄一波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報送的報告中說：‘1959年我國主要工業(yè)品的產量，除電力外，都將超過英國的水平。’”這個報告就不是薄一波個人的意見，而是國家經濟委員會一些人的共同的意見。　　

（許全興著《毛澤東晚年的社會主義探索與實驗》108頁）　　

薄一波這些餿主意毛澤東基本上接受了，對毛澤東領導大躍進的影響是很大的。　　

薄一波盡管出了不少餿主意，對“大躍進”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但他是一個高尚的人，因為他實事求是，不文過飾非，勇于承認錯誤，勇于承擔責任，不把功勞歸于自己，把錯誤推給別人。如以“鋼為綱”和“兩本賬”是他和毛主席私下談的。如果他的品質不好，毛主席死后，他把這些餿主意推給毛主席，那毛主席就要背一輩子黑鍋了。　　

以王鶴壽為首的冶金系統(tǒng)的一些人的推波助瀾。　58年3月20日　，冶金工業(yè)部部長王鶴壽在《鋼鐵工業(yè)的發(fā)展速度能否設想更快一些》中論證：“10年鋼趕上英國，20年或稍多一點時間趕上美國，是可能的。”（薄一波《回顧》693頁）　　

毛澤東看了王鶴壽這個論證報告很興奮，稱這個報告是“一首抒情詩”。　4月15日　，毛澤東給少奇、恩來、小平、陳云、喬木、吳冷西各同志寫的一封信中還說：“十年可以趕上英國，再有十年可以趕上美國，說‘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點時間趕上英美’，是留了五年到七年的余地。‘十五年趕上英國’的口號仍不變。”　　

　5月23日　，王鶴壽又在大會發(fā)言時，論證：“5年可以超過英國，十年趕上美國。”（同上695頁）　　

　6月19日　，毛澤東問他“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王鶴壽說：“好吧！布置一下看。第二天他就布置了。”搞1100萬噸。（同上700頁）　　

關于1070萬噸鋼的問題，當時任冶金部工業(yè)部辦公廳主任袁保華后來的回憶是：1958年8月召開北戴河會議，我作為冶金部的工作人員參加。會議結束以前，毛主席專門找我們談了一次。當年完成1070萬噸鋼，冶金部的部長王鶴壽向毛主席拍了胸脯，他是想借毛主席的威望把鋼鐵搞上去，后來王鶴壽專門檢討了這一條。毛主席又把幾個省市的負責人和冶金部負責人找在一起開會，王鶴壽、劉彬和我都參加了。當時劉彬是冶金部副部長，我是辦公廳主任主要管建設和計劃。毛主席找我們這些人在他的會議室里詳細地詢問了1070到底可靠不可靠，一個人一個人地問。首先問上海市副市長馬天水行不行，馬天水說，可以。接著問鞍山市委書記趙敏(已去世)行不行，說可以。又問武漢市委書記，也說行。還問了太原市委書記(他那里有個太鋼)。太原市委書記姓麻，問行不行，說可以。毛主席開玩笑說，你姓麻，隋朝大將有個麻叔謀，與你有什么關系？后來又一個一個地問主要鋼鐵基地包括重慶、北京、天津、唐山、馬鞍山，大家都說行。問到劉彬，毛主席說，你這個模樣我好像見到過，劉彬說，我是劉英的弟弟(劉英是張聞天的夫人)。毛主席說“怪不得眼熟，你管什么？”劉彬說“我管生產，我是冶金部副部長。”主席說“就看你拿主意啦”。劉彬說“可以，我們都作了計算啦。”我當時心里打鼓，估計會問到自己，得作些準備。后來問到我，說“你做什么呢？”我說我先在東北工業(yè)部，后來去蘇聯(lián)談判，回來在鋼鐵局。毛主席說：“你是經常接觸基層的，你說究竟有沒有把握？”我說：“冶金工業(yè)的生產，從礦山、冶煉、軋制到機修、運輸?shù)鹊扔惺畟€環(huán)節(jié)，我們樹了十面紅旗(先進單位)，只要十面紅旗能站得住，他們的經驗能夠推廣，我看有希望。”別人講得簡單，只是拍拍胸脯，我講了十面紅旗，毛主席很注意聽十面紅旗是什么。問到王鶴壽，他說：“主席只要下了決心，我們可以動員全國的力量實現(xiàn)這個目標。我們認為，實現(xiàn)這個目標是可以的。”當時是八月，到年底只有五個月時間。最后問到薄一波同志，他是比較實事求是的，他不贊成1070，可是又不好說不贊成。他講了什么呢？他說：“主席，我建議把1070登報，登報以后，大家都看得到了，義無反顧，就會努力奮斗。”毛主席說，這是個好主意，根據你們剛才講的不是1070，是1100多萬噸，發(fā)表1070(上年是535，翻一番是1070)，那我們兜里還裝有幾十萬噸。主席的思想是留有余地，這是他一貫的主張。……這一次談的時間不短，總共有兩個鐘頭。毛主席提出這個問題，有些不放心，所以專門開了這個會，結果大都說行，而且報的數(shù)字超過1070，所以毛主席相信了，并在報紙上發(fā)表了。他對陳云說，1070看來還是可以的。陳云不放心，專門找王鶴壽和我去談了一次。“究竟怎么樣，你們算個細帳給我，毛主席那里不能算細帳，在我這里你們算個細帳。”我就把當時他要求的數(shù)字，現(xiàn)有的基礎能生產多少，新建小高爐有多少，能生產多少，生產能力都打了折扣；原來煉鋼設備能生產多少，新建小轉爐能生產多少，這也是按公稱能力打了折扣算的，今后五個月我按四個月算。這樣算了細帳，陳云認為，看起來是有希望的。后來毛主席與陳云同志談話時，陳云說，我與冶金部的同志算了細帳，看起來是有希望的。陳云同志說話向來是很慎重的。
　　這一次毛主席的談話給我的深刻印象是，他對于重大問題抓得很細，一個人一個人地問，在場的一個不拉。實際上匯報假情況的責任在我們，分明不行，卻拍著胸脯硬說行，后來總理在批評這幾個部長時就講這一條。　　　　

