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文化——文化大革命探幽

毛澤東文化

——文化大革命探幽

陋縣小民

要想探幽文化大革命，需要先來解讀一下“文化大革命”一詞的含義。

文：紋——飾——裝飾、修飾、修正，是指把某一事物修飾、修正到美好的、人們理想的境地。

化：這樣解釋比較容易理解，取兩杯白水，一杯放入顏料，無聲之中，改變了整杯水的顏色，另一杯放入白糖，無形之中，改變了整杯水的性質。化就是改變。古人說“大德敦化”，就是在無聲無形之中改變人們的思想、意識、觀念。

文化：就是對人們的（應該也是社會的）思想、意識、觀念進行美好的修正、改造，進而規范人們的言論和行為，使之日臻完美（當然，也不排除有反動的、反人類的所謂文化）。

大：極言廣度和深度。

革命：是對以往的、舊的、落后的、積重難返的、阻礙事物發展的東西的變革（如“社會革命”是對舊的、落后的生產關系的變革，“技術革命或叫科技革命”是對舊的、落后的生產力的變革）。但這種變革是在短期內以猛烈的方式進行的，在進步、革新的同時，也會波及一些相對比較先進的或者轉型步伐稍慢者，甚至波及無辜，是所謂的“大仁不仁”，無從兼顧。毛主席對革命一詞的解釋極為貼切，他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雖然是針對社會革命（文化革命亦屬社會革命的范疇）而言，但對革命一詞做了極其恰當的詮釋。

這樣，就可看出，“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在短期內、以猛烈的方式改變人們的思想、意識、觀念，也就是改變整個社會的思想、意識、觀念，使人們（也是整個社會）的思想、意識、觀念、言論和行為日臻完美，營造一個良好的、向上的、有活力的社會環境。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反動學術權威以往受舊文化的影響最深，個人受損也會最大，則成了運動最大的阻力，自然在被沖擊之列。

歷史唯物主義者都認同，人類是從原始共產主義社會進化到奴隸社會的，由此開始，人類進入了數千年的階級社會。

所謂的進化，只是生產力的進化，而生產關系和思想意識則進入了反人類時期。因為，生產資料掌握在極少數人手里，他們可以奢靡享樂，而大多數人的生活資料卻難以為繼，朝不保夕。在此畸形之下，為了維護社會穩定，進而維護剝削階級的利益，就產生了剝削階級的文化——封建文化，而封建文化又通過幾千年的不斷完備，輸入人們的思維意識，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封建道德、封建理念，認為少數人對多數人的剝削是天經地義的，這種思維方式，根植于人們的意識之中。但通過無數次的江山易主，統治者找不到社會對抗的根本矛盾，只能是在用封建道德束縛、愚弄人們的同時，也在被動地、盡可能地維持著人們的最低生活。

資產階級則只有文化（所謂的文化），沒有道德。兩千多年前，封建統治者就提出了“長國家而務才用，必自小人”的治國理念，在治國三要素“足食，足兵，民信之矣”的關系上，承認民眾的誠信和信仰（民信）是第一位的，其次是強大的國防（足兵），再次才是繁榮經濟（足食）。而資產階級則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強硬的兩手抓經濟建設（人民大眾被動參與而不能獲利或獲利極微——歷史已經證明）和法制建設（對人民的專政——歷史也已證明），絕口不提思想建設、道德建設，淡化國防觀念，追求“時間就是金錢”，一切向錢看。他們的家庭是“建立在私人發財上面的”，他們不懂得“善有果而已”（事情有了相對理想的結果，就應停止），對毛主席提出的“有理，有利，有節”的忠告，他們只追求利益最大化，為此，他們蠻橫無理，毫無節制，且不許爭論，喪盡天良地打破無產者的最低生活線，致人民于水深火熱。他們的文化在極盡奢靡的同時，“我們的資產者不是以他們的無產者的妻子和女兒受他們支配為滿足，正式的賣淫更不必說了，他們還以互相誘奸妻子為最大的享樂。”這就是資產階級自私自利的、個人享樂的、毫無廉恥的所謂文化。

如果說資產階級在歷史上曾經起過積極和革命的作用，那只是在它產生和發展的過程中，無意中把封建社會盤根錯節的矛盾——神權、皇權、法權、族權、夫權、父權等等，簡化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無意中摧毀了封建社會的權力繼承（中國的新生資產階級不在此列，他們的產生，始終伴隨著欺詐、貪婪、無恥、血腥、罪惡和倒退。對家庭，他們更是顛覆道德，以互相誘奸，崇尚嫖幼，停妻再娶，拋妻多娶為榮，以及“愛國賊”一詞的出籠，足現他們的無恥和狂妄，使他們的祖師爺也為之瞠目），而他們卻要代之以資本繼承。

馬克思第一個發現了資本主義制度和封建制度同樣腐朽，第一次提出了兩個徹底決裂——“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也就是繼資產階級無意中消滅了權力繼承之后，旗幟鮮明地提出了消滅資本繼承。

