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
這是我二〇〇五年五月發表在萬象雜志上紀念周予同先生的一篇文章，周先生生于1898年1月，卒于1981年，他一生幾乎是與上一個世紀相始相終的。近年來孔子又熱起來了，于是人們又想起來這位經學史專家，關注起他的一生和著作來。其實周先生的一生，代表了上個世紀中國知識分子所走過的道路，盡管歷盡坎坷和曲折，但他對一切艱難都坦然處之，體現了中國知識分子應有的骨氣和氣質，這一點正是值得后人永遠敬仰的。周先生去世以后，有許多朋友為了懷念他，寫了許多紀念文章。當然各人的視角亦有所不同，周先生本人去世前對自己一生也有過一個回顧，我想把這些文章綜合起來，也許還能提出一些值得人們思考的問題。比如：怎么對待我們那個時代，怎么對待自己的祖國和民族的尊嚴，怎么對待歷史上的文化傳統，怎么做一個有尊嚴的知識分子，怎么對待自己所遭受的坎坷和曲折。周先生在許多方面為我們做出了表率，我想重新回顧周先生的一生，對我們生活在今天的知識分子，或許還能得到一些啟迪。周先生是我的老師，一九五○年我進復旦歷史系學習時，他是歷史系的系主任，我聽過他的課，受過其教誨；我參加工作以后，與他一起共事過，還曾與他一起參加過一些社會運動。在一九五二年的思想改造運動時，他是歷史系教師學習小組的組長，我作為學生代表，參加他們的學習，所以曾經受過他的面聆耳提。他的形象，在我的腦海中始終印象深刻，這次我想先發表自己在萬象雜志上的那篇舊作，然后有選擇地發表一些他去世時人們紀念他的文章，供大家作比較和研究，我希望能看到大家讀后的感受，希望能回繞上個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人生道路作一些思考。
周予同先生
——記憶中的復旦舊人舊事之一
各個時代都有自己獨特的語言、概念和倫理觀念，而且每個時代的人們都會有不同的人生追求，并都是在否定過去的過程中演繹出不同的社會意義，然而其中有一些做人的道理，又是可以貫通的.。我青年時的大學生活離開現在已半個多世紀，那時的青年在理念與追求上與老一代發生著激烈的沖撞，那時生活在大陸的人們占主流地位的理念與追求，即與長期生活在海外的知識分子不同，也與今天青年學子們的追求有很大的距離，用審視的眼光，在今人面前展現那一時代的生活，或許會是奇異而有趣的。
歷史系主任
我是1950年通過建國后第一次統一高考招生進入復旦大學的，被歷史系錄取為新同學，一晃50多年過去了。幾個當年的老同學相聚時，話題仍然離不開當年教導過我們的老師們。在許多老師中第一印象最深的還是周予同先生。他當時是歷史系的系主任。我們都是經他同意或面試才進入歷史系的。
我們入學那一年，周予同先生剛好50出頭，矮矮的個子，穿上件寬大的長衫，胖乎乎的，大大的四方臉，頭發向后梳得锃锃亮，露出白凈而又飽滿的額頭，走起路來總是慢吞吞一搖一擺在踱著方步，一副和善的長者樣子。見到學生總是笑嘻嘻地沒有一點架子。有一次，他在課堂上曾半玩笑半發牢騷地對同學們說，現在他身上掛的牌子真不少，什么上海市人民政府的委員、市人民代表、市政協委員、民盟的副主任委員、華東軍政委員會文化委員會的委員、上海市文教委員會的副主任、上海文史館的館務委員，數到最后足足有4個之多。但是他感嘆說這幾年并沒有實實在在地做成幾件事，說來實在慚愧啊！看來他對黨和政府為他在政治上的安排既是高興的，又是不滿足，希望能有職有權地辦實事。那幾年他在歷史系系主任的任上，并不是沒有事做，雖然有胡繩舞老師擔任系的秘書，但系里的大小事務他都攬在自己身上。他是有事業心的人，我入學時上二年級的學生加在一起只有二十多個，還是暨大、震旦等幾個學校合并在一起，有的是五零年復學的，而我們五零屆就招了四十個學生，實際報道的也有三十五個人，對學生的增加他是高興的。