大躍進前，毛主席做了一系列解放思想的工作。他提倡敢想敢說敢干，同時又說要一切經過試驗。毛主席講了兩條，不是一條。現(xiàn)在大家只說解放思想，敢想敢說敢干，忘了毛主席說的一切經過試驗，是只講一面。
　　1958年8月，毛主席在北戴河召開的這次座談會，我印象非常深刻。后來冶金部的同志坐下來作檢討，我說，大躍進問題，是我們在那里唬弄毛主席。農村搞“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工業(yè)也是這樣。鞍鋼的黨委書記就寫了一首詩登在鞍山日報上：“人有多大膽，鋼有多大產，坐八百，看一千。”現(xiàn)在鞍鋼生產八百萬噸不成問題，但三十年前坐八百看一千，確實有些浪漫主義。后來毛主席在黨內通訊中提出，他和農村基層干部是同呼吸共命運的，農村基層干部犯了浮夸、共產、平調這些錯誤，他要負責任，而且寫了檢討，要求發(fā)到全黨。少奇同志把它壓下來沒有發(fā)，我參加了他主持的西樓會議。少奇說，毛主席的威望不是他個人的，而是全黨的，毛主席寫了檢討，發(fā)出去有好的影響，也有副作用，以不發(fā)為好，我們在實際工作中糾正。事后來看，不如發(fā)了，發(fā)了容易統(tǒng)一思想，毛主席都檢討了，大家還不認真地去檢查自己？
　　從袁保華以上的回憶來看，冶金系統(tǒng)這一邦人不僅唬弄了毛主席，也唬弄了陳云。在他們的虎弄下，陳云也認為1070萬噸鋼是可行的。　　

陳云也推波助了一下瀾。陳云本來是很冷靜的，但在一些人的唬弄下，他頭腦也有些發(fā)熱，8月25日開幕的工業(yè)書記會議上，他提出：要依靠黨委，發(fā)動群眾搞“土爐子”，說“土爐子”在中國命運還有一個時期。（同上705頁）　　

“土爐子”對大煉鋼鐵也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一些大單位內的大煉鋼鐵就是“土爐子”搞起來的。　　

以李富春為首的計委一些人的推波助瀾。　5月5日　到23日，八大二次會議期間，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李富春在《趕上英國，再趕上美國，第二個五年計劃是關鍵》的發(fā)言中，提出7年鋼趕上英國，15年趕上美國。王鶴壽在會上發(fā)言論證，5年鋼超過英國，15年趕上美國。　　

　6月16日　，李富春向黨中央提出新的《第二個五年計劃要點》。《要點》認為，“為了實現(xiàn)第二個五年計劃的指標，1959年有決定的意義，必須爭取1959年有一個比1958年更大的躍進，例如工業(yè)方面，鋼產量超過二千萬噸，爭取達到二千五百萬噸，超過日本，超過英國”。“現(xiàn)在看，以鋼為主的主要工業(yè)產品的產量，有可能不用三年趕上和超過英國，全國農業(yè)發(fā)展綱要有可能三年基本實現(xiàn)”。（薄一波著《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冊695－697頁）　　

這是國家計委的《計劃要點》，不是李富春個人的意見，也就是說推波助瀾的不是李富春一個人，而是國家計委的一邦人。　　

劉少奇對大躍進推波助瀾是驚人的。薄一波說：“少奇同志1958年11月7日，在第一次鄭州會議的一段回憶……少奇同志在第一次鄭州會議上說：‘公社這個名詞，我記得，在這里（鄭州火車站），跟吳芝圃（時任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同志談過。在廣州開會（少奇等同志去廣州向毛主席匯報八大二次會議準備情況，時間估計可能是1958年4月底――作者注）在火車上，有我、恩來、定一（時任中央宣傳部部長）、鄧力群，我們四個人吹半工半讀，吹教育如何普及，另外就吹公社，吹烏托邦，吹過渡到共產主義。說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時候就為共產主義準備條件，我們搞革命就是這樣搞的，開始搞前一步的時候，就想到下一步，為下一步創(chuàng)造條件。我們現(xiàn)在建設社會主義，就要為共產主義創(chuàng)造一些順利條件。還吹空想社會主義，還吹托兒所，集體化，生活集體化，還吹工廠辦學校，學校辦工廠，半工半讀。要鄧力群去編空想社會主義，要陸定一編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下了火車，在這個地方，大概有十幾分鐘，跟吳芝圃同志說，我們有這樣一個想法，你們可以試驗一下。他熱情很高，采取的辦法也很快（吳芝圃插話：那個時候，托兒所也有了，食堂也有了，大社也有了，還不叫公社），工農商學也有了，就是不叫公社。鄉(xiāng)社合并是老早就有的。陸定一回去，馬上就編了那本書。八大二次會議，我去講了一個半工半讀和生活集體化。后頭要北京試驗，要天津（泛指河北省，因為當時天津屬河北省，是河北的省會――作者著）試驗。公社就是這樣來的。事實上已經有了，他們叫大社。’”　　

（薄一波著《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731－733頁）　　

（這就是說，1958年4月底，劉少奇就要求河南省、北京市和河北省搞公社試點。）　　

許全興說：“1958年6月14日，劉少奇在同全國婦聯(lián)黨組的談話中說，中宣部印了一本有關空想社會主義的資料，其中有一段是康有為《大同書》中寫的。……劉少奇把辦托兒所、公共食堂這樣一些生活服務組織視為‘大家趨向共產主義’。他提倡家庭勞動社會化，解放婦女勞動力，辦食堂、托兒所、洗衣房等服務性事業(yè)。他說，可以搞很多的事業(yè)，像空想社會主義者所說，小孩子多大年齡就到什么地方去，到處有花園，老人有養(yǎng)老院，還有戲院、小學、圖書館、電影院……搞得好，可以達到這種境地。……我們到共產主義不要多遠，十五年可以趕上美國，再有十五年等于三四個美國。再有四十年、五十年中國可以進入共產主義。　　