而天賦獨具的毛澤東，一從接觸到《共產黨宣言》，思想便穿越時空，穿越國界，與馬克思的心熔鑄在一起，私淑了馬克思，在中國大地上“打土豪，分田地”，“一切權力歸農會”，發動了對資本和權力的斗爭。在社會革命的同時，與“五四運動”一起，一文一武，一個在城市，一個在鄉村，向封建文化的尊卑上下、封建道德的君臣父子發起了挑戰，完成了中國現代思想革命（文化革命）的序言。

如果說，土地革命時期，毛澤東思想初具規模。如果說，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主要針對的對象是反動統治者，對革命者自身的改造尚不完善。那么，延安時期，毛澤東思想已日漸完備、自成體系。三大法寶——武裝斗爭，統一戰線，黨的建設已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單就黨的建設（也就是革命者自身的改造、發展）而言，就是毛澤東在實踐過程中，繼承并科學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把自身建設和對敵斗爭放在同等重要的高度（甚或更高于后者），號召人們，發揚愚公移山精神，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爭做“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于人民的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這就是毛澤東思想的精髓，也可稱毛澤東文化。

毛澤東文化的宗旨可概括為一句話——為人民大眾服務。這一掃封建文化、資本主義文化維護等級統治、維護少數人享樂的傳統惡習。使共產黨的干部和文化工作者融入千百萬人民大眾之中，在殘酷的戰爭環境中，又發動了一場文化革命，向延續兩千多年的封建愚民文化發起了挑戰，這是“知識分子勞動化，勞動群眾知識化”的最早嘗試，志在改變“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的思維模式，號召人們到群眾中“先做學生，后做先生”，與人民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了解他們的境遇和情感，與人民群眾打成一片，共同提高各種素質。這場文化革命比起文化革命的序言，范圍更廣，層次更深，意義更偉大。正是這場文化革命，純潔了共產黨的隊伍，喚醒了廣大民眾，形成了民族的精神——延安精神。共產黨也正是依靠了延安精神，在原始的武器裝備下，打敗了絕對物質優勢的日本帝國主義，埋葬了蔣家王朝。

還在奪取政權以前，洞悉古今的毛澤東已經看到，在奪取政權以后，腐敗文化可能滋生，將危及新生政權的生存，并找到了克服腐敗的路徑，在黃炎培談起歷史周期律時，他豪邁地說：“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建國前夕，他又諄諄告誡全黨“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這一步也值得驕傲，那是比較渺小的，更值得驕傲的還在后頭。……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這一點現在就必須向黨內講明白，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

然而，革命的理論，只能在實踐中完善和發展。接受新文化，改造思想意識，對于由“勝利”轉入失敗的人而言，似為較易，而對于被勝利沖昏頭腦的利益既得者，則要走一段艱難的歷程。

建國后，用毛澤東文化對戰犯的改造頗為成功，通過兩種制度、兩種文化的對比，通過社會的變遷，通過他們的切身感受，使日本戰犯成為和平使者，末代皇帝成為人民的一員，而沈醉先生（原國民黨少將處長）在美國則由衷地說：“在大陸，我才真正懂得了人生的道理。”這就是毛澤東文化的魅力，使他們全體得到了改造，以人民一員的身份，重新融入社會之中，為社會主義建設獻策獻力。

而此時的毛澤東文化對利益既得者——從前的同志和戰友的改造，則顯得似乎乏力，尚需在理論上作進一步的發展。　　

建國初期，延安精神在人們的思想中尚未淡化，在社會大環境中，人們仍以艱苦奮斗為榮，以追求個人享樂為恥，針對危害新生政權的腐敗苗頭，僅一“三反（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五反（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黨內和黨外的腐敗即予解決。　　

然而，根深蒂固的、頑強的封建文化、資本主義文化是不會主動退出歷史舞臺的，他們變換著各種方式與毛澤東文化相抗衡。毛主席提倡“實事求是”，“艱苦奮斗”，“批評和自我批評”，“為人民服務”。而他們卻貪功諉過，左右不定，仍以撈取名利和權力為目的。在黨外，黨外人士以共產黨請求他們幫助整風（整頓黨的作風）為借口，公然索取人民的權力。在黨內，在反擊右派進攻時，毛主席估計右派數量只有四千至五千人，而剛剛主持一線工作的鄧xx同志為了政績的需要，擴大到五十五萬，波及無辜達二、三百萬之巨（是謂左）。經濟方面，也是剛剛主持一線工作的劉xx同志，同樣是為了政績的需要，又不愿做艱苦細致的調查工作，聽任一些已經成為大小官僚的下屬任意胡為，而主持宣傳工作的鄧xx同志又推波助瀾，在黨報上大肆報導，導致五風（共產風、浮夸風、命令風、干部特殊風、對生產瞎指揮風）盛行，浮夸、造假泛濫（是謂左），加之緊隨其后的三年自然災害，鄧xx同志又提前歸還蘇聯貸款（鄧xx同志自言），雖然已退居二線、仍日夜操勞、專心于哲學研究和國際事務的毛澤東第一個發現、糾正了反右擴大化和五風的錯誤，并以偉人的胸懷承擔了一切責任，但已給黨的形象和國民經濟造成了嚴重的損害。爾后，他們又畏縮不前，總是以封建小農經濟或資本主義經濟的往例來指導工作（是謂右）。更有甚者，他們為了一己之私，終其一生，不敢公布歷史真相，導致他們身后幾十年，那些不明真相或故意歪曲真相的人們，對毛澤東，對共產黨的攻擊甚囂塵上。