他還積極為歷史系招攬教師，譚其驤老師便是他積極寫信從浙大請來的，那時陳守實想離開復旦北上去北師大任教，是周先生極力挽留下來的。當時歷史教師的陣容還是比較堅強的，中國史有譚其驤、胡厚宣、陳守實。世界史有周谷城、潘洛基、耿淡如、王造時、陳仁炳、靳文翰、毛起、朱敖等，此外還有教地理的葉粟如老師。整個歷史系與解放前史地系的情況比較，那真是處于人丁興旺欣欣向榮的狀態。所以那年的年底，他主動掏腰包在學校后門口的來喜飯店請歷史系全系師生一起聚餐，至今同學們還記得他歡樂地舉杯預祝師生同心協力辦好歷史系的場景。他對在系里的師生都是非常愛護的。記得有一個高年級同學要求轉系，他難為地同意了那個同學的請求，又憤憤地說這是我們辦教育的失敗。
打“老虎”運動
那時學校內各項政治運動不斷，他的表現也是非常積極的。一九五零年十月中國人民志愿軍赴朝作戰，緊接著中央號召在全國開展抗美援朝運動。十二月一日中央軍委和政務院號召大學生參加軍事干校，全校上下積極動員，周先生也非常積極。他在全系的動員大會上，激動而聲色俱厲地說，他當年也是熱情澎湃地參加五四運動，搖旗吶喊地去“火燒趙家樓”，后來在革命運動中卻動搖了，退卻了，沒有革命到底，你們可不要像我錯過革命的機會，要抓住機會勇往直前。在他的鼓動下，全系同學幾乎都報了名，系里批準了八個同學去參加軍事干部學院的學習。當年六月三十日，中央頒布了土地改革法，下半年就在全國新解放區開展了土地改革運動。次年四月，華東教育部要求大學文法學院師生參加土改，九月，復旦組織文法學院二三四年級的學生及教師共六百五十六人去皖北五河縣與靈璧縣參加土改，周予同是大隊長，盡管他在城市生活優裕，到了皖北那么艱苦的地方，也能與師生一樣，在農村吃到了苦，那里的農民曾經說他們每年外出逃荒要飯時，你們復旦大學學生食堂的剩菜剩飯還是很香的。他們到過德莊大食堂門口要飯。
在一九五二年歷時最長影響最深的還是“三反”和思想改造運動，高校的思想改造運動是從“三反運動”開始的。為了在復旦師生員工中進行這一場聲勢浩大的思想改造運動，華東文教委員會從華東革大抽掉了李正文、王零等一批干部到復旦來領導思想改造運動。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五日復旦成立了思想改造學習委員會，有委員三十五人，陳望道是主任委員，李正文是副主任委員，各個系的系主任都是學習委員，所以周予同也是委員之一。復旦是全市高校先行單位之一，學校的運動當時分二個方面進行，在職工中間運動的重點是“三反”。三月五日學校召開了坦白檢舉大會，同時組織各系的一部分學生參加職工的“三反”。那時職工隊伍中有貪污行為的嫌犯被稱作“老虎”，為此學校組織了六個打虎中隊，對有貪污行為的嫌犯進行重點批判斗爭，歷史系的一部分學生被組成一個打“虎”中隊，我被學校任命為打虎隊長，斗爭一個姓馮的嫌犯，王零還到我們中隊觀戰，斗爭會結束后他還給同學們鼓勁打氣。實際上學生也是提心吊膽地參加運動，因為學生還有家庭與社會聯系，有一位同學在學校參加打“虎”，而家里則來告知她父親在運動中跳樓自殺了，趕回去辦喪事，回校以后還當著同學的面摘下頭上的孝花，表示與父親劃清界限。我中學一個同學的父親在郵電局工作，是一個好人，在“三反”運動中也跳樓自殺了。同樣我也擔心自己家里出事，直到自己父親被定為基本守法戶，才放下壓在心上的石頭。
打虎的斗爭結束后，我又被轉到歷史系教師思想改造學習小組充當學生代表，歷史系十多位教師都在一個學習小組，學生代表共三個人，除我以外還有郭煜中與史悠中兩位同學，郭比我們高一班，是暨大并到復旦來的，他與教師往來比較多，對情況比較熟悉，他也好講話，所以學習過程中他發言最多。周予同因為是系主任，所以是當然的學習組長，副組長是教師們自己選舉的，最初大家選了胡厚宣老師擔任副組長。小組討論的內容由組長與副組長一起去向學委會匯報，學委會的學習精神也由周予同來傳達。我們學習的地點是二百號，也就是在照南堂樓座下的一個教室內進行的。大家圍坐一個圓圈，那時課桌椅的右邊有一塊木板，可以放筆記本記筆記。教師半天學習，半天休息。教師們第一次學習檢查的內容，一個是自己的經歷，一個是與“三反”有關的內容，第二次才檢查自己的思想作風。
