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說：中國的教育革命比美國人所能了解的意義更為偉大，將為中國的科學和技術發展帶來更長遠的利益。舊的教育思想脫離群眾，脫離實踐，所以必須改革。新的師生關系注入了同志感情，比以往更親近。大學生入學前經過一段實際工作鍛煉，念起書來興趣高，干勁大。中國教育革命非常富有創造性和啟發性
【本刊訊】香港《七十年代》最近出版一本中國血統的美國人訪華后在美國《新中國》、《驚蟄》、《柏城青苗》等刊物上發表的訪華文章匯編；香港《文匯報》也陸續刊登去年以來訪問過中國的外國人士的訪華文章。這本匯編和這些文章的內容都是對中國教育革命和對當前教育革命大辯論的感想，摘載如下：楊振寧（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物理學教授）說：“當我在北京訪問我曾就讀過的中學時，我發現他們非常強調學生應該學習生產勞動。學生在農忙時下鄉幫助農民播種或收割。學校本身設有車間，學生可以做各種體力勞動。我要強調的是，這種精神是一項偉大的革命變革，比美國人所能了解的意義更為偉大。在舊中國，不但學生沒有法子接近任何工廠或農場，甚至有這種想法也會被人認為有損讀書人的尊嚴。”“我想中國的新精神是直接針對這種傳統的；我發現這方面已有令人驚異的改變。整個人生觀都變了。對現代科學來說，這種變化有深遠的意義。”
“科學家的態度也已經完全改變了。他們認為下鄉工作是一種自我教育的重要過程，而且受過高級訓練的研究人員也真的感覺到社會是工人勞動的成果。這種新態度在舊中國是完全沒有的；在美國也不會找到。中國的科學家都愿意有下鄉工作的機會，下鄉去的也是滿懷熱忱。令人印象頗深的是，我在中國遇到的科學家的個人抱負同國家的寄望極為一致。”
“我在參觀中山大學的光學實驗室時看見很多房間都堆滿激光儀器、線路、玻璃管，都好象是亂七八糟的，……那些儀器也并不精致。但是我看得很清楚，在這個有機的環境下，將會有一群激光科學家涌現出來，他們知道與這個專業有關的一切知識，也明白外國人所探討的那些問題存在的真正原因。我看，這個哲學將為中國的科學和技術發展，帶來更長遠的利益。”吳健雄、袁家騮（兩人都是物理學家，吳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袁在美國布魯希文國立實驗所擔任研究工作）說：“在中國最使人注意的是，他們提倡‘老、中、青三結合’和‘教學、科研與生產工廠的掛鉤’。老、中、青三結合是利用老年人的智慧和經驗，中年人的學識和干勁，與青年的朝氣和創造力。這種三結合在中國現在的情形之下，是特別需要的。關于教學、科研與生產工廠掛鉤的成效更大而且顯著。一方面替工廠解決了許多重要問題，不但使生產量增加，而且提高了工業生產的水準，同時學生亦得到許多實際經驗和解決問題的訓練。”
“一個工業落后的國家要趕上工業先進的國家，這種群策群力、自力更生似乎是最有效力的步驟。在各處參觀時我們看到許許多多顯著的成例。不僅是物理學應用于工業生產上，其他的例子如生理化學、有機化學、工業化學和藥品制造等都有。這是因為在社會主義的國家，科學上發展的目標必須是為人民服務。在中國對于基本科學的發展極為重視，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對于這個問題極為關懷。”任之恭（微波物理學家，美國約翰霍布金斯應用物理研究中心副主任）說：“教育改革雖有若干成效，但還不徹底，原因是中國受了兩千多年禮教的影響，儒家思想已根深蒂固，許多人在不知不覺中都受到束縛。……儒家思想被各朝代尊祟的結果，使得‘學而優則仕’的孔丘說法變成天經地義。”
“舊的教育思想是專為培養少數知識分子，教育（尤其高等教育）的所在地，就是西洋人所謂象牙塔，……知識分子高高在上，不知塔外有何事，也不肯下塔來。很明顯，這種教育絕對脫離群眾，所以必須改革。改革的方向是應當朝著毛主席的思想：教育應為群眾服務。”
“通過教育革命師生關系也與以前不同了。根據舊習慣，老師教，學生學，一個是處于把知識輸出的地位，一個是處于接受教育的地位。老師可以用考試、分數來嚇人，學生養成死記書本的習慣。”
“但是現在師生都應互教互學，并同吃、同住、同工作、同勞動，大家打成一片。”（下轉第四版）（上接第一版）田長霖（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教授）說：“我們特地參加了一堂課，叫‘評教評學’，這就是每一個或兩個星期，每一門課都有一個鐘點，讓學生和教員來一個互相批評，討論如何改進。……結果我們發現他們這樣做，空氣反而非常和諧，而且教員與學生之間距離縮短了，通過批評彼此都增加了了解。”
“（關于北航師生造飛機的事）使我很驚奇。因為我們知道，過去國內，甚至現在美國航空系的教授和學生，不要說造飛機，就是摸過飛機的，恐怕也很少。……只是在理論上不錯，但真的要造飛機的話，大家都有點怕。在中國過去這種理論和實踐脫節的情形就更嚴重。”