雖然如此，秉具偉人氣度和超人智慧的毛澤東，深知干部在國家建設和發展中的重要性，為了挽救和團結他們，為了國家的穩定和發展，希望用溫和的方式開展文化革命，發動了一場自上而下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四清運動），仍然希望他們洗手洗腳，輕裝上陣，繼續為人民服務。

毛主席四清的目的是“清政治，清思想，清組織，清經濟”。希望通過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在全國上下、全黨上下統一思想，純潔組織，弘揚社會主義文化（毛澤東文化），確立社會主義道德，凝聚民心，重塑民族性格。而劉xx同志四清的目的則是“清賬目，清工分，清倉庫，清財務”。舍本求末，只講物質，不談精神，淡化了思想教育，道德教育和組織建設，且目標直指底層干部和人民群眾（那時的高層在經濟上尚屬清廉，且賬目、工分、倉庫、財務與他們相去甚遠），高層官僚也與其達成了共識，聲言“動了當權派，就要天下大亂”。毛主席偏不信邪，就像當年，為了主義，“偏要出兩個太陽給蔣介石看看”一樣。現在，同樣是為了主義，偏要動動當權派，以“大亂”把民眾參與國家管理的意識、大眾民主植入人民的心中，達到大治。

面對中國大地上這個共產主義的幽靈——毛澤東，利益既得者、我們的高層新官僚（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反動學術權威已結成了神圣的聯盟，使毛澤東思想在領導層和宣傳部門“水潑不進，針插不進”。不得不使憂國憂民的毛澤東的目光再次投向他無限鍾愛的人民，他要再次運用人民的力量來實現他神圣的理想。

綜上所述，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絕不是有人所說的“一時起意，心血來潮”，更不是別有用心者蓄意歪曲的“權力之爭”，而是站在太空之中，關注著歷史進程的先哲對人類歷程的導航！

毛主席在極其復雜的心情下，在高層官僚的步步進逼下，為了人民大眾的利益，為了千萬先烈的遺愿，為了紅色中國不變顏色，不顧73歲的高齡，不惜粉身碎骨（毛澤東自語），后發制人，在中國大地上發動了一場史無前例的、自下而上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革命的目的，不僅是要摧毀新官僚的堡壘，更是要摧毀數千年來剝削階級強加于人們思想意識的、反人類的文化道德桎梏。

“廢除肉刑”，是毛主席一生極力提倡的，無論在戰爭年代，還是在和平建設時期，都注重從思想上對人們進行改造，堅決反對“殘酷斗爭，無情打擊”。運動出現混亂時，于1966年12月27日，他特意致信周恩來，“這里我強調一下，在斗爭中一定要堅持文斗，不用武斗，因為武斗只能觸及人的身體，不能觸及人的靈魂。只有堅持文斗，不用武斗，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才能斗出水平來，才能真正達到教育人民的目的。應該分析，武斗絕大多數是少數別有用心的資產階級反動分子挑動起來的，他們有意破壞黨的政策，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降低黨的威信。凡是動手打人的，應該依法處之。”把戴高帽子、打花臉、游街全列為武斗之列，明令禁止。　　

然而，新官僚和利益既得者，為了他們的權力和利益，利用他們掌握政權系統的優勢，在運動初的五十多天里，派出工作組進駐各大、中、小學，各單位，轉移斗爭大方向，目標對準學生、教師和群眾，把對官僚的斗爭改變為對群眾的斗爭。在受到毛主席的嚴厲批評后，工作組雖然退出，但他們更是變本加厲，為了對付群眾造反組織，他們利用政權機構的合法性，自上而下，拉攏受蒙蔽的群眾，組織起保皇派（或稱保守派。為混淆視聽，掩護身份，對外偽稱造反派），如由高干子弟為主組成的“聯動”最為有名，他們上行下效，私攜槍支，甚至公然搶劫槍支，挑動群眾斗群眾，制造了無數血案。使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初衷（詳見《文革十六條》，附后）不能順利實現。　　

