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程
——一個農村孩子關于七十年代的記憶
高默波
本文載北島、李陀編《七十年代》（三聯書店，2009）
一
要說七十年代，還得先從六十年代末我剛上初中時說起。
那時一個農村孩子能上初中已經了不起了。拿我們兩百多人口的高家村來說，只有包括我在內的四個孩子上了中學，其中一個是大隊黨支部書記的兒子。
父親是在我上初中前一年去世的。他臨終前的唯一愿望就是我能繼續升學。那時的初中離高家村有十幾里地，不可能天天來回走路，只能在校寄宿。父親省錢買了個搪瓷臉盆，生怕把農村人用的木盆帶到學校丟人現眼。
在我上中學期間，父親去世了，兩個姐姐都出嫁了。我是三兄弟中的老大，雖說才十幾歲，但也該是掙工分的勞動力，可上學非但不能養家，還得由家里負擔學雜食宿費。三寸小腳的母親也不得不下地干活，貼補家用。
1966年文革爆發時，我剛上初中二年級，學校突然就宣布停課了。文革到底怎么回事，我們搞不清楚，但高年級同學寫的那些大字報我倒是看得津津有味。一個地理老師的臥室兼辦公室被抄，他單身多年。大字報上說，他有骯臟的資產階級思想，因為他日記中寫道，有一次乘公共汽車坐在一個女人身旁，貼著她感覺很舒服。另一個證據是，他嫌公共廁所臭，每次都要跑到學校旁的樹林上廁所。
什么是資產階級？我們似懂非懂，只是覺得這老師的確有點怪。村里男女老少之間，打打鬧鬧動手動腳是家常便飯，為什么身體接觸一下，就會激動得寫進日記？讓人不可思議。
學校里有好多新鮮事，讓我們好奇。比如說單身者，我們數學老師個子高挑，雖說沒多漂亮，但找個對象應該易如反掌；另一個女老師也是，還總是穿高跟鞋，這對我們農村人來說感覺挺怪的。還有教導主任黃某，胖得出奇，腆著個大肚子，跟我們這些皮包骨的鄉下人相比，好像來自另一個星球。
我們對老師很尊敬，沒人打老師，甚至也沒人給他們戴高帽子。文革初期，我目睹了唯一一次打人事件，是學生們毆打學校食堂兼倉庫的管理員。那時候農村學生在校寄宿，星期六回家，星期天從家挑一擔大米和柴禾到學校，交給管理員過秤，再根據重量給我們飯票。他過秤時總是偷奸耍滑，飯票比大米少，而到口的米飯又比飯票含量少。很多人都懷疑他貪污，但又找不到證據，文革終于給了人們發泄的機會。
有一天，上面說毛主席接見紅衛兵，要從學生中選代表去北京，十里挑一，協商提名，公開投票。家庭出身很重要，一定要貧下中農、工人和革干家庭；第二條就是學習成績，外加公信力。我被提名，但我的同桌強烈反對，說我道德品質有問題，偷過他的折疊小刀。這是胡扯。我在屋外撿到一把小刀，愛不釋手，就留下了。他非說那刀子是他的。好在沒人相信他的指控，我還是被選上了。
那趟旅程最讓我激動的是頭一次坐火車，這比見毛主席更令人激動。北京街道寬敞豁亮，高樓大廈，真有點兒像神話世界，連發給我們當干糧的餅干也挺神奇。
那天早上四點起床，步行去天安門廣場，等待毛主席接見。我們編隊坐在地上，等啊等啊，唱呀唱呀，再一條條讀毛主席語錄。終于一輛輛敞篷汽車開過來，一晃而過。周圍有些人瞬即大哭大喊，我有點莫名其妙。說實話，連毛主席長啥模樣我都沒看清。回到高家村，人家問我看到毛主席了嗎，我當然說看到了。啥模樣？跟畫像上一樣。
那些高年級的造反派頭頭是些愛虛榮的家伙，軍大衣、自行車和白塑料底鞋讓他們出盡風頭，惹得漂亮女生頻送秋波。至于紅衛兵是什么，為什么造反，造誰的反，我很茫然。停課鬧革命，我稀里糊涂成了公社紅衛兵造反派的頭頭。在公社無反可造，最多在食堂白吃白喝。接著，造反造到我們生產大隊，我又為挨整的大隊支記辯護，結果成了保皇的造反派。
村里的年輕人最向往的就是離開農村，比如入伍和招工。而我從小聽力不好，入伍我身體不夠格，招工機會更少，所以對我來說，脫離農村的唯一途徑就是上學高考。文革一來，不管學習成績好壞，這條路都斷了。于是我成了“返鄉知青”，造反不知道怎么造，上學上不成，我這本來就是農民的學生就又成了農民了。