“6月30日，劉少奇同《北京日報》編輯談話時說，共產主義社會的基層組織，現(xiàn)在開始試驗。恐怕不能像現(xiàn)在這樣，種地的凈種地，做工的凈做工，現(xiàn)在就要搞工農商學兵。他還作了解釋，不能單打一，現(xiàn)在農業(yè)合作社已開始辦工廠、商業(yè)、銀行、服務事業(yè)、洗衣房、食堂、學校，都歸它。以后就在工廠、農村、學校發(fā)槍操練。工農商學兵都有了。他提出，我看，三四十年之后可到共產主義社會。你們看，要不要這么長？　　

 “　7月5日　，他在北京石景山發(fā)電廠同工人談話時說，工廠要辦食堂、托兒所、洗衣店、辦學校、辦農場發(fā)點槍給大家操練。總之，工農商學兵全都自己干。　7月19日　，他在天津的講話中提出，在并社時，‘一鄉(xiāng)一社’、‘政社合一’。他說，一個鄉(xiāng)一個社，將來是否叫社，農莊也包括不了，因有工業(yè)，有學校，有商業(yè)，又有民兵，生孩子也有人管，實際上是共產主義的基層結構。這是組織起來的公社，有工業(yè)，有商業(yè)，有農業(yè)，有學校，生、老、病、死都在這里，這是共產主義（公）社。　7月14日　到18日，劉少奇到山東視察。視察時講了什么，不清楚，但很可能與在北京、天津講的差不多。報到中說‘少奇同志還非常關心共產主義生活方式萌芽的出現(xiàn)’等等。劉少奇以上的這些講話，無疑會對省市的干部發(fā)生作用。劉少奇對辦‘工農商學兵’合一的大公社很熱心。”　　

（見許全興《毛澤東晚年的社會主義探索與試驗》第157－158頁）　　

（請大家認真看劉少奇上面的講話，6月14日他說四五十年就可以進入共產主義社會，，6月30日，他又說，三四十年就可以進入共產主義社會。……）　　

許全興：“1958年9月，劉少奇在江蘇視察時非常關心人民公社實行糧食供給制。他問一個鄉(xiāng)的黨委書記：‘秋后，即將實行供給制，群眾擁護不擁護？’鄉(xiāng)黨委書記說：‘大家一聽說吃飯不要錢，都高興得跳了起來，有個老頭說，過去擔心受苦一輩子，怕吃不飽肚子，這下子可好了。’蘇州地委第一書記在匯報時說：‘群眾都非常贊成實行糧食供給制，他們說，一個心思丟下了，一個心思又來了，丟下的是幾千年愁吃愁穿的心思，又來了的心思是怎樣把生產搞得更好，不然就對不起共產黨。’劉少奇對群眾的這兩句話很感興趣，他說：‘這兩句話，很值得我們深思。有人擔心，實行糧食供給制，會不會增加懶人？蘇州農民的這兩句話，給我們作了最有力的回答。這說明他們不是變懶了，而是情緒更加高了，生產更加積極了。這就是人民共產主義覺悟提高的表現(xiàn)，是共產主義道德品質更加提高的標志。’他還說，“農民吃飯不要錢，搞供給制，鄉(xiāng)社干部勢必跟著走，鄉(xiāng)干部一改，縣干部、省干部，直到中央的也要跟著改。地方改了，軍隊也得改。　　

“　9月27日　，劉少奇在南京黨員干部會議上說，我經過河南、河北、江蘇，都決定農民吃飯不要錢，實行糧食供給制，看來，大家都贊成分配制度，糧食供給制，加上工資獎勵。又說，毛主席在北戴河會議上講過實行供給制問題，在中央的會議上也談過這個問題，如何在我們干部中間及在軍隊中間再實行供給制問題。如果要實行供給制，標兵在哪里？五億多農民就是我們的標兵。各級干部、軍隊，都要向農民看齊，向他排隊。　58年10月3日　，劉少奇同一個外國議會代表團談話中也談到吃飯不要錢，他承認，現(xiàn)在公社的性質還是集體所有制，但有一部分是全民所有制，這部分還要增加。兩三年后，很多公社就會變?yōu)槿袼兄啤！薄　?/p>

（許全興著《毛澤東晚年的社會主義探索與試驗》169――170頁）　　

許全興：“　58年11月21日　，毛澤東在武昌會議上講，現(xiàn)在是吃窮飯，什么公共食堂，現(xiàn)在就是太快，怕犯冒險主義。劉少奇插話說，農村（人均）達到150元至200元的消費水平，就可以轉一批（按：指由大隊所有制轉為公社所有制），將來分批轉，這樣有利，否則等到更高了，轉起來困難多了，反而不利。彭真講，我們搞了土改，就搞合作化，又搞公社，只要每人到了150元到200元就可以過渡，太多了，如羅馬尼亞那樣農民比工人收入多時就不好轉了。把三化（機械化、電器化、園林化的標準）壓低，早轉化比晚轉化好，三四年就可以過渡。（許全興著《毛澤東晚年的社會主義探索與試驗》171頁）　　

劉少奇1958年9月19到28日，視察江蘇時，在常熟縣和平人民公社，他參觀中稻豐產實驗田，他問黨委書記：畝產可以打多少？回答說：可以打一萬斤。少奇同志說：“一萬斤，還能再多嗎？你們這里條件好，再搞一搞深翻，還能多打些。”　　

（　1958年9月30日　《人民日報》）

把以上劉少奇的言行歸納一下：　　

第一點是：1958年4月底，劉少奇就叫河南省、北京市和天　　

津市搞公社試點。　　

（點評：他58年4月說的公社的內容，基本上就是后來人民公社的內容。）　　

第二點是：1958年6月14日，劉少奇在同全國婦聯(lián)黨組的談話中說，……我們到共產主義不要多遠，十五年可以趕上美國，再有十五年等于三四個美國。再有四十年、五十年中國可以進入共產主義。　　