王浩（美國洛克菲勒大學教授，哲學和數理邏輯學專家）說：“文化大革命以后，一方面大學生改為工農兵學員，使新的知識分子進一步和工農兵認同，一方面鼓勵舊知識分子下鄉下廠，使他們在感情上和勞動人民更加接近。雖然在短期間不容易把勞心者和勞力者的差異消除，但努力的方向基本上總是盡量使勞心者和勞力者打成一片。”趙浩生（美國耶魯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專欄作家）說：“文化大革命對中國教育的影響不是混亂而是新生。文革對教育的最大影響，是教育宗旨變了，新的教育宗旨是根據毛主席的指示，即‘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
“自小學起，即著重訓練基本勞動技能，實行廠校掛鉤或建立校辦工廠，以求德、智、體的平均發展。”
“教學方法也變了，過去是注入式，現在是啟發式。過去，教授教完就完，現在是教會為止。……工、農、兵子弟上大學，他們學習不是為自己，是受黨的委托而接受大學教育。……新的師生關系注入了同志感情，比以往更親近。”
東陽（美國得克薩斯州立大學研究生）說：“學生在入學前都是經過一段時間的實際工作鍛煉的。比如，一位建筑系的女同學，就是高中畢業后當了二年多的建筑工人才來的，對房子的各方面都已有經驗，念起來興趣高，干勁大。”陳省身（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教授，著名數學家）說：“教育上與往日最大的不同就是：教授們不再自以為每件事都懂，而全權決定課程和內容了。學校里的許多計劃、課程的安排，都是由學生和教師們不斷討論的。”“從我和那里教授們的談話中，我覺得他們為曾去公社勞動感到很自豪。”
韓瓊（美中人民友好協會主席韓丁的女兒，生長在中國，一九七一年回美，現在就讀于賓州大學）說：“（文革前）學校里的校長、教師，基本上是舊社會培養出來的知識分子，……這些人對革命有好感，贊同新社會制度，但在教育思想上卻有不少陳舊的地方，‘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思想還是很普遍的。他們認為工農子弟很臟，還是知識分子的孩子可愛。教師不但不幫助這些工農子弟，反而冷眼相看。在這種情況下，若教育不做基本上的改革，到頭來還是為一小撮人服務，中國就沒有出路。”皮埃爾·姆弗拿（一九七五年來華的瑞士學生訪華團團長）說：“中國在縮小城鄉之間差別這方面，實行了有效的方法。例如在教育方面，盡量做到城市和農村的教育服務一致。農村缺乏教員，就從城市派人去。我們在無錫太湖參觀時，見到很多從城市來的教師。他們不怕辛苦，劃船到戶，教孩子們讀書。一些公社自己又開辦了農業學校，盡量提高農村的文化水平。為了縮小城鄉差別，不少朝氣蓬勃的中學和大學畢業生被鼓勵到農村去。”“要縮小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之間的差別，要在兩方面一起著手：一方面使勞動人民的文化水平提高，另一方面又要使知識分子與生產勞動結合起來。”杜蓮·達文（英國約克大學歷史系講師，曾于一九六三年至六五年在北京工作，一九七五年再到北京工作，一九七六年二月回國）說：“北京廣播學院的學生（文革前）多從高中畢業生里挑選，很少工農兵學員。這些學生政治覺悟不高，對自己學習的目的很不清楚。文化大革命后，北京廣播學院的學員來自工農兵，他們的政治覺悟高，對國內及世界的知識豐富，他們明確地認識到讀書的目的是為工農兵服務，因此學習情緒很高。由于他們不是讀死書，經常參加勞動實踐和體育活動，體格很強壯。”
凱利（新西蘭教育部中等教育司長，今年三月訪華）說：“中國的教育革命非常富有創造性和啟發性。”“這次訪華使我看到中國教育領域中出現的許多新生事物，我對中國大中小學采取開門辦學的政策印象相當深刻。而且，教育革命強調理論必須與實踐相結合，他們的理想是把學生培養成具有社會主義覺悟、有文化的勞動者。”“在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政策是非常必要的，因為知識青年除了向農民學習外，還可以在發展農業上作出應有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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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shij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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