周谷城的檢查
周谷城在我們小組參加學習，由于他是教務長，又是復旦知名的教授，所以由他第一個帶頭作自我檢查，他在檢查中說：“我從來不用公家的信封信紙，是為了怕公私不分的批評，不貪小便宜，不是為公家打算，而是為自己打算，并不是真正的愛護公物。”他還說自己“追求享樂，喜歡跳舞，幾乎每個星期都要去新雅飯店喝茶，平時講究衣著裝飾”。說自己“對學問不忠實，看不起做學問的人，怕成為專家，不想老老實實做學者”。這時譚其驤瞪起雙眼向周先生看看，因為這個話觸動了他。周接著又說：“我編《中國通史》是用二十五史節略的，《世界通史》引書數十種，東抄西抄，不想解決問題，粗枝大葉。開課二十種以上，事先不備課，上課只列條目，不作說明，從不檢查學生的作業，也不督促學生查參考書，參考書開了一大堆，我不做專家，是以通人自居，把求知作為一種享受，外表謙虛，實際上傲慢不可一世，我敢于批評梁啟超，因為他已經死了，他又是名人，批評他的話我自己也可以成名，我批評過郭沫若、洪深都是這樣的目的。”
周谷城這番自白確實也是言如真人，在檢查交代過程中，也是傲視一切的態度。同學們批評他不談自己的歷史，因檢查歷史是必須的內容，實際上他認為那個場合他不屑談，認為自己的歷史光榮的很，反而在給學生上課時，卻大講其光榮史。記得在課堂上不只一次地聽他說他在一九二一年北師大外文系畢業后，在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院教英文，后來擔任教務主任，毛澤東是小學部的主事，毛與他常有來往。書架上有介紹《資本論》的書，是他借給毛看的，還指著書架上一本英文版的《資本論》告訴毛。還說毛曾介紹他參加湖南農民運動講習所，擔任講師，大革命高潮時，受毛之托，在武漢全國農民協會從事宣傳工作，解放后他還與毛澤東通信，復旦大學校徽的字跡還是從毛給他的親筆信中翻拍下來的。學習會后，同學們批評周谷城的檢查，說他哪像自我批評的檢查。還說他那《中國通史》還不是從鄧之誠《中華二千年史》上抄來的，鄧是譚的老師。郭煜中也在背地里挖苦周谷城，說他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六日國民黨在復旦大抓捕，抓了八十多人，周谷城也被抓，緊張得發抖，拖著校長章益陪他一起去，是章益當天把他保釋的。盡管大家對周谷城先生的檢查意見不少，周予同還是幫他在小組內很快就通過了。
一團和氣
比較起來周予同的檢查要實在一些，他在小組師生面前交代了自己的全部經歷，他說自己是一九二零年在北京高等師范畢業的，在附中當了半年教員，一九二一年在廈門大學半年，那年夏天隨何炳松一起進了商務印書館，一直工作到一九三二年的一·二八事件。先在國文部當編輯，還編過《教育雜志》，以后當了主編，同時在立達學院、國民大學教書。一·二八事件以后會溫州，在溫州中學教書。一九三二年到安徽大學當中文系主任，當時鄭振鐸是文學院的的院長，四一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學校內遷，自己留在上海，一九四四年時進開明書店，任襄理，一九四六年進復旦。另外他在貪污浪費方面也做了檢查。他說：“解放前大兒子在圖書館借書，解放后有二本未還，也沒有賠。解放后住在徐匯村，有偽海軍留下的木材，我做了四條椅子一張桌子，花了五元錢沒有登記，有一張小鐵床，是解放前向鄭權中借來的，是學校的公物，解放后沒有登記；將統考的試紙私用，開明書店給他的工資未繳工會會費；介紹朋友就業后，收過別人的禮物；使用過開明書店的信紙信封、電話，還曾讓書店的工友為自己做事，也是公私不分，參加與開明書店有業務往來的單位請客吃飯，還要開明書店給他裝訂雜志。”說的雖然是細瑣小事，態度卻非常認真。對于自己的思想作風他檢查說：“自己作風正派，人事關系表年上還好，大家一團和氣，原則性不強。不崇美、不擁蔣，沒有進步包袱。為人不口是心非，不打擊積極分子。想做事而又怕做事，真要做事又心有余而力不足。”