不過，我倒也沒覺得天塌下來。跟那時多數農村人一樣，我總是認為，事情是怎樣就怎樣。我們農村人跟黑格爾一樣理性：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所以，后來的遭遇再如何，我也能坦然面對。
1970年的“一打三反”運動中，我也成了被打擊的對象之一。“一打三反”工作隊的人看見我讀《水滸傳》，就把書沒收了，說是封建書籍。另一件事也惹了麻煩。為了鏟除農村的封建思想，工作隊把村里的宗譜收集起來準備燒掉，我那時正熱衷于練毛筆字，農村缺少紙張，就從查抄后存放在倉庫的宗譜中拿了一些來練毛筆字。工作隊覺得“偷家譜私藏有封建意識”，連同讀封建書籍的罪名，數罪并罰，將我抓了起來。
那時我已經是高家村的“赤腳老師“，工作隊就把我交給教師群眾們批斗。我在中心小學被軟禁了兩個星期，白天寫檢討，晚上接受來自各村老師的批斗。不過，最后這事也不了了之。但這件事對我以后的生活似乎并沒有多大妨礙。1973年國家招收工農兵大學生，我還被推薦去廈門大學讀英文——而我并沒有任何家庭背景。
二
如果僅僅從世事的環環相扣上來看，人生中的很多事情看起來實在是自相矛盾。在那樣的年代里，我有政治運動中受批斗的“污點”，但卻又因為“政治可靠”被推薦上大學。只是事過多年以后我才發現，其實這些并不矛盾。
文革前有個“四清”運動，那次運動中，徐家村人徐從旺因為“四不清”而被撤了大隊會計的職務。很快，文革給了這個徐家村人一次機會，他立馬起來造反，要打倒當時的大隊黨支部書記高常銀。于是高常銀被炮打靠邊站了。
高常銀正好是我們這個族系的人，為了尋找罪名打倒高常銀，已經在大隊文化革命委員會掌權的徐家人指示“一打三反”工作隊，要我承認我做的那些事都是受高常銀指使的。世界上的事就是這么巧，當年批斗我最起勁的中心小學的徐校長也恰恰是徐從旺的妹夫……到1973年時，徐從旺造反沒成功，高常銀也沒有官復原職，高徐兩人的爭斗悄然成為歷史，沒翻出什么浪花。
恩怨永遠糾纏不清。此其一。再說我被推薦上大學的事，那也是無巧不成書。當時公社文教組負責推薦大學生的名字叫高常艷。巧的是，他名字的前兩個字，恰恰跟我的本名“高常范”前面兩個字一樣。所以，當高常艷把我推薦到縣教育組時，負責人竟然誤以為我是高常艷的弟弟，而這位在選拔上掌有生殺大權的負責人，又正巧是高常艷在上饒師專的好同學。
從這兩件事，可以看出不少當代中國政治、社會運行和發展的“潛規則”。
首先，政策和指示從最高層下達，到地方上執行時，可能已經跟原來的意愿和內容完全不一樣了。“一打三反”的內容是：打擊反革命活動，反投機倒把、反貪污、反鋪張浪費。但我當時受的指控，和這些內容完全沾不上邊。
再者，在像高家村那樣的農村小圈子里，宗族、族系的傳統和意識，總在或明或暗地左右著政策執行和政府的運行。從“四清”到文革，高家村的不同宗族、以及高姓和徐姓兩家，一直在你爭我斗，看不出誰會長贏誰又皆輸。
現在回過頭來看，在同一件事情上，不同的人大多有不同的感受和經歷。我們譴責毛澤東時代用階級斗爭的教條來解釋和指導一切，但不同地域、不同社會和經濟條件的人有不同的利益和需要，這是不可否認的。
就拿所謂的樣板戲來說吧。巴金在《隨想錄》中曾說，他一聽到樣板戲就心驚肉跳，成為一種典型的記憶創傷。可是我的記憶恰恰相反，它是我在農村最好的記憶之一。
1969～1972年間，為了解決廣大群眾“看戲難”問題，當時的文革派決定普及樣板戲。北京電影制片廠、八一電影制片廠和長春電影制片廠等聯合，由謝鐵驪等執導，將樣板戲先后拍成舞臺電影片，在全國農村發行、放映。