我所在的一個縣城，站在群眾造反派一邊的是建國至今口碑最好的Y書記（Y書記是在“四清”時來到我縣，以工作勤勉，嚴以自律贏得人們的尊重。當時，他已肝病在身，糧店為照顧他的身體，在粗細糧搭配上，多給了細糧的比例，也被他主動退回，重新調配），而站在保皇派一邊的是F書記。運動中，雙方允許對方把Y書記或F書記帶走批斗，而批斗的形式則完全不同。Y書記在斗爭中嚴格執行“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政策，在被批斗的間隙，仍召開群眾大會，主持槍支的收繳工作，以保證運動平穩、有序地進行。而保皇派則為了維護已得的權力，利用原有的官僚機制，上下一條線，結黨營私，組織嚴密，對造反群眾和黨的干部有預謀地實行“殘酷斗爭，無情打擊”。在Y書記主持下，槍支順利收繳，存入縣人民武裝部后，保皇派公然搶劫，然后，帶著搶來的槍支，攔路劫車，制造混亂。保皇派在批斗病中的Y書記時，殘忍地把幾十斤重的木制井蓋掛在他頸上，使他直不起腰來，并伴以毆打，最終，Y書記被活活折磨致死。

“對Y書記，他們是打牌（注：預謀）要把他整死！”親歷者在回憶時喃喃自語，話語中，充滿了對Y書記的思念和惋惜，又有對滄海桑田的無奈和超然。

而善良的群眾造反派遵照Y書記傳達的中央指示精神，對F書記的批斗則一直是以“文斗”的方式進行的，采取辯論和說理的斗爭，最激烈時，也不過掛一紙牌，直至運動結束，F書記仍安然無恙。

文化大革命的歷史依然塵封，現今所知不過冰山一角，尚待后人繼續探幽。然據此一例，孰善孰惡，孰優孰劣，孰公孰私，不言自現，昭昭日月。

文化大革命出現混亂的原因，一是與歷次社會革命一樣，必然出現的動蕩；其次，是毛主席自建國以來，一直利用政權系統，自上而下地進行溫和的文化革命而不得其果——特別是自上而下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四清運動）的失敗，而被迫采取自下而上的人民運動使然；但更重要、更直接的原因則是反動官僚的瘋狂反撲，他們利用國家機器嚴密調度，而毛主席則由于他們的阻撓，與人民群眾的聯系出現了困難。

雖然如此，根據毛主席當初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文化大革命是無可辯駁的取得了勝利，打碎了官僚系統，代之以新的、富有朝氣的國家機器——各級革命委員會，在世界上樹一廉潔政府的楷模，不同意識形態的人們也稱贊有加，世界各地群起效仿，風起云涌。針對封建等級文化、資產階級的自私自利文化，人們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改造，“造反有理”，“大公無私”，“狠斗私字一閃念”，“靈魂深處鬧革命”，“以斗爭求團結”等等社會主義文化（毛澤東文化）已深入人心，“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也寫入憲法，各級干部克己奉公，人民群眾心情舒暢，真正實現了“集中指導下的民主，民主基礎上的集中”， 國家形象、社會風氣、人民的精神面貌都煥然一新。

把文化大革命定義為十年，是極不科學，極不負責任的。文化大革命1966年開始，到1968年革命委員會成立之后，新的國家機器正常運轉，學生正常上課，工農業正常生產，已標志了文化大革命的結束，僅僅三年時間（由于高層官僚的頑抗，與毛主席預計的幾個月出入頗大）。國外研究者多執此說。

如果說，伴隨著國內文化大革命，毛主席發動了持續十年的“國際文化戰爭”，倒也確切。針對美帝國主義的封鎖，針對蘇聯修正主義的背叛，在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發展戰略下，毛主席以他獨特的方式，偉大的氣魄，同時向兩強開戰。一句“美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逗惱了美利堅，他們繼朝鮮失利之后，又在越南發動了志在侵華的越南戰爭，投入兵力達52萬之眾（遠遠超過朝鮮戰爭），然而，又一句“不準美國軍隊越過北緯17度線”的警告，使美國戰機在16度線便頻頻報警，終其戰爭結束，不敢越雷池一步。面對中蒙、中蘇邊境的蘇方130萬大軍，毛主席一面號召全國人民“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六億神州六億兵，萬里江山萬里營”，嚴陣以待。一面“九評”蘇修，以他辛辣的文筆，把蘇聯修正主義對馬克思、對列寧的背叛，對社會主義的背叛，展現在世界人民面前。又在唇槍舌劍的同時，戲劇性地開放軍事運輸線，讓蘇聯把源源不斷的軍用物資，通過中國境內運往越南，有力地支援了越南人民的抗美戰爭。

越南戰爭，從目種意義上說，也是世界兩霸的戰爭，而指揮者則是毛澤東，運用的則是毛澤東文化。

這場持續十年的“國際文化戰爭”的結果，使美蘇兩霸一和一退。美利堅為了盡快從越南抽身，尼克松（在資本主義世界，尼克松也不失是一位偉人）匆匆來華，乞要毛澤東不出兵東南亞的承諾（其實，也是多此一舉，毛澤東只輸出文化，不輸出戰爭），結束了長達20余年的冷戰，與中國簽訂了震動世界的《上海公報》；蘇聯在中國鮮明的反帝立場下，在中國人民的同仇敵愾下，在中國國際地位的悄然變化中（冷戰期間，在毛主席的指示下，中國廣交第三世界朋友，到1970年代，中國已是“朋友遍天下”），為保徒有虛名的社會主義陣營老大的交椅（實是無隙可乘、無利可圖），130萬大軍也偃旗息鼓、逐漸撤離；中國則在美蘇兩霸的夾縫中，異軍突起，變兩霸為三極，領軍世界。代價也不過是磨禿了幾許筆尖，浪費了幾許紙張。而全國人民則渾若不覺，無罹戰爭之苦。