周予同的檢查符合他的為人，沒有虛飾，在歷史上他做過好事，他沒有張揚，在商務印書館時，他與陳云同事，一九二七年四·一二政變時，他與知識界名流鄭振鐸、胡愈之等以閘北區居民的名義為寶山路慘案發表公函，對國民黨的血腥屠殺表示抗議。抗戰時他與鄒韜奮一起簽名發表《上海文化界救國會運動宣言》，解放前他曾參加發起成立上海大學民主教授聯誼會，對這些事他一句也沒有聲張。他說自己為人絕不口是心非，不僅說到而且做到，日后他還為此付出了沉痛的代價。在小組討論中，大家說他老實而圓通，歷史系思想改造學習運動，雖然也有過一些緊張的時候，但總的來說大家還是平平穩穩地過來了，沒有留下太大的后遺癥。
課堂風采
一九五二年院系調整以后，蔡尚思接任為歷史系主任，周予同轉為教務處的副教務長，那時蘇步青為教務長，副教務長還有王中。在教務處的分工，他分管教務處的輔導科，負責全校學生的助學金工作。那時學校對學生的生活還是非常關心的，一九五零年元月毛澤東曾寫信給教育部長馮敘倫，“要各校注意健康第一，學習第二，營養不足，宜酌經費。”為此一九五零年七月政務院發出指令，適當增加學校人民助學金的名額，讓經濟困難的學生盡早復學。劉寅生同學講到一九四九年時，他在暨南大學因經濟生活困難去杭州工作了一年，五零年夏回復旦復學的。李國梁同學也是如此。那時在校的學生都是公費生不用繳學費、雜費、宿費，助學金是減免他的伙食費，分三等，一等全免還有零用錢，二等半免，三等是免三分之一，貧寒的學生在系里申請，同學中選舉產生評議組，評定等級，由年級輔導員上報系里，報教務處備案。有同學寫報告給周予同，把“予”字寫成“矛”字，他笑嘻嘻地對那位同學說我叫周予同，不是周矛同，予沒有那么一撇。那同學臉漲紅到脖子，他一點也沒有責怪。對他手下工作的人員非常放手，原則確定以后，你們盡管放手去照章辦事，他對屬下說有問題我會幫你們挑擔子的。三個教務長中間，他行政工作的能力最強，他是開明書店的襄理，有條不紊地管理著整個出版社，后來開明書店并入青年出版社，他才放棄這個兼職。
在做行政工作的同時，周予同還兼著系里的教學工作，他在歷史系先后講授過歷史文選、史學概論、經學歷史等課程。他黑板上的板書寫得非常漂亮，講課很生動，為了提起同學聽課的興趣，經常講一些俏皮話，把古人的生活與當今的生活做一些不太恰當的類比，往往引得同學發笑。他說古代的圣人就是今天的黨員，賢人就是今天的團員，你們同學中的黨團員都是圣賢之輩。他說漢代的經學大師可比今天的知識分子風光啊！年俸有二千石，出門做大轎，家里養著歌姬為他唱歌跳舞，上千學生圍著他轉，所以一般的學生只能在門外聽他的學生間接授課，能進門聽課是很不容易的，那叫登堂入室，即所謂入門弟子，那時還沒有課桌椅，學生在房間里是跪著聽課，先生是盤腿坐著給學生講課，現在我是站著給你們講課，而你們可以坐著舒舒服服地聽課。他講到古代士大夫的社會地位，說士大夫的理想是王者之師，君王與士大夫之間，不僅是君臣主奴之間的關系，有時還處于師友之間，所謂刑不上大夫，不過是在朝堂上保持士大夫人格上的尊嚴，歷史上只有明代最為刻薄，朝堂上可以公開進行廷杖，有幾十人一起在朝堂上打屁股的記載，結果并不好，士可殺不可辱，明朝亡的時候，崇禎帝落得個眾叛親離，孤零零地吊死在煤山。言談之間，他對知識分子的人格尊嚴看得非常重，可以不贊同他的意見，但不能侮辱他。先后有很多同學聽過他上的經學史課程。在北師大讀書時，他師從錢玄同，錢先生隨從章太炎的古文經學，后來又傾向于皮錫瑞得今文經學，最終又向疑古學派靠攏，稱自己為疑古玄同。所以周予同講自己比較傾向于今文經學。