（點評：從58年起，三十年后，就等于三四個美國。這話只有劉少奇才說過；四五十年就能到共產主義也只有劉少奇說過；公社是共產主義的基層結構也是劉少奇說的。劉少奇說這些話時，人民公社還未誕生。劉少奇的這些話對“浮夸風”和“共產風“有很大的推動作用。）　　

第三點是：“6月30日，劉少奇同《北京日報》編輯談話時說，共產主義社會的基層組織，現(xiàn)在開始試驗。……他提出，我看，三四十年之后可到共產主義社會。你們看，要不要這么長？　　

（點評：15天前他說的是四五十年到共產主義，15天后他又提前到三四年到共產主義社會，由此看出，他是想急于向共產主義社會過渡。）　　

第四點是：“ 7月19日，他在天津的講話中提出，在并社時，‘一鄉(xiāng)一社’、‘政社合一’。他說，一個鄉(xiāng)一個社，……實際上是共產主義的基層結構。這是組織起來的公社，有工業(yè)，有商業(yè)，有農業(yè)，有學校，生、老、病、死都在這里，這是共產主義（公）社。”　　

（點評：58年7月19日，劉少奇就說：一個鄉(xiāng)一個社是共產主義的基層結構）　　

第五點是：　58年10月3日　，劉少奇說兩三年后，很多公社就會變?yōu)槿袼兄啤！薄　?/p>

（點評：兩三年后很多公社就會變成全民所有制。這與北戴河中央會議公報的精神是相違背的。公報上說：“由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是一個過程，有些地方可能較快，三、四年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較慢，需要五、六年或更長一些時間。”）　　

第六點是：劉少奇1958年9月19到28日，視察江蘇時說：“一萬斤，還能再多嗎？你們這里條件好，再搞一搞深翻，還能多打些。”　　

（點評：他嫌一萬斤少了，希望農民還能多打些。）　　

第七點是：“1958年9月，劉少奇在江蘇視察時非常關心人民公社實行糧食供給制。……他還說，“農民吃飯不要錢，搞供給制，鄉(xiāng)社干部勢必跟著走，鄉(xiāng)干部一改，縣干部、省干部，直到中央的也要跟著改。地方改了，軍隊也得改。　　

（點評：這就是要搞全民吃飯不要錢。）　　

還有，薄一波說：這年“九月中旬，中央有關負責同志在江蘇、浙江兩省召開人民公社干部座談會，起草了一份以分配問題為中心的題為《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意見（第一次修改稿）》的文件。文件規(guī)定：公社社員除吃飯不要錢外，所得工資報酬，一律存在公社，發(fā)給存折，不計利息；社員消費需要，由公社統(tǒng)一購買，統(tǒng)一分發(fā)，或由社員憑存折到公社門市部選購。‘無論統(tǒng)一分發(fā)或自行選購，均采取轉賬辦法，實行非現(xiàn)金結算，以便減少貨幣流通范圍和杜絕資本主義。’在將文件報送毛主席審察時，這位負責同志還建議毛主席于國慶前后宣布全國吃飯不要錢。文件草案雖然沒有被毛主席和黨中央采納，但已用安徽省委辦公廳的名義發(fā)給省內外一些單位，以致流傳很廣，影響已成。在一些地方，‘非現(xiàn)金結算’成為打白條、無償調撥農民財產的借口之一”。（見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冊，第753頁）　　

（點評：建議毛主席于國慶節(jié)前后宣布全國吃飯不要錢的這位中央負責同志是誰呢？薄一波沒有沒有說。但從《人民日報》58年9月30日刊載的《劉少奇同志視察江蘇》和劉少奇在南京黨員干部會上的講話情況來看，這位負責同志是劉少奇的可能性很大。到底是誰？現(xiàn)在還無法肯定。這位負責同志組織制定的《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意見》傳開后，在當時是起了很壞的作用，刮共產風與這份文件的關系也極大。《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意見（第一次修改稿）》這個文件就是主張取消貨幣的。因此，希望人們把這位中央負責同志的名字查出來，把他制定的《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意見（第一次修改稿）》的內容公布出來，以便人們更好地了解大躍進的本來面目。）　　

鄧小平對大躍進推波助瀾的特點。新華社1958年9月３０日訊　，中共中央和國家領導人鄧小平、李富春、李雪峰、劉瀾濤、楊尚昆、蔡暢和趙爾陸等同志，９月１０日至２９日先后到黑龍江、吉林、遼寧三省視察了工作，對東北地區(qū)工業(yè)、農業(yè)、文化教育、城市公社、整風等方面工作作了重要的指示。　　

鄧小平等同志視察了鞍山鋼鐵公司等三十多個工廠和礦山。他們對東北地區(qū)工業(yè)建設的蓬勃發(fā)展表示滿意。在視察中，鄧小平和李富春同志都指出：東北三省鋼鐵產量約占全國的一半，機械制造能力占一半以上，是我國工業(yè)的重要基地。在第一個五年計劃中，全國集中力量把東北建設起來了，東北三省目前的任務，就是充分挖掘潛力，大力支援全國，并逐步合理發(fā)展。支援全國的任務完成得好壞，是檢查東北三省工作的主要標志。　　

鄧小平和李富春同志一致指出：１９５９年全國工農業(yè)發(fā)展的速度，將比１９５８年還要快得多。東北三省的任務也會越來越大，擔子會越來越重，對此必須作好思想準備。為了擔負起這一艱巨的任務，東北各企業(yè)應該千方百計地挖掘潛力，大大地提高生產水平。東北地區(qū)的很多工廠，規(guī)模大、設備新，因此也應該作出更多的大事和新事，在生產躍進方面要帶頭，在挖掘潛力方面要爭先，在技術革命方面要放“衛(wèi)星”，在企業(yè)管理方面要出經驗。如果用這些標準來要求自己，東北的各廠礦企業(yè)就還需要作極大的努力。　　

鄧小平同志和李富春同志勉勵各企業(yè)、特別是各大企業(yè)要高插紅旗，拔掉白旗。他們指出：要樹立紅旗，首先必須徹底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打破常規(guī)、反對老大自滿。要樹立起敢想敢為的共產主義風格：別人沒有的我們可以有，別人作不好的我們可以作好，別人辦不到我們可以辦到，別人的目標我們可以超過。　　這就要徹底打倒賈桂思想，埋葬教條主義。　　