也是由此機緣，我學會了欣賞和演唱京劇，特別是它的唱腔和臺詞，由此得益一輩子。現在還時不時唱一兩段，使我在需要的場合能出個節目。國內外的朋友，包括京劇專業者，都會對我這個沒有師從的農村京劇愛好者的水平大吃一驚。
所以說，巴金的經歷和我們農村人的不一樣。巴金的回憶不但寫出來了，而且有很多人讀，包括外國人；而農村人一般不寫回憶錄，不會寫，寫了也沒有人看。于是巴金的回憶就不僅僅是個人的經歷，還成了歷史；而占中國絕大多數的農村人沒有記憶，也沒有歷史。
現在流行的說法是，文革期間小說、電影、戲劇創作枯竭，文化生活長時期極其枯燥。八億人民八個戲，經電影、電視、廣播反復強制性播放，連不熟悉戲曲的男女老少都能哼唱幾句樣板戲，這成了文革時期精神和文化生活貧乏的代名詞——但是，這要看是對誰而言。
文革前就算有一百個戲吧，但用毛澤東的話來說，那都是給城市老爺們看的。粗略地估計下，當時七億中國人是農村人，很難說“一億人一百個戲，七億人民沒有戲”的狀況能證明整個中國更有文化生活。況且城鎮的一億人也不是人人都能看上一百個戲。
“不熟悉戲曲的男女老少都能哼唱幾句”，樣版戲的京劇應該說也是文化生活，而且是大多數人的文化生活，更反映出現代的所謂民主和人權理念。而且，樣板戲普及的過程中，廣大的老百姓變客體為主體，三百多種地方戲曲劇種對樣板戲進行了移植就是證明。
事實上，我和高家村的人就加入了這一前所未有的戲劇移植工程。我們用本地的方言、本地的傳統戲曲曲調來改演京劇。移植很成功，我們不但在本村演出，還應邀到幾個其他的高家村去表演。我在工作的中心小學既當導演又當主演，給大隊也演了一出京劇。這些活動不但大大地豐富了當地的文化生活，而且加強了社團和公共活動意識。農民第一次用自己的語言、自己熟悉的曲調上臺演戲，都興奮得很，而且，他們全都認真地讀劇本，也提高了識字和閱讀能力。
甚至，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這樣的活動還開辟了年輕人之間自由戀愛的先例。文革前，所有高家的婚姻都是通過介紹人而達成的。而戲劇移植的活動，讓各鄉鄰間走動得更勤，兩對年輕人自由戀愛成功，而且他們的婚姻打破了階級成分和族系門戶。主演阿慶嫂的就是高家村一個富農成分的女孩，她沒有受到歧視，反而揚眉吐氣，大大風光了一番，得到很多年輕人的羨慕。
我們把這種活力帶向了周圍的各個村落。高家村還建了個籃球場，還組織各村之間的的比賽。在那個年代里，這種公共交流給年輕人帶來了無比的歡樂。
三
1968年9月14日，毛澤東發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和“我們也有一雙手，不在城里吃閑飯”的號召。1968年10月5日的《人民日報》又以《柳河“五•七”干校為機關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經驗》為題發表編者按，引述毛澤東關于“廣大干部下放勞動，這對干部是一種重新學習的極好機會，除老弱病殘者外都應這樣做。在職干部也應分批下放勞動”的指示。此后，大批的國家機關干部和家屬被下放到了農村。
就在那時，兩個機關干部家庭從南昌的江西省政府機關下放到了我們大隊。一家姓李，一家姓侯。李家有三個孩子，兩男一女，侯家是一個女孩。
從城市下放到農村，怎么說也不是件愉快的事，開始的日子尤其如此。首先是生活條件的不便。對于習慣電燈的城里人來說，每天晚上漫無邊際的黑暗是無法忍受的，即便他們兩家都點著很大很光亮的煤油燈，在其他農村人看來著實浪費，但他們還是不習慣。再就是沒有自來水，生活用水都得從井里打上來，擔回家儲在水缸里。另外，孩子上學的條件也自然沒有城里好……
但最令他們煩惱的，恐怕還是前途的不確定。