他并不認為研究經學在今天還能治國平天下，更不是為了提倡尊孔讀經，是為了“廓清舊思想之途徑，使后來者不致多走錯路，枉費精神而已”（《與顧頡剛書》）。“由了解經學而否定經學，在當時也是必要的學術思想工作”（《經今古文學重印后記》）。所以他講經學史，不是為了把儒學翻新，而是為恢復孔子的本來面目，恢復各個時期儒學的本來面目。他走的與馮友蘭的新儒學不是同一條道路，所以他在課堂上講起孔子時，有一點油腔滑調，他說孔子是春秋時宋人的后裔，出身于一個沒落貴族的家庭，他是父親叔梁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野合不是如貓狗那樣在野外交配，而是指與顏氏女茍合的私生子。下課后女同學說他老不正經，男同學說他在恢復孔子的本來面目。他還講起過自己的老師錢玄同，為了告別老師章太炎的古文學說，發表過“謝本師”，我也愛吾師，但更愛真理，認為應該從“疑古”上升到“釋古”。所以他研究經學始終抱定一個宗旨，就是要還它本來的面目。早在他的青年時代，就立志要寫一部經學通史，為此他注釋了清末皮錫瑞的《經學歷史》。
“八仙過海”
一九五六年是他心情比較舒暢的一年，一月十日，中共中央召開了知識分子問題的會議，周恩來做了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提出了必須依靠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的兄弟聯盟，認為目前知識分子的絕大部分是國家工作人員，已經在為社會主義服務，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要最充分地調動廣大知識分子的作用，要給他們信任、支持，要為他們提供必要的工作條件和適當的待遇，并且發出了向科學進軍的號召。一月二十日毛澤東號召全黨要與黨外知識分子團結一致，二三月間，上海市委也召開了知識分子工作的會議，制訂了一份今明二年的知識分子工作綱要，五月二十六日中宣部長陸定一做了以“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為題的報告，這樣的上半年還制定了國家科學研究十二年的長遠規劃，與歷史系直接相關的有譚其驤的中國歷史地圖，周予同的中國經學史都作為課題列入了規劃。那一年的夏天，還給教師重新評定工資級別，歷史系評了一個一級教授周谷城，月薪四百元，八個二級教授，月薪三百六十元，周予同被列為二級教授，全校各系二級教授歷史系最多，號稱“八仙過海”。那一年周予同還被安排去歷史研究所兼副所長，那一年我代表系里去他家拜年，正巧遇上市委宣傳部部長陳其舞也來給他拜年。看上去他心情非常愉快，他說今年是知識分子的春天，可以好好做事了，過去他講自己干不成一件實事，現在感到真有實事可干了。譚其驤在北京繪圖，聽說周予同擔任歷史所長，也急著要回上海，認為還是上海能干實事。然而在當時的領導體制下，周予同這個副所長只能是個掛名的虛職，并不能全權管好歷史研究所的工作。在歷史系許多教師中，他是真有做事能力的一個，他寫過文章，著過書，做過多年編輯，編過雜志，能做古籍的注釋，而且還有組織工作行政工作的能力，為人和善，真是做實事的料。一九六一年五月他受中央教育部的委托，編一本供全國綜合大學歷史系用的《中國歷史文選》，而且還要趕在秋季開學前出版。自己動手挑選文章，動員了古代史教研組大部分教師若徐連達、趙人龍、鄧廷爵、唐玉田、黃世曄、蘇乾英及當時的研究生李祖德、王春瑜都參加這項工作，朱維錚作為助手穿梭于他與各位教師之間。我看過每篇稿子的題介與注釋，都是他親筆改定，從五月中旬忙到七月中旬就交稿了，前后只花了二個月的時間，十月間便出書了。這次即檢驗了他做學問的功力，也顯示了組織工作上的能力，許多大學都用它作為課本，到一九六四年便重印了四次，幾乎每年都要重印。那是他雖然已經快六十歲的人了，在他身上還蘊藏著巨大的潛力。如果有好的助手，放手讓他去做，也許還能在學問上做幾件于國家于人民有益的大事來，可惜的是當時誰也沒有充分地認識到這一點。