古人說：“主事日成，而人不知；主兵日勝，而人不畏也……主兵日勝者，常戰于不爭不費，而民不知所以服，不知所以畏，而天下比之神明”。這是對毛澤東文化的最好詮釋。這就是毛澤東文化的魅力，這也是東方文化之謎。毛主席在接見尼克松時，曾幽默地說：“我這個人說話像放空炮”，那是一種自豪。有人卻在學舌，“我們都放了很多空炮”，卻是無知和自賤。

如果說，1927年9月——1949年10月，22年時間，他以獨特的毛澤東文化，戰勝了日本帝國主義和國民黨蔣介石，使中國人民站起來了。那么，1949年10月——1972年2月，又是一個22年，他仍以獨特的毛澤東文化，從容地左右著國際局勢，使中華民族雄立于世界，受到世界人民（包括不同意識形態的人們）的尊重，成為國際上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至此，毛澤東文化也達到了有史以來人類文明的最高境界——升華為毛澤東主義。

毛主席在治國方面一向嚴謹，對于文化大革命，他曾預言“過七、八年再來一次”，絕非妄說，那是對人性的洞察之言。家父經歷了毛澤東時代，他在病榻上告訴我：“那時，幾年一個運動，干部都很清廉，以勤公為榮，以貪腐為恥。后期，行賄受賄之風漸有抬頭”。而1969——1976，剛好八年，可惜，他老人家已離我們而去。否則，經歷二至三個文化大革命（也就是二十多年時間），阻力將一次次減小，時間將一次次縮短，運動將一次次溫和，毛澤東文化和社會主義道德將順利地根植于中國大地，開一代史無前例的盛世，譜寫人類文明的新篇章。

毛主席對封建的小農文化可能對社會主義文化和國家的危害深深憂慮，對資本主義可能對中國的顛覆深深憂慮。1965年，對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說：“我為什么把包產到戶看得那么嚴重？中國是個農業大國，農村所有制的基礎如果一變，我國以集體經濟為服務對象的工業基礎就會動搖，工業產品賣給誰嘛！工業公有制有天也會變，兩極分化快得很。帝國主義從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對中國這個大市場弱肉強食，今天他們在各個領域更是有優勢，內外一夾攻，到時候我們共產黨怎么保護老百姓的利益，保護工人、農民的利益？！怎么保護和發展自己民族的工商業，加強國防？！中國是個大國、窮國，帝國主義會讓中國真正富強嗎？那別人靠什么耀武揚威？！仰人鼻息，我們這個國家就不安穩了……我們這樣的條件搞資本主義，只能是別人的附庸。帝國主義在能源、資金等許多方面都有優勢。美國對西歐資本主義國家既合作又排擠，怎么可能讓落后的中國獨立發展，后來居上？過去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資本主義道路，我看還是走不通。要走，我們就要犧牲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這就違背了共產黨的宗旨。國內的階級矛盾、民族矛盾都會激化，搞不好，還會被敵人利用。”

看到這段話，我哽咽了，淚水盈眶。這是毛主席在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前夜，憂國憂民的真情流露，正是這些憂慮，更加堅定了他為祖國、為人民不惜背水一戰的決心。他曾說：“吾人惟有主義之爭，而無私人之爭。主義之爭，出于不得不爭，所爭者主義，非私人也。私人之爭，世亦多有，則大概是可以相讓的。”毛澤東的胸懷，毛澤東的睿智，日月可鑒！中國30年的變化，印證了老人家的憂慮。　　

毛澤東以自己超人的睿智和博大的胸懷，在艱難中，把國家導入正途，并以幾代人的努力，積累了豐厚的精神財富和物質財富，在中華民族將要騰飛之時，卻帶著對祖國和人民深深的眷戀，離開了我們。　　

他的離去，使世界黯然失色，各國人民以不同方式紛紛悼念，聯合國降旗致哀，100多個不同意識形態的國家元首發來了唁電，表示深深的敬意和哀悼。如此的尊崇，使毛澤東成為有史以來第一人，這也是中國人民的驕傲。　　

中國的潘多拉打開了魔盒。從此，中國大地上群魔亂舞，他們與帝國主義內外勾結，卑躬屈膝，崇洋媚外。瘋狂地攻擊和腐蝕共產黨，瘋狂地鯨吞著國家的資源和人民的財富。致使在國際上，國防受挫，經濟受制，外交受辱，險象環生；在國內，環境受損，資源枯竭，貧富分化加劇，各類矛盾激增。中國由世界一極的國際領軍地位下墮到美帝國主義的跟班。我深居底層，在與人們的交往中，聽到最多的一句話是“現在的社會，唉！”一聲“欸乃”，包含了無數的言語，無盡的辛酸。這些，都是背離毛澤東思想，背離毛澤東文化的直接惡果。　　