我們農村人都覺得他們是另一個世界的人，他們的到來有點不可思議，而他們離開農村也是必然的，只是遲早的問題。但是一年年過去，他們還在農村呆著，那種不確定似乎就要演變成確定。他們孩子也越來越農村化，沒人敢說這是好事還是壞事。
農村人都很尊敬他們，但大多是敬而遠之。他們被認為是有文化的省城官員，大隊的領導不但經常請他們吃飯，還請他們開會、出主意、提建議。到后來，差不多每次重大活動和決策都有老李和老侯的參與。他們被認為是很有知識和教養的人，我打拍子指揮唱歌就是從老李那兒學來的。
另外，他們在我們眼里也很富有。他們衣服的料子（什么毛料和“的確良”）和做工好得我們看都不敢多看。他們照樣拿在省城的工資，他們所在的生產隊還分給他們糧食和其他物品，有的不用付錢，有的則很便宜。我們農村人只有過年過節時才能吃到的東西，卻是他們的家常便飯。他們從農村人那兒買魚，不但很新鮮而且很便宜，農民還給收拾得干干凈凈。這些服務那時在城市都享受不到。
在我眼中，他們顯得那么高貴和優雅。
我尤其欣賞李先生的女兒李倩如。她的名字就超凡脫俗，皮膚很白很柔滑，沒有絲毫的斑點和紋路。她走路和坐下的姿勢都是那么的文靜和高雅，我心目中女性的一切美她都具有。對我來說，她是那么的高不可攀。
當時，我并沒有上完初中課程，但因為文革時農村中小學擴展的需要，我當上了初中老師。有的學生跟我年紀差不多，李倩如就是其中之一。可我連跟她說話的勇氣都沒有。有一次我利用打乒乓球搶球的機會碰了她一下，如此就心滿意足了好一陣子。九十年代在南昌和李家人再見面時，我談起當年的那些小心思，孩子都已經上中學的李倩如只是淡淡地笑了笑。
老侯跟老李不一樣。老侯對毛時代的革命理論和實踐更虔誠，更投入。他們都不需要參加勞動，但老侯卻像個普通農民一樣，積極參加一切農事。最后他結實墩黑，成了個道地的農民。老李和他的妻子則很少參加勞動，有的話也是一些輕松活，意思一下而已。對此也沒人有什么異議或批評，只是偶爾有人說他們架子大。對此他們要么不知道，要么無所謂，架子大又怎么的？
四
文革前，高家村沒有學校，孩子們要步行三里地去中心小學上學，一天要來回六趟：早上去早讀然后回家吃早飯，然后去上上午的課，中飯回家吃完午飯后去上下午的課，傍晚再回家。那時農村人大多穿自家做的布鞋，能買得起雨鞋的很少。春天的泥濘，夏天的酷熱和冬天的風雪，對孩子們著實是種折磨，再加上其他的困難，不少農村孩子想讀書也沒法讀，失學現象十分普遍。
文革兩年后，教改的目標之一就是要解決這些問題，于是高家村辦起了本村的小學，我返鄉不久就被選任為本村小學的第一任老師，同時教一年級和二年級。為了解決經費問題，我這樣的老師沒有工資，而是用上課來掙工分，而且農忙的時候也得赤腳下地干活，所以就稱為“赤腳老師”。
在我任教的兩年里，每個學齡兒童都入學了，老人們說這在高家村的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隨著一、二年級學生人數的急劇增加，上小學高年級和初中的人數也直線上升，于是原來的中心小學就升格招收中學生了，我也因此被“提拔”到中心小學去教初一和初二的數學。實際上，那些內容我自己也沒學過，只能邊學邊教。雖然只是個“赤腳老師”，報酬只有一般老師的五分之一，還得教比他們更高年級的課，但我卻樂在其中，更不會考慮什么公平不公平。
所以，雖然有被群眾批斗的“政治污點”，我還是被“重用”了。這固然是“山中無老虎，猴子稱霸王”，但同時也說明了一切政治和社會生活中，并不是簡單的害人和被害。我自己可以說是文革的受害者，也可以說是受益者。這些事，當時想想挺孤獨和失落的，現在卻只覺得惆悵。
有時想起高家村來，竟會莫名奇妙地滿眶淚水。當年，我一直覺得自己和那些摸魚捉蝦的農村孩子有些格格不入，很多時候，我都用讀書把自己和其他人區別開來。一直到后來我開始教書，還硬著頭皮啃能找到的哲學書，大多時候半懂不懂，有時看得都犯困了，但還是那樣堅持下去，仿佛是種排斥環境、保護自己的本能。這樣的生活，一直到后來被推薦去讀大學。