其次，必須堅定地依靠工人、技術人員和職員的多數(shù)，充分地發(fā)動群眾，大搞群眾運動，徹底改變企業(yè)管理制度。鄧小平同志對長春第一汽車廠的經驗表示滿意。他說：在企業(yè)管理方面，我們的“憲法”就是在黨委統(tǒng)一領導下的兩參一改三結合。長春汽車廠按照這個“憲法”辦事，他們真正把群眾發(fā)動起來了，工人參加了行政管理，也參加了工廠設計和技術管理。這個工廠原來設計是年產汽車三萬輛，現(xiàn)在準備把生產能力提高到十五萬輛。與此相反，如果思想不解放，陳規(guī)陋矩不破除，盡管企業(yè)管理人員天天睡到高爐旁邊去，也于事無補。　　

在思想改造的基礎上，必須大鬧技術革命。他說：我國的農業(yè)關已經基本過去了，工業(yè)關和科學技術關還基本上沒有過去，應當努力過好這一關。在技術革命中，大工廠和大學校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這些單位要努力鉆研本行業(yè)的尖端技術。小平同志談到思想解放的深刻意義，他說：物質的力量是無窮無盡的，人們只要掌握了它，就能使它更多更好地為人類服務。要掌握它，關鍵又在于敢不敢想，敢不敢作，和是否善于去揭露物質的秘密。只要人們思想解放，就能迅速掌握技術，充分地認識和發(fā)揮物質的力量。　　

東北地區(qū)目前交通運輸很緊張，電力嚴重不足。如何克服這些困難呢？小平同志和富春同志一再指出：克服這些困難，不能等待別人的幫助，而要以自力更生為主。他們號召用“土”洋結合的辦法，發(fā)動群眾大辦電力和大辦運輸。　　

東北的農業(yè)生產還沒有翻身　　

要用不斷革命精神領導農業(yè)　　

鄧小平等同志視察了哈爾濱近郊的金星人民公社、雙城縣的幸福人民公社、蓋平縣的太陽升人民公社，并聽取了三個省的農業(yè)情況的匯報。小平同志指出：東北三省的農業(yè)生產，按常規(guī)來說，同過去來比，是有進步的。但是，目前是一個出奇跡的時代，全國糧食產量今年可能增產１００％以上，而東北三省糧食產量增長不過百分之幾十甚至只有二、三十。這樣一比較，東北的農業(yè)就還沒有翻身。　　

鄧小平同志指出：全國農業(yè)增產的經驗，概括說來就是水、肥、土、種、密加上田間管理齊頭并進。這是農業(yè)生產的“憲法”，是毛主席的“憲法”，是事實證明了完全正確的“憲法”，是已經創(chuàng)造了奇跡的“憲法”。東北的某些領導人和廣大地區(qū)沒有堅決執(zhí)行這個“憲法”，而繼續(xù)執(zhí)行著寬垅淺耕、廣種薄收的老一套，不是用革命的辦法而是用改良的辦法領導農業(yè)，結果使農業(yè)生產大大落后了。這個事實，反映了農業(yè)生產戰(zhàn)線上兩條道路兩種方法的斗爭還很尖銳，說明農業(yè)方面還有白旗未拔，思想還沒有解放。　　

鄧小平同志勉勵大家要在農業(yè)方面掀起一個革命運動。他說：必須本著不斷革命的精神，根據以上所說的農業(yè)“憲法”的各條，深入檢查思想和工作。今年增產的少一些，不要灰心，重要的是取得教訓，以便在１９５９年迅速趕上全國的水平。同時，要把真實情況向群眾講清楚，發(fā)動群眾大鳴大放大辯論，組織群眾到關內參觀學習。農民群眾是愿意多增產的，只要領導干部抓得緊、方向對頭、任務明確、措施具體，就一定能把他們動員起來，迅速改變農業(yè)生產落后的面貌。　　

鄧小平同志在視察幸福社和太陽升社的時候指示說，每一個社明年都應該指定一兩個耕作區(qū)作大面積豐產試驗。可以把現(xiàn)有土地耕種面積縮小一些，集中力量搞好密植，提高單位面積產量。這樣，既可以增產糧食，又可以使一部分土地綠化，一部分土地輪休。小平同志還指示農村要大大增加生豬飼養(yǎng)數(shù)量。他說，只有把農林牧副漁統(tǒng)統(tǒng)發(fā)展起來，才能增加生產和增加收入，才能使人民公社鞏固發(fā)展；公社是建立在生產大發(fā)展和人民政治覺悟提高的基礎上的。他希望太陽升社在最近制定出一個長遠計劃，并向他們生動地描繪了農村建設的遠景。他說，將來要把農村的居民點都建設成一座座漂亮的城市，有電影院、劇院、運動場；房屋都要改建；城中遍種花果；工農商學兵全面發(fā)展。大城市所有的一切，你們都可以有。這樣，就可以消滅城鄉(xiāng)差別。這種居民點，人少了是辦不起來的，大約是數(shù)萬人一處。　　

大學要全力研究尖端科學技術　　

中小學學生參加勞動應多樣化　　

鄧小平等同志參觀了一些科學研究機關和大學校的科學研究成果，對他們的創(chuàng)造發(fā)明很關懷。還視察了一些大學和中小學。他們聽說吉林大學在科學研究和教學改革方面已取得不少成就，全校師生在六個星期內編出了二千五百萬字的講義，都一致表示滿意。鄧小平同志指出：大學的最重要的任務，就是要結合教學內容全力作好尖端科學技術的研究和試驗。他說：新編的教材，雖然還要在教學實踐中不斷修正，但是起碼比舊的教材好，因為它是在教學改革的基礎上搞起來的。　　