時間在不停地前行，毛澤東和第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成為歷史，文化大革命的親歷者也大都作古，幸存者也已過耳順之年。然而，對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的攻擊、污蔑卻噪聲不減，這更加證明了毛澤東人格、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毛澤東所行的是“損有余而補不足”，是行天之道，是強國之道。而宵小們所行的則是“損不足以奉有余”，是反人類之道，是禍國之道；也證明了毛主席階級斗爭理論的英明，這是兩個階級的斗爭，它深深地影響著國運。

“沒有偉人出現的民族，是可憐的生物之群；有了偉人出現而不珍惜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奴隸之邦。”30年的教訓，使中國人民已經覺醒，他們重溫毛澤東文化，重舉階級斗爭的利器。毛澤東思想已重現天安門，再行長安街。在重慶，無產階級的精英薄熙來、王力軍已率先發起了向資產階級反擊的第一個戰役。毛澤東，毛澤東的斗爭哲學，文化大革命理論將重新根植于中華大地，成為資改、政改者們不可逾越的障礙。80后、90后的崛起，已是明證，他們已開始研讀毛澤東文化，以武裝自己的思想，他們就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正在冉冉升起，他們是中國的希望！

小人即使踩著偉人的頭頂，依然是小人；而偉人踩著偉人的肩膀，將更加偉大。以中外先哲特別是以馬克思主義為基礎的毛澤東文化——毛澤東主義已成為人類文明史上一座永恒的豐碑，任何宵小的指謫，都絲毫無損她的豐采！

應當指出，人心深處，善惡并存。封建文化、資本主義文化只能無止境地誘發人心深處的假、丑、惡，而毛澤東文化則以無限的魅力，無限升華人們心靈深處的真、善、美。

如果用一句話來分別概括三種文化，那么，封建文化是尊卑上下，資本主義文化是自私自利，社會主義文化（毛澤東文化）則是大公無私。稍作觀察，即可發現，社會活動中求榮反辱、求上反下的往例比比皆是，不勝枚舉；而不顧公德，損人利己的資本主義文化，讓個人在無厭地攫取利益的同時，也遭到社會和人民的唾棄，并激化社會矛盾；只有毛澤東文化化育的人們，在社會活動中先公后私、先人后己，方能成為中流砥柱，贏得世人的尊重，營造一個和諧發展的空間，真正實現共同富裕，國家強盛，人類大同。

毛澤東文化是人類發展的方向。

為了祖國的強盛，為了人民的幸福，讓我們高舉起毛澤東主義的大旗，弘揚毛澤東文化，團結一切進步力量，包括資產者的有識之士（歷史證明，雖然在主動或被動打開國門之時，漢奸生生不息，但也不乏各階層的愛國志士，在國家危難之時，與無產者一起，捐棄前嫌，前仆后繼，共赴國難），共克時艱，迎接社會主義的偉大復興！迎接中華民族的崛起！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永垂不朽！

毛澤東文化與人類同在！

后記　　

首先，要感謝科技進步，感謝互聯網，更要感謝烏有之鄉和廣大網友，半年來，很多知識都來自于網友，如撥云澄霧，使我一陋鄉小民，開拓眼界，受益頗多。　　

毛澤東文化博大精深，文中所述，只是一管之見，如有不妥之處，望網友指正。　　

其次，需要說明一下，就像當年受媒體誤導，懷疑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是為了個人爭權，但仍不失對毛主席的敬重一樣，對劉xx同志和鄧xx同志在戰爭年代做出的貢獻也肅然起敬，他們也希望國家強盛。但對他們的理論不敢認同。以他們的學識之高、經歷之豐、功勞之大、地位之重，尚且有此言論和行為，更加說明了封建文化和資本主義文化文化對人們的影響之巨，說明了建立新的先進文化的迫切。　　

另，希望有良知的文化大革命的親歷者（不分立場），能揭秘武斗的真正原因，還原那段歷史的真貌。　　

特此說明　　

陋縣小民　　

2010年1月12日　　

附：《文革十六條》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　　

                           （1966年8月8日）　　

一、社會主義革命的新階段　　

當前開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是我國社會主義革命發展的一個更深入、更廣闊的新階段。毛澤東同志在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說過，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作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實踐證明，毛澤東同志的這個論斷是完全正確的。資產階級雖然已被推翻，但是，他們企圖用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來腐蝕群眾，征服人心，力求達到他們復辟的目的。無產階級恰恰相反，必須迎頭痛擊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領域里的一切挑戰，用無產階級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來改變整個社會的精神面貌。在當前，我們的目的是斗跨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筑，以利于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　　

二、主流和曲折　　

廣大的工農兵、革命的知識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這場文化大革命的主力軍。一大批本來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闖將。他們有魄力、有智慧。他們用大字報、大辯論的形式，大鳴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堅決地向那些公開的、隱蔽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進行了進攻。在這樣大的革命運動中，他們難免有這樣那樣的缺點，但是，他們的革命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這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主流。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在沿著這個大方向繼續前進。　　