上大學，我是先搭車去縣城，然后坐班車去鷹潭，再從鷹潭坐火車去廈門，這樣輾轉了幾天。我一條扁擔，一頭挑著一只舊木箱，一頭挑著一床有補丁的被單，就這樣走進了廈門大學的校門。
廈門本來就是座漂亮的花園城市，座落在海灘上，寬敞的校園大道和幽靜的小徑都是柏油或是花崗巖石鋪就的，干凈而美麗。對我這個鄉巴佬來說，感覺像是一腳跨進了天堂。
雖然是鄉巴佬，倒也沒被人瞧不起。只有大三那年去上海國際海員俱樂部實習的時候，感覺出這重身份的被輕鄙。瞧不起我的不是外國人，而是我所謂的同胞，百貨商店里那些穿著時髦、皮膚凈白的上海姑娘，她們的眼神和姿態都在告訴我：不會說上海話，一看就是個鄉巴佬，還敢進來逛，買得起嗎？
我確實買不起。
大學的生活還是很美好的，雖然當時的伙食簡單得不能再簡單，差得不能再差。早餐是稀飯饅頭加咸菜，中晚飯是季節菜加幾片肥肉，有時會有帶魚或巴郎魚。米飯是黃的，那是幾乎發霉的陳年大米，居民不會買，就給大學生吃，因為是免費的。但對我來說，這樣的伙食已經夠好了，每個月的免費定量常不夠吃，女同學總是把她們的飯票讓給我。
雖說是工農兵學員，但從我們1973年那一屆來看，真正的農村人就我一個。大部是上山下鄉的知青，其中上海人最多，大多是從國營農場選拔上大學的。他們很多是工人家庭出身，去了農村后，既工又農，說他們是工農學員也有道理。至于兵學員就更不用說了，我們學外語的很多學生是從部隊來的，大多是高級軍官的孩子。上山下鄉的時候他們就入伍，大學吸收工農兵學員時他們就上大學，不少人養尊處優，缺乏學習的動機。比如從福州軍區來的盧曉俞，很少跟我們這些人來往，人倒很和氣，在我的印象里，他總是咪咪地笑，胖胖的，廈門夏天熱，他穿著一件很花哨的游泳短褲在宿舍涼臺上沖澡，還用僅會的幾句英語和我們打招呼。真是我想象中的花花公子啊！
不過那時革命意識強，公子哥兒們還不敢公然玩弄女性。我們那一屆有個家住上海的高才生，進廈大后就休了在插隊時結婚的妻子，妻子一告，負心漢就被大學開除了。
我們班有個叫張東華的，父親是福州軍區的高級將官，母親是廈門市外事局的高級干部。他很會享受，我第一次聽到《梁祝》小提琴協奏曲就是他拿來的，當時覺得美極了。1976年畢業后，張東華留在了廈門，后來聽說因為玩弄女性太多太放肆，民憤極大，在八十年代嚴打時被送到新疆監獄里去了。
當時有軍宣隊和工宣隊進駐學校管理大學，后來軍宣隊撤了，工宣隊還留著一直到我們畢業。畢業分配的大權就掌握在工宣隊的老蔡手里。畢業前，風聞有關分配去向的幕后活動、人情關系行走及討價還價。我對此類事向來反應遲鈍，沒有介入，也就沒有經歷過任何不眠之夜。后來，工宣隊既把了政治關，也考慮到專業水平，留校的都是踏踏實實的共產黨員，或是真正的工農子弟。雖然不是所有留校的人成績都是最好的，但都是愿意認真教學的。從上海北京來的學生很少愿意留校，他們更想去這個部那個部。
有件事我到現在還暈頭轉向：杭州來的一個女孩姚晶靜，分配工作前她貼出了一紙聲明，說是志愿去最艱苦的地方工作，要去西藏。可結果她卻高高興興地留校了。有人說姚晶靜很有一手。如真是那樣的話，那個工宣隊的老蔡要么是利用了她，封住討價還價人的口，要么就是被她利用了。
我也留校廈大。
一年后，我去英國留學。比我高一屆留校的上海人林美文說，姚晶靜有意跟我談戀愛。在轉道北京去英國的途中，我順路造訪了在杭州過暑假的姚晶靜。姚晶靜的父親送我去北京，并給我買了幾十塊香皂帶到英國去用。我在英國跟姚晶靜稀里糊涂地通了一年的信。兩年后，姚晶靜從廈門回杭州，就再沒有了她的消息。
三年后，等我回國的時候，七十年代已經結束了。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