為吳晗說話
一九六二年在曲阜召開了一次關于孔子的學術討論會，馮友蘭去了，他也去了，在會議期間他同與會的人員一起去謁拜了一次孔子，行了鞠躬禮。接著政治氣候發生了變化，他便成了被人們嘲笑的對象，成了尊孔的代表，這并不是他參加這次會議的本愿。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文匯報》發表了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文章，文章發表前，《文匯報》曾召集上海史學界、文藝界的一部分著名人士參加的座談會，參加這次座談會的有周予同、周谷城、蔣星煜、劉大杰、李俊民、束世徵、楊寬、魏建猷、張家駒、徐德麟、陳向平、陳守實、李平心、朱金城等，會議由《文匯報》總編輯陳虞孫主持，地點在市政協俱樂部，我列席了這次會議。會上把文章的清樣發給大家，請大家提意見，周先生還是心直口快，不口是心非，不看文章的來頭和背景，他第一個發言，公開講吳晗是個好人，歷史上還是積極進步的，他究竟有什么問題？他公然替吳晗抱不平。這次座談會的記錄是送給市里領導看的，而且發了《文匯情況》直送中央。姚文元文章發表以后，報上討論了一個多月，政治氣候的傾向性已經非常明朗了，而且吳晗被迫進行的檢討也已公開發表了，還是這么些專家學者一起來開座談會，而且這次座談會議記錄是要公開發表的，周先生又是第一個發言，居然還公開為吳晗辯護，繼續保持他那個絕不口是心非，那種令人非常可愛的態度。他說：“吳晗的文章我看了，吳晗我是熟的，他很爽直，文如其人，有錯就認了，他的認錯不是假，但文中有些奇怪，反右傾怎么聯想到海瑞上面去的？他的政治敏感哪里去了？吳晗是好人是清官，目前有人說清官比貪官更壞的問題，這一點還可以討論。這樣說，那么在蔣匪時代，是否做壞教授比做好教授要好嗎？”他說吳晗沒有政治敏感，他自己在那樣的時候，也太缺乏最起碼的政治敏感了。他那樣做，也許他并不至于沒有一點政治敏感，而是更執著于不隨風倒，不口是心非的為人原則，敢于不惜冒犯龍顏地直言相告，這畢竟是一種非常可愛的精神，他從一個側面體現了海瑞精神。到六七月間他也成了批判和聲討的對象，一九六六年的七月三日與四日，在《文匯報》的第三版有二個版面的文章都是聲討周予同先生的，標題是“堅決打倒反共老手周予同”，文章內容是摘編復旦大學師生的大字報，他本來不是文化大革命所要攻擊的對象，由于他堅持不口是心非，說了自己的心里話，就無辜地成了上海第一批被打倒的八個學術權威之一。以后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浪潮中，他家也被抄了，人也挨斗了。“文革”結束以后，他很快恢復了名譽，政策也落實了，但這樣一來有許多年他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縱觀周予同先生的一生，他一輩子是靠攏共產黨的，晚年卻落得這樣一個結局，不是他個人的過失，實在是歷史的悲哀，也是一個知識分子理想的破滅，也許夢想總是美好的，生活只能是支離破碎的。“文革”以后，他的學生朱維錚做了一件好事，整理出版了他的著作，匯編了一本《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集刊》，保存了他過去發表的大部分學術著作，并詳細地在后記中介紹了他的學術生平。一九八一年七月十五日他告別了世界，享年八十三歲。周先生是我在復旦印象較深的老師之一，他許多事情不是我當時所能看的清楚的，而是要過了許多年后不斷自我反省過程中反復咀嚼才能慢慢體會到它的人生價值。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