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會有阻力。這種阻力，主要來自那些混進黨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同時也來自舊的社會習慣勢力。這種阻力目前還是相當大，相當頑強的。但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畢竟是大勢所趨，不可阻擋。大量事實說明，只要群眾充分發動起來了，這種阻力就會迅速被沖垮。　　

由于阻力比較大，斗爭會有反復，甚至可能有多次反復。這種反復，沒有什么害處。它將使無產階級和其它勞動群眾，特別是年輕一代，得到鍛煉，取得經驗教訓，懂得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　　

三、“敢”字當頭，放手發動群眾　　

黨的領導敢不敢放手發動群眾，將決定這場文化大革命的命運。目前黨的各級組織，對文化革命運動的領導，存在著四種情況。　　

（一）能夠站在運動的最前面，敢于放手發動群眾。他們是“敢”字當頭、無所畏懼的共產主義戰士，是毛主席的好學生。他們提倡大字報、大辯論，鼓勵群眾揭露一切牛鬼蛇神，同時也鼓勵群眾批評自己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這種正確領導就是由于突出無產階級政治，由于毛澤東思想領先。　　

（二）有許多單位的負責人，對于這場偉大的斗爭的領導，還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因而處于軟弱無能的地位。他們是“怕”字當頭，墨守舊的章法，不愿意打破常規，不求進取。對于群眾的革命新秩序，他們感到突然，以致領導落后于形勢，落后于群眾。　　

（三）有些單位的負責人，平時有這樣那樣的錯誤，他們更是“怕”字當頭，怕群眾起來抓住他們的辮子。實際上，他們只要認真進行自我批評，接受群眾批評，是會被黨和群眾諒解的。不這樣做，就會繼續犯錯誤，以致成為群眾運動的絆腳石。　　

（四）有些單位是被一些混進黨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把持著。這些當權派極端害怕群眾揭露他們，因而找各種借口壓制群眾運動。他們采用轉移目標、顛倒黑白的手段，企圖把運動引向斜路。當他們感到非常孤立，真混不下去的時候，還進一步耍陰謀，放暗箭，造謠言，極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打擊革命派。　　

黨中央對各級黨委的要求，就是要堅持正確的領導，“敢”字當頭，放手發動群眾，改變那種處于軟弱無能的狀態，鼓勵那些有錯誤而愿意改正的同志放下包袱，參加戰斗，撤換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把那里的領導權奪回到無產階級革命派手中。　　

四、讓群眾在運動中自己教育自己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辦代替的辦法。　　

要信任群眾，依靠群眾，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亂子。毛主席經常告訴我們，革命不能那樣雅致，那樣文質彬彬，那溫良恭儉讓。要讓群眾在這個大革命運動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識別那些是對的，那些是錯的，那些作法是正確的，那些作法是不正確的。　　

要充分運用大字報、大辯論這些形式，進行大鳴大放，以便群眾闡明正確的觀點，批判錯誤的意見，揭露一切牛鬼蛇神。這樣，才能使廣大群眾在斗爭中提高覺悟，增長才干，辨別是非，分清敵我。　　

五、堅決執行黨的階級路線　　

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當領導的要善于發現左派，發展和壯大左派隊伍，堅決依靠革命的左派。這樣，才能夠在運動中，徹底孤立最反動的右派，爭取中間派，團結大多數，經過運動，最后達到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眾。集中力量打擊一小撮極端反動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充分地揭露和批判他們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罪行，把他們最大限度地孤立起來。　　

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注意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同擁護黨和社會主義，但也說過一些錯話，作過一些錯事或寫過一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的人，嚴格區別開來。　　

注意把資產階級的反動學閥、反動“權威”，同具有一般的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的人，嚴格區別開來。　　

六、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　　

必須嚴格分別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是人民內部矛盾，還是敵我矛盾？不要把人民內部矛盾搞成敵我矛盾，也不要把敵我矛盾搞成人民內部矛盾。　　

人民群眾中有不同意見，這是正常現象。幾種不同意見的爭論，是不可避免的，是必要的，是有益的。群眾會在正常的充分的辯論中，肯定正確，改正錯誤，逐步取得一致。　　

在辯論中，必須采取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對于持有不同意見的少數人，也不準采取任何壓服的辦法。要保護少數，因為有時真理在少數人手里。即使少數人的意見是錯誤的，也允許他們申辯，允許他們保留自己的意見。　　

在進行辯論的時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在辯論中，每個革命者都要善于獨立思考，發揚敢想、敢說、敢做的共產主義風格。革命的同志，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不要在枝節問題上爭論不休，以便加強團結。　　

七、警惕有人把革命群眾打成“反革命”　　

有些學校、有些單位、有些工作組的負責人，對給他們貼大字報的群眾，組織反擊，甚至提出所謂反對本單位或工作組領導人就是反對黨中央，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就是反革命等類口號。他們這樣做，必然要打擊到一些真正革命的積極分子。這是方向的錯誤，路線的錯誤，決不允許這樣做。　　