鄧小平等同志對哈爾濱十八中、十九中和四平市六馬路小學貫徹勞動和教育結合的教學方法表示滿意。小平同志在視察中指出：中小學學生參加勞動要同年齡相適應，要多樣化，以便培養(yǎng)學生多方面的興趣。勞動的收入，不要按人分配，最好是由學校統(tǒng)一掌握。除了給困難學生一些補助外，應當盡量用來舉辦公共福利事業(yè)，逐漸作到不收學雜費用、免費洗澡理發(fā)、統(tǒng)一發(fā)給鞋襪和零用、以至吃飯穿衣都不要錢。總之，要培養(yǎng)共產主義思想，貫徹共產主義精神，不能助長個人主義。小平同志還十分關切地告訴學校的領導人員：學生參加社會服務和生產活動，無論如何不應當削弱學校的基礎課程。　　

鄧小平等同志還視察了哈爾濱、長春、四平、沈陽四個市的民辦工廠，聽取了在城市試辦公社的匯報。小平同志指出：城市公社必須辦。全國農村正逐步公社化了，城市不能落在后邊。城市辦公社還沒有經驗，應該先作多種多樣的試驗。向共產主義過渡，包括很多內容，例如建立教育和勞動相結合的教育制度；干部參加勞動；消滅資產階級法權的等級制度；生活的供給制；樹立共產主義的勞動態(tài)度等等。但目前首先應該把生產搞起來，使城市人力各盡其才，物力各盡其用。他說，在城市中，可否以一市一區(qū)為一公社，請各省市同志考慮。　　

城市必須辦公社先作多種試驗　　

并且應盡快地實行全民所有制　　

城市公社的所有制，最初可有三種形式，即集體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和集體、全民結合的所有制。但是歸根到底，城市公社總應該盡快地實行全民所有制。一些民辦工廠，如果一開始就能實行全民所有制，就不必經過集體所有制的過渡形式。城市公社的分配，也可以先采取不同形式，以后再逐步統(tǒng)一。大的國營企業(yè)，財務和生產計劃仍然由國家統(tǒng)一管理，但在企業(yè)分成和勞保福利費中，可以抽出一部分交公社支配，由公社統(tǒng)一安排企業(yè)職工的生活福利。他說，以上意見，只是作為建議，請各省市具體研究。　　

小平同志詳細詢問了四平市的情況。四平市地方工業(yè)發(fā)展很快，到第二個五年計劃末，除開國營和省營企業(yè)外，市營和民辦工業(yè)的總產值可能達到十二億到十五億元，如果以百分之十幾或２０％用作分配，全市每人每月即可收入一百多元。全市糧食、蔬菜和肉類也可能完全自給。全市十三萬人口，除老弱和學生外，絕大部分都參加了生產，領取了工資。根據以上情況，小平同志認為四平市已具備了組織市公社的條件。他指示市委迅速作出一個規(guī)劃，草擬出公社章程，在群眾中進行醞釀，并建議吉林省委在此試點，取得經驗。　　

鄧小平同志說：在全國范圍內，整風雖然已經結束，但在個別省區(qū)和個別企業(yè)中，凡是整風不深不透的，都必須繼續(xù)發(fā)動群眾大鳴大放大辯論，把整風進行到底，并用群眾運動的方法來推動生產和工作的大躍進。　　

在視察中，鄧小平同志和李富春同志先后在黑龍江和遼寧兩省的省委擴大會議上作報告。李富春同志在鞍山市群眾大會上作報告。　　

中共中央和國家領導人員在東北三省的視察和指示，給了廣大干部和群眾以極大的啟示和鼓舞。黑龍江和遼寧兩省省委擴大會議，鞍山市委和鞍山鋼鐵公司的領導干部，都深入地討論了鄧小平和李富春同志的報告。黑龍江的重型機器廠，原計劃今年１１月初安裝好一臺六千噸的水壓機，現(xiàn)已決定提前在９月底裝好，作為向國慶的獻禮。哈爾濱電機廠、汽輪機廠、鍋爐廠原計劃明年生產四百五十萬千瓦的發(fā)電設備，經過討論后，決定躍進到五百五十萬千瓦。鞍山鋼鐵公司也修改了生產計劃，今年要產鋼四百五十萬噸。蓋平縣太陽升人民公社也決定在今年畝產八百斤的基礎上，爭取明年達到畝產兩千五百斤。＊　　

新華社 (1958.10.01) 《人民日報》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鄧小平召集貴州省湄潭、余慶、綏陽、遵義、桐梓等縣的縣委第一書記開了一個座談會。　　

在視察中他主張：“要集中力量搞高產地。決心要丟掉一些(田地)。路上看到那些石頭縫縫里種的包谷，統(tǒng)統(tǒng)不要種。”，“五百萬畝坡地砍掉四百萬畝，每畝(產量)達四千斤，后年真可以不種地了。”　　

他提出：豬圈“不要安設在居民點”，“不是要田間積肥嗎?安在田間去，居民點的衛(wèi)生也好。”要成立“胡思亂想辦公室”，“要弄幾個人來”，“專門胡思亂想。”　　

鄧小平的以上言論，除了鼓吹浮夸風外，還有兩個特點：一是小平同志指出：城市公社必須辦。全國農村正逐步公社化了，城市不能落在后邊。城市辦公社還沒有經驗，應該先作多種多樣的試驗。向共產主義過渡，包括很多內容，例如建立教育和勞動相結合的教育制度；干部參加勞動；消滅資產階級法權的等級制度；生活的供給制；樹立共產主義的勞動態(tài)度等等。但目前首先應該把生產搞起來，使城市人力各盡其才，物力各盡其用。他說，在城市中，可否以一市一區(qū)為一公社。請各省市同志考慮。城市公社總應該盡快地實行全民所有制。一些民辦工廠，如果一開始就能實行全民所有制，就不必經過集體所有制的過渡形式；二是成立“胡思亂想辦公室”。　　

還有《毛澤東傳》里說，1958年11月3日到5日，是吳芝圃主持起草《十五年社會主義建設綱要四十條》，6日，就由鄧小平主持社會主義建設綱要四十條的起草工作。9日上午，毛澤東主要就綱要四十條問題發(fā)表意見。他說：　　

第一，……第二，……第三，……　　

 “第四，高指標問題。綱要中提出，到1967年要達到年產四億噸鋼。毛澤東問：‘許多問題，我不清楚你們是根據什么這樣提的。工業(yè)方面為什么搞四億噸鋼？到1962年搞多少噸？（有人答：一億噸。）五年就增長三億噸。怎么增法？’他說：‘現(xiàn)在有些問題相當混亂。不僅在公社方面，就是在中央、省、地這三級里頭，都相當混亂。鋼、機床、煤、電四項高指標嚇人，四十條發(fā)到哪一級，要做政治考慮。’”后來這個《綱要四十條》被毛澤東封殺了，沒有交大會討論。　　

“第五，工作方法問題。他說：‘第四十條，一大堆觀點，使人看了不滿意。中心是要解決實行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不要捆人、打人、罵人、辯論人，罰苦工，動不動辯你一家伙。要提倡實事求是，不要謊報。《人民日報》最好要冷一點。要把解決工作方法問題當成重點，黨的領導，群眾路線，實事求是。”（參看《毛澤東傳》893――894頁）　　

由鄧小平主持制定的《十五年社會主義建設綱要四十條》中的高指標和浮夸風，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被毛澤東封殺了。毛澤東還說：“現(xiàn)在有些問題相當混亂。不僅在公社方面，就是在中央、省、地這三級里頭，都相當混亂。”　　

（點評：請大家思考一下，毛澤東這里說的中央相當混亂是指那些人？如能把鄧小平制定的《十五年社會主義建設綱要四十條》全文公布出來，對人們了解真實的大躍進是有很大幫助的。）　　

《人民日報》一群人的推波助瀾。眾所周知，1958年，《人民日報》刊載了許多“衛(wèi)星”，這些“衛(wèi)星”全是假的，在國外造成了極壞的影響，在國內造成了嚴重的惡果。下面造假故然可悲、可恥、可恨，但《人民日報》的人們居然相信那些天方夜譚的數(shù)字（糧食畝產一萬斤、幾萬斤、十幾萬斤）和“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的荒唐口號，并把它們大張旗鼓地刊登在《人民日報》上。這些天方夜譚的數(shù)字和荒唐的口號，對浮夸風和弄虛作假就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因此《人民日報》對刮浮夸風和共產風也起了很大的推波助瀾的作用。　　

就是在這些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人們推波助瀾下，大躍進才在全國轟轟烈烈地進行。　　

黨中央七個常委對大躍進的態(tài)度　　

當時的七個常委是：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云、林彪、鄧小平。　　

毛澤東。在大躍進中，十五年鋼趕上英國是毛澤東1957年在莫斯科提出的，十二年實現(xiàn)農業(yè)發(fā)展綱要《四十條》,使糧食畝產分別達到四百斤、五百斤、八斤是毛澤東主持制定的，除此而外，還沒有發(fā)現(xiàn)他單獨提出過不切實際的高指標。其他人開始提出的天方夜譚的高指標，有的表示懷疑（如一年、兩年、三年完成《四十條》），有的他基本上是同意的（如王鶴壽提出的鋼兩年趕上英國）。但后來，他逐漸發(fā)現(xiàn)有虛假、浮夸現(xiàn)象嚴重，從58年11月起，他就千方百計想辦法糾正。后面有一節(jié)要專門談毛澤東糾“左”問題。　　

劉少奇。我先要說幾句公道話。有人說，劉少奇是浮夸風、共產風的“始作俑者”是不正確、不公正、不實事求是的。事實證明，劉少奇大量的浮夸風等，基本上是58年的6月14日開始的，而這以前有些省市和中央的一些部委就刮起了浮夸風和共產風了。因此，劉少奇不是浮夸風的“始作俑者”。但是，劉少奇對刮浮夸風和共產風有所創(chuàng)造，有所前進，有所發(fā)明，如他說：十五年可以趕上美國，再有十五年等于三、四個美國，這就是他的獨創(chuàng)。他還說，人民公社三、四年就可以從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他還提倡，五八年就實行全國吃飯不要錢（包括軍隊）……。　　

周恩來。“躍進”這個詞是他的發(fā)明。“大躍進”這個詞，是1957年底他告訴毛澤東的。至于“大躍進”這個詞是他的發(fā)明創(chuàng)造，還是譚震林的發(fā)明創(chuàng)造，現(xiàn)在還搞不清楚。現(xiàn)在還沒有發(fā)現(xiàn)周恩來在大躍進中有浮夸風和共產風的言行。　　

朱德。現(xiàn)在還未發(fā)現(xiàn)他在大躍進中的不當言詞。　　

陳云。陳云本來對經濟建設是很慎重的，但在王鶴壽和袁保華等人的唬弄和忽悠下，他也同意58年生產1070萬噸鋼，并提出搞“土爐子”煉鋼的辦法。　　

林彪。他是58年5月才增補為黨中央常委的，現(xiàn)在也未發(fā)現(xiàn)他有不適當?shù)难栽~。　　

鄧小平。鄧在大躍進中言詞雖不多，但卻驚人，58年9月，他在東北視察時說，糧食增產20、30%是右傾保守，要增產100%才對，并鼓勵東北要快點搞城市人民公社，最好是一個城市一個公社。11月他在貴州視察時，他強調少種多收，要求那里成立“胡思亂想辦公室”。58年11月6日，他接替吳芝圃制定的《十五年社會主義建設綱要四十條》中規(guī)定，1972年鋼產量要達到4億噸，按人口平均超過英國。這個綱要的浮夸風已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　　

五八年對毛澤東說真話的只有幾個人　　

1958年對毛澤東說真話的人不多，直到現(xiàn)在，我發(fā)現(xiàn)的只有五個人，他們是：　　

第一個說真話的人是李銳。1958年1月，在南寧會議上，長江水利委員會負責人林一山，主張修三峽電站，毛澤東也有意向想修。當毛澤東聽說水利部副部長李銳有不同意見時，毛澤東就把李銳請來，與林一山各抒己見。林一山講了兩個小時，寫了2萬多字，主張修。李銳講了半小時，寫了8千多字，主張暫時不要修。　　