有些有嚴重錯誤思想的人們，甚至有些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利用群眾運動中的某些缺點和錯誤，散布流言蜚語，進行煽動，故意把一些群眾打成“反革命”。要謹防扒手，及時揭穿他們耍弄的這套把戲。　　

在運動中，除了確有證據的殺人、放火、放毒、破壞、盜竊國家機密等現行反革命分子，應當依法處理外，大學、專科學校、中學和小學學生中的問題，一律不整。為了防止轉移斗爭的主要目標，不許用任何借口，去挑動群眾斗爭群眾，挑動學生斗爭學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運動的后期酌情處理。　　

八、干部問題　　

干部大致可分為以下四種：　　

（一）好的。　　

（二）比較好的。　　

（三）有嚴重錯誤，但還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　　

（四）少量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　　

在一般情況下，前兩種人（好的，比較好的）是大多數。對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要充分揭露，要斗倒，斗垮，斗臭，肅清他們的影響，同時給以出路，讓他們重新做人。　　

九、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文化革命代表大會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開始涌現了許多新事物。在許多學校、許多單位，群眾所創造的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等組織形式，就是一種有偉大歷史意義的新事物。　　

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文化革命代表大會是群眾在共產黨領導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組織形式。它是我們黨同群眾密切聯系的最好的橋梁。它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權力機構。　　

無產階級同過去幾千年來一切剝削階級遺留下來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的斗爭需要經歷很長很長的時期。因此，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文化革命代表大會不應當是臨時性的組織，而應當是長期的常設的群眾組織。它不但適用于學校、機關，也基本上適用于工礦企業、街道、農村。　　

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和文化革命代表大會的代表的產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樣，必須實行全面的選舉制。候選名單，要由革命群眾充分醞釀提出來，在經過群眾反復討論后進行選舉。　　

當選的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和文化革命代表大會的代表，可以由群眾隨時提出批評，如果不稱職，經過群眾討論，可以改選、撤換。　　

在學校中，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文化革命代表大會，應該以革命學生為主體，同時，要有一定數量的革命教師職工的代表參加。　　

十、教學改革　　

改革舊的教育制度，改革舊的教育方針和方法，是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個極其重要的任務。　　

在這場文化大革命中，必須徹底改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　　

在各類學校中，必須徹底貫徹執行毛澤東同志提出的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方針，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面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　　

學制要縮短。課程設置要精簡。教材要徹底改革，有的首先刪繁就簡。學生以學為主，兼學別樣。也就是不但要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隨時參加批判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的斗爭。　　

十一、報刊上點名批判的問題　　

在進行文化革命群眾運動的時候，必須把對無產階級世界觀的傳播，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傳播，同對資產階級和封建階級的思想批判很好地結合起來。　　

要組織對那些有代表性的混進黨內的資產階級階級代表人物和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進行批判，包括對哲學、歷史學、政治經濟學、教育學、文藝作品、文藝理論、自然科學理論等戰線上的各種反動觀點的批判。　　

在報刊上點名批判，應當經過同級黨委討論，有的要報上級黨委批準。　　

十二、關于科學家、技術人員和一般工作人員的政策　　

對于科學家、技術人員和一般工作人員，只要他們是愛國的，是積極工作的，是不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是不里通外國的，在這次運動中，都應該繼續采取團結、批評、團結的方針。對于有貢獻的科學家和科學技術人員，應該加以保護。對他們的世界觀和作風，可以幫助他們逐步改造。　　

十三、同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相結合的部署問題　　

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單位和黨領導機關，是當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重點。　　

文革使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更加豐富、更加提高了。必須把兩者結合起來進行。各地區、各部門可以根據具體情況進行部署。　　

在農村和城市企業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地方，如果原來的部署是合適的，又做得好，就不要打亂它，繼續按照原來的部署進行。但是，當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提出的問題，應當在適當的時機，交給群眾討論，以便進一步大興無產階級思想，大滅資產階級的思想。　　

有的地方，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為中心，帶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清政治、清思想、清組織，清經濟。這樣做，如果那里黨委認為合適，也是可以的。　　

十四、抓革命，促生產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項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只要充分發動群眾，妥善安排，就能夠保證文化革命和生產兩不誤，保證各項工作的高質量。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國社會生產力發展的一個強大的推動力。把文化大革命同發展生產對立起來，這種看法是不對的。　　

十五、部隊　　

部隊的文化革命運動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按照中央軍委和總政治部的指示進行。　　

十六、毛澤東思想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行動指南　　

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實行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要在廣大工農兵、廣大干部和廣大知識分子中，開展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運動，把毛澤東思想作為文化革命的行動指南。　　

各級黨委，在這樣錯綜復雜的文化大革命中，更必須認真地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別是要反復學習毛主席有關文化革命和黨的領導方法的著作，例如，《新民主主義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關于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黨委會的工作方法》。　　

各級黨委，要遵守毛主席歷來的指示，貫徹執行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先做學生，后做先生。要努力避免片面性和局限性。要提倡唯物辯證法，反對形而上學和煩瑣哲學。　　

在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領導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必將取得偉大的勝利。　　

（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　《人民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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