毛澤東聽了他二人的講話和看了他們的文章后，接受李銳的意見，暫時不修，并表揚了李銳，還要李銳當他的兼職秘書。會后，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還對李銳戲言說：“你中了狀元了！”（參看吳曉梅、劉蓬著《毛澤東走出紅墻》第26――29頁）　　

（這說明，即使是反對的意見，只要是真話，有道理的話，毛澤東是虛心接受，并改正原來的設想。）　　

李銳有才無德，這次他說真話，“中了狀元”。59年在廬山會議上，他說假話，既害了他自己，也害了彭德懷等人。開始他給毛澤東寫信說假話，欺騙了毛澤東。當黃克誠說了真話之后，他就很被動。他為了挽回自己的被動局面，夜晚到毛澤東住處，給毛澤東跪下，反戈一擊。（給毛澤東寫信說假話是李銳自己在《毛澤東的秘書手記廬山會議實錄》中說的。給毛澤東跪下反戈一擊，是李銳當年的同伙周惠的回憶說的）　　

第二個說真話的人是胡秀云。1958年北戴河會議后，九月初，毛　　

澤東又南下考察，想知道大躍進中有什么問題沒有？“在鄭州，聽了河南省委書記和工作團領導的匯報后，他感到他們一片叫好聲中，就是沒有反映問題。他問：‘有什么問題沒有？不要只說成績，我想知道有什么問題沒有？’一連問了幾遍，還是沒有問出個所以然來。所以毛澤東要找工作團的普通工作人員來開會，再問問情況。”　　

工作團是中央機關下放鍛煉的干部。這些干部“對于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大家還是一片叫好聲。”“毛澤東似乎對這一片叫好聲不滿足。他盯住了坐在身邊不遠處的胡秀云，決定單刀直入：‘小胡，你說說，有什么問題沒有？’”　　

胡秀云說：“反正我看婦女挺高興的。原來圍著鍋臺轉，現(xiàn)在吃大食堂，解放了。”　　

毛澤東聽后又說：“你是不是吹牛？大鍋菜炒出來的就是不如小鍋菜炒出來香么。”　　

這時，胡秀云才說了真話：“我就是納悶，怎么晚上畝產400斤，早晨就成了1000斤了？有些干部一個比一個能吹。”　　

在場的人都很吃驚，而且都不吭聲。毛澤東轉過頭，拿眼去看河南省委的干部們，又望望譚震林和廖魯言說：“你們到底是在放衛(wèi)星還是在放大炮？”　　

誰也沒有回答，會場沉默了好一會。（參看上書179――181頁） 　　

（胡秀云講了真話，沒有受到批評，相反，受批評的是那些管農業(yè)的高級干部們，這也說明有的高級干部對毛主席沒有說真話）　　

第三個說真話的人是李達。1958年9月中旬，中共一大代表、武漢大學校長李達，見毛澤東就問“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這個口號你贊不贊成？。當毛澤東說“這個口號有兩重性”時，李達就打斷毛澤東的話說：“你說這個口號有二重性，實際是肯定這個口號，是不是？”　　

毛澤東立即反問道：“肯定怎樣？否定又怎樣？”　　

李達氣沖動地說：“潤之現(xiàn)在不是膽子大小……，你腦子發(fā)熱，達到39度高燒，下面就會發(fā)燒到40度，41度，42度，……這樣中國人民就要遭受大災大難，你承認不承認？”　　

毛澤東聽了這話就坐不住了，他也十分生氣地說：“你說我發(fā)燒39度，我看你也有華氏百把度了……”　　

事后，毛澤東對陪同他的湖北省委副秘書長梅白說：“小梅，今天我們兩個老家伙，很不冷靜，這在你們青年人面前示范作用不好。……我現(xiàn)在在認識論上發(fā)生了問題，離開客觀走向主觀唯心主義。我和李達的爭論我是錯誤的。……聽了鶴鳴（李達）兄的話很逆耳。這是我的過錯。過去我寫文章提倡洗刷唯心精神，可是我這次就自己沒有洗刷唯心精神。”毛澤東叫梅白通知李達再進行交談，轉告李達“六十而耳順”，感謝他的幫助。李達得知這些情況后，感慨地說道：“還是潤之的氣量大。（參看《毛澤東大智謀》下冊，904――905頁）　　

（這說明，只要是真理，即使是當面頂撞了毛澤東的人，毛澤東不僅虛心接受，還要作自我批評。）　　

第四個說真話的人是晏桃香。1958年10月26日下午，毛澤東的專列停在湖北孝感站外，邀請當?shù)氐母刹亢娃r民代表上車座談。農民代表晏桃香是生產隊婦聯(lián)主任，當毛澤東問晏桃香：“你贊成開夜車嗎？”　　

晏桃香說：“說實話不贊成，但上面要我們開夜車，我是婦聯(lián)主任，不能不開。我認為開夜車劃不來，花錢得多，費力很大，第二天還打不起精神，大家都不愿意。”　　

毛澤東又問：“你認為你所在的生產隊糧食產量能達到指標嗎？”　　

晏桃香答：“差十萬八千里。”　　

毛澤東又問：“那么你想如何辦呢？”　　

晏桃香懇切地說：“希望上面實事求是。”　　

晏桃香說完之后，在座的就有人鼓掌。之前就有一些干部匯報說，事實上老百姓有的已經開始餓飯了。毛澤東聽著聽著就流下淚來。（參看上書903――904頁）　　

（這些說真話的人，不僅沒有受到毛澤東的批評和打擊，而且還得到不同程度的表揚，這些人對毛澤東糾正大躍進中的錯誤起了推動作用。如果當時在高、中級干部中多一點說真話的人，大躍進的錯誤就不會那樣嚴重了。也許有人要說，彭德懷說真話就挨整了。彭德懷挨整不完全是因為說真話，而是另有更復雜和更深層次的原因。我在《五九廬山真面目》中，對這個問題作了初步探索，不久前，公布周惠對廬山會議的回憶更值得人們深思。）　　

（